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农民，一般农民也很不均衡，富的很富，穷的很穷。当然啦，大多数还是比较困难——我们医院最头痛的就是接待农村病人了。”
“那一般农民呢？”
“比比他们你们又怎样？”
蓝珂叫起来：“一般市民比我们好！现在他们做什么都行，摆摊，再不就搞停薪留职。那一留一停了不得呀！我们就不行了……”
“也很难讲……”
“也用不着比乞丐，比一般的工人市民，还有，比比那些连看病都没有钱的农民呢？”
“起码你们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比他们要好得多……”
他一拍桌子：“当然啦，医生之间的差距也是天上地下；再说你总不能拿我们去比那些乞丐。”
“你可不能笼统讲衣食住行——住，我们就不如他们，他们都有自己的小房子，最破也是个小泥屋小茅屋，还有个小院子。我们呢？讲起来你信吗？我们医院前几年还有一家三代七口人同住一间半小房子的，晚上睡觉要拉布帘子，搭床！有的阔得让人不敢想……”
“你们苦，可我认为最苦的还不是你们。你说得太过了。”我这时候想的是老骆，想起了在平原和山区看到的那些终日劳碌的人。
还没容我搭话，蓝珂又嚷：“我的一个同事是从国外回来的，为让他这个所谓的‘海归’来这儿，待遇高得不得了，报上电视上宣传得山响，可他来了以后捞钱的办法比谁都多。也就是两年多的时间吧，在郊区盖了五百多平米的楼，还买了宝马轿车——夸张吧？一点儿也不夸张！有一天他叫我们去做客，我们去了，可是不敢往里走……”
蓝珂用奇怪的眼神盯住我：“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了，无论在大学还是其他单位，搞行政的总要占便宜嘛。一个行政科长的房子要比一个副高职称管用得多。现在离那座楼盖起来还有好长时间，有人就开始哭了，你想什么时候才能哭出个头绪来。这种苦别人不知道，这是因为医院的大墙太高了……”
“有狗吗？”
“搞行政的要比专业人员优先吗？”
“是阔气得让你不敢往里踏脚！那个大门楼，大得能直接开进小汽车；小院子搞了草坪，拐出一条小路，这里一个假山，那里一片花丛，养鱼池，荷花池。屋门口那儿还有两个白狮子猫在闹呢，你走到门口，要等它们在脚下滚够了才敢迈步。到处是拖鞋，你只好自觉点儿，换上拖鞋吧，因为人家屋里是纯毛地毯。那块蓝地毯——我一辈子就想有那么一块蓝地毯，那种蓝色看得人眼馋，它是那种油滋滋的蓝。真他妈的，我这一辈子也挣不来那么一块地毯……”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院长开大会讲了，就是造两幢大楼。这需要八千多万，我们现在已经筹集了三千多万，再有不久就可以搞第一座了。房子还没盖，所有的缺房户都开始掰着手指算了，把住房补贴条件划算来划算去，谁住几楼、谁能分到什么房子、科主任什么房子、中级职称高级职称……有人算来算去就哭了。为什么？你想想，一个人在医院里熬了多半辈子，像我这么大年纪，眼看五十的人了，才熬了个中级职称，连一套最差的房子也分不到，不哭鼻子又怎么。我们又没钱自己盖私房，没任何别的门路；在院内，我们只是搞业务的，比不得人家搞行政的……”
蓝珂说到这里像喝了酒一样，脸色彤红，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用力地搂住我：“那块蓝地毯你没见，见了一准馋得睡不着觉。我的脚在这块蓝地毯上磨来磨去，结果落下了一个毛病，就是老要馋它。我得想办法弄这么一块，想了很久没法儿，只好这么干馋。我老要责备自己：咱干吗到他家去做客？落下一个馋病！我爱人也唉声叹气，看来那一次她落下的病根也不浅。人家有楼又有车，主要是有那么好的一块蓝……唉！那天饭后他又让我们到楼上参观书房。好家伙，楼上铺了橡木地板，亮得耀眼。那又是一块红地毯了，不过说老实话，我不喜欢红地毯，我只馋楼下那块，蓝得流油的那块……”
他的嘴角收进去，目光变得越来越沉，可是我觉得他绝望的神情也加重了。
我听到这里倒觉得可笑了。可我一点笑不出。我只是听他继续说下去。
