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当你在陌生的地方游历时，”我仍坚持道，“你难道不会思念某个地方——对那些可爱的……”
“那是石器时代的余孽，”科格兰激烈地宣称，“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国人、英国人、祖鲁人(4)、巴塔哥尼亚人以及住在考河湾的人。总有这么一天，一切因自己出生的城市、州县、地区或国家而产生的自豪感将一扫而光，正如我们都将成为世界公民，我们理应如此。”
“从来也没有这样一个地点，”E．拉什莫尔·科格兰不假思索地打断了我，“这一大块人们称之为地球的陆地，这块圆形的、行星般的、两极略扁的大块东西，就是我的寓所。在国外，我曾碰到过这个国家的无数公民，他们的情感被某个地方束缚。我见过芝加哥人在威尼斯的月夜中，坐在凤尾船上，吹嘘他们的排水管道。我见过一位南方人，被介绍给英格兰国王时眼睛都不会眨了，忙对那位君主说，他母亲有个远房的姑奶奶，通过婚姻关系，和查尔斯顿(5)的珀金斯(6)家的人搭上了关系。我知道有位纽约人被几个阿富汗的匪徒绑架并索取赎金，等他的人送钱去，他才同代理人一道回到喀布尔(7)。‘阿富汗怎么样？’当地人通过翻译对他说，‘哦，太死气沉沉了，你说呢？’‘哦，我不知道。’他说，然后便开始向人家讲起关于第六大街和百老汇大街的一个马车夫的故事。我不会被束缚在直径不足八千英里的任何地方。请记住我，E．拉什莫尔·科格兰，是属于整个地球的公民。”
“看来你是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我钦佩地说，“不过，你似乎反对爱国主义。”
我的世界主义者大声向我道别，离开了我，因为他越过闲谈、透过烟雾看见了某个熟悉的人。就这样，留下了我和那位想当长春花的人在一起了，他已经陶醉于维尔茨酒，再也顾不上倾诉他在谷顶之巅放声高歌的远大抱负了。
“我已经围绕地球走了十二遍，”他说，“我认识一个住在厄珀纳维克的爱斯基摩人，寄钱到辛辛那提(1)去买领带。我还在乌拉圭亲眼目睹过一个牧羊人在巴特克里(2)的一次早餐食品谜语竞赛中获了奖。我在开罗、希腊租着房间，在日本横滨也租了一间，都已经付了全年的租金。上海的一家茶馆专门为我准备了一双拖鞋，在里约热内卢或者西雅图，我也不必费心告诉他们怎样给我煎鸡蛋。这个世界简直太小了。吹嘘自己是北方人、南方人又有什么用呢？山谷中古旧的庄园房舍也好，克里夫兰市的欧几里德大街也好，派克峰(3)也好，弗吉尼亚的费尔法克斯县也好，街头流氓的小平房也好，或者无论是其他任何地方也好，夸耀自己出生于何处又有什么用呢？只有当我们摒弃这些愚蠢的观念，对自己碰巧出生在某个发霉的城市或者十公顷沼泽地能泰然处之的时候，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
我坐在那儿，回味着我那位确定无疑的世界主义者，心里纳闷，为什么那位诗人竟然没有发现他？他是我的新发现，我非常相信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人们依赖于哺育了他们的城市，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在故乡的城头流连，有如孩子依附于母亲的衣襟一样。”
这话实在太抽象了，于是，我又转向科格兰。
而E．拉什莫尔·科格兰可不是这样。他把整个世界当做他的……
“我愿意成为一枝长春花，”他神秘兮兮地说，“生长在山谷之巅，尽情高歌。”
我的沉思被咖啡馆另一边传来的激烈的吵闹争执声打断。从坐着的顾客头顶上望过去，我看见E．拉什莫尔·科格兰正和另一个陌生人扭打在一起。他俩像泰坦(8)们一样，在桌子之间打来打去，玻璃杯纷纷落地、破碎。有人抓起帽子，还来不及躲开便被打翻在地，一位黑人女子尖声叫喊，另一位金发女郎却开始哼唱《挑逗》这首歌。
现在，黑发小伙子也向我说话了，很明显，他的思想也是按自己的一套规则运行。
就在这时，侍者们利用著名的飞速楔形结构插入两个格斗者之间，把仍在挣扎的二位硬拖出了咖啡馆。此时，我的世界主义者仍保持着地球的骄傲和尊严。
