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也忍不住，我知道这可能是别人拿他们开玩笑，他们自己倒当了真。我笑了出来。
女人又拍着手：“俺包家往前数上几辈都是老实巴交的人。廖家亲戚啊，你或许是个心里透亮的人，或许念过一些古书，不能不知道——俺的先人是‘老包’，就是有名的包青天哪；‘包大人’在开封府谁不知道？俺是‘包大人’的后人哩，还能做出那样的下作事儿？”
包亮说：“你也不用笑，女人说话没有准头，不过还真让、让俺女人说准了。不信你去问、问俺公司里人，谁不说俺是‘老包’的后人……”
包学忠狠狠瞥来一眼，坐到一边去了。
我说：“就算是吧，那你们更应该知道廖若的话不能作数……”
女人指着我：“你跟这个大兄弟说说，你一年才上几回学？还不是一天到晚跟上你爸做帮手？”
“听听，”包亮嘴上极少的几根胡子往上翘着，“听听，谁办案也不能撂下这、这样的话头不管哪，他说的是什么？是俺家学忠杀了人，杀人案哩，人命关天哩！俺家学忠的头不值钱，可那也是俺孩子呀，俺还指望着让他干活、养老送终哩。我能眼瞅着让廖家把他送、送进局子里咔嚓了？没那么容易的事儿！俺这回跟廖家没、没个完。他不把话讲明了，俺就跟他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你以为庄稼人就那么好、好惹啊？大兄弟，人逼到数儿上谁怕谁？嗯——他觉得读了几天狗鸡巴书，眼上戴了副屁、屁镜——那在俺眼里等于驴捂眼——就了不起、起哩。其实俺庄稼人压根就没瞧、瞧在眼里。有什么了不起？还会干个什么？不就是一天到黑在家里砸、砸那个破铁盘子吗？依我看他们真是日得轻了！”
刚刚吃完生肉的包学忠甩着头走进来，大眼一翻一翻，露出很大的眼白。他直直地看着父母。
最后一句我明白了，那是指在家里弹钢琴。我心中被愤懑淤塞，一时竟不知该怎么说了。我只得听下去。
女人拍着手逼过来：“就是呀，就是呀。俺家包亮说得对哩。俺家包亮凭手艺吃饭，从不做对不起人的事儿，宁让人欺，也不敢惹人。看看老实了一辈子，这会儿让天上掉下来的石头把头砸了个大窟窿。俺好生生过着，谁想到让人反咬一口，警察也招了来。没毛病人家警察来干什么？邻居家探头竖脑往咱这儿瞅，你让咱的老脸往哪儿搁？俺这孩儿别说杀人了，别说祸害同学了，他连学校都懒得去。忠儿忠儿，”她说着喊起来，“来哩忠儿！”
“你不知道，听口音你也不是在这边常住的人，你哪知道你那亲戚是什么人，他们在这围遭笑话大哩。哼，这样的人做事能有准头？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有人亲眼见他们两口子手扯着手钻到树林子里捣鼓那、那事儿哩！你想想，什么事在家里做不下了？在家里不是尽耍尽恣？跑到沙滩上、树林子里去疯浪，还不是吃饱了撑、撑的！连这样的事都有脸去干，你想还能调教出什么好孩子来、来呀。告诉你吧，你是他亲戚，俺今个有话就、就跟你说：廖家两口子都是‘半吊子’。你就不看一看，正经人哪有吃了饭手扯着手胡、胡溜达的？俺这庄里捡粪老头也不止七个八个了，谁没看见廖家两口子手扯着手胡溜着玩、玩儿？谁没见他们一块儿钻树林子？俺跟这样人家还有理讲？他们吃饱了撑的，没事了就瞎捣鼓、捣鼓事儿，捣鼓到俺包家身上了，这还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呀摆着……俺包家人再痴再傻、再穷，也不能眼瞅着让两个‘鸡巴分子’给送到局子里去！你说是吧？”
“天哩！”包亮把手一甩：“鬼呀，这才鬼呀。他只说跟我们家学忠掺合了一、一块儿，可没说主犯是谁。是谁？到头来还不是学忠？杀猪人的孩子嘛！再说人家还占了个主动揭发的光，将来抓到局子、局子里去，砰一枪把学忠打死，他也顶多铐个三年二载，这个分量谁不、不明白？就算俺是庄稼人，是土里刨食的人，也不能糊涂到这、这般田地……”