“过去我们医院只有两辆破卡车、两辆破吉普、一辆老掉牙的上海轿车。现在我们买了‘奔驰’车，还有奥迪高级轿车、两辆进口面包车。那天座谈会院长就坐了‘奔驰’……”
“最气人的是他楼上还布置了一个书房，那儿有整整三大架子书，书架都是红木的。那些书，我敢说有名的老教授都没有，全是精装大套，一排一排。有一套全集六十多本，他能看吗？这家伙从来不看人文名著，我一看就明白这是显阔：这个人纯粹是个实用主义者。人家是阔到了这个份上，你说对不对？”
蓝珂的脖子上布满青筋，一双眼睛凹得厉害。他粗粗的食指与瘦小的巴掌显得有点不成比例，当一下下有力地敲打桌子时，我却从他的眉宇间看出了绝望的神情。
我没有回答。他偏偏又问一句：“你说对不对？”我仍旧没吭声。这会儿我想到了肖潇，想到了城里的朋友。他们太想拥有几架好书，拥有自己的一个图书室了，可是没有。他们既没有放图书的空间，也没有买图书的金钱。他们只有如饥似渴地读书，读书……我有些沮丧，也有些心不在焉。我想起了他刚才的话，就说：
“没有办法啊，你如果是干这一行的就会明白。现在的穷人也不是一个两个，你怎么办？那些人到我们这里看病，只拿出很少的钱，有时一分也没有。你明明知道得赶紧手术、打针，不然的话就有生命危险；可你同时也知道，你做的这一切到头来都没人付账，你这是在让自己的科里亏空，月底把工资扣掉或者弄个倒贴；你等于把自己那少得可怜的一点点钱往无底洞里扔、天天扔。病人呢？他们这会儿就那样了，死活不怕，瞪着一双眼看你，你救还是不救？他不停地叫，大口大口喘，憋得上不来气，脸都紫了，你救不救？你得救，你不能犹豫，咬着牙去干吧。最后怎么办？不交钱不让出院吗？那他就住下去，占着床位，耗着医院里的油水。最后反正还是拿不出钱来，你又有什么办法？天天上门去要？他就是没钱。所以说一些制度就是这样形成的，医院不得不做出一个硬性规定：任何科室接待病人，不管是病房还是门诊，必须先交押金；因未收押金而招致重大经济损失的，由各科室自己负责——具体下来，还是要找当班的医生。你想想，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多么难，一方面是良心谴责，是道德压力，另一方面又是经济制裁！一层管一层，把人活活卡死！说起来让人笑话，前些年我们医院四周的其他部门都盖起了宿舍大楼，可我们这些中高级职称的医生护士以前住了什么，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不瞒你讲，我们现在这个院长不学无术，长得像个癞蛤蟆，可组织上考察时让我投票，我还要投他一票呢。他业务不行，可抓经济是把好手。他能用各种办法赚钱，再干上两三年，我们医院就成了气候……”
“院长该是专业上的顶尖级人物才对，可是……”
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直直地看着他。他叹气，拳头在手心里砸，吵架似的嚷着：
一说到院长蓝珂就有点泄气，口气立刻软下来了：“过去的院长没说的，会好几国语言，名牌大学毕业的。他是个老书呆子，没当院长我们都崇拜得了不得，当了院长让人恨得牙根儿痒——你能不恨？医院寒酸，他自己也寒酸，我们这些当医生的都跟着寒酸，走起路来腰也得弓。他什么本事都没有，遇事怕三分，就知道客客气气。没办法，太老实了，一天到晚光知道捧着他的专业书；在管理上，规章制度严得不能再严。可你总得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呀，连裤子都快穿不上了你还严个屁！那家伙平时从来不发火，可有一次我们手术室配药没按程序来，他就像个狮子一样，差点没把人吃了。你想这都是哪个年头了，他还来这一套……亏了一股脑儿把他赶下台，一切才开始好转……”
“是啊，有人说坏就坏在这个同情心、这个主义上。我们这些人都是从正经学校出来的，无论如何都是些软心肠，绝不像别人想的那么硬。我相信那些接手骆明的人也像我一样，我太能理解他们了。所以说如果因为这个给他们处分，连我都要替他们喊冤。”
“新院长什么学历？”
我沉吟不语。但我仍然有些愤愤不平：“农民没有钱，可也不能见死不救吧？因为我们做医生的总还有点同情心，有起码的人道主义……”
