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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在餐桌上,他们聊哈罗德酗酒,或是哈罗德把第三者——某个声誉很差的年轻人——勾引到洛杉矶市中心的酒店房间,和克劳斯一起玩。后来,哈罗德被捕了,克劳斯得保释他。

哈罗德似乎是克劳斯在纽约的恋人,他来了西海岸,并且刚好在克劳斯来时,他在圣弗朗西斯科丢了工作。他正在来洛杉矶的路上。这些电话是提前到来的警告。

当埃丽卡和她母亲讨论此事时,托马斯注意到,他的每一个孩子都似乎对其他人的错误津津乐道。克劳斯谈起莫妮卡就言之成理。伊丽莎白看到米夏埃尔发脾气就开心,看到埃丽卡没礼貌简直心满意足。戈洛也是。埃丽卡如今与母亲联起手来担忧克劳斯和哈罗德。克劳斯每晚不回家,让这两个原先彼此回避的女人又凑到了一起。起初,她俩遗憾克劳斯不检点,接着,她俩担心事情该如何收场,最后,她俩开始为解决危机而出谋划策,其中一个办法是让埃丽卡和克劳斯合写《魔山》的剧本。

“是温斯顿·丘吉尔我都不管。”托马斯回道。

托马斯听说此事后,把卡提娅拉到一旁。

“是哈罗德。”卡提娅说。

“我们可以让他们有幻想,但我们自己不能有幻想。”

不久,有人不断地从圣弗朗西斯科给克劳斯打电话。

“埃丽卡很看好此事。”

他逐一扫视餐桌上的人,语气从疯狂变得冷静。

“那就让她看好吧。”

“她被好几家酒店赶了出来,因为她在房间里囤积食品,还不付房租,”他说,“我们在这里过着奢侈的生活,而莫妮卡比我们都惨,她流落街头。得有人帮帮她。我告诉她,她应该和我们保持联系。”

这是他所知的唯一一次在卡提娅面前近乎批评埃丽卡。

当克劳斯开始与他们共进晚餐时,他说个不停,情绪激动,有时话都说不完整,而且不想让旁人说话。谈到他在纽约见到了莫妮卡,他越发兴奋起来。

哈罗德被放出来后,又犯了其他事被关进去。埃丽卡不得不开车带克劳斯去探监。

“埃丽卡比我清楚。他在纽约参加了一个愚蠢的聚会,警察来搜查,在那之前他刚吸食某种混合毒品。别问我那个叫什么,它让人一会儿兴奋一会儿低落。他现在就在延长版的低落期。”

“听起来他像是个很有趣的人,”托马斯对卡提娅说,“这个哈罗德。我觉得我喜欢他超过我所有的儿媳和女婿,包括布鲁诺·瓦尔特,还有亲爱的格蕾,还有伊丽莎白的那个聒噪的意大利人,甚至还有戈洛一度喜欢过的那个普林斯顿的图书馆员。”

“他到底怎么回事?”托马斯问。

“克劳斯告诉我,他非常漂亮。”卡提娅说。

“我让他别大晚上在房子里晃来晃去,”卡提娅说,“我们都得睡觉。”

他们笑了起来,他们很久没这样笑了。

刚开始几天,克劳斯待在自己的房间内,一日三餐用托盘送进去。

“现在我们只需要莫妮卡。”托马斯说。

克劳斯从纽约回来,越发显得疲惫邋遢。托马斯知道卡提娅和埃丽卡打算以后再告诉他克劳斯回来的原因。

“我给了她去意大利的钱,”卡提娅说,“她想去那里。”

卡提娅说出此话后脸色发白,她看着戈洛。托马斯看到戈洛示意母亲别再说了。托马斯的唯一想法是赶紧吃完饭,逃进书房去。后来卡提娅没来敲门问他是否要去例行散步,他并不觉得意外。她和戈洛开车出去了。

“去工作吗?”

“就像你和布鲁诺·瓦尔特那样!”

“别问了。等她平安到达那里,我会告诉你的。而且我在想克劳斯的事。他真的应该有一套自己的公寓。他告诉我,他找了个地方,价格也合理。他也想买一部车,去学车。之前我对他说过我们不会付钱,但如今这些事我都一一答应下来。我一看到他,我的心就软了。我想他也知道这点。我变成了我鄙视的那种母亲。”

“肯定是一夜激情咯。”埃丽卡说。

哈罗德出狱后,刚开始住在克劳斯的新公寓中,但不久他又出了大事,消失了,留下克劳斯独自一人。卡提娅和埃丽卡再一次表示对克劳斯的同情,但托马斯感到不解。

“我看这话说得很对。你当时不懂礼数,现在还是不懂,”她母亲说,“我经常想,我们怎会生了你。”

“这不是他想要的吗?一套附近的公寓、一部车。唯一缺的就是他想要的司机。他一个人。但一个人住不是每一个作家的梦想吗?”