女人点着头：“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
我叹了口气，“您看，廖若当时并没有说包学忠一个人做了那事儿，而是说自己也参加了。他如果真有害人之心，那就不会把自己也扯进去。”
他那样叫“知识分子”，我觉得倒很新鲜。我故意问一句：“什么分子？”
“他发直！他鬼着哩。你说他是个直心眼儿，那我们就成了、成了弯弯肠子啦？”
“就是那样‘分子’，我也不怕你听了不高兴，不怕你厌弃咱。在俺眼里就是那东西：‘鸡巴分子’……”
“不会那么严重，事实毕竟是事实，这一点随便一个人就会看得出：廖若已经精神失常了，他当时正处于非常时期，看人眼睛都发直……”
我想该把话题转一转了。我的牙齿已经有些发胀。劳动者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谁、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挑拨到了这样的地步？这不是今天，而是我一再遇到的一个命题。好像是列宁说过这样的话——“假如我们唆使人们去反对知识分子，那就应当把我们绞死”——天，可见在他眼中这是怎样的大罪……我忍了又忍，总算扯到了孩子的学习上：
“对我们不好？那我们等着人家警察进门铐起来才好？”包亮说着往前上了一步，做了个戴手铐的动作。他的两眼鼓得溜圆。
“不管怎么说，还是应该让包学忠到学校去，他这个年龄正是学知识的好时候，不要让他一天到晚在公司里转，那样并不好；应该让他争取考大学……”
我不知道“洗刷”什么，无言以对。看来跟他讲话也很困难。我琢磨着怎样说更好，就想从头说起：“……事情是这样的，他的孩子眼看着一个最好的同学死在自己怀里，受了很大的刺激，一时神经错乱了。廖若的病很重，这是明明白白的，谁都看得出来的。这样的情况下他说包学忠干了什么，是决不能作为依据的。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这只是一种错觉。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当时你要亲自听听那孩子说话就会知道，他已经前言不搭后语。所以千万不能较真，再说他们都是好同学好朋友。请一定不要让包学忠再到廖家去闹了，这样会对廖若造成更大的伤害，对两家都不好……”
女人看了看男人。
“噢，你想给他们洗刷，你洗得干……干净吗？”
男人从柜子上端来了一个纸笸箩，里面盛了烟末。他捻了捻烟末，又从一边找了张破报纸撕下一块卷了，吸着：“考学这个事嘛，也不能说是个坏事儿，不过这要看让谁去做、做了。各家都有自己的盘算……”
“不，来解释一下……”
“即便考不上学，多学点知识也好啊，将来做各种工作都需要的；在信息时代里没有文化是不行的……”
“来解决事情？”
他听了，看看手臂上没有洗净的血，嘿嘿笑着。那种笑其实也表示了最大的轻蔑。
“他们病了，我替他们来这儿也一样。我今天主要是想来作个解释……”
3
