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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他心里盘算着,是否可以打电话叫房间服务,来的人也许会是弗兰兹尔。他打电话点茶,但来的是另一位侍者。他尽量对他态度友好,但很难不因为没见到弗兰兹尔而失落。

接下来一次相遇,他知道他把侍者拦下来聊得过久了。当侍者穿过大堂时,他迅速地截住了他。埃丽卡没在那儿看到这一幕,卡提娅也没在,但其他员工瞧见了,他们被莫奇曼关照了要好好招待这位名作家,一定注意到了这一幕。那天下午,他走进电梯看到弗兰兹尔在里面,但弗兰兹尔只略微点了点头,没有搭理他,他感到受伤。

每天早晨,他醒来时都勃起。

那天晚上,他们和莫奇曼一起用晚餐时,托马斯四顾寻找弗兰兹尔,但没看到。他想象着侍者晚上不值班时会干什么,会穿什么衣服,和什么人在一起。

在酒店花园的一头,有一处遮阴的地方,那里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卡提娅和他时常在那用午餐。他们离店前一天,她让他独自吃饭,说她约好了要去见一个裁缝,埃丽卡也要去看牙医。

“是的,我也看到他了。乔治斯说,我们刚来时你看起来不大好,但现在你气色好多了。”

他坐在桌边,打破寂静的只有鸟雀清亮的啁啾声。托马斯突然想到,这是被人发现晕倒在地的绝佳时机。他笑着想,他穿戴着最好的西装领带和最新的鞋,很适合这一场合,假如被担架抬走,场面一定别具一格。

他说没什么,只是他注意到了一个侍者,那人让他想起了旧日的巴伐利亚。

他闭了一会儿眼,听到有人过来时,他睁开眼。他看到来者是笑容灿烂、手拿菜单的弗兰兹尔,立刻意识到卡提娅和埃丽卡干了什么。莫奇曼一定插手了。他心想是谁付的钱,他希望站在他面前的侍者是从阔绰的莫奇曼那里得了好处。

后来卡提娅来到他的房间,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在想你。”他说。

“我肯定我不是唯一一个别有想法的人。”

他说话声很轻,希望自己显得温柔。

“我只是和他说了几句话。”他回道。

“我想和你保持联系。”他又说。

“你不能在酒店大堂里当着全世界的面与一个侍者调情。”她说。

“我受宠若惊,”侍者说,“希望不会给您添麻烦。”

“我就知道你是巴伐利亚人。”托马斯说道,他问他是否打算定居瑞士。侍者的笑容甜美,目光坦诚。他的神色认真起来,告诉托马斯,他想去南美,但在那之前他计划在日内瓦找份工作。这时埃丽卡过来,扯了扯托马斯的袖子,托马斯向侍者点头告辞,侍者继续往前走。

“我住在这里,最好的事就是遇到了你。”

次日托马斯在大堂里遇到他时,拦住他问了他的名字。他说他名叫弗兰兹尔·韦斯特迈尔,来自慕尼黑附近的泰根湖。

“您是最受欢迎的客人。”

他第一次见到弗兰兹尔时,这位侍者正端着托盘穿过大堂。他经过托马斯身边,从容地向他问候。后来托马斯喝下午茶时,他问托马斯要签名。他身材很好,有一头棕色的波浪鬈发,柔和的蓝眼睛,洁白的牙齿。托马斯签了名,让自己的手在侍者的手上逗留了几秒钟,侍者似乎对此甚感愉悦。

片刻间,他们温情脉脉地注视着彼此。

他试图转变话题。但之后数日,弗兰兹尔的形象一直逗留在他脑海中。

“我想您一定饿了,”弗兰兹尔说,他脸红了,“今天我们有很好的通心粉,是酒店的一位意大利厨师做的。还有一种特别的温巴赫酒庄的白葡萄酒。您的妻子告诉我您喜欢这个。或许先来一道冷汤?”

“他是个好人,”托马斯说,“我们会在旅途中想念他的。”

“只要你推荐的都好。”托马斯说。

托马斯只希望这三人别再打量他了。他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没法告诉他们,过去两年他一直念着弗兰兹尔,并且设法截住了他不定期寄来的信,不让它们被卡提娅看到。他知道弗兰兹尔曾在日内瓦。他写信告诉他,他即将回到这家他们见过面的酒店,而他比以往更思念弗兰兹尔。

接下来两小时,侍者来来去去,每次来都逗留片刻,他说起了他的父母,聊到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的冬天时,他战栗起来。

“他不在这儿了。”莫奇曼说。

“我怀念在那里滑雪,”他说,“但我不怀念那种酷寒。这里也冷,但没有老家那么冷。”

“弗兰兹尔·韦斯特迈尔。”埃丽卡说着神情严肃起来。

托马斯对他谈起了加利福尼亚。

“你们在聊什么?”托马斯问。

“我想去看海,”弗兰兹尔说,“在沙滩上走走。也许有一天我会去加利福尼亚。”

“他逃走了。”卡提娅说。

托马斯忽感悲伤,他就要离开酒店了。

“我问过了,”莫奇曼说,“一星期前我就打过电话,今天我又问了。”

“先生,您还需要什么吗?”

