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扶着门把手才没有让自己倒在他怀里，我像个失去亲人的小孩子那样哭了起来，“你真好，”我努力开口道，“我不需要你的保护，但我要感谢你宽慰我父亲。”
“我向他发过誓，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或是遇到什么危险，我都会最先站出来保护你。在你的有生之年，我都会将你当做自己的妻子来保护。”
“无论你是否需要我都会保护你的，”丹尼尔说，“我是你的丈夫，这一点我不会忘记。”
我犹豫起来。
他从火边的凳子上拿过自己的斗篷穿好。“我明天再来，每天中午都会来，”他说，“我会帮他找一个女人看护，你就可以休息了。”
“是的，”他平静地说，“你应该让他明白，你会照顾自己，一直平安的。”
“我会照顾他的，”我有些恼火，“我不需要任何帮助。”
“我！”我大叫出声。
他在门边站定。“你需要帮助，”他温柔地说，“这件事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做好的。你需要帮助。我会帮助你的，无论你是否愿意。一切结束以后你会觉得开心，即使你现在有多么反感。我会好好待你，汉娜，无论你是否需要我。”
他立刻收了声。“很抱歉，”他说，“但他不会痛苦。他也不会害怕。他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他知道这一天的到来。他只是担心你。”
我点了点头，不敢开口说话，生怕说出什么不该说的。他出了门走进雨中，我回到楼上的父亲身边，拿起希伯来文的圣经，继续给他读了起来。
我扬起手。“够了，”我不快地说，“别说了。”
正如丹尼尔所说，我父亲的生命飞快地流逝。他遵守诺言，找来了一位晚班护工，好让父亲永远不会独自一人，让他的房间里永远燃着蜡烛，耳边也永远会传来他爱听的话。那个女人——玛莉——是个矮胖的法国农夫之女，她的父母十分虔诚，因此她能够一篇接一篇地背诵所有的圣诗。到了夜晚，我的父亲会在抑扬顿挫的法语声中安然入睡。我也找了个男孩在白天为我看店，我则坐在父亲床边，用希伯来语给他读圣经。四月的时候，我拿来了一本新书，上面摘录有一小段念诵给死者的悼词。我看到了他理解的微笑。他抬起手，而我安静下来。
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受了冒犯。“如果你愿意的话。但不管是谁都会这么说的。你也能摸到他腹部的肿块，汉娜，这是不治之症。肿块压迫着他的腹部、心脏还有肺部。就是它榨干了他的生命。”
“是时候了，”他说。他的声音细若游丝，“你会好好地过活吗，我的孩子？”
“我可以叫其他人来看看他吗？”我问，“你的导师什么的？”
我将手中的书放在椅子上，跪倒在他床边。而他用尽全力将手放到我头上。“别担心我，”我轻声说，“我会过得很好的。我有书店和印刷生意，我可以赚钱生存，丹尼尔也会一直照顾我的。”
他摇着头，眼中满是同情。“我很抱歉，汉娜。他撑不了太久了。”
他点点头。他正在离我远去，无法再给我建议，也无法再规劝我什么了。“祝福你，querida。”他轻声说。
“几天？”我不解地问，“为什么只有几天？”
“父亲！”我双眼满含泪水，将头靠在他的床上。
“几天，”他轻声说，“也许是几周。但我觉得不会更多了。”
“祝福你。”他重复了一遍，然后便不再说话了。
我以为他会说几个月，或是一年。
我支撑着坐回椅子上，眨了眨眼。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让我几乎看不见书上的字迹。稍后我开始读了起来。“伟大与神圣为主之名，在祂所造之世界无人不知。愿祂在汝在生之时、在全体以色列人在生之时建起祂的王国，宜早勿迟，阿门。”
我关起门回到店里。“你觉得他还能活多久？”
夜里，护士敲响我们家门的时候，我穿戴整齐，坐在自己的床上，等着她来叫我。我走到他的床边，望着他的脸，他微笑着、容光焕发，毫无惧意。我知道他想起了我的母亲，如果他的信仰是真诚的，即使是对基督教的信仰，那他就会在天堂和她见面了。我轻声对护士说：“你可以去找丹尼尔·卡朋特医生来。”然后听着她匆匆走下楼梯的声音。
