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发现她在公开调戏这个年轻人。
“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就挺好看。”卡提娅说。
事情安排好了。他会载着托马斯和卡提娅去埃格兰泰恩的瓦尔佩罗，让他们休息一下，然后他会接他们去法兰克福、慕尼黑，然后如果他们决定了的话，就去魏玛。埃丽卡将去阿姆斯特丹，莫妮卡回意大利，米夏埃尔继续随乐队巡演。
“你们在德国和东区将会遇到的问题是如何抵达，如何离开。你们不能在火车站逗留。在东区，你们不能被人瞧见坐在政府的车里。我的别克车至少在瑞士的道路上畅行无阻，它也许是最好的旅行方式，我也可以当你们的司机。有必要的话，我准备穿上制服。”
当莫奇曼驾车到瓦尔佩罗的施韦策霍夫酒店时，托马斯差点开口请他同住一天。他想商量一下访德的事。
接着他说自己并非是来拜访故人，而是来帮忙的。
“我不知道我会得到什么待遇。我都不知道我为何要去。”
“我们不必理会这些，”他说，“德国人的恶意是无法消除的。”
“你该明白，你无论怎样都成不了赢家，”莫奇曼说，“你待在加利福尼亚，他们会恨你。但你回去，他们还是会恨你，因为你一开始去了加利福尼亚。你只去西区的城市，他们会称你为美国走狗。但如果你去东区，他们会称你为敌方阵营的同情者。而且每个人都想要你去参观某个神祠、某座监狱、某个发生过暴行的地方。没有一个人会觉得高兴，除了你自己，而你高兴仅仅是因为你将能很快返回加利福尼亚。战争是结束了，但它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人们心里有许多恨，在你访问期间，这些恨会指向你。”
乔治斯看到桌上的剪报，他翻阅了一下，耸了耸肩。
一到酒店，乔治斯悄悄地叫来了经理。托马斯看到他把一大张钞票塞给了脚夫班头。他把经理介绍给托马斯后，小声说了几句，就准备离开了。
乔治斯·莫奇曼个子很高，衣着讲究，年约三十出头。托马斯想，是否可用精美来形容他，他就像一件高贵、精雕细琢的银器。但乔治斯一开口就不显得那么精美了，他的声音低沉，透着权威感和阳刚气。乔治斯的举止仪态显示他出身富贵，但他散发出一种托马斯几乎忘却了的东西。这种东西埃德加·冯·于克斯屈尔身上也有稍许，但那是断断续续的，而在莫奇曼身上，它闪烁着光芒。托马斯一眼看出，莫奇曼是那种与书、画、音乐为伴的人，正如他习惯于被用人侍候，让别人给他做饭。他视人有亲疏，带着一丝傲慢。托马斯发现，就连他注视餐桌和喝茶的样子，也来自瑞士富豪数代相传的慢节奏生活。托马斯注意到莫妮卡对这个年轻人敬仰有加时，差点笑出声。接着他瞅了一眼卡提娅和埃丽卡，她们都目不转睛看着乔治斯·莫奇曼。
“你的名字不在登记簿上。你们的房间登记在我名下。不能让人找到你们。会有人来找你，很可能是记者。但他不会在这家酒店找到你。”
乔治斯一来，气氛就变了。服务员变得勤快起来，酒店经理亲自来到桌边，询问他们是否一切满意。
他们坐电梯上楼时，托马斯想，如果卡提娅说她累了，要独自用晚餐，他一点也不意外。但他们朝她房间走去时，她停下脚步说，希望能一起用餐，就他们俩。
“他是一个特别高尚的人，”卡提娅说，“我的父母很欣赏他。”
他在房间的阳台上望着山谷的景色时，想到克劳斯会对此感兴趣，这是他父亲首次返德之旅。如果每晚能在酒店与卡提娅、克劳斯一起喝一杯就好了，克劳斯会评点那些发言、那些官员和群众的声音。一分为二的新德国是一个实验，它可以成为克劳斯写书的题材。
卡提娅宣布说，每个人都得振作精神，因为乔治斯·莫奇曼要来了。托马斯曾在战前与莫奇曼会过一面，当时他在他的富豪父亲的要求下，来帮卡提娅的父母去瑞士避难。她的父母离开德国后，他与卡提娅时有书信往来，他一直表明，只要曼家决定定居瑞士，他一定会照顾他们。
他想，在某些方面，他已经老得无法接受改变了。他想待在自己的书房里，他已经在构思一部可能会写的小说，他希望能活到写完它的那天。他想，他已经在一生中见证了足够多的德国。没有他，没有他的儿子，这个新德国也会发展下去。
“好了，莫妮卡，”卡提娅说，“我说过别哭了。”
晚餐时，卡提娅提起乔治斯出生于俄国，他的俄语讲得和德语、法语、英语一样好。
片刻后，卡提娅来了，一脸坚忍和认命，然后眼泪汪汪的莫妮卡也来了。
“这个家庭理应拥有财富。”
“我若是留在德国就没命了。”他说。