“没什么学历，是原来街道上的一个赤脚医生。那时讲一根银针一把草，他会采药，还会下针。有一次一针给人家扎在肺上，造成了胸膜穿孔气胸，让人家住了一个多月的院。就是这么个人，脑子活络，上上下下走得通，连郊区农村的关系都搞得不错……现在的市郊也不是过去的农村了——都改成了什么公司、总公司和集团；只要一说哪个公司的老总来了，院长的胡子就翘起来了。老总和老总也不一样，像‘得耳’手下的苏老总，比市里的头儿还要阔气……”
“你刚才说的医院里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是自然而然的一些事情。医院里如果没有这些问题就不正常了。看看我们这儿的一些规章制度吧。你想想，我们医院买进大批药品，总要把它卖掉。卖掉的药越多获得的利润越大，所以我们当然乐于给那些享受保健的人大把开药。后来虽然公费医疗实行包干，但不包括享受保健的人，所以我们就往他们身上堆药。还有就是，负责进药的人吃大把的回扣，这都是很平常的……”
我打断他的话：“那个‘得耳’是个大名人，他成了传奇人物，提起来都夸呢。”
他一席话说得我周身发冷。我无言以对，而且完全能够明白、能够理解。蓝珂的样子显得十分沮丧，长时间咬牙和摇头。后来他抬头望着我：
“那倒是。‘得耳’是个慈善家，大好人，这没说的。我说的是他手下的苏老总，眼下管理公司的是他，他那派头你没见，见了会吓一跳！反正一般人想跟他们攀还攀不上呢，要不是他们时不时地要得个病，我们还凑不上呢。现在的院长跟那些什么集团、总公司的经理董事长个个关系深得不得了。不这样又怎么办？人家是医院的大爷！他们高兴了，一个赞助就够医院经营一年半载。说起来你不信，现在有些经理董事长都有了自己专门的保健医生……”
“那些农民到科里治病时，都从腰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解呀解呀，最后才解出一卷钱，数一数，都是一些面值很小的纸币，一共不足几十元，够什么用？现在的药多贵呀，别说吃药了，就是几天床位费他们也拿不起；要动手术，病人一上了手术台就要大把花钱，那是不客气的。医院里又没有这笔救济金，只得一视同仁。别说农民，所有效益不好的工厂企业，连工资都发不出，哪有钱给工人治病？那些来自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药单子可以拿回去报销；享受医疗保健的、特别是特保病人要住干部病房，走廊里铺着地毯。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只要住进来，医院里就觉得脸上有光，就得好好服务，冷啊热的，惟恐不周。不光是这样，他们出院时一口气可以开走几千元几万元的药品。现实就是这么大的差别，你不承认行吗？同是企业或事业部门，那种差距简直就是天上地下。就在我们这种垃圾满地的穷地方，那些垄断经营的单位、一些大权在握的行政执法部门却是牛气冲天。一个区税务局一年的接待费用就可以高达七八百万，同级的一些文化事业单位呢？他们连买信笺的钱都不舍得！一些刚毕业的银行小职员工资加补贴就能拿到每月两三万元，一个小小的区供电局的头头年收入可以达到三四十万。再看看一般的知识分子吧，他们辛苦了一辈子，评上了正高职称的月工资也不过才两千多元，更不要说工人和普通老百姓了。你看看税务局和财政局这一类部门的办公和居住条件，然后再比比我们医院——不，你干脆比比一般的市民和企事业单位吧，他们住的屋子能进得去人吗？我前几天刚去了一位解放前就大名鼎鼎的老专家那儿，他的小屋又黑又臭让人进门就得掩鼻子。所以嘛，不要再说起码的正义和良知了，也不要说什么人类起码的价值观了，别提什么‘礼义廉耻’，这里只承认拳头。谁要说我们这儿是个文明地方，说下大天来我也不信！所以说你既然明白这个，知道自己身处野蛮之地，就得准备随时用野蛮的办法去应付事情思考事情，不然的话就是死路一条——而且直到死了也没人同情你……”
我愣怔怔地看着他。
2