“我当时什么都不懂。”

凌晨一点,电话铃响。他听到卡提娅去接了。她随即走进他的房间。

“你当时为此感恩来着。”

“克劳斯割腕了。他在圣莫尼卡医院。医生说他暂时没有危险。我这就开车去医院。埃丽卡还在睡。让她睡到早上。”

“啊,浓厚的肉汁盖过了一切,所有的菜都煮过头。油腻!无法下咽!巴伐利亚!”

卡提娅刚走,埃丽卡就来敲门。

“什么可怕食物?”卡提娅问。

“车开走了,”她说,“母亲去哪了?”

“好像我们又回到了在慕尼黑吃可怕食物的日子。”她说。

然后埃丽卡坚持要开自己的车跟着卡提娅去医院。

由于埃丽卡处理他的邮件,管理他的日记,有时在餐桌上只有他俩说话,卡提娅默然坐着。这两个女人极少公开争吵。但有一天当戈洛在场时,埃丽卡不快地指出沙拉酱没有拌好,蔬菜又煮过头了。

托马斯去了书房。有一会儿他考虑打电话给戈洛,或者打给伊丽莎白。对别人说说此事,而不是独自留在房子里等消息,会让他觉得好过些。但等待其实更简单,他可以独自待在这里,假装克劳斯还在楼上睡觉,或者还在纽约。

这段时间,托马斯身边只有妻子和女儿了。埃丽卡忙着整理他的手稿文书,为每日工作提出建议,为他及时回邮件。卡提娅则待得远远的,她带着沙滩椅和书去花园里某处坐着,或者给园丁当帮手。

他想,如果克劳斯像家族里某个人,那就是他的姑妈卢拉。卢拉有同样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不知满足的心。她对寻常生活不感兴趣。起初,她对未来想入非非,觉得婚姻会解决她的问题。婚后她又指望孩子能让她快乐。等到女儿们出生,她想要更大的公寓,或者把主要房间彻底重新装修一遍,或者去度假。他记得,卢拉小时候读小说,就会跳过中间部分,只看刺激的结尾。

当托马斯看到克劳斯刮了胡子,理好发型,穿着刚熨过的西装、白衬衫和新鞋子,拎着手提箱等汽车送他去联合车站时,他从卡提娅内疚的神色中明白,她给了他回纽约的钱。

同样,克劳斯想要的是出版作品,而不是枯燥乏味的写作过程。注射毒品的刺激,对克劳斯是难以抵挡的诱惑,对卢拉也是。当这种刺激无法维持时,剩下的选择就不多了。

“只要你能一早起来,”卡提娅说,“你就能写一本全世界都会读的书。”

托马斯等在书房里,头脑中翻腾着对儿子的各种想法,他盼着车道上传来声音,卡提娅和埃丽卡回家。他想过打电话去医院,但他知道只要有消息,一定会有人打电话来。

克劳斯已年过四十。他每天都有不同的想法,要么写书,要么给杂志投稿。忽而想写波德莱尔的传记,忽而想用笔名写战前纽约的同性恋生活,忽而要写他自己在战后德国的经历,忽而又是美国火车旅行的长文。他早餐不与他们一起吃,有时候午餐上桌了,他才不得不起床。他避开花园里的日光。

她们回来时,托马斯在卧室中。他下楼时,她们告诉他,克劳斯的手腕割得不深,不会死的。

现在克劳斯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能听到他夜间走来走去的声音,也能从他的转变——从倦怠、沉默到在餐桌上滔滔不绝——中看出,他在吸食多种毒品。大多数日子他懒得刮胡子,虽然他母亲告诉他,他的衣柜中有很多衣服,他仍然不常换。

医院里有人联系了当地报纸,说了克劳斯的自杀企图。于是国内国际的媒体纷纷转载,电话铃声响个不停,老朋友和好奇的熟人都来问克劳斯的情况。

卡提娅怒了。托马斯不知她发怒是因为克劳斯满以为父母会为他付房租的大大咧咧的姿态,还是因为他提到了好相貌的年轻司机,或是因为他只住六个月。卡提娅回信给克劳斯,说他不会在这方面得到帮助,他的提议令人非常愤怒。托马斯想,这是她第一次如此坚决地给他写信。

