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经过学校方院时，都抬头看了看钟。
“你或许觉得她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应该感到宽慰，”艾伦说着，我开出了停车场，“但越是接近她回家的日子，我就越是害怕。”
“很多人来吃早晚饭，埃里克斯叫我留下来。”艾伦说。
“克莉没事。”我又说了一遍。
“我们来得及。”我说。
艾伦把手放回膝盖，双手交叉起来，像是在祷告。或许她真的在祷告。
“今天只靠小费就赚了九美元。”
“克莉没事，”我飞快地说，“我可能是得了过敏症吧。”
“很好，”我微笑着说，“你肯定待他们不错，不像中午的那些家伙。”
我开口前，艾伦伸手捂住了嘴。
我在十字路口停下来，一群大学生从我们跟前经过。
雨刷下面压着一张纸条，艾伦留言说她要工作到五点。我想去咖啡馆喝一杯咖啡，但还是决定在车里等。有时候我会在垃圾桶里找到一本杂志带回家，但是现在没有，于是我看了看克洛维奇教授给我的书。三本是有关教学的，但是有一本《安东·契克夫自选集》。我翻开，开始读一个小说，讲的是一个死了孩子的男人。他想要告诉其他人发生的事情，但是没人愿意听，最后他不得不告诉他的马。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故事有点矫揉造作，或者对有些人来说确实如此，但是当艾伦钻进卡车时，她问我怎么了。她说我看起来像是刚刚哭过。
“埃里克斯跟我谈了谈。”艾伦说。
我问了问她家里的情况。她告诉我她母亲已经从医院回家了，我说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我再次谢谢她的书，关上了门。等我收拾完所有办公室，走廊里的钟显示四点二十分。我最后查看了一下厕所，打了卡。
“他们抱怨了？”
“没多少时间了。”克洛维奇教授笑着说。
“没有，但是埃里克斯都看在眼里。”
我点点头，清空了她的垃圾桶。
艾伦指指我们中间的书。
“只有不到一个月了？”
“克洛维奇教授又给了我们很多书？”
“她很好。”我告诉她。
“是啊，”我说，“记得提醒我告诉克莉。”
“克莉好吗？”她问，
我们的运气不错，三个绿灯和一个红灯，但是开过城市限速标志以后，一辆车开得慢悠悠的，我被卡在后面。路是弯的，那个司机在五十五码区只开三十码。两公里以后路才变直，我终于可以超车。等我们开进写着病人停车区的停车场时，已经迟到了，但是波兰顿医生的车还在。我们飞快地跑进去，对他说抱歉迟到了。
我敲了敲门，她让我进去。
“不用担心，”他说，“你们没有错过通话就好。”
我擦拭了休息室，把警示牌收了回去。拿起扫帚和畚箕，清扫了楼梯井，然后清空了厕所的垃圾桶，清理了马桶和水斗。三点半的铃声打响时，最后的教室都空了，于是我继续打扫。明天是假期，大部分教职员工都回家了。我拿出万能钥匙，清空了他们的垃圾桶。当我来到克洛维奇教授的办公室时，她的灯还亮着。她八月才开始在这儿就职，她的家人都在乌克兰。有时候我们会谈论和爱人分离是多么艰难。
他指指接待室的地板。地上有一道拖拉机轮胎宽的红色污迹。
我道了谢，把它们放在储存室的架子上，和厨房纸巾以及消毒剂一起。我提起水桶，放在水斗里装满，倒了点消毒剂，往大厅走去。沃德洛教授办公室的门开着，但就她一个人。我想起上个月，克洛维奇教授送了些书给克莉。当我回到走廊时，沃德洛教授正在办公室里和马赫教授讲话。娜迪亚不知道他转身就会把书都卖了，但是卖到跳蚤市场总也好过当成厕纸。
“一个伐木工今天早上差点丢了胳膊。托尼亚和我收拾得差不多了，但还需要擦擦地板。”
“这是给克莉的。”她说。
“好的，先生。”我说着，看了看钟。
我看了看墙上的钟。十二点五十，于是我吃完午饭，把盘子拿去厨房。艾伦在那儿更换一份点单，我们讨论了一会儿有关克莉申请的事情。等我回到餐厅，教授们背着包，正要离开。桌子上放着一块钱小费。我跟着他们回到克罗默中心。有人在门口打翻了饮料，冰块像骰子一样撒了一地。门边有一块折起来的黄色警示板，于是我把它竖起来。我穿过走廊去拿拖把和水桶的时候，有人叫我。克洛维奇教授正站在办公室门边，手上拿着一叠书。
“我多留了五美元，算是额外的工钱。”波兰顿说，掏出他的钥匙。“告诉克莉，替她接生的人叫她当心点，医生的嘱咐。”
我透过镜子看到艾伦给客人们倒水，友好地交谈，但没有去沃德洛教授的卡座。艾伦经过他们身边时抬着眼睛，即便他们真的想要什么，她也看不到。我不应该告诉她沃德洛教授说了什么，更糟的是，我还在停车场把教授指给她看。艾伦是男人梦寐以求的那种妻子，但是她会记仇。
“我们会告诉她的。”艾伦说。
“这还是不能弥补她说了那样的话。”艾伦回答，从柜台上拿了水和茶壶。
