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太太将明信片倚住花瓶。她与教授已计划退休后游遍各世界名城，这张明信片能提醒她。她还想好了，将来旅游坐什么交通工具都行，就是不坐海上邮轮。广袤的海洋让她生起对溺亡的恐惧。这种恐惧强烈到她不再敢盆浴，即便淋浴，也只敢背朝喷头。
“比如烟价。”教授应道，“我总记得，当年我完成学业回到西贡，再也买不起每天要抽的高卢牌香烟。有进口的，但太贵了。”
“对了，你为什么买这个？”教授问道。
“比如？”
“明信片？”
“一个人出门在外，总会记住一些细小事情。”教授发表着见解，同时嗅着第三道菜：苦瓜汤。庆家子女一直不爱吃这道菜。教授与庆太太则不然，因为它让他们想起儿时的日子。
“不，玫瑰花。”
“是，是燕。”庆太太咬着嘴唇，恨不得掐去玫瑰花花冠，但还是忍住了。而且，替教授着想，将花插在了餐桌上的花瓶里。问题是，一小时后，她端上晚饭时，发现他竟忘了买花的事。他啜着焦黑的串烧虎虾与拌黑豆酱闪着微光的豆腐，眉飞色舞地说话，不过说的不是玫瑰花，而是下午收到的在美国运通公司慕尼黑分部工作的长女寄来的明信片。庆太太研究着明信片上的马利亚广场，过了好一会才看明信片背面，念着长女写的话，女儿对广场上莫名其妙地竟没有鸽子做了一番评论。
“不是我买的。”庆太太谨慎地择着字眼，一方面不想太刺激丈夫，一方面又想让他知道他做了什么，“是你买的。”
他朝她眯起眼睛。“你是燕呐，还能是谁？”
“我买的？”他很是惊讶，“肯定吗？”
“可是，我是谁呀？”她一定要他说出来，“我叫什么名字？”
“千真万确。”她答道，语气里竟透出报复的快感，她自己也吓了一跳。
“从埃斯特班先生那里买的。他还想向我推销橙子哩。我说，橙子我们家有。”
教授并没察觉，只是叹了口气，从衣服口袋里掏出蓝色记事本，嘟囔道：“但愿别再发生这事了。”
“好漂亮的玫瑰。”她勉强接过了花，“哪来的？”
“我想不会了。”庆太太立起身收拾餐桌。她已确信，教授本意是买花送给那个女人，她气得很，但又不想形之于色。她端着四个菜碟、一个汤碗、两个玻璃杯去往厨房。刚到厨房门口，端的东西多而重，加上晃荡，都掉落到了地板砖上。银勺的叮当声，瓷碗的咔嚓声，传到了餐厅里的教授耳里。他惊叫道：“怎么了？”
“这里还有别的女士不成？”教授摇着手里的玫瑰，毋容置疑道，“给你的。”一片花瓣，瓣边泛黄，掉落到地上。
她呆呆望着脚边已破裂成大小碎片的汤碗。三块没吃的猪肉馅苦瓜酿和着汤水、瓷碗碎片散落在地上。“没事。”她应道，“很快就清理好。”
“这花给谁呀？”庆太太问道。
当晚晚些时候，教授睡觉了，庆太太趁机进到书房。原先画面朝里靠书桌旁立着的画已给掉转过来。她叹叹气。他若坚持这么摆画，她也拦不住，但至少得将画装裱得更现代，让画与框更匹配。她在书桌旁坐下。书桌两边立着书架，书架上排列有几百册图书，有越南语的，有法语的，有英语的。教授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亦即要拥有多到读不完的图书。他的这种拥有欲，完全缘于他逃离越南时没能带出一本自己的书。书桌上散乱放有几十本平装书。她得拨开它们，这才找出了他过去几个月里用来跟踪记录他的各种过失的记事本。他某日往咖啡里加盐、往汤里撒糖；某日接电话推销员电话，答应订阅五年的《枪械弹药》与《都市人》；某日将钱夹放进冰箱，俗语“无情冷漠的钱币”因此有了新解，当太太发现冰箱里的钱夹时，自己便与她如此戏谑释义。竟没一处提及“燕”，她迟疑了好一会，还是在他新近记录的一条过失下面写下：“今天，我误叫太太‘燕’。”写时，她倍加细心，一笔一划模仿他的隽秀字体，权当这么做是为他好，“此错万不可重犯。”