“我知道。”丹尼尔说。
我坐在他的床边，将他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他的脉搏在我手指下微微地跳动，像一只鸟儿的心脏。在楼下，有人将门轻轻推开又关上，我听到两双脚走进门来的声音。
我走到店门那里，将它打开，仿佛在等待顾客的到来。其实我只是想逃避那些可怕的字眼，逃避我心里逐渐涌起的悲痛。雨水从每栋房子的屋檐上滴落到街上，汇作一条条泥泞的细流，流过鹅卵石路面，进入排水口中。“我还以为他只是累了。”我又傻傻地重复了一遍。
丹尼尔的母亲站在卧室门口。“我无意打扰，”她轻声说，“但你应该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如果他不只感觉到累，如果他能感觉到疼痛，那么我们就得给他服药让他减轻痛苦了，”丹尼尔对我说，“感谢上帝，他现在除了累之外没有别的感觉。”
“我不知道，”我说，“我给他念了祷文。”
“他只是累了。”我反驳说。
“很好，”她说，“你做得对，我来做其余的事情。你可以在一旁看着、学着点儿，好知道该怎么做。等我快要死的时候，你可以为我做这些事情，或是为别的什么人去做。”
“他腹部的肿块已经长得太大，压迫到他的肺和心脏，”丹尼尔轻轻地说，“他自己能感觉得到，他很清楚。”
她安静地走近床边。“怎么样了，老朋友？”她说，“我是来为你平安送行的。”
我一时间没法接受。“可是丹尼尔，这不可能！一定有什么地方弄错了！”
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是给了她一个微笑。她将手轻轻地放到他的肩后，将他托起，转过他的身体让他面向墙壁、背对房间。然后她在他的身侧坐了下来，背诵她记忆中那些为濒死之人献上的祈祷。
“他快要死了。”我的丈夫低声说。
“再见，父亲，”我轻声说，“再见，父亲。再见。”
“治好他？”我傻乎乎地重复道，“他只是累了呀。”
丹尼尔如他承诺的那样照顾着我。作为我父亲的女婿，他继承了我父亲所有的财产；但他当天就将这些尽数转移到我的名下。他到我家里，帮助我清理父亲在漫长的旅程中保留下来的财物，他还让玛莉再住上几个月。她可以睡在楼下的厨房里，可以陪陪我，在夜里保护我。卡朋特太太因为我独立得不像个女人而眉头紧蹙，但还是努力闭上了嘴。
“汉娜，我可以给他放血，给他开药，用十几种方法来治疗他，但我想不论是我还是其他医生都没办法治好他。”
她准备好了安魂弥撒和一场秘密的犹太葬礼，安排在同一天，我们关起门悄悄举行。我向她道谢的时候她却摆了摆手。“这是对待同胞的方式，”她说，“我们必须记住他们。我们必须送他们最后一程。如果忘记他们，就相当于忘记自己。你的父亲是我们之中了不起的学者，他有那么多的禁书，但他有勇气将它们保存下来。如果没有他那样的人，我们就不会知道在他的床边该祈祷些什么。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做了，你可以教给你的孩子们，我们的习俗也就可以流传下去。”
丹尼尔走了出来，面色凝重。他领着我走下楼梯，途中一言不发，直到我们走到店里，又关上通向楼梯的木门。
“总有一天会忘记的，”我说，“只是时间问题。”
我等在外面，丹尼尔测了我父亲的脉搏，将冰凉的手放在他的额上，温柔地问他感觉怎么样了。我听到他们用男人特有的语言低声交谈着，用毫无意义的词语表达着各种各样的意思，这是女人永远也弄不懂的密语。
“为什么？”她说，“我们在巴比伦河畔记得锡安山，我们在加莱的大门旁依然记得。为什么我们会忘记？”
“在后面的卧室里。”我跟着我过去的丈夫，走上楼梯。
丹尼尔没有问我是否会忘记他，没有问我是否愿意再次和他以夫妻身份生活。他也没有问我是否渴望一次爱抚、一次亲吻，渴望像春天里的年轻女人那样生活，而不总是作为和世界抗争的女孩。他没有问我父亲去世以后我的感受，没有问我是否感觉到生存在世上如此孤独，没有问我是否永远都是汉娜自己，不是他的同胞的一员，也不是谁的妻子，甚至不是谁的女儿。他没有问我这些，我也没有主动提起，我们在门口沉默地道别，周围弥漫着悲伤和遗憾的气氛，我想象他回到家里，又去拜访他的儿子的那位丰满的金发母亲，而我回到自己的家，关起门，久久地坐在黑暗之中。
