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好安全带。”Secure your seatbelt.
——“离开是连接的前提。”The first step towards connection is departure.
——“遵守规则。聆听指令。”Comply with rules. Listen to instructions.
——“必要时要求协助。”Ask for assistance.
——“别抽烟。”No smoking.
——“你必须先帮助自己再帮助别人。”Before you help others， you must first help yourself.
还有你不得不注意到的类似于讽喻的事实。比如，不同舱位的急救设施位置不同。比如你逐渐会意识到肚子的体积会让安全带不舒服，我在四十六岁时意识到这一点。比如，飞机会在广播中宣布，它在“坚持爬升”，keep climbing。这对于一架机器来说是什么意思？听起来像书名，Lean In（《向前一步》）的续集，机械界的励志书。
——“享受吧”，带感叹号的挟持。Enjoy!!
还有一些发现与指示像幼儿园里的生存指南。比如记住不要弄坏烟雾探测器，至少别被抓到。比如向你提供服务的人也掌握你的生命线。比如倘若你用语言而不是肢体回答问题，Yes，我知道自己坐在紧急出口旁的座位，我可以在紧急时刻协助他人，你就可以吃午餐，睡一会儿。与幼儿园的区别是在飞机上你不需要表现好就能分配到更好的食物作为奖赏，只要付钱，戳破了平等的谎言。幼儿园按年龄分班，没有快班和慢班，也没有考试，每个孩子在探索中感受自己的特别之处，那是虚伪的。
——“让自己清爽一下”，句号。“这块湿巾是无需香皂和水就能擦拭自己的最完美的方式。”Refresh yourself. This moist towelette is the perfect way to refresh yourself without soap & water.
航空杂志上还登载我母校的广告，商学院如今在大力推广在线课程，“在哪里学习都可以，想成为任何人都可以”（Study anywhere. Become anything.）。这么多年过去，谎言如故。
到处是人生哲学。公司里的年轻人写博客谈论生活智慧和识人术。餐厅菜单首页以格言开始。公司行政买来的走廊墙壁挂画和茶馆墙上的山水以不同的方式想要让你突然开始思考人生。连在空中时也是，飞机上充满鸡汤和训诫，有些听起来像禅宗的指示。
9. 悬空
不教人道理也是我不多的优点之一。我不想太像老人。
我工作上的辉煌点是一场内幕交易。那是我刚离开纽约回国不久时。行业飞速生长，整个事情我做得比较谨慎，也担心会有不测，因此又离开国内，驻布鲁塞尔一年多，女儿出生后回来。交易的细节不值得细说。打了多种擦边球，我也不擅长讲自己的遭遇，我更喜欢讲别人的故事。况且，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故事吗？我们不生活在故事里，我们生活在几种模式里。厌倦的、改换方向的、富贵险中求的，我们分别称之为坚韧、出轨、闯劲。
W说如今的学生让人很难理解。有学生买鲨鱼毛绒玩具，很大一条，拍自己与玩具在宿舍床位上的合影发到网络上说那是他的女友。有学生3D打印出一只蜥蜴，起了名字，带去各个地方，期末考试时一定要摆在桌子上，否则会冒虚汗。很多学生有抑郁症或者焦虑症。请假条经常写是由于情绪原因或恋爱分手而无法上课、发言、交论文。W说学生写在网上的话莫名其妙，邮件行文用词也怪诞不明，有人叫他“W爸”。他说，也许因为他和他们一起抱怨制度，不试图教他们什么，即他不准备做一名教师。
多年间我在篮球场一般大的地方往来徘徊。换独立办公室，换有窗户的办公室，换转角办公室。
回顾往事我很少震惊。我会想的是一些正在实现中的东西，没什么伟大之处，但让我觉得怪诞、激动。北极圈上也有了Wi-Fi，星际旅行中可以喝香槟了，泡沫形态的。也就是说人能够以纯泡沫来喝大家日常激赏其泡沫的液体，可评论者说：“但那不是真香槟。”这是我最近这段时间最喜欢的笑话。
当然我也不是不承认时代变迁。比如现在咖啡店开始有奶泡勾勒出驯鹿图案的巨大杯卡布奇诺了，我发现自己端起来费劲，至少难以在单手端着它时还有杯子不晃动、咖啡不洒出来的自信。我的左手尤其容易发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咖啡？喝到嘴里的那一秒，花纹就会变形。这样的产品看似追求完美，实则玩世不恭。人们越来越迷恋易消逝的事物，短暂一刻的美和愉快，这是我父母那一代人难以接受的。公司里的年轻人都喜欢猫。W说过，在古埃及人们也是喜欢猫和享乐，这两样事物总是齐头并进，猫是一种时代标记。
我倒是想到，像网络那样，从发明到繁荣到成为泡沫，到变成人无声无息习以为常的依赖对象，到成为矿山，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我创造机制、生产出非现实的财富，并随时有可能破灭，这简直是男人的一生。大佬无一不是如此。
我一度的老板P，经历过不少常人眼中的时代变迁。他如今年近七十，当年是大陆最早在华尔街工作的人之一。他因为一场风波短暂入狱，释放后不得不去美国，此前，八十年代他还在北京时，担任过一位高层的秘书。他一直后悔自己做了金融而非实业。他说，到末了，金融都是在找机会做人的生意，从根本上讲是在桌子底下谈成交易，慢慢越来越少成就感，年纪大之后尤其如此，都是数字。如果时间能重来，他宁愿做制造业，或者经营一个马场。我常常想到他这些话，不过他最近这些年才跟我讲这些，我已经不可能也丝毫不想改行了，虽然我考虑过如果是在二十六岁时认识他，尊敬他，信服他，听到这些后是否还会走我后来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在选择的道路上能否享受到我曾经享受过的那些愉快。
我也经历过没有互联网的生活。去年，女儿的班级请家长轮流去学校演讲，特别鼓励父亲出席，也许想要从我们身上挖掘出父亲本应有的东西。全学期的安排表格上，我看到一位家长讲“芯片的故事：从《瓦森纳协定》讲起”，一位人事总监讲如何对待冲突和困难，还有一位在薯片公司工作，他讲了两次，“味道之谜”，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化学”，据我女儿说，受到最热烈的欢迎，不像我讲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那一次那么冷场。他们都比我年轻很多。还有一位父亲讲互联网的发明过程，对于从小使用iPad的孩子，这像骇人听闻的考古学，最重大的历史分水岭。我倒觉得，人类社会有网络前后，区别说来大，想想又未必。有车轮之前和之后的生活，真的不同吗？
我和P现在也常见面。他关心中国史，实际上是关心政治理论，有时转发给我一位年轻的体制外历史学者的文章，那个人对中国的历史循环和近代变革持有一些宏观看法。我不大喜欢那些文章。我曾经试着把数学家介绍给P，觉得他们有共同爱好，然而他们两个不投缘，在桌前有一种尴尬的气场，后来也就算了。
我想要告诉女儿我曾经历什么。粮票，我不记得它的细节，但与欧洲人交谈时总可以回顾历史，聊聊食物配给制，那联系到他们“二战”后的记忆。其实，对于不掌管家庭经济的小孩子，货币机制不太重要。我曾亲身经验的历史倒流式的变化，是2001年阿根廷银行系统瘫痪，比索崩盘，那时阿根廷人无法拿出现金，让我感到回到自己已经淡忘的七十年代。
人一生中只有很有限的几项真正有意义的决定，会主宰你的日子是否有意思，P曾经告诉我。我不知道P眼中哪些决定算是有意义的。他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任太太是内地七十年代的风云人物，第二任是一位很成功的企业家，我和她比较熟，其方言腔调特别，以她的说法，她是“七爷家”，新近这一位太太高中学历。有一次我去找P吃饭，他说不便走远，约我在他家楼下的咖啡馆见面。我们谈了一两个小时后，他冲咖啡馆门外招了招手。门外一名撑阳伞、戴墨镜的女士走过，看到我扭头，装作没有看见我们，继续向前走去。P说那是他太太。“她每天散步。”他说。我当然知道她是来查验他是否真的在这里，究竟和谁在一起。