庆太太还面临一个更亟需解决的问题：教授一次打外面回来，像变了个人。教授绝不是浪漫的人，但一天下午，他偏要独自一人外出散步，回到家里时竟捧着一枝用薄膜包着的红红玫瑰。他可从未为她买过任何鲜花，更喜欢用更耐久的礼物给她一些惊喜，比如是不是会送她书。书的内容有谈如何交友，有谈如何影响他人，有谈如何缴纳收入税，诸如此类。有一次，她万没料到他会送她小说，一本短篇小说集，作者的名字她闻所未闻。即便是这样的努力也努力偏了，因为她更爱读长篇小说。她看他送的短篇小说集，也就看他用隽秀字体在扉页上作者名字底下写的她的名字，仅此而已，绝不翻到下页。要说他毕生练习书法倒也不假，可是，他可从没想到过送人玫瑰。他弯腰献花的样子看似经受着胃痉挛的苦痛。
翌日早上，他端起咖啡冲她说道：“请把糖递给我，燕。”又过了一天，她在浴室为他剪头发，他问：“今晚有什么电视节目呀，燕？”接下来几周，他一次次用那个女人的名字叫她，她便不停思忖，那个女人究竟是什么人。这个问题天天缠绕着她，煎熬着她。燕或许是他儿时的爱慕对象；或许是他在马赛读研时的同学，甚或是他在西贡的不为人知的第二个太太。她记得，很多个傍晚，他迟迟没有回家；他的解释是，在大学办公室里批改学生试卷。他每次叫错她名字，她都会在他的记事本里记录下来，可他翌日早上读它们时，没有任何反应，而且转眼工夫，又叫她燕。如此以往，她感觉要是再听那个名字一次，恐怕会痛哭一场。
庆太太上班到中午，便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这时，她心底总会生出一丝让她感到愧疚的恐惧。为了掩饰这种愧疚，她会加倍拿出快乐的样子与同事告别；回到家里呢，则拿出好像使不完的精力忙里忙外，做着各种未雨绸缪的事，仿佛如此任劳任怨，能挡住其实终归挡不住的事情。她用能发出荧光的胶带在从卧室床边到浴室门口的地上标出一条路来，如此，教授不至于在夜里走错地方；在抽水马桶上方与眼睛齐高的墙面上，用荧光胶带贴出“冲水”字样。她还写了不少字条，按需要分别贴在家里各处，提醒教授穿衣的次序，出门时口袋里该装什么东西，何时吃饭。教授本人则请人给所有窗户安上了铁条。“你不会想见我夜里从家里跑出去吧。”他前额抵住铁条，无可奈何地说道，“我也不想这样呀。”
他口里的燕，极有可能是因为精神恍惚而产生的幻想。她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有一天，她发现他在浴室里，下身赤裸地跪在浴盆边，在一股热水下狠劲搓洗外裤内裤。他听到动静，回过头用很凶的眼光瞪着她，吼道：“出去！”她吓得几乎倒着跳出浴室，慌乱中砰地将门关上。他之前从未如此失控过，也从未如此吼过她。刚到南加州的那些日子，吃靠难民食品券，住靠救济房，穿靠圣奥尔本斯居民捐助旧衣，即便如此，他也没朝她吼过呀。在她看来，那是因为他真心爱她。真爱不是送玫瑰花。真爱是哪怕日复一日做着兴味索然的工作，也不曾在爱人面前发半句怨言。教授之前教一群所谓越南历史文化学习者，也就是越南移民和难民的学生越南语。他们其实哪不懂越南语，选这门课无非想轻松拿到学分罢了。他没有一次在她跟前抱怨过。
在荣探望后不久，教授不再参加礼拜日弥撒。庆太太自然也就留在了家里。渐渐地，夫妻俩越来越少与朋友们往来。庆太太若还出门，只有买东西或上加登格罗夫图书馆。图书馆的同事全然不知教授的病情。小西贡就在附近，图书馆会专为住在那里的越南人采购大量越南书籍和影片。庆太太喜欢这份兼职，她负责这些书籍与影片的征订分类。大凡有越南人来馆里咨询，同事会教他们找坐在借书台后面的她。有人需要她解答问题，哪怕就短短一会，她的工作也有价值，这让她由衷高兴。
庆太太活到现在，遭遇的最可怕梦魇还是海上逃难。他们在一望无垠的蔚蓝色大海上漂流，看着翻滚的海浪一层层漫向远方，茫然无措。即便如此，教授说话依然平和。记得漂流到第五个夜里，除了海浪拍击船体的声音，听到的只有孩子们的嘤嘤哭声与大人们求天主、菩萨、先人保佑的祷告声。教授没有祈祷，而是站在船头，如同站在大学教室的讲台上。几个子女相互依偎，坐在他膝头，躲着夜里劲刮的风。他骗他们说：“就是在白天，你们也是看不见洋流的，但确实有洋流。我们的船现在就浮在一条洋流上。它会将我们直接送达菲律宾。实际上，从今天一大早起，我们的船就被它浮着往菲律宾方向走哩。”