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得不对他开枪，”他低声说，“我的同伴和我。当兵的人只得服从命令。我们的枪瞄不准，于是只得重新开枪——他就笑我们啦——说我们这队人都不行——可是他待我真好——”
他的声音里有些哽塞，使琼玛抬起头来。他正拿着肮脏的衣袖慢慢擦着眼睛。
房间里静静的。过一会儿，他挺直身子，行了一个笨拙的军礼，走了。
“我不要你的钱。”他粗鲁地说，“我为他做这件事——因为他托了我，我本该替他多做些事情。他待我这么好——上帝保佑我！”
琼玛拿着那封信，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在敞开的窗子旁边坐下来开始读它。信上的字是密密地用铅笔写的，而且有几处字迹已经模糊。但开头的几个字十分清楚，是用英文写的：
当他转身要走时，她喊住了他，伸手去摸钱袋，可是他急忙向后退缩，生气了。
亲爱的琼：
“当然不会的。不，等一等——”
纸上的字迹突然模糊得像一片云雾。她又一次失去了他——又一次失去了他！她一看到那熟识的孩子气的称呼，满腔哀悼绝望的感情就又重新把她压住了，在无可奈何之中，她茫然地伸着两手，好像他身上堆着的泥土正压在她心上一样。
“你不会跟别人讲起的吧，”他又怯生生地说，同时有些不信任的样子向她望了一眼，“我是拼着性命到这儿来的呢。”
她随即拿起那封信来继续念下去：
他伸手到怀里去摸索。那天天气很热，他掏出来的那张折叠着的纸，不仅又脏又皱，而且是湿腻腻的。他两只脚不安地挪动着站了一会儿，就举起一只手来搔他的后脑。
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就要被枪毙了。因此，如果我要履行把一切都告诉你的诺言，现在就得履行了。但毕竟，你我之间是不大需要解释的。我们一直都用不着多说话就能互相了解，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
“我隔了这么久才送来，就为了这个缘故，”士兵继续说，“他说过的，除了你自己，我不能把它交给任何人，可是我老不能脱身——他们监视得我非常紧。我借到了这套行头才敢来的。”
那么，你一定明白，亲爱的，你尽可不必为从前那一记耳光的事情伤心。当然，那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同样沉重的打击，我受过很多次了，而且我都熬过来了——其中几次我甚至还曾给以回击——而现在我仍旧在这儿，就像我们幼时同看的书（书名已忘记）上所说的那条鲭鱼：“活着，跳着，活泼泼的。”不过这是我的最后一跳了，一到明天早晨，就要——“滑稽剧收场了”！你我不妨把这句话翻译成“杂耍收场了”；而我们要同声感谢那些神，他们至少已经对我们发了慈悲，慈悲虽然不多，但总算有一点；对于这一点慈悲以及别的恩惠，我们就应该真心感激了。
琼玛低下头。那么，他到底写了信了。
说到明天早晨的事，我希望你和玛梯尼都要明白了解，我是非常快乐的，满意的，觉得不能向命运之神要求更好的结局了。请你把这意思告诉玛梯尼，算是我带给他的一个口信；他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好同志，他是会了解的。你瞧，亲爱的，我知道得很清楚，那些陷在泥淖里的家伙，这样快就重新使用起秘密审问和处决的手段来，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有利的转机，同时使他们自己处在一个极其不利的地位；我又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你们留下来的人能够坚定地团结起来，给他们以猛烈的打击，你们就要看到伟大的成就了！至于我，我将怀着轻松的心情走到院子里去，好像一个小学生放假回家一般。我已经尽了我工作的本分，这次死刑的判决，就是我已经彻底尽职的证明。他们要杀我，是因为他们害怕我；一个人能够这样，还能再有什么别的心愿呢？
“我是那边的一个卫兵，”他向窗外指指那矗立在山坡上的堡垒，“这封信是那个——那个在上星期枪毙了的人写的。是他前一天晚上写的。我答应过他，一定要亲自把信交到你的手里。”