戈洛来住时,他的母亲和姐姐责怪他每在电话铃响时,就把听筒提起再搁回去。即便克劳斯情况好转的消息传来,正在读书的戈洛也没有抬头。当托马斯试图与戈洛就克劳斯的自杀企图感慨一番,希望家里这两人能有共同阵线,戈洛只是冷冷地回应。

两个月前,不会开车的克劳斯写信给卡提娅,说他想在洛杉矶生活,也许在他父母的房子附近找一栋小屋。他让母亲为他去找房子,问价格。他还说想雇一个年轻的司机,司机得会烧饭,还得有好相貌。他说,他想住上六个月,偶尔与父母一道吃顿饭。

“我母亲很担心。”他说。

托马斯想,他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演讲稿写手,或是一个文化部部长。

托马斯回到书房。不久埃丽卡来敲门,说克劳斯当天出院,但他想要在回家前去游个泳。

“我一九三三年离开时,不是因为我干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干了什么,现在我不愿意回到那里生活,不是因为我是谁,而是因为他们是谁。”

“他拧开了煤气,他知道邻居的厨房窗子就在隔壁,他们会闻到气味,尤其是他还特地把厨房窗子开着。后来他们来敲门,他就用一把钝刀在手腕上划了一下。就这么没事找事!”

克劳斯对他可能要回德国生活的想法感到愤慨。

克劳斯搬进了圣莫尼卡的一家酒店,为的是和重新现身的哈罗德再续前缘。卡提娅已经禁止哈罗德再来太平洋帕利塞德。托马斯得知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也住在那家酒店。

“白天不能做的事,”克劳斯说,“黑暗中能做。”

“难道是那个给你找了丈夫的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他问。

托马斯屡次听到儿子对别人讲述这一幕,只要对方愿意听。他说,虽然他的德国爱国人士不会公开支持已经倒台的纳粹领袖和他们的口号,但他们为一个纳粹领袖钟爱的演员捧场,充分说明他们不知悔改。

埃丽卡点头。

克劳斯回到了太平洋帕利塞德。一开始他是那么憔悴消瘦,郁郁寡欢,连埃丽卡都觉得不该再与他争吵。当托马斯问她,他是否在吸吗啡,她耸耸肩,意思是这还用问吗。托马斯想,克劳斯的私生活中想必发生了什么,让他越发不着边际。可是克劳斯自有办法把内心创伤转为对他的文学声誉的担忧,以及对公众事件的愤怒。他对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产生兴趣。此人是埃丽卡的第一任丈夫,在战时成为戈林最喜欢的演员。格林德根斯被俄国人释放后,很快就大张旗鼓地回到了舞台上。他在战后的第一次登台就收获了满堂彩。当克劳斯去看演出时,剧院座无虚席,都在为格林德根斯叫好。

“他真是恬不知耻!我以为他穿过军装,多少会收敛些。我们能否认为,没有他的帮助,世界也能从暴政中解放出来?”

“我们能到此为止吗?”她的母亲又说了一遍。

“他又没上战场。”埃丽卡说。

“我不想让你生气的。”伊丽莎白说。

“我们可以像禁止哈罗德一样禁止他来吗?”

“够了!”卡提娅说,“我不知道该拿克劳斯怎么办。我们能到此为止吗?”

阿尔玛·马勒打来电话。

“所以这个是评价标准?”

“我知道你一定担心坏了。一个家庭里一旦发生了自杀,就像美貌和蓝眼睛一样,就会代代相传。你的两个妹妹都是!上一代人也有自杀的吗?”

“埃丽卡将会为她父亲工作。你能想象克劳斯这么做吗?”

托马斯告诉她没有。

“但你们能资助埃丽卡?”

“可是,当然了,当时没人谈论这种事。你的父亲是怎么过世的?”

“我们不能永远资助他。”卡提娅说。

托马斯肯定地说,议员是自然死亡。他心想该如何转变话题。

“你不想他来这儿吗?”

