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没错，’艾弗里太太说，‘这类事情我做过太多啦，有时候难免弄错。把这个案子做一个详细的备忘录给我，彼得斯先生，四天后再来。我估计到那时就办得差不多了。’
“‘亨伯尔，’我纠正她说，‘他要的位置是联邦法院的执法官。’
“我和安迪便回酒店去等着。安迪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捋着左面的胡子。
“‘好的，’她说，‘他的卡片上标有一个星号，说明他“随时乐于效劳”。再让我们看看，“年龄五十五；结过两次婚；长老会教徒；喜欢金发的姑娘、托尔斯泰的小说、打扑克和清炖甲鱼；喝三瓶酒就会情绪激动。”哦，’她接着说，‘我有把握让你的朋友布默先生受命成为驻巴西公使。’
“‘一个女人如此美艳动人又智慧超群，真是少见，杰夫。’他说。
“‘去西部混个官做很容易，’她说，‘让我看看，谁能替我们办成这件事。找准州的代表没什么用。我想，’她接着说，‘交给斯奈普参议员应该差不多，他是从西部什么地方来的。让我看看我的私人资料中他是个什么情况。’她说着，从书桌上标有‘斯’字的一格中取出了几张卡片。
“‘少得像是用神话中叫做埃比德米斯的鸟生出的蛋煎的蛋卷一样。’我说。
“我尽可能简短地把我们要为比尔办的事告诉了她，并且开了我们所能付出的价钱。
“‘一个这样的女人，’安迪说，‘能够使男人名利双收，地位显赫。’
“‘好吧，小伙子们，’她过了一会儿说，‘有什么事吗？’
“‘我怀疑，’我说，‘女人除了替男人按时做好一日三餐，或者散布流言飞语，说另一个竞争对手的老婆在商场偷过东西，她们还能在什么地方对男人的工作有所帮助？她们不适合做生意、搞政治，正如英国诗人阿尔杰农·查尔斯·斯温伯恩不适合在查克·康纳斯一年一度的舞会上担任司仪一样。我也知道，’我对安迪说，‘有时候，女人似乎是以她丈夫的政治事务代表身份出现，但结果又如何呢？举个例子来说，一个男人原本有一个不错的职务，在阿富汗驻外领事馆工作，或者在特拉华—拉瑞坦运河当闸门管理员。那又怎么样呢？总有一天，这个男人会看见他的太太穿上套鞋，把三个月的鸟食放在金丝雀的鸟笼里。“到苏福尔斯去吗？”他的目光中还抱有一线希望，问道。“不，亚瑟，”她回答，“到华盛顿去。我们在这里被埋没了，”她说，“你应当在圣布里奇特宫廷里做一名特派跟班，或者在波多黎各岛上当总门房。这件事让我来为你安排一下。”’
“她穿着一件领口很低、缀满银质亮片的衣服，戴着钻石戒指和耳坠。她香肩裸露，一手在接桌上的电话，另一手正端着一杯茶。
“‘于是这位太太，’我对安迪说，‘就带着她的行李和必需的资本，到华盛顿来应付当权的人物了。她的行李中还包括她十五岁时一位内阁阁员写给她的五打大同小异的信，利奥波德国王写给史密斯学会的一封介绍信，一套留有淡黄色印迹的粉色绸子衣服。’
“这位艾弗里太太让人一见就觉得心情舒畅，烦恼顿消。她的头发和二十元面值的黄金证券背面的颜色一样，她的眼睛湛蓝，她的美艳足以使《七月》杂志的封面女郎相形见绌，和她相比，她们不过是孟农加希拉煤船上的厨娘。
“‘哈，后来怎么样了呢？’我继续说，‘她把那些信件在同她衣服颜色相仿的晚报上发表了，她在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的火车站的一个候车室里发表了演说，然后去拜访总统。商业与劳工部的九等助理秘书、蓝厅的第一副官以及一个身份不明的有色人种却等在那里，抓住她的双手双脚。他们把她带到西南B街，扔在一个地下室的门口。结果就是这样。我们再次听到有关她的消息时，只知道她正在写明信片给中国大使，请求大使替亚瑟在茶叶店里找一个职位。’
“第二天早上十点钟，我和安迪来到了她下榻的酒店，被带进了她的会客室。
“‘这么一说，’安迪说，‘你认为艾弗里夫人不会替比尔弄到那个执法官的职位吗？’
“安迪赞同我的看法，但我们把计划和酒店服务员商讨之后，不得不放弃了这个主意。他对我们说，要想在华盛顿得到一官半职，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通过一个议会女说客。他推荐一个人给我们，那个人就是艾弗里夫人，据说这位夫人在社交界和外交界都地位显赫。他还告诉了我们艾弗里夫人的地址。
“我说：‘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一名怀疑主义者，但我认为的确如此。我觉得，你我都做不到的事，她也不一定能做到。’
“我们在华盛顿南达科塔大道的一家酒店里安顿了下来，随后，我对安迪说：‘安迪，这是咱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得不做真正不诚信的生意。拉关系、走后门这类的事情咱们从来没干过的；但是为了比尔·亨伯尔，我们不得不出此下策。在一桩正当合法的买卖中，’我说，‘我们不妨来点儿弄虚作假的成分，可是在这种穷凶极恶、违法乱纪的生意里，我却认为最好还是采用直截了当、光明正大的方式。’我接着说，‘我建议，我们从这笔钱当中取五百元，直接交给国家竞选委员会主席，让他开一张收据，再把收据放在总统先生的办公桌上，然后和他谈比尔的事情。总统一定喜欢候选人以这样光明正大的方式来谋取官位，而不喜欢搞暗箱操作。’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安迪说，‘我可以跟你打赌，她一定做得到。我很看重女人的社交才能，并为此感到骄傲。’
“后来，我和安迪交流了一下，他对这件事兴趣浓厚。安迪这个人个性复杂，他不满足于像我那样埋头干活，向农民推销那种既能捣肉排，又能当鞋擦、烫发箍、扳手、指甲锉、土豆捣碎器和音叉的小小的万能工具。安迪有艺术家的气质，不能把他当做牧师或正人君子那样的人，纯粹从商业的角度来衡量。于是，我们接受了比尔的委托，立刻动身前往华盛顿。
