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会回去的。”卡提娅说。
“在未来，如果还有未来的话，欧洲将不会有犹太人。在安息日当您走在那些城市的街道上，只会看到鬼魂。”
男孩表示卡提娅可以送他去花园，他要告辞了。
“我知道。”
次日上午，托马斯给总统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说明他并不需要和罗斯福通话，但希望能和某个高层官员谈一件要事。
“他们对去犹太教堂的人和不去的人一视同仁。”
回电打来时，他把年轻人说的集中营的事告诉了那位官员。
“有时候是的。但我父亲不想让我们和周围的人有隔阂。”
“我想知道，我听到的事是不是真的。”
“您希望自己是在信教的家庭中长大的吗？”
官员说会给他回电。
“不。我小时候压根不知道我们是犹太人。”
次日，他接到了助理国务卿阿道夫·贝勒的电话。他首先友好地谈起了托马斯和卡提娅申请美国国籍的事，然后回答了总统的健康问题，但没透露过多信息。当他开始问候托马斯的家人时，托马斯打断了他，问他能否谈谈集中营的事。
“您是在信教的家庭中长大的吗？”年轻人和善地问卡提娅。
“事情比我们想象得更糟糕，”贝勒说，“糟糕得多。你在电话中跟我同事说的情况，只是我们目前所知的事情之一。”
对于传递如此重要的消息，他似乎太过年轻。
“有多少人知道此事？”
托马斯觉得他的语气粗鲁到毫不掩饰。
“都知道了，很快就会传开的。”
“这不关您的事，先生。”
托马斯的对德广播是BBC安排的。起初他们请他写一篇演讲稿，让伦敦的德语广播员来录音，但现在他在洛杉矶自己录了讲稿，把录音寄到纽约，然后用电话传到伦敦录音，最后在麦克风前播放。
“你在洛杉矶还见了谁？”托马斯问。
“就像变魔术一样，”他对卡提娅说，“可这不是魔术，是那些可爱的英语词（组织、决心）的结果。”
“我们想要你们知道，那一日会到来。我们想要你们无法说出你们不知道。”
他试着去想象一个在德国的孤独、恐惧的人，待在一栋黑漆漆的房子里，或是在黑漆漆的公寓里，把广播音量调得很小，不让邻居们听到。他对美国人演讲只能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如今可以对公众说德语了。他使用理性、人本主义的语言，能唤起高尚的觉识。
“那么你想要我们干什么？”托马斯问。他尽量让语气显得柔和、关切、和善。
“正在对你们发言的是，”他说，“一个德国作家，他的作品和他本人，都被你们的统治者驱逐出境了。因此，我很高兴能利用英国广播给我的机会，一次次向你们讲述我在美国，在这个我找到了家园的自由伟大的国家中的见闻。”
“我对总统和他的处境都没兴趣，”年轻人说，“反正对难民来说，一切都太迟了。人都死了。”
有几次他遏制不了自己对德国普通顺民的愤怒，他想，这些人越来越让人难以原谅。
话音刚落，他就知道这话显得无情又愚蠢。
“由于我的同胞们，”他说，“对人性加诸如此残暴、如此难忘的恶行，我无法想象在将来他们将如何生活在人人平等的世界中。”
“你知道总统现在的处境很难吗？”托马斯问，“反对接纳难民的声音很大。”
他问在听的人是否还记得，他在前一次战争中的看法。他问他们，是否觉得他还是同一个人。因为他如今认为，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有普通的优缺点，并非特例。
这些话说出来后，房间里顿时有了一种不真实的气氛。这个高敞舒适，有着玻璃板壁，清漆木隔断，摆着相称家具的空间，似乎让这些话的意义变得模糊起来。
“德国就是这样，”他说，“它本质上并不特殊。如今它被敌人包围，因为是它把敌人招来。它对犹太人的野蛮行为，让它无以赎罪。为了被拯救，它必须被打败。”
“集中营的目的就在此。集中营不是为了让人干活，也不是为了把人关押，而是为了消灭人。在工业尺度上的谋杀。他们使用毒气。速度快，效率高，没声音。他们计划杀死欧洲所有有犹太血统的人。杀成人，也杀小孩。计划是欧洲一个犹太人也不留。”
假如他的观念能一百八十度转变，那么他就能鼓励一些同胞反思他们的政治。假如他能觉醒，那么其他人也可以。
