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弗抬着头望了老先生足有半分钟之久，神情自怨自艾，孤单无助。老先生的眼睛里闪烁着施予的快乐，并因此炯炯有神。他脸上的皱纹一年比一年深，但他那小小的黑领结仍像以往那样神气，他的衬衫洁白漂亮，两撇灰色的胡子也优雅地卷曲着。斯塔弗发出一种像是在锅里煮豌豆似的声音。他原本想说些什么，可是这种声音老先生已经听过了九次，他理所当然地把它当成斯塔弗接受邀请的老俗套。
然而老先生无亲无故。他住在公园东面一条冷僻的大街上，在一座破败老旧的褐色住宅里租了几间房子。冬天，他在一个衣箱大小的温室里种些倒挂金钟；春天，他参加庆祝复活节的游行；夏天，他在新泽西州山间的农舍里居住，坐在柳条编成的扶手椅上，谈着他希望总有一天能找到的某种蝴蝶；秋天，他请斯塔弗吃顿饭。这就是老先生所做的全部。
“谢谢您，先生。非常感谢，我这就跟您一起去。我饿极啦，先生。”
斯塔弗一直很不解，老先生说这番话时的神情为什么那样悲哀。他不明白，那是因为老先生每次都在希望有一个儿子来继承他的事业。他希望在自己去世之后，能有一个儿子继续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儿子能够自豪而且健壮地站在斯塔弗的某个继任者面前，说道：“为了纪念我的父亲。”那样一来，它就会成为一种传统。
饱胀引起的慵懒，并没有动摇斯塔弗脑海中坚定的信念：他是某种传统的基石。在感恩节这天，他的胃口并不属于他自己，而应该属于这位拥有优先权的慈祥的老先生；即使不根据实际的诉讼实效法，也得考虑到既定习俗的神圣权利。的确，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度，但要是为了建立传统，总得有人充当循环小数。英雄们不一定非得都是由钢铁和黄金铸就。瞧，这儿就有一位，是挥舞着胡乱镀了点儿银的铁器和锡器的英雄。
老先生每次都说这番同样的话，九年来的每一个感恩节都是这样。这些话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除了《独立宣言》之外，再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了。要是以前，在斯塔弗听来，这些话宛如音乐一般美妙动听。而今天，他抬头仰望老先生的脸，却愁眉不展，泪眼婆娑。细小的雪花落到斯塔弗汗涔涔的额头上，几乎要咝咝作响。但是老先生却在微微颤抖，他掉转身子，背对着寒风。
老先生带着他一年一度的受惠者向南走，来到那家饭馆和那张年年举行盛宴的桌子前。他们被认出来了。
“早上好，”老先生说，“我很高兴看到这一年的时光流逝对你没有什么影响，你仍旧健康地活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仅仅为这个幸福，今天的感恩节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意义非常。假如你愿意跟我一起来，朋友，我愿意请你吃一顿饭，让你的身心更为和谐。”
“那个老家伙又来啦，”一个侍者说，“每年感恩节他都请那个流浪汉来这儿吃上一顿。”
斯塔弗·皮特眼看着他的老恩人走了过来，不禁呼吸急促、浑身发抖，那样子就像某位太太过于肥胖的狮子狗看到一条野狗对它呲牙竖毛地挑衅一样。他很想撒腿逃跑，可是，即使桑托斯·杜蒙(1)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把他同长凳分开。那两位老太太忠实的佣人的工作做得实在太到家了。
老先生在桌子对面坐下，面向着他的将成为古老传统的基石，眼睛放射出被烟熏黑的珍珠一般的光芒。侍者在桌子上摆满了节日的佳肴——斯塔弗发出一声叹息，这叹息被别人误解为是饥饿的表示，接着，他举起了刀叉，为自己切了一顶不朽的桂冠。
老先生身材高挑，但很消瘦，年过花甲，从头到脚一身黑色，鼻子上架着一副不稳当的老式眼镜。和去年相比，他的头发更白了，也更稀疏，并且好像比去年更加依赖那根粗大多节的曲柄拐杖。
我们的英雄再没有说话，他在敌军的阵营中杀开一条血路，没有人像他那样英勇。火鸡、肉排、汤、蔬菜、派，一端到他面前就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跨进这家饭馆的时候，肚子里已经塞得满满当当了，食物的气味几乎使他丧失了一位绅士的荣誉。但他却像真正的骑士一样振作了起来。他在老先生的脸上看到行善的幸福表情时——那种幸福是连倒挂金钟和扑翼蝴蝶带来的快乐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他实在不忍扫他老人家的兴。
老先生威严庄重地朝着他所培植的惯例径直走来。不错，斯塔弗·皮特对一年一度宴请的感觉并不像英国的大宪章或者早餐的果酱那样具有什么民族特色；不过，它至少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它似乎有点儿封建意味，但至少证明了在纽约——不，是在美国——树立一种习俗并非绝无可能。
不到一个小时，斯塔弗向后靠去，他赢得了这场战斗。
九年来，每逢感恩节，这位老先生总是如期而至，寻找坐在长凳上的斯塔弗·皮特。老先生试图把这件事变成一个传统。九年来的每一个感恩节，他总是到这儿找到斯塔弗，把他带到一家饭馆，看着他美餐一顿。在英格兰，大家都自然而然地做着这种事，而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坚持九年已经很难得了。老先生一定是个忠实的美国爱国者，并且自视为创立美国传统的先驱。为了使之非同寻常，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去做一件事情，而且永不放弃，比如每周收集几毛钱的工人保险费，或者打扫街道之类。