8. 教训
在工作中我习惯了人对困难、对业绩、对潜力、对我的言过其实近半年来，我得到的最真心实意的夸奖来自牙医。上次洗牙时，那个戴眼镜的年轻牙医从口罩中说我是他在这家诊所工作以来遇到的口腔清洁保持得最好的人。
像比萨饼，真棒。Why？
10. 荣耀
听过德扑故事后的两三天，我经过一家新派葱油饼店，年轻人喜欢去拍照，兼卖咖啡的那种。正好是堵车中长久的红灯，我看着店外广告牌选印的食客评价，“外卖盒子像比萨饼一样，真棒！”跷大拇指的符号。想让人自自然然、糊里糊涂地觉得，真棒。
我太太周末例必去做美容。大概类似于男人的雪茄俱乐部，无伤大雅的爱好，与同性共享，一起打发时间，也是一种轻微的毒瘾。她的美容顾问E也兼代理香港保险业务。我不能理解，保险属于投资，为什么比起我，她更信赖一个给她除皱纹的年轻女人的意见？总之，这个周末她从美容院回来后，说E告诉她，内地和香港本地买保险的风格不同，内地客常常是买给孩子，香港和海外的习惯则是用重疾险来保障大人，覆盖家里赚钱的人一旦出事后的收入。内地父母在这点上是非理性的，自己更可能生病，却更害怕孩子生病，并且准备好倘若孩子出事，更需要用保险来保障家庭的“正常生活”不做改变，多半会再生一个替代品。太太对所谓的文化差异感兴趣，我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E告诉她的，有多少是她自己的解释。这块土地向来具有某种让她牵挂在意，又让她拒斥思疑的特殊性。
她们想听到糊里糊涂的“双拼”。
我父母那一辈会觉得我太太的讶异其妙莫名。对于老辈人来说，子女出事是巨大的打击，但生活当然必须要过下去。他们经历过相当多的打击和变革，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儿童的生老病死可能对于生活在大致平顺的年代里的人才是最大的、不可逾越的痛苦。对于我呢？我不知道。
如今中国旅客变得如此重要，飞欧洲航班的主菜设计出水煮牛肉与煎鳕鱼的双拼饭，决策科学家则如故，不希望你指向菜单上的水煮牛肉或煎鳕鱼，力图避免谁问“能不能只要鳕鱼配长相思？”。
在我女儿小时候，保姆曾经问她，你最喜欢谁？我不赞成问孩子这种问题，但对她的答案好奇。女儿回答的是妈妈和一个动画人物。具体是哪个我已经忘记了。当时她也问我太太，妈妈最喜欢谁？我太太说，你爸爸。为什么？他是我丈夫，他是你爸爸。
这件事让我想起我曾经历的一种欺骗性的决策。许多年前，我还年轻时，经济舱服务人员会问飞机餐是要牛肉还是面条。实际上二者是牛肉米饭，以及蔬菜意大利面加马铃薯。在商学院我学过“决策科学”，如今这类课已经镶嵌在大数据以及机器学习中，不过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人真实的决策机制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比如信息、时间、计算能力。我的猜测是，如果问“牛肉米饭，还是蔬菜意面？”，乘客的反应时间会加长，会问“有牛肉意面吗？”“有蔬菜米饭吗？”，甚至，“有蔬菜配中式汤面吗？”空中小姐不希望工作中面对更多问题，尤其是来自经济舱乘客的。结果是人面临范畴完全不同的两项食物的比较：牛肉，或面条。一种强暴的分类重组，打散你现有的概念范畴体系，让你在配料和主食间做选择。我尽量做一个亲和的人，但面对这种问题，我最自然的回答会是，我要牛肉面。
其实我从未感受到我是我太太最喜爱的人。我会觉得我是她选择忍受的人，她选择去折磨或者她选择受其折磨的人。或许我和她对“喜欢”的看法不同。我太太是多种矛盾体的集合，她喜欢做公益，但人生观消极，对任何事都有现成解释。比如，她说她人生观消极是因为她是个斯多葛主义者。我想这样的解释说明她丝毫不想变得积极一些，“××主义者”，等于说她自愿选择成为这样的人，她始终会是这样的人。
不过他说2008年金融危机时他真的陷于深重的恐慌之中，担心失掉工作，甚至一辈子失业。那时他已经有了T大和T二，妻子正怀着第三个孩子，雷曼兄弟破产时，他们夫妻刚知道T三会是女儿。他当时的计划是去送比萨饼。
女儿长大后，我问过她最希望认识谁，最想见谁。她当时说，Lady Gaga和Francisco。哪个Francisco？她说，阿根廷的。我没反应过来，后来才明白她说的是教皇方济各。她语言的世界和头脑里的世界都与我不同，不过我很高兴她没有选择更危险的宗教领袖。
这是否也是一种数学的秩序？5-3=2，（-3）-（-5）依旧等于2，无论旁人生死，世界繁荣衰退，国家的进化论，你总能赚到2。
你呢？她问。
W批评数学家判断事物时，不论事之对错走向，独强调人应采取的行动——人只需与大势产生关系。天下事自有其势，应时顺势而动则赢，以往靠敏锐的眼光和判断，而今借助光纤和算法，总能保证人及时掌握时势，从中得利。因此生活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实际上并不重要。
好像没有，我说。
数学家喜欢用英语思考，即便如今回到国内生活，创立了自己的基金、几乎只和同胞打交道之后。他说用外语做决定能减少情绪化，最大化效益。我对此很怀疑，我觉得他恐怕本来也没有太多情绪可言，他的情感可能是“T群”“T簇”——我乱编的概念，总之他在乎和他有关的人。他极端在乎他的家庭，但那是一种情感，还是一种分类？有关系，则他联结；有动荡或危险，则他有对立。联结生成联结，对立加强对立。
那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呢，最想见到谁，她问。
他在转行时也感到恐惧。并非害怕穷，而是怕如果继续在学界滞留，未来失败后不得不照旧去华尔街工作。倘若那样，不如早去。他怕的始终是数学不行。别人认为他过得不错，但他却认为自己是选择了容易一些的道路，索性放弃了和有才能的人继续竞争下去的压力，从决定转行那一刻开始，就完全是失败者。
周总理，我说。
那两个熟人没有像他那样下坠进入金融业。一个在家炒股，另一个算力强劲，担任美国东南部德扑俱乐部的主席，比赛奖金足以养活自己在家做数学。两个人的理由和生活方式，至少在他们刚刚离开学界，他还能听闻其消息的那几年，按数学家的猜测，应该是类似的：既没有放弃理想，又做了良好的修订，改善了家人的生活。人减少生存压力之后，不是一切都会好一些吗？这难道不是和转行上班一样能够保障生活，同时又比上班更多保全了自由，不需要听命于谁，也就保全了数学的可能性？因此数学家认为那是幻想。要自由，还不如去送比萨饼，不占用精力，你可以赚一点钱，同时思考。他用英文说，It's okay to do something you don't quite care about，人可以去做自己不在乎的事，就像去健身。送比萨饼和健身一样是放松的方式，而炒股和德扑比赛后，你会累，身心俱疲，你需要再去嫖妓或者健身让自己放松下来。之后就没有数学了。
我并不总关注她。连续几个月忙起来，出差多，她妈妈带她去旅行，回外婆家长住，我再见到她时就会有点陌生。有时她显得成熟得很快，有时是自以为成熟的幼稚和刁钻。她经常挑剔食物，每一个阶段都有坚决不肯吃的东西，先后走过不吃猪肉、吃猪肉但不吃牛羊肉、只吃素食和鱼类、只吃素食并且连蛋奶也不吃的阶段，我想这是小姑娘群体中的一种时髦，不同阶段哲学和人生观的变幻体现在对衣服、食物、朋友、明星的选择上。原本她喜欢玩极限冒险类的设施，去年突然开始恐高，说有强迫症，要求去看心理医生，过一阵子又自愈了。
另一件关乎选择的事不是数学家本人的经历，是别人的故事。他说他有两个熟人也离开了数学界，算不上朋友，多年来没有再见面。与他们不同，他自己是向前看的实用主义者，在决定进公司工作的同时就知道不会再回头，即便他同时认为数学是他最大的爱好，并且在做出选择时远非心甘情愿。他总强调，如果当年能找到教职，他就不会转行，他是不得已。当年他已经逐渐认为自己缺乏数学方面的天才，但只要再得到多一点支持，比如有教职摆在面前，他就能够接受自己的局限，继续半生以来的轨道，逃避自己已经认识到的不足。而命运——他说“形势”——不容他回避，非要他正面看到自己的不够格。
去年她在佛蒙特州上夏令营，发现有女孩早餐只吃冷食，例如酸奶加一把葡萄。她说，只吃凉的东西，so cool。我觉得有点好笑。但对她来说这相当重要。她说在这些活动中，没有人问她：“为什么穿这么少？”“为什么吃素？”在家里，即使是在她去的双语学校，当她说她不吃猪肉时，老师也问她：“你是回民吗？”