“我不知道他们的钱是怎么来的。”
当晚在酒店，埃丽卡和米夏埃尔拿出为托马斯收集的德国剪报，内容都是关于他即将进行的访问和可能去东德的行程。大部分持嘲讽的态度。托马斯尤其不解的是，有些文章批评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在艰难时期留在德国。
“最初是因为做皮毛生意，”她说，“所以他们以前住在俄国。乔治斯曾有一次对我母亲说，现在他们以钱生钱。他的父亲与许多瑞士人一样，在战争中也过得很好。”
“我决定的。”埃丽卡说。
一星期后，托马斯和卡提娅坐卧铺车从苏黎世去法兰克福，而莫奇曼载着他们的行李开车过去。
“何时是哭的时候？”莫妮卡问，“又是谁决定的？”
由于德国报纸收到了威胁信，瑞士警察来他们的车厢护送，这让他们引人瞩目。到了法兰克福，他们被警察飞快地送到克龙贝格的政府招待所里。一路上他们看到楼房之间满地残骸。整条整条的街道似乎都消失了。天空是死气沉沉的泥灰色，仿佛也被轰炸过，失去了一切色彩。他们开车经过的街区被夷为平地，原来是商业大楼的地方只剩下水坑和干巴巴的泥土。就连走在破路上的身影也显得孤独而悲惨。
“这不是哭的时候，莫妮卡。”她的母亲说。
当他们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看到被毁掉一半的楼房时，托马斯抓住了卡提娅的手。这幕景象不知怎的比彻底的毁坏更直接，更有冲击力。留下来的那些东西，窗子掉了，屋顶也塌落了，这让他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曾经发生了什么。他端详着一栋楼房，它的整个外立面被轰炸掉了，每间房间的地板都一目了然，仿佛要举行一场多场景的话剧。他看到底楼的墙壁上还有取暖器，仿佛是在戏仿它们战前的角色。
在苏黎世机场，他们与米夏埃尔见了面，他朝父亲挤出一个笑容，然后拥抱了母亲和姐姐。他们朝车走去时，发现莫妮卡一直站在暗处。她没理埃丽卡和母亲，径直走到父亲面前，含泪拥抱了他。
莫奇曼来了之后，大家决定告诉所有已经到场的记者，托马斯在明日之前不接受采访。
托马斯把信压在床边桌上的一本书下。过后他会再读一遍，然后把它毁掉。如果卡提娅和埃丽卡发现有过来信，问他内容，他会说没有收到。
当日傍晚在大接待厅里，他走来走去恍如身在梦中。人们问他是否记得许久之前他们曾参加过他的朗读会、晚宴、记者会。他只是报之以微笑，并让卡提娅跟在他身边。他数次问莫奇曼，他联系过的恩斯特·贝尔特拉姆有没有来。在此刻之前，他并不想见恩斯特·贝尔特拉姆，但在这个闹哄哄的地方，当男男女女都过来触碰他，争取他的注意力时，他愿意看到贝尔特拉姆朝他走来。
“您是一个伟人。您的仁慈得到世人的欣赏和赞誉。我相信您正在斯堪的纳维亚享受响亮的掌声。您的孩子们并没有分享到这种被恭维的感觉，但您很可能对此毫不在意。我离开兄长的墓地时，我希望您能知道我为他深感悲伤。”
早晨，当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每个问题都聚焦在他是否会访问苏联控制下的东区。他说他尚未决定，但无人对此答案感到满意。当问到最后一个问题时，人群后方响起一个声音，问他既然大局已定，是否打算永久回到他的祖国。
“我相信这个世界因您对您那些书全心全意的付出而感激，但我们，您的孩子们，对您毫无感恩，对陪伴在您身边的母亲也毫无感恩。当我的兄长下葬时，你们都住在豪华酒店，这让我感到难以启齿。在戛纳我没告诉任何人，你俩在欧洲。他们是不会相信的。”
“我是美国公民，”他说，“我会回美国的家，但我希望这不是我最后一次来这儿。”
“您可能从未注意到，克劳斯虽然比我年长许多，他从未想要让我把他视为父亲，而是成功地当了我的长兄，当无人在意我时，他当了一个倾听我、看顾我的哥哥。他在自己家中大多数时间也是为人忽视。我记得在餐桌上，他的想法总是被您不经意地驳斥，我记得当他发现您瞧不起他的想法时，他是受伤的。”
那天傍晚，他在圣保罗教堂被授予歌德奖。他注意到坐在前排的东德代表团。他的演讲结束时，掌声久久不绝。他想，如果他在此地不受欢迎，那么当局已经将之完美掩饰。
“亲爱的父亲，”米夏埃尔写道，“他们把克劳斯的棺材沉入地下时，我在那儿。当他们用泥土覆盖他时，我为他慷慨的灵魂演奏了一首慢曲。他的埋身之地很美，这令他的死让人无法承受。没有什么让我感到宽慰，蔚蓝的天空不行，泛着波光的大海不行，音乐也不行。什么都不行。”