“我的继父、妹妹还有妹夫听到红军进入维也纳,就服毒了。”阿尔玛说。

“他不知道该去哪里。”卡提娅说。

托马斯知道她家庭中有几人曾是纳粹,但他以为她该知道不应提起他们。

“最后一个问题,克劳斯写信告诉我,你对他很严厉。”

如今阿尔玛成了寡妇,战争也结束了,她便开始旅行,先去纽约,然后欧洲。她在洛杉矶时与流亡者们保持着联系,哪怕是他们中间最不起眼的人物。只要有人发表了一首诗,或者谱了一曲弦乐四重奏,或者出了事故,发生争吵,她都会散布消息或上门拜访。

“是的。她身上有老维也纳的痕迹。我指的不是有传统文化的维也纳,而是某种当时他们从生活中得到的快乐。我看到了就喜欢,但那已经消失了,不会回来了。也许阿尔玛是最后一个。”

她之前一直很推崇他的作品,因此托马斯不明白为何她在《浮士德博士》出版时会惹麻烦。他写作此书时曾告诉过她,因为觉得她可能比任何一个流亡者都更明白在她丈夫死后的那些年里,德国作曲家所承受的压力。尽管她不时犯蠢,发表谬论,她对音乐是个内行。她喜欢用被禁止的和弦和声音把魔鬼勾引进房间的想法。她喜爱晚期的贝多芬。有时如果身边有钢琴,如果他提到了某个曲子,她能从记忆中把它弹奏出来。

“但你还与她见面?”

他对这部书并不保密,有客人来家里时,他甚至还会读上几章。但他从未对阿诺尔德·勋伯格提起小说的主题,因为他觉得他太有学问,太疏远,令人望而生畏。他觉得勋伯格会对他明言,他对音乐的了解,不足以让他写这样一部书。

“啊,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卡提娅说,“她是个糟糕的人,自从韦费尔死后,她就变本加厉了。她酗酒,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对她没有好评。”

托马斯以为,既然移民圈子这么小,一定会有人把这一消息传给勋伯格,说他写了一部关于现代作曲家的书。但当此书出版时,显然并没有人去传话。

“你为何还与阿尔玛·马勒见面?”

他回想往事,认为当时将一本小说寄给勋伯格,并题词“赠阿诺尔德·勋伯格,真实的那一位,祝好”,并非明智之举。“真实的那一位”可以理解为一句恭维,意为曼的人物是虚构的,但勋伯格本人不是虚构,而是真实的。但也可以理解为勋伯格是真人,而曼以他为原型创作了一个与魔鬼签订条约的作曲家。

“不用,亲爱的,我没有别的要说了。”

书出版时,勋伯格的视力已经恶化到无法阅读。但他思考过题词,以及他所听说的小说内容。起初,托马斯并不清楚为何勋伯格会觉得洛杉矶人以为他和小说里的作曲家一样得过梅毒。他只听说勋伯格曾在逛布伦特伍德乡村市场时遇见一个德国移民,他郁闷地告知她,他没得过任何性病。

“你要不要我离开房间,让你可以再说下去?”托马斯笑着问。

这位女子对这种可能性的想法表示吃惊,勋伯格解释说他自觉有必要澄清。他说,都是因为托马斯·曼写的那部书。这位女子直接开车去太平洋帕利塞德,将作曲家这番话告诉了卡提娅。

“我的父亲很好色。他控制不住自己。他看到一个女人就想要。我和你父亲没有这个问题。”

托马斯想到,也许能安抚勋伯格的人就是阿尔玛·马勒。她对他说,小说是一种精密的创造,并令他放心,没有一个读者会因为他是作曲家的原型而认为他得过梅毒。

卡提娅喝了一口咖啡,似乎陷入思考。

阿尔玛也同意他的看法,勋伯格在市场上的举止古怪。她说,她会与他谈谈,也许曼家夫妇可以与勋伯格夫妇一起来用晚餐,举杯庆祝这部杰作的出版。

“我只问这一次。”

她没有告诉托马斯的是,在《浮士德博士》出版后,她早就给勋伯格家打过数次电话,告诉作曲家夫妇,小说的内容令人惊悚。而这些是勋伯格的一个朋友透露给他的。

“哦,还有一个原因,但那都是些敏感私密的事。”

事情很简单,她告诉勋伯格,托马斯·曼的作曲家发明了十二音技法,勋伯格也是。曼的作曲家得过梅毒,是同性恋,与魔鬼结盟,于是人们可能会以为勋伯格也是如此。

“这是唯一的原因吗?”