这话他不知说了多少遍，就连庆太太也笃信不疑了。直至漂到第七天下午，真相这才大白。当时，映入眼帘的是远处一条陌生的海岸。岸上岩石林立。往上坐落着一个渔村。村里尽是看似用树枝茅草搭的棚屋。周围红树林环绕。庆太太一见陆地，情不自禁，一头扎入庆教授怀里，几乎撞飞了他的眼镜，第一次当着怔住了的子女们的面，无所顾忌地抽泣起来。她终于可以肯定，一家人性命无虞，一阵狂喜，“我爱你”随之脱口而出，声音不大却清晰可闻。这话她在公开场合从未说过，即便两人私下里也很少说。子女们听了咯咯地笑。教授很难为情，只是傻笑，扶正被她撞偏了的眼镜。让他更难为情的还在后头哩。他们一上岸，当地人便告诉他们，他们到的地方是马来西亚东部的朝北的海岸。哪是他说的菲律宾。
“别担心。”庆太太说道，“污渍去得掉的。”她倾过身，用蘸水的餐巾擦他的衣服，因为离画近了，画亦一目了然。无论画还是镀金画框，都不入她的眼。照她的审美标准，画框过于艳俗，看似与其中的现代画画风很不匹配。画中女人瞪着前方的一双眼睛给画在一边脸上，这本让庆太太觉得最为怪异，画框与画的不协调，使得该样怪异成倍放大。这样的眼睛让庆太太心堵。当天晚些时候，荣离开后，庆太太将画拿去了教授的书房，画面朝里搁在了墙边。
之后，由于某种原因，教授一直不提海上这段经历。当然，他会聊起过去与庆太太一起做过的其他事情，其中一些她了无记忆。因此，她越听越发害怕，怕自己的记忆力也在一天天衰退。他说，与她曾在越南高地中部一个茶场的阳台上，半躺在藤椅里，吃着榴莲味的冰激凌。或许真有此事。他说，与她曾在西贡动物园里用竹笋喂驯鹿。这也有可能。他说，有一次在滨城市场，他们打跑了一个想偷他们钱物的满身结痂的扒手；那人原是乡下农民，村子被炸弹夷平后，逃难到了西贡。这经历也或许有过。
“瞧这弄的。”教授用手指刮着印渍，说道，“就因为你让我心烦。”荣又叹了口气。庆太太没看他一眼，而是用餐巾蘸着玻璃杯里的水。她心想，荣还记不记得从头顿逃亡？那是越战结束后的第四年，他和五个弟弟妹妹坐一条快要散架的捕鱼拖船逃离头顿。船已超载，除庆家外，还有六十个素昧平生的难民。一船人在海上漂流四天后，荣与五个孩子实在受不住烈日炙烤，哭着喊着要喝水。可是除了海水，哪来淡水。即便如此，庆太太还是每天一早用海水、口水为他们洗脸梳头。这么做，是在教育他们：再艰难，也不可不顾仪容仪表；母亲再怎么担惊受怕，也会让他们感受到母爱。
白昼渐长，春天已逝，接踵而至的是夏天。庆太太越来越少接听电话，到最后干脆关了电话铃声，这样一来，教授也不会去接听电话了。她这么做是担心来电话的人若向他问起她，他会冒出一句：“她是谁呀？”更让她忧心的前景是他和朋友或子女说起燕。在慕尼黑工作的长女来电时，庆太太告诉她：“你父亲的情况不太好。”不过，她没详述教授的情况。跟荣说到教授，她便直截了当了很多，因为她清楚，他会将她说的任何情况用电子邮件告知其他孩子。她每次听荣留的来电信息，除了荣的声音，还有锅里煎炸东西的嗞嗞声，新闻广播声，哔哔喇叭声。荣每次都在做着别的事情，这才用手机顺便给父母打个电话。她心底承认，她不能不爱自己的儿子，但他确实不招她喜欢。心里这个秘密让她自责。不过，这种自责后来也因为一件事而消失殆尽。一天，她回荣留的电话。荣问：“你决定了吗？打算辞去图书馆的工作吗？”
荣叹了口气，因为母亲只在生他气时才叫他的美国名。“或许，你该帮帮爸。”说这话时，荣指了指庆教授马球衫胸前那块溅有荷兰酱的印渍。
“还要我跟你说多少遍？”她将电话线紧绕食指，“我要做到做不动为止。”
庆太太推开面前的碟子。火腿蛋松饼几乎没动。这个人自己的婚姻长不过三年，竟在给她提建议，她才不接受。“这与钱无关，凯文。”