数学家笑了，说，你这个自由主义者。
“不是。”之后老师问：“那为什么不吃？”
W说，比专横更可怕的是在专横中识别出美妙和神奇。你把数学——把专横当作神学。
我告诉她这已经相当尊重她了，换我小时候，老师和家长都会为了你好，逼你吃下肉。
数学家说，但数学逻辑本身也是对更纯粹的世界的发现，有其客观性。
在一次滑雪训练营上，营地提供好几种炸肉饼，有牛肉饼，有用素食材料做的仿肉饼，有不加鸡蛋和奶酪配料的肉饼。回来后女儿对此津津乐道。我想她奶奶会认为这些花样都属于虚妄，小孩需要吃鸡蛋，喝牛奶长高个子，必须吃肉，而且，无论换几种肉饼和几种不同质地的面包，不都是汉堡吗？奶奶会心疼她，一定要做出四种小菜和汤才不算单调。她奶奶还有一种笃信的宗教，就是小孩都爱吃甜的，粥里也要加红糖。我已经学会了不逼她吃肉，但我多少和她奶奶站在同样的立场，需要说服自己特意抱持宽容的态度才能接受她的“饮食偏好”。我太太则像个女圣徒一样捍卫她眼中的多元文化主义，认为用素食做成炸肉饼不是虚伪或者无谓的工作量，是尊重人的个体选择。
W说，到某一刻他明白了为什么数学不属于科学门类——数学是专横的，不像物理，数学不是发现关于自然世界运行的法则，而是发展出自身的一套逻辑，就像建筑出平行时空。
我可能没有政治，但我有效率。十二岁的小学女生真的懂什么是饮食偏好吗？她的任性背后有医学的必要性吗？退一步说，有什么她真正的理念或者性格作为基础吗？还是只是突如其来的赶时髦，看了手机上流传的某种科学，或者明星和高年级女生这样做，她不愿承认自己是附庸，就冠之以保护动物的哲学？而如果有饮食偏好，为什么不是自己准备，为什么要影响别人？加重厨师的工作负荷，你们这些支持自由的人就不在乎了吗？要知道权利基于学费，为那些她心血来潮的幼稚的多元选择提供保障的并不是什么尊重差异的社会文化态度，是我们交的钱。太太像看怪物一样看我，非常恼怒，我认为她夸张了她的情绪反应。
退役数学家教了我两件事。一件事关乎概念，一件事关乎选择。关乎概念的事是这样的：他说3+5=8不是数学，那是人的规定；但3+5=5+3是数学，这是发现一种规律。其间的差异我始终没有完全理解，因此给我造成了很深的印象。
“牛肉，鸡肉，还是素食汉堡？”
7. Why？
“素食汉堡。”
上一次见到W和数学家，W刚刚从京都回来，他说在飞机上改文章，只差一点就能全部改完，回来后杂事纷纭又要搁置。本来飞机上时间足够，可惜脊椎反抗他的意志。我怀疑他是因为不和孩子生活在一起，延长了我们在青年时代都曾经有过的关于自我所有权的假象。做父亲的人会知道，你从未有一刻拥有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和你完全不同，因此为人父母者在偶尔发现孩子促狭的笑容像一面令人惊骇的镜子，或者第二个脚趾也比第一个脚趾长，或者同样不善于拍球时，才会那样惊喜。孩子让你发现你的时间不属于你自己，你的家庭也不属于你自己，你的床垫、你的马桶、你的整个人，没什么属于你，在衰老前你早已经清楚你不能主宰你的身体。数学家说，他在青春期时就懂了这一点，是他的身体主宰他的意志，不是相反。那时双方展开持久的斗争。到现在，二者都明显地衰竭了。
“来，这是给你的。”享受吧，with pleasure，把交易表白为支持。
我大嫂是眼科医生。我曾经去她的医院检查，她的同事对于我的视力问题没有做出什么诊断，听到我的工作性质后，告诉我少用眼，不要过久面对电脑，我说那不太容易，治疗便结束了。大嫂为自己的职业自得，我印象很深的是，她在年轻时最初随我大哥回家时曾经说，眼科少有绝症，但谁家早晚都会有青光眼和白内障，老人终将变得更老。那还是几十年前的事，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记得，这比绝症听起来更像一种难以回避的判决，死神借科学的表述立下骄傲的路障。
在这样的小小对话中，女儿迅速选择她的站位，标准简单且个人化，她是否感到舒服，她是否受了冒犯。这些小事有时让我觉得她积极天真，有时觉得她愚蠢浪费，有时觉得她正在离我而去。
另一次，手机新闻里的“政治”变成“洗浴”。
女儿和太太有一些她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和笑话。我会希望再有一个孩子，而太太一直拒绝。我问女儿，你想有个小弟弟或者妹妹吗？女儿用英文说：“我不介意要个弟弟。”太太在旁边接着用英文，“不，你不想要。不要受意识形态的欺骗。”女儿说：“我只想折磨他。”两个人笑起来。她们喜欢这样。
太太在家看纪录片，我看着字幕，“纪德的《窄门》”，看成《窍门》。
很多生活里的事都忘记了，又倏忽想起来。我越来越像年老的金鱼，或者是金鱼和远古恐龙的结合体，只记得最近和最远的事。太太告诉我，女儿班级里有同学家长每周都在朋友圈贴出当周育儿纪事，还有家庭年终总结与新年计划，“本年度预计家庭海外旅行四次，学会单板滑雪”。非凡的责任感、事业心、进取心，为自己布置下无穷尽的任务：从育儿纪事，到对纪事的纪事，就像上班时最占据你时间的工作一定是关于工作的工作，我们称之为沟通、联络、前瞻意识。
女儿在超市里拿起袋装葡萄干零食，Sun Smile，我看成Sour Smile，酸楚的微笑。
今天下飞机时，开舱门冷得惊人，雪化了，要坐摆渡车。你最讨厌的是什么？女儿在幼儿园时回答，巫婆、黑夜、猕猴桃。当时她也问我这个问题，我回答，摆渡车与蛇。她说，三样，第三样是什么？我说，没有了，其他都不怕。为此，她曾经崇拜我。
在飞机上我抬眼看到穿成套紫色制服的空中小姐，觉得她的眼睛和眼眶也是紫色的。
11. 莲花
比如越来越经常看错。上个月某个周末带女儿去玩，在景区公园门口看到广告牌上印着巨型孕妇，上衣撩起来露出全部肚子，让我讶异社会的开放，更疑惑广告摆放位置的无厘头。再一看，是地球，没有孕妇也没有头，深蓝的底色之上我们要保护一只白色的地球。
如果再有一个孩子，我确实希望是儿子。不是重男轻女，也不是为儿女双全，而是我从来没有真正习惯过只和女性待在一起，藕荷色的卧室，多种颜色的水晶杯，儿童台灯上荡漾着珠帘，餐桌中央天青釉莲花碗中漂一朵切花，回家即是轻轻的欢笑，不吵闹，总会有人持续在说话，我也总试图避免惹到大的或小的不高兴。
我更喜欢听W和数学家讲他们的故事。我的故事没意思，经常只是看错或误解了什么东西，没有后续，缺乏寓意。
我和两个哥哥一起长大，少有我现在熟悉的这种女儿和妈妈你一句我一句来往、论理、争执、倾诉的那种时刻，较多的是打架和教训。如今二哥还在，大哥去世二十年了。去世时他在办公厅担任副职，他年轻时从戏剧学院毕业，在宣传系统工作，笔头好，时任书记看上了，调任文字秘书十年，关系亲近。倘若领导高升，他大概会跟着走，不过书记是老人了，没有再移动，回嘉兴颐养天年后，又受牵连查出在任时的问题。没有追究，不过大哥就始终是写材料，不大有仕途的机会。
经历一些事时，我会意识到我期待把它们讲给W和数学家听，就像现在我告诉你这些。在事情发生的正中，我开始考虑如何讲述它们。不算倾诉，没有言出为论的感触，这些事和生活也没有深刻的关系，无非先讲出来，就如同谈论历史和贸易战，那是W、数学家、我毫无意义的聚会的主要内容，比其他毫无意义的饭局要少一些后果。因此我始终乐于等待W找我去吃饭。
大哥去世后，秘书打开两只上锁的书桌抽屉，发现一本厚手稿，是他的字迹，钢笔誊写在印有办公厅抬头的原稿纸上。那是一部电视剧本，他写到第十八集，已经完成的部分应该是定稿了，只有少数圈圈点点的改动。这么厚的稿子，想必写了很久。我们没一个人在他生前曾听说过他在写剧本这件事。同一只抽屉里还有一把瑞士军刀，三篇打印出来没有署名的小说，一篇读起来像片断杂记，另外两篇比较完整，我上网搜索，没有搜到相近的文章，应该也是他写的。
我没有正面遇见过死亡，也没有过什么奇遇，不过我猜想，在那种命运转轨的激烈时刻，人会尤其明确地意识到我们生活在故事当中——说不清结尾，把人甩来甩去的故事。古代传奇就往往是没有结尾的，这是W的理论，说古代常常是在一场奇遇之后什么也不改变，什么也不发生，事情就那样，不平顺，然而也就过去了，像家庭。农夫挑着鹅笼进城去卖，在路上偶遇书生，书生非要跳进鹅笼去随之进城，也就跳了，笼子重量没有增添。书生又以魔法神技召唤来几个女子，和他们一起饮宴，也就饮了，后来书生和女子都消失，故事结束，农夫又走在进城去卖鹅的路上，鹅价依旧三千钱，他的人生也不像好莱坞电影，没有要命的转折，无从判断高潮或结局，农夫所能做的只是向别人讲出自己历经的故事。
