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她的正式很快就消失了，那层成年人的面纱不过是作为临时的戏服。她任由我翻看她的夹棉化妆袋，里面有她的化妆品和乱糟糟的香水瓶子，带着一个真正的收藏家的骄傲在一边看着。她拿一件喇叭袖、珍珠纽扣的衬衣在我身上比着。
对于我的出现，她一开始看起来不太开心，给的拥抱很尴尬，像在沮丧地接受做我新母亲的任务。我也很失望，她只是一个女孩，而不是我曾经想象的那个具有非凡魅力的女人——我原先觉得让她独特的那些东西，实际上不过成了拉塞尔所称的“规矩世界活法”的证据。塔玛做了她应该会做的事——为我父亲工作，穿着她的小套装，渴望成为某个人的妻子。
“这已经不是我的风格了。”她耸耸肩，拣着一根松线头，“但你穿上一定很漂亮，我知道。伊丽莎白一世风格的。”
塔玛倒是个惊喜。她穿着毛巾布短裤和衬衫，上面的校标是我没听说过的大学的。在浴室里，她用一套复杂的设备给腿脱毛，使整个公寓都弥漫着樟脑的湿气。她还有很多护理药膏和发油，研究自己指甲上的月牙白，看有没有营养不良的征兆。
我穿上确实挺好看。塔玛很懂这些。她知道大部分食物的卡路里含量，她经常用讽刺的语调背诵这些数字，似乎在打趣自己那点儿知识。她煮蔬菜咖喱肉，一锅锅扁豆上面淋着黄色酱汁，使扁豆散发出异样的光亮。父亲拿起一卷粉末状的抗酸剂，像吃糖果一样吞咽。塔玛伸过脸去让父亲吻她，父亲想拉住她的手时却被拍掉了。
最开始的几天，我们三个都很紧张。我很早就起床收拾客房的床，把装饰用的枕头归为原状。我把自己的生活限制在拉绳钱袋和一提包衣服之间，让自己的存在方式尽可能地干净利落、不留痕迹，像一次野营、一场自力更生的小冒险。第一晚，父亲带回家一纸桶冰激凌，上面缀有条纹状的巧克力。他从里面恣意地大勺大勺舀着，我和塔玛只是在自己的那份里挑挑拣拣，但父亲打定主意再吃一碗。他一直抬眼看，似乎我们能看出他的愉悦。他的女朋友、女儿和他的冰激凌。
“你浑身都是汗。”她说。父亲发现我注意到了，就微笑一下，但看起来有些尴尬。
“你可以选个台听。”他提出，害羞得像一个舞会上的男孩。
父亲被我们的串通逗乐了。但有时串通会被引爆，我们就一起嘲笑他。有一次塔玛和我聊起“斯班奇和我们的帮”，父亲插了句嘴，说就像《小淘气》一样。塔玛与我对视了一眼。
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越过座位伸手触碰他，在自己和这个称为父亲的男人之间划一条界线，但这一刻过去了。
“这是支乐队，”她说，“你知道的，是那种年轻人喜欢的摇滚乐队。”父亲困惑、孤儿一般的表情又触发了我们的串通。
“你现在来得正是时候。”他继续说，好像这全是我自愿的，“现在我们已经安顿下来了。塔玛对家具什么的很挑剔。”他发动引擎，已不再提麻烦了，“她一路跑到半月湾的跳蚤市场淘来那辆小酒车。”
他们有一台时髦的唱机，塔玛出于不同的音效或美观上的考虑，经常说要把它移到另一个角落或者另一个房间里。她总是提到未来的计划：橡木地板、天花板饰条，甚至不同样式的洗碗布，尽管这些计划本身似乎就是一种满足。她放的音乐要比农场里那些吵闹的音乐更浮华。是简·柏金和她上了岁数的法国佬丈夫赛日的。
我点点头，他明显松了一口气，似乎已清除了某个障碍。