“想当这样的保健医生还得正经有些资格呢，光医术高明也是白搭。我们医院里有几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大夫，每月都到院长的几个朋友那儿去，看看病，检查检查；当然，业务上最好的尖子也要按时去。说白了他们也愿去，到了那里人家吃住拿全包了，来去高级轿车接送。那是没说的。你想想，让我去我也愿去呀……”
我想到了早年生活过的那个山区，不得不同意他的话。是的，那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自己家里迎接死亡的。有的只是患了很常见的病，只是因为穷，没有钱住院，就在自己屋里迎接了死亡。
“朋友说你的业务很棒的。”
蓝珂说到这里低下了头。
“这是句公道话。可我不是漂亮女医生，也棒不到哪里去！”
“那还用讲。不过他们有的也实在是太穷了，治不起病也拿不起药。有很多病人应该马上住院，可就是因为住不起，结果只能回家躺在炕上熬。有的刚刚五六十岁，得了病家里人也不让送医院，说这么大年纪了还送医院干什么？‘熟透的瓜儿了’。就这样让他在炕上躺着继续‘熟’。这儿的农村，只要不是害急症死亡的，在自己家炕上躺着去世的人，我敢说百分之九十都是非正常死亡。”
他做个鬼脸，搓搓手：“反正现在整个儿就是这么个情况，谁也没有办法；谁不服，就来动动看，谁也拧不转。这架机器就是这样，到处锈得叮当响，除非用钱当润滑油来抹一抹，它才能转上几转……”
“农民捉弄医院？”
3
“举个例子吧，前些年我们科里来了一个病号，是个姑娘，一来就捂着身子，说疼得要死。后来给她做了个心电图，原来是心脏病，反射在那儿……这就要抢救。她称自己是过路的大学生，一口普通话。她没有任何亲属在跟前，当然谈不上什么押金了，住院手续都是我一手给办的，因为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她住了半个多月，跟我们科里的人都成了好朋友。大家蛮喜欢她的。后来她差不多好了，有一天到对面门诊楼去做化验，而且是穿着病号服出去的，所以谁都没想别的。可是想不到她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原来她把随身带的一点有用的东西都揣在了口袋里，跳上市内公交车就直奔车站，买了一张坐票就跑掉了。后来我们才弄明白，她根本就不是大学生，学生证也是假的。她的住院费治疗费加起来上万元，我们科算是哑巴吃黄连……所有人不光是奖金没了，工资也扣了大半，还受了通报批评。那个院长你见过，别看笑眯眯像个老太太，心比石头还硬，绝对不跟你讲情面。到我们科里治病的人三分之二是市民和郊区农民，很多人都来自几十里外的农村，你跟他们必须认真，按规定办事，因为稍有不慎就会栽进去。他们很会捉弄人的……”
蓝珂和我熟了之后，就经常来场招待所玩，有时和场医一起，有时自己来。他觉得有了聊天的地方，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愉快。几天后，他执意要请我和场医夫妇到他家去。我正在犹豫的时候，场医就说：“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我没理会他的嘲笑，听下去。
那天蓝珂早早就回家等我们了。他见来客只有我和场医两个，惊讶中大失所望，咕哝说：“这真是……”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他是想让场医的夫人一同来的。
蓝珂一笑：“你听不明白，因为你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人。”
他这套房子确实太窄了一点儿，是二楼的一间半，与邻居同用一个厨房。厨房大概只有三平米，转不开身。这天蓝珂特意跟邻居说明自己有客人，请邻居晚一点做饭。
“‘好事做不起’——这个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蓝珂有点炫耀地对我解释，说他的新居正在装修，不久就要搬过去了——即便眼前这样的房子，在科主任这一级中也是好的，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孩子，这样他们夫妇俩不仅可以拥有完整的一间屋子，而且屋角上还可以摆个写字台，晚上搞搞自己的业务。孩子晚上就住在那个半间——它到了白天又可兼做会客室。我们这会儿就在这个半间里，坐的双人沙发拉开来就是一张小床。一台大彩电在这儿显得很出眼。蓝珂打开电视，正演一部外国动画片。