“是在集中营里吗？”托马斯问。
在录音室中，他努力让自己语气保持平稳。他希望他声音中偶尔的颤抖，能让听众触及他深沉的感情。
“是的。所以我才来和你们说。现在我们都很清楚，最高层已经达成了一个议程，要彻底消灭欧洲的犹太人。”
这年年末，埃丽卡回来时，联邦调查局有封信等着她，想要调查她，了解一九三三年前在德国参与反法西斯运动、如今身在美国的都有谁。
“出了什么事吗？”卡提娅问，“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吗？”
当卡提娅从阳台上目送那两人离开时，她说埃丽卡一定让那两位调查者战战兢兢了。他们看起来像是为此事了结而喜悦，卡提娅如是说。
“我们读过您的演讲。”
埃丽卡有好几天都在恼火，动辄为小事发怒，她想写文章或者做讲座、接受采访来讲述她的遭遇。
“我在这个话题上做过几次演讲，”托马斯说，“也做过广播。”
“他们问的什么问题！他们怎么这么消息不灵通！还固执追问，连最基本的技巧都不懂。”
“我的工作是拜访要人，让他们知道我们在欧洲正在经历什么。”
托马斯从最后一句中推断出，他们想必是问了她和女人的关系。
这个年轻人如此正式严肃，托马斯寻思他是不是有什么宗教目的。他说一口地道的德语。
当他收到联邦调查局的信，请他抽空在家接受调查时，他几乎感到庆幸。他被列入他们的调查名单，也许会让埃丽卡感觉他们并没有单独针对她。
“原则上不能接受饮料。”
“如果他们问到任何与你有关的问题，”他对埃丽卡说，“我会说，我是你可怜的无辜的父亲，没人告诉我任何事。”
莫妮卡离开房间后，卡提娅问他要喝水，还是茶或咖啡，但他摇头。
“他们会说你是共产党。”她说。
一瞬间，托马斯以为他是来兜售东西的，但这个念头随即被男孩的严肃表情驱散了。
“布莱希特可就高兴了。”
“我要单独见曼先生和曼夫人。”
约定时间后，房子里来了两个人，一个朝气蓬勃，精神抖擞，另一个年龄较大，死气沉沉，他决定在书房中会见他们。主客厅的加利福尼亚风格，与联邦调查局的反法西斯调查似乎格格不入。而书房的氛围也许能让他们端正态度。
男孩约莫十八九岁，戴着圆顶小帽。他站在门口，一脸异乎寻常的自信。卡提娅请他进主客厅，他跟她进来，然后指了指莫妮卡。
三人落座后，年长的那位面无表情地向他解释了他所有的权利。托马斯让他们说得慢些，允许他在非母语的语言中挣扎。
“来了一个男孩。他说他认识阿格尼丝·迈耶。他说我们答应了会见他。”
“我们完全听得懂你的话。”年长者说。
一星期后，托马斯正在午睡，莫妮卡叫起了他。他穿好衣服下楼，发现卡提娅站在他书房门口。
“我也能听懂你们的话。”
他以为阿格尼丝又在故弄玄虚，于是他并未多想，也没对卡提娅提起。
接着他们直言是来了解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及其同伙的情况的，托马斯发现，无论自己说什么，都将处于艰难的处境。在西海岸的德国流亡者圈子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显然是一个难以绕过的话题，但他对托马斯及其作品的蔑视也是众所周知的。虽然他的客人保证会保密，但托马斯怀疑这一会面的消息将会泄露出去。他考虑在这天结束时联系布莱希特，告知这一会面，或通过与他经常联系的海因里希告知。
不久，阿格尼丝打电话来，要他见一个年轻人，此人会与他联系。托马斯问年轻人的名字，她说她不便相告，但他会联系曼家，要同时见到托马斯和卡提娅，但不见其他人。他来联系时会说出阿格尼丝的名字。
“你知道布莱希特先生是共产党吗？”年长者问。
阿格尼丝·迈耶继续与托马斯通信。她在一封信中说，他的三个儿子都应该为联军战斗。她很焦虑为何克劳斯还没有上战场。她听说戈洛在做宣传工作。她说，考虑到美国对曼家如此慷慨，他们至少应该积极参与。当托马斯尖锐地回应她后，她若无其事地回信，仿佛只是收到一封常规的仰慕信，并说她很高兴听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失利，丘吉尔与罗斯福发表声明，他们只接受无条件投降。