“她很漂亮。”我端详着唱片封面说。她的确很漂亮，皮肤晒成坚果一般的棕褐色，面容精致，长着一对小兔牙。赛日让人厌恶，他那些关于睡美人的歌里，一个女孩眼睛永远闭着的时候看起来最让人渴望。简为什么会爱赛日呢？塔玛爱我父亲，女孩们爱拉塞尔。这些男人，与别人告诉我我会喜欢的那些男孩没有一丁点儿相像，男孩们胸口没有毛发，面容多愁善感，沿着肩膀长了多如牛毛的斑点。我不愿想起米奇，因为这会让我想起苏珊——那一晚发生在别的某个地方，在蒂伯龙的一座小玩具屋里，带了个小小的泳池，还有个小小的绿草坪。我可以从上面看这座玩具屋，掀开屋顶看到像心脏腔室一样分隔开的房间，床是火柴盒的大小。
“我不用把你锁在房间里，是吧？”他说，犹豫地笑着，“不会再闯进别人的房子里吧？”
塔玛和苏珊的不同之处在于塔玛更随和。她不复杂。她不会那样密切地跟踪我的注意力，也不会提示我支持她的宣告。她要是想让我腾个位子，就会直接说出来。我放松下来了，这种感觉是陌生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念苏珊——苏珊，我想起她，如同想起那些打开一扇久已遗忘的房门的梦。塔玛亲切友善，但她在其中转悠的这个世界像一台电视机：有界限、直接、世俗，带着常态的符号和结构。早餐、午餐和晚餐。在她所过的生活和她怎么看待这种生活之间并无令人惊骇的鸿沟。我在苏珊身上常常感觉到一个漆黑的峡谷，也许自己身上也有。我们两个都不能完全地参与进一天天的日子，尽管后来她以一种无可挽回的方式参与了。我的意思是我们都不太相信摆在面前的就够了，而塔玛似乎怡然自得地接受了这个世界，仿佛那就是终点了。她的计划实际上完全不是要做什么改变——她只是把已知的定量重新排列组合，拼出新的秩序，仿佛生活是一张延长的座次表。
他双手伸在两旁，笑着回应我，像需要再问一遍路的外地人那样，脸上挂着无助的歉意。我的脑袋对于他来说是个神秘的魔术，他的反应只有惊诧，他绝不会费心苦苦思索那隐藏的结构。我们落座后，我感觉到他正集中精神激发出父亲角色的台本。
我们等父亲回家的时候，塔玛做了晚餐。她比平时看起来更年轻一些——据她说，她用的洗面奶里面含有真正的牛奶蛋白，能够预防皱纹。她头发湿湿的，把身上那件大T恤的肩膀处颜色浸深了，下身是一条蕾丝棉短裤。她属于某个宿舍，吃着爆米花，喝着啤酒。
“还是谢谢你。”我说，努力挤出一个微笑。
“可以递给我一个碗吗？”
他第一眼看到我时被吓了一跳——已经有两个月没见了。他似乎想起应该拥抱我，趔趄着朝我走过来。我注意到他耳边多了一束头发，从来没见过他身上的牛仔衬衣。我知道自己看起来也变了样，头发变长了，发梢粗乱，和苏珊的一样，身上的农场衣服穿得那么破，套袖子的时候都可以钩住手指。父亲走过来想帮我拿包，但我已抢先一步把它放进后座了。
我照做了，塔玛留出一份鲜扁豆。“不加作料。”她翻了个白眼，“为‘温柔心’的肠胃留的。”
和父亲还有塔玛住在一起，我还期待什么呢？期待父亲试着侦查出我行为的缘由？期待他会惩罚我，履行一个父亲的职责？他似乎觉得惩罚是一项他已放弃的权力，他像一个老去的家长那样待我，谦和有礼。
我心里酸楚地闪过母亲为父亲做的那些事情：轻柔的抚慰，微小的调整，让整个世界都成了父亲需求的映像。为他买十双同样的袜子，这样他就不会搭配错了。
我想，苏珊会忘了我的，没有了我，农场也会飞速运转，而我一无所有。我的被迫害感狼吞虎咽，肥胖得远离了这些忧虑。苏珊在我眼里如同士兵的家乡情人，因为距离变得朦胧而完美。但也许有一部分的我松了一口气，我需要离开一段时间。达顿家那件事吓到了我——我在苏珊脸上看到的漠然神色。这些都是些细小的叮咬，微弱的内心移挪和不适，可即便细微，它们还是在那儿。
“有时候他简直就是个孩子，你知道吗？”塔玛捏出一定量的姜黄粉，说道，“我离开他一个周末，回来时他只剩下牛肉干和一个洋葱可以吃了。要让他照顾自己他会死的。”她看着我，“但我大概不应该告诉你这些，对吧？”
