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不要再跟我要钱了！巴什卡[1]可以养活你了……”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他就对妻子说：
“那你想把钱拿去喝酒吗？”她壮着胆子问。
“嗨，你这个畜生！……”
“这你不用管，畜生！我去找二奶……”
然后他重重叹了口气，补充一句：
他并没有去找二奶，但是从这时候起一直到他死为止，几乎两年光景，他不再理会儿子，也不和他讲话。
“好哇……”
他喂养了一条狗，狗像他一样，长得壮实而多毛。那狗每天伴随他到工厂，到了傍晚，再到工厂门口去等他。每逢休息的日子，弗拉索夫就到几家小酒店闲逛。他缄默不语地走着，用目光在人们的脸上搜索，好像在寻找什么人。那狗整天跟着他跑，垂着一条长毛大尾巴。他在酒店里喝得烂醉，回到家里，坐下吃晚饭，用自己的盘子盛食喂狗。他不打它，不骂它，但从来也不爱抚它。吃罢晚饭，如果妻子收拾餐桌稍微慢点，他就把碗碟一古脑儿从桌上摔到地下，然后取出一瓶烈性酒，摆在桌上，自斟自饮起来。他背靠着墙，闭着眼，张大嘴巴，用一种喑哑低沉的令人忧伤的声音哼起小曲来。从他的嘴里，发出一些伤心而又难听的声音，这声音如泣如诉，把粘在唇髭上的面包屑都震落了，这个钳工用粗大的手指捋着胡须，独自哼唱个不停。歌词没人能听懂，字音拉得挺长，简直像冬天的狼嚎。他一直喝到酒瓶倒空为止，然后侧身倒在长凳上，或者把头伏在桌上，一觉睡到清晨汽笛声响。那条狗就一直卧在他的身旁。
父亲盯着他看了一会，把一双毛茸茸的手藏到身后去了，一面冷笑着咕哝道：
他死于疝气病。死前四五天，他全身发黑，在床上滚来滚去，两眼紧闭，牙咬得咯咯直响。他有时对妻子说：
一面扬了扬铁锤。
“拿耗子药来，把我毒死吧……”
“就是这样！”巴维尔说，“我再也不让你打我……”
医生吩咐给他做热敷，并且说要动手术，病人当天就得送进医院。
“什么？”父亲问，慢慢移步走近身材精瘦颀长的儿子，好像一个阴影走近一棵白桦树。
“见你的鬼去吧，——我自己会死！……畜生！”米哈伊尔声音喑哑地喊道。
“不准动手……”
医生走后，妻子含着眼泪劝他去动手术，他紧握拳头，威胁她说：
他的儿子名叫巴维尔，有十四岁了，弗拉索夫有一次想揪住头发打他，可猛不防巴维尔随手抄起一把分量挺重的铁锤，简短地说：
“我要是好了——你更倒霉！”
“你这个畜生，没长眼睛吗？——我的裤子破了，也不补一补！”
早上，正当汽笛呼唤工人去上班的时候，他死了。他躺在棺材里，嘴大张着，但是他的眉头紧锁着，怒气冲冲。给他送葬的除了他的妻子和儿子外，只有那条狗以及被工厂开除的小偷和老酒鬼达尼拉·维索夫希科夫，当然，还有几个工人区的乞丐。他的妻子低声呜咽了不大一会儿，巴维尔没有哭。工人区的人们在路上碰见他的棺材，便停下来划十字，相互谈论着：
他平常脸色愠怒，沉默寡言，“畜生”这两个字成了他的口头禅。他这样称呼警察和工厂里的上司，也用这种字眼招呼妻子。
“那个人死了，佩拉格娅可该松口气了……”
谁也不想找死。
有些人纠正说：
“喂，——谁想找死？”
“死的不是人，而是——一头牲口……”
“畜生！”他朝着人们背后短促地骂了一声，两眼露出像锥子一样刺人的冷笑，然后，他挑衅似的昂着头，跟在人们后面走去，一面挑逗地喊：
棺材埋好后，人们都散了，而那条狗留下不走，蹲在新掘出的泥土上，长久地、默默无声地嗅着这坟地。过了几天，那条狗不知被谁打死了……
“喂，给我散开，畜生！”他闷声闷气地说道。从他满脸浓密的胡须里，闪露出一口结实的黄牙齿。人们受到威吓，各自走开，但嘴里还胆怯地咕哝着一些骂人话。
[1]巴维尔的卑称。
米哈伊尔·弗拉索夫也过着这样的生活。他是个钳工，毛发浓密，脸色阴沉，生着一双细小的眼睛；他从浓眉下睁眼看人时，总带着猜疑的目光，脸上露出不友善的冷笑。他是厂里最好的钳工，工人区数他的力气最大。但他对上司态度粗鲁，所以挣钱很少。每逢假日，他总要打人，大家都不喜欢他，害怕他。有人也想打他，但都没有打成。弗拉索夫只要看见有人走拢来，想向他动武，他便拣起石头、木板或铁块，宽宽地叉开两腿，一声不吭地等着对手。他那从眼角直到脖子长满黑胡须的面孔和毛茸茸的两手，使人见而生畏。尤其令人害怕的是他的那双眼睛——细小而且锋利，好像钢锥一般刺人。不管是谁，只要和他的目光相遇，都会感到面前这个人有一股无所畏惧的蛮劲，随时准备毫不留情地殴打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