托马斯担心如果勋伯格去找律师,克瑙夫出版社会迫使他解开此书所有的谜团,一条条列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虚构。此书所发源的奇特的内心深处,是很难说出来的,想到这里他就颤抖。

“在现在、过去、未来的所有种种可能性中,你父亲都是最不荒唐的人。”她说。

《浮士德博士》内容深奥难懂,在美国却十分畅销。勋伯格无论请到哪位律师,对方都会考虑这点。如果作曲家要提起诉讼,托马斯认为,他会要求他分享版税,或者甚至可以同时要求版税和损失费。由于随之而来将有极大的文本争议,请律师辩护的费用也将是天价。

卡提娅毫不犹豫,仿佛早已心有答案。

托马斯一大早躺在床上时,总是想到一幅画面,他被判把此书所有的收入都交给阿诺尔德·勋伯格。

“你为何与他结婚?”她问母亲,并随手朝她父亲一指。

托马斯与勋伯格之间的问题让阿尔玛来做客时比往常更为兴奋。

伊丽莎白的手指在一列问题上划动。

“我想你不了解阿诺尔德·勋伯格,是吗?他的无调性作品并不仅仅是技巧或技艺,而是某种精神性的东西。”

“她说她的梦想是找到一个没有书的地方,”卡提娅说,“所以眼下她并不很想来看我们。但我觉得这会改变的。总会改变的。”

她顿了顿,托马斯一脸疑惑。

托马斯诧异地看着她,他之前不知此事。

“勋伯格是一个真诚信教的人。他怀着美好的信仰加入路德教,正如他怀着绝对的谦卑和严肃回到他的犹太人之根。他并没有自负地将他的音乐视为对神明的奉献,而是视为一种对物质主义的壁垒。因此当他看到他的技艺被当成道具用在小说里,被一个哪怕完全虚构的人使用,这人与魔鬼结盟,他的创造力是被梅毒激发的,那么勋伯格是不高兴的。”

“她在纽约,”卡提娅说,“你没收到她的信吗?有时我一天收到一封。”

“是的,”托马斯说,“写小说是一件肮脏的事。作曲家可以遥想神明和无法言喻的崇高伟岸。我们得想象大衣上的扣子。”

“莫妮卡在哪?”

“还有让德国作曲家得性病。”阿尔玛补了一句。

“看来是的。”卡提娅说。

有时在夜里,当卡提娅已经睡了,埃丽卡不在家时,托马斯会播放勋伯格的《升华之夜》,他后悔用小说伤害了这位作曲家。这首曲子紧张而克制,但流露出精心调配的各种情绪。他知道这是在勋伯格发明十二音技法之前的作品,但他发现它指向一种在未来会变得更为纯净的风格。他希望能与勋伯格谈谈这个话题,希望能在他们和解后聊一聊。

“她打算一直和你们住在一起?”

在作曲家眼中,他一定是见利忘义的。他需要小说的素材,就像一艘轮船需要压舱物。他不是一件能变得纯净的艺术品。当他听着弦乐越来越急,祈诉的语调起起落落,他希望自己是另一种作家,关心的不是世界的细枝末节,而是更大更永恒的问题。现在太迟了,他的作品已完成,或大部分已完成。

“你父亲需要她。”

奇妙的是,在这个美国城市的另一头,住着这个年轻时创作了如此丰茂的音乐的人!托马斯想,勋伯格仍然醒在这个不变的加利福尼亚之夜。那些早期的渴望一定仍留在他心中,现在他一定因为这种温柔的表达不再可能而伤怀。托马斯希望,音乐所唤起的同样的情感,能被捕捉进他的小说,但用的是词语,不是音符,是句子,不是和弦。

“你为何不鼓励她去寻找自己的生活?”

埃丽卡现在是他的司机、编辑,也是他的代理人。她接电话,存银行支票,回邀请函。她与纽约的克瑙夫出版社打交道,对布兰奇·克瑙夫说,一切与出版有关的事,哪怕最小的事,都必须通过她。

“她会当她父亲的秘书。此外,在我允许的范围内,她会帮忙主持家务,做各种决定。”

埃丽卡还喜欢与阿格尼丝·迈耶作对,不让她直接与父亲通话。

“她在这里干什么?”

一天下午电话铃响,托马斯赶去接时,埃丽卡已经提起话筒。

“他有其他计划。”卡提娅说。

“不,你不能,”他听到她说,“我父亲在书房里,正在埋头写作。”

“她为何不和布鲁诺·瓦尔特在一起?我以为他妻子死后,她会嫁给他。”

托马斯小声问是谁,埃丽卡一手捂住话筒,说是他朋友,那个华盛顿的女人。他表示想与她通话,埃丽卡却摇摇头。

“奥登?他从来就不是她真正的丈夫。她好几年没见他了。”

“我可以给他捎口信,”她对迈耶女士说,“但我不能去打扰他。”

“她的丈夫呢?”

他站在旁边,都能听到阿格尼丝在怒骂埃丽卡,而埃丽卡说了句“再见”就放下话筒。

“她无处可去,”卡提娅说,“无处可去。之前她可以做讲座,但现在没人想听德国和战争的事。”

“我是电灯,”她说,“而阿格尼丝·迈耶是只蝙蝠。我一开灯她就飞了。”

“第一个问题。埃丽卡为什么在这里?”