晚餐后，当他们终于返回招待所时，莫奇曼告诉他，他有位朋友也住在这里，并想在他休息前与他聊聊。托马斯一时以为这位朋友就是贝尔特拉姆。卡提娅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说她当晚不想见任何人。她回了自己房间。
一星期后，托马斯在哥本哈根收到了米夏埃尔的信。信是送到他房间的。他想幸好这封信没在餐厅里递交给他。他不想让卡提娅和埃丽卡看到。
托马斯已经打好了腹稿该对贝尔特拉姆说什么，该如何开口，但当莫奇曼带他走进一间像是办公室的小会客厅时，他一下子没认出等着他的人是谁。此人用美式英语自我介绍。他留着平头，方下巴。
“他告诉我，他觉得死亡是柔和的。他说，死去的人安息了。电话打了一会儿，但我们都没怎么说话。我们不需要说话。然后我们说了再见。我听到他挂电话时哭了。”
“我们多年前见过，”他说，“我是阿兰·伯德。我们在华盛顿的尤金和阿格尼丝·迈耶的晚宴上见过。我想那是一次很热闹的聚会。在我的世界里，是相当传奇了。我在国家部门工作。”
“抱歉，应该由我告诉他的。”
托马斯记得他的名字，他也记得当时自己对他心怀疑虑。
“有人把海因里希的电话接到我房间，”她说，“他刚得到消息，打电话来，但他不知原因，所以我告诉了他。”
伯德示意托马斯落座。他对莫奇曼打了个手势，请他离开时关上门。托马斯看出他目标明确。他觉得伯德就像一头饥饿的猎犬。他决定尽量少说话。
当晚，他准备上床时，卡提娅来他房间，站在门口。
“我的任务很简单，”伯德说，“我代表美国政府来告诉你，我们不希望你去东区。”
“不，我会按照谈好的去做。”
托马斯点头，微笑。
“要我去和组办方说吗？”
伯德飞快地开门，查看门外是否有人，随即又关上门。他转向托马斯，从英语切换到流利的德语，他只有少量的发音错误，其他准确无误。他开始像背台词似的说了起来。
“那也是一种可能。”
“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正在恶化。像今晚这种场合，以及你在慕尼黑的访问，都对我们有益。但跨出边界，就会成为他们的宣传利器。全世界都会报道此事。”
“也许回家？”
托马斯再次点头。
“不，我会去。如果我不去做讲座，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我能认为你理解了吗？”伯德问。
“你想取消讲座吗？我能去解释发生了什么事。”
托马斯没有回答。
“很抱歉我一直拖着这事。”他说。
“今晚我看到了东区的代表团，”伯德继续，“一伙阴沉沉的人。从我们的角度说，最好是在明早的媒体发布会上说你不会访问东区，除非那边自由了，选举自由，媒体自由，行动自由，没有政治犯。”
“他会参加葬礼。”
托马斯还是一言不发。
“米夏埃尔呢？”
“我需要你的首肯。”伯德说。
“你不必知道。她在那不勒斯，正要去苏黎世与我们碰面。她认为我们没有她不行。”
“我是美国公民，”托马斯说，“我相信很多自由，包括我访问我的国家的自由。”
“莫妮卡怎么说？”
“东区不是你的国家。”
到了傍晚，埃丽卡告诉他，她给莫妮卡也打了电话，并又给米夏埃尔打了一次。
托马斯抱着胳膊露出微笑。
挂了电话后，他希望自己对伊丽莎白说出他无法面对那具棺材，想到克劳斯毫无生气地躺在里面，他无法跟随它走在戛纳的街上。但更重要的是他无法让卡提娅去走这一程，把克劳斯埋入地下后，他们离开墓地，但无人能给予她稍许安慰。他知道不去是不对的。如果他能多打一会儿电话，伊丽莎白会果断告诉他不能不去。他几乎希望她这么说了。他希望做出的是另一个决定，但接着他又发现自己希望一切都未曾发生，他没有得到克劳斯的死讯。
“我是美国公民，但也还是德语作家，我坚守德语，那是我真正的家园。”
“总有人决定吧。”
“这门语言中有许多词，东区的人不能说出口。”
“我什么都没决定。”
“如果我去了，我会说我愿意说的话。没有限制。”
“所以是你的决定？”
“别天真了。你一跨过边界，一切都会受限制。”
“我不确定。”
“你打算限制我吗？”
“母亲不想去？”
“我在跟你讲道理。我代表的是一个从法西斯手中救了你和你的家人的国家。”
“不是。”
“歌德出生在这里的法兰克福，但他生活在魏玛。我没兴趣了解魏玛属于东区还是西区。”
“这是埃丽卡的决定吗？”
