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廊咖啡厅是个极具比奥风情的地方。毕加索、费尔南·莱热、夏加尔都曾是这里的常客。餐桌上铺着格子桌布，遍布整座广场。
“没问题。”
“这儿的东西还是那么好吃吗？我以前常和父母过来。”
“别担心，我不会耽误你们的约会。我只是想和她确认一件事情，两分钟就够了。”
“那你肯定不会有什么陌生感。四十年了，这里的菜单从没变过。”
天空已变成粉红色，在古老的石板上投下杏仁糖色的光。空气中弥漫着蔬菜蒜泥浓汤和精炖菜肴的香气。
我们聊了会儿油煎菜椒、夹心西葫芦花、香草兔肉，还有美丽的室外拱梁。接下来是一阵沉默。为了打破这沉默，我继续说道：
“她应该马上就到了。她跟我说今天上午见到你了。”
“你的实验室怎么样？”
他示意我在他对面坐下。
“别没话找话了，托马斯。”他的语气里带着攻击性。
“我是来找范妮的。她好像约了你吃晚饭。”
和今天上午的皮亚内利一样，生物学家拿出一支电子烟，吐出焦糖奶油味的烟圈。我不禁心想，要是瞧见如今这些醉心于吸果味电子烟、用排毒养颜的菠菜奶昔取代苏格兰威士忌的家伙，弗朗西斯或者我父亲那类男人不知会做何感想。
“晚上好，托马斯。好久不见。”
“你知道灵魂伴侣吧？一种白痴的说法。”蒂埃里·塞内卡用挑衅的目光看着我说，“根据那种说法，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完美的另一半。只有那个人才能让我们不再孤独。”
“嘿，蒂埃里。”我沿着拱廊走向他。
我泰然答道：
我很快就找到了蒂埃里·塞内卡。他坐在拱廊咖啡厅的一张餐桌旁，向我摆了摆手，好像他等的人不是范妮而是我。深棕色短发、端正的鼻子、精心修剪的山羊胡——塞内卡的变化不大。他的穿着很随性：帆布长裤、短袖衬衫，还有件搭在肩上的毛衣，仿佛刚从一艘游船的甲板上走下来似的。他让我不禁想起了仕品高[1]的某些老广告，还有我十几岁时共和国联盟候选人的竞选海报：为了打造轻松随和的形象，他们往往是这副装扮。然而，最终的结果往往有悖于最初的愿望。
“在《会饮篇》里，柏拉图称阿里斯托芬是自己的灵魂伴侣，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白痴说法。我认为这很诗意，而且我喜欢这种象征性的说法。”
来到拱廊广场后，眼前的景象令我震惊：它和二十五年前我离开时一模一样。狭长的广场一直延展到圣玛丽亚-玛德莱娜教堂，两侧是两条拱形长廊，廊下是两三层高的彩色小楼。
“是啊，我竟然忘了，你一直是学校里最浪漫的人。”他嘲讽地说。
然而，关于比奥，我却有一段特殊的记忆。初一那年，我做了学生生涯中的第一次演讲，讲述了一则令我印象颇深的当地民间故事。十九世纪末，在没有任何缘由和前兆的情况下，村里的一座大房子突然倒塌了。事故发生在晚间，房子里的居民正在聚餐，欢庆家里的一个孩子初领圣体。仅仅几秒钟，这些不幸的人就变得粉身碎骨，被掩埋于废墟之中。事后，救援人员搜寻出了三十多具尸体。这场悲剧令人们久久难以忘怀，以至于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伤痛仍在继续：至今没人敢在那片废墟上盖房子。由于始终处于空置状态，那里变成了人们口中的“灾难之地”。
由于搞不清他想表达什么，我并没有打断他。
主街两旁陈列着各式普罗旺斯产品（香皂、香水、橄榄木工艺品）的商铺，也有许多艺术工坊，展示着当地玻璃彩绘艺人、画家和雕塑家的作品。在一家葡萄酒酒吧的露台前，一个姑娘正抱着吉他，愉快地哼唱着小红莓乐队的保留曲目，虽然唱得不太好，但周围的人们还是伸出双手打着节拍，让夜晚在美好的氛围中拉开了序幕。
“你知道，范妮也相信这种说法。十三四岁时这么想完全可以理解，但年近四十如果还这么想，就有问题了。”
挂断电话，我终于走到了步行区的入口。这座村庄比我记忆中的模样还要美。中世纪时，这里曾被圣殿骑士占领，虽然至今仍保留着些许当时的古迹，但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来自意大利北部的人建造的。此时，房屋的赭石和青铜色光辉温暖着铺石小路，让游人仿佛置身于萨沃纳或热那亚小城中。
