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后悔一听到克劳斯的汽车声就走出房子。他发现克劳斯失去了美貌，但揶揄的腔调分毫不减。托马斯看着克劳斯打量着这栋闪亮崭新的房子、精心修剪的花园、优美的风景，然后抬起胳膊，欣赏中带着嘲讽，耸耸肩表示，对他这样的人而言，这都是虚的，不算什么。
卡提娅忙里忙外地为客人的到来做准备，她重新挂了一些画，拿出了从建房以来一直放在床底的箱子。她离开娘家已有四十多年。她的父母在战时逝世于瑞士，她的父亲从未接受他的流亡命运。她的哥哥们流落他乡。慕尼黑的房子被拆除，腾出空间建造了纳粹党的办公楼。她为了克劳斯的来访而忙碌起来，似乎在她心里，从未把慕尼黑的早年生活埋葬在过去。
“看来鸟儿找到了她的金笼子。”他拥抱妹妹时说。
正当他们等待埃丽卡来时，卡提娅收到了她的哥哥克劳斯·普林斯海姆的信，他已经带着他的儿子从日本来到美国，想趁埃丽卡和米夏埃尔在家时过来做客。
克劳斯的儿子站在他身边，个头比克劳斯更高。他用安静、冷淡的眼神环顾四周。他被介绍给托马斯一家时，先正式地鞠躬，然后握手。
“等埃丽卡来了，”米夏埃尔说，“她会让你整天待在书房里。”
克劳斯只和妹妹说话，但当埃丽卡强行加入，他也和她聊了起来。他都没瞧托马斯一眼。
他想，当他奋力描写叙述者夸张的语调和德国风格的戏仿时，头脑里沉甸甸的都是德语。听到孙子天真、自信的牙牙学语，让他感觉神奇。这并没有让他联想起自己的童年，那时孩子们不被鼓励多说话，也没让他联想起自己的孩子的童年，当时孩子们喜欢打断彼此，都顾不上与他说话。弗里多说出来的一串串词语，对他来说是一番新的感受。他早晨醒来时便微笑着想到，在接下来的一整天，直到弗里多去睡觉为止，他都能听到孩子说话，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他开心。
很快，他在餐桌上嘲笑托马斯的日常作息。但托马斯仍然整个上午待在书房，下午散步、午睡，傍晚阅读，尽量避开克劳斯·普林斯海姆。数日后午餐时，克劳斯说他听说了托马斯正在写些什么。
他的孙子没有讲德语的朋友，他的德语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他把幼儿语言和成人语言一起混用，每次都让托马斯发笑。
“关于作曲家的小说？是的，我认识很多作曲家，但当然了，我曾师从马勒。你知道，与他的音乐相比，他本人并没有那么神神怪怪。他被野心占据，被妻子威吓，但真的没有魔鬼。”
“他的祖父在扮小丑，他还怎么守规矩？”米夏埃尔问。
托马斯觉得没必要回应。他看向卡提娅时，发现她正一脸赞赏地望着她的双胞胎哥哥。
米夏埃尔对父亲写的小说表示不敢恭维。他对作曲家的想法了解多少？为了家中和睦，托马斯容忍了儿子发表对音乐本质的见解，那实则是针对他的，还隐含愤恨。米夏埃尔似乎在反对父亲挪用了他毕生学习的课题。托马斯为了转移注意力，就对弗里多做鬼脸，弗里多咯咯直笑，他的母亲不得不告诫他，在餐桌上要守规矩。
次日，克劳斯提起了《死于威尼斯》。
米夏埃尔一家一来，托马斯就想方设法逗弗里多。起初那几天，他好几次在通常写作的时间，离开书房去找这孩子。他甚至让孩子可以在他写作时去找他，他会停下笔，把弗里多抱起来，为他表演那一套魔术——他曾在自己孩子们的母亲离开之时，用它逗孩子——还为他画画。
“我的祖母很喜欢它，不停地称赞，直到我母亲让她别再这么过分地夸了。我的父亲相信只要这本书出来，他去歌剧院时，人们都会冷眼瞅他。我因为这本书而交了许多朋友，都是鸡奸者。大概有一年，我喝香槟酒不用付钱。”
几个月后，当米夏埃尔和格蕾宣布说他们要带着两个儿子去太平洋帕利塞德住一个月时，卡提娅说她一直盼着他们来，因为这能缓和家中的气氛。托马斯全神贯注写小说，战败德国传来的消息，以及日渐尖锐的、让托马斯·曼及其家庭在法西斯战败后回国参与重建工作的呼吁，都让家中阴云罩顶。
托马斯看到埃丽卡在座位上僵住了。
在窗户被砸破、犹太教堂被烧毁、犹太人被从家里拖出去的那几年，在对即将发生之事毫无疑问的时候，托马斯不知道这位学者是如何转开视线，心安理得。他又是用何种策略迎合了那些把其他同性恋关进监狱的当权者？他是否想过这个结局：城市化为废墟，人们忍饥挨饿，各种协会成立以确保像恩斯特·贝尔特拉姆这样的人永无发言的机会？
