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陷入深深的回忆，一声关门声让我记起身在何处。满满一束手电筒光滑过庞德先生家门前的地面，过了一会儿，扫过树枝，照向天空。不管那是谁，看起来都像是在发信号。光束猛地向下，正好照在卡车上，我心想要是拿着手电筒的人还拿着枪怎么办。然后我听到歌声，知道是唐尼。他朝我跑来，一边唱着杰米·约翰逊的歌，一边往这儿打着手电。
最好的时光永远是天黑前。河水变得更安静，更平和，尤其是深深的池塘。有时候会有一窝浮游，看起来就像是鹅卵石敲击了水面。这是鳟鱼的食物，但是它们小口地吃，不会溅出水花，仿佛不愿打破宁静。唐尼和我放下钓竿，我们知道一份诱饵敌不过一窝浮游。我们不着急回家，便在岸边坐一会儿。唐尼或许会抽一根烟，但是除此之外，我俩一动不动。静谧仿佛漫入我们的身体。那些会充斥你大脑的琐事这会儿都变得无足轻重——家里的杂事，思虑你能不能去得了海军陆战队，或者有足够的钱去A-B技术建筑科学院。
“该死的，唐尼，”他跳上车的时候我说，“他或许是听不见，但是他能看见。他会报警的。”
我想起在河边度过的夜晚，不单单是我们为庞德先生工作的这一年，还有我和唐尼年满十六岁后的那个夏天，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铺沥青。那份工作也很辛苦，特别是那些年长的家伙总派给我们脏活累活。但大部分晚上我们还是会去河边。高一的那个夏天结束后，我们开始和沥青队里那些辛苦的家伙一起出去玩。
“不用担心。”唐尼说，但是我发动卡车开出田地时，还是留意有没有灯光跟过来。
他慢慢地打开门，进去了。我关了手电，回到卡车里等待。车窗开着，但是凉爽的空气还是没法让我不出汗。我一直盯着房子看。前厅闪过一丝模糊的光亮。然后又消失了。我知道是唐尼的手电筒，但是我又禁不住想，如果我在这儿能看到，那么房子里的人也能看到。奥斯康定已经失效了，我发疯地想如果我把最后一粒留到现在就好了。我从仪表盘上拿下一包烟，点了一根。有一点用，足以让我的脑子放松一会儿。
直到开过农舍，我才松了口气，唐尼打开顶灯时，我的胳膊还在发抖。他手里有一只纸包，看起来就是八年前的那只。
“该死的，像是他邀请我们进去似的，”唐尼轻声说，把他的手放在我刚刚握住的门球上，“回卡车里去。看到灯光，你就准备发动。”
“我们今晚中了头奖，伙计，”他取出瓦罐来晃了晃，“像不像小时候的储蓄罐，但是里面装着的当然不是铜币。我还拿了别的。”
庞德先生的房子和田地间有两棵巨大的白橡树，我们用它们做掩护。空中升起一轮圆圆的黄色月亮，还一些星星。我们把手电筒藏在手心里，漏出一点光，足够看到跟前的几步路。他的卧室在后面，于是我们走上门廊，小心地挪动，不至于弄响地板。前门在窗户左边。唐尼示意我试试门球，虽然没锁的机会微乎其微。门打开了。
“我们说好了不拿其他东西。”我说。
“冷静，兄弟，”他说，“只是个螺丝起子，我用来砸窗，或者那只柜子。”
“我没打算拿。”唐尼说，“里面太安静了。我是说，像这样的老家伙应该会打呼，至少呼吸声很响。我最后去了卧室，想看看他到底在不在家。他就躺在那张床上，死透了，像一截涂了焦油的树枝。他穿着衣服，胳膊放在两侧，像是在等棺材。”
我熄灭车灯，颠簸着穿过几排老玉米，开得很远，直到路人看不到卡车。我调头面对着马路，关闭了引擎。唐尼打开手电筒，我也照做。我们下车以后，他从牛仔裤屁股后面摸出什么。他握着把手，我瞥见那东西是钢的。
“你肯定，”我说，“我的意思是，你肯定他死了？”
“就停在路边也行啊。”唐尼说，但我还是开进玉米地里。
“老兄，我就不说细节了，”唐尼说，“但是他死了至少两天。”
我半夜捎上唐尼，开出107号公路，转进庞德先生的土路。我们经过的寥寥几间房子和拖车都已经暗了灯，里面的人睡得沉沉的。我们转了个弯，大灯闪过一只破旧的邮箱，上面写着“庞德”。房子是暗的。我又开了四分之一英里，调头，慢慢往回开。
唐尼从纸袋里拿出几张钞票。
“嗯，我们就要这么干，”唐尼说，“就跟过去一样。我打赌三英里大桥底下一定藏着条大彩虹鱼，这次我要赶在你前面逮住它。”