“蒂埃里，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好的。”他咕哝道。
“有些人，永远活在过去的某个时间。对这些人来说，过去一直都过不去。”
“你如果真那么担心，就给周围的医院打电话问问吧。”
我本以为他在描述我，然而，他想说的并不是我。
我真不敢相信他的话。他之所以抱怨，是因为妻子不在就没人做家务了！
“你知道范妮内心深处在想象些什么吗？她想象着，有一天，你会回来找她。她真的以为，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你会意识到她是你生命中的那个女人，你会骑着战马而来，带她步入幸福的国度。在精神病学上，这叫作……”
“是的，”里夏尔答道，“今天家里有客人要来，她不能就这么把我晾在这儿啊！”
“我觉得你添油加醋了。”我打断他说。
父亲的反应让我很讶异，因为母亲经常四处出差游走。二〇〇一年前后，她供职于一个帮助非洲女孩就学的无政府组织，经常离家，父亲似乎从未对此介怀过。
“但愿如此……”
“我也不知道，爸爸。你觉得真有什么好担心的吗？”
“你们在一起很久了吗？”
“打了，可她手机忘在家里了。我该怎么办啊？”
我原以为他会继续向我发难，没想到他竟然真诚地说：
“你给她打电话了吧？”
“五六年吧。我们经历过真正幸福的时刻，也有过困难期。可你知道吗，即便是在我们两个很好、过得很愉快的时候，她也总会想着你。范妮总是忍不住去想，如果和你在一起，她的爱情会更热烈、更圆满。”
“托马斯，我很担心。你妈妈一直没回来。这不对劲啊。她就是出去买点东西嘛。”
蒂埃里·塞内卡垂下双眼，喉咙哽咽，声音喑哑。他的痛苦显然不是装出来的。
伴着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我来到了比奥村村口。公共停车场已经没有车位了。好多辆汽车打着双闪、排成两排，等待有车离开。我开着车，绕了村子两圈都没有找到车位，干脆放弃了在村里停车，沿着巴谢特路向贡布山谷驶去。我又向下行驶了八百米，终于在网球场前找到了一个车位。我赶紧停好车，开始全速爬坡往回走：这十几度的坡搞得人腿脚酸疼，气喘吁吁。就在快要到达坡顶时，我又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要知道，‘与众不同的男生’，和你对决真没那么容易。可是，托马斯·德加莱，你除了是个第三者和梦想贩卖者外，还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推测：也许，范妮和雯卡调换了位置？也许，那个星期日早上，乘火车去巴黎的人是范妮？这听起来有些荒诞离奇，却也并非不可能。当年，各方调查搜集来的所有证词我一直都记得。学校保安、路政局的人、开往巴黎的高铁上的乘客，还有酒店的夜班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怎么说的？他们说自己看见了“一个年轻的棕红发女子”“一个漂亮的红发姑娘”“一个目光清亮、发色红棕的女孩”。这些描述非常模糊，完全可以和我的推测吻合。我追寻多年的线索，看来终于要找到了！雯卡可能还活着。一路上，我在脑海里反复脑补着这一剧情，好让自己相信它是真的：出于某种不为我所知的原因，范妮为雯卡的逃离打掩护。所有人都在巴黎寻找雯卡，然而，她可能从没登上过那辆通往巴黎的列车。
他望向我的眼神里，有憎恶，也有忧伤，仿佛我既是导致他不幸的罪魁祸首，同时又是他潜在的救星。由于觉得他言辞过激，我甚至没有开口辩解。
我重新回到车里，不过这回是打算去比奥村。一路上，我很难集中注意力，脑子里全是校报上的那张照片。头戴红棕色假发的范妮（她当年一直是金发）像极了雯卡，那种相像令人心惊。她们的相似之处不只是头发的颜色，还有身材、表情、举手投足。我想到了母亲常让戏剧俱乐部的学生做的即兴表演。那是一种生动的情景表演练习，年轻人非常喜欢。做练习的学生需要连续扮演好几个人物，被模仿的对象皆是在大街上、公交站前、博物馆里偶遇的人。他们把这个练习叫作变色龙游戏，范妮做起这个练习来简直是出类拔萃。