包亮一开口说话稍微有点口吃，甚至还有点木讷，仰着脸：“你来替、替廖家说事儿？廖家怎么自己不来？你这会儿能主得了人家的事儿吗？”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包亮出语惊人，“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人生、对前途事业之类的看法：“是龙就是龙，是虫就是虫，能行的，有本事的，不考大、大学也蛮有出息；没本事的，天天上大学也还是白搭。你看廖家两、两口子不是正经大学出来的吗？穷得叮当响，连肉骨头汤都不舍得喝，这一围遭谁又看、看得起他们？你再看看人家‘得耳’，就是俺董事长，老东家倒没念几天、几天书，可又谁不服人家？市长也得敬着他哩。一句话啦，什么都有一定之规，强求不得哩。俺家学忠也不想吃鸡、鸡巴分子那碗饭。俺家学忠只想把手艺练好接下班儿。他十几岁上就会给猪放血，剥皮剥得干、干净，不沾一点肉，也不伤一点皮子；他就是做这个的好手，别的俺也不稀罕。这年头做这个的，别的不说，多吃点好东西，猪下水咱买才花、花几个钱？那些‘鸡巴分子”挣那几个钱还不够俺捅几刀的，连瘦肉都吃不起，前些年要买便宜肉还要走俺、俺的后门哩。你知道学忠他们那个学校的老、老校长吧？那人书底子怪厚哩，能倒背‘三国’。今个又咋、咋样？还不是托俺孩子来家买点猪大油回去？告诉你吧兄、兄弟，这年头庄稼人就信服实实在在的东西。哎，有口好酒喝，有块大肉吃，有点儿零钱花花，管比什、什么都强。什么大学小学，那是拿来晃人眼的，咱不是学那个的材料，它在咱眼里也就狗屁不是哩！”
包亮洗完了手站起来。这个人并不太胖，中等个子，好像满身都由结实有力的筋脉组成。我想这是一个干练有力的人，做起活来一定是把好手。
我听得认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他的自身逻辑上来讲，这些话也许并无大谬。而且他这番话也真够分量。不过这倒越发让我害怕，让我不敢太多咀嚼这其中的意味。我现在想的更多的是眼下，是怎么去说服这一家人，怎样让两家人和解。我明白他们是在另一种生活轨道里运行的人，出奇地固执，也确实更为顽强和有力。我只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我感到了无语的痛苦。
吃生肉的孩子把脖子一缩，弯着腰跑了。
包学忠在我和他父母对话的时候觉得无聊，就摸出了一把小刀，在一边的石头上吐着唾液磨起来，发出了哧哧的声音。这引起父母的注意，他们回头看了一眼。包亮回头对我说：“我孩儿在制一把、一把劁猪刀。”
“小忠我叫你偷肉吃，公司看见了剥你的皮！”
我听不明白。
包学忠从窗外往里望。他手里捏了一条生肉，一边看一边往嘴里塞。我愣住了。赶过来的女人又喊：
“人哪，多学点手艺不吃亏哩。这不是，他自己想学劁猪——嗯，就是给公猪母猪动动刀儿，给它去去性儿——那就长得肥壮了。以前也有劁猪手，老、老了，眼花了下不准刀儿，按不住猪腿儿——猪蹄子一下蹬上去把、把嘴撕开了一道口子。弄到后来村里人要劁猪，都到十几里外去找人。你也别小看这活儿，‘得耳’老东家大发以前就劁过猪，听说这会儿高兴了还动几刀哩！俺孩儿心眼不孬，他自己琢磨起这活儿来……”
原来她男人回来了。这个汉子低头走进院子，谁也不看，解下油布围裙，又扑通一声把什么扔在屋角，铁青着脸，弯下腰在铁盆里细细搓手。我发现他的背上都沾了血，胳膊上也有一些血，可能正在工作就被喊来了。
我注意有关“得耳”那几句，暗暗吃惊。我点点头，想用怎样的道理说服他。我说：“即便是将来接你的班，到肉联厂工作，也应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比如说屠宰厂都是机械作业，那时一个文盲恐怕也不行吧……”
“包亮啊——家来！人家老宁大兄弟来了。他是廖家亲戚，给廖家说事儿来了。有话好好说，别对人咋咋呼呼，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先把手上的血洗一洗……”
想不到女人听了哧哧笑出来。包亮使劲吸了几口烟，眯着眼：“你以为俺肉联厂就不是‘机、机械化’了吗？”