当联邦调查局和家里联系,要求继续调查埃丽卡时,她认定是迈耶女士撺掇他们的。

“我知道你有问题。”卡提娅说。

“他们已经两年没问我了。怎么突然回来了?那个可恶的阿格尼丝要对和平爱好者开战。”

“我写了几个要问你们的问题。”她说。

“和平爱好者?”卡提娅问,“那是你吗?”

他没注意到她手边桌上放了一本斜纹布封面的本子,直到她把本子打开。

托马斯以为埃丽卡仍然对联邦调查局怀有同样的愤怒,就像她对其他许多人一样,但她却担忧地摇了摇头,像是真的被吓怕了。

托马斯想,她已经变得令人生畏,锋芒毕露。他希望她能多住些日子。

“我在国籍的事上很蠢,”她说,“战时我太忙了,忽略了申请国籍的事。如今他们随时都能把我驱逐出去。”

“对我不粗鲁。”她回道。

托马斯想,如果埃丽卡离开美国,她将无处可去。她有英国护照,但她在英国没有熟人。在新德国,无论是东德还是西德,都没有她坦诚直言的空间。克劳斯已经去了法国,在戛纳过着苦闷的日子。托马斯明白,虽然埃丽卡愿意给弟弟写信,支持他,但她不愿自己也落到一样的处境。她不想孑然一身,无国可归,之前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帮过她的人,如今已没有用处。

“大家都知道他为人粗鲁。”托马斯说。

联邦调查局来了家里两次。托马斯发现,第二次调查几乎持续了一天,中间因为午餐而暂停。那天傍晚在餐桌上,埃丽卡解释了所发生的事。

“我们亲热过一次,可能两次,我不认为这是谈恋爱。但这发生在我婚前。我认识他时,他是个很风趣的人。”

“性,性,性,就这些。我真希望我有过他们认为我有过的性事。当我告诉他们:‘你们没有做过爱吗?’其中一个回答说:‘没有发生过婚外性行为,夫人。’他很幸运,我没有提着他的耳朵把他拖出房子,让他在外面的街上去当已婚人士。”

“你跟赫尔曼·布洛赫谈过恋爱吗?”他问。

联邦调查局再次认为,埃丽卡与她弟弟克劳斯的关系是不健康的,更危险的是,他们还暗示说他们有铁证,证明埃丽卡与奥登结婚只是为了得到英国国籍,他们从未圆房,而且绝对不会圆房,因为她与他的特殊爱好。

“一两次。”伊丽莎白说着又笑起来。

托马斯想,来访者似乎不知道他女儿与布鲁诺·瓦尔特长期的风流韵事,但现在不是提起此事的时候。

他听到卡提娅屏住了呼吸。他也吃惊自己竟敢问出这个问题。

“他们把我们混淆起来了。他们以为克劳斯的书是你写的,还以为我们都是共产党。”

“你结婚后有过很多次外遇?”托马斯问。

“希望他们不会以为我是共产党。”卡提娅说。

她笑了起来。

“他们都不知道你的存在!”埃丽卡说。

“米夏埃尔一直是个讨厌鬼!”伊丽莎白说。

她把这说得像是一条罪名。

“你对你的弟弟来说并不可爱。”卡提娅说。

当托马斯与勋伯格的争执渐渐平息,托马斯希望他和卡提娅能在太平洋帕利塞德安享晚年。许多流亡者已经返回德国,但曼家夫妇不打算回去。托马斯逐渐发现,他不想与德国产生瓜葛,这在祖国引起了愤恨。

“奖励我是个好小女孩,安静,可爱。”

“我在一九三三年离开时无人反对,”他说,“如今他们倒认为我有责任回去。奇怪的是,我收到的辱骂信都是来自不认识的人,但认识的人全都没写信来。”

“对什么的奖励?”卡提娅问。

“他们需要替罪羊,”埃丽卡说,“你就是一个很好的目标。所有的专栏、编者按如果不攻击你几句都觉得不完整。”

“第一,我没有受过合适的教育;第二,那份爱是给我的一种奖励。”

“我觉得美国媒体把我和你还有你哥哥弄混了。他们以为我是什么左翼煽动者。显然,我在某个名单上。”