她挂了电话，继续刚才停下的活：换庆教授昨夜尿湿的床单。因为缺觉，她头疼得厉害。因为劳作，她腰背酸痛。因为忧虑，她脖颈变得僵硬。到了晚上睡觉时，她却无法入睡，得听教授唠叨着往事。比如，他在马赛求学期间，住在地下室里；走在马赛篓筐老城狭窄曲折的街道上，一阵阵强劲的密史脱拉风(1)将他从街道这边吹到街道那边；学生们考试时，一百支钢笔在纸上划出的沙沙声让他昏昏欲睡。他那方喋喋不休，她这方观察着卧室里昏沉的光。光来自屋外弥散的街灯。这时，她便记起南中国海上空的月亮：多么皎洁光明，就是深夜，她也能看清孩子们恐惧的表情。她默数着屋外驰过的车，听着车子引擎的声音，希望进入梦乡。也就在这时，教授碰碰她的手，打幽暗处轻声说道：“你要是闭上眼睛，说不定听得到海洋的声音。”
“不需要你靠那份工作挣钱。”荣说道，“可爸需要你留在家里。”
庆太太这便合上了眼睛。
“人要理智。”荣应道，语气已迥异于孩子时的语气。那时，刚进入青春期的荣像陡然变了个人，令父母不敢相认。夜里，他偷偷溜出去与女友约会。女友是美国人，指甲涂成了黑色，头发染成了紫色。教授知道了情况，亡羊补牢，钉死了家里所有窗户。但这招没困住荣，他一从博尔萨格兰德中学毕业，便与美国女友私奔了。“我在恋爱。”他从拉斯维加斯给母亲打来电话，吼道。“当然，估计你也不懂什么是恋爱，对吧？”庆太太有时后悔告诉荣她与庆教授的婚姻由她父亲一手包办。
九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十月也倏忽而过。又到了刮圣安娜风(2)的时节。风由山区刮向东边，风势有如路上车辆疾驰之势，刮断了庆太太种在院中架子旁瓷盆里的埃及纸莎草。这个时候，教授独自下午外出散步，她不再放心得下，要与他保持十到二十英尺距离，在后面悄悄跟着，一路上得用手压紧帽子，不然它会给风刮掉。风若减弱，两人便在院里读书。过去几个月里，庆教授读书声音很大，读得很慢，且往后，声音似乎一天比一天大，速度也似乎一天比一天慢。十一月的一天下午，他一个句子才大声读到一半，便戛然而止。庆太太正入神读着琼道刚出的一本爱情书，他那方的长久静默让她惊觉过来。
“再说，我还没到退休年龄。”庆太太补了一句。
“怎么了？”她合上书，问道。
“你妈和我经历过的糟糕的事，哪是你见过的？”教授生气地回了一句，“我们对什么事情都有准备。”
“我想读完这个句子，可差不多五分钟了，还是没能读完。”教授眼睛没离开书页，答道。待他抬起头后，她看见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我脑子是不是越来越不听使唤了，啊？”
“请墨西哥园艺工很便宜的，妈。再说，你得做好最坏的准备。”
也就从那天起，她大凡有空，便为他读书。有令她兴趣索然的学术书，也有其他书，总之，无所不包，内容五花八门。有时，他会念起过去，她便停下，听他絮叨。他第一次见她父亲时的焦虑；当时，她就在厨房里，等着父亲介绍两人认识哩。两人婚礼那天，因为炎热，加上领结系得过紧，他差点晕厥。三年前重返西贡后的一天，两人要去潘清简街看老屋，可因为它已改名为奠边府街，一时没人知道两人说的是什么地方。何止街道改名，连西贡市也被改为胡志明市。无论如何，两人说不来“胡志明市”四个字。就是送他们由酒店去老屋的出租车司机，西贡还是西贡时，年岁不大，如今也记不得西贡曾几何时是那座城市的官名，也不愿说这四个字呢。
庆太太从不需要请园艺工。院里的草草木木均由她一手侍弄出来。院中央是庆太太亲手挖的菜畦，种有淡绿色香菜、箭形叶片罗勒、朝天椒，长势丰茂。院边是一圈柿树。菜畦与边之间是一片马蹄形的如茵草地。庆太太往自己那份火腿蛋松饼上撒了三把胡椒，压了压心头火，待确保能平静说话后，这才开口道：“我喜欢自己拾掇院子。”
出租车在离老屋尚隔两户人家的地方停住。越共占领西贡后，北越革命干部住进了他们的老屋。为避开那些干部，她与庆教授选择坐在车里，远远看着。住在老屋里的陌生人会是什么人？他们竟将老屋糟践成这样。两人由是心在哀鸣，也很愤怒，几乎难以自已。路边一杆孤零零的灯照亮了墙壁上的锈色泪水，这是因雨水冲刷老屋露台的铁锈栏杆而流下的。出租车刮雨器来回刮着玻璃上的雨水，嘎吱作响。一个按摩师骑自行车打旁边经过；自行车上挂着的一个装有卵石的玻璃瓶，随着颠簸，当啷当啷，权当铃铛了。