“所以他走了吗?他不在这儿了?”

托马斯抬眼看了看他。这个问题似乎全然无心,但弗兰兹尔显然多少对他的感情有所领悟。他迟疑着,并非因为他在那一瞬间想到他俩能一起去他的房间,而是因为他知道这是他所能得到的全部,这短暂、虚构的亲密感。

他们喝英式茶时,托马斯看到他的妻子女儿在与莫奇曼窃窃私语,然后埃丽卡咯咯直笑。

他是一个被服务的老年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将会回忆弗兰兹尔转身时的身形,想象他洁白细腻、肌肉匀称的背部,还有饱满的臀部,强壮光滑的腿。

他们抵达苏黎世城外多尔德大酒店的大堂时,乔治斯·莫奇曼已经再次等着他们。此时戈洛已经去了慕尼黑。乔治斯召集了酒店全体员工,经理出列迎接托马斯、卡提娅和埃丽卡。

“不,我不需要别的了,感谢你的服务。”他说,语气刻意地郑重。

他对卡提娅坦白说他在鄙视瑞士时,心里只有愉悦。他们新的移居国,将是一个完美的创作之地,他将写一部关于一个不可信的人的小说,此人每次大冒险之后,都会侥幸活下来,就像瑞士一样。他只能在美国写出《浮士德博士》,因为美国没有把浮士德的交易视为其立国神话。同理,如今他将在瑞士创造菲利克斯·克鲁尔,这个国家喜欢布道,援引加尔文和茨温利,完全站在像克鲁尔这种骗子的对立面上。

“您一定记得,我随时听候您的差遣。”弗兰兹尔回应托马斯的语气说道。

在托马斯眼中,瑞士的发展是依靠高度的新教徒道德,尽管它也为许多恶人保存钱财。正如它的银行对富人敞开,它的国界通常对穷人关闭。这个国家有山有湖,有城市,也有许多童话般的村庄,但那对于严肃性而言远远不够。托马斯认为,瑞士人大多数时间都在让自己保持洁净。他们对此如此热衷,他们的洁癖扩展到了山川湖泊、铁路车厢、酒店房间、巧克力和芝士,还有他们的钞票上。

他鞠了一躬,走出他们单独相处的地方,在午后斑驳的阳光下,托马斯目送他离去。他想,他会在此多留片刻,他适才所处的场景,此生再也不会重现。

关于这些房间,这片草坪,屋后的那一株棕榈树,车道入口的那丛绣球花,他能记得些什么,都无关紧要了。他不会再看到它们。未来将有其他人来领略夏日的高温、灿烂的落日、光辉的早晨,但不是他。他已经失去了吕贝克和慕尼黑。如今也将失去这里,太平洋帕利塞德。他来到这里仅仅因为纳粹将他赶出了德国,但此地的氛围并未沾染分毫。当美国的友善渐渐消失,并最终促使他离开时,这里也一如往昔。

如今,在两年后他津津有味地回顾那段相遇,比写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小说更来劲。他仍然回味着每一个瞬间,回想着说过的每一句话,试图重构他俩那段短暂时光中的关系。他想,到了他这把年纪,尚有如此强烈的渴求,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他再次翻阅日记,读到一段上次写的内容。“午餐时,那个魅惑者好几次出现在附近。给了他五法郎,因为昨日他的服务很周到。他道谢时眼中的笑意令人销魂,难以描摹。脖子很重。卡提娅为了我的缘故而与他友好。”

他从一间房间走到另一间房间,直到他的楼梯变成幽灵的楼梯,他的书房变成幽灵工作过的地方。无论谁住在这里,《浮士德博士》将永远盘桓在此。在洒满光线的客厅中播放过的音乐,余韵将会逐年散入纯粹的寂静,直到时间尽头。

他相信,在将来这些日记不会有太大用处。一如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上午将会花费在写小说上,而弗兰兹尔远在千里之外,他对自己的记忆已经开始消散。虽然当托马斯构想他穿过酒店大堂时的步伐,他的优雅仪态和笑容时,仍然感到愉快。

他屡次想说,让埃丽卡和戈洛回欧洲去过他们的生活,他和卡提娅留在这里的碧空下,看着石榴树开花,结果。

他一见到莫奇曼为他们找到的房子时,就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房子了,它位于苏黎世南边的基尔希贝格。如果他们能定下来,他的漂泊就到此结束了。他曾有过担忧,在他身后,卡提娅将去何处生活。如今这问题得到了解决。它位于公路上方,眺望湖面和远处的群山。

当他知道即将失去这房子和花园时,它们显得更美了。他和卡提娅在联合车站送走伊丽莎白和她的两个女儿时,他突然想到这车站的每一处细节,从信号灯到店里陈列的商品,到员工悠闲、爽朗的态度,以及他们走回车子时袭击他们的热浪,都将一去不返。

在新房子里,他的日常作息不变。他后悔曾对瑞士有过不好的想法,因为如今在这个秩序井然、文明礼貌的村子里,他感到心情舒畅。同样令他惬意的还有湖上变幻的光线,朝他们缓缓飘来的远山的暮色。