“他的皮夹子就放在桌上。四十六块钱，他再也用不上了。”他说，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副假牙，放在仪表盘上那盒香烟旁边。“这么老的假牙里面一定有上好的金子。”
我点点头，尽管我知道什么都不会发生。
唐尼把钱塞进牛仔裤口袋，团起纸袋扔在地上。罐子在他的两腿间，他用左手紧紧抓住，右手旋金属环。不行。他拿手电筒敲了敲，又试了一次。我听到唐尼旋开金属环时铁锈嘎吱直响。等他用螺丝起子撬开盖子，他把假牙从仪表盘上拿下来，和罐子里其他牙齿扔在一起，尽力拧紧盖子，放在我俩中间。
“他妈的，我们都还没到二十五岁呢，说话的口气却像是要进养老院了。等我们明天弄到钱，就去搞些工具，在河里大干一场，逮一堆鳟鱼。买箱啤酒，把那些小坏蛋都油炸了。”
“该死的，”唐尼仍然喘着气，“这个老家伙死了还不让我们消停。”
唐尼对我微笑。
土路开到头了，我向右转到19-23号公路。穿过大桥，开进市里，除了快捷商店，其他地方都关门了。我们经过了银行，它的标牌亮着，显示着时间和气温。
我们眺望着波尔塞姆山。我知道我们都在回忆那些美好的夜晚。我们光着上身走进河里，只穿着牛仔裤和运动鞋。我们把水泼在头发上和胸口，让它带走燥热，汗水和泥污。有时候我们能逮住鳟鱼，有时候不能，不过那些都无所谓。
“天哪，现在才凌晨一点半，而且我们有钱，”唐尼说，“我提议去艾许维尔。乔迪·巴恩斯告诉我有个地方一直开到天亮。我们找两个女孩玩玩，早上兑了钱，再继续玩。”
“我觉得也是。”我说。
我没有更好的主意，于是我说，好的。
“那会儿我们干活累得半死，还有力气在河里游上两个小时，”唐尼说，“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简直无所不能。”
“我想先洗洗，换上些好衣服，”唐尼说，“还是让女孩们打一开始就觉得我们是狂野的不法之徒？”
“是啊。”
“我们上路吧。”我说。
“我们过去总能在天黑前逮到鳟鱼。”唐尼说。
“好的，”唐尼说，“我们先去找一趟马文，这样旅途才更有趣。”
我摇摇头，掏出钥匙。即便奥斯康定开始起效，拖车还是让人窒息。我住在一间旧磨坊，屋顶漏水，地板腐烂，但是至少不像是在仓库里。唐尼跟我走出去。这是一个美好的六月夜晚，太阳落山时空气也凉爽起来，白天的温度反而让此刻的凉爽变得更加宜人。
我没有作声，在红灯处右转，开去了马文家。我注视着照在前面的车灯。我们横穿了城市，却没有碰到一辆轿车或是卡车。平常我会觉得这是种好运，今晚却感觉像是审判。
“你可以一直待在这儿。”唐尼说。
“你怎么那么安静？”唐尼过了一会儿问。
我从桌子边站起来。
“那副假牙，”我说，“你不该拿的。”
“好啊。”唐尼说。
“去你的，为什么不拿？”唐尼说，“我们从活人那儿偷了不计其数。如果你觉得愧疚，还不如对他们愧疚，他们在乎。反正他妈的那个老家伙肯定不在乎。”
“黑色的T恤和牛仔裤。”
唐尼从烟盒里掏出一根烟，点燃，抽了好几口才又开口说话。
“你是说忍者服？”
“我们说完了吗？”
唐尼笑了。
“是啊。”我说。
“我们最好穿深色的衣服。”
“很好。”
“午夜出发。”唐尼说。
不出一会儿，我们就开进了马文家的车道。前廊的灯亮起来，我熄暗了车灯，关闭了引擎。
“几点？”
“我很快就回来。”唐尼说着，带上了罐子。
“我知道你是个好学生，”唐尼说，“但是给我这个老朋友一点信任。我不会蠢到在里面耽搁时间。这就好像是特殊任务。找到目标，进入，迅速滚蛋。”
他踏上门廊，马文开了门，只穿着条短裤。被吵醒的马文看起来很不快，但是他和唐尼说了一会儿话，便敞开门，进了屋。
“偷了罐子就走，是吗？”我问。
唐尼几分钟以后走出来，一手拿着罐子，一手拿着药瓶。
我们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唐尼说得没错。我过够了穷酸日子。有时候是建筑工地或者伐木的临时工，有时候是在商店偷东西，或者闯进一间度假屋。钱总是刚够用。第二天早晨你又回到原状。一个星期别样的生活如同假期，就像他们在豪华游轮上那样随意漂荡，无忧无虑。
