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层是客厅、饭厅和开放式厨房。和日式建筑相仿，整个一层都是打通的，隔开各个生活空间的，不过是一扇扇开放式屏风，屏风由轻木制成，不会阻挡光线。
我刚一靠近门口，电子锁就自动解开了。我担心会有警报响起。墙上确实装有一个盒子，但什么都没有发生。这里也一样，只要打开一个总开关，整座房子的灯会全部亮起。我按下那个按钮，眼前出现了高雅壮观的室内装潢。
我在里面走了走，扫视着整个房间。弗朗西斯的单身别墅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宽大的白石壁炉、黄橡木的梁垛、线条柔和的胡桃木家具——一切都那么雅致，那么有温度。鸡尾酒吧台上，放着一瓶喝了一半的啤酒，说明最近有人来过。在科罗娜啤酒旁，有一盒烟和一个漆壳打火机，机身上是一幅日本版画。
这座现代化的建筑丝毫没有普罗旺斯和地中海的色彩，反倒有些许美国建筑风格。悬挑的二层小楼同时使用了多种建材：玻璃、浅色石头、钢筋混凝土，与周围的绿地和石丘高原完美地融为了一体。
马克西姆的芝宝打火机……
走近门扇时，我听到了一声解锁声，大门自动在我面前敞开了。原来，我身上的钥匙是一把智能电子钥匙，可以进入这座别墅的任何地方。走在石板路上时，我被流水声吓了一跳。这声音不是从远处传来的，水流仿佛就在我脚下流淌一般。我打开室外的电灯开关：花园和所有露台同时亮了起来——我也是接下来在别墅里走来走去时才发现这一点的。类似于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沿瀑布而建的杰作，弗朗西斯的别墅是沿水道而建的。
显然，和我在安娜贝尔家聊过之后，他来了这里。而他所发现的事，令他心慌意乱，以至在匆忙离开时忘记了香烟和打火机。
庄园里一共只有三十多座别墅，彼此的间距非常大。我记得《观察家》杂志的那篇文章提到过，弗朗西斯家的门牌号是27。那座别墅位于庄园的最高处，周围密林遍布。夜色中，棕榈树和大木兰的身影依稀可辨。我把车停在了铸铁大门前，大门两侧是繁茂的柏树篱。
走近内嵌观景窗时，我意识到，弗朗西斯就是在这儿被谋杀的。行凶者应该是在壁炉旁拷打了他，随后将其丢在那里等死。再之后，他顺着光滑的镶木地板，一直爬到了河面上的观景窗前。就是在这里，他拨通了我母亲的电话。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母亲有没有接听。
我慢慢行驶在一条沥青小路上，前方是一片松树林和橄榄林。奥蕾莉亚庄园建造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之所以声名在外，是因为开发商们重建了一座巨大的地中海式花园，在园内种满了热带稀有树种。他们的大手笔在当年频频见报，还在庄园内开凿了一条穿流而过的人工河。
母亲和弗朗西斯是情人关系吗？我从未做过这种假设，可眼下，我觉得它一点都不离谱。我打开双闪，驶向了业主通道。雨下得很大，保安很难看清我的脸。传感器扫描了奔驰跑车的牌照，大门开了。既然母亲的车牌可以被识别，就说明她经常出入于此。
母亲……
一辆玛莎拉蒂从我车旁驶过，开向了庄园大门。一共有两个入口。左边是访客通道，需要跟保安登记，而右边则是业主通道。传感器扫描车牌后，栅栏会自动打开。我没有关掉发动机，认真思考起来。字母“A”和“P”指代的大概是奥蕾莉亚庄园吧，而弗朗西斯正是这里的开发商之一。突然，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奥蕾莉亚是母亲的另一个名字。而且，和“安娜贝尔”相比，她自己似乎更喜欢“奥蕾莉亚”。转念间，我确信无疑：那辆跑车是弗朗西斯送给母亲的。
我感受得到，她的存在遍布整座房子。我想象着她留存在每件家具、每个饰物上的印迹。这里，也是她的家。我被一个声响吓了一跳，转过身去，发现她就在我面前。