“我们都认为你该从图书馆退休，妈。”荣一手拿刀一手拿叉，说道，“我们可以每个月寄钱回来，足够支付家里的花销。你们可以请个管家来帮忙。当然，还可以请个园艺工。”
“你当时跟我说，那可是世上最孤独的声音了。”教授说道。
“是吗？”教授用餐巾揩拭眼镜镜片。他的身后是庆太太如今再熟悉不过的图景：一条高于后院的坡路，坡路外与主干道相连。荣会走这条道回洛杉矶，从父母家所在的威斯特敏斯特区往北，约一小时车程。庆太太记得，儿子们小时候会在下午看经过的小车，说着车名与车型，好比研究鸟类，分辨哪是草雀，哪是麻雀。但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庆太太心里喟叹。如今，荣成了他们六个孩子委派的信使。
在他开口前，她在为他读戴高乐传记。此刻，她的一根手指仍停在她读的最后一个字上。她不喜欢再想已被霸占的老屋，也记不得说过教授说她说过的话。
“我就想，你会记得那条街。”荣说着话，挨着母亲坐到露台的桌子旁。庆太太看出来画里是个女人，但她左眼绿色，右眼红色。不过，再怪怪不过她的手臂和躯干，画家将它们画成了扁平样。这让女人看着不像现实里的女人，倒更像孩子玩的纸人，裁剪出来后粘在立体的椅子上。“最新研究发现，毕加索的画能刺激爸这样的人。”
“你说的是刮雨器的声音，还是玻璃瓶的声音？”她问道。
教授身子前探，眯眼睛打量着画。“东桂街一度叫徐图街。”他怀旧地自言自语，“再往前，就叫卡蒂纳街。”
“玻璃瓶呀。”
教授将记事本塞入口袋，手拿钢笔指着纸包，问：“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呀？”庆太太从厨房里端来火腿蛋松饼，这当儿，荣拆开包装纸，露出里面的画。画框镀了厚重的金，看似很重，让人联想到十九世纪欧洲画的装裱。“在东桂街买的，花了我一百美元呢。”荣说道。上个月，他度假去了西贡。“那里的画廊什么画都能仿。不过，还是回来这里装裱更方便。”
“好像是玻璃瓶的声音。”她撒谎道，“当时，我可是好多年没听到那种声音了呢。”
教授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蓝色记事本，出了厨房，去到露台。他正一条条记着自己的过失，这时荣到了。荣在县医院做护理，刚下夜班，还没换下绿色工作服。工作服无型可言，却掩不住他的体型。他三天两头上健身馆。庆太太难免想，这个长子若能这般经常来看望父母该有多好。荣的两块胸肌厚实到中间的深沟足以夹住庆太太的手掌，二头肌甚至粗过她的大腿。只见荣一只胳膊夹着一个大大的棕色纸包，将纸包靠住教授身后的架子竖着支稳。
“我们可是经常听到那种声音。我说的是在大叻。”教授摘下眼镜，用手绢擦着镜片。他曾去大叻山区一个度假村开过一次学术会议，当时，她有身孕，留在西贡。“每天晚上，你总想坐在外面吃冰激凌哩。”他还在说着，“可是，燕呐，在热带吃冰激凌真困难。一口口舔的时间都没有哩。要好好吃上冰激凌，只有待在室内，还得有空调才行呀。”
“问题是，我这把年纪要上到舞场，不丢人现眼吗？”他卷起报纸，为了强调，用报纸敲着柜台，说道，“尤其我现在的状况是这个样子。”
“你吃奶制品可是不消化的。”
“好了，好了。”她不敢继续，说道，“不是你的错。”
“在外面吃冰激凌，假如是碗装的，一会便化成一碗水，假如是甜筒装的，一会便融得满手都是。”他将目光转向她，脸上挂着笑。她看见，他的眼角有半透明颗粒状的眼屎。“燕呐，你就爱死了那些红糖甜筒。你吃时，一定要我拿着，这样你自己的手就不会给弄得黏黏糊糊了。”
翌日上午，长子荣要上家来。庆太太在灶前为他准备着早午餐。这时，教授进到厨房。他刚洗完澡，修了面。他在柜台前坐下，打开报纸，拣着头条为她读报。待他读完，她这才跟他讲昨晚种种事情。他嘱咐过她务必将他的种种异常表现告知他。就在她说到他昨晚如何兴起要冲上舞场时，他的两个肩膀不堪重负似的塌了下去。见此情形，她就此打住。