“魏玛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魏玛就意味着这个。”
他告诉伊丽莎白，他们不去戛纳。
“慕尼黑就是达豪集中营吗？每个德国城镇都被污名化了吗？难道我不能拾起魏玛这个词，把它交还给属于歌德的语言吗？”
当时是芝加哥近午时分。埃丽卡离开后，他打电话给伊丽莎白，他知道她母亲已经把克劳斯的死讯通知了她。
“布痕瓦尔德不是空的。现在共产党在那里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囚犯。你经过集中营时要避开视线吗？歌德也会这样做吗？”
“我会和她谈谈。”
“你对歌德了解什么？”
他想告诉埃丽卡，他不相信她，为了能一步步地施加掌控，她就会这样说她母亲。
“我知道他不想和布痕瓦尔德扯上关系。”
“母亲的状况不适合旅行。”
托马斯没有回答。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他问。
“我们不希望你去，”伯德继续说，“如果你去了，你回美国时会发现那是一个冰冷的地方。”
他知道，他还来得及让埃丽卡为他们安排航班。
“你是在威胁我？”托马斯问。
“我说了，可她完全不理会我说的话。”
他们满怀敌意地瞪着彼此。
“你告诉你母亲了吗？”
“我会去慕尼黑听你的演讲，”伯德转身离开时说，“也许我在那里见到你时，你已经清醒过来了。”
“我安排好了，三天后下葬，”她说，“葬礼在星期五举行。”
“看来你是在监视我？”
埃丽卡没有敲门。他注意到她时，她已在房间里了。她看到他在写作，不禁倒吸一口气。
“除了爱因斯坦，你是最重要的在世的德国人。如果不知道你在干什么，那就是我们失职。”
托马斯回到房间，看到留在书桌上的一沓手稿。他重读了一遍最后写的句子，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该如何写下去。他写了起来。
乔治斯·莫奇曼气度矜贵地开着车把他们从法兰克福送到慕尼黑。他说话声音响亮，足以让后排听清。
当卡拉自杀时，他有母亲可安慰，当卢拉过世时，全家人都在他身边。如今，虽然卡提娅和埃丽卡都在，他却孤独了。他无人可倾诉。卡提娅和埃丽卡也孤独着。她们都不想和对方说话，他和卡提娅都不想安排克劳斯的葬礼，也不愿埃丽卡去做此事。
“我不喜欢昨晚那些东区人的发型。我不会想要他们当狱守的。”
这时他看到卡提娅走出电梯，穿过大堂朝小咖啡厅走去。她步履缓慢，像是身患病痛。她朝他的方向走来，却没有瞧见他。他觉得自己也许是她此刻最不想见的人。
“你的口气让我想起达沃斯，”卡提娅说，“你简直让我怀念那个疗养院了。”
后来，他没在埃丽卡的房间里找到她，就去了大堂。他坐在一张老沙发椅上看着客人们，想起多年前在萨尔特舍巴登的酒店大堂中，客人们围着经理询问行李的事，他们被战事所困，迫不及待地离开瑞典。当时他确保埃丽卡和克劳斯安全无虞。他一回到普林斯顿，就开始逐一营救其他孩子。可他还是没能挽救克劳斯。他愿意不惜一切让时光倒流，回到那次返美的航程上。他想要回到过去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能阻止刚刚发生的事。他会要求克劳斯去瑞典，然后陪他们赴德国，只要他的母亲恳求他，他一定会答应的。
“那当然，正如我们从《魔山》中得知，”乔治斯说，“那些诊所就是花大钱杀人的小工厂。你俩离开那地方真是太明智了！”
“我们还没决定葬礼日期。”她回道。
托马斯觉得奇怪，虽然乔治斯一直恭维他的作品，但他真正感兴趣的人是卡提娅，他想取悦的人也是卡提娅。他把后视镜调整到某个角度，以便她说话时他能看到她的脸。
“去参加葬礼？”托马斯问。
托马斯想，乔治斯十分讨喜，但毫不谄媚。他的礼貌总是恰到好处。他似乎知道应该说到哪里，应该谈论哪些话题，使用哪种语气。和他相处时，托马斯总是想起早年在慕尼黑，他与一群趾高气扬的年轻艺术家待在一起时，自觉是个腼腆的乡巴佬。乔治斯·莫奇曼凭其高超的手段，不仅令他自觉是乡巴佬，还又老又落伍。
“是米夏埃尔。他会去戛纳。”
他坐在汽车后座安慰自己，想象着在某间精心布置的卧室里，雪地反射的蓝白色光线映入窗子，乔治斯脱光衣服会是什么样。
一个服务员给埃丽卡送来一张便条。她离开了餐桌。她走开后，托马斯和卡提娅没说话。她回来时，坐到了他俩之间的位置。
