约翰从冰箱里取出冻羊肉，煮好咖啡，坐了下来，面对草莓果酱保证用料纯净的标牌，孤独地吃着一个人的晚餐。天降的福祉已经消退不见了，眼前的炖肉和加入了鞋油一样的棕色调料的沙拉，都成了他逝去的幸福中唯一值得回忆的幻影。他的家庭已经四分五裂。一个扁桃腺脓肿的丈母娘把他的家庭守护神赶到了九霄云外。吃过这顿冷冷清清的晚饭后，约翰在一扇临街的窗户前坐了下来。
他开始收拾屋子，尽其所能地把屋子收拾干净。他碰到她的衣物时，某种类似恐惧的感觉悄悄掠过心头。他还从来没有想过，生活中没有了凯蒂，一切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她已经完完全全融入了他的生活，就像他呼吸的空气——时刻都不能缺少，但又难以察觉。现在，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她突然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她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当然，这种状况持续不了几天，最多不过一两个星期而已，但对他而言，死神的手似乎已经伸出，威胁着他安全无虞、宁静和谐的家庭。
他连抽烟的心情都没有了。窗外的城市，灯光璀璨，一片喧嚣，召唤着他加入放荡而愉悦的舞蹈。这个夜晚是属于他的。他可以不受任何盘问，放心大胆地出门，可以像放荡的单身贵族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拨弄着寻欢作乐的琴弦。他可以随心所欲，开怀畅饮，通宵达旦地尽情玩乐，而且，不会有凯蒂在怒气冲冲地等着他，夺走给他带来欢乐的酒杯。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和那帮狐朋狗友到麦克柯洛斯基家里去打台球，直到玩到曙光女神的光辉使电灯泡的光芒暗淡昏黄。每当他对弗洛格摩尔公寓里的生活感到了厌倦的时候，他总觉得婚姻是束缚它的绳索。现在，绳索松开了，凯蒂不在了。
她做饭时总穿在身上的红底黑点的宽松外衣，现在正松松垮垮地搭在椅背上。她日常穿的衣服也都在情急之间被东一件、西一件地扔得到处都是。一小纸袋她最爱吃的奶油糖果被丢在那里，袋口都没有打开。一份日报散放在地板上，上面印着火车时刻表的地方被剪去了，留下一个四四方方的口子，像张开的大嘴。屋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在述说着一种缺憾，好像失去了元气，这些物品的生命和灵魂也都已经分离。约翰·帕金斯站在这堆毫无生气的遗留物中间，心里不由得生起一种难以名状的凄凉与哀伤。
约翰·帕金斯并不习惯对自己的情感进行分析。然而，当他坐在那间没有了凯蒂的十英尺宽、十二英尺长的客厅里时，他一下子找到了使他坐立不安的主要原因。他现在知道，对于他的幸福而言，凯蒂是不可或缺的。日复一日、单调枯燥的家庭生活使得他对凯蒂的感情被消磨得麻木迟钝，如今，她突然离去，却把他的感情唤醒了。谚语、布道和寓言不早就喋喋不休地劝导我们：等到歌喉甜美的鸟儿飞走了，我们才会感到它歌声的可贵——或者，其他同样辞藻华丽而意义真切的话语，不也都说明了这个道理吗？
他们结婚两年来，他还从来没有和凯蒂分开过一个晚上。约翰目光呆滞地把字条读了一遍又一遍。他一成不变的生活出现了波折，这让他顿时不知所措。