蓝珂那双圆圆的眼睛像盯着一个不认识的人那样看我，看了一会儿长叹一声说：“真是不在一个行当，不知一个行当的难处啊。我要是站在外边，也会像你一样讲话……他们不知道我们这里给弄成了什么！经济上层层包干，药房，值班医生，护士，手术室，每个科室都搞起了承包。我告诉你，有时人的狠心肠硬是逼出来的。好事谁都想做，可就是做不起呀。”
蓝珂爱人叫“慧”，有四十多岁，长得比蓝珂漂亮，蓝珂叫她“辣子”，因为是四川人。慧其实随和得很，总是笑着。她告诉眼下正在街道的一个菜场上班。蓝珂说这一下我们家吃菜方便了，仅这一项，每年就省下几千元。爱人不好意思地笑笑：“主要是生活方便；当初我费了好大劲儿才从学校出来——就这样丢了自己的专业，被蓝珂打发到菜场去了。我们家可以天天吃上新鲜蔬菜了。”
我不愿把话题扯远，只说：“为了一笔押金就死了一个人，你们医生的心也太硬了。医院是专门治病救人的地方，这事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人到了最后，就为了让你们这些穿白衣服的伸出手来拉一把，可是你们竟能背着手不管不问……”
原来慧以前是一位小学教师。
蓝珂笑了。他说刚才讲的不太明白，他所说的“外人”以及“家族势力”和农村的又有不同：这里的“家族”大半没有血缘关系，可是必须有另一种连结方式，那才更可怕呢。他说一个部门或一个行当、或它们之间，所有这些人都要分成一个个利益团伙，一个人如果没有入伙，那么他就是一个“外人”，一旦遇到事情麻烦就大了。
“那你舍得下教学工作吗？”
我提到了那天的座谈会——我特别指出那几个局长当中就有外地人。
“舍得。在我们学校，大家还羡慕我呢，那些年不少人让我帮忙转行。当时小学教师比起菜场会计，收入还有其他方面，都差得多了。”
“我们外地人在这儿过日子可不容易呀！这个城市讲起来和农村也差不多，靠的是家族势力，你如果是一个外人，不机灵一点简直就没法儿生活。除非你是长了三头六臂的主儿，除非你是没心没肺的人……”
“那你习惯吗？”
蓝珂说：“你不信，谁又能信？这也不是破天荒第一次——报上说其他地方也有过同样的怪事。医疗部门在内部把我们做了通报。可通报又怎样？院长照样还是院长，主任照样还是主任，只不过做手术的医生当月奖金扣掉了，给了一个无所谓的处分。”蓝珂叹息：
“刚开始有点别扭，后来就习惯了。现在学校好多了，不过让我重新回学校去我还打憷呢。”
尽管类似的报道我也看过，但因为它就发生在眼前的这所医院里，还是让人有点吃惊。
蓝珂笑起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笑。
他哼一声：“类似的事故倒不多，但死人的事是常有的。说起来你都不信，有一次我们给一个病人做了手术，手术后几周了病人还不断喊痛，喊得厉害，引流管老撤不掉。后来拍了片子才真相大白，你猜怎么？肚子里撇下了一把手术器械……”
正说着有人敲门，慧去开门。
从交谈中得知，他当年从一所医学院毕业分配到这里，再也没有动过，如今已经是这所医院的元老。他精瘦，满脸细皱，皮肤却出奇地白嫩。说到骆明，我问：“你们医院经常发生类似的事故吗？”
进来的是一位四十上下的女人，长得非常出眼。她一进到这间屋里，好像屋内的光线立刻亮了许多。我发现慧一见了来人，脸上的笑立刻敛起，但很快又变得更为热情：“噢，是你来了呀，请坐请坐——蓝珂！蓝珂！”
蓝珂的一双眼睛显得十分灵活，讲话时，常常去瞟场医的爱人。而她显然对这一切早已习惯了，坐在一边，脸色很红，有些厌烦地噘着嘴巴……
她回身喊着。蓝珂正在厨房里，这时赶紧跑出来。他一见来人就说：“严大夫！严大夫！”接着给我们介绍，“这是我们的严菲医师。”
那次谈话不久，那个科主任就到场里来了一次。场医提前一天通知了我，并给我们做了介绍。主任叫蓝珂，四十六七岁，南方人。提到供职的地方，他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个医院，没意西（思）啦。”