“请原谅，”我说，“但我的好奇心也并非毫无道理。我了解南方，当乐队奏起《迪克西》时，我就喜欢在一旁观察。我一直认为，那些对这首乐曲怀着特殊的热情卖劲儿鼓掌或是有明显的地域忠诚的人，一定来自新泽西州的塞考库斯，或者是纽约默里山和哈莱姆河之间地区的人。我正要询问这位先生来验证我的看法，恰好被您的长篇大论所打断。”
我叫住一位叫麦卡锡的法国侍者，问他这场争执的起因。
“对不起，”他说，“但我最不喜欢听到这种问话。一个人来自哪儿有什么关系呢？凭通讯地址去评判一个人公平吗？唉，我见过厌恶威士忌的肯塔基人，也见过并非波卡洪塔丝后裔的弗吉尼亚人，也见过没有写过一本小说的印第安纳人，我见过墨西哥人不穿缝口上钉银币的丝绒裤，见过滑稽有趣的英国人，见过挥金如土的北方佬、冷酷无情的南方人，以及气量狭小的西部人。纽约人也有忙忙碌碌的，忙得没能花上一小时在路边看着杂货店的独臂售货员怎样用纸袋包裹越橘。人就是人，不要用任何地域的标签给他设置障碍。”
“戴红领带的那个家伙（就是我的世界主义者），”他说，“给惹火了，原因是另一个谈起了他出生的那个地方的人行道和供水都太差劲。”
E．拉什莫尔·科格兰的拳头“砰”的一声砸在桌上，我马上把话咽了回去。
“是吗？”我不解地说道，“那人可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世界公民。他……”
“你不介意告诉我，你是哪儿的人……”
“他说他原籍是缅因州的马托瓦姆基格，”麦卡锡继续说道，“而他不能容忍别人说那个地方的坏话。”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都不再拘束。我们当中有人向侍者要了三杯维尔茨酒，黑发小伙子明白也包括他的一杯在内，便微笑着点了点头，表示感谢。我赶紧问了他一个问题，因为我想证实我的一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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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正演奏着《迪克西》，就在这时，一位黑发年轻小伙子不知从什么地方蹦了出来。一声莫斯比游击队队员的吼声过后，他疯狂地挥舞起他那顶软边帽，接着穿过烟雾，一屁股坐在我们桌旁的空椅子上，抽出一只烟来。
(1) 辛辛那提：Cincinnati，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
在纽约市内无数的咖啡馆里，这种壮观的一幕每天晚上都在上演，值得花上一整段来讲讲。成吨的佳酿在各式各样的理论中被消费一空，便说明了这点。有人轻率地猜测，城里所有的南方人都在夜幕降临之际躲进了咖啡馆里。在北方的一座城市里如此赞许这首“南方叛军”的战歌，这着实叫人费解，但也并不是不能解答。对西班牙的战争，薄荷和西瓜等农作物的连年丰收，新奥尔良的跑道上曝出冷门的暴富者，以及由印第安纳和堪萨斯的居民所组成的“北卡罗来纳社团”所举办的盛大宴会，已经使南方的习俗成了曼哈顿的一种“时尚”。来为你修剪指甲的人，会跟你说你的左手食指让她不禁想起了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位绅士。呵，当然如此，不过，现在不少女士都不得不工作——这是因为战争，你是知道的。
(2) 巴特克里：Battle Creek，直译为“战斗小溪”，美国密歇根州西南部城市，是1824年白人与印第安人激战的战场。
关于这类问题的见解，是坐在这张桌子的第三转角处的E．拉什莫尔·科格兰突然抛掷出来的。正当科格兰向我描绘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风情时，乐队转而演奏起了集成曲。结束的曲子是《迪克西》；振奋人心的乐曲加快时，几乎被各个桌子边人们的鼓掌声所淹没。
(3) 派克峰：Pike's Peak，指科罗拉多州为纪念派克而命名的山峰。