“我真是个浑蛋加笨蛋，”约翰·帕金斯心中暗自埋怨道，“过去我一直是那样对待凯蒂的。我每天晚上都要出去打台球，还跟那帮狐朋狗友鬼混，而不肯待在家里好好陪她。可怜的姑娘，总是一个人留在家里，身边没人陪伴，形单影只，而我呢，又是那样对她。约翰·帕金斯，你真是个自以为是的大坏蛋。我一定要补偿我最爱的姑娘。我要带她出去，让她也高兴高兴。从现在起，我要跟麦克柯洛斯基那伙人一刀两断，不再来往。”
凯蒂草就
是啊，窗外这个喧嚣的城市在召唤着约翰·帕金斯跟随着莫摩斯酣畅起舞。在麦克柯洛斯基家里，他那帮朋友还在懒洋洋地玩着把台球撞进袋子里的游戏，悠闲地打发着夜间的时光。但是，无论是窗外的灯红酒绿，还是台球落袋的“咔嗒”声，现在都引诱不了帕金斯遭遇离弃的灵魂。妻子不在的痛楚使他悔恨不已，那曾经属于他、他却不曾珍惜的东西，已经离他而去了。现在，他是多么渴望着这种东西啊。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名为亚当的男人，被天使从果园里赶了出来，这与此时懊恼不已的帕金斯多么相似啊！
我刚刚接到电报，说我妈妈病得很重。我要搭乘四点三十分的火车。我哥哥山姆会到那边的车站接我。冰箱里还有冻羊肉。我希望这次她不是扁桃腺炎复发。记得要付给送奶工人五十美分。去年春天她就得过这病，而且病得很重。关于煤气表的事别忘了给煤气公司写信。你洗好的袜子放在最上面的抽屉里。明天我再给你写信。
约翰·帕金斯右手边有一把椅子。椅背上搭着凯蒂那件蓝色的衬衫式连衣裙，裙子还依稀保留着她的身形轮廓。衣袖的中部有些细细的褶皱，那是她为了使他舒适与愉快而辛勤挥臂时留下的印记，上面还散发着淡淡的风铃草的幽香。约翰拿起它，认真地、久久地注视着这件无法给出任何反应的薄纱衣服——凯蒂从来不会没有任何反应。泪水——没错，就是泪水——盈满了约翰·帕金斯的眼眶。她回来之后，一切都会有所不同，他要弥补他从前所有的疏忽。没有了她，生活又有什么意义呢？
亲爱的约翰：
忽然，房门打开了，凯蒂手里拎着一只小手提包走了进来。约翰傻傻地盯着她看。
煤气管的喷嘴上，一张折好的纸条被绳子吊了起来，非常醒目。约翰一把抓了过来。那是他太太留给他的便条，上面写着：
“哎呀！回到家里真高兴，”凯蒂说，“我妈妈病得并不重。山姆在车站接我，说她只是轻微地发作了一下，他们发完电报之后，她很快就没事了。因此我就搭了下一班车回来了。现在，我想喝杯咖啡，想得要死了。”
今天晚上，约翰·帕金斯走到门前时，他平凡的生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惊天剧变。没有凯蒂那个带着奶油糖果味道的热情的吻。三个房间看上去都是一片不详的混乱。她的衣物胡乱地散落在各处，鞋子扔在地板中央，卷发钳、带蝴蝶结的发带、睡衣、化妆盒都乱七八糟地堆在椅子和梳妆台上——这可不是凯蒂往日的作风。他看到梳子齿上还留着她卷曲的棕色头发，心头不由得一沉。她一定是处于某种异乎寻常的焦急与慌乱之中，因为她一向会把这些梳头时掉落的头发小心翼翼地收进壁炉架上那个蓝色的小瓶子里，等积攒够了就能编织成令人心动的女用发垫。
在弗洛格摩尔公寓的三楼正面的房间里，当生活的机器又“嗡嗡”作响，一切恢复到原来的秩序时，没有人听到齿轮转动的“咔咔”声响。原来有一条传动带滑脱，一根弹簧被碰歪了，现在齿轮一经调整，所有的轮子又沿着原先的轨道运转起来了。
最近一段时间，打台球成了约翰·帕金斯的习惯，他每天晚上都要玩到十点或十一点才回家。有时凯蒂已经睡了；有时她会一直等着，随时准备在她愤怒的坩埚里把婚姻的纯钢锁链再熔化一点儿镀层。有朝一日，爱神丘比特与他住在弗洛格摩尔公寓的受害者一起站到道义的法庭上时，约翰·帕金斯必须为这些事情负责。
约翰·帕金斯看了看钟，正好是八点一刻，他伸手去拿帽子，然后向门口走去。
“我想去麦克柯洛斯基那儿去，”他将这样回答，“跟那些家伙切几局台球。”