虽然是在夜里，而且还下着雨，这一路却开得无比顺利。在GPS导航的指引下，我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到达了目的地：位于滨海卡涅和圣保罗-德旺斯之间的一片豪华住宅区——奥蕾莉亚庄园，那是弗朗西斯的单身住所，也是他被谋杀的地方。我靠边停在了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前方三十米就是庄园大门慑人的铸铁栅栏。去年的入室盗窃潮席卷而过后，这里的安保被全面升级。一个警卫模样的人正在保卫室前值守。
准确地说，在我面前的是她的照片，就挂在客厅对面的墙上。我走向沙发一体书柜，看到了其他照片。随着我脚步的移近，模糊不清的往事渐渐清晰起来。十几张照片，重现了弗朗西斯和我母亲多年来的共同生活。他们曾一起周游世界。我随意看了看照片，就认出了那些标志性的地方：非洲沙漠、雪中的维也纳、里斯本的有轨电车、冰岛的古佛斯瀑布、托斯卡纳山野的柏树、苏格兰的爱莲·朵娜城堡、世贸中心倒塌前的纽约。
这些美丽的地方，还有他们平和的笑靥，令我战栗。母亲和弗朗西斯是恋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演绎着一段完整却隐秘的爱情故事。在世人的目光外，他们保持着一段真真切切、长长久久的恋人关系。
我心慌意乱地拉起手刹，一边驶出停车场，一边问自己，那个被母亲认为是家的地址，到底是什么地方？
可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公开彼此的恋情呢？
我打开GPS，看了一眼预存的地址列表，没有发现可疑的内容。我按下了第一个地址“家”，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医院距离康斯坦斯街区只有不到两公里的距离，可GPS却显示出了二十公里的车程，指示我沿海边向尼斯方向驶去。
在内心深处，我是知道答案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能够猜到个中缘由。理由很复杂，和他们独特的性格紧密相关。安娜贝尔和弗朗西斯个性鲜明、严酷凌厉，他们在彼此身上寻得了安慰，建造起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泡沫。作为两个强势的个体，他们始终在与世界对抗。对抗世界的平庸，对抗他人地狱般的生活，为了逃离这地狱，他们始终在抗争。美女与野兽。两个与众不同的灵魂，藐视世俗、藐视法规、藐视婚姻。
我检查了钥匙包。除了这辆车的钥匙外，我认出了家里的钥匙、信箱钥匙（更长一些），还有一把包着黑橡胶的大钥匙。这几把钥匙挂在一个奢华的钥匙扣上：椭圆形，粒面皮，上面印有两个相互交织的镀铬字母：A和P。如果A是安娜贝尔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那P又指的是谁呢？
我发现自己哭了。也许是因为，在这些照片中，在母亲的笑脸中，我找到了儿时所熟识的那个人。那个人的柔情，偶尔会在奥地利丫头冰冷的面具下浮现出来。原来，我没疯。我没有做梦，这一切都是真的。另一个女人曾真真切切地存在过，而今天，我找到了证据。
我打开了汽车顶灯，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庸俗的问题：这么一辆车得值多少钱？大概十五万欧元？母亲哪儿来的那么多钱给自己买这么好的车？我父母的退休金虽然不低，但他们住的漂亮房子是在七十年代买的，那时蔚蓝海岸的房价还没有疯涨，中产阶级还可以承受。况且，这辆车也不像她的风格。突然，我闪念想到，安娜贝尔是故意把这辆跑车留给我的。我回想起今天下午的情景。安娜贝尔不由分说，根本没有给我留反驳的余地，让我除了开她的车外别无他选。可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擦了擦眼泪，可它们还在继续流淌。我感动于他们隐秘的生活，和那段只属于他们的别样爱情。说到底，真正的爱情难道不正是游离于一切世俗之外吗？这种纯粹的、接近于化学反应的爱情，弗朗西斯和我母亲曾真正经历过，而我，只是通过书籍幻想过而已。