我在父亲的公寓里待了两个星期。公寓对面是一家丹尼斯餐厅，母亲的房子有多不规则、多密实，这些波托菲诺式公寓就有多方正、多空荡。塔玛和父亲搬进了最大的单元，里面处处都显示出静止的成年生活，显而易见，是她刻意安排成这样的：柜子上一碗打了蜡的水果，小酒车上未开瓶的酒，地毯上有真空吸尘器留下的淡淡的痕迹。
塔玛不是有意刻薄，但还是让我心里一惊——她轻轻松松就消解了父亲的形象。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没真正想过，他可以是一个让人取乐的角色，是一个可能犯错误的人，或者行为举止像个小孩，又或者在世界上无助地跌跌撞撞，需要他人指明方向。
于是我被送去帕洛阿尔托了。
我和父亲之间没发生过什么糟糕的冲突。往回看，我找不出一个那样的时刻，没有大吵，没有摔门。我只是有一种感觉，这种感觉逐渐渗透一切直到显而易见，那就是他不过是个普通人，和别人没什么两样。他会担心别人怎么看他，他路过门口时会迅速瞟一眼镜子，他仍在坚持听磁带自学法语，我听过他重复默读单词。他的肚子比我记忆中的要大，有时会从衬衫的中缝里露出来，现出一格格皮肤，如新生儿一般的粉红色。
“噢，当然，对啊，我敢打赌。你想试试吗？”
“我爱你的父亲。”塔玛说。她措辞小心翼翼，似乎每句话都会被存档：“我确实爱他。我答应和他吃晚餐之前他已经邀请了六回，但他态度一直那么好，似乎他比我更早知道我会答应。”
漫长的沉默。
她似乎发觉自己讲错话而突然住了嘴——我们两个都意识到了。父亲曾经住在家里，和母亲躺在一张床上。塔玛畏缩了，明显在等我说我会说的话，但我聚集不起一点儿怒气。这才是奇怪的地方——我不恨父亲。他想要某种东西，就像我想要苏珊，母亲想要弗兰克。你想要一些东西，自己也无法控制，因为你醒来的时候，只有自己的人生、只有自己要面对，你又怎么能告诉自己，你想要的是错的？
“毫无原因，”她尖声补充道，然后暂停了一下，“你以为我没问过她？你觉得我没试过？”
塔玛和我躺在地毯上，膝盖弯着，头朝唱机的方向斜着。我嘴里还有橙汁的酸味留下的麻乱，那是之前我们走了四个街区在一个摊位上买来的。我凉鞋的木后跟在人行道上啪嗒着，塔玛在夏日温暖的薄暮中愉快地聊天。
我一直期待弗兰克告诉母亲我偷钱的事，在我的罪状上再添一笔，但他没有。或许他看出来她已经够生气了。在母亲和父亲的多次通话中，弗兰克像一个沉默的守夜人候在桌边，我从走廊里听着。她尖声的抱怨、她所有的疑问都挤压成一个惊慌失措的登记询问。什么样的人会闯进邻居家里？闯进一个从小就熟识的家庭？
父亲走进来微笑了一下，但我察觉到他被这音乐惹恼了——那种故意轻快的节奏：“你能把音量调小一点儿吗？”
虽然他并不想，但他眼中真实可见的善意还是让我无法不注意，它顷刻间就将我对他的仇恨说辞泻干，再也无法有真正的热度。我第一次可以想象他在墨西哥的样子，微微有些晒伤，胳膊上的毛发变成了铂金色，一边吸柠檬苏打水，一边监管金矿——在我的想象中，金矿应该是一个洞穴，里面布满鹅卵石一般生长的金块。
“得了吧，”塔玛说，“声音根本没那么大。”
“很抱歉这个样子。”他说，似乎在表明自己只是雇来的帮手，是个执行母亲意愿的维修工。
“是啊。”我附和道，为不熟悉的联盟感到激动。
弗兰克被叫过来增援。他把我的卧室门从合页上卸下来的时候，我就在床上看着。他做得小心翼翼的，很安静，尽管这花了他一会儿工夫。他缓缓地把门从门框里移出来，仿佛那是一扇玻璃，而非不值钱的空心木板。他把门轻轻地靠在墙上，然后在变得空荡荡的门口徘徊了一会儿，晃着手里的螺丝钉，像玩骰子一样乱响。
