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具体是指什么时候？”
“您的推测没错，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工程款的资助方只有一个，校方也是在最近才得到了这笔意外的巨额资助。”
“今年年初。”
我坐到他对面，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弗朗西斯死后的几天。
“关于学校施工的资金来源，虽然很难查，但我还是搜集到了一些信息。”他郑重地说。
“出资方是谁？雯卡·罗克维尔的家人吗？”
在我准备咖啡的时候，科朗坦·梅里厄坐在一个矮凳上，掏出了一摞写满笔记的文件。我把一个杯子放到他面前，看见了从他挎包里露出来的《尼斯早报》第二版的头条。滨海小径的照片上，写着这样几个字——“恐怖压城”。
我突然想到，由于始终无法接受孙女离开的事实，雯卡的祖父阿拉斯泰尔·罗克维尔很有可能策划了这一系列复仇事件。
“我有消息要告诉您！”
“跟她家没有一点关系。”梅里厄说，在咖啡里加了一块糖。
他跟着我走进厨房，看过咖啡机旁的咖啡豆后，拍了拍紧贴在胸口的纸袋说：
“那是谁？”
“如果不是胶囊咖啡的话，我很愿意喝。”
这位年轻潮人查阅起自己的笔记来。
我邀请他进屋喝咖啡。
“是一个美国文化基金会，叫哈金森&德维尔基金会。”
“您节哀。”对我说这句话时，他努力做出一副歉意的表情；然而，这表情却被他厚厚的胡子掩盖住了，而且与他青春洋溢的脸庞极不协调。
刚听到这个名字时，我并没有想起什么。梅里厄一口就喝光了咖啡。
这位实习记者把自己的装备靠在墙上：那是辆很有意思的自行车，车身是竹子的，弹簧发条上立着皮质车座。
“和名字所显示的信息一样，出资成立这家基金会的共有两个家族。战后，哈金森和德维尔家族在加利福尼亚成立了一家贸易中介公司，从此大发横财，如今在全美已经拥有一百多家分公司了。”
“我是科朗坦·梅里厄，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助理。”他一边自我介绍，一边摘下自行车头盔，抖了抖火红色的头发。
记者继续查阅着笔记。
有人按门铃。我以为是父亲回来了，便直接开了锁，走到露台去迎接他。可是，出现在我面前的不是里夏尔，而是一个清瘦的男孩，他五官精致，目光清亮得出奇。
“基金会的资助领域是艺术和文化。它的主要资助对象是中学、高校和博物馆，比如巴普蒂斯特中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等等。”
雯卡爱的是女人。至少，雯卡曾经爱过一个女人。亚历克西斯，一个中性名字。在法国，取名为亚历克西斯的基本都是男性；而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名叫亚历克西斯的却大部分是女性。面对这一新的发现，我震惊不已，同时也在思考自己是不是又走错了路。
梅里厄挽起了牛仔衬衣的袖子；那衬衣太紧，看起来好像是他的第二层皮肤。
就在这时，我想通了一切，想到了从一开始就被我忽略掉的细节。改变了一切的细节。
“在最近的一次理事会上，他们投票决议了一项特别的提案：有一个理事会成员提议资助美国领土以外的机构。这还是头一回。”
两个女人相爱……这篇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美文，是对女同性恋情的诗意赞颂。它并不是一纸高举旗帜的宣言，而是一番焦灼苦痛的思考，慨叹两个相爱的女人无法拥有生物学上的亲生子女。
“就是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的扩建改造工程？”
“两个女人相爱相守的完美关系”，这句话拨动了我的某根神经。我坐在一把椅子上，继续阅读下去。
“没错。会上争论得非常激烈。这个项目本身也还算有意义，但项目里包含了一些离谱的东西，比如在湖边建一座什么天使花园。”
我翻阅着那本书，起先是草草翻着，随后便专心致志读了起来。和我之前所以为的不同，这本由法国水星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女性兄弟》并不是一本诗集，而是一部散文随笔；雯卡，或者是送她这本书的人在上面做了大量的笔记。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被标记的句子上：“在两个女人相爱相守的完美关系中，这是唯一的缺陷。我们完全可以抵御男人们的诱惑，却无法抗拒拥有一个孩子的需求。”