亚历克西斯、雯卡、弗朗西斯、马克西姆……事件中的受害者越来越多。我必须终止这一切，但是该如何做到呢？驾驶室里的气味带我回到了童年时光。那是母亲以前常用的香水。娇兰的掌上明珠——姬琪。一种神秘醉人的气味，混合了普罗旺斯的清香——薰衣草、柑橘、迷迭香——以及浓烈持久的皮革香和麝猫香。我怔怔地沉浸在这香气里好一会儿。似乎身边的一切都在把我拉向母亲……
墙上的最后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照片很小，颜色棕紫，是一张非常老旧的班级合影，拍摄于一座小镇的广场上。照片上还用羽毛笔记录着时间和地点：蒙达奇诺，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孩子们坐成三排，看起来十几岁的模样。所有人的头发都像乌木一般黑，除了一个小女孩，她有一头金发，目光清亮，和大家的距离稍稍有些远。每个孩子都看着镜头，除了一个小男孩，他脸蛋滚圆，表情令人捉摸不透。就在摄影师按动快门时，弗朗西斯转过头去，眼里只有那个奥地利丫头。那个学校里最美的女生。他们的故事已然被这张照片诠释得淋漓尽致。在童年，在那座见证了他们成长的意大利小镇里，一切早已注定。
“托马斯，咱们得谈谈。我发现了一件事，非常严重的事……”马克西姆的最后几句话在我耳边回响起来。他那么着急，是想和我说什么？他到底发现了什么大事？前路茫茫，一片灰暗。我还没有完成调查，却不得不承认，雯卡再也找不到了。
我打着了火，却没有开走汽车，继续留在停车场里。我好冷。我闭上眼，喉咙干涩，在酒精的作用下，思维仍是混乱的。我很少有这种筋疲力尽的感觉。昨天夜里，我在飞机上没有合眼，前天晚上也没怎么睡。时差、过量的伏特加和紧张的情绪，都找上门来。我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任由它们四散开去。我被雨滴拍打车窗的声音团团围住，倒在了方向盘上。
我走上原木悬梯，来到了卧室。我抬眼望去，二楼的格局尽收眼底：一间宽敞的主卧、几间次卧、书房、衣帽间、土耳其浴室。与一楼相比，二楼遍布的落地窗更是打破了室内与室外的界限。这里的视野堪称绝美。森林近在咫尺，小河流水与簌簌雨声融为一体。玻璃露台通向一座透明盖顶泳池，从泳池望去，可以看到蓝天和一座悬空花园，园内种有紫藤、含羞草和日本樱花。
我躲进母亲的奔驰车里，掏出了手机。没有范妮和我父亲的消息。我拨通了他们的电话，却没有人接听。里夏尔就是这样。他大概是找到了妻子，既然自己无忧无虑了，别人就可以统统见鬼去了！
有那么一会儿，由于害怕面对即将发现的秘密，我差点折返出去。但时间紧迫，容不得拖延了。我推开卧室的旋转门，走进一个更加私密的空间。又是照片，但这回全是我的照片。从小到大，每个年龄段都有。一天下来，我始终有种感觉，而且，随着调查的推进，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深刻：想要查明雯卡事件，首先需要调查的，是我自己。
我同意了。其实在内心深处，我并不希望在医院碰见前来取证的警察。我冒雨穿过医院的停车场。在刚过去的几小时里，天气发生了突变。风停了，天越来越低，灰蒙蒙一片，间或电闪雷鸣。
最老的一张照片是张黑白照。贞德妇产医院，一九七四年十月八日，托马斯出生。一张超前的自拍。拿着相机的是弗朗西斯。他紧紧拥抱着我母亲，而母亲怀里则抱着刚刚产下的婴儿。那个婴儿，就是我。
“你的脸色实在太差了，还有，我想一个人留在这儿，你懂的。”