“他在楼上吗？”
寒冷的季节对我来说总是煎熬的，我稀少的西班牙血液难以忍受北方沿海的潮湿冬季，加莱也不比总是阴云密布，时而暴雨倾盆的伦敦好多少。没有了父亲，我感觉海水和天空的一部分寒意仿佛涌入了我血管中的血液，甚至涌入了我的眼睛，因为我会无缘无故地哭泣起来。我不再按时吃饭，只是像印刷店的童工一样随便吃一片面包，喝一杯牛奶。我不再遵守父亲的那些进餐的规矩，不再在安息日燃起蜡烛。我在安息日也工作不休，我也印刷世俗的书籍和笑话书，还有剧本和诗歌，仿佛知识对我来说再无意义。我让自己的信仰与对幸福的寄望一并随风而逝。
我将尿壶递给他，他拿到窗边，在日光下分析其中的颜色。
我每晚都难以安眠，白天也哈欠连天。店里的生意很差，在这样不安定的时代，没有人重视祈祷书之外的书籍。我经常去港口和那些伦敦来的旅客攀谈，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消息，我觉得自己也许该回英格兰去看看女王是否会原谅我，是否允许我重回她的身边。
“他的尿液呢？”丹尼尔问。
他们从英格兰带回的消息如同下午的天空般暗沉。菲利普国王去伦敦拜访了他的妻子，但这并没有让她开心起来，每个人都说他回家只是想看看从她那儿还能得到些什么。还有些恶毒的谣言说，他的身边一直带着他的情妇，在女王痛苦的注视下翩翩起舞。她仍然坐在王座上，看着他和别的女人笑着、舞着，还要忍受他对着那些不愿与法兰西开战的议员大发雷霆。
“他没有真的生病。他看起来只是太累了而已，”我说着接过了他的斗篷，挂在火边烘烤，“他吃得不多，除了汤和干果他什么都不吃。他整日整夜都在昏睡。”
我想回到她身边。我觉得她一定非常孤独绝望：在这个充斥着西班牙人和他们的邪恶愉悦的王宫里，在这个由国王的新情妇所领导，成日嘲笑英国人的不知世故的宫廷里。但从英格兰传来的其他消息证明了对异教徒的火刑仍在继续，而且毫不留情，我明白英格兰对于我来说仍然不安全——说实话，到哪里都不安全。
“他病了多久了？”他一边问我，一边抹去他深色的厚斗篷沾上的海雾。
我决心留在加莱，尽管这儿很冷，尽管我很孤独，但我还是留守在这儿等待，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做出决定，有一天我能够重新乐观起来，希望有一天，某一天，我能够找到快乐的感觉。
三月的时候，菲利普国王打算途经这座港口，驶向格雷夫森德，整个城市都为之疯狂，但我并不关心谣言中提到的他的开战计划，还有他对伊丽莎白公主的打算。我越来越为父亲担心，他的身体看起来没有康复的迹象。我担心了两星期，之后我收敛了自己的骄傲，遣人去找已经得到行医执照的丹尼尔·卡朋特医生，他在码头的另一边自己开了家诊所。在收到口信以后，他便立刻赶来。他把脚步放得很轻，仿佛不想打扰我似的。
[1]法国北部城市。
春季的风暴困住了港口的船只，让英格兰的消息来得很迟，且不那么可靠。我和许多人一样，每天在码头守候，向每一艘抵达的船只高声询问：“有什么消息吗？英格兰有什么消息吗？”春风挟裹着雨水，将盐气覆上每一栋房子的砖墙和窗户，寒气刺痛了父亲的骨头。有些日子他冷得盖着厚厚的被子躺在床上，我为他在卧室的壁炉里生起一小团火，坐在他的床边给他读一小段圣经。我会在蜡烛的照明下，悄悄地，安静地用我们种族的语言读给他听。我用希伯来语读，他靠着枕头，微笑着听那些古老的言语中、将会属于我们同胞的应许之地最终得到平安。我没有告诉他，我们避难的这个国家已经陷入了和最强大的基督教王国之一的战争中，当他问起的时候，我会告诉他说现在我们在城墙的保护之中，无论其他在法国的英格兰人发生了什么，或是在格拉沃利纳[1]的西班牙人会遭遇怎样的事，至少我们都知道加莱绝不会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