“衷心地感谢您，先生，”他像一根漏了气的蒸汽管，边“呼呼”地喷着气，边说，“衷心感谢您赐给我这么丰盛的饭菜。”
因为，那位老先生正穿过第四大道，向他坐着的长凳走了过来。
接着，他目光呆滞，吃力地站起身来，向厨房走去。一个侍者像转动陀螺一样把他转了过去，推着他走向门口。老先生小心翼翼地数出一块三毛钱的零碎银币，另外给了侍者三枚镍币的小费。
斯塔弗·皮特直勾勾地盯了前方足足有十分钟，然后，才发觉自己产生了换换视野的愿望。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头慢慢扭向左边。这时，他的眼睛惊恐地鼓了出来，他的呼吸停止了，穿着破皮鞋的短腿也开始在沙砾地上簌簌地抖个不停。
他们像往年那样，在门口分了手，老先生往南，斯塔弗向北。
那顿饭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当时，他正经过第五大道起点附近的一幢红砖住宅，那里住着两位家世古老、尊重传统的老太太。她们甚至不承认纽约的存在，并且认为感恩节通告应该由华盛顿广场专门制定。她们的传统习惯之一，就是派一个佣人等在侧门口，让他把正午过后第一个饥饿的路人请进来饱餐一顿。斯塔弗·皮特去公园时刚好路过那里，就被管家们请了进去，从而使这座城堡的传统得以发扬光大。
在第一个街角，斯塔弗转过身，站了一会儿，然后，就像猫头鹰抖动自己的羽毛一样，他褴褛的衣衫鼓胀了起来，接着，他像一匹中了暑的马一样倒在了人行道上。
当然，皮特一点儿也不饿。他来这儿之前刚刚大吃了一顿，如今只剩下呼吸和走路的力气了。他的眼睛像两颗淡色的醋栗，牢牢地嵌在一张浮肿油腻的油灰面具上。他气喘吁吁，脖子上坠着一圈参议员似的脂肪，使他翻起来的外套衣领失去了时髦的造型。一星期前慈爱的救世军修女替他缝在衣服上的纽扣，像玉米花似的爆开，散落在四处。他衣衫褴褛，衬衫的前襟一直豁到心口，但夹着雪花的十一月的微风给他带来的只是令人愉悦的凉爽。那顿特别丰富的饭菜给斯塔弗·皮特带来了难以承担的热量，使他不堪重负。宴会以牡蛎为头盘，以葡萄干布丁为最后的甜点，包括（在他看来）世界上所有的烤火鸡、烤土豆、鸡肉沙拉、南瓜饼和冰淇淋。因此，他现在酒足饭饱，带着饱餐之后的不屑神情看着周围的一切。
救护车开到了，年轻的医生和司机低声咒骂着他的重量。因为他身上没有威士忌的气味，也就没有理由把他移交给警察的巡逻车。于是，斯塔弗和他肚子里的两顿饭都被送到了医院。在医院里，他们把他抬到床上，开始检查他是不是得了什么疑难杂症，还希望有机会用尸体解剖来发现一些问题。
但是今年，斯塔弗·皮特出现在一年一度的约会地点，似乎是出于习惯，而并不是被一年来的饥饿所驱使——正如慈善家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穷人要隔那么长的时间才会遭到饥饿的折磨。
瞧呀！一小时后，另一辆救护车把老先生也拉来了。他们把他放在另一张床上，谈论着阑尾炎之类，因为从外表看，他是付得起钱的。
喷泉对面的人行道旁，斯塔弗·皮特坐在联合广场边东侧入口处右面的第三条长凳上。九年来，每逢感恩节的一点钟，他总是准时坐在老地方。他每次这样做的时候，总有一些奇遇发生在他身上，都是查尔斯·狄更斯式的奇遇，那使他心跳加速、激情澎湃。
但很快，一个年轻的医师碰到一个眼睛讨他喜欢的年轻护士，便停住脚步，跟她聊起了刚才两个病人的情况。
现在这个故事可以向诸位证明，在大洋此岸的我们，也有许多古老的传统；而且和英格兰相比，它们趋于古老的速度要快得多，这是由于我们更具有活力和进取精神。
“那个体面的老先生，”他说，“你怎么都猜不到，他都快要饿死了。我还猜着可能是出自哪个光荣的世家，如今却落魄了。他告诉我说，他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这座位于越桔沼泽地东部的大城市使感恩节变成了习俗。一年当中只有在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这个大城市才承认渡口以外的地方属于美国。只有这一天才是纯粹的美国式的。是的，美国式的庆祝日，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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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是属于我们的。到了这天，我们所有美国人，只要是父母所生，就都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吃着苏打饼干，看着门口的旧水泵，琢磨着它为什么比以前更靠近门口，并为此暗暗惊讶。祝福那一天吧！罗斯福总统把它赐予我们。我们听到过一些关于清教徒的传说，可是记不得他们是何许人了。不管怎样，假如他们胆敢再次登陆的话，我们准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普利茅斯岩石？哦，这个名称听起来倒挺耳熟。自从火鸡托拉斯垄断了市场以后，我们中很多人不得不降低标准，改吃母鸡肉了。不过华盛顿还是有人走漏了消息，提前泄露了感恩节的公告。
(1) 桑托斯·杜蒙（1873—1932）巴西气球驾驶员，1901年曾乘气球飞行，1906年和1909年又试飞过风筝式飞机和单翼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