一阵微风吹过，三角梅被吹得扑扑簌簌。或许，这是圣安娜风到来的前兆。她被自己的声音，教授也被她的声音，给怔住了。他张着嘴，呆呆地望着她。只听她大声说道：“我不叫燕。有没有那个女人我不管，那个女人是谁我不管，反正，我不是那个女人。”
教授一个急刹车，停住车。庆太太一只手撑住了面板，等着他又叫她那个名字。他倒没再叫燕，而是急转弯，掉头往回开去。往家的方向开了一段时间，他这才出声，怪道：“你刚才怎么不提醒我开错了方向？”红绿灯像心有灵犀，一路绿灯。庆太太看着外面这情形，心里面想着，怎么好回答他这个问题呀。
“哦？”教授很慢地合上嘴，很慢地戴回眼镜，“你不叫燕？”
教授，尽管目前处于这种状况，当然，兴许正因为这种状况，非得自己开车。回家路上，她坐在旁边，看他驾车，紧张得要命。还好，一如往常，他车开得相当谨慎，车速也不快。一路无话。到了戈尔登威斯特街。他本该右转，却转向了左边。这个错误转向让两人不得不途经社区大学。教授于去年春天从该校退休。来美国后，他没能找到继续海洋学研究的工作，只得靠教越南语安身。过去二十年里，他就在荧光灯下给学得乏味的学生上课。庆太太突然想到，莫非那些学生中可能有人叫燕。如此思忖，胸口被刺痛了一下。起先，她以为是烧心的缘故，这才明白，刚才的痛缘于妒忌。
“对。”她斩钉截铁答道。
“回到家里跳。一定跳。”
“那你叫什么名字？”
“曲子都快结束了。”教授提醒道。
她只是一直因为他误叫她燕耿耿于怀，没料到他会问这个问题。之前，两人极少用正式名字相称，更爱用昵称。她称他为阿哥，他称她为阿妹。在子女面前，两人则用“他爸”“他妈”相称。一般说来，只有朋友、亲戚或政府部门里的人才叫她名，或向新认识的人自我介绍时，她才用到名。此刻，她说话的语气，或多或少，便听似自我介绍。
他很委屈地望了她一眼，但还是坐了下来。她知道同桌的其他宾客在看着她和丈夫。她依旧端坐着，但想不起有哪个女人叫燕。会不会是他的老相识？他之所以从未提过她，是不是认为时机不到？会不会是自己从未见过的、如今自然记不起名字的丈夫的外婆呢？会不会是一个丈夫与之有过短暂恋情的小学女教师？自打诊断出来，庆太太便想过许多往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就没想过会从教授脑袋里冒出她不知道的女人来。
“我叫纱。我是你妻子。”
教授给越来越响的旋律带起了身子，没回答她的问题。他刚想去往拼花地板舞场，庆太太一把攥住他的灰色条纹夹克装后摆，使劲后拽，说道：“别去！坐在这儿！”
“没错。”教授舔舔两片嘴唇，掏出了记事本。
“哦？”庆太太听他用另一个女人的名字叫她，慢慢抿了一口水，掩饰自己的惊讶，“我们什么时候跳过舞呢？”
当晚，庆太太躺在床上，待教授发出均匀的鼾声，便打开她这边的床头灯，隔着他的身子去拿靠闹钟立着的记事本。她翻到折页。折页上的字很潦草，也已褪色。无奈，她不得不读上两遍，从头到尾一个个辨认着龙飞凤舞的字，如此，这才破译密码般弄明白了他写了什么：事情愈变愈糟。今天，她认定我叫错了她的名字。须更加密切关注她的表现——读到这里，她用口水润润指头，粘着纸翻过一页——因为，她可能不再知道自己是谁了。她触电似的猛地合上记事本，随之发出的“啪”声并没吵醒教授。他仍曲着身子，一动不动侧躺着。被单里散发出汗甚至硫的气味。若非听他发出轻轻的鼾声，若非感受到他身体的温度，她会以为，他不过是具尸首。不过，有那么一瞬间，她的脑子闪过一个念头：他真要死了才好呢。
“跳个舞吧。”教授倾过身子，一只胳膊搭在她的椅子靠背上。他的眼镜的一块镜片上有一个手指印。“燕，那时你一听到这首曲子，就一定要和我跳舞呢。”
庆太太最终不得不辞去图书馆的工作。最后一天，她的同事们出乎她的意料，为她举行了一个欢送仪式。为了让仪式尽善尽美，他们准备了蛋糕与一盒礼物。盒里装有一套旅游指南。他们知道，她一直计划着度假。好一阵子，她抚摸着这套指南，沙沙翻过书页，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同事们都以为她该是多愁善感，心绪难平。她这天早晨已在塞弗昂药店买了一包成人用尿裤，装有旅游指南的盒子搁在后排座位上，与尿布放在一起，开车回家。一路上，她竭力不想开始发生的事情：她的生活，如一本书，正被一种力量极其缓慢地合上。