“我不了解别人的政治倾向，除非他们自己告诉我，但布莱希特先生从未与我讨论过这些事。”
就连海因里希听到这个段子时都信以为真。
他发现，他因这些问题而按捺的怒火，让他的英语变得格外自信而准确。
托马斯责怪那个诗人——在华盛顿阿格尼丝·迈耶家中几乎没说话、带着斯堪的纳维亚妻子的那位——把卡提娅在迈耶家餐桌上的话传了出去。但是添油加醋了很多，传到托马斯耳中时，成了在白宫餐桌上发生的一场争论，罗斯福夫妇也在座。报道说，卡提娅说德国应该被烧毁，然后只种蔬菜。在报道中她说，德国可以成为欧洲的农场，所有工业区都用水泥封起来。
“你认识第一夫人吗？”
再然后，这房子像是杂志上的样板房。当他从兄长的角度来看时，觉得无比尴尬。海因里希和内莉住在邋遢的公寓里。他们分期付款买了一辆二手车，还和房租一样经常延迟付款。虽然托马斯给了兄长一笔资助，他心知那并不够。有几次他们坐在花园里时，他注意到海因里希的目光从豪宅移开，四下张望。海因里希都不必开口，弟弟显而易见的宽裕和他自己的窘境，两者间的差距是一目了然的。
“事实上我也认识总统。”
托马斯经常觉得，太平洋帕利塞德的房子是个错误。客人还没走进房子，就能一眼看出这个花园花费不菲。
“你能说他们不是共产党吗？”
“我也希望你这么坚定。”克劳斯说。
“这很奇怪，难道不能说吗？”
“区别在我心里，”他说，“我是那里的人。那些是我的街道。但它变得野蛮起来，我逃离了那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如何去感受。我希望我能像你这么坚定。”
“那么，你能说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不是共产党员吗？”
托马斯放下刀叉。
“这很奇怪。”
“如果我们使用他们的手段，那么我们与他们又有何区别？”克劳斯问。
“为何奇怪？”年轻人问。
托马斯眼前浮现出夜色中的蒙斯特劳斯街，它曾是多么平静、繁荣。他希望卡提娅能让克劳斯别说了。
“如果他是共产党，他一定会去更欢迎共产党的苏联，而不是来到不欢迎共产党的美国。我想这事不证自明。”
“那么你要烧了他们吗？你要烧死他们的孩子吗？”克劳斯问，“你和纳粹一样去打仗吗？”
“你读过他的作品吗？”
说出这个观点，相比描述此事对他的意义还是容易的。他父母和祖父母走过的那些街道，刻在他记忆中并不时来到他梦中的那些街道，一夜之间全没了。
托马斯犹豫起来。他不想在这两人面前贬低布莱希特的作品。这会引发其他许多问题。
“吕贝克人，”托马斯平静地说，“是最顽固的纳粹分子。”
“以前慕尼黑有时会上演他的作品，但他在巴伐利亚并不很受欢迎。”
“必须要有一次更激烈的运动，”克劳斯在餐桌上说，“谴责这种以平民为目标的轰炸。”
“我们知道，布莱希特先生是这栋房子的常客。”
那年年初，一百五十吨燃烧弹投掷在吕贝克，造成众多平民伤亡。中世纪中心基本被摧毁，包括天主教堂和圣马利亚教堂，以及蒙斯特劳斯街的曼家老宅。
“他从未来过这栋房子。他也许会和我的兄长见面，但他不是我们圈子里的人。”
他们回到加利福尼亚时，发现克劳斯正在等着部队召集。令他们惊讶的是，他终于参军了。冬日里暖洋洋的，他们欣慰地看到他早早起床，在花园里读报。傍晚他放松下来，喜欢和戈洛还有父亲争论战争进程，但不会乱发脾气。
“是的，我们知道他和你的兄长关系密切。你和你的兄长持相同的政治观点吗？”
卡提娅说得掷地有声，在场所有人都被她的语气镇住了。托马斯想，卡提娅和他已经习惯了在美德国人的身份，一直明白他们随时会招来不经意的怀疑。此刻卡提娅抛却了她一贯的谦虚谨慎。她让整张桌子沉默了。就连议员望着她的眼神中也稍许流露出一种中西部地区的敬畏。
“没有两个人持相同的政治观点。”
“威妮弗雷德·瓦格纳，”卡提娅说，“我父亲热爱瓦格纳的音乐。他和他的父母都是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头一批赞助人。现在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犹太人出钱赞助瓦格纳——但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而她，瓦格纳的儿媳记得此事。我的父亲接受了她的帮助。他别无选择。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希望我不会感谢她。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鄙视她。”