正说着院门响了，她立刻转身出去喊了一声：
“那你怎么全身溅那么多血，还要动刀子？”
“噢。是宁家大兄弟。我知道你是廖家亲戚，自然向着廖家。不过但凡是人总要说句公道话吧。你也是个识文断字的主儿吧？该不是那些两嘴一张一闭白吃饭的酸臭物件——俺看你没戴眼镜，衣兜上也没插水笔。不过你也不像个做粗活的人，这个俺一看就知道。你要是个走南闯北的人就该明白：天底下就数庄稼人过日子不易哩，躲事都躲不迭，最怕的是身上招官司啊……”
包亮扔了烟头：“我跟你说过嘛，那些洋里八道的‘鸡巴分子’弄出来的东西没有一样管事儿……”
我告诉了她。
我越发糊涂了。
“俺家可是喝茶的老户，俺家包亮，就是学忠他爹，一年到头杀猪，肚里油水多，要不喝茶，这会儿还不知胖成什么样哩。俺家这个男人哪，一辈子就靠个手艺吃饭，村里人都说他手狠心善——不过心眼好的人就得受欺负，你看看，学校里死了个学生，弄来弄去还要推到我们身上。俺这个孩子从小不干一点儿坏事，就知道跟在他爹后头转，学着揪猪腿，十几岁上就会给猪放血，是把干活的好手。俺跟姓骆的两家无冤无仇，还能做下那事？廖家人多歹毒，把死人的事儿一下栽到俺头上。前几天公安局找上门来了，盘问那个细。这成心是想弄塌俺的日子啊。作孽啊，他们念了书，心里有了鬼道道，就祸害起庄稼人——庄稼人有什么法儿？逼急了还不就是跟他们拼上？最后大不了一死，跟杀猪一样，一放血一蹬腿就完了。实在没了法儿，咱又能怎么办？你说是不是？你要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你看，我到这会儿还没问大兄弟叫什么名啦……”
“使上那套玩意儿，不是这个零件坏了，就是那里卡、卡住了，再不又停了电。好不容易哪里都没有毛病啦，‘带头猪’又病啦！”
她拍拍炕沿让我坐。炕上摊着没有收起的被子，很脏很旧，露出发黑的棉絮。炕席子上有黏糊糊的东西，像是一些地瓜糊糊——平原上的人要在炕上围拢吃饭，中间摆一个矮矮的炕桌……我坐在那儿，听着下面哗啦哗啦弄水。一会儿她把水端过来。水碗黑乎乎的，满是指头印。我接过来。的确是茶水，碗里泛着很大的茶叶。她搓着手站在炕下说：
最后三个字让我好生奇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猪。我再问，他就咧咧嘴：
屋里寒酸得让人吃惊。我原以为包家在“公司”做事，家境一定不会太差，可眼前这个家空空荡荡，邋遢得厉害，还冒出一股逼人的腥臭——这种气味我在廖家绝对闻不到。我越发觉得她骂廖家的话有点过于荒谬。这气味大概多少来自屋里这些摆设——东间屋的墙壁上挂了一扎风干的猪尾巴；墙根放了一卷未脱毛的猪皮……这些东西都会散发出特殊的气味儿。
“这也不懂！就是把猪群往屠宰机里领的那头猪，那是费好劲儿才驯出来的，它要走在宰杀的那群猪前头，就叫‘带头猪’哩。”
我进了屋，直到坐下来心里还是一直不解：廖家在当地人看来到底怎么了？廖家因为什么，哪些方面要让他们如此鄙视呢？
我还是不明白。
2
他哼哼着，有些烦：“这还不明、明白？那些等着进机器挨宰的猪都拥在一块儿，不愿往那、那个入口里进——想想吧，进去又是涮，又是打，又是剥皮，滋味不好、不好受啊。猪儿们再笨，也能明白个一二三，它们心里有数哩。这怎么办？有人想出了好法儿，就是训练一头听话的好猪儿，让它先在头里走——不过可不能杀它，让它从入口进去，再从另一个小门把它放出来。这头猪宝贵着哩，千万不、不能伤着。它在头里走，别的猪以为没事哩，都跟着跑进去。其实里头刀枪剑戟上着哩……我们屠宰场这‘带头猪’用了五年哩……”
她咕哝着往回走，两只脚重重地踏地。