“兔崽子一开始还生气呢，毕竟太晚了，但是我一掏出罐子他态度就变了，拿出秤来。三又四分之三盎司。你算算有多少钱。”
“这不可能，”唐尼说，“现在就连马文都搞不到了。”
“四千五百块。”
“如果我们能搞到一些处方就好了。”我说。
“没错，”唐尼说，“但是马文还得在纸上算。不管怎么说，我们把这当中的四千块放进他口袋，他以十二块钱一瓶的价格卖给我们。我们卖给中学里那些嗑药朋克们二十块钱，赚的钱够我们花很久了。不必马上做决定，但是我告诉你，我觉得这买卖真嗨。”
“你还没过够穷酸日子吗？”唐尼说，“每天都要拼命赚钱。”
唐尼晃了晃瓶子。
我整天无所事事，被欲望弄得晕头转向。我盯着药丸，无法挪开视线。有人欠了我伐木的五十块钱，那家伙躲着我。我开车找遍整个国家也要找到他。我把奥斯康定药丸放进嘴里，就着剩下的啤酒吞了下去。唐尼也吞了他那一份。我想起过去，一份奥斯康定就能让我在太阳底下暴走半天，现在效用已经减弱了。
“天哪，马文白送了这个。他说别多想了，以后再算钱。我们去搞些啤酒，然后磕嗨了坐着飞毯一路去艾许维尔吧。”
“我想碰碰运气，”唐尼说，“就我一个人进去。要是我俩都进去的话会碍手碍脚。你只要开车带我过去，帮我爬进窗户就行。我们今晚就干，到了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爽翻天了。”
我们穿过城往回走，冲进快捷商店。推门的时候响起铃铛声，一个男人从储存室里走出来。这个地方每星期都在换人，所以我们从没见过那家伙也没什么奇怪的。店里和停车场都没有人，当唐尼打开冷柜的门拿出半打啤酒时，那家伙看起来有点紧张。
“万一他听到了呢，或者看到了手电筒，”我说，“他至少有一把枪，而且你知道他会杀人。”
“够了吧，你觉得呢？”他说，我点点头。
“我们晚上趁他睡着的时候去，”唐尼说，“他八年前就屁也听不到了。你在他屋子里放狗他也不知道。”
我们正要走向收银台的时候，唐尼注意到商店后面的一排钓鱼设备。两副积了灰的泽伯窛钓竿和卷线靠在货架旁边。唐尼把啤酒递给我，拿起一副来查看价格，按了下按钮，看看出线是否平滑，然后又看了看另外一副。
“庞德几乎不出门。”我说。
“我们拿到钱就回来买。”唐尼说。
“有了这笔钱，马文就会为了我们压下价格来，让我们自己干。我大概还能要回我的车。”
“现在两点了，”收银台后面的男人说，“我要关门了。”
他把这两颗药放在桌上，用指尖揉搓其中一颗，像是要确定它是不是货真价实。尽管他知道最好再等等，他还是很想吞下去。
唐尼转过头去，手里拿着钓竿。
“蛇眼。”他说。
“你们的标牌上说会开通宵。”
唐尼从前口袋里掏出一只塑料药罐，拧开盖子。他摇了摇瓶子，两颗药丸掉在桌子上。我无比希望它们是粉红色的。
“我现在要关门了。”男人又说了一遍。
“我们还剩下什么？”我问。
他往停车场瞥了一眼，看得出来他非常希望有人推门进来，哪怕是开车经过也好。但是外面连个人影都没有。商店明亮的灯光下，只有他，我，还有唐尼。
唐尼看着我。他还在兴奋，但不会持续很久，我也不会。
“把酒拿去吧，”他说，“不收你们钱。”
“我告诉他了，他说那又怎么样，总归是要溶化的。他才不在乎。他妈的，他告诉我有一个医学院学生每个月都带给他两块金表。”
“好吧。你态度真好。”唐尼放下钓竿，从我手里把啤酒拿了过去。
“你有没有告诉他那是什么？”
“是圣诞节还是什么好日子啊？”唐尼的脸上绽放出大大的笑容，“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人送我们东西。”
“你有没有在听我讲？”唐尼问。“那个从艾许维尔来的叫贝克的家伙说，他愿意付我们每盎司一千两百块。一千两百块。那个罐子里有差不多三盎司。我们得闯进多少去度假的人的空屋子才能搞到这么多钱。”
“快走吧。”男人说。