“在美国，有些人是民主党，另一些人是共和党。”
“是谁帮他们逃脱的？”阿格尼丝问。
“是的，但他们不会在每件事上都持相同的看法。”
“我为我的父母感到难过。我的感受就是如此。他们拥有的一切都被夺走，变得一贫如洗，他们的孩子都逃出国去。我的父亲在瑞士边境被剥光衣服。但他们是走运的。有老朋友帮了他们，有个富裕的瑞士家庭救了他们，但这些老朋友的名字如今列在最不光彩的德国人中。
“你的兄长是共产党吗？”
“可是你不觉得……”阿兰又开口。
“不是。”
“一想起我曾是德国人我就感到惭愧。”
“你的女儿呢？”
“可是你难道不是和他们一样是德国人吗？”
“哪个女儿？”
“这场战争对我们而言永远不会结束。我们再也不会在德国生活。想到要和那些顺从的、默不作声旁观的，还有参与其中的德国人生活在一起，就觉得很可怕。”
“埃丽卡。”
“但如果德国战败，你和你的丈夫会回去吗？”阿兰·伯德问。
“她不是共产党。”
“镇压，”卡提娅说，“想到这个就让我害怕。”
“我再次问你，你是否熟悉布莱希特先生的作品。”
当阿格尼丝问卡提娅，如果联军胜利，对战败的德国应该怎么做时，他发觉阿兰·伯德很注意卡提娅。
“我不熟悉。”
托马斯从未见过卡提娅在一群陌生人中如此激动。他也从未听她以如此坦率而挑衅的姿态公开声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她的英语比平时更流利，她娴熟的语言说明她早已打好了腹稿。
“为何不熟悉？”
“你真的不知道吗，迈耶夫人？”卡提娅打断她说。
“我是小说家，他是剧作家和诗人。”
“我不知道你也是……”阿格尼丝说。
“小说家不看剧作和诗吗？”
“别对我说犹太人如何，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卡提娅截住他的话头。
“他的剧作和诗不合我的口味。”
“可是犹太人当然……”诗人说。
“为何？”
“让我恶心的就是这点，”卡提娅说，“纳粹领袖和我们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画，读同样的诗。这让他们自觉代表了某种更高等的文明。这意味着没有人在他们那里是安全的，犹太人尤其不是。”
“它们不适合我。很多人很欣赏他的作品。没有特别的原因。同理，有些人喜欢看电影，有些人喜欢打篮球。”
“可是歌德、席勒、巴赫、贝多芬呢？”阿格尼丝问。
他看到他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心知他们在想，他藐视了他们。
“投票选了希特勒的那些德国人，”卡提娅说，“还有他身边的暴徒。他们支持纳粹。他们旁观着残暴。事实上不仅仅是有一群野蛮人站在上面。而是整个国家，以及奥地利，都是野蛮的。而且这种野蛮并非新事物。这种反犹太主义并非新事物。这是德国内在的一部分。”
“我们请你严肃对待此事。”年轻人说。
“亲爱的，为何不想啊？”阿格尼丝问。
他微笑点头。如果这事发生在任何欧洲国家，他有理由害怕。但在这儿，他只需要与这两人虚与委蛇即可，不说明显是虚假的事，不羞辱他们的智商，但也不说可能会给布莱希特招致祸患的话，不提他俩之间的不和。
“我们不想重建德国。”卡提娅说。
“去年你和布莱希特先生见过多少次？”
“但是必定会建立一个新德国，”阿格尼丝说，她没理会议员，“我们中间也许会有人成为新德国的首任总统。”
“有时我在德国文学圈的聚会上见到他，但我们没有聊很多。”
“我听得够多了，”议员说，“在我居住的地方，没人想给德国人一分钱，不管是在战时还是和平年代。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而且我们没有必胜的保障。”
“为何没有。”