严菲和我握手，有些矜持。但她一转向场医就开起了玩笑。原来他们早就很熟了。蓝珂向慧强调说：“她是客人的朋友，今天非要她来陪才好，她不来可不行！”
我把那天座谈会的情景给他复述了一遍，他听了一个劲摇头。那天他是第一个给骆明看病的人，而且及时打了急救针。他说事后曾与那个医院里的一个朋友讨论过，对方是个科主任，也是因为同一种业余爱好才彼此结成朋友的——两人之间可以无话不谈。他们都认为骆明患的可能是肠道血管栓塞。场医说从发病到最后这段时间，从病情发展的速度上看应该是这样的病。他不赞成肠胃穿孔的判断，因为那样延续的时间将会更长一些。他不停地骂那所医院，说那个鬼地方简直没有办法，谁都没有办法，那里才是真正的“不治之症”。“我们就这事儿相互讨论过多次，我还拿过去一些资料。洋玩艺儿他也能读得懂。我什么资料都对他敞开……”
叫“辣子”的慧点点头：“欢迎欢迎，那好啊，那好啊。”说完就到厨房去了。
这个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抛到了脑后，几乎每天深夜都在捣弄这一类东西。他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而他所置身的这个园艺场却成了一片陌生的布景。他几乎知道所有最先进的电子设备的讯息和奥妙，有自己的一伙奇奇怪怪的朋友。他积攒的各种录像片和其他影像资料不可胜数，有许多东西已经堆成了一摊繁琐不堪的贮藏品。有一些“宝贝”他是不愿示人的，有一些奇妙的收藏据说只有他才拥有。我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由于长期缺乏睡眠，脸色已经泛出青紫，并在眼睛四周弥漫着一种暧昧的神气。他几乎不再对眼前的现实问题感兴趣，而总是以各种信息绝对拥有者的身份与别人对话。关于另一个世界里的稀奇古怪的知识，他自以为抖抖手指缝隙就能落下一大堆。
严菲医师坐在那儿，很快与场医扯起闲话来。她说话间不时看我一眼，惟恐冷落了我。她的目光友善而温和。我对这个女大夫印象蛮好。
因为座谈会上带来的许多疑问，后来的几天我把许多时间都用在那个场医那儿了。我想进一步弄清骆明发病前后的每一个细节，想尽可能多地了解情况。令我有些失望和出乎意料的是，这人不仅是一个庸医，而且还是一个超级电子迷。在我的经验中，对电子这一类的迷恋有时相当于一种传染性疾病，它甚至是无可疗救的。我还记得在那个城市，一个电脑专家朋友曾给我带来了怎样的烦恼。我现在不得不用另一种眼光去端量这位场医了。我发现他对声光电子这一类的迷恋比我城里的那个朋友有过之而无不及。
蓝珂在那边高声说了一句，我以为是请人帮忙，就赶紧到厨房去——原来他和爱人正在说话，见了我立刻压低声音，一齐抬头笑笑。“辣子”对我说：
我想起了前不久自己为唐小岷讲过的那个歌手的故事。那位泣血的歌手啊！如今平原上再也没有这样的歌手了，更没有海啸般的怒吼了，我仅仅是一个遥望者和转述者。我有些羞愧地发现，在那个座谈会上，我作为老骆一家人依赖和嘱托的邻居和朋友，竟然一言未发……
“你们今天有了陪客的，可要多喝几杯啊。”
从座谈会上归来，小苹果孩骆明的影子总在眼前闪动，还有他的微笑。我仿佛听到了他的声音，那是一种平静的、委婉的祈求：叔叔，你回来了，可是你能为我做点什么吗？
我点点头，退了出来。
我在想这些年里自己有过多少裹足不前和犹豫，有过多少曲折的思索和猜度；我的行程仅仅是以故地为中心画出的一个椭圆形轨迹，却没有迎着一个方向勇往直前，没有形成一道切线。我大概从童年开始就被一种东西缠住了，盘桓在心中的是无尽的焦思和自谴。我就像肖潇深感失望的那个男人一样，心底也曾泛起过一句铮铮有声的誓言。可惜的是，就连这一点也如同那个男人：时届中年，却没有勇气让那誓言一直在生命中回荡，更没有变成行动……