“现在，我倒想知道你要到哪儿去啊，约翰·帕金斯？”他太太用抱怨的语调问道。
“现在，我倒想知道你要到哪儿去啊，约翰·帕金斯？”
“我想去麦克柯洛斯基那儿去，”约翰回答道，“跟那些家伙切几局台球。”
约翰·帕金斯知道这些事情都会一一发生。而且，他还知道，八点一刻的时候，他就会打起精神，伸手去拿帽子，而他太太则会以抱怨的语调唠叨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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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蒂将等在门口，用一个热吻来迎接他，吻里还带着雪花膏和奶油糖果的味道。他将脱掉外衣，坐在一张简易拼装的长沙发上阅读晚报，报社的排字机可真是够戗，残杀了不少俄罗斯人和日本人(1)。晚饭会有一锅炖肉、一盘沙拉，其中还加入了“保证不会损害皮革”(2)的调料，以及炖大黄，还有一瓶草莓果酱——瓶身上的标牌大言不惭地注明用料纯净，果酱都为此脸红了。吃过晚饭，凯蒂会给他看碎布料缝制的被子上的新补丁，那补丁料子还是送冰的人从自己的活结领带底端剪下来给她的。到了七点半，他们会把报纸铺在家具上，用来接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灰泥碎屑，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楼上住着的胖子要开始做健身操了。八点整时，住在过道对面房间里的希基和穆尼——这个从来没有人邀请参加演出的歌舞杂耍组合，会带着醉意胡言乱语，开始幻想哈默斯坦(3)主动找上门来，拿着一份周薪五百美元的合同紧追不舍。于是他们在屋子里兴奋狂欢，掀翻椅子。接着，通风井对面的那位先生会拿出长笛，到窗前吹奏；每晚都会泄漏的煤气也偷偷溜到大街上嬉戏；楼层间运送食品的小型升降机会从架空滑轮滑出；公寓的守门人会再一次把柴诺维茨基太太的五个小孩赶过鸭绿江(4)；那位穿着香槟色鞋子的女士，会带着她那条长毛猎狗，轻快地走下楼梯，在她的门铃和信箱上面贴上她星期四使用的名字——弗洛格摩尔公寓每天晚上的例行事务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1) 指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
约翰慢悠悠地走向自己的公寓。他走得很慢，因为在他日常生活的词典中，不存在“或许”这类的字眼。对一个已经结婚两年、生活在一套公寓里的男人来说，没有什么事情能算得上意外惊喜，值得他期待。怀着忧郁无聊而又玩世不恭的心情，约翰·帕金斯一边走，一边自我预言着早已成定局的单调生活。
(2) 这原本是鞋油的广告用语。
一群市民就像绵羊一样争先恐后地挤出了车门，另一群市民也像绵羊一样争先恐后地挤上了车。叮当——叮当！曼哈顿高架铁道上运输牲口的车“咔嗒咔嗒”地开走了。约翰·帕金斯跟随着这伙从车厢中释放出来的羊群，挤在人潮中，走下了火车站的台阶。
(3) 哈默斯坦：奥斯卡·哈默斯坦，作曲家，创办了曼哈顿歌剧院。
“第八十一街——请让他们下车。”穿着蓝色制服的牧羊人高声叫道。
(4) “把柴诺维茨基太太的五个小孩赶过鸭绿江”：日俄战争时期，鸭绿江畔曾有激烈战争。柴考维茨基是俄罗斯人的姓，“公寓守门人”英文为“janltor”，与“日本人”（Japanese）首字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