保险柜里倒没什么。也没有日记。没有那些通常被认为是秘密的东西。
我常听W和数学家讲他们的故事，他们遇到的人，憎恶的人，忘记又想起的人，他们对时代和冲突的看法。每个人都需要讲一些故事，好能活下去，就像我女儿需要讲述虚构的事，她一定要讲出来，从小就是如此，小兔子和胡萝卜的故事，后来是小女孩被跑出作业本的妖怪吃掉的故事，不然睡不着觉。她不是那种需要听故事的小孩子，她需要源源不断地讲故事，就像大人。
大哥去世时是四十八岁，正是本命年初，还没来得及在艰险来临之际系上红腰带辟邪，就遇上了一生最末一个艰险。胰腺癌这种东西，用大夫的话说，“很恶”，来了就要死人。坏处是疼，人走得快，好处也是走得快。他常有疼痛感，但他总加班，时常睡在单位，慢性病也多，头痛胃疼之类的话我父母都听得习惯。直到单位体检，查出胰腺癌晚期，四个月即告去世，我母亲多年为疏忽自责，他去世后，她不再染黑头发，说，“越染越多”，像一个崭新的科学发现，又迷信又笃定。
数学家不担心歧视。他会训斥下属，“这么娘！”时代变了，他担心Tommy和Teddy会在夏令营里遇到同性恋老师并以为那是酷，“都是阿乌卵”，他在我们的饭桌上痛心。除了转行受挫这件事带来的长久叹息外，他在中国非常愉快。
他的死巩固了他是我母亲最爱的孩子的地位，她也因此怨恨我大嫂。大嫂是学医的，难道会看不出来他脸色有问题，是真正在一步步走向绝症吗？我大嫂在病房里对大哥的朋友说过，做医生的反而对日常的头疼脑热没那么注意，不大关注家人的身体，更不关注自己的，况且她在眼科。那次家人也在场，我母亲更觉得她是在借机推诿，但我觉得她的辩白是真的，我很难想象医生因为家人说肠胃不适而大惊小怪。生前，他偶去打高尔夫，随着这种运动日渐敏感，他更多时间是和早年弄堂里一起长大的两个朋友下围棋，都是安静的爱好。他和我大嫂没有孩子，感情也比较冷淡。他去世时，我太太刚和我在一起不久，还是小姑娘，没经过什么世事，私下问我：“他们是自由恋爱吗？”她以为只有指腹为婚或者许配过去的夫妻才会不亲密。现在她应该明白了。
他对健康也敏感，频繁造访医院，几次怀疑自己得了绝症。有时去一家男性美容沙龙保养前列腺。
上海男人常常是这样，有自得其乐的爱好，修钟表、找老电影、收藏唱片、跳国标，现在还有爱好自己跑程序的老人，也算与时俱进。当年把大哥的电视剧本和小说读下来，我父母为他骄傲，我父亲说“他是有精神世界的人”，深恨在他身前不够了解他，仿佛一直以来是太疏远或是看轻了他，一种错待。我母亲说：“他心里藏了多少话啊！”
数学家说，没办法，我就是对笨人敏感。
我则忍不住为他哭。那剧本和小说写得太差了。不是不熟练，是平庸俗气。剧本写的不知是否是他自己的故事，一位官员，在繁重的工作外，认识了一名下属单位招待他的年轻女性，又在活动中遇见一名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电视台主持人，谈得来，发生了情感纠葛。读起来略有一点现实中的痕迹，不过我没有和父母交流过，当然也没问过大嫂。他写剧本说明，××露出酥胸，皮肤雪白，还有由于土地出让而起的一场明争暗斗，开会，出游，钻营的疲惫感与成就感。小说中那两篇长一些的也是官场故事，另外一篇片断杂记是写下围棋的几个人物，中间提到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境界的向往，但读起来还是百舸争流，下棋的人像在参加锦标赛。
W说，幸亏你没有再在美国教书。这是种族歧视。
我父母和大嫂各自去给他烧纸。我母亲仔细，不仅担心他在那边寒冷、缺钱，给他烧衣服，烧纸币，烧纸狗作为宠物，烧了纸叠的汽车，还想象他依然在写报告。她可能认为这是他的职业和生活习惯，我倒觉得，他到了那边应当无需再写报告了。总之她带了钢笔、他生前常用的棕色皮面小笔记本、稿纸到殡仪馆去，放在装他骨灰盒的小隔间里。按照这个惯例，如果我死去，她可能会烧纸制的笔记本电脑、登机牌，还有Zoom软件。
在W和数学家结下友谊的读书年代，他们都不能忍受当助教时的义务，在office hours接待学生答疑。W是因为外语不够好，这种时刻往往觉得自己笨。他说他摸索出了让本科生满意的诀窍，“探究式学习”，不给出答案，用小棍子戳他们，你感恩节假期过得好吗，你觉得这门课有什么需要改进之处吗，你写作业时遇到了什么困难？然后，对于这个困难，你觉得该如何解决？告诉我你在这篇论述中看到的不足。学生带着更多问题离开，感到彷徨在学院高贵、神秘、硬邦邦的大门之外。数学家则相反，他不能忍受他所见到的笨蛋。美国的本科生有一些太笨了，当面算给他们看也不理解，答疑时间让他仰天长叹。
一年后定下了墓地，给全家都留了位置，我自己和太太未来也会以碎裂的形态躺在这里。大嫂告诉我，她最近去扫墓时发现我父母在大哥墓前摆了一部太阳能念经机，橙色叶片，莲花形状，中间是电池板，连续不断播放阿弥陀佛。她去的那天下雨，机器仍旧念经不止，想来功能强大，储能兼防水。她很气愤，说大哥是党员，信的不是这套，但也未敢把念经机挪走，担心我母亲有意见。我建议，如果我父母问她，就说从来没见过。老人会以为念经机是被别人偷走的，我父母总觉得别人会偷拿东西，每次有快递员把包裹放在家门口的脚垫上，我父亲都会生气。
他说话时夹带英文，比如他说自己离开学界时scared，害怕了，恐惧于自己缺少才能，逐渐决定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到如今，和数学家重新认识以后，我会觉得他与他未竟的梦想之间有一种奇特的缱绻——他度假时会在一个网站读学者在线发表的论文草稿，他说平时也想读，可惜杂事令他难以维持数学需要的专注。我想可惜现在没有苏武了，天选者历经磨难被放逐到荒漠草原，又在某个时刻令人意外地再次归来的故事，只属于古典时代。况且谁能说自己是天选者呢？你真正经历的唯有放逐，并且是由你自己主动走上马车。
大哥去世后，有一段时间我常梦到死亡。就在第二年，我做了那个交易，多了一点钱和行业里的名气，也做好了日后某天兴许会坐牢的准备，但这不像高血压那样令我害怕，血压倒更像头顶上真正随时可能到来的威胁。
退役数学家一度拥有的雄图是在学术界。别人眼中他是十足的成功者，在他自己的故事里，他则是个受挫转行的失败者，人生道路一度简单，硕士、博士、博士后，一条直线，之后那年他未能找到教职。有些人会再试一年或者两年，或者三年或者四年，继续做博士后，去差一些的学校教书，带着某种坚持，非要继续做研究不可，直到做出些东西来。他则放弃了，认为这是他并没有研究方面真正才能的一种根本证明，他说，在那之前几年他已经慢慢意识到这一点，始终不愿承认，到这时他必须要承认了。他去了华尔街，后来回国，一直做金融，跑马拉松，T大和T二每年都参加美国数学和科学的天才营。不过他坚持认为孩子不如自己小时候聪明，自己三十岁前无需在电话本里保存任何电话号码。
到目前为止，女儿与我，与我大哥一样，人生平顺，无甚艰难之处也缺乏杰出的才能。她说话早，在幼儿园时就擅长编故事，仙女星上住有十九位不同的公主，每一位有独特的性格和家谱，大小宠物加起来构成一个完整而超乎寻常的奇幻动物园，其中一位公主，我记得，拥有贝壳形状的洗手间，马桶是一颗洁白无瑕的珍珠。当时她计划未来成为动物园饲养员，我则揣测她可能会成为戏剧家。
我和W太熟了。其实我想讲的是数学家。如今他和我是广义同行，有时我们会聊聊行业里的事，不过有不合作的默契。他比我成功，比我年轻，一度是超级交易员，我喜欢听他讲故事。他常看历史，赵高与李斯合谋篡改秦始皇遗诏、扶苏之死、苏武的谋略、王安石、袁世凯登基过程中的秘闻，谈的最多的大概是明代和清代，红顶商人和洋务运动的故事，就仿佛他也多少有要以什么改良什么的雄图。
随着换牙，她的这些爱好一并消失了。一年级时，她在学校的跳绳测验上遭受了重创，拼命训练，后来始终专心体育。这就是我的女儿。
退役数学家原本是W的朋友，以前在国外的同一所大学，因为W的关系曾做过我两个星期的室友，后来不再联系，最近几年又重新认识。他有三个孩子，英文名都以T开头，Tommy、Teddy、Tiffany。最年幼的T和我女儿在同一所小学，我们曾经试着相约一起出游，不过后来发现那更需要两位母亲建立友谊。于是还是回归到W、数学家、我一起吃饭，加上其他不固定的朋友，一般由W带来。