女大夫显得很年轻，特别是那双眼睛，黑白分明，完全不像一个年近四十的人。她的目光总让人感到有点奇怪。我稍稍注意了一下她怎样跟场医谈话，发现她一边说话一边潇洒地做着手势，逻辑清楚，讲得又快又干脆——“根本用不着！”“也就那样了！”“那样就很好，总而言之”等等。我很快知道这个严菲医师是个活跃人物，因为她谈话中动不动就说“我可以跟院长讲”，再不就说：“那一天跟院长讲过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口气似乎很大。
联系这句话前后衔接的意思，让人觉得真是包含了无尽的内容。是啊，人生的退却，特别是中年的退却，会比什么都可怕。中年正该是好好回顾和总结的时刻，因为不这样就没有了重新开始的时间。中年往往是全部人生行为的一次最重要的结点，一个集合的高地。中年是希望和绝望的分水岭。从她的叙说中，我第一次明白肖潇那平静的外表所遮掩的，竟是如此热烈动人的心肠。显而易见，她对那个市长由钦敬到失望的全部过程纠集了自己的多少热望和痛苦。我担心，也害怕；因为我想她对我也会有类似的失望——不，这不是“失望”，这严格讲来仅仅是一种痛苦：女人面对男人所产生的痛苦……我明白，我遇到了肖潇，正可以领略一个如此完美的生命——这种完美从很早以前就绝非停留在想象中，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一个具体的、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呈现……那一刻，我的心里充溢着一脉温暖的溪流，还掺杂着一个男人难言的羞愧。也许我对关于她的一切都有点太过敏感了，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对待她，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莽撞和折伤。
蓝珂一会儿甩着手从厨房出来，目光久久不离严菲。他后来指着她对我说：
肖潇的叙说中有什么暗暗击中了我，虽然她当时毫无察觉。这种击打的力量不仅来自故事本身——还有其他，比如其中的一个关节、一句话，都会引起我敏感的联想和思忖。就是这些，在我的心灵深处被重重地拨动了一下……我甚至不太敢往深里去想。我特别难忘的是她在叙说中重复过的那句话——一个男人的“退而求其次”！
“人家进步可就快多了，一下就把正高职称拿到手了，可你看人家多年轻……”
这就是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事情。我不知我们的承受力是否够用？这简直是一场可怖的遭逢：人与时代、人与故事、人与周围的一切……我究竟该怎样打发这一个又一个失眠的夜晚。我无法不去想那个叫小蕾的女孩，无法不去想那个乱哄哄的座谈会，更无法不去想我置身的这个故园。
严菲一笑：“你在我们眼里都是蓝老师呢，是‘上级大夫’！”
我还没有来得及在座谈会上发言，屋子里就乱了起来。整个会议期间，我的心一直被愤懑、惊惧和各种各样难以言说的东西给淤塞了……坐在那儿，脸上涨疼，两手汗浸浸的。当廖若突然出现的一瞬，我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一个少年此刻会出现在这里，发出自己猝不及防的吼叫、指斥和声明。
他们相互间打着哈哈。“辣子”出来了，一迈进客厅就对蓝珂说一句：“饭都烧糊了！”
会议在一片惊愕和混乱中收场了……
蓝珂赶紧走了。“辣子”慧对严菲笑笑，对我们笑笑，然后到一边去了。
那天的座谈会上，最终是廖若的呼喊把一切都打乱了。那是多么可怕的声音！我最为担心的是，当时会有人把这呼号当成真的。如果那样，整个事件将进一步复杂化……幸亏那一对可怜的人——廖萦卫和妍子及时赶来了，他们只比自己的孩子晚了三五分钟。我一眼就看出两个人进门后正倾尽全力镇定自己，只想快些把儿子从会场弄走，甚至都不敢抬头、不敢环顾左右。他们在用力掩饰心中的恐惧。那一刻我真为他们难受，可一时又不知该怎么帮他们。
这时严菲医师大概担心我受冷落，就把身子转了过来。当她的目光正对着我时，我觉得好像有什么把我一下击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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