“我们在约定的时间又来到了艾弗里夫人下榻的酒店。她看起来还是那么美艳动人，她的美貌足以使任何人听她随意摆布，答应由她来提名国内的任何官职。但是我对外貌的作用一向缺乏信心，因此，当她拿出一张公文，并且上面盖着美国政府的大印，背面签着‘威廉·亨利·亨伯尔’几个漂亮的大字时，我确实非常诧异。
“‘你的论点已经超越了我所能理解和争辩的范围了，’比尔说，‘我要你做的只是去一趟华盛顿，想办法替我谋到这个职位。我修养并不深厚，也不擅长尔虞我诈。我只不过是个普通公民，并且我需要这份工作。我杀过七个人，’比尔说，‘我有九个小孩，而且从今年五月一日起，我就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共和党党员。我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可是我看不出我担任执法官有什么不合适。我觉得你的搭档塔克先生，’比尔接着说，‘也是个头脑灵活、擅长阿谀奉承的人，他一定能协助你帮我弄到这工作。我先付你一千元，作为你们在华盛顿吃喝行贿以及交通上的费用。如果你弄到了那份工作，我再付你一千元现钞，并且保证在十二个月内不干涉你私贩威士忌。你对西部是不是有足够的忠诚，能帮我在宾夕法尼亚铁路东端终点站的白房子向老爹疏通疏通？’比尔说道。
“‘其实你们第二天就可以来拿了，小伙子们，’艾弗里夫人微笑着说，‘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弄到手了，’她说，‘我只不过是张一张口，事情就办成了。我很愿意和你们多聊一会儿，’她接着说，‘但我实在太忙了，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原谅我的。我还得处理一个大使、两个领事，还有十几个别的小官职的申请。我简直连睡觉的时间都挤不出来了。你们回去后，请替我向亨伯尔先生致意。’
“‘这话不假，’我说，‘既然如此，那些伟大的金融家和慈善家为什么在赛马场要收两块钱的入场券，图书馆却免费开放呢？’我接着说，‘这种做法不是在向群众灌输一种思想，让他们对这两种自修和不守秩序的行为的相对价值做出正确的估计吗？’
“我把五百块钱交给她，她数都不数就扔进了写字桌的抽屉里。我把比尔的委任状揣在口袋里，就和安迪起身告辞了。
“‘这个……嗯……怎么说呢，玩诗歌的……当然啦，我的意思是诗人和伟大作家声望最高。’比尔说。
“我们当天就动身回准州，还提前给比尔打了一封电报：‘大功告成，备酒欢庆。’我们的心情倍感舒畅。
“‘这我承认，’我说，‘对此我从未后悔。我不是那种主张免费教育从而使教育身价大跌的人。请你告诉我，究竟什么对人类最有价值，是文学呢还是赛马？’
“一路上，安迪老是取笑我，说我太不了解女人了。
“‘杰夫，’比尔对我说，‘你是学识渊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且你的学识不局限于基础知识，你经验丰富，成就卓著。’
“‘好吧，’我说，‘我承认她确实出乎我意料之外。不过在我的经历中，还是第一次有女人能及时完成一件事而不出任何差错。’
“我在准州地区有一个老朋友名叫比尔·亨伯尔，有一次他突发奇想，想要到联邦法院当一名执法官。当时，我和安迪正在做一门合法公平的生意——推销一种手杖。只要拧开手杖的柄，凑在嘴边一倒，就会有半品脱上等的黑麦威士忌流到你的喉咙里，作为对你的聪明才智的酬劳。警官们时常来找我和安迪的麻烦。当比尔把他这种勇挑重担的远大志向告诉我时，我立刻就想到比尔出任执法官对彼得斯—塔克公司的业务是大有裨益的。
“到了阿肯色州边界时，我掏出比尔的委任状，仔细看了看，然后交给安迪。安迪看过之后，也同我一样，沉默无语。
“嗯，”杰夫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说道，“难道你真这样认为吗？不过，在任何一次干净的骗局里，女人都是靠不住的搭档。在你最需要她们帮助的时候，她们却诚实起来，拆你的台。我就曾领教过。
“这份文件确实是颁发给比尔的，并且是货真价实的公文，不过委任比尔的职务是佛罗里达州达德镇的邮政局长。
“我偶尔也曾有过这种想法，”我说，“但不管怎么说，你毕竟总能感到女人的机灵和直觉，对你这行——哦，对你的生意会有所帮助。”
“我和安迪赶快在小石城下了火车，把委任状邮寄给了比尔。然后我们就沿着东北方向，奔苏必利尔湖而去。
“这些我也知道，”杰夫·彼得斯说，“我在历史和神话书上读到过关于圣女贞德、耶鲁夫人、考德尔太太、夏娃和历史上其他著名女性的故事。不过，依我看来，现在女性无论在政界还是在商界都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说起来，女人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一流的厨师、时装设计师、护士、管家、速记员、职员、理发师和洗衣工都是男人。‘女人’能够超过男人的工作恐怕只有一件，那就是娱乐杂耍中的男演员。”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比尔·亨伯尔。”
“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我这样说是基于众多事实的基础之上的，“声称他们的成就应该归功于某些杰出的女人的帮助与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