12. 命名
我早就知道他会成为学者，以归纳与表达概念为生。那时我没有看出来的是W会成为愤世嫉俗者。他说他的手稿不会被国家图书馆收藏，他的研究没什么价值，并不会擦亮什么东西，他本以为能在知识的金字塔上垒一块新的石头，逐渐发现连擦干净一块石头都颇为困难。受折磨已经够了，职称也够了，现在他不申请研究项目，写一写钟意的题目，在会议中和老朋友碰面。他说，有些学科是团体作业，得养活别人，幸亏他只需要为自己负责，他还说，改文章是最愉快的，改第二稿比第一稿舒适，改到第三稿更舒适一些，他情愿永远都改文章，但那样的话，什么时候去写呢？这可能是一种存在的困境。
W有一对双胞胎，由他前妻抚养。他离婚比较早，当时他说若不离婚，就是僵尸一般的生存，与他心目中的伴侣状态距离太远。我认识他前妻，在他们谈恋爱前就认识。离婚时她说W是懦夫，不敢面对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生活中人应当真正放松下来，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在平衡中获得抗压能力，少一些自我观看。他说他不离婚才是懦夫。那时他给我发电子邮件，没有标题的意大利人的诗，关于欢乐和羞愧。
我们一起长大。W是我的小学和中学同学，我们还是孩子时，有一种糖叫“大虾酥”，家里有人去北方出差时才会带回来，上海本地是没有的。它表面的酥皮是橙色的，形状接近大白兔奶糖的长圆筒形，上面划着一道一道的深红宽斜线。我是到长大以后才意识到它是因为颜色像煮熟了的大虾，甚至像龙虾，才有了这个名字。这种糖有馅，比我们平时吃的酥糖要甜，几乎像水果糖一样甜了。当时W说：“这个糖，甜度很高。”他不会说“这个很甜”，他说：“甜度很高。”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过。
我的朋友W在一所大学教艺术史。他在飞机上改文章，因而他反对如今高空也布置Wi-Fi的做法，说少了最后一块清静之地。他也不喜欢好舱位，更愿意连续几个小时挺直后背面对笔记本电脑，他说像待在图书馆，连旁边的人会和他的手肘抢位置这一点，也像图书馆。
他和我讨论过自己是否应当争取一个孩子。但后来都交给前妻抚养了，那大概既是她的意愿，也是两个孩子的意愿，不过他前妻因为他的这个决定而更认定他没良心，“他一个也不要”。
6. W
我猜双胞胎的问题在于你先是不容易区分他们，之后又不容易分开他们。如果长幼有序，还有可能父母双方各抚养一个孩子。当时W总结心得：双胞胎表面上是两个孩子，实际是一个孩子。
这是不现实的。在飞机上的屏幕中，我看男人的梦。
和数学家熟悉起来后，概念和表里之别在我们三个人聚会的饭桌上变得重要，数学家很计较概念。有一次，就是数学家说3+5=5+3才是数学之后，我想起W谈孩子的话。
偶尔我在旅行中看电影。西方电影经常有郊区家庭主妇或中年女性与水管工、园丁、雇来割草的年轻人之间发生轶事的桥段，水管工敲门，主妇走出厨房，配乐都情色起来。我现在明白，与其说那是女人的幻想，不如说是男人的。男人幻想自己年轻力壮，轻易取得一切，男人想在水管工身上看到自己，仅凭借纯粹的自身，就既得到成熟的女人（而且是由她们主动自窗内窥视和追求！），也得到年轻女人（毫无疑问又缺乏难度而没必要呈现其过程）。
如今W更喜欢猫。外出开会时，学生去给他喂猫。他也像猫一样越来越具有神秘的禀赋，认为自己能看穿一切，他说这是长期专注于某个问题之后人必定拥有的特质，“我借解剖跳蚤，向你证明神的存在”。在我刚刚见到他的这次，他说飞机上他等洗手间，十几分钟后一位老先生走出来，“抱歉这么久，我在刷牙”。他想，别扯了，当然是消化道问题，以为我看不出吗？
后来那对小情侣也安静下来，睡得像昏迷过去，依旧握着手。绿叶和青春都刺痛我的生命，有时我觉得这个国度的青春太多了。
当人到了某一个年纪，牙齿可能成为消化系统的委婉语。这不是谎言，而正表达了命名的关键性，有些事情，你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这是3+5=8不是数学的意思。
她说她不得不尽快手术，但她决定坐高铁去，让这个过程略慢一些。
可能我在胡思乱想。我越来越常胡思乱想。昨天陪女儿在日式快餐店吃亲子饭，我想到英语世界里也有亲子饭，chicken sausage with eggs，煎鸡肉香肠配炒蛋，那是比鸡肉与煎蛋更为惨烈的亲子关系，双双打碎到无葬身之地。中餐也一样，莲藕、莲子和排骨炖在一起，汉语中不介意这些，喝汤时你不需要虚伪地惦念这些配料生前的关联。
她告诉我她还不知道，她猜想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生孩子是最疼痛的，她没有生育过。“不过我很快就会知道了。”她说，她此行是去上海做乳腺癌的乳房切除手术，她三十七岁，在活检发现恶性肿瘤前，她的乳房从来不疼，看到报告后的这些天来她开始感受到明确的无法遏止的疼痛，就在左侧乳房的两点钟方位，恶性肿瘤的位置，越到晚上越明显。医生告诉她这多半是焦虑而不是病灶所致，如果疼得厉害，可以在安排手术前这些天里吃止疼片，冰敷乳房。冰敷乳房让我想象了一阵子，不过这时我对艳遇的设想已经全部结束了。我想她知道此前我在尝试某种口头的挑逗，尴尬中我责怪自己，只是此刻不可能再换座位了。
13. 太太
“你呢？”我问。
有一种说法是，屠格涅夫始终没有结婚的原因是他只爱过一次，而那是个已婚女人。波琳·维亚尔多夫人是一位美丽、有才华的夫人，在屠格涅夫认识她前早已经是位太太。更要命的是，她婚姻幸福。沿着这种思路下去，屠格涅夫就是一个心中怀着盼望而毫无指望的人，有奉献精神、受折磨、高尚、可怜、忠实——像许多人想要拥有而无法拥有的丈夫，比现实中会犯错而不会反省、会杳无音信、会欺骗而欺骗得并不顺利的丈夫要好一些。
其他人的成功令我最痛苦。不过我回答她，我还是小男孩时，放学后发现父亲已经把我的小火车送给了他同事的孩子，这是我曾忍耐的痛苦中印象最深的一次。
很多人也是这样考虑金岳霖的，他与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妻比邻而居。人们会认为，这种无望的高尚让屠格涅夫拥有创造力，擅长写让爱情走向悲剧性结局的小说，也让金岳霖成为不凡的哲学家，在现实中缺乏直接的慰藉，便在文学或逻辑学中建筑出私人的天堂。
我告诉她我的观察，希望和她进入话题暧昧一些的水域。她说，她觉得人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少机会去做以不适去换取乐趣的交易，三十岁后的不适往往只是命运派来的不得不忍受的痛苦。她顿了一下，转而问我，你有没有经受过什么痛苦的事，必须忍过去又难以排解。
不过有另一种说法：屠格涅夫二十四岁时就爱上了女佣并有了私生女。屠格涅夫生长在俄国贵族家庭，这样的儿子常常与女佣私通，也常常有私生子女，其中一部分私通也许和爱情有关，同时与性和权力有关。屠格涅夫暴怒的贵族母亲驱逐了女佣，孤零零的女孩独身前往莫斯科，赁屋，大着肚子当裁缝，生下女儿别拉盖雅。有权力的人往往想要占有可以属于自己的一切，又同时隔绝那些会玷污自己的东西。因此屠格涅夫的母亲派人前往莫斯科，以一些赡养费掠走了女婴别拉盖娅，在庄园内抚养长大。
应该是一种默契，要屏蔽或是对抗走道另一侧那对情侣的亲热情话和调笑声音，我和她逐渐开始聊天。她说她去上海办事。那么，不是出差或者探亲了。我想象了一下艳遇的可能性。从洗手间走回来时，我发现那对年轻情侣接吻时，鼻子和下巴会碰到一起，凑成个倒三角形，嘴巴双双撮起来像小鸟。这青春的光晕，这肉体的合金！或许我应当不好意思看，但这场景真是奇特，我不禁再瞟一眼。没错。这样鼻子不会疼吗？
屠格涅夫本人在几十年中则始终住在波琳·维亚尔多夫人家附近。女儿五岁时，他把女儿送去她的家，请维亚尔多夫人代为抚养，直到女儿成年、出嫁。当维亚尔多夫人自己的两个女儿出嫁，屠格涅夫也送上嫁妆。他仿佛在她们的帮助下扮演一位更好的父亲，当他让维亚尔多夫人扮演一位比女佣更好的母亲。
我的经验是，有一些钱的女人常有一点愁怨。而男性比较简单，不那么穷困就不那么苦恼。