她看着埃丽卡,激她回应。

他渐渐爱上了他的小说主人公菲利克斯·克鲁尔,就像他从前爱上阿德里安·莱韦屈恩,还有托尼·布登勃洛克和小汉诺。读者们也许猜测汉诺带有自传性,也看出了作者与《浮士德博士》中的作曲家之间的共同之处,但无人猜得到他与菲利克斯·克鲁尔是多么气息相通。克鲁尔对世人玩的精密的骗局,不仅仅取材于那些关于骗术师的小说,更是托马斯驾驭自身经历和自我创造,并将之转为一个笑话的方式。克鲁尔善于逃跑,他总是能得手并脱身,总想从不谨慎的人的口袋中偷东西。

“每周的电话是少不了的,”她笑着说,“电话得继续打。除了我,谁还会对你说我的姐姐埃丽卡和她的所作所为呢?”

当他要买基尔希贝格的房子时,他与卡提娅去了苏黎世,从下车步行到律师办公室的一段路上,他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任何一个注意到他的人,看到的都是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穿着一丝不苟,步伐稳重,气度尊贵。他带着一张价值相当于房价的银行支票。他育有六个孩子,他所娶的女子能厉害地与房主就留置的设施和车库的安排商量细节。他著有多部文风精致的书,不惧长句和许多旁白,随手拈来德国众神殿中的名人。以任何一种标准来度量,他都是一位伟人。连他的父亲都会对他敬畏三分。

“那我们还打电话吗?”他问。

然而在律师办公室的洗手间里,当他面对自己上了年纪的面孔时,感到看到他样子的人不会感到敬畏。他们只会困惑,为他在镜中对自己流露调侃的眼神,还有一闪而过、了然于心的狡猾笑意,仿佛他和他的菲利克斯·克鲁尔一样,再一次高兴自己被戳穿了。

卡提娅过去拥抱了她。连埃丽卡也眼中含泪。

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时,郁郁地想到,住在房子里,就损失了许多与英俊侍者们接触的机会。这时他启用了自身经历,把菲利克斯·克鲁尔写成许多冒险故事中的大酒店侍者,这个年轻人对自己的相貌和制服相当满意,一有客人进来,他就满面春风地上前招呼,为女士们拉开椅子,递上菜单,斟满酒杯。他甚至可以让他英俊的男主角与一位住在酒店中的苏格兰贵族来一段幽会,苏格兰贵族被他迷得神魂颠倒,正如托马斯被弗兰兹尔那样。

“我无法想象没有博尔杰塞的生活。我还在震惊中。我们都是。诊断结果很明确。他一直很勇敢。我不知道有没有勇气独自抚养两个女儿。”

正如阿诺尔德·勋伯格相信自己会死于某个月的第十三天,他就死于那天,托马斯也相信自己会在七十五岁那年过世,但他没死。于是他把后来的岁月视为某种馈赠,犹如得了一个机会,半只脚踩在时间之外。在书房中,当他寻找某一本书时,他可以轻易地处身于波琴格街,或普林斯顿,或太平洋帕利塞德。

“你在那里会做什么呢?”卡提娅又问。

到了下午,风安静下来,湖水随之暗沉,山间蓝灰色的光变得明亮,他寻思着自己是不是已经在加利福尼亚死了,这里只是死后的一段插曲,作为交易的一部分,他能再次见到欧洲,再度拥有一栋房子,然后他渐渐消失,不再有梦。

“我可能会待在意大利。两个女孩是美国人,但也是意大利人。”

他从没想过自己能活到八十岁。海因里希在七十九岁生日前过世。维克托死时五十九岁,他的父亲五十一岁,母亲七十一岁。但岁月不知不觉间过去。在他八十岁生日前的十二个月中,埃丽卡一直处于兴奋状态,策划着如何庆祝他的生日。

“你会待在芝加哥吗?”托马斯问。

他知道,有些作家认为公开庆祝生日是电影明星的事,他们瞧不起。可他曾被德国粗暴地驱逐,又被美国礼貌地送走,在他侨居的最后一个国家中,在万众瞩目下受人尊崇,他觉得很是不错。

“我会开始我的生活,”她说,“这是博尔杰塞说的,但我不知道我会怎么生活。”

到了那天,他愉快地收到贺信,其中一封来自基尔希贝格邮局,这家邮局不得不处理堆积如山的邮件。如果他的美国出版商阿尔弗雷德·克瑙夫想要飞越太平洋来贺寿,他也丝毫不觉讶异。他也很高兴比他小一岁的布鲁诺·瓦尔特希望在苏黎世的皇家剧院指挥《弦乐小夜曲》为他祝寿。当他读到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称赞“他的人生阐释了他的作品”,便想到了菲利克斯·克鲁尔,他不禁笑了,莫里亚克所知甚少。