她怀第一个孩子时，这首曲子都还没面世。不过，庆太太应道：“是呀。”
她打开房门，叫着庆教授的名字。没有回应。只听到鱼缸里的水汩汩冒泡声。她去到几间卧室、卫生间，也没见他影子，赶紧将尿裤与指南撂在他的书房里，上别处寻找。回到客厅，他的躺椅上有一本打开的《体育画报》；进到厨房，灶台上有吃剩的半瓶苹果酱；再去后院，他天凉时裹膝的绒线毯给扔在地上，放在院里桌上的茶杯里浮着一片卷曲的三角梅花瓣。
“我们常听它呀。当时，孩子们还没出生哩。”
她急得差点打电话报警，不过，她知道，教授才失踪，警察不会马上采取任何行动，只会要她等上一到两天，到时还不见人，再报警不迟。至于荣，她没想打电话告诉他，因为不想听他说：“我不早提醒了你会出这事嘛。”自己怎么先前只想到自己呀，她越这么想越自责，越自责则越后悔。不过，她在图书馆工作多年，养成了有条不紊分析解决问题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力量支撑着她没被悔意压垮。她决意找到教授，这便又返到车上，摇下两边车窗，开着车先在家附近寻找，接着逐渐扩大搜寻范围。去了两人常散步的邻近的公园；公园冷冷清清，只有在橡树枝条上相互逐戏的松鼠。望了街道两旁；不见行人或跑步锻炼的人，唯有一处角落站着一个穿彩格衬衫、破旧肮脏的棒球帽帽檐遮挡住眼睛的男子，他已是风烛残年，面前摆放着几个塑料桶与果箱，卖玫瑰花与橙子。她称他埃斯特班先生，他听了，眼睛瞪得老大；她问他是否见过教授，他不好意思地笑笑，用西班牙语答道：“No Hablo inglés. Lo siento.”(3)
“这是什么曲子？”
她又将找过的每条街道、每条小巷甚至每条死胡同又开了一遍。一边开着车，一边头伸出车窗呼唤着教授的名字，先是怕招人眼目，轻轻呼唤，但很快提高了音量，喊着：“庆哥！庆哥！”几家窗户的布帘拉开了。驶过的几辆小车慢了下来，开车的人好奇地瞅她。她一路叫着喊着，然而，两边住家的篱笆后面、门洞里，并没奇迹似的冒出教授来。
如今，教授记忆里的东西，渐渐地，悄无声息地，开始失去。他曾喜欢说的长句也随之消寂了。乐队开始演奏《我想要你爱我》。他松松脖口的温莎领结，问：“记得这首曲子吗？”
找到天色已暗，庆太太这才开车回家。就在进到前门里的一刹那，她嗅到了煤气味。厨房里炉子上放有一把水壶，但没点火，她心跳陡然加剧，三步并作两步，冲了过去，关了煤气。再看，发现她出去前已关的通往院子的玻璃门竟开着，露出一条缝来。她从厨柜抽屉里摸出一支重重长长的铝质手电筒。握着坠手的手电筒，心里踏实了许多，一步一步靠近玻璃门。到了门口，用手电筒光扫了一遍院子和园圃，除了柿子树与在光里闪着亮的辣椒，没发现任何其他东西。
“谁在你面前都感到拘谨。”教授低低说了一句。四十年前，她十九岁，他则已三十三岁。两人在海角一家海滨酒店度蜜月。一天晚上，皓月当空，两人坐在阳台上，听着海滩那头法国人高唱欢呼。一直金口难开的教授突然说话了。“你能想象吗？太平洋的体积与月亮的体积一般大。”说完这个，他继续说深海海沟里的各种奇形怪状的鱼，以及海洋里令人匪夷所思的惊涛骇浪。有一阵子，她听得云里雾里，即便如此也不要紧，因为光听他不疾不徐的语气就已心旌摇荡。她第一次听他的声音，便有这种感觉。当时，她在自家厨房里偷听着他与她父亲讲他的有关黑潮暖流与热力学关系的论文。
她折回廊道，见教授书房里有光漏出，她从书房门口悄悄往里查看，教授背朝门就站在书房里。他的脚边是她的一箱书。他的脸朝向她专用的书架。书架上排列着她的杂志与他几年来送她的书。他跪了下来，从箱子里拿起一本书，又立起身，将书摆放到架子上。他就这么每次一本地取书摆书。有《塔希提与法属波利尼西亚探秘》，有亚瑟·弗洛默的《夏威夷》，有《国家地理旅行者：加勒比海》。每取放一本书，他嘴里念念有词。她听不到他究竟念着什么。不过，他看似或许在吃力地念着书脊上的书名。再往下，还有《希腊岛萃》《耶路撒冷与圣地》《世界文化荟萃：日本》《意大利：浪漫之旅》。他怜爱似的轻抚每本书的封面。她知道，其实已不是此刻才知道，自己并非他的一生之爱。