他抓了抓山羊胡子，随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我看了张照片。那是他的手机封面：一个正在打网球的八九岁男孩。
“这是你儿子吗？”
我假装没听见，冲进了电梯。一般来说，我很喜欢听到这个问题，因为那就好比读者在对我会意地眨眼睛。然而，就在电梯门关上的瞬间，我意识到，再也不会有下一部小说了。星期一，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尸体就会被发现，我会被判入狱十五到二十年。我即将失去的不仅仅是自由，还有那唯一一件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的东西。为了赶走这些令人窒息的想法，我机械地翻看着手机。有父亲打来的一个未接电话（他从不给我打电话），还有波利娜·德拉图尔发来的一条短信（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弄到我的手机号的）：“对不起，刚才很抱歉。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我有时会犯傻。PS：您早晚有一天会写一本关于雯卡的书，我已经想好了书名——《玫瑰的遭遇》。”
“是的，马尔科。她妈妈获得了抚养权，把他带去了阿根廷，跟她的新男朋友一起生活。不能经常见到他，我真的很痛苦。”
“您的下一部小说什么时候出版呀？”
他的故事很感人，但一个从未与我有过深交的人突然对我真情流露，让我觉得很不自在。
就在我已经走到走廊尽头时，远处的索菲娅善意地问我：
“我想再要个孩子，”塞内卡肯定地说，“和范妮要个孩子。但总有道坎卡在那儿，让范妮迈不出这一步。这个坎就是你，托马斯。”
“好的。谢谢您。”
我想对他说，我不是他的心理医生，另外，如果说范妮不想要孩子，那道坎很可能是他；可他看起来是那么难过、那么焦躁，我实在不忍心去打击他。
“可以这么说吧。”她表示认可，但表情有些尴尬，可能是觉得自己话太多了。
“我不会一直等下去。”他威胁道。
“所以，塞内卡是范妮的男朋友？”我问道。
“这是你们之间的事，与我……”
我记得他：圣埃克苏佩里理科毕业班的学生，比我们大一届或两届。他在比奥村3000商务区开了一家医疗分析室，就在村脚下。我父母抽血和体检都是在那儿。
我话说到一半，范妮突然出现在了拱廊下，看到我们两个坐在一起时很是惊讶。她对我打了个“跟我来”的手势，便穿过广场走进了教堂。
“是的。”
“托马斯，你今天过来，我很高兴。”我从椅子上站起身时，生物学家对我说，“有些当年没有解决的事，我希望你能在今晚处理好。”
“蒂埃里·塞内卡？那个生物学家？”
我没和他道别就来到了广场，踏着灰粉相间的鹅卵石路面，走向教堂去见范妮。
“星期六晚上，她经常和塞内卡博士在拱廊广场吃饭。”
“为什么？”
门口的焚香和香薰木香让我立刻置身于冥想的氛围中。教堂很美，美在简约：主门廊前是一道楼梯，直接向下通往教堂中殿。范妮就坐在台阶最下面，在一盏燃着十几支蜡烛的大烛台前等我。
“我没有权利把她的电话给您，真的。但如果我是您的话，会去一趟比奥村……”
也许，这里就是最适合忏悔的地方吧？
索菲娅犹豫了片刻，随后露出了一个歉意的微笑：
和今天上午我看到的一样，她身穿牛仔裤和长袖衬衫，脚上是一双浅口高跟鞋。她扣紧了战壕风衣，把膝盖抱在胸前，好像非常冷的样子。
“我必须得见到她，是很重要的事。您有她的电话吗？”
“嘿，范妮。”
“是呀，卜拉希米医生把您妈妈托付给我时这么跟我说过。真遗憾，您如果早来一会儿就能碰见她了。”
她脸色苍白，双眼红肿，神情憔悴。
索菲娅点了点头。
“咱们得谈谈了，不是吗？”
“不是，范妮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我们从小学开始就是同学了。”