“那你怎么办?”等女孩们睡觉后,卡提娅问她。

他收到了法国总统和瑞士总统的祝贺信,便盼望西德政府也能这么做,可阿登纳将此事交给一个下级部长。

在伊丽莎白来的第一天,晚餐结束时,她告诉他们,博尔杰塞去了意大利,因为他快死了。很快她们会过去陪他。他不想死在美国。

他想他在表演,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世人面前充当自己的外交官,而不是本人。

戈洛也决定离开美国,于是只有伊丽莎白和米夏埃尔会留在这个国家。卡提娅写信告诉伊丽莎白他们的计划,伊丽莎白回信说她会带女儿们最后一次来太平洋帕利塞德做客。

在庆祝生日后的那段时间里,他还活着的孩子们——包括在卡普里把皮肤晒成栗色的莫妮卡——都住在基尔希贝格,他们忙着自己的事,有时不注意他。一天晚上,他说要早睡时,他们才关心起来,要他和他们再多待片刻。

“你能和我们一起去瑞士真是太好了。”他对埃丽卡说。

虽然埃丽卡被她的母亲警告过,别和两个妹妹过不去,别打断她们说话,但她还是忍不住对莫妮卡说,不停地游泳和晒太阳,只会让她变得更蠢,她还对伊丽莎白说,在博尔杰塞过世后把两个美国出生的女儿留在菲耶索莱,只会让她们变得无国可归。她应该把她们带回美国。

卡提娅看着托马斯,似乎不在乎这番对话会导向何处。

“她们得有根。”她说。

“我又没和奥登结婚。”卡提娅说。

“和我们有什么不同?”伊丽莎白问。

“哦,那就别走了,”埃丽卡回道,“但下次联邦调查局就来找你了。盘问你的婚姻情况,就像他们盘问我一样。”

“至少我们知道我们是德国人,”她说,“虽然这对我们没有好处。”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你,”卡提娅说,“但你毫不感激。”

戈洛和米夏埃尔一如既往地小声讨论书和音乐。当托马斯也加入他们时,他发现无论他说什么,两个儿子都只想反驳他。

埃丽卡得知他们决定离开,心中石头落地,当卡提娅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没能让联邦调查局满意时,她都没有回应。

他的四个孙辈找到了共同语言。他喜欢看他们彼此间勇敢地讲美式英语,但一有大人问他们什么,他们立刻切换成德语。弗里多现在十多岁了,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可爱有趣。

从吕贝克运到慕尼黑,而后瑞士、普林斯顿、加利福尼亚的那个大烛台,如今会被再次装箱,运回瑞士。卡提娅写信给乔治斯·莫奇曼,说他们正在找苏黎世附近的房子,最好能有湖景。

在某些这样的夜晚,托马斯想,他们需要的只是克劳斯的到来。刚从一连串的文艺聚会上回来的克劳斯,筋疲力尽,头发凌乱,只想倒头一睡,但接着他迫不及待地开始争论欧洲的事,铁幕、冷战取代了法西斯的话题,让他浑身是劲。

他知道,如果是从前,这一决定将会成为美国的头版新闻,记者们会蜂拥而至,堵在家门口,他可以倨傲地陈述他的理由。甚至会有许多人恳请他留下,人们纷纷写文章概述他在战争中的贡献。他再次意识到自己曾拥有重要地位。他的名望持续了十年,而后衰退。

托马斯知道自己快死了。当他腿部的疼痛加剧时,他先去看了村里的医生,开了些止痛药。医生写处方时,托马斯问他,这是否可能是比老年关节炎更严重的病。他看到医生抬眼看了看他,迟疑了一下。这个阴沉而不祥的眼神令他久久无法忘怀。

事情决定了,他和卡提娅、埃丽卡将离开美国,再次定居瑞士。

疼痛还在持续,莫奇曼为他安排了更有名的医生。无人说他有生命危险,但他们安慰他的态度,说服不了他。当卡提娅和埃丽卡一起劝他拒绝一切要出远门的邀请时,他知道大事不妙。

他想,如果自己有机会用一个词来总结人类精神,他会用喜剧的方式来表达。他会戏剧性地加以表述,认为人类是不可信任的,只要风向一转,他们的故事就会跟着转,他们的人生是一种持续的、渐衰的、滑稽的、让自身看似可信的努力。他觉得,人类纯粹的创造力就在其中,一切悲哀也在其中。

生日庆祝、与家人共度的时光,都因为一个月前发生在吕贝克的一件事而失去了光彩。即便在生日聚会上,他也没能全然明白此事对他的影响。他去吕贝克接受“荣誉市民”称号时大受震撼。

他觉得自己曾在四十年前的一篇名为《菲利克斯·克鲁尔<注:"1910年托马斯·曼写过一个菲利克斯·克鲁尔的故事,1922年出版单行本《童年的书》。">》的小说中充分地探索过这个“两面性”的问题。如今他在寻找主题时,又想到了小说中的克鲁尔,一个欺诈成性的人,他肆意妄为,行事无度。

他接到邀请时,曾设想过在颁奖仪式上的发言或许可以回顾在这个城市中的个人经历,以及他父亲的遗产。即便是现在,在这么多年之后,他仍然念念不忘父亲最后的意愿和遗嘱,还有那个暗示——海因里希和托马斯让议员失望,在将来也会让他们的母亲失望。遗嘱立下之后,已经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但这一不公正的判决仍然令他难以释怀。他看着摆放自己作品的书架,那里有德语原著,也有译著,他思考着自己的一切努力,其中有多少是为了让父亲对他刮目相看。

但此时的真相是他在美国已不受欢迎,他对美国的事业无一支持。他想,他抨击美国像患了被害妄想症似的转向保守,可以让他感到自己在道德上的价值,可这与他一生中做出的其他姿态并无不同。他心想,克劳斯和海因里希是否也曾和他一样,因为说出真相,在半夜醒来时自觉是个骗子,很快会被揭穿?