这真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不知为什么，这只“带头猪”总让我想起其他的什么——那是生活中的某一类人，他们专门依附、出卖，引人上勾……包亮说着把脸一板，再也不往下说了。他盯我两眼：
我的话令对方一愣。接着她一直绷紧的脸也松弛下来：“再穷，一口茶水俺还有。为什么说什么，进屋吧。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又不是姓廖的——那一家人，呸，从头臭到脚，说实在话俺这地场没人瞧得上他们……”
“‘带头猪’也好，不‘带头猪’也好，闲话少说吧，反正俺包家今个只有一、一个要求，就是让廖家那个臭小子去跟上面说个清楚：俺家孩儿与果园里那个小崽的死没一点粘连，不关我、我们的事儿。俺也管不了他死啊活的，反正俺又救不了他。只要公安局不再来找麻烦就中。就这哩！”
“我大老远地来了，您也不让客人进屋喝杯茶呀？”
我说：“这当然会做到的，但暂时还不行。因为廖若还病着——等他好了那天，他会对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负责的。眼下他还没有这个能力，他的话不能作为证据，而且公安部门也不会采信。”
这些话极具侮辱意味却也不乏意趣，我以前在乡间也听过，但这会儿还是觉得不能忍受。大概她自己也弄不明白刚才这一番话里究竟包含了什么。比如说“起了性”三个字，她就不见得全懂。但似乎不必认真。我冷静了一会儿，想着该怎样把气氛缓和下来。我端量着她，笑笑说：
包亮老婆尖着嗓门喊起来：“天哩，这个大兄弟说的话多中听。天哩，那俺家学忠就得硬等着他把脑瓜子长好，他要一年不长好，俺就得一年受牵连，他要这辈子长不好呢？那么俺学忠这辈子就完了！兴许等他的脑瓜子长好了那天，俺家学忠要在大狱里长出了白胡子哩。俺可等不得。再不行俺家学忠也会反口咬他，俺家学忠念书描花不行，咬死理儿也不比他家孩子差……”
女人两手拍打着小腹，并不在乎这个不雅的动作：“听听，什么人向着什么人哪！还说俺和他们一样哩，这是糟践人哪！他们算是什么东西……天，哪里还有庄稼人的活路啊，连臭教书的也敢骑在俺头上拉屎了。俺跟你讲不清哩，就是他爸回来也没用。你有话还是找苏老总说去吧，事情还不是明摆着？如今的人见了他手下的腿就打颤，见了老实庄稼人就起了性尥蹄子，尾巴一撅比旗杆还高……”
包亮烦烦地摆手：“别说了，不行就经公司吧，如今咱找苏老总手下的人吧，主事的是他，到了他那里说不清的也说得清了——你看咋样？”
以她的逻辑来看，“欺负人”也要像自然界的食物链那样，有个排列顺序。我抑制着，明白与她发火毫无用处。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跨进这个院子，此行的任务是什么，所以尽可能和颜悦色地做出解释。我说：“不能这样讲。大家都一样，都过得不容易，他们现在被这个事折腾得人都病了，更可怜的是，他们儿子的精神已经崩溃了……他们从来不会欺负别人，两人都是非常善良的人……”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但我不会怕那个苏老总。我说：“不必把事情搞得太复杂，因为事情明摆着，有关部门一旦做过初步了解，就不会再查下去了，也不会缠住你们不放的……”
“你说谁哩？就是那些教书的！他们仗着念了几天屁书，自以为了不起哩，拿捏着，看那个酸臭样儿，这会儿欺负起俺庄稼人来了——俺庄稼人又欺负谁去？”