“是的，我同意，”专栏作家说，“会有东西从瓦砾堆中出现，我希望一切都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出现。”
“我是一个性格孤僻的人。我的注意力都放在工作和家庭上。任何人都会告诉你，我不爱社交。”
“哦，这一定是可能的，我觉得也是件好事。”阿格尼丝说。
“能否告诉我们，你与布莱希特先生的谈话内容，包括最简短的。”
“我不认为这是好事，也不觉得有可能。”卡提娅插嘴说。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但我们都没谈过文学，更别提政治了。我们可能谈的是天气。我说的是真话。我们的谈话很随意也很礼貌。我们是德国人，天生不会饶舌，我们是作家，习惯处处提防。”
“等战争结束，当然了，”阿格尼丝说，“对德国会有大量的投资。到时美国会花钱，真正的钱。”
“您现在处于提防状态吗？”
“它们不仅改变了我的生活，”她说，“还教会我如何生活。”
“任何被联邦调查局调查的人都会提防的。”
第二道菜上来时，阿格尼丝试图寻找其他能引发争议的话题，但就连议员和专栏作家——他们似乎对彼此知之甚详——也懒得吵架了。尤金压根没开口。诗人也一直沉默。他的妻子倒有几次在聊天间隙提到了托马斯的书名，变得情不自禁起来。
调查又持续了一个小时，其中提到了托马斯与罗斯福夫妇以及迈耶夫妇的关系，仿佛这事也有疑点似的，又有若干次旁敲侧击问到托马斯与布莱希特的见面，以及他对布莱希特剧作的看法。
“她做的都是好事。”专栏作家说。
他觉得最后的问题尤其奇怪。
国家部门的人看了一眼托马斯，托马斯假装自己并没有听懂议员指的是埃莉诺·罗斯福。
“如果我们使用‘工人阶级’这个词，您觉得是何意义？”年轻人问道。
“在上一次战争中，我们在那里没得到什么好处，”他说，“这次也不会在那里得到好处。这不是我们的缠斗。我们有自己的斗争，特别是要斗那个可怕的女人。她会让这个国家垮台。”
“一九一八年我在慕尼黑时，城市里发生了苏维埃革命。那是在通货膨胀之前。当时我们在城市里过着宽裕的生活。我们害怕革命，正如我们后来害怕法西斯。这次革命不了了之，但它是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展开的。”
议员对侍者打了个手势，要再上一道汤。他把餐巾折到了衬衫领子里。他发出一个响亮的声音，表明他有重要的话要说，然后往嘴里送了一勺汤。他咽下汤后，抬起眼，整个桌子的人等他发言。
“现在那个工人阶级在哪？”
“我经常问自己，如果战争无法被阻止怎么办，”她说，“我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我是说，当你确实看到乌云压顶的时候。”
“和纳粹在一起。”
托马斯希望阿格尼丝之前曾对他说过阿兰·伯德的情况。如果此人不是被刻意安排在他对面，那么只能说他给人的感觉便是如此。他用关注而怀疑的目光观察着托马斯。托马斯想到，他今晚最好不要上阿格尼丝的钩，不发表任何意见。他会努力保持缄默，或者无论阿格尼丝要说什么，他都只做出有趣或羞怯的反应即可。
“布莱希特先生会赞同你吗？”
托马斯瞟了卡提娅一眼，卡提娅正低着头。他假装没有听到阿格尼丝的话，餐桌上无人回应她的问题，这令他略感宽慰。
“这你得问他。”
“你们同意吗？”她问，“过早反对希特勒的人也许会失去在德国获得真正稳定的影响力的机会。”
“我们在问你。”
尤金·迈耶闷闷不乐地坐在桌子一头，而阿格尼丝霸道地坐在另一头。之前与丈夫的争吵，似乎让阿格尼丝寻求更多的争吵，第一道菜还没上，她就开始挑拨客人。
“我觉得他也许对这个问题有看法，但会比我的看法更为微妙。”
“您会拯救欧洲，”她说，“是的，您就是那个人。”
一天傍晚，在圣莫尼卡的德国人聚会上，出席的大多是作曲家和音乐家。托马斯注意到了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他之前也与他见过一面。现在他们愉快地聊了片刻。