这些听起来既残忍得令人惊讶又慷慨大度。也许残忍、令人惊奇、慷慨这三样都是爱情的本质，是另一种变形的不离不弃，是一夫一妻制、鞭打出轨者、颂扬一生真爱、向往青梅竹马、要求已婚者一生一世未曾斜觑过路上行人的世界所不太能接受的。
我另一次换座位的经历是在高铁上。一个系蓝绿丝巾的女人临近开车时走过来，有对黏腻的情侣已经坐了她的座位，她换座坐到我身边。我正帮助她把旅行箱放上行李架，车就开了，我踉跄一下，险些抓住她肩膀。现在想来，她的年龄和外表不好形容，换我的朋友W也许会说她看起来像那种对生活有渴望的成熟女性。我想《新龙门客栈》里的老板娘若穿上套装走进CBD就会像是带有一张经历过风霜的创业者的脸。我也见过好几名女律师隐藏着美国人眼中酒吧招待式的身材，人就是这样，能与环境达成新的协调与新的格格不入。
第三种说法称，屠格涅夫的小说《初恋》源于真实，他还是个孩子时爱上了一位比他年长的贵族公主，她对他的亲热与冷淡让男孩子饱受折磨，后来他发现这位公主是他父亲的情妇。这种故事是今日读者容易接受的——权力、金钱、交换、野心、无知、进化论、丛林法则，纯洁的恋慕由现实打败。
5. 疼痛
而第四种说法是屠格涅夫在晚年深深地爱慕一位年轻的女演员，她在他的剧作里扮演少女韦罗奇卡。他六十岁，她二十五岁，二人曾坐在同一节火车车厢里跨越三十公里，这是他们一生中仅有的独处。他写热烈的信给她：“我不会改变我的爱慕之情——我对你的爱至死不渝。”他迅速去世了。没有人知道她是否回报过，或者以何种方式回报过这位将死之人的爱情，她嫁给了一位轻骑兵军官，这是她一生三次婚姻中的第二次。
她说：“问题不在音乐类型，在于年龄——辈分。”她比我小十三岁，我原本觉得我们是同辈。
凡人的爱情形态多样，有的样子难看，有的是难解的谜团，有的是变了形的医院看护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凸透镜下倒立成像的不离不弃。凡人在一再重复的生活中寻找爱情，在爱情中寻找突破生活的希望，而故事往往是这样：
大多数时候我觉得生活是幸福的。不过年纪大一点后我难以忍受的东西越来越多：不及时作结的发言、金属勺子碰撞马克杯、并线迟疑的人。我们有一户年轻邻居，有时夜晚放音乐，我打给物业投诉，太太则不满于我的不满。我告诉她，如果是古典乐，响亮一些似乎也说得过去，然而他们放的那种流行音乐，听来实在难受，隔墙微细也有如噪声。
你与一个轻骑兵结婚，分手，又与另一个轻骑兵军官结婚。
现在每次出差时间没有以前那么久了，还是不少，短暂、密。有时回家过一夜也不需要打开电脑包或登机箱。太太和我之间也有仪式感，不是每天一束花的那一种，她说她对花已经看够了。以前她会打开我的箱子，取出脏内衣和衬衫，换进干净的。后来我把脏衬衫都交给酒店洗。上个月我在酒店健身房总共跑了110公里。我们形成了生活节律，每次出差不超过十天；不能连续误过两个周末陪女儿的“家庭时间”。
你热烈地喜欢一个乐队，又热烈地喜欢另一个歌手。
我爱我太太，我喜欢我女儿，我们像三位室友，其中两位更友好一些。我太太有过不大快乐的人生阶段，女人是怒气的将领，情绪说来就来又工于表面的心计。到这几年，看起来，我太太应该是大体愉快的，矫健，比她的年龄显得年轻，一家人走在一起时，镜中我像她必须承受的损失。我女儿身上有一种顽强的东西，擅长好几种球类运动，比赛中会拼命。我相信她以后会是某个人的好女友，寂静时才会独自脆弱的那种。但愿我不是她身上的错误。
你在工程师中挑选你的伴侣，失败了，你选择了一名基金经理。
简单地讲，她和我不一样。和她妈妈也不太一样，虽然更类似一些。有时她和她妈妈看起来像双胞胎，两个人会因为我不能分享的某个小秘密一起笑起来，也一起自拍。合照中，我太太往往躲在后侧，收起下巴露齿而笑，法令纹成为一对扣住酒窝的括号，两个人的五官轮廓一模一样。有时我也给她们拍照，我看漂亮，太太通常不满意。她说，别重拍了，删掉，受不了。又说，还是全发给我，我来挑。她就是这样。你不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恐怕也不知道，但她知道她不要什么。
你和丈夫一起打工，他是瓦工，你和电工偷情。
今天，我用转机前的一个钟头，在东京成田机场的礼品店给女儿买了生日礼物。逛了一阵子，无从下手，在书、芭比娃娃、耳机、项链之间选择，最终选了珍珠项链。我意识到这往往是给成年女性的，她才十二岁，但我弄不清以她的年龄该送些什么，她想要什么。
你嫁给一个政府工作人员，他和你都觉得此生漫漫无绝期也缺乏希望。有一年他决定用晚上和周末准备法律考试，你更累了，也有些惊喜，你以为将会是和另一种丈夫过的另一种生活了。第一年他失败了，差得不多，第二年他成功了，不过你们讨论之后决定还是不辞职的好，在这座小城，法律收入不稳定，另外他的年纪也多少有些大了。他感到在单位里有升迁的希望，你想一想后意识到一旦他成为律师，可能会频繁出差，你会更累。两年后他没有升迁，不过有了新爱好，种多肉植物，后来专事蝴蝶兰，家变得浓密深绿。生活多少算是不一样了。
曾以为离开体制内出国再回国是我能够做的最大决定，为此俱犹豫经年，现在看来稀松平常。我常常踏晚一步。现在我五十一岁，对于创业又太老了。我留恋国外的唯一一点是，我希望voicemail能取代微信，让人别随时随地找到我。
有一次太太给我发来这篇文章，图片版的，不知道是她从哪里存下来的。她确实选择了一名基金经理，但她应该没有和电工偷情。我想她大概是发错了人。
4. 继承
许多年前，刚认识她时，我告诉她，生活在“9·11”事件后很快就回复原状。我以此抚慰她。她说生活不可能和原本一模一样，一定有什么你看不见的东西在改变，或者表面上看起来相同的那些要素于眼睛看不见之处重组，小振荡让人对巨变丧失警惕，如同海浪潮汐规律来去掩盖着大海深处发生的无限变化。她是建筑师，她为结构着迷，她总想重组。或许现在她的看法有所不同。
二十年来，我一直想听他接下来要说什么。
14. 异质
其实刘盛的事，我还记得的很少。他好开玩笑，激越而不算精明，容易喝醉，喜欢书法，那也是大领导欣赏他的原因。我们银行有个“书法室”，是大领导的爱好，在那里布茶、下棋，招待贵客，常找刘盛在午休时去切磋书法，刘盛说，多数时候并不写，只是谈谈，谈诗论道，谈古论今。现在我年纪大了，逐渐懂得写字是一种养生方式。刘盛还能背杜诗。如今看到人们辩论下雨天是考虑外卖员的安全更为善意，还是更应当叫外卖，为外卖员提供收入才更为道德时，我会想起刘盛有一次颇怅然地说“心忧炭贱愿天寒”。有一次接近春节时聚餐，忘了什么话头，他有点喝多了，强调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了解中国人最重视的是家和死，生可以随意，死要死得妥当。他斩钉截铁，说他认为二十世纪以来关于家庭的改革政策里，实际计生不是大问题，而丧葬改革则是剧烈的改变，取消了“如仪”，不成话，对不起祖先，这样下去会很麻烦。一个女同事接话说，在她看来婚姻也需要仪式感，有西方男性会每天给妻子送一束花，几十年不懈怠。对此大家无话可讲，沉默下来。话题岔过去了，不知道刘盛为什么那样说。
上周我刚刚因为女儿和太太吵了一架。或者说，我和太太做了一场关于伦理的讨论，在女儿在场的情况下。
小刘说她成为了手机安全的理论家。刘盛出事后她一直认为有人在监控她，不敢接电话或者发文字，只允许他打网络电话。她怕刘盛的事连累儿子，小刘有时发消息给她，已经按照懂行的人的教导，把涉及案情和人名的文字先处理成图片，再划一道道红蓝线条，不仔细辨别就看不清。她转发给别人，还是担心，打来网络电话问：“别人看到图片，能倒追出来是你发给我的吗？”
出租车到达雅加达机场时已经有些迟了。她们在我身后出关，海关官员认为女儿的入境章有问题，把她和我太太带去海关办公室盘桓了近一个小时，几位工作人员来来回回，最后是一位职级高一些的警员解决了问题，护送她们来登机口，道了歉。这时女儿跑去咖啡店，排了相当久的队，买了热可可回来，递给警员，说感谢他。
我说：“我记得你父亲年轻时容易出汗。”有次一起出差，刘盛说，在家要每晚换床单，老婆常抱怨。那时出差都是二人分一个标间，和现在不同，大概也是国力发展的证据之一。我问：“你母亲现在怎么样？”
女儿在那里排队时我相当无奈。快要登机了，印尼的效率已经被证实是个笑话，更何况警员没什么值得感谢，是他们犯错耽误我们的时间。她和警员其乐融融地告别后，我教育女儿：“马上要登机了，你不应该去买饮料。这样做礼貌但不负责任。”
