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就是去年了，华灯初上的天母街头，我看着前面一条迷你裙中的瘦腿，感到似曾相识，那人一回头，两个人都叫了起来，哗一下拥抱在一起。看着眼前的莲莲，容光焕发，眼神中有什么东西在闪烁，同样一头短发却甩出了另一种精神。她喊着：“我们今晚不睡觉，要去爬山。你去不去？去不去？”我笑看着她，摇摇头，霓虹灯下的莲莲，被我看到一点点不红的胭脂，亮在她的脸颊上。
本来为了这件事情想打个电话给莲莲的，后来匆匆离国，就此把自己变成了不再拥有回声的影子了。
“这是我的名片。”莲莲递上来名片的一刹间，我“啰！”了一声，双手将它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把它夹到一本书里去。这时候莲莲和她的朋友们开步走了，一步一回头地向我挥手。
在《回声》这张唱片中，莲莲挑去了我的一首歌词《远方》，由她担任配乐。我将那卷音乐带寄到维也纳去，给一位古典音乐的作曲家。回信很快地来了，追问《远方》的编曲者是谁，说她好。
我站在灯火下，含笑挥手、再挥手、又挥手，那首披头士的老歌：“我说哈啰——你说再见——”渗合着强烈的摇滚动感心悸，就在莲莲渐行渐远的长脚里纠缠了好几秒钟。
她们表面上有一种伪装，使人觉得糊糊涂涂，散散漫漫，其实不是的。她们以歌唱著名也只是一部分事实，正如我的文字一样。其实我们的“余力”还可以活得相当多元化——包括做做家事、旅行、数钱、记住约会的时间、别忘了偶尔变成小孩子……当然，她们不会忘记音乐，正如我难以完全放下这枝笔相同。
她和齐豫，加上我，曾经是共同谱作心灵旅途的朋友，而今竟也变成了一种比路人略略多了一些的风景，在生命中如此简单地穿过，没有留下太多不自然的情节。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好棒。
九个月的时光里，等于差不多一年了。莲莲和齐豫工作起来那份不要命的狠劲，并不能吓倒我，在另一个角度上分析，我也有这种性情。可是小看了她们在文字上的极度敏锐和坚持，是我个人对她们掉了轻心。
我们挥霍过的功课，早已烟消云散，卖了个满堂红彩，好似都已不再是我们的关心。莲莲有了新名片，她当然仍在走下去，也必然在变化下去。
也因为那次的共同工作之后，使得莲莲和齐豫突然在南部变成小孩子的情况，令我不想去再读她们。
我没有照着她名片上的号码打电话。
我看到自己在九个月后已然趴在地板上，莲莲蹲在我身畔，微笑的，说：“那你再想想，好，休息一下再想想，我们不逼你。”我生平第一次想得想逃到宇宙之外去——她们怎么不逼人？那时已经不能提笔了，都是用讲的。莲莲又再讲：“那你要把星星摆在哪里呢？”在她和齐豫问了一百五十次不同的摆法又不满意时，我说：“四——面——八——方。”她们一拍手，我知道这一句答得好的一刹那，脑子就炸掉了，住了十七天医院。
前几天吧，我们兜着大圈子打电话，她打到我出版社，出版社立即转告我，我打去ICRT，滚石唱片公司却回了我电话——莲莲。
还是没法忘记那歌词部分本身所遭受到的小劫。我看见自己一次一次灯下涂写，第二三四日的整个下午，莲莲和齐豫跟我再度讨论更改。不然全部打回票——很无情的。
很久不讲话了，又在电话里彼此叫闹了一番，莲莲说：“我在尼泊尔爬山，看见你在一个小村落里涂的招牌，一时太兴奋了，冲进那家小店去找——你，里面的人说你才回去过——想想看——在尼泊尔吔——看见你的中文——吔——开心死了——”
或说，当这两个妹妹承担下《回声》这张唱片的全部制作时，我以为，在音乐部分她们是在行的，至于文字部分的观念，她们管不到我。
最后，莲莲说：“要出书了，我——写——的。奇不奇怪？”
王新莲和齐豫，是我的“制作人”，她们“制”我的歌词。
我一点都不惊奇，想当然也的。
我看着这两个快乐儿童，没有什么想加入的冲动，还是不明白她们目前这副样子，怎么可能将我记忆中一百八十个电话号码都给炸光——包括自己家中的。还有地址。
如果只是听她唱歌，想到她居然跨过界来写文章，一般人或许不明白，而我不但明明白白尚且没有一丝意外。
在房间里梳头，发夹还没有别上，她那间里面传来惨叫——不——要——我伸头去看看，齐豫手里拿着一把毛蓬蓬的大刷子，说道：“一点点，一点点嘛！你看，都不红，看不出来吔！”那个抵死反抗的莲莲，脸上肯定没有一丝胭脂影，手里抓了面镜子，另一只手开始急速动作擦脸颊。
在那“一起做功课”的时光里，早已领教过莲莲对于文字应用的超级敏感和刹那间立即产生的联想，这一方面，仍是她的世界，不过把那长脚轻轻伸了过来。
“嗳，我不想读你。”我对自己说。
电话那边又在喊：“我跟你说，我变了、我变了、变了好多。唱片风格也变了，要不要寄给你听？”
当时，我不能进入莲莲讲的电影里去，一直张大了眼睛，观察她本人的出神入化。也悄悄地问自己：“怎么可能，前半年的日子，我居然被这个儿童给整到失去记忆？”两度冷眼看看莲莲，她还是装死在床上，脸上充满了幸福光辉，微微含笑——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儿童。
第二天下午，一卷录音带悄悄埋伏在我的信箱里。撕开信封一看上面的照片，不觉微微笑了。
就是那一天，在一家旅馆里，莲莲突然讲起一部她认为很好而我没有看过的电影。起初，她坐在地上讲、讲、讲，双手已经舞动，后来不自觉地站了起来，在我身旁绕圈子，最后讲到精彩结束时，砰一下倒在床上，两只瘦腿一搁给搁在墙上，整个上半身悬吊在床外，双手一摊，脸上的表情突然放松——停止了。
说得没错，那站在天母街头的她——又变了。
其实，功课百分之九十九都做好了，以那张唱片而言。我们的情绪或多或少不再感染那最初空无一物而又必须实践的压力，都能再笑了。
我忍住那份好奇，迟迟不肯打开玻璃封套，怕那全然不同的音乐和歌词——她自己做的，流畅在我的房子里时，那过去记忆中的莲莲因而从此在我脑中炸掉。
我喜欢把工作叫做“功课”，用字不同，其中童年心理的诗化，仍然有助工作时强大的游戏感觉。
莲莲是一种在“自我的生命展现”里急速变化的人。不可以，也相当难，就在此刻给她写下太多的定义，因为她仍在变化中，而且快速。
我们四个：阿潘——越云、齐豫、王新莲——莲莲，加上我。为着一张叫做“回声”的合作唱片，离开了台北市，在中南部许多电台“做功课”。
我没有向她讨来新书的大样，就如同对待她音乐方面的新作一样，给自己的空间跟目前的她保持着一小段距离，我不去读她。
那时候，我们在台湾中南部旅行，是——“今天不回家”的一种日子。
可以确定的是——王新莲至今还是一片滚动的石头，更像一幅迎风扯起的大旗，她如此旗帜鲜明地活着，旁观者的我们又能读懂她几分呢。
闭上眼睛，又是四个人的影子在眼前浮现。
＊本文据手稿整理而成
那天还在讲电话，电线那边的王新莲已经被我的回忆变成了数年前的形象。虽然她一再地说：“我变了，我变了，完全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