其他客人中有一个充满魅力和自信的年长女性，她为多家报刊写专栏。阿格尼丝介绍说，她也是埃莉诺·罗斯福坚定的支持者。很快来了一位腼腆的诗人，他正在为一家小出版社翻译布莱希特的诗。诗人的妻子身材高大，相貌冷峻，明显有斯堪的纳维亚血统。她对托马斯说，她读过他所有的小说，听过他所有的演讲。
托马斯开始出席他认为勋伯格也会出席的社交场合。他觉得在所有说德语的艺术家中，勋伯格是最重要的。
然后阿格尼丝向他介绍一个名叫阿兰·伯德的人。她说，他在国家部门当德国顾问。他清澈的蓝眼睛、方下巴，以及军装风格的整洁衣着，让托马斯产生兴趣，但当他意识到他对伯德投注过多的目光后，他就把注意力转向此人的妻子。她似乎因他的注意而受宠若惊，说她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可是带着小孩很难。
勋伯格发明的十二音技法，最为明确地创立了古典作曲的无调性理论。德国音乐因他而有了根本的改变。
餐桌上有一个议员，他刚被介绍给托马斯和卡提娅，就断然说他不支持美国参战。托马斯冷笑耸肩，表明他懒得跟这种庸人争执，此人就沉下了脸。托马斯不明白为何会邀请这样一个政客，他又为何会来，但他寻思着华盛顿一定是个孤独的地方，特别是对这种不擅社交、政治观点落伍的议员来说。
托马斯并不想和他亲近，或与他讨论自己的作品。他想观察他，从他身上获取一种形象。从最初的第一次相遇，他就几乎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她现在就很激动。”卡提娅说。
在他的小说中，他想象了一个在一九二〇年代生活在德国的作曲家。此人与某种黑暗力量签约，让他的伟大抱负得以实现。他看到了这部书的雏形。他的叙述者将会被取名为蔡特布罗姆。他是一个德国人文学者，也是一个著名作曲家的朋友。小说中的蔡特布罗姆，将会是一个观察着、留意着、审视着的人。另一个主人公，那个天才作曲家，将会是一个黑暗、不可知的形象，被鬼魂缠身。他招来毁灭，最终也毁灭了自己。认识他，将令他周围的灵魂枯萎。
“她激动的时候就这样。”托马斯说。
当托马斯在花园里用早餐时，加利福尼亚的天空是多么美好，早晨是多么柔和，这种美如此充盈、无瑕，并没有潜在地改变他的思想，想到此处，他不由得笑了。相反，灰色的天空、多雨的春季、漫长的冬季、伊萨尔河上粼粼的波光，或是吕贝克顽固的天气，已经塑就一种稳定的感性，它无法被天堂中持久的魅力所影响或改变。因此，他的小说呈现不出任何他离开德国的迹象。
“我想她这句话是从德语翻译过来的。”卡提娅说。
托马斯和卡提娅每天看新闻，读晨报，中午和傍晚听广播。他发现他们的心情会随时因一次失利或胜利而改变。当轴心国军队在东线暂时取胜，他们都垂头丧气，但当联军轰炸鲁尔河、柏林和汉堡的消息传来，他们开始幻想战争会很快结束。
“终有一天我会离开你，然后你就苦了，”阿格尼丝咆哮了好几次，“你是怎样一个傻瓜，你会知道！”
同样，孩子们的信和电话也能让他们的心情起起落落。伊丽莎白密切追踪着战况，尤其是意大利前线的战况。已经去了纽约的莫妮卡的来电却很好笑，讲了许多她的倒霉事，还有她与房东、出租车司机的争执。有时候这成为轻松一刻，因为她绝口不提战争。
他们前一天傍晚去迈耶家做客，一开始并不顺利。新月山庄的房子富丽堂皇，但有些墙壁很薄。在晚餐前，他和卡提娅听到了阿格尼丝和她丈夫激烈争吵的大部分内容。事情是关于一封没有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信，但他事先保证它将会发表在那天的报纸上。
“她在打她自己的小战争。”卡提娅说。
在一片沉默中，托马斯知道最好还是不要让海因里希知道，埃莉诺·罗斯福认为她无法帮到米米和戈斯基。他垂下了头。
因为米夏埃尔没有保持联系，卡提娅开始给格蕾打电话，而格蕾让弗里多在电话上跟祖父说话。戈洛在伦敦，在美国广播公司的德语部工作。他的来信有多么工整，埃丽卡的来信就有多么潦草，她四仰八叉的字能划到信纸边沿。克劳斯来信比别人更少。有时能看出他是在深夜写的信，许多句子被军队审查人员划掉了。
“我什么都做不了。抱歉。在战争爆发前我已经做了能做的事，但现在没法做更多了。我们只能心存希望。”