“能怪你父母什么呢?”他问。

那年夏天即将举办歌德两百年诞辰纪念。托马斯在一篇文章中将歌德的思想与当下世界的需求联系了起来。他想,他可以用歌德的例子来讲一堂课,无论在公众还是私人空间,这个世界看待事物的方式,都应该从单一角度转变为多角度。对于这个正在遭到意识形态猛烈冲击的世界,歌德的范例是大有裨益的。这位作家的想法变化多端,他的想象力不受约束。幽默与反讽是他必备的工具。

“我不怪父母,也不怪我的前祖国。我不怪任何人。”

埃丽卡和戈洛都读过文章的初稿,觉得他过于理想主义,毫无顾虑,想让歌德成为美国的代言人,但托马斯坚持己见,他让埃丽卡等到文章需要大改成演讲稿时再积极参与进来。文章先寄往芝加哥,然后华盛顿。接着他会搭乘第一班跨大西洋航班去伦敦,在牛津做讲座。他将从那里转机哥德堡,去斯德哥尔摩再做一次讲座。

“你是不是怪德国毁了你的少年时代?”他问。

当他收到去德国的邀请时,埃丽卡建议他拒绝。

托马斯寻思,伊丽莎白是否后悔嫁给了博尔杰塞,他想找个问题试探一下。

“你现在不会想去那里,”她说,“还为时过早,最好拒绝所有德国的邀请。”

“我跟那个国家毫无瓜葛,”她说,“它干什么,不干什么,我没有兴趣。我不想再踏足那个国家,也不会去想它。”

“我想在歌德的祖国纪念他的两百年诞辰,”托马斯说,“可这事不简单。我知道不简单。”

午餐时,埃丽卡和两个女孩不在,托马斯惊讶于伊丽莎白对德国的憎恨。

“他的祖国在他读者的心中,”埃丽卡说,“你不能说那就是德国。布痕瓦尔德<注:"纳粹在德国图林根州魏玛附近所建立的集中营,而歌德曾在魏玛生活56年。">是他的祖国吗?你都不想去那里纪念歌德!”

“我们也听说了。”安杰莉卡说着从地图上抬起头。

托马斯与卡提娅长谈一番后决定,如果他们要去斯德哥尔摩,就会去德国和瑞士,也许先去苏黎世,然后去歌德的出生地法兰克福。法兰克福已经授予托马斯歌德奖。如果他接受该奖,就会考虑再去其他城市,甚至是慕尼黑。想到会看到他们被毁坏的房子,卡提娅陷入了沉默。托马斯都不想和妻女讨论是否去东德旅行。

“圣莫尼卡的热狗非常棒。”他说。

问题是如何告诉埃丽卡,他们已经决定不顾她的愿望返回德国,即便只是一次短期访问。

“要注意,冰激凌不要加芥末。”话音刚落,托马斯就意识到这句话似乎在取笑她们的出游,是在说她们不知该怎么吃东西。他退缩了。

埃丽卡无一日不谴责德国。当一家慕尼黑周报称她为斯大林的间谍时,她的攻击比伊丽莎白更厉害了。西德的其他几家报纸也转载了这一新闻。如果这发生在二十年前,埃丽卡一定认识这些报纸的主编,可以轻易地为自己澄清。可现在她谁也不认识。让她感到意外的是,没有一家报纸支持她,也没有表明并无证据可证明她是斯大林的间谍。

“是的,去吃冰激凌和热狗。”

当卡提娅在餐桌上向她披露,他们打算在欧洲旅行时也去德国时,她耸了耸肩。

“你俩都去?”卡提娅问。

“你们俩想去哪就去哪。我最多跟你们到瑞士。如果你们丢了手提箱或眼镜,或忘了酒店的名字,或需要和油滑的镇议员打交道,我不会在你们身边。”

“埃丽卡姨妈要带我们去玛丽安德尔湾的码头。”安杰莉卡用德语对他们说道,托马斯觉得这是一种意大利腔的德语。

托马斯想,埃丽卡说这番话时并没有看着母亲,眼神在房间里乱转。他觉得卡提娅差点开心地表示,他们宁可在保镖的陪同下过日子,也不要女儿陪伴身边。

次日上午在起居室里,埃丽卡在地上铺了一张欧洲地图,指给安杰莉卡看所有她去过的地方,安杰莉卡郑重地提出问题。多米妮卡在角落里玩娃娃,伊丽莎白坐着看书。

“如果你不告诉海因里希我们去德国的事,”他目视埃丽卡说,“那就太感激了。他一直与东德当局保持联系,有些人是他的老朋友。我不想和他发生争吵。”

“你怎么看,”卡提娅问,“美国小孩就是这样的?还是只有在芝加哥,在伊丽莎白和博尔杰塞家里才这样?”