令人惊愕，却不容置疑。真相好比一记耳光，重重打在我的脸上。我胸中顿时涌起一阵波涛。浪潮退去时留下的泡沫令我浑浑噩噩。一切都清楚了，一切都各归其位了，但个中代价却是残忍、痛苦的。我死死盯着那张照片。我看着弗朗西斯，觉得仿佛是在看镜中的自己。这么久了，我怎么能一无所知？现在，我什么都懂了。为什么我从没觉得自己是里夏尔的儿子，为什么我始终把马克西姆视为兄弟，为什么每次有人攻击弗朗西斯时，一种动物的本能都会让我与之针锋相对。
奥利维耶询问了几个医生，他们纷纷表示情况堪忧。马克西姆处于昏迷状态。他的血压很低，即便注射了去甲肾上腺素，血压也只上来了一点点。他的颅骨挫伤严重，甚至出现了大脑血肿。我们本来待在等候室里，但医院的工作人员说，即便留在那里也无济于事。虽然全身扫描可以预估出一切病变，但医生们仍表示目前无法断言预后。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至关重要。我完全领会了他们的言外之意：马克西姆已命悬一线。奥利维耶不愿离开医院，但坚持让我回去休息。
在巨大的情感冲击下，我坐到了床边，擦拭泪水。知道自己是弗朗西斯的儿子让我如释重负；然而，想到我再也无法和他说话，心中不禁生出无限遗憾。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里夏尔知道这个秘密和他妻子的双重生活吗？也许吧，但也不一定。也许，这些年来，他一直是只鸵鸟，并不清楚安娜贝尔对他数次出轨如此宽容的真正原因。
我驱车接上奥利维耶，跟着救护车一路驶向医院。到医院后，我瞧了马克西姆一眼。他的身体遍布淤血，被一具坚硬的夹板和颈托固定得不能动弹。看到他面色苍白、黯淡，身上插满了输液管，我不禁想到自己当时没能保护他，并因此感到非常难过。
我站起身准备离开卧室，但又走了回去，想拿走那张在妇产医院拍的照片。我必须带走它，它能证明我来自何处。掀起相框时，我发现墙里嵌有一个小保险柜。数字键盘提示我输入六位数密码。难道是我的生日？我其实完全不相信这样就能打开保险柜，却忍不住想要试一下。有时，想当然不见得行不通……
马克西姆从八米多高的地方摔下，落在了沥青路面上。虽然下面的碎树枝在他跌落时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但仍然没能避免他脊椎、骨盆、腿骨和肋骨等部位的多处骨裂。
咔嚓一声，保险柜门开了。钢材柜身并不是很深。我把手伸进去，掏出了一把手枪。就是那把弗朗西斯在受害时没来得及用上的枪。在一个小帆布袋里，我发现了十几颗三十八口径的子弹。对武器，我从未有过兴趣。一般来说，我比较反感这些东西。但为了给我的小说创作积累素材，我曾硬着头皮做过些研究。我掂了掂这把手枪。厚重、结实，应该是把老式的史密斯-韦森M36左轮手枪。就是那款家喻户晓的“警长特别版”，木质枪托、钢质枪身。
我离开芳多纳医院的急诊室时，已经是深夜两点了。死亡的味道是什么样的？我觉得，那是医院走廊里弥漫着的药片、消毒水和保养液混合在一起后的难闻气味。
在这张照片后放一把手枪，寓意为何？说明幸福和真爱需要不择手段来保护？或者，想要得到它们，必须付出血泪代价？
——马可·奥勒留，罗马皇帝、哲学家
我取出五颗子弹，把弹巢装满，将手枪别在腰间。我不知道自己懂不懂怎么开枪，但我知道，从此以后，危险无处不在。有人认为雯卡被人所害，正在清除他心目中的所有元凶。而我，定是他的下一个目标。
远离他们的最好方法，就是避免和他们相像。
走下楼梯时，我的电话响了。我犹豫着，不知该不该接听。凌晨三点打来的隐藏号码来电，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最后，我按了接听键。是警察。昂蒂布警局的文森·德布鲁因局长在电话里告诉我，我母亲遇害身亡，我父亲承认，他是杀害她的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