只是我还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心愿。一个快要去死的人是有权利可以提出他个人的心事的，我的一点心事就是要你心里明白，为什么我一直都像一头含怒的野兽一样对待你，为什么迟迟不肯把宿怨一笔勾销。当然，这是你自己心里也明白的，我所以还要唠叨，也不过是写着玩玩罢了。我是爱你的，琼玛，当你还是一个难看的小姑娘、穿着一件花格子布的罩衫、围着一个皱缩不平的胸褡、背上拖着一条小辫子的时候，我已经爱上你了，我现在也还爱着你。你还记得有一天我吻了你的手，而你那样可怜地央求我“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那件事情吗？这是一种不光明的把戏，我也知道的，可是你一定得饶恕我；现在，我又在这张纸上写着你名字的地方吻过了。这样，我已经跟你亲过两次吻，两次都没有得到你的允许。
“一封……信？”她有点发抖，就把手放在桌子上来稳定自己。
话已经说完了。别了，亲爱的。
“你就是波拉太太吧？我给你带来了一封信。”
信的末尾没有签名，只写着他们小时候坐在一起念过的一首小诗：
“略微能说几句。我听说你要见我。”
不论我活着，或是我死掉，我都是一只快乐的飞虻。
“你能说德国话吗？”他操着重浊的苏黎世[1]土话问。
半个钟头以后，玛梯尼走进房来。他突然从他半辈子沉默寡言的气度中惊起，丢掉了带来的一张布告，一把将她抱住了。
在那小小的客厅里，琼玛看见一个粗野的汉子笔直地站在房间中央。从他那种姿势，以及当她进去时他有点吃惊地抬起头来看她的那种神情，她认出他是瑞士卫队的一个士兵。他穿着一套乡下人穿的大衫，分明不是他自己的，一双眼睛不住向四面探望，仿佛怕有人会跟踪他。
“琼玛！我的天，你怎么啦？不要这样哭呀——你是从来不哭的！琼玛，琼玛！我亲爱的！”
她慢慢走下楼梯，玛梯尼默默跟着。这几天来她好像已老了十岁，她那一绺灰白色的头发现在已经扩大成很阔的一片了，她的眼睛总是低垂着，有时偶然抬起来，眼神里的恐怖就会把玛梯尼吓得发抖。
“没有什么，西萨尔，改天再告诉你吧——我——我现在不能说——”
“啊，不！我还是要继续干的。”
她把那张沾满了眼泪的信纸匆匆塞进袋里，站起来，朝窗口外探出身子，不让他看见她的脸。玛梯尼不敢说话，只咬着自己的胡须。在这么些年之后，他竟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泄露了自己的真情——可是她连注意都没有注意到！
“无论如何，我会在隔壁房间里，叫得应的。可是等他走了之后，你该马上去躺着休息一下。你今天站的时间太久了。”
“教堂在敲钟呢。”过了一会儿，琼玛恢复了自制力，回过头来说，“一定是什么人死了。”
“很好。”她解下围裙，放下袖子，“我想我得去见他，但很可能他只是一个暗探。”
“我就是拿来给你看的。”玛梯尼回复了他平时说话的声音，他从地板上捡起那张布告交给她。那上面是用大号字体匆匆印就的一个围着黑边的讣告：“我们敬爱的红衣主教罗伦梭·蒙泰尼里大人，因心脏动脉瘤破裂，在拉文那突然逝世。”
“我不知道，亲爱的。他不肯告诉我。他说他要跟你单独谈话。”
她从那张布告上抬起头来向玛梯尼望了一眼，他立刻从她眼光中看出无言的暗示来，就耸了耸肩膀说：
“是个男人吗，西萨尔？他来干什么？”
“你还打算怎么样呢，太太？心脏动脉瘤这个词是再恰当也没有的了。”
琼玛卷着袖子，系着围裙，正站在桌旁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弹药，准备拿去分发。从今天一早起她就一直站在那儿干这桩工作，现在已经是阳光灿烂的下午了，由于疲倦，她脸上显得有些憔悴。
[1]瑞士北部都市，是工商业、金融和文化中心。
“琼玛，楼下有一个人要见你。”玛梯尼用一种压低了的声音说。十天以来，他们两个人都不自觉地采用了这样的声调说话。这种声调，加上语言动作上的迟缓和平板，就是他们心里那种共同悲痛的唯一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