“看见了吗？”塔玛说，“听你女儿的。”她没有挪眼，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父亲一言不发地离开了，一分钟后回来把唱针抬了起来，房间陡然寂静了。
我挣脱出来，但即使在走廊里，即使已把房门关上，我还是能听见母亲痛苦的泣吟。
“嘿！”塔玛坐起来说，但他早就昂首大步走开了，然后浴室响起了淋浴的水声。“去你妈的。”塔玛咕哝道。她站起来，腿肚上印着地毯的痕迹，她瞥了我一眼，心不在焉地说：“抱歉。”
“别的朋友。那是当然。你出去跟野男友瞎搞，天知道你干了什么。你这个下流的小骗子。”她几乎不看我，嘴里的话像一个变态狂咕哝着猥亵的脏话一样无法控制又狂热，“可能我得把你送到少管所去。那样你就满意了吧？很明显我再也管不了你了。我会让他们来管你，看能不能把你扳正。”
我听见她在厨房里低声说话。她是在打电话。我看见她的手指一遍又一遍地穿过电话线圈，紧紧捂住听筒掩嘴笑起来。我确定她是在嘲笑我父亲，这让我很不舒服。
“我去见朋友了。”我恶声恶气地说，“除了康妮，我还有别的朋友。”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明白塔玛会离开他的。不是马上离开，但会很快。她的脑子已经在别处了，在为自己书写着一种更有趣的生活。父亲和我只是一桩逸事中的布景，一场更广阔、更正确的旅途中绕的弯路，装饰了她自己的故事。到那时父亲会拥有谁呢？他为谁挣钱，为谁带甜点回家？我想象着他结束了一天的辛劳，回到家，打开空荡荡的公寓大门。那些在他离开后完全没受到另一个人的生活打扰的房间会是什么样子呢？沙发孤独的边沿，垫子上还留着他睡觉时的身形印迹，也许会有那么一瞬，在他开灯之前，他会想象着在黑暗中揭开另一种生活。
那会儿母亲看起来几乎像头动物了，面孔因为暴怒而走了样，气喘吁吁，眼泪奔流。“你这个骗子。在那件事上你撒了谎，在这件事上你也撒谎。”她两只手紧紧地绞在一起，不断地抬起来，又垂在两边。
很多年轻人都出走了。那阵子你这样做可以仅仅是因为觉得无聊了，根本不需要有一出悲剧。决定回农场并不难。我的另一个家已不再是一个选项，有可能母亲会把我拖去警察局，这多荒唐。父亲的家里有什么呢？有塔玛，她坚持和我结成年轻的同盟。还有晚餐之后的巧克力布丁，带着冰箱里的冷气，像日常分配的快乐额度。
“你告诉我你整个夏天都在康妮家，”母亲几乎是在吼叫了，“你说了那么多次。看着我的脸。然后呢？我打电话给亚瑟。他说你已经几个月没去了。差不多有两个月。”
也许在去农场之前，那种生活是足够的。
我能看出这困窘的新局面弄得她有多慌乱。她的女儿以前从没给她找过麻烦，一直乖乖地顺着自己的路往前走，不曾有半点儿反抗，有条不紊，自给自足，如同那些自己清洁鱼缸的金鱼。她又怎么会需要费心担忧别的情况呢？更别说为这种可能做准备了。
但农场的存在证明了你可以过另一种罕见的生活。你可以从琐碎的人性弱点中脱身而出，进入更广阔的爱中。我的这种爱，我以青少年的方式相信它的绝对正确和优越。我自己的感觉形成了它的定义。那种类型的爱是父亲甚至塔玛永远无法理解的，我当然得离开。
愤怒让她有些语无伦次：“你不能待在这个房子里还满嘴鬼话。”
我在父亲公寓炎热憋闷的阴暗中整天看电视的时候，农场的情况在一天天变糟，尽管到后来我才知道糟到了什么地步。问题是那桩唱片交易——交易不会发生，而这是拉塞尔不能接受的事情。米奇告诉拉塞尔，他也爱莫能助，他没办法强迫唱片公司改变主意。米奇是一个成功的音乐人，一个颇有天赋的吉他手，但他确实没有那样的权力。