阿格尼丝·迈耶在电话中对托马斯说，每一个说出口的字都要谨慎，哪怕是私下里说的。华盛顿有些人计划彻底摧毁德国，令其工业永不复使用，让德国人被胜利的盟军统治。她说，他不久应该站出来反对此事。
她话到一半突然停了下来。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内莉过量服用药物。海因里希发现她时，她已不省人事。她在被救护车送往医院的路上死去。海因里希说，他看到她时，她平静、美丽。
“这不是好消息，”她说，“对任何人都不是好消息。所以我们必须……”
仍住在洛杉矶的那些德国作家来参加她的葬礼，布莱希特和德布林也来了。仪式简短，海因里希抹着眼泪。他准备独自回家时，托马斯和卡提娅跟着他，用他们的车把他带到太平洋帕利塞德。午餐后他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然后他们送他回家。
托马斯点头。
内莉过世后，海因里希一直提起她。他说她是多么心善，没有旁人能像她那样照顾他。
“她们是犹太人吗？”她问。
“她在美国过不下去，”他说，“她在美国过不下去。”
他把此事告诉罗斯福夫人时，她表现出关切。
他告诉他们，他摸着、嗅着她的衣服，从中得到慰藉，他没有送走任何属于她的东西。他说，他早晨写作，然后在当天余下的时间里就想着她。在她死后，一切都不同了。
托马斯突然想到，此刻是个机会，他可以问问第一夫人能否帮助米米和戈斯基。虽然他觉得已经太迟，但问一问或许会得到新的消息，或至少对海因里希是个安慰。
他对托马斯和卡提娅说，他收到了朋友的一封信。朋友在信中说，在这个全世界共同经历的可怕时代，她只想要一个通风的坟墓，一具柔软的棺材，上面挂一盏阅读灯，最重要的是，不要有回忆。他说，他的感觉差不多，只除了回忆的部分。他想要他的回忆。
“是的，她也给我丈夫打电话。”
托马斯要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底做一个讲座，题目是《德国与德国人》，这是他在国会图书馆的职责之一。他并不指望总统或第一夫人会来出席讲座，但他以为他们会读一读提前打印出来的演讲稿。他写演讲稿时，心里想着罗斯福，他从阿格尼丝·迈耶那里得知，总统仍然把全部心思放在打败日本上，对欧洲的未来没有任何具体设想。
“她每天打电话来，但我每周只接她一次电话。”罗斯福夫人说。
托马斯想，德国将会被打败，并被迫认罪。每个有军衔的人都会入狱。这个国家已经成了废墟。
“她给你打电话了？”卡提娅问。
“纳粹确保，”他写道，“德意志帝国不能被完整地拯救，只能分崩离析。不存在两个德国，一个是好德国，一个是坏德国；只有一个德国，美德被狡诈的恶魔腐蚀成了邪恶。这个邪恶的德国正是那个遭遇了不幸、犯下了罪行的好德国转变、颠覆而来的。”
“现在我发现，你是一个奇人，一个真正的奇人。我很想听听你昨晚说了些什么，但我想当面听你说，而不是从阿格尼丝·迈耶的电话上听二手的。”
甚至当他与卡提娅在海边散步时，他也在心中默默地与罗斯福对话，思考着如果他们在华盛顿见面，自己将对他说什么。于是四月间，当罗斯福的死讯传来，他便消沉了。他认为，别无他人能领导盟军对德国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度。没了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是干不好的。他不认为杜鲁门拥有罗斯福的能力。
她对卡提娅说话的口气就像老师面对一个学生。
他一度考虑是否将华盛顿的演讲变成对过世总统的颂文，但阿格尼丝·迈耶告诫他说，这只会在杜鲁门阵营中树敌。
“我们之前见面时，”埃莉诺说，“我们都很敬畏你的丈夫，他崇高的人性，还有他的书。但恐怕我们没能足够关注你。”
他想，他想说的话，也许在这个阵营两极分化的时候，显得过于复杂而不会被人重视。他认为全体德国人都应该被谴责，他想要提出，德国文化和德语中包含了纳粹的种子，但也包含了一种新民主的种子，它将会催生出一个完整的德国民主。他提到了马丁·路德的例子，将他作为德国精神的化身、自由的代言人，但他自身也包含了自相矛盾的因素。路德是理性的，但他的演讲毫无节制。他是一个改革家，但他在一五二四年对“农民起义”的反应是疯狂的。他种种愤怒和愚蠢给了纳粹启发，但他自身也包含了一种心理——愿意改变，愿意接受理性，愿意有能催生新德国的进步。