“那篇小说备受赞誉，”埃丽卡说，“我父亲所有的作品都备受赞誉。”
托马斯想，即便没有贝尔特拉姆，希特勒仍会崛起，所有这些谋杀和伤害仍会发生，但他和他的一些朋友的支持，为运动提供了智识支援。如果贝尔特拉姆没有援引众多已故哲学家，并用花哨的语句来形容德国及其传统、文化、前途，那么法西斯就不会那么贪婪、仇恨、恋权。
埃丽卡认真、直率的语气，似乎让克劳斯·普林斯海姆始料未及。他耐心地听埃丽卡讲述纽伦堡审判上发生的一桩事，英国公诉人以为自己引用的是歌德，但实则引自她父亲所写的关于歌德的小说。后来克劳斯在席间一直沉默。
在战争结束后的数周内，托马斯想到了恩斯特·贝尔特拉姆。贝尔特拉姆目前在德国的某地。如果他不曾羞愧，那么至少应该知道如何恰当地流露羞愧感。他是纳粹的支持者，会即刻从学术职位上被解雇，他对尼采和他的世界的知识将不再有用。他很难为自己辩护——当纳粹焚烧著名作家的书时，他在一旁幸灾乐祸。
“我听说，你每写完一章，就会朗读出来，”次日用餐时克劳斯说，“我想当一次听众。”
“等这一切结束了，我不知道克劳斯要怎么生活，”卡提娅说，“没人需要一个不停讲真话的德国人。”
他一脸温顺，似乎说的是真心话。但接着他朝妹妹转过身。
克劳斯能够探听到他的朋友们的情况：许多人经受了折磨，一些人遭到杀害。他发现有些和当权者合作的人，渐渐获得了有影响力的地位。他写信给父母说德国人不明白他们现在的苦难，正是他们作为一个共同体对世界所作所为的不可避免的直接后果。
“现在我已经美貌不再，为了吸引别人，我必须得谈谈我妹夫的居家习惯。”
他寄来了他在《星条旗》上的文章剪报：“在昔日的祖国，我自觉是一个陌生客。一道鸿沟分开了我与那些曾是我同胞的人。无论我去到德国哪里，忧郁的调子和怀旧的主旋律始终伴随着我：你再也回不了家了。”
托马斯和埃丽卡目光交接时，他感觉到她和他一样，差点没把一杯子酒泼向克劳斯。
克劳斯为部队报刊采访了毫不悔改的威妮弗雷德·瓦格纳。她谈到了希特勒的奥地利人魅力，他的慷慨大方和极佳的幽默感。克劳斯在家书中说，他本以为文章中引用的观点会引起哗然，但似乎无人注意。
“也许我们可以聊聊日本，”卡提娅说，“我觉得天皇以为他自己是神。他可曾去听过你的音乐会？”
托马斯注意到克劳斯的来信语气变得激烈。他谈到与弗朗兹·莱哈尔、理查德·施特劳斯的见面，这两人都没有为在战时舒适地生活在德国而内疚，这让克劳斯难以接受。他问施特劳斯是否考虑过离开，施特劳斯问为何要离开一个有八十座歌剧院的国家。克劳斯把这事告诉了父母，用上了大写字母和许多惊叹号。
在那一周的星期五，按照计划，托马斯会朗读他的小说。托马斯会读两章，在第一章中，一个叫小艾肖的男孩来了，他孤独的作曲家叔叔的生活由此变得快乐起来。在第二章中，这个小男孩死了。
托马斯知道海因里希仍然为钱焦虑。他想到兄长也许会回德国，尤其是如果这个国家的东部被俄国控制的话。他考虑着给他一些钱做路费。如今他看到兄长带来的克劳斯的信，又见他垂头丧气地走了。海因里希为米米的遭遇而自责。
快到那天时，他为朗读发了愁。读开头的那段很容易，读描写小男孩的片段，以及他因魅力和美貌而深受喜爱的片段也不难。但他觉得卡提娅会立刻明白，他拿弗里多当了原型。他希望他选择的是更含糊，不会被听众认出原型的片段。
克劳斯写信给母亲，让她给她们寄一些食品、衣服和钱，但邮包上别写德语，这在布拉格不通用。
他们坐到了一起，包括刚到的戈洛，仿佛在举办一个快乐的家庭聚会。当他写作这些场景时，他就知道它们是多么阴暗和私密。他把自己喜欢的东西——一个纯真的小男孩——给了他的德国作曲家。但他的作曲家莱韦屈恩只能毁灭来到他身边的人，这个孩子注定会死。这将是书中最具有人性色彩的部分，因为他刻画了那种失去的痛苦。这将让人们看到，莱韦屈恩为他至为重要的抱负所付出的代价。他与魔鬼签订的条约，将从民间故事和幻想的领域来到一个真实具现的空间。
克劳斯利用他的军队通行证，去布拉格寻访米米和戈斯基。他大费周折终于找到了她们，并写了一封详细的信向伯伯汇报她们的情况。海因里希带着信来找托马斯和卡提娅。克劳斯写道，戈斯基在战时差点饿死，但未被拘押，而她的母亲在泰雷津集中营里待了数年后，侥幸活了下来。克劳斯写道，他差点认不出原本漂亮的米米。她中风了一次，头发快掉光了，脱落了许多牙齿。她几乎说不成话，听力也受影响。但她还活着，这就是个奇迹。她和女儿都贫困交加。