“就是在那里，你才好不容易开尊口跟我说话呢。”
教授将最后一本书摆放在架子上，转过身来。在他看到她的一刹那，他露出了四十年前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表情。当时她进到父亲家的客厅，他的脸因焦虑什么变得苍白，眼睛因期盼什么眨个不停。“你是谁？”教授叫出声来，同时，格挡一击似的抬起了手。她心跳加剧，呼吸急促。做了一个吞咽动作，嘴里却很干涩。不过，她能感觉到，两个手心沁出了一层汗水。她突然想起，第一次见他时，自己不就如此吗？当时，他穿一件白色亚麻布西装，西装因为太潮而皱皱巴巴；草编费多拉帽给他拿在手里，贴在大腿根上。
“我们在那里有过美好的时光。对吧？”
“是我呀。”她应道，“燕。”
“卡普圣雅克。”
教授“哦”了一声，手也随之落下，一屁股重重跌坐在椅子里。她发现，他的牛津皮鞋上蒙上了一层泥土。她踩着地毯往书架走去，他上眼皮耷拉着看着她，显得筋疲力尽。她打算从书架上拿《走遍巴黎大街小巷》作为这晚的读物念给他听，但见他闭上眼睛仰躺在椅子上，便明白，他往后不会去到任何地方了。她也不会。她放弃了为他读旅游指南的想法，也决定不再为他读如何自己动手做什么之类的指导手册。就在这时，她看到了一本薄薄的书脊尚未裂开的短篇小说集。
“哦，是吗？”教授很喜欢吃蘸罗望子汁的龙虾肉，不过，这个晚上，望着冲着他的虾钳，迟迟没有开吃，“法国人过去怎么叫头顿来着？”
她心想，为他读一篇短篇小说，时长恰好合适。
“新娘的母亲跟我说，两人蜜月第一周要去巴黎哩。”庆太太用小勺将一只龙虾钳舀到丈夫的碟里，“第二周去里维埃拉。”
她挨着他坐到地毯上，发现那幅画竟然就在旁边，于是赶紧转过身，背向画中那个两只眼睛给画在一边脸上的女人，决心第二天一定得重新装裱这画。她翻开书，感觉画中女人的目光好像也从背后投射过来，落在扉页上她的名字上面。是教授隽秀的字体，他将她的名字写在了作者名字的下边。她问自己：如果她知道什么是爱，又了解到什么程度呢？或许她理解爱不多，不过，她爱他，这就够了。因为爱他，她会日复一日为他做同样事情。会从头到尾、不紧不慢读书给他听；会用心为他朗读，每个字母，每个字，每一页。
“哦，是吗？”教授双手在裤管上蹭了蹭，“可我好像不记得呢。”他的皮肤如纸，又白又薄，青筋暴露。桃李满天下的他，就是现在，外表一如任教时一丝不苟：一头银发分理得规规整整；棕色牛津皮鞋擦得锃亮。新人在庆教授这张桌子停留了约两分钟。期间，教授一字不差地叫着新人的名字；这桌有十位客人，教授最为年长，大家自然望他代为新人送上祝福，他也不负众望。听着教授的祝词，新郎矜持地扯扯尼赫鲁式上装的领口，新娘羞赧地提提高腰礼服的裙摆。庆太太则只想着诊断出来后的那天晚上。当时，教授的表现着实吓坏了她，两人一起生活了四十年，他第一次在她面前嘤嘤哭了起来。直到新人去到别的桌子，庆太太提着的心这才放下，从紧绷的丝绒奥黛里长长舒出一口气。
(1)通常冬季经罗讷河流域和法国南部吹往地中海的强冷西北风。
“别担心。”她安慰道，“你都看了好多遍了。”
(2)一种典型的南加州季节性强风。
教授第一次叫错庆太太的名字是在一次婚宴上。这种场合宾朋满座，教授与庆太太是常客，通常来说，不得不来。新郎新娘快过到他们这张桌子。庆太太注意到，教授在读他的两个手掌上的字，是他提前写好的祝福、新郎新娘的名字。之前，他们从未见过这对新人。婚礼宾客有四百来人，人声鼎沸，还有一支乐队，乐声喧腾。因此，庆太太想要丈夫听清自己的话，得将身子尽可能靠近他，这便闻到他身上一股浓浓的翻旧的平装书与磨得起毛的地毯的气味。这股霉味令人舒爽，让庆太太联想到旧书店。
(3)西班牙语，意为对不起，我不懂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