“看看你说的，”包亮瞥一眼女人，“你看看这个大兄弟，他以为咱的工夫也和他一样不值钱哩。咱是穷人穿裤子，不长不短凑合着用。廖家是什么东、东西，闲工夫多得像猪毛。嗯，俺可是动刀的人，万一心里有个事儿牵挂，一刀捅斜了就要出大事。有一天苏老总手下人问俺：老包，怎么蔫蔫的，摊了什么事？我告诉他，了不得哩，人、人命案子哩。苏老总手下人吓了一跳，不过人家到底是经过大事的，说：什么也甭怕，好好给我干，有什么事儿我担着。看人家多义气，说完就、就走了。其实我也不敢麻烦他。如今实在是受不了啦，才把事儿从头到尾告诉了他。了得，他一拍屁股说：你把那两个东西给我立马擒来——你看姓廖的自己臭美，人家苏老总手下的人才不把他当个物件。到时候我一手一个就能把他们抓到苏老总眼前，像捉小鸡似的。可我先不那么做，我只传话让他们来见就中——再不来，苏老总手下人火了，也会把他们绑来。到那时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今个你代表他们来、来了，好吧，你可得好好‘代表’，你可得做个说了算的主儿。要不你白跑一、一趟，还要受些牵连……”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问：“谁顶风也臭四十里？”
我吸了一口凉气：“什么牵连？”
谁知我闭了嘴，她却再也不能停歇，一声连一声数叨不休：“天底下最苦的就是老百姓啊，世上哪有咱庄稼人的活路。这样事那样事都摊到咱头上了。一家子起早贪黑忙也赚不了几个钱；赚不了也就罢了，没想到还要受一个臭教书匠的气。那些臭玩意儿把书都念到驴肚子里去了？自己觉得了不起，不知道俺压根就不愿正眼瞧他们。这些人顶风也臭四十里……”
“什么牵连？你、你来代表廖家，那就等于是廖家了，是不？”
我实在不明白自己说了什么过分的话，有点哭笑不得。我想还是等男主人回来再说吧。
我没有回答。
女人故作惊讶地拍一下巴掌：“瞧你说的！你要真是想替廖家帮个忙，就该实打实说话啊。可不能这样诌南山扯北海……”
“那好，我问你，我们见了廖家的人，先要咋办？”
她的话里明显包含了一丝威胁，甚至还有些得意。我告诉她：“是啊，你们是公司的人。不过这事儿怎么也挨不着公司的边儿。我看最好还是在两个家庭之间解决——其实这事儿非常简单，完全是误解，只要解释一下就行了，根本用不着找别人。”
“怎么办？”
“他爸是给公司干活儿，俺这一家都是公司的人。你有什么事儿来跟俺说，那就说吧。说好了就说，说不好就得经公司了——没法儿，谁让俺家招了这么大的事儿……”
包亮站起来，伸出没洗净血污的那个黑巴掌说：“伸手就是一掌啊！”
我这才注意到，在他刚才坐过的草墩四周有些很黏稠的褐色东西，靠墙处还放了一张血迹斑斑的原木桌。原来这个院里要经常杀猪。我马上想起包学忠的父亲在肉联厂做屠宰工。还没等我说什么，眼前的女人就咕咕哝哝说开了：
我吓了一跳。
包学忠应了一句，好像还吐了一个脏字，扭头走了。
“一掌就拍到姓廖的胸口上，然后，嗯，把五根手指这么一弯勾啊，就把他的衣领揪住了。咱揪住他也不打，也不骂，嗯，只把他揪到苏老总手下人那儿。嗯，看他还敢再胡说八道，敢作践咱庄稼人。让他把话说个清楚，嗯，话不说不明，灯不挑不亮。嗯，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个清楚哩！你‘代表’他、他们，你能受得了这个吗？”
女人说：“别跟人家顶嘴，喊你爸去。”
我不由得站起来。我脸上有些燥热，往旁退了一步：“我代表他们来讲理，又不是来打架的！”
他坐在一个草墩上，撇撇嘴：“还没开学呢，装糊涂。”
“讲理儿？那也中，咱要实打实地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嗯，三下五除二，嗯，九九归一……”
“今天没到学校去啊？”