开始时，他朝卡提娅瞟了数次，她笑着表示首肯。他读到男孩之死时，读得很慢，没有抬头看他的听众。他心想要不要读出每段病程的细节，让人胆战心惊。男孩在痛苦中喊道：“艾肖愿意乖乖的，艾肖愿意乖乖的！”男孩甜美的脸狰狞变形，当他开始磨牙，就像被鬼附身。
埃丽卡是少数几个被允许去监狱里见纽伦堡狱犯的人之一。她听说，当几个纳粹囚犯知道他们的访客是谁后，他们后悔没有与她进行认真的谈话。“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她，”戈林大喊道，“曼家的案子被处理错了。我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埃丽卡将此事告诉父亲时，补充说他错失了一个大好机会，他本可住在城堡中，让妻子戴钻石首饰，周围响彻瓦格纳的音乐。
小男孩死后，托马斯的任务也完成了。他放下手稿。屋子里没人说话。最后戈洛拧亮了身边的一盏台灯，伸了个懒腰，低低地咕哝一声。克劳斯·普林斯海姆鼓着掌，眼睛看着地板。他的儿子脸色苍白地坐在旁边。埃丽卡望着远处。卡提娅沉默地坐着。
战争结束时，克劳斯和埃丽卡都在德国，穿着军装的克劳斯为部队报刊《星条旗》工作，报道德国城市投降后的情况，埃丽卡则为BBC报道战败的德国。戈洛也在德国，他的任务是在法兰克福建立一个电台。克劳斯从慕尼黑给父母写信说，这个城市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坟场。他说，在以前熟悉的街道中行走，他很难找到路。城市中大面积的区域不是被夷为平地，就是变成瓦砾。他原本还梦想着去波琴格街的老家房子，即便纳粹官员曾经住过那里，他还想搬回他的老房间。可是那里连可以敲的门都没有。房子成了一个空壳。他听说，它在战时成了一个类似妓院的地方，用来生育日耳曼人的婴儿。
后来埃丽卡过去打开了主灯。托马斯站起来。他装作还在研究刚刚读过的稿子。他知道卡提娅走过来了。
他写作时，心里装着理想读者，而他的叙述人也是其中之一。他们是秘密的德国人，内心的流亡者，或者是未来的德国人，生活在一个从灰烬中重生的国家里。自从他的作品在德国被禁后，他就不确定从一九三六年以来创作的小说，还有没有人读原著。它们是为他无法想象的读者所创作的。如今当他为生活在暗影中或将出现在未来的阳光下的读者写作时，他可以运用一种受伤的、喑哑的语调，并创造出一种用烛光照亮一个穹顶空间的氛围。
“这就是你陪那孩子玩耍的原因吗？”她问。
希特勒倒台的那段时间，托马斯每天都关注新闻，他感到了蔡特布罗姆的存在。他想象着蔡特布罗姆和他一样，慢慢意识到希特勒的统治即将终结。他让蔡特布罗姆在他的叙述中说道，“我们的城市被击碎、被拖垮，一座一座地沦陷，宛如熟李子落地一般”<注："译文引自《浮士德博士》（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译者罗炜），下同。">。
“弗里多？”
他反对德国武器的胜利，因为让希特勒崛起的东西，驱逐了他每一分的高贵精神。如果法西斯存活下来，他的作曲家朋友的作品就会被埋葬，他的新音乐也许会被封禁一百年，将错过属于它自己的时代，只在未来才能得到应有的荣誉。
“是的，还有谁呢？”
蔡特布罗姆在一个毁灭中的德国写作，他将在后面的章节讲述战争的实际进程。他是托马斯的分身，但他比作者更温和，同样生活在希特勒的年代里，听到同样的消息。作者和小说叙述人都知道未来将会如何，德国将会被毁灭和重建，而这样一部书也许会在世界上拥有地位。蔡特布罗姆害怕德国会战败，但他更害怕德国会胜利。
“我爱弗里多。”
如今小说的架构已在他脑海中清晰呈现。叙述者将是不露锋芒的德国人文学者塞雷奴斯·蔡特布罗姆，他与作曲家阿德里安·莱韦屈恩自幼就是朋友。托马斯认为，让蔡特布罗姆来讲述这个故事，就意味着叙述有时可以是个人的、情绪化的，也可以带有偏见。虽然蔡特布罗姆真诚可信，但他的视角受到限制，他的分析能力受到约束。
“爱到把他用到书里？”她问完了便安静地走到房间另一边的哥哥和侄子那里。
洛杉矶，一九四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