我说我不知道这件事。一时震荡中，险些说成“要是我早些知道就好了”。在我的年纪，认识过的人消失越来越常见。有的人已经在你的生活中消失十几二十年了，对方去世的消息反而令其在你的生命中复活。也有不算少的人入狱，或者在看守所期间设法避免了入狱，判X年缓Y年，或者，在自由或非自由状态下接受一段调查后，大家都避免再知道其消息。
“现在是5点35分，5点45才结束登机啊。”她指指登机牌，受了冤枉似的。
他说，他父亲几年前在一场调查前自杀了。
“什么都可能发生，登机口可能会提前关闭。”
我问他父亲的近况。刘盛比我只年长几岁，当年是体制内的冒险家，让人担心会捅出娄子但又相信他总能弥补上的那种人。大领导喜欢他。我出国后几年，他也离开银行，听说过他在一家同业机构，后来逐渐没有消息了。
“Don't lie to her!”太太焦急地吼起来。
他说他正是刘盛的儿子。五官确实是像的，让我联想起老领导的还有他身上那种几乎是和盘托出的无知无觉的霸道与天真的气势。
着急或生气时我太太喜欢讲英文，我听起来会觉得不如同样意思的母语那么愤怒，好像隔一层过滤网。是文化差异吗，还是年龄代沟，用她的话说，“辈分”？也许我有夸张和吓唬女儿的成分，但我也确实觉得什么都可能发生。既然入境时可能会无由盖错章，登机时间当然可能无由提前，世界与命运的不确定性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主义，尤其在刚刚由海关带来一场教训之后。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学习能力，不是吗？太太说，that's a lie。按这种逻辑你同样可以告诉女儿说机场有可能爆炸，我们一家人需要待在一起，永远别分开。那也有亿万分之一的概率。当你有心夸张，为了吓唬人而设定出微妙的界限和目标时，当你敢于说登机可能会提前，而不敢说机场可能爆炸时，那么，前一个说法就是谎言。简简单单，一个要让她尽快回来的谎言，还顺便归咎于她，把海关的错误转变成好像是她做了什么错事似的，硬要让她担心、恐慌、负疚。你根本不是因为担心赶不上飞机，而是因为你觉得那个在努力礼貌地弥补不知谁人错误的警员，这个犯了错误的海关，配不上一杯热可可，配不上让你在登机口等待。你不愿意等她，撒了一个登机口的谎。
“请问，你是不是姓刘？我可能认识你父亲或者你叔叔。”我说。
我太太有适当剂量的愤世嫉俗，我有适当的笃定，只要她不太尖锐，不把怒气变成怨气。有李宗盛在，我生活中的愤世嫉俗已经够了。
他撞了我一下，我咳嗽一声。他抬眼一瞥，嘟哝着说，哦，不好意思。我说，不是，我可能认识你。
我认识她时她刚从建筑专业毕业，找到第一份工作，经常加班和旅行，喜欢音乐、小说、“各种有结构的东西”，没有宗教信仰，关心已经死去几百年的外国人胜过身边的人。回国后，尤其女儿上小学后，她热心公益，最近在为一家全国连锁的早教机构做设计。这种机构该叫作学校吗？可能更像公司，多数分支机构设在CBD写字楼里或者酒店式公寓底层，正与它的学生家庭——客户、顾客、购买者——活动的地点相符。它拉到了C轮风险投资，其中有两个娱乐明星投资人，他们的脸出现在电梯里的幼儿园广告上，让人感到发型才是教育的关键环节。这家机构也为偏远山村捐献了两座公益幼儿园。她耐心研究该在村庄什么位置摆放“触摸式游戏平台”。我问她，谁会去教呢？那些支教大学生第二年就会离开，而所谓的触摸式游戏可能更适合于有家长阳光咖啡厅和双语教学的地方，在村庄里孩子的身边本来也都是大自然。
我站在内侧。新走进来的年轻男人走到中间的小便池前，解开裤子。当有三个空位时，大家通常都会下意识选择两侧的，无论为卫生、为隐私，还是为了避免某种有共识的不适，不是吗？到洗手时他仍然选择了中间的盥洗池，水溅到我衣袖上，我看了他一眼，我认识他。
——你预备让谁为你的游戏平台除尘？
拍卖会近半时，我有近乎窒息的感觉，冲去洗手间的路上不得不两次停下，扶住椅背和墙壁。年过五十后，血压不稳定，我有时会突然胸闷，感到空气沉滞，越来越清晰地听到自己耳道深处的声音。
我们因此有了另一场关于伦理的争论，不过此次女儿不在场。太太指出我没去过那些地方，大自然已经不自然，周围的农田改造成了工业园，小溪如今是漂着塑料袋的水沟。她说，你其实又是认为人家不配。这时我想起大伯曾经告诉我，村里人并不喜欢树、植物、自然这些东西，在还没有下发造林补贴时，山上的树要卖钱，院子里的树要砍掉，开辟成菜园。
在上海，离我家不远一家酒店里举行的慈善拍卖会上，我买了两幅素人艺术家的画。价格都低，也不会升值，他们有的相当老了，有的年轻一些，但都会默默无名地去世。如果你预算不高，我的朋友W说，与其买这样的画，还不如买著名画家遗孀的作品，总会有人说，那是某某的某某某，愿意拿去送礼或者挂在客厅墙面。性价比更好的选择是著名画家的著名小妾或女学生，艳闻能保值。但我喜欢这些通常看来算不上学徒或民间艺术家的爱画画的人的作品，其中一位画家是个疯子，另一位是年事已高的农民，用类似我小时候看的连环画的笔法记录六七十年代跳广播操、秋收、开会的场面。他像是怕自己会遗忘掉什么似的，在作品背面用指甲大的密排小字写下对画面的长篇说明。
——而我们为什么为我们都不了解的人争辩？
3. 仪式
把女儿送去国际，至少是双语学校是孩子出生时太太就有的主意。我当然知道这是种新规范，但我始终认为如今要国际不难，要中国则更难。那时我不知道她对此这样认真坚决，也没有想到我会和她有愈来愈多关于她称为“教育理念”方面的争执。老实说那时我没太想过女儿的未来。长成健康、快乐的小孩，对，当然，但怎样做到呢？
我和这个女孩子结婚了。她现在是我的太太。
从女儿四五岁，我才开始真正喜爱她，之前觉得像小动物，不太知道怎样和她交流，在逃避之中常常感到自己无用无能，甚至不招她喜欢。
我担心这可能会让我听起来太像老人，但我还是对她说，在二十世纪初，在福特公司生产出Model汽车之前，路易·威登就先已经造出了能够放在未来旅行汽车备用轮胎中的防水旅行袋，后来又推出了能浮在水面的旅行箱，空难与海难中你都能保全你珍贵的皮箱，并借助它保全你或许珍贵的生命，这是我在商学院读过的案例。我真心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防范多于意外，保险早于危险的年代。老实说“9·11”事件发生之后半年我的生活就和原本一模一样了。我们都会活下去的，我告诉她。
太太说她读过《柏拉图对话集》后无法再忍受传统课堂。学校不应该是那样的，背诵，拷问，她have had enough。对于她来说回上海是为我做的牺牲。她在花园里种热带植物，根本不适合上海天气，十一月就要搬进室内，五月再搬出去。在这里，她想按广告片人工制造出一个女儿，英文、国际、对陌生人充满爱、在早餐店与服务员主动打招呼。如今女儿十二岁了，基本按太太设计的轨迹成长，但有了自己的性格，比如她有她妈妈所没有的坚韧。这一点在她小时候就显露出来：她本来是个不太协调也不爱运动的小孩，但在一年级时眼睛里含着泪，两个月里成为跳绳专家，一分钟160次。这种坚韧，老实说，似乎也并不继承于我。发现她的这个特点后，我更相信自己忍住不去告诫刚入职的年轻同事的道理：意志力和尽责性是一种天赋。
我说：“我三十八岁了，不年轻了但也不老。我不愿意想关于死的事。”
每一年我都变老一点，更想要在女儿身上辨认出来自我的东西。但那不容易。生活在中国与生活在美国的人居然遇到同一种困难：让孩子保持足够的中文。网络文章说在美国生活的华裔大学教授曾用一个假期就让孩子爱上中文，方式是塞给孩子一套金庸小说，保证着迷。我也尝试了，失败了。她读它，也许像我读《柏拉图对话集》或《道德经》的感受一样，久远、晦涩、过时。而我从她的课后英文阅读材料中第一次知道了“The It Girl”的意思，此前我一直以为It是指她们从事IT业。
她说：“如果现在飞机失事会怎么样？”
有女儿后，我开始接触此前与我无关或者早已淡忘的知识。杂乱的细节重新有了排序。现在我知道孩子五六岁开始换牙，到十二三岁，乳牙全部脱落。我想我十二三岁时一定曾了解这些，是后来忘记了。一生中我始终没有长出智齿，我很想等待看看这个特点有朝一日是否能够体现在她身上。
有一阵子，飞机在气流中颠簸，程度并不夸张。