尽管这个城市已被炮弹轰炸得面目全非,他还是想去看看。他暗地里告诉卡提娅,不希望埃丽卡陪他们去,也许女儿留在家中为他作战会更有成果。

若是在一年前,托马斯也许会谨慎地不去给她火上浇油,但这是人生第一次,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他已年老,无需取悦别人,也没了敌手。他给一个回德国生活的朋友写信说,他不想埋骨在美国这片没有灵魂的土地上,他不欠美国什么,美国对他毫无了解,他也不介意把这封信投给德国报纸。这是事实。当他想到自己在这世上活了七十五载才能自由自在地说真话时,不由得笑了。

埃丽卡告诉他,吕贝克市长建议他和卡提娅先住在特拉沃明德的库尔豪夫酒店,并会派一部车供他们使用。托马斯听到特拉沃明德时笑了笑。那将是在五月,在夏季开始之前。但天气已经够暖和,可以去海滩散步了。

“是的,我告诉他们我是同性恋。我当然是同性恋!他们以为我是什么?我告诉他们,维多利亚女王也是同性恋,埃莉诺·罗斯福也是,还有梅·韦斯特、多丽丝·戴。他们一直平静地听着,但当我说到多丽丝·戴,一个人说:‘嗨,夫人,我想多丽丝·戴是个正常的美国女人。’我狂笑起来,那个认为多丽丝·戴是正常的人只好去给我拿水。他走开后,他的同事告诉我,他们不会推荐我加入美国国籍,如果我离开这个国家,也许就回不来了。”

他不记得多年前母亲那个女伴的名字,但他记得酒店里那架音色失准的钢琴,还有那天傍晚演奏的室内乐。当他回忆这些时,他觉察到气氛起了变化,仿佛他又在那些早晨醒来,每一天都似乎无尽漫长,每一刻都值得体会,值得尽情享受。房间里湿漉漉的,清晨的阳光带着一股寒意,不远处,大海在呼吸中起伏。

可是回德国的事还是得认真对待。当联邦调查局再次来访问埃丽卡,她对调查者失去了耐心。

“魔术师睡着了。”埃丽卡说。

当晚,埃丽卡用阿格尼丝·迈耶的语气表演了一段饱含诋毁的独白,把她的政治观点和性梦想混杂在一起,强调她多么想被魔术师的臂膀拥在怀里,享受他的魔杖。

“告诉他们,我想去特拉沃明德。”他说。

上一次她这么做时,阿格尼丝问她:“你怎么不回德国?”

从苏黎世去吕贝克的路上,他们休息了几次,让他可以稍加活动。但上下火车汽车然后进酒店的这一程,把他累得都不想告诉卡提娅。

卡提娅说她总是能从刺耳的铃声中觉察到来电者是阿格尼丝·迈耶。如果她认为对方是迈耶夫人,她就让埃丽卡去接电话。埃丽卡会模仿父亲的声音,让阿格尼丝长篇大论地抱怨托马斯做出的或是没有做出的政治姿态,然后她大笑一声,告诉她接电话的人其实是埃丽卡·曼,一个迈耶夫人公开鄙视的人。

轰炸过后的教堂和居民楼还没怎么修复,市长对此颇觉尴尬。当托马斯和卡提娅朝蒙斯特劳斯街走去时,他看到以前曾是房子的地方,现在是野草丛生的荒地。刹那间,他似乎看到了那次轰炸发生时的恐慌。接着他清晰地回想起曾与克劳斯争论过吕贝克的轰炸。假如克劳斯还活着,他也许会和他们同来,并看到吕贝克市中心仍是一片废墟。

这解放了他。如果克劳斯和海因里希还活着,他们定会抨击美国生活中开始泛滥的幼稚病。如今他自己也能这么做了,对他的攻击越尖锐,他就越勇敢,比如,他去参加了W.E.B.杜博伊斯<注:"W.E.B.杜博伊斯(1868—1963),著名作家和编辑,泛非运动的创始人,1961年加入美国共产党。">的生日宴,之后又参加了支持罗森堡夫妇<注:"冷战期间美国的共产主义人士,被指控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判决与死刑的过程轰动了西方。">的请愿活动。他也可以随心所欲地给约翰内斯·R.贝希尔送去生日问候,并因此在众议院遭到谴责,被告知忘恩负义者极少再被邀请去参加晚宴。