“斯特凡纳跟我提过，是一座庞大的玫瑰园。”
亚历克西斯
“对，就是它。设计师的意思是把那里打造成悼念雯卡·罗克维尔的静思之地。”
爱你，即生。
“这太夸张了，不是吗？基金会怎么能通过这么疯狂的提案呢？”
只为永伴你左右。
“就是啊，理事会的大部分成员是反对的，但在这两个家族里，有一个家族如今只剩下一个继承人了。那个人据说精神比较脆弱，很多董事都不太信任她。然而，按照章程，她手里占的投票权很多，另外，她也争取到了几张选票，最终以微弱优势胜出了。”
我想成为一个没有躯体的灵魂
我揉了揉眼睛，心中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感觉：我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听懂，但与此同时，又好像从未如此贴近过目标。我起身去拿背包。我得确认一件事。从背包里，我找出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学年的年鉴。就在我一页页翻开年鉴时，梅里厄结束了他的叙述：
致雯卡：
“在哈金森&德维尔基金会里很有话语权的那位继承人名叫亚历克西斯·夏洛特·德维尔。我估计您认识她。您在圣埃克苏佩里上学时，她曾是那里的老师。”
我冲了个澡，从父亲衣柜里翻出一件夏尔凡衬衫和一件羊驼绒外套穿到身上。走出浴室后，我一口气喝了三杯浓缩咖啡，凝视着窗外湛蓝色的大海。在厨房里，我旧时的物件还躺在前一天的地方。矮凳上悬放着大纸箱，实木吧台上则堆着我以前的作业、成绩单、混音带，还有那本茨维塔耶娃的诗集。我翻开诗集，再次阅读扉页上优美的题记：
亚历克西斯·德维尔……充满魅力的英美文学老师。
我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我没来得及接听电话，但听到了对方的留言。父亲借用律师的手机给我来电，告诉我他已被释放，正准备回家。我本想马上给他回拨过去，可手机却没电了。我的行李箱还在那辆租来的车里。我试图在父母家里找个匹配的充电器，却没有找到，最终放弃了。我用固定电话联系了芳多纳医院，但没能打听到马克西姆的消息。
我万分惊愕，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当年大家口中的德维尔小姐的照片。年鉴上没有她的全名，只有缩写“A.C.”。我终于找出了亚历克西斯。杀死我母亲和弗朗西斯的凶手。试图害死马克西姆的人。也是她，间接地将雯卡推上了命运的悲途。
当我睁开眼时，中午的阳光正在客厅里闪耀。我一觉睡到了下午一点多。一场厚重、深沉的睡眠，将我与黑色的现实彻底隔绝开来。
“她现在每年都会回蔚蓝海岸住六个月，已经有段时间了。”梅里厄说，“她买下了位于昂蒂布海岬的菲茨杰拉德老别墅。您知道是哪儿吗？”
2017年5月14日星期日
冲到外面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没车了。正在我犹豫着要不要骑走小记者的自行车时，我突然想起来，地下室里有一辆轻便摩托车。我从车库走进地下室，掀开覆盖在摩托车上的塑料篷布。我坐上车座，像十五岁时一样，试图用脚蹬启动那台标致103。
——阿兰-傅尼埃，法国作家
然而，由于地下室里又冷又潮，发动机打不着。我找出工具箱，回到摩托车旁。我卸下抗干扰装置，用钥匙松开火花塞。火花塞又黑又脏。当年上学出发前曾做过千百次的动作，在此刻重现：我用旧抹布擦拭火花塞，再用玻璃纸来回打磨，最后把它放回原位。一系列的动作完成得流畅自如。其实，它们始终刻印在我脑海里的某个地方，这记忆看似遥远，却属于一个并不那么遥远的、充满希望的年代。
也许，等我们死去时，只有死神才能给予我们钥匙，让我们续写那场未竟的探险之旅。
我再一次尝试发动摩托车。情况似乎好了一点，但车仍没有怠速。我踢开撑脚，跳上车座，顺着斜坡滑了下去。发动机起先好像已经熄火，随后却发出了一阵爆音。我冲上马路，祈祷着摩托车可以坚持几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