她目前已经体现出来的性格特点似乎没有哪一项明确来自我的遗传。经常户外运动，喜欢讲逻辑性很强的复杂故事，苛求食物，爱好素食，坚韧。最近喜欢烤无麸质饼干，用指甲上闪着金粉和圣诞树的手揉面团，我私以为这并不太健康。在学习的科目上，她没有显露出什么特别的爱好，虽然这家学校在校训中强调“让每一个学生找到内心的热情”，和她年龄相仿的同学有些已经在研究机器人和无人机。她的兴趣在花样滑冰，准确说，是观赏花样滑冰。我们送她去学过滑冰，速滑还可以，花样动作，据我太太说，没有入门。如今女儿不大去冰场了，大部分空余时间花在看网络上的花样滑冰比赛和训练上，在英文论坛追踪运动员的近况，最大的梦想是追逐喜欢的运动员到世界各处表演。
送餐时女孩只要了冷盘。她似乎很想聊天，对我来说是一场艰难的谈话，没有什么话题。我怀着想象中绅士应有的善意以杂乱无章的漫谈抚慰她，她不显得难过，有些好斗，谈话也漫无边际。印象深的是她毫无预兆地提起最近读过托马斯·曼的《魔山》，那是我不会翻看的书，这种专有名词属于印刷品，我不觉得它们会出现在由嘴巴讲出的对话之中，我回答，我不太会滑雪，但喜爱雪山，觉得仿佛有魔力。确实是这样，那是能让人平静下来的东西，雪山、大海、沙漠、雨林、办公室外的自然。
去年有一场锦标赛在上海举办，据我太太说，现场有我女儿的几个网友，因为妈妈在旁边，她不愿上去打招呼。最近她开始做滑冰视频的字幕翻译，写选手生平故事，在网络上和他人论辩，我想这对她学英语和写作文有帮助。我太太说，这应了许多年前的那句话，你上网时不知道对面坐的是一个小学生。对我来说她越来越神秘，背后有一个完整的、我不曾涉足也不可能涉足、若非因为她则不知道其存在的彻底的世界。
“对不起。”（是对空乘还是他道歉？）
15. 宁静
“你可以吵架，可以分开坐，但说我跟踪你会让我遭到逮捕！”（大概是他在告诉她？）
在一段和另一段悬空之间，我回当年三十多岁时在纽约住的公寓看了看。也是一时兴起，这次出差换了一家酒店，离它只有几个街区。当年我住在那里时，前一半时间无休止地加班，经常在拐角处买苹果或者杏仁可颂当早餐，一直好奇为什么带馅的起酥面包叫丹麦面包，从未弄明白过。后一小半时间频繁出差，在飞机上遇到了我太太，一起回来。
“不，抱歉，我们刚订婚，这是场任性的争吵。”（他对空乘说？）
我从酒店走过去。路上下起雨，这是纽约这个季节的常态，昨天像春天，今天就有小冰雹自天而降，但街上的人不像为凄风苦雨而苦恼的样子，而总像是为能生活在这里而自豪，自豪的幸存者。走过八九个街区，经过室内动感单车连锁店，犹太人开的熟食店，还有一整个街区都是花店，兰花美丽的白色叶片在雨水滴落的绿遮阳棚下看起来像蜡。
“这个男人跟着我，请帮我换个座位。”（她对空乘说？）
十三年了，公寓大楼必定经过装修，从外表上看不出太大变化。一楼侧面有一间公寓改装成了医疗美容诊所，大楼前厅的大门和台阶应当都重修过，大门金灿灿的，拼接了一些蓝色圆弧状的装饰，不像往日那样朴素，有种奇怪的中东风格。
身边是个相当漂亮的年轻女孩，眼睛里有泪光。她和她的那名棕红头发的男友——未婚夫？——上飞机时我就注意到了她，握着一束玫瑰，手指亮闪闪的。我意识到起飞前我间断听到的来自后方的小骚动准是来自他们二人。
我告诉韩裔门房我是这里的旧住户，想来看看。在来访者册子上登记，出示了我一直放在钱包里的过期纽约州身份证。当年这里的门房、管理员、维修和水电工都是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人，前南战争后得到难民身份逐渐来到美国。离开纽约后，我曾想，如今是否会多一些科索沃维修工。没想到换成了韩国人，这位Henry Park，姓朴的中年人告诉我，是一家韩国地产公司在管理这幢大楼。
我当然说：“可以。”
我下到地下室。和以前一样，公寓共用的洗衣房设在这里，还有台球厅和桌上足球室，以及一个公共影音室，此刻空荡荡的。那时会在周末的“电影夜”来这里参加活动的都是老人，恐怕现在也一样。
一次飞行中，一个年轻男人从后方走过来，问坐在走道边的我：“先生，您愿意和我换座位吗？第十八排靠窗。”
洗衣房像过去一样嗡嗡作响，气息潮湿刺鼻。公共留言板上贴的广告海报比十几年前让人沮丧一些：
中午从旧金山飞纽约的航班通常都满舱，当年我三十七八岁时就是这样。那是一段我举棋不定的光阴，二十一世纪刚开始不久，千禧年还带有末日的意思，两三年间我无法决定是继续留在纽约工作还是回国，犹豫于该坚持逗留在青年时代，还是同意向中年过渡。那时我常常出差去西岸，冬天返回纽约深重的雪中会带来奇异而熟悉的超现实感，坐在靠窗座位等待飞机在颤抖中降落是我最喜爱的时刻，看着舷窗外的云团进化成雪会令我有一些微微的激动。
1. 我是一名哈佛毕业生，过去三年里我辅导的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的分数平均提高了8分。我能辅导SAT和ACT。我拥有哈佛的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本科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学位。请拨打我的电话。
2. 换位
2. 我开设三种工作坊项目，四周课程收费200—250美元。《战争与电影》《获得解读图像的视觉能力与审美技术》《如何用人生经历写出你的第一个电影剧本？》
过了大约半年，我发现公寓客厅一个转换插座上安有摄像头，那是太太来探亲时留给我的插座，此前我一直以为那闪烁的红色光点是它自带的开关。扔掉它时我为自己庆幸。
3. 本楼有一室一厅转租，月租金4495美元。上一位租客售卖自己的家具，高背转椅20美元，书架25美元。
人到中年后我愈发感到婚姻是一项智力任务。一周后我将父母送上了前往瑞士参观雪山和钟表店的旅游大巴，我只是不想多事。
还有一个人可以做普通话辅导，回答关于中国的市场咨询问题，代为总结中国各领域的商业信息。他来自新泽西，曾在中国担任富布莱特访问学者一年。“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你想去中国做生意吗？或者学习古老中国道教中的炼金术？联系我。”
用的是英文，right to the truth。是性别差异、年龄差距，还是生活经历差异？我对真相不那么在乎，我更在意平静。我常感到自己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不该花在真相上。
当天下午我飞回上海。在机场坐在吧台上吃了一碗拉面，旁边的登机口，有个年轻人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屏幕，没打字，不像在工作或打游戏的样子。他神情懵懵懂懂，戴灰棒球帽，T恤宽松，像个退伍兵，从我的角度，能看到他在面前的网页右侧有字，左侧是白色的图片，我日渐衰退并且没有解药的视力捕捉不到更多信息。
她说：“但我有权利知道真相。”
吃完拉面，我走到他身后坐下。他在看购房网站，布鲁克林一座带院子的独栋房屋，位于那条街的1213号，邮编11229。白色的单层小房子，两个卧室，一个洗手间，900 sqft，大概相当于八十多平方米。价格便宜，应是在布鲁克林比较萧条的街区。随时联系路易斯·克莱门汀。
电话中我解释：“本来准备等他们安顿下来再告诉你，我只是不想多事。怕你又认为我对双方父母厚此薄彼。”
他自己一个人在机场，没有戴结婚戒指。那座房子没有任何甜美的东西，不含草坪，毫无装饰的白，不受限制的宁静自足，后面有个篮球架。它不需要把工具房设在院子里的什么位置，大概也没有空间。工具放在家里就可以。我想象这个年轻人是建筑工人，下班后自己在家看电视，喝啤酒，有几位来自中学时代的朋友，傍晚一起投篮。我想象他不需要家庭，这座房子也不是为家庭而设的，它与求婚没有关系。我想象他的哥哥或弟弟或姐妹的孩子起了他的名字，他成为教父，并且一生舒适地独自一人。
我驻外那一年多半很忙，同时按北京时间和布鲁塞尔时间工作，与太太关系时好时坏。有一次，我请父母从国内过来散心，住我这里。没打算告诉太太，然而在他们到达的当天，她就猜到了。
2018—2019，巴里洛切，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纽约，北京，深圳
1. 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