在颁奖仪式上,他望向人群,似乎看到了过去的人都来到了身边——父亲、祖母、姑妈、母亲、海因里希、两个妹妹、维克托、威尔利·廷佩、阿尔明·马滕斯,还有数学老师伊默塔尔先生。

当托马斯被一家比弗利山庄的酒店称为共产主义者,并拒绝为他的演讲提供场地时,他无法责怪海因里希和克劳斯损坏他作为一个理智冷静的人的名誉,也不能责怪现今生活在东德的布莱希特。他想,写信给报纸,声称他不是共产主义者,是有失尊严的。更令他不安的是,他意识到不仅他的道德声望,他的伟人地位也开始在美国瓦解。

他在发言中说他回到了原地,说这个城市曾经并不称许他的第一部小说,他问假如现在卡塔林恩中学的老师们看到他,会有何感想。他们会惊讶,这个当年看似迟钝的男生,竟然成为一代文豪。他发言时,听众似乎距离遥远,他也一定距离他们遥远。他觉得疼痛,但他尽力掩饰。当持久的掌声响起时,他快站立不住了。

“所以你访问东德,并在那里接受招待?”

后来回到特拉沃明德的酒店,他倍感失望和郁闷。他曾以为会有很多感受。他发现自己并没有走了一圈回到原点,而只是蹒跚前行。他就是他们在中学里说的那块不可雕的朽木。他竟然蠢到会以为被授予荣誉市民,就能得到什么,但他得到的只是后悔没有待在家里,没有满足于在基尔希贝格舒适的家中想象吕贝克。

“我反共产主义。”

他的父亲已死。试图找到他,告诉他,他的儿子又得了一块荣誉奖章,已经毫无意义。无人问他是否要去探访家族墓地,他为此感到轻松。但有人告诉他,炸弹曾深入吕贝克腹地,炸开了曾在马利亚教堂里演奏了四十年管风琴的作曲家布克斯特胡德的坟墓。

“这么说是不够的。现在不是在美国搪塞的时候。新的战争打响了,是反共产主义的。”

后来托马斯得知,当他们清点损失时,发现所有作曲家的墓地无一幸免。他问过几次,老城的许多墓地是否遭到同样的命运,人们告诉他,没错,这个城市有些地方被烧成灰烬。

“我不是敌方阵营的同情者,我不支持共产主义。”

颁奖仪式后的那天是星期天。他早早起床,发现汽车和司机已经等在外面,他给卡提娅留了字条,说他去吕贝克市中心走走。那天早晨天气暖和,但他还是高兴自己穿上了最厚的西装,因为他觉得可能会去吕贝克教堂参加第一场礼拜,不能衣着随便。

“我们所有与你有交情的人都被要求为你辩护。”她说。

他抵达时,管风琴已经开始了。他发现这家教堂已经修复了,或者也许它并没有像马利亚教堂在轰炸中受损严重。他站在一排长凳旁边,一位老妇为他让开了位置,朝他露出端庄和善的笑容,这是他记忆中的吕贝克的女性。他想,他的母亲永远都没能完全学会这种笑容。她笑得那么爽朗,吕贝克的女人们看到了都不喜欢。

当一本反共产主义的杂志在一篇文章《托马斯·曼的道德堕落》中称他为“美国头号敌方阵营的同情者”,阿格尼丝·迈耶向他提起了此事。

从发来的单子上,他看到所有音乐都是布克斯特胡德的,包括管风琴和合唱队的音乐。他回想起在纽约的唱片店里,他感慨过只有布克斯特胡德的管风琴音乐,声乐的一张也没有。

自从他访问魏玛后,他就收到许多东德人的请愿信,请求他代表他们向政府求情。他通常会把这些信转交给在一九二〇年代就认识的作家约翰内斯·R.贝希尔,此人在东德身居高位。他寻思着如果海因里希还活着,他拿着东德政府的薪水将会怎么做。他认为哥哥不愿妥协的态度仍然会在东德持续。

在礼拜间隙,牧师站在高高的圣坛上,他是一个戴着拉夫领的秃了顶的年轻人。他在布道中说,他们都将化为尘土,这话显然让众人很满意。托马斯希望卡提娅和他同来,他们过后可以聊聊教堂会众们期待的星期天午餐,这也许比化为尘土的前景更让他们暖心。牧师布道完毕,一个年轻女子带着一支小型弦乐队登场,她唱了一曲布克斯特胡德的康塔塔中的咏叹调。她的声音单薄,开头有些紧张,但随着曲调逐渐增强,她的歌声也渐渐上升,回荡在这栋老建筑中,萦绕在穹顶高处。

写散文比写长篇或短篇小说更为容易,每天写几段,然后读一读,复苏他的记忆。但他知道很快就得找到一个有意思的小说题材,并促使他每日早早起床。

他让司机等他,他自己去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喝热巧克力,吃杏仁糖膏饼。

当他与卡提娅在午后去圣莫尼卡的海滩散步时,他还是注意到穿泳裤的年轻人。只不过以前他假装累了,是为了停下来观赏他们,如今他停下来是因为真的累了。但他仍然把他们的模样带回家,在夜幕降临后细细地揣摩。除了海因里希的手稿外,他感兴趣的是卡提娅发现的许多画稿,是海因里希画的肥胖的裸女,一如半个多世纪前托马斯在帕莱斯特里纳偷偷翻看哥哥桌上的手稿时的发现。