“没有人。”我像个求爱者似的照料着我坚毅的沉默，内心洋溢着崇高感。在苏珊和唐娜消失之前，我试图向苏珊闪去一个信息：我会担起责任，她不必担心。我理解她们为什么丢下我。“只有我。”我说。
这是真的——我和米奇的那个夜晚因为这个原因而显得可怜，是车轮转动中无依无凭的嗖嗖风声。但是拉塞尔不相信米奇，或者说这已经不重要了。他觉得全世界都是令人恶心的，而米奇是这种恶心就近的宿主。拉塞尔的斥责在频率和时长上不断升级，他把这全怪到米奇头上——那个喂得太饱的犹大。22口径手枪被拿去换了班特林长管手枪，拉塞尔把被背叛的狂怒渗进其他人的心。他甚至懒得再去隐藏自己的愤怒。盖伊分发兴奋剂，和苏珊跑去水泵房，回来时眼睛像浆果一样黑亮。他们把树当靶子进行练习。虽说农场从来都不属于那个更大的世界，但它现在越来越孤立了。那里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拉塞尔开始谢绝访客，每次跑垃圾都把盖伊和女孩们派出去。这个地方长了渐渐变硬的外壳。
“朱迪看见和你一起的有两个女孩，”她说，“可能是三个。她们是谁？”
我能想象到，在那些早晨苏珊醒来，对过去的日子毫无知觉。食物供应情况变得岌岌可危，一切都染上了轻微的衰败色调。他们吃不到多少蛋白质，大脑只靠碳水化合物和偶尔出现的花生酱三明治维持运转。兴奋剂抹掉了苏珊的感觉——她从自身麻木的电流网中移动，一定如在深海中潜行。
母亲做出了痛苦的、受挫的声明：我是一个废物。我有病。她把危机的气氛披戴在身上，仿佛穿了一件讨人喜欢的新大衣，怒气的洪流扮演着隐形的陪审团。她想知道是谁和我一起闯进了达顿家。
农场里相关的人在那种情形下还能待下去，这在之后所有人看来都难以置信。但苏珊没有别的，她将整个生命都献给了拉塞尔，那时它成了拉塞尔股掌之中的东西，他可以随意翻转，估摸分量。苏珊和别的女孩已没有能力做出确定的判断，她们的“自我”肌肉没有锻炼，变得松弛而无力。长久以来，她们的世界里不再有以任何真实方式存在的对与错。不管曾拥有怎样的直觉——良心上微弱的刺痛，担忧的啮咬——即使这些直觉曾被发现过，现在她们也听不见了。
达顿太太在厨房地板上喊出我的名字，像喊出一个正确答案。我犹豫了一下——对听到自己名字做出的发蒙的、像牛一样迟缓的反应，想到应该帮助摔倒的达顿太太——但苏珊和唐娜已经远远跑在了前头，等我回过神的时候，她们几乎不见了踪影。苏珊回头看了会儿，正好看到达顿太太用颤抖的手钳住我的胳膊。
她们离坠落并不遥远——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是身为女孩，就会妨碍你相信自己。感觉似乎是完全不可靠的，如同占卜板上擦掉的充满谬误的胡言乱语。小时候去看家庭医生总让我压力很大，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会轻声问我一些问题：我感觉如何？怎样描述那种痛苦？是尖锐一些还是分散一些？我只是绝望地看着他。我需要的是被告知，这就是看医生的全部意义——接受检查，让射线精确扫描我的身体内部，然后被告知真相是什么。
我被抓住了，我当然会被抓住。
那些女孩当然没有离开农场，她们能忍受的远远不止这些。我九岁的时候，从秋千上掉下来摔断了手腕。令人惊厥的碎裂，眼前一黑的痛楚。但即使在那时，即使我的手腕肿胀，袖口沾了凝血，我还是坚持说自己没事，没什么大不了的。父母立刻相信了我，直到医生把X光片给他们看，骨头断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