正当E．拉什莫尔·科格兰对这颗小小的星球高谈阔论之际，我欣喜地想起了一位伟大的准世界主义者，他为整个世界而写作，最后又献身于孟买。在一首诗中，他说道，地球上的各个城市难免夜郎自大，相互充满敌意，“人们依赖于哺育了他们的城市，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在故乡的城头流连，有如孩子依附于母亲的衣襟一样”。走在“陌生的繁华街道上”，他们便会想起故乡，那是“多么忠诚、多么愚笨、多么令人喜爱”的城市，她的名字与他们的名字紧紧维系在一起，难以分离。我越来越感到愉悦，因为我突然发现了吉卜林先生的疏忽大意。现在，我已经找到了一个不是由尘土做成的人，他并没有狭隘地吹捧自己的出生地或自己的国家，如果说他在赞美的话，他只是在赞美圆圆的整个地球，向火星人或月球上的居民夸耀。
(4) 祖鲁人：Zulu，居住在南非纳塔尔。
我确信自己终于发现了自从亚当以来的第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我倾听着他纵横整个世界的宏论，生怕从中发现那些仅做匆忙环球旅行的人常有的偏见。但他的见解绝不是飘浮不定或令人沮丧的，他对不同的城市、国家和各大洲都一视同仁，就像风和万有引力一样不偏不倚。
(5) 查尔斯顿：Charleston，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首府。
我这位世界公民名叫E．拉什莫尔·科格兰，明年夏天，他就将在科尼岛名声远播。他告诉我，他即将在那儿建立一种新的“万众瞩目的焦点”，为游客们提供国王般的享受。随后，他的谈话便随着经度和纬度的线圈展开，仿佛已经把巨大的圆形的世界玩弄于股掌之中。这样说吧，他只是放肆而又轻慢地玩弄，世界似乎只比套餐中黑葡萄酒里的樱桃核大不了多少。他粗俗无礼地谈论着赤道，匆匆由这块大陆跳到那块大陆，取笑那些地区。他用餐巾就把公海抹去了。他把手一挥，就能描绘出海德拉巴的某个东方集市。他吹一口气，就能把你带到拉普兰滑雪。他大叫一声，就能让你在基莱卡希基和夏威夷土著一起驰骋在浪尖波顶。一转眼，他又拖着你穿过阿肯色州长满星毛栎的沼泽，让你在艾达荷州碱性平原的大牧场上把身子晒干，然后又旋风似的把你带到维也纳王侯公爵们的上流酒会。之后，他会给你讲到，有一次他是如何在芝加哥湖吹了凉风而身患感冒，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又如何喝了一位年长的埃斯卡米拉人用一种名叫楚楚拉的草药制成的热浸剂后，神奇地康复了。你可以给他写信，只要写上“宇宙，太阳系，地球，E．拉什莫尔·科格兰先生收”，一旦寄出，相信他准能收到。
(6) 珀金斯：（1882—1965）美国劳工部长。
酒吧里的场景是这样的——大理石桌面的桌子，一排排靠墙的皮革椅座；到处是欢声笑语的客人，浓妆艳抹的女士们正微妙而又显然是异口同声地谈论着趣味、经济、时尚和艺术；侍者小心周到，对小费自然来者不拒；轻柔的音乐机灵地满足着每个人的口味，但恐怕作曲家都不敢相信那是自己的作品。人们谈笑风生，一片嘈杂——假如你乐意的话，玻璃高脚杯里的维尔茨堡酒将凑到你的唇边，就像枝头上的熟樱桃在偷食的鸟嘴前摇晃一样。一位雕塑家告诉我，这景象真是非常具有巴黎风格。
(7) 喀布尔：阿富汗首都。
这时，一位世界主义者走过来坐在另一把椅子上，这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持有这种理论：自从亚当以来，还从来没有过一位真正的属于整个世界的公民。我们听说过世界公民，也见过许多人的行李上贴着外国标签，但那些不过是旅游者，而不是世界公民。
(8) 泰坦：希腊神话中的天神和大地女神之子。
午夜时分，咖啡馆依旧人头攒动。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所坐的一张小桌，恰好不为人们所注意，剩下的两把空椅子正伸开双臂，殷勤地欢迎不断涌进来的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