他想,他记得的东西真奇怪。威尔利·廷佩、伊默塔尔先生。许多其他名字,无论他如何努力地回忆,都想不起来了。他知道自己自从去普林斯顿后就没播放过布克斯特胡德的唱片,也没听人提起过他。

他明白,这些年来他都与克劳斯和海因里希奇怪地逆向而行。克劳斯彷徨无措,不知去哪生活,托马斯却一直住在太平洋帕利塞德。海因里希生活拮据,托马斯却继续赚钱。那两位持议坚定,托马斯却在政治上摇摆不定。他们态度激烈,他却谨慎小心。如今他们都走了,他无人可与争论,除了埃丽卡。但他发现她的脾气极为暴躁,已经不值得与她争吵。

他很满意自己挑了角落里的桌子,因为咖啡馆里人越来越多,他也很高兴在这个星期天上午,没人认出他。他想起了一个故事,那一定是孩提时代,他的母亲经常讲给他们听的。后来再未讲过,在慕尼黑一定没有。这个故事关于布克斯特胡德的女儿。在故事中,每年都有年轻的管风琴手到来——包括亨德尔——打探布克斯特胡德的秘密。布克斯特胡德向每个人保证,只要年轻人愿意娶他最小的女儿安娜·玛格丽塔,他便会对他说出秘密,这足以令他成为最伟大的作曲家。

他们离开墓地时,音乐仍然回响在托马斯的脑海中,他知道如今他是最后一个了,其余四人都已走了。海因里希死后,他只能对着鬼魂来衡量自身。

可是虽然他的女儿才貌双全,所有的来客都拒绝了,因为他们都在老家有了婚约,所以没听到秘密便离开了。

海因里希安葬在圣莫尼卡墓地,在内莉身边。一小群家人和朋友参加了葬礼。一支弦乐队演奏了德彪西G小调四重奏的一段慢板。

后来他的女儿终于有了一个追求者,但此人对音乐不感兴趣,布克斯特胡德担心自己死后,这个秘密将会消失于世。他并不知道,在阿恩施塔特有一个非常年轻的作曲家听说了他的事,并决定徒步前往吕贝克,探寻这个秘密。

在圣莫尼卡的房子里,在过世前一天夜里,海因里希还在听普契尼的歌剧。他在入睡后发生了脑溢血,再也没有醒来。

托马斯付了账,朝他祖母的房子走去。这会儿他能看到他的两个妹妹都穿着睡衣,正在等着听故事的后半段,他也看到了海因里希正坐在远处。讲故事时,他们的母亲总是会叹口气,说她还有活要干,明天再接着讲。他们便会恳求她,请她把故事讲完。而她也总会讲完。

尽管身陷贫困,需要接济,海因里希从未失去骄傲的能力,他一直认为自己的作品很重要,他支持的事业价值非凡。他说话的姿态,仿佛他的观点不容辩驳。他喜欢引用这些年克劳斯·曼的来信中的句子,说他多么怀念他的侄子,他曾多么坚定地为民主而战。无论托马斯多么努力地把这些话理解为善意,他还是觉得这是对他的指责。

她说,这位年轻作曲家名叫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他顶风冒雨前往吕贝克。他常找不到寄宿处,只能睡在干草堆或田野里。他时常忍饥挨饿,更时常受寒。但他对目标坚定不移。只要能到吕贝克,他就能见到那个能让他成为伟大作曲家的人。

他睁开眼,微笑地看着托马斯。

布克斯特胡德几乎已经绝望。有时候他以为这个秘密将随他入土。有时候他在内心深处相信会有人来,他梦想着他会立刻认出此人,把他带到教堂,把秘密讲述给他听。

“我有种感觉,”他说,“无论是谁回到德国,都不会像我们所想的那么受欢迎。那对我们而言都是一个艰难的地方。他们以为自己在淋炮弹雨时,我们在晒日光浴。他们宁可我们死掉。”

“他是怎么认出这个人的?”卡拉问。

海因里希来拜访托马斯和卡提娅时,一如既往地衣冠楚楚。他比以前越发行动迟缓,不时沉默下来,垂着头,仿佛快要睡着,接着又会说些嘲讽或机敏的话。

“这人的眼中有光,或者声音很特别。”她的母亲说。

“这证明了我一生所知的道理,”他说,“哪里有聪明人,哪里就有蠢货。这一家子出了我们这样两个作家,还有两个优秀的妹妹,她们都活得多姿多彩,可还是有这么一个小家伙,竟然娶了一个纳粹。”