唐尼从饭桌旁站起来，走向冰箱。冰箱和电视是拖车里仅剩的两样可以插上电源的东西。微波炉，录像机和空调都被当掉了，要不就是像他的车一样，不转了。尽管有电，但是前厅拉着帘子的窗户和一只赤裸的灯泡让这个房间看起来像个储存蔬菜的地窖。倒也不是说房间里除了空罐头和匹萨盒就没有其他很多东西，角落里有一台发电机和一台电焊机，都是我们没有来得及卖掉的，还有两只四节电池的手电筒，是从同一个建筑工地偷回来的。唐尼拿了两罐啤酒，递给我一罐。
唐尼向门口走去的时候，我从钱包里掏出五块钱来，走向收银台。男人举起一只手，像是要挡住子弹。
“我想了想，”唐尼说，“这个老家伙还是欠了我们。天哪，他只付了我们一半钱，我们替他干活比上回铺沥青还卖力。”
“走吧。”他哀求。
唐尼轻声说他打赌里面一定是一把日本手枪或者刀，也有可能是一把剑或者一面旗子。庞德先生在柜子里摸索了一会儿，找出了他想要的东西。他举起一只罐子，用粗糙的手把它递到我们跟前。里面有三分之一满，装着类似金纽扣的东西。他说，你们想想看，一个人要变成什么样才能做得出这种事，然后这个人在回家一年以后才感觉做错了。我很多次想过要埋了它们，但是做不到。仿佛就这样脱罪太轻易了。他把罐子放回纸袋。庞德先生告诉我和唐尼，不管怎么说，下回你们再看到那种拍得像儿戏一样的战争片，就想想罐子里的东西。然后他把罐子放回柜子里。接下来的整个夏天他都没有再提起过战争的事情，也没说起过别的。
“好吧。”我说，把钞票塞回口袋，跟着唐尼走向卡车。
听他讲这些事情令人心神不宁，不仅仅是因为活埋人，或者尸体炸飞到树上的故事，而是庞德先生讲述的方式，没有你以为的吹嘘，或者怒气冲冲。他的声音很柔和，始终近乎温柔地注视着我们。等他讲完，唐尼和我低头看着自己吃到一半的三明治，不知道该做什么或说什么，只好等着庞德先生吃完他的三明治，或者抱怨一番我们没有做好的事情，他就这样坐在我们对面的椅子里。他的眼睛湿润。我看看唐尼，发现他也在思索和我一样的事情——如果再没有人开口说话，庞德先生或许就要在我们跟前哭起来。唐尼问他有没有从战场带回来什么东西。唐尼结结巴巴地说，我的意思是说，纪念品。就是这时候庞德先生说我觉得你可以这么称呼它们，然后唐尼问能不能给我们看看。过了一会儿，他说或许我们是该看看，于是我们就去了前厅。电视和沙发之间有一只破旧的军用脚柜，庞德先生把顶上的杂志拿走，打开了它。
我开出停车场。一出城，唐尼就递给我一粒粉色的，自己也拿了一粒。我把药丸放在舌头上，就放在那儿。唐尼打开一罐啤酒，递给我。
但是那天，唐尼说等到十八岁，他想要加入海军陆战队，于是庞德先生就开始跟我们讲起二战中打日本人的事情。在那些岛上你甚至都不能算是人，他告诉我们。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回来，并且再次做人，都是奇迹。
“干了它。”他说。
休息时间只有午餐时的三十分钟。我们坐在门廊上，吃他带来的东西，通常是腊肠三明治和薯片，就着可乐吃下去。他和我们一起吃，但是除了抱怨泼出来的油漆和弯曲的钉子，他从来不说别的。一部分的原因是他几乎是聋子，但是本告诉我们他向来对人不友善，哪怕是在他妻子去世前。我们在那儿度过了整个夏天，除了邮递员之外没有人来，邮递员也只是把账单和广告塞进生锈的邮箱便骑车离开。
奥斯康定的糖衣开始融化。口腔里一股苦味，但是我希望这种滋味能再停留一会儿。我们过河时，遥远的堤坝边有一抹小小的灯火，是灯塔，还是篝火。远处，鱼在水流中扑腾，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
当唐尼问起庞德先生有没有带回战争纪念品时，庞德先生回答，嗯，我觉得你可以这么称呼它们。那是八年前，那会儿庞德先生已经是个老人了，他的听力几乎和他那一半的牙齿似的，所剩无几。他的髋关节也不好，因此他雇了唐尼和我粉刷并修建他的农舍，让两个十五岁的男孩干成年人的活，只需付一半的钱。我们骑车从城里出发，八点前到达。收工时间理论上说是五点，但是等他出来告诉我们可以结束时，常常已经过了几分钟。我跟唐尼说，真好笑啊，他的手表只有在收工时才走得慢。五金店的本·里斯警告我们说，这个老家伙小气得很。但是总比修剪草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