早晨，乔治斯问他们到了慕尼黑后是否要去波琴格街的老宅，他俩都立刻回答不去。他笑着又问，他们在慕尼黑还有哪里要去的吗，他俩都说没有。
“没有，”埃丽卡说，“我们在等你。”
“我们想直接去酒店，”卡提娅说，“待在那里，参加活动、晚宴，然后一早离开。”
“都安排好了？”他问。
驶过市中心时，马路上有不少裂缝，他们不得不放慢速度。他们穿行在鬼魅般的街道上。没有一栋楼房没被毁坏，一些彻底沦为废墟，还有一两栋孤零零地杵在那里，但千疮百孔，窗户破碎，大门堵死。
埃丽卡大清早打电话到托马斯房间，说母亲已经在餐厅用早餐了。他过去时，看到卡提娅穿着她最好的衣服。
托马斯指着一栋半毁的楼房，生锈的钢梁从瓦砾堆中探出。他说他认出来了，他们一定是到了谢林街，卡提娅却说这不是谢林街。
“葬礼能让他活过来吗？”卡提娅问。
“我以前每天都经过这里。我熟悉所有这些街道。”
“那葬礼怎么安排？”埃丽卡问。
但当车子往前挪动时，他们看到在街角有一栋半毁的、弯曲的水管犹如肠子一般溢出来的楼房上，有块标牌写着图尔肯街。
在大堂里，卡提娅说，“在明早之前，我不希望有人来打扰我。”
“我应该认识这栋房子，”卡提娅说，“但我以为它是在另一个街角。我现在也迷糊了。”
餐桌上，埃丽卡告诉他们，她去前台查过了，明早就有航班去巴黎。卡提娅没碰食物，只喝了几口水，并假装没听到他们说的话。
托马斯知道他们快到阿尔西斯街了。他知道附近所有的街名，但此刻一条都不敢认。直到他们经过绘画陈列馆时，他才确定了方位。当他们来到阿尔西斯街街角，他看到取代了卡提娅父母老宅的纳粹楼。
他们后来见面时，埃丽卡催促他做决定。他希望卡提娅能把自己的意愿说出来。他不知该如何与她谈话，不知她想要怎样。他想，这真奇怪，和一个人相处了将近半个世纪，却无法读懂她的心思。
“我们的房子就在那里，”卡提娅说，“我本不想来这儿，但现在我很高兴终于看到了它。”
托马斯心中想的是克劳斯也许能被再救活一次。
托马斯想到了那些五光十色的歌剧院之夜。那些人此刻都在何处？活到战后的人，又在何处生活？慕尼黑将会重建，当乔治斯开着车，他们一路看到了重建的标志。他不知道这需要多久。但他知道自己不会活着目睹这一天。这是克劳斯在战争结束时看到的那个城市。当克劳斯看到一个再度生机勃勃的慕尼黑，他会多么高兴，托马斯想到此处几乎落泪。
他看到卡提娅的目光。显然她什么都不想说。
当他想到要去东德时，海因里希闯入了他的脑海。他知道共产党领袖们仍然想要他的兄长回德国，并定居在东区。德国分裂了，正如曼家兄弟也分裂了。托马斯在美国备受尊崇，从这个国家的慷慨中获益颇多，他自然会站在西方的立场上。而海因里希被打上了永久的左翼烙印，他在美国不出名，不觉得有必要帮这个国家。
托马斯知道她们都在等他开口。他所能做的是让埃丽卡告诉瑞典和丹麦的组办方，说只要他们找到航班，他立刻去法国。在随后的行程中，她可以取消他的德国之行。他们会去戛纳看看克劳斯死去的地方，然后跟着棺材去墓地。然后他们会去瑞士某处安静的所在，或者返回加利福尼亚。
托马斯决心不让美国人来告诉他，在德国哪些地方不能去。他知道阿兰·伯德想让他在记者发布会上宣布他不会去东德。即便他拒绝这么做，并对他的决定三缄其口，美国人也一定会把这事捅出去。到时就会有人说托马斯·曼被他的美国佬主子牵着鼻子走。
“我们一有消息就给你打电话。”埃丽卡说。
假如他拒绝去东德的邀请，他知道自己将被德国作家鄙视，包括他的哥哥。正如乔治斯的提醒，他会被说成是美国走狗。他只有两个选择，或者被诽谤为一个拿名誉来换在华盛顿的影响力以及加利福尼亚的舒适生活的作家，或者被美国人视为不知感恩、背信弃义的人。毫无疑问，他宁可选择不知感恩和背信弃义。只要他愿意，就会去东区。
她把话筒还给埃丽卡，埃丽卡对托马斯做手势，问他是否要与戈洛通话。托马斯摇头。
次日上午，记者发布会再次聚焦他的东德访问计划。他看到阿兰·伯德独自坐在后排，胳膊搭在两侧的扶手上，姿态悠闲。托马斯朝他一笑，点头。他对记者们说，如果他去魏玛，那将是对德国统一的强调。因为德语并没有分成两个区，他不认为有理由不去访问德国的任何一处地方。
“别告诉我我该如何感受，戈洛！”她终于说，“没人能告诉我该如何感受。”
记者发布会快结束时，有人问他究竟是何意图，他告诉众人，他其实已经做出决定。他将会去魏玛。他朝阿兰·伯德望了一眼，点了点头，一直等候在侧翼作为保镖的乔治斯·莫奇曼护送他离开房间。
埃丽卡把话筒递给母亲。卡提娅听了一会儿。