“他为何这么肯定呢?”海因里希问。

海因里希提到他的弟弟维克托时也能提起精神。维克托前一年过世了。他的妻子曾是一名低阶纳粹党人,维克托也跟随纳粹路线。海因里希无法克制鄙视之情。

“等等!他还在路上,他还在担心呢,”她接着讲,“每天的徒步路程似乎越来越长。他告诉他的老板,他只是离开一小段时间。他不知道吕贝克有多远。但他没回头。他走啊走,一路都在问吕贝克还有多远。可是那太远了,他遇到的一些人都没听说过吕贝克,他们让他回去。但他下定了决心,终于当他走到吕讷堡时,他得知距离吕贝克不远了。布克斯特胡德已经名扬此地。可因为一路艰辛,可怜的巴赫,一个原本多么俊俏的人,沦落成了流浪汉。他知道布克斯特胡德绝不会接受一个像他这样衣衫褴褛的人。但他很走运,吕讷堡有个女子听说了巴赫的遭遇,便借给他衣服。她看到了他身上的光。”

米米在战后的布拉格过世。经历泰雷津集中营的囚禁后,她一直未能恢复健康。有时海因里希回顾他与她的幸福岁月,认为自己来美国是辜负了她。卡提娅知道每当海因里希想到可怜的米米而愁闷时,就应该问起内莉,以此宽解他的情绪。只要听到内莉的名字,他就会提起精神。

“于是巴赫到了吕贝克。当他打听布克斯特胡德时,别人告诉他,他正在马利亚教堂中演奏管风琴。巴赫一踏进教堂,布克斯特胡德就感觉到自己不再孤独。他停下演奏,朝过道望去,他看到了巴赫,也看到了他身后的光,那是巴赫一直都有的光,来自他灵魂的光。他知道这就是那个他要对之讲出秘密的人。”

“我到柏林后,你能不能请那些共产党给我送来艾菲·布里斯特和艾玛·包法利?”<注:"艾菲·布里斯特是冯塔纳的长篇小说《艾菲·布里斯特》的女主人公,艾玛·包法利是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女主人公。">他问托马斯,“我需要好伴侣。”

“但那是什么秘密?”托马斯问。

在冬末的那些日子里,海因里希正在为离开做准备,他说他也许想写一部关于腓特烈大帝的剧本,但又担心自己年近八旬,也许无法胜任。但当他重读那些他最爱的作家——福楼拜、司汤达、歌德、冯塔纳——旧日的兴致又回来了。他与托马斯聊起这些作家的书里的场景,情绪激昂一如他们在帕莱斯特里纳的青年时代。

“我说了,你就会去睡觉吗?”

海因里希决定接受东德的邀请,永远离开加利福尼亚。他对托马斯说,他不会带很多行李,因为他们的很多东西都已被内莉典当出去,他也懒得再去赎回。

“是的。”

在美国,海因里希的书已经绝版。如果他还有知名度,那便是电影《蓝色天使》的原著作者,以及托马斯·曼的兄长。在他的新公寓里,没有餐厅,只有一个吃饭的角落。海因里希时常以此感慨时局艰难。尽管他持左翼政见,他还曾是吕贝克议员之子。

“它就是美,”母亲说,“那个秘密是美。他告诉他,要大胆地把美谱进他的音乐。接下来日复一日,布克斯特胡德教导他应该怎样做。”

东德授予海因里希德国文学艺术国家奖,并邀请他再次去东柏林居住,将为他安排一位秘书、一个司机、一套舒适的公寓,以及丰厚的津贴。他的书在这个新国家销量很好。

“巴赫后来把衣服还给那个女人了吗?”托马斯问。

托马斯在东德短暂访问期间所注意到的事,他也许会在回去后对海因里希讲述,比如说,看到人群也许是被迫在街边列队挥旗的感受。但海因里希不想听弟弟的德国之行。如果托马斯一心要提起,海因里希就会转变话题。

“是的,他还了。他在回家路上还的。他在她的钢琴上为她弹奏一曲,她以为那来自天堂。”

他相信,在欧洲除了档案,他们还有记忆。他们记得海因里希在“一战”和在慕尼黑起义时的立场,他的演讲、文章是为了提防希特勒的崛起,也记得他在流亡期间为左翼事业所做的工作。

托马斯看到,老家房子,也就是《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房子,有些窗子已经被木板封起来了。市长许诺说,整栋楼房会很快重建。这栋房子曾赋予一本书生命,吕贝克似乎为此骄傲。托马斯站在房子前,很想问问其他人——海因里希、卢拉、卡拉、维克托——他们是否也记得布克斯特胡德和巴赫的故事。他已多年没想起它了。

在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里,有关于他和他哥哥,以及埃丽卡、克劳斯的档案。这些充斥着怀疑、谣言、讥讽的档案,将是他们在美国的记录。也许还有戈洛的档案,如果读书太多也是反美的话。也许连莫妮卡都有,如果在一个作家的书房门外大声喊叫也是触犯联邦政府的话。

也许他还会想起其他故事,那些久已忘怀的、和其他几个也曾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人一起听过的故事。那些人如今已离开时间,进入了一个边界对他依然不明的界域。

洛杉矶,一九五〇年

他又朝房子望了一眼,然后穿过马路朝汽车走去。车子将把他带回特拉沃明德,卡提娅在那里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