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个湖城。这一点被许多人忽略。光是市区之内，就有广阔的湖面，如果扩大到四环之内，那水域就更多。水禽固然值得关注，体态小许多的蜻蜓，也值得关注。北京的蜻蜓，已经伴随着世代的北京市民，延续其生命群体到了今天。那么，我们北京是否有那样的写作者，去观察蜻蜓，描写蜻蜓，将其作为一种有尊严的生命，加以展示，来启迪北京市民的灵性呢？
于是我想到北京的自然生命形态。北京什刹海等处的野鸭及其他水禽，已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生命的标志性载体。这当然是大好事。但还可以把这种对人以外的自然生命的关怀，推及更渺小的生命体。比如说蜻蜓。
世界上蜻蜓的种类繁多。其中有几种蜻蜓，是北京独有的。比如有一种就叫北京大蜓。还有叫马奇异春蜓、长痣绿蜓、峻蜓、闪蓝丽大蜻等奇特名字的。其中有一种叫巨圆臀大蜓的，是北京和台湾两地共有而世界上其他地域罕见的，它的成虫体长可达八厘米，两翅张开可达十二厘米，十分显眼也格外美丽。
以刘克襄先生的自然写作为例，他写的，不是揭露人类社会发展如何破坏了自然生态，也不是赞扬有的发展模式如何避免了环境污染，而是抛开人类社会的发展话题，去关注描绘自然生态中的细微个案。也就是说，他秉承的不是“天人合一”的理念，而是将“天”（自然本身）和“人”（谋求“现代化”的生灵）分离开来，强调“天”的客体本质，唤醒人们对“人外存在”的尊重与敬畏。他有一本书详尽地记录了一片台湾湿地上的植物与动物的生存状态。他还曾仔细观察一处公路隧道出入口处，蜻蜓最早的出现与最晚的消隐。他和另一些自然写作者都并不反对别人持有善意的“天人合一”的理念，但我们实在不该想当然地把他们的理念概括为“尊重自然就是天人合一”；他们那“天人分离”的眼光与理念，我们可以不去认同，却可以作为一种扩展视野的参考。
蜻蜓的幼虫叫水虿，会在水里生存很久，等到夏天来临，再通过几次蜕变，成为飞动的蜻蜓。北京市民俗称蜻蜓成虫为蚂螂。我小的时候，曾和胡同四合院里的小朋友们，带着捕虫网，到城外湿地去游玩，在那里曾见到娃娃鱼，捞到过小虾小蟹，拾到过鹌鹑蛋，采集到过蒲草长出的蒲棒……当然也捕捉到过许多形态各异的蜻蜓。但是，若有人问我，北京水域的蜻蜓，是从几时开始飞动的？我却至今说不清道不明。像今年这么春寒，大概蜻蜓孵化蜕变展翅凌空的时间，就会往后推移。但是蜻蜓的消隐，稍加细心，看到蜻蜓点水，那是它们在甩籽，则可以推算出其大概日期。一般立秋时节，蜻蜓就相继谢幕而去了。
我对东华大学的那位发言者不熟悉，但与从事自然写作数十年的刘克襄先生曾有接触交流。可惜刘克襄先生此次未能与会，他若来，我与他可接续以前的交流更深一步地探究，当可更接近台湾自然写作的实情初衷。
我们需要有对宏大社会话题的关注与表达，却也需要有对自然细部的观察与体味，这二者并不矛盾，如能融会贯通，则议大事可更具理性，处小事可更展胸襟。海峡那边有孜孜不倦进行自然写作的作家，海峡这边其实也并非没有相似的作家。比如前些时去世的福建作家郭风，他的那些写林间生态、花草风物的散文，看似雕虫小技，其实具有丰富意蕴。二十几年前，我曾与他交谈求教，他蔼然回应，又曾在看到我偶然刊发在报刊上的水彩画后，来信鼓励并请我给他按尺寸画两幅画，说是要拿去陈列在其居所中。我不揣冒昧，将涂鸦稚作寄给了他，记得其中一幅似乎就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画了只蜻蜓，立在荷花之上。北京今夏蜻蜓几时飞？我会到玉渊潭、紫竹院等处去做观察，文章未必写得出，但图画总能挥洒出几幅来的吧。
四月下旬在台湾花莲东华大学与台湾作家研讨文学，其中一位台湾作家是从事自然写作的，他说大陆有的研究者总把他们的自然写作划归大陆环境文学的范畴，更主观地把他们的写作理念归纳为“天人合一”，对此他加以澄清，指出他们的自然写作与环境文学是有区别的，而写作理念并非“天人合一”，乃是主张“天人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