卡提娅和他坐下来用午餐时，聊起他们在法兰克福注意到的事，那就是菜单相当丰盛。即便在他们下榻的伦敦的萨沃伊酒店，菜单也因为战后配给而缩减了。但这似乎没有发生在德国。他觉得很奇怪，街上空空荡荡，但食物供应却恢复了，但也许只是在酒店如此。
托马斯听到戈洛一句响亮的“什么？”
“我们会被迫，”当晚他们走进宴会厅时，他对乔治斯小声说，“和那些不久前沾满鲜血的肥手握手。”
“魔术师两三天后要做讲座，”埃丽卡不理卡提娅，对戈洛说，“我不知道我们要不要去。”
在法兰克福，轻松欢快的气氛已经令人不适，而这里是他的故乡，他更觉不安。在他的梦想中，他以为会见到一个崛起的德国，像这样的晚宴，应该有新一代的人参加，他们正在紧张地准备重建民主。但他觉得宴会厅里都是些养尊处优，愉快而惬意的中年人。他们红酒和啤酒喝得越多，说话越大声，笑得也越兴奋。汤上来了，然后是鱼，接着又上了几道肉食，有大盘猪肉和烤牛肉。他望着周围这些如今在慕尼黑手握重权的人正在大快朵颐，坐在他对面的那个男人急切地叫人给他的牛肉浇上更多的肉汁。
“埃丽卡，别这么说！”卡提娅打断她。
他在脑海中听到了克劳斯回到酒店后激动地谈论着他将要写的《新德国》，他将在此书中好好描述宴会厅的氛围。坐在他右侧的卡提娅正在与乔治斯·莫奇曼聊天。他们似乎都没注意其他人。而坐在他左侧的那个高官，初次开口就言谈无趣，托马斯再也不想与他交流。他只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随着一道道菜上来，吃着自己的食物。
“他们认为是服药过量，但他们能怎么说呢？他一直服用安眠药。是的，昨天。他是昨天死的。他们一直在找我们。是的，他留了一封信，写了母亲和我的名字，没有别的了。他被救护车送到医院，但为时已晚。我早知会有为时已晚的一天。我们都很震惊，但不该感到意外。”
他想着他熟知的那个慕尼黑，那是年轻艺术家和作家的城市，咖啡馆中激烈的辩论通宵达旦，那是卡提娅父母的城市，他们是开明人士，对离经叛道和高雅文化全都接受。在那个旧世界中，不管是在小杂志上发表了诗歌的诗人，还是在街头被人认出的制作了木雕的艺术家，都能获得名声。在慕尼黑，每个人都有绯闻。当这个大都会发生通货膨胀，甚至连钱都不再坚挺时，人们却越发热爱社交，越发在性事上无所忌惮。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中，他们等在房间里。埃丽卡一支接一支抽烟，空气里充满烟味后，她就去阳台。卡提娅叫了茶，但茶点送来时，她又不吃。电话铃响，是戈洛。卡提娅示意埃丽卡去接。
他想，金钱在这个大厅里是坚挺的。当甜品上桌，侍者们端来大碗冰激凌浇在馅饼和圆饼上时，他猛然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这不是那个有着纤敏的灵魂和高雅的社会肌理的慕尼黑，而是巴伐利亚乡村的粗俗进了城。宾客们是如此怡然自得，以至于片刻后，无人再注意他这位贵宾。他看着他们的嘴开开合合，发出哄然大笑，举手投足间的倨傲，彼此间下里巴人的交流。他想，他们和他们这样的人会成为主流。他可以畅所欲言地谈论歌德，但这才是未来。
“我不想给任何人打电话，”卡提娅说，“我也不想谈安排，不想听到克劳斯应该或不应该。”
他认为离开时不必正式告别。他对莫奇曼示意，他与卡提娅会悄悄地走。但当他起身时，他看到了阿兰·伯德，身边一左一右地站着两个穿美式西装的人，似乎打算拦住他们。
“应该给海因里希打电话吗？”
“我不想再看到此人。”他对莫奇曼说。
她俩都没回应，他隐约感到她们对他的话不以为然。在之后的静默中，他试着让话题回到实际问题。他想到无人提及海因里希。
“现在往回走，”莫奇曼小声说，“赶紧朝洗手间的门走，那里有边门可以出去，别停下。”
“我觉得他不该对卡提娅，或对你这么做。”
美国人朝他走过来时，托马斯转过身，装作要去洗手间。他一离开大厅，卡提娅和莫奇曼就跟了出去，莫奇曼带他们来到室外。
“可你怎么想呢？”埃丽卡问。
“我们走路回酒店应该更方便。他们怕被人看到，不敢再来骚扰你。”
“让他母亲决定吧。”托马斯说。
早晨他们商量好，行李先悄悄地放上别克车，然后车子绕到后面接上他们。他们会在拜罗伊特过一夜，然后进入东区。
她看着托马斯，示意他说些什么。
在拜罗伊特的巴伐利亚霍夫酒店，当莫奇曼要求经理对他的客人敬如上宾，经理立刻变得低声下气，一再来到他们的餐桌前询问是否还需要别的。早晨，托马斯希望他们可以在此人出现之前离开，但他却在楼梯底端等着他们，陪他们去早餐厅，等他们的行李被拿下来时，他还守在大堂里。