最后他只催促我早些去见苏老总手下人：“人家说结了，咱也就结了，苏老总的人说不中，咱就不、不中，咋呢？打官司告状，要车要钱，都有公司担着。你也知道，我是人家手下人儿哩，人家一月给我七百八九十元哩，也不能白、白拿着。”
我丝毫没有表露出心中的惊讶，只看着小岷和廖若口中常常谈到的这个同学。从身量上看，他分明已经算是一个壮小伙子了，因为不仅脸上没有什么稚气，而且比所有的同龄孩子都要粗大得多。这会儿我才明白为什么许多同学要怕他了。他的光头刚长出半寸长的毛发，一根根像钢针一样直立，显得野性十足。仔细看，这一双眼睛并不难看，只是这会儿放出了两道挑衅的光，让人看了害怕。我问他：
我觉得他的工资并不高。
原来包学忠藏在院门右侧那个矮小的厢房里。这家伙一下跳了出来，一出门就斜着眼看我。
包学忠在一边磨刀子的声音更响了，发出了吱吱的尖叫。包亮呵斥一声，把他赶到外面去了。
她不屑地端量了几眼，回身喊：“小忠，小忠！”
正这时院外响起了刹车声。透过窗户，我发现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停在了外面。我有些吃惊：“公司来人了吗？”
我完全没有想到对方会这样盘问，焦急中就撒了个谎。因为我知道在这里，如果没有一点儿血缘关系，连做代表的资格都不会有，对方不会与我商谈任何重要问题；不仅如此，他们还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疑问。
包亮抱起膀子，不屑于回答的样子。
“我是他们家……亲戚。”
进来的是一位干练的小伙子，脸色乌紫，留了短发，腰上扎一条电镀钢腰带，手里还拿着对讲机。
“噢，那你又是他家谁哩？”
包亮夫妇赶紧点头，慌慌地往旁闪一下。可那人并不搭理他们，只是看了看我，对着手里的对讲机说：“主任，主任，那个人到了，那个人到了……好的，明白；好的，明白。”
“不，廖老师一家病了，我是受他们委托来……”
他把对讲机收起来，拤着腰问：“你是廖萦卫吗？”
“你就是姓廖那个……老师呀？”她还是听错了，脸马上变了色，嗓门一下子增大了。
我点头又摇头。包亮夫妇赶紧作了说明，然后拍着手：“就是哩！就是哩！”
院内冷冷清清。我敲了好长时间的门，才出来一个年近五十的女人。她的头发芜乱，脸也没洗，眼睛像害着病。不过她穿了簇新的衣裤，有些肥大，像是刚刚换上的。她一边开门一边咕哝着“谁呀谁呀”，抬头看人时眨着眼，像害怕强光一样把眼眯成一条线。她端量了好一会儿才哼一声：“走错了门吧？”我赶紧说明来意，解释了几句，特别强调我是受廖萦卫之托，来看望他们的。
他哦哦两声，不耐烦地挥挥手：“那请吧！”说完又掏出对讲机咕哝了几句。
包家在一条窄巷的尽头。这是一个破破乱乱却又十分宽敞的土院，会让人想到一个大家庭。这一家三口显然是接受了前人的遗产——在平原上，一个家族往往相邻而居，当其中的一户如果因为移居或没有了后继者，原来的房产就会自然合并到同族人那儿，中间的隔墙一拆也就形成了一处特别大的院落。
我问：“到哪去？”
这个长满了榆树的小村子远看黑乎乎的。无论在山区和平原，迈进任何一个陌生的村落，都会让我心中出现一点儿神秘感，漾起一丝探奇的心情。而这一次除了如上的感觉，更多的却是忐忑不安。包家因为廖若在座谈会上的那番喊叫，更因为后来警方的介入，已经对廖萦卫一家恨之入骨，近来不断以各种方式发出威胁。这会儿我踏上街道，尽量镇定着自己。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对待一个替廖家说事的人。
“我们老总请你——看你一张纸画了个鼻子，多大面子！”
带着廖萦卫一家的重托，我去包家。
我迟疑着。但我没有拒绝。
1
“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