波兰顿医生离开以后，艾伦先进去确保视频摄像头正常工作，网络对话已经连线。我去储藏室，装满水桶，加了漂白剂，拎到大厅。克莉打电话的时间到了，于是我走进波兰顿医生的办公室。艾伦坐在椅子里，我站在她身后。对话框跳出来的时候，艾伦点击了“应答”。克莉出现在屏幕上，和平常一样，艾伦和我心里纠结了一天的东西，终于可以松开了。
“你知道她也做了不少好事。”我说。
那里已经是复活节了，艾伦问他们午饭有没有吃填馅火鸡，克莉说吃过了，但是完全没有艾伦做得好吃。当我问起近况如何时，克莉说很好，她一直这么说，她告诉我们还有两天她就能出来了。艾伦问起他们小组里被炸弹炸伤的男孩，克莉说他失去了腿，但是医生保住了他一只眼睛的视力。
“他们进来的时候，我完全不想招待他们。”艾伦说。
好一会儿，我们谁都不出声，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早一天，在那辆悍马里的就有可能是克莉。艾伦问了学校的事情。克莉说北加州教育部部长正设法让教育经费和军队的学院基金持衡。她说这真的很有帮助。我跟她说了书的事情，克莉说要谢谢克洛维奇教授。
“是啊，”我说，“但她不是故意的，真的。”
可能是因为图像有些模糊，但是有那么一瞬间，克莉脸上的一丝神情让我想起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接着又有什么让我想起她念一年级时，然后是高中。仿佛是最细微的闪烁和变化让一个瞬间展示得比其他更多。但我又意识到，不是这样的。所有这些不同的面孔都在我的心里，而不是在屏幕上，我不禁想，我是否记得每张面孔，足够多克莉的脸栩栩如生地在我心里，保护着不在身边的她。
“还行，”她回答，朝教授们点点头，轻声说，“是那个黑头发的女人说的是吗？”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没有说什么要紧的事情，但是我们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到克莉的脸，听到她的声音，知道她又安全地度过了一天一夜。之后，我们打扫了办公室，最后擦拭了接待室的地板。血迹很难弄。我们跪在地上，使劲擦地毯，像是要把地毯也一起擦掉。
“早上过得不好？”我问，因为艾伦服务生式的微笑无精打采的。
我们终于完工，艾伦拿起前台桌子上的两张二十元和一张五元。我们从波兰顿医生那儿赚的钱都装在一个信封里，等克莉回家以后全部给她。总共有将近两千块，足够她在大学里用。回家路上我打开了收音机。我和艾伦很喜欢这个台，因为它放的很多歌都是我们恋爱时听的，那会儿我们还没有克莉大。
我穿过隔开校园和城市的马路，来到克劳福德餐馆。沃德洛教授和马赫教授以及卢卡斯教授一起坐在卡座里，他们的办公室也在克罗默中心。我刚在吧台坐下，艾伦就拿来碟子。她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只有三十分钟的午饭时间。我的午餐是免费的，额外福利，就好像波兰顿教授还让我们用他的电脑。艾伦倒了冰茶，然后递给我刀叉和纸巾。
我们开车穿过城市时看到不少商店已经挂起圣诞装饰，照亮了街道。等红灯的时候，我想着克莉，越接近她回家的日子，就越害怕。仿佛克莉幸运了那么长时间，而现在运气终于快用光了。我不禁想，我们还是可能会接到电话说克莉受伤了。或者更糟，一个士兵出现在家门口，手里拿着帽子。
学生们在自动取款机前拔出银行卡，仿佛赢了乐透彩票。他们中或许没有人想过，当他们坐在教室或者观看篮球比赛的时候，和他们同龄的孩子却被简易炸弹炸飞。我再次思索着如果还有征兵，我们如何能够不去阿富汗。我敢打赌，如果每个人的孩子都得去那儿，事情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有混蛋在电视上说，只不过是一群愚蠢的乡巴佬在打愚蠢的仗，好像克莉和其他小孩毫不重要似的。有时候我想揪住一个学生的领子，告诉他，你不知道你现在过得有多好，或者告诉我自己，我给我女儿的，要比我父母给我的多得多。这总比想着如果多年前我更有追求就好了要容易得多，在蓝山技术学院搞张焊接证书或者弄个学位，赚更多钱，克莉就不会在那儿了。
绿灯亮了，我开过克罗默中心背后的钟楼。办公室的灯都暗了，但是学生中心还亮着灯。有些学生假期不回家，因此城里有人会守在电话机旁，等着它响。我想象一个伤心的年轻女人，害怕打那通电话，而电话那头的人又是如何倾听。
我打扫完前门台阶时，已经快十二点半了，于是我回屋把扫帚和畚箕收了起来，锁上柜子。休息室里放着一张危机热线的传单，底下是一份报名表。沃德洛教授通常星期五晚上来做志愿者。我走出克罗默中心，十一月的天气比平常山里更温暖明媚。钟楼响起钟声。我把脑海中沉重的金属指针往前拨了十个半小时。克莉已经上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