“我们距离戛纳只有几小时，”埃丽卡说，“我们随时可以改变行程。”
“我有一个请求，”他说，“如果您能在黄金贵宾册上签名，将对我们意义重大，我们将不胜荣幸。”
“他对我而言还是活着的。我太老了，接受不了。我永远无法相信。”
他已经把名册放在了大堂的架子上。
她停顿了片刻。
“我们不太把它拿出来，”他说，“但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打电话给他，”卡提娅说，“也给戈洛传个话，然后我们设法联系莫妮卡。我来给伊丽莎白打电话。刚才我还在想，我们谁去和克劳斯联系，可他是死掉的那个人。很难去想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即便此刻，他的声音对我而言还是鲜活的，他还活着。”
经理翻开名册，递给托马斯一支笔。他签了名，写了日期，又往前翻了翻，发现都是空白页。
“米夏埃尔的乐队就在附近，”埃丽卡说，“我想他在尼斯。”
“我们留了十六页空白，”经理说，“每一页代表您流亡的一年。”
“克劳斯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她说，“我们已经和他道过别。或者我觉得我们道过别了。现在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托马斯又翻了几页，看到了之前的签名，每个人都占了一页。他看到希姆莱的签名页，然后是戈林，还有戈培尔。
托马斯想安慰卡提娅时，她背转身。
“都是贵客。”他对经理说道，经理双手合十，成功地让自己露出喜忧参半的神情。
“你不能一个人去。”卡提娅回道。
在车里，乔治斯愤怒了。
“我可以一个人去，”埃丽卡说，“我一到就去安排。”
“他们应该烧了那本名册。这是他们擅长的事。他们知道怎么烧书。”
“然后他们问你如何安排？”
“请尽快带我离开这个国家。”托马斯说。
“我已经一遍遍问他们是否确定。”埃丽卡说。
莫奇曼说他已经得到指示，该从哪个关口离境。
“我不想看着他的棺材埋到地下，”卡提娅说，“我不想看到。”
“如果我得到了这样的指示，媒体想必也得到了，”他说，“但还有一条路可以过境，我们不会被人注意。”
卡提娅说得好像她并没有在听。
“你认为我们应该来瑞士居住吗？”他问莫奇曼。
“我们能不能打过去确定那人是否是克劳斯，他是否已经被验明身份？”
“你觉得我这么悉心照顾你们是为了什么？”莫奇曼笑问，“我只是做出表率，只要你们回来，瑞士便会如此对待你们。我代表国家，但我们不说这个词。我代表瑞士精神，但我们也不谈这个。也许我能说我代表的是瑞士的文学传统，如果你们能定居瑞士，这将是我们的荣幸。”
“给了，”埃丽卡说，“就在我手头。”
他们在边境被一群年轻的俄国兵拦住，他们似乎对别克车的外形起了戒心。有几个人拦住车，其余的人跑回附近的岗亭。一个大个子的年长的俄国兵从岗亭外张望了一眼，就朝车子走来。莫奇曼下了车。托马斯摇下车窗，他们听到了他们的朋友正在说俄语。
“他们有没有给你电话号码？”托马斯问。
他充满自信地说着。俄国官员显然要求乔治斯回去，去北部过境。莫奇曼摇头，指向前方，意思是他就要从这个关口过境去魏玛。
托马斯朝埃丽卡看了一眼。这是他们一直害怕的消息，但如今消息来了，却显得那么不真实。
“俄国有农奴时就这样。”托马斯说道，这时几个像是大男孩的年轻士兵开始从另一侧车窗里毫无礼貌地审视他们。
“什么戒指？”她问。
“所以他们射杀了所有贵族。”卡提娅回道，这时莫奇曼直接示意士兵们让道。当其中一人朝他走去并开始叫嚣，乔治斯用手指戳着他的胸口。然后他回到车上，发动引擎。
“你为什么要把那个戒指摘下来？”托马斯问。
他们开了一段距离后，又被士兵拦下，但这次是通知他们，往前五分钟有一个官方的欢迎仪式，从那里将有车队护送他们去目的地。
卡提娅一直抚弄着手指上的戒指。当她无法把其中一个完全摘下来时，她的手开始颤抖。
托马斯想到，如果他们之前决定不去欧洲，那么克劳斯可能不会自杀。或许他想到他们要来到他身边，才变得绝望。他相信卡提娅早已想到这点，也许埃丽卡也想到了，甚至其他人也是。他不明白为何他迟迟才想到。
“他们想知道该怎么做。”卡提娅说。
他听到欢呼声，接着看到了人，还有孩子，列队站在街边朝汽车挥手。