“可是他自己会知道的,他会想知道你打算在德国说什么。”埃丽卡说。

托马斯和卡提娅一起散步时,都认为在他们的孩提时代,这种语气是会被父母和兄弟姐妹耻笑的。

“关于什么?”

“在我们家,这事很难,”孩子回答道,“我们和父亲说意大利语,和母亲说德语,我和妹妹彼此说英语,所以我们有一大堆书可选。不过这几天我正在读刘易斯·卡罗尔,他对我的影响很大。”

“你觉得呢?当然是关于你的国家的分裂问题!”

“你在读什么书呢?”埃丽卡问她。

“现在那不是我们的国家了,”卡提娅说,“早就不是了。”

次日安杰莉卡来吃饭时,脸色苍白,神色委屈,像是一个尊严被践踏了的公主。托马斯看到埃丽卡挪到她身边。

“那你们回去干什么?”埃丽卡问。

后来,托马斯和卡提娅在书房中小声地讨论,伊丽莎白在离开他们的十年中发生了什么。托马斯与两个孙子相处,主要就是打趣开玩笑,取绰号,玩恶作剧,他无法想象为何外孙女们不喜欢这种轻松的往来。她们想必是从无趣的博尔杰塞的家族那里继承了死板和敏感的性格。

托马斯喜欢出门前的种种准备,他告诉邮递员,他们要离家数月,他看着行李箱一个个在门厅里排列起来。上火车后,他等着夜晚到来,列车员来包厢里为他们铺床,这一程会送他们到芝加哥。

“也没说过你不好。”卡提娅补充说。

到了芝加哥,他想起不能在安杰莉卡面前开玩笑,他希望博尔杰塞不会大谈战后的意大利政治。

“我相信我从未说过你是小女孩。”托马斯说。

卡提娅显然已经与埃丽卡、伊丽莎白谈过,让她们对彼此客气一点。他们在客厅里喝茶时,她监督着进展。埃丽卡聊着旅途情况和美丽的风景。

“她真聪明,”埃丽卡说,“我也不喜欢这样。”

“我们刚启程,母亲就睡着了,”埃丽卡说,“然后她读了一本英文书。”

“她不喜欢别人说她是小女孩,”伊丽莎白说,“也不喜欢别人说她不好。”

“这本书糟透了,”卡提娅说,“但你父亲也读了。书名是《城市和柱子》,写的是一个年轻人。”

“只是开个玩笑。”托马斯说。

“我很喜欢。”托马斯说。

她严肃地看了父亲一眼。

“你的歌德听众会需要一些更高雅的东西。”埃丽卡说。

“我过会儿去看你。”

“魔术师的伪装很多。”伊丽莎白说。

八岁的安杰莉卡立刻沉下脸,她转头看着母亲,表达她的不快。伊丽莎白让她去厨房,叫人安排她在花园里用餐,位置由她选。

虽然卡提娅已经让埃丽卡别说他们会去德国,但发现她的女儿忍不住了。

“不要冰的小女孩大多不好。”他用英语说。

“德国!”埃丽卡说,“想想吧!”

伊丽莎白带着她的两个不苟言笑的女儿来住了。她的丈夫博尔杰塞去了意大利出差,他的任务似乎过于敏感而不能说。第一顿午饭,托马斯发现安杰莉卡不要往水里加冰,他说他认识的好小女孩大多都要冰块。

“你们要回慕尼黑吗?”伊丽莎白问。

多米妮卡刚满四岁,托马斯觉得奇怪,他的外孙女被说得像个大人。

“我们不知道,”托马斯回道,“一切都还未定。”

“多米妮卡也这样,”伊丽莎白说,“所以请别让她们不开心。”

“如果你们去那里,能否让他们把房子归还我们?”伊丽莎白问,“战争已经结束四年了。他们至少可以做此事。”

“我还以为只是安杰莉卡是这样。”卡提娅说。

“我这辈子早已习惯了失去一切,”卡提娅说,“我不想把东西要回来了。大多数人比我们失去的还多。”

“我的女儿不喜欢被取笑,她们俩都不喜欢。”

“父亲那些书的手稿和信件怎样了?”伊丽莎白问。

伊丽莎白诘问地看着他。

“都丢了,”卡提娅说,“我们把它们交给我们的律师海恩斯保管。他的房子遭到了洗劫,或是被轰炸了,或是遭窃了。它们可能还会出现,但我早已不去想这事了。”

洛杉矶,一九四八年

“德国都垮了,”埃丽卡尖锐地看了伊丽莎白一眼,“我们的财产也许是最不该考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