她朝卡提娅看了一眼，卡提娅报以赞赏的微笑。托马斯心想，此刻总统办公室中是否有什么重要的事，让总统无法来见他们。
他写道，路德身上有两种极端，但也有治愈的双重性。德国人正是以他的形象被塑造。不明白这点，便不了解这个国家及其历史。
“我们会赢得战争，”她继续说，“我相信我们会赢，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很快我们必须全力投入赢得和平。”
他读着演讲稿，叹了口气。他在华盛顿的影响力，有赖于罗斯福对他的肯定。罗斯福认为如他这般理性的人，如今正有用武之地，因为善恶之争应该被实用性的讨论所取代。罗斯福走后，托马斯想进行的那种论证，即在所有错综复杂的问题上唤醒过去，并对当下表达出微妙主张，将被那些取代了他的人视为模糊、无关。
埃莉诺悲伤地摇摇头。托马斯明白她本想说，只有那些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才行。
托马斯决定，他将去华盛顿做出敷衍的演讲，装作它很重要，但他知道，将此事视为空洞的表面文章的，并不只有他一个人。
“我们许多年轻人是第一次看到英国。我希望，这会成为他们的终生回忆。”
当消息传来，希特勒死了，德国彻底投降，托马斯给海因里希打了一个电话，邀请他来用晚餐，并在自己家中过夜。这些天，海因里希在电话里显得疲惫，声音虚弱。但这次他想争论。
“你太了不起了。”卡提娅说。
“现在我们将看到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真正面目了。”他说。
“我得谨慎，”她说，“在战时，你无法批评一个在位的总统，但你能攻击他的妻子。我得隐退。我觉得我的英国之旅是有意义的。我喜欢国王和王后，他们都很尽心，但我觉得丘吉尔这人很难说话。我的主要兴趣是尽可能地与平民还有我们的军队见面。”
“也许还能看到德国人，”托马斯说，“会有审讯的。”
卡提娅问了罗斯福夫人她参与战争的情况。
“他们会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大美国。一想到军队给孩子们发糖果，我就觉得恶心。”
“我们很希望你，”罗斯福夫人接着说，“继续做这样的广播，这会转播到德国。你是希望的火炬。当我在伦敦时，大家就这么说。他们都很高兴看到你参与其中，我们也是。当他们看到你在希特勒势力上升时仍然坚持这么做，都很感动。”
“如果我有选择……”托马斯欲言又止。
托马斯不想打断她说自己并没有讲过这种话。他领悟到，她故意说他对希特勒的威胁有先见之明，只是想吹捧讨好他。
“什么选择？”海因里希问。
“我希望，”他们在小侧间里落座时，埃莉诺说，“早在你提醒我们说武力只能用武力来对付时，我们就听了你的话。”
“选择我的国家被美国人解放，还是被俄国人……”
他们得和罗斯福夫人喝茶，尽管他们刚在阿格尼丝和尤金·迈耶家中用过早餐。他们住在迈耶家。
“你会拿到糖果的。”海因里希打断他说。
托马斯发现她这句话更多是对卡提娅说的。之前他被告知，总统也许会见他，但既然罗斯福夫人没有提及此事，他认为见面应该是被取消或推迟了。当日上午消息传来，俄军在斯大林格勒对德国第六集团军发动反攻。他寻思，罗斯福是否在一心关注战况。
当托马斯告诉卡提娅，海因里希不想来时，她说她过几天去看他。
“这里有些不对我的胃口，但我不被允许在不必要的新装修上花钱。”
“我们有香槟，”她说，“但我想等几个孩子回来。我时常梦想着，我会在一个普通的傍晚，用普通的食物和酒，可能还有普通的蜡烛，来庆祝希特勒的倒台。我们可以有一个希特勒不希望我们拥有的傍晚。”
埃莉诺·罗斯福带着他们快步通过走廊。
“普通的？”托马斯问，“在所有这一切发生之后？”
华盛顿，一九四二年
“只一晚，”卡提娅说，“我们就假装一下。同时，我还有我们很喜欢的温巴赫酒庄的雷司令酒。我们聊天时就冰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