“我们才刚接到消息，”卡提娅说，“他们就要我们决定葬礼的事？”
在魏玛，一整层楼的酒店都预留给了他们。他们被便衣警察和穿西装的壮汉守卫着。第一顿午餐，他发现坐在旁边的是东德的司令秋尔潘诺夫将军。将军说着一口流利的德语。托马斯从他脸上看到一千年的俄国历史。他想，将军把谈话内容局限在俄国和德国文学上，与他聊普希金和歌德，真是明智之举。
“葬礼。”埃丽卡说。
托马斯觉得，他们的话题越古老，就越安全。
“安排？”他问。
他想问将军，他是否知道歌德在此地的存在，多么奇怪，曾激发诗人灵感的这片土地，却建造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托马斯听着这句话，疑心她是否有所误解。
可是将军的心思游离了片刻。他突然露出笑容，环顾房间，浑身散发出一种惊人的魅力，如同一个只愿举世皆欢的人。他站起身，房间安静下来。将军闭上眼，开始吟诵：
“是的。他们问接下来如何安排。”
别因为我们的教条，
“你确定吗？他们确定吗？”卡提娅问。
给予我们不当的谴责：
“我不知道是打给谁的。但接到了我的房间。”
如果你真的理解教条，
“电话是打给你的？”卡提娅问。
请在你内心寻求答案。
“我刚好躺在床上，”埃丽卡说，“我本该出门散步的。”
他停下来时，托马斯没有起身，但他提高嗓音接了下去：
他们慢慢地走着，默默无言地，从大堂走向卡提娅的房间。
你将在那里寻到古老的遗言：
“我不能在这儿说。但他死了。克劳斯死了。他服药过量。”
人类、自足的奇迹，
他和卡提娅走进酒店时，埃丽卡正在大堂里等着他们。她脸色阴沉。她没打招呼，快步走到他们面前，然后又走开，招手让他们跟上。她开口时，托马斯不确定是否听错了，但当他让她把话重复一遍，她摇了摇头。
无论在此处的尘世或在彼岸
“我已经老得没法旅行了，”卡提娅说，“我三点起床，穿好衣服出门散步。酒店里的人一定以为我疯了。”
都在寻找保存自身的方法。
托马斯在城市里逛了一圈后，与于克斯屈尔告别，去咖啡馆与卡提娅碰头。
他们彼此接替，直到把歌德的诗念完。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托马斯看到，连侍者都在喝彩。
托马斯觉得难以想象当反希特勒的政变失败时，于克斯屈尔是多么恐惧。虽然他在政治圈里的人脉救了他，他还是差点遭殃。
那晚，当他说到歌德和人类自由时，他不确定那些欢呼声、喝彩声意味着什么。有几次他心想，这是否因为听众高兴有外人来到了东区，减轻了他们隐隐的孤立感。又或者是因为他们得到指示必须喝彩。接着他就被雷动的掌声、微笑的面孔、响亮的称赞淹没了。
托马斯能感到他的朋友心怀忧虑，尤其是当托马斯说出某种确定的信念时，于克斯屈尔更是面露忧色。当托马斯认识于克斯屈尔时，他是个固执己见、好争辩、爱交际的人，他喜欢争论和活泼的对话。如今他有的那些陈腐的观点，想必是从报纸上搜集来的。
后来在酒店，他发现卡提娅和莫奇曼并不像他这么得意。
在斯德哥尔摩的第一天，他答应跟埃德加·冯·于克斯屈尔去参观城市。他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就结识了于克斯屈尔，此人因为卷入反希特勒的政变，在战争结束前一年被捕。他们谈笑自若，但还是因为战争期间各自的事而生疏了。
“那个将军，”莫奇曼说，“要么将会统治世界，要么就会被召回、枪杀。”
战争结束了。托马斯并未参与战争。他不知道其后果意味着什么。他将会习惯。他准备在斯德哥尔摩的格兰德酒店住下来，接受瑞典人的招待，卡提娅和埃丽卡的房间也在隔壁。他的歌德讲座将会在乌普萨拉举行，然后在哥本哈根、隆德。之后他们将赴瑞士，在十多年后第一次在街头听到德语。
次日，乔治斯和卡提娅坐在别克车里跟着他的官方车，沿路都是欢呼的人群，托马斯愉快地想象着他的同伴对这种热情的嘲讽。他想乔治斯和卡提娅一定觉得他蠢，因为他激动地向街道两旁的人群挥手，还接受了提议，在这段行程上坐官方车。
斯德哥尔摩，一九四九年
他知道，他们也知道，魏玛此刻就是布痕瓦尔德，而那位如此友好、有文化的将军，正如阿兰·伯德所言，在纳粹谋杀了许多人的集中营里关押着囚犯。他们知道歌德曾想象过许多事，但他从未想象过布痕瓦尔德。没有一首关于爱情、自然、人类的诗能把这地方从诅咒中解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