我没想到自己的语气会这么生硬。她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刚要开口提问，她抬起头看向我，眼中的苦痛令我惊慌失措：平生第一次，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想知道真相。
“卜拉希米医生刚走，”索菲娅回答说，“您是想和她聊聊您妈妈的情况吗？”
“我对你撒了谎，托马斯。”
“我是来找范妮·卜拉希米的。”
“什么时候？”
我把这条信息记在了大脑的某个角落里。
“今天，昨天，前天，二十五年前……我一直都在对你撒谎。今天上午我跟你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应该是去年圣诞节。我第一次负责看护她时，正好赶上圣诞前夜值班。她是在半夜心脏病发的。”
“你说你知道体育馆的墙里有具尸体的事，是假的吧？”
“我妈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这儿接受治疗的？”
“不，那件事是真的。”
这一行为让我倍感不安。看来是我错过了什么东西。
在她的头上，古老的祭坛屏风被蜡烛照耀着，闪出淡黄色的光。只见那金色木框的中央，仁慈圣女一手怀抱婴儿耶稣，另一只手紧握着红灿灿的念珠。
“十几本吧。我们医院里有很多人都在读您的书。”
“我二十五年前就知道体育馆的墙里有具尸体了。”她补充道。
“我签了很多本吗？”
我希望时间就此停止。我不想她继续讲出真相。
由于被激起了好奇心，我跟她来到了走廊尽头一间狭长的房间里。在那里，她递给我一本书，是我最新出版的小说《和你在一起的几天》。书的扉页上果然签了名。致索菲娅，希望这个故事给您带去快乐与思考。致意，托马斯·德加莱。只不过，那不是我的笔迹，是母亲写的！我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画面：为了回应我的读者，母亲正在模仿我的笔迹签名。
“但在你跟我说之前，我并不知道那墙里也有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尸体。”范妮接着说。
“我那本书就在护士休息室里！您来看看吧，就在旁边。”
“我不明白。”
可索菲娅却坚持说道：
我不想明白。
“不可能吧。”
“那该死的墙里有两具尸体！”她站起身叫道，“我不知道克雷芒的事，艾哈迈德什么都没告诉过我。但我知道另一具尸体。”
“不，不，她说的就是您。作家。她甚至还帮我弄到了您的签名。”
“什么另一具尸体？”
我已经习惯了母亲对哥哥的赞不绝口，而且我认为热罗姆配得上那些溢美之词。总之，面对一个整天在战火硝烟弥漫或自然灾害横行的国度里救死扶伤的人，谁都不会操起家伙和他开战。
我已经猜到了她的答案；为了拒绝真相，我的大脑高速运转起来。
“您肯定是把我和我哥哥热罗姆搞混了。他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工作。”
“雯卡的尸体。”她终于说了出来。
“我叫索菲娅，”她说，“我和您母亲很熟。她每次来医院时，都会跟我们说起您！”
“不，你搞错了。”
只见那姑娘皮肤黝黑，发辫闪着金光，笑容灿烂，在灰暗沉闷的医院里放射出令人愉悦的光芒，有点像演唱《温柔杀手》时的劳伦·希尔。
“这一回，我跟你说的是真话，托马斯。雯卡已经死了。”
“您是安娜贝尔·德加莱的儿子吧！”
“她什么时候死的？”
我离开学校，再次驶向芳多纳医院。这次，我绕开前台，直奔心脏科的楼层。一出电梯，我遇见了一个身穿粉红色套装的护士，她叫住我说：
“跟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同一晚。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暴风雪的那天。”
晚上七点。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安东尼·伯吉斯，英国作家
这时，范妮把视线落在了手持念珠的圣女画板上。在圣母玛利亚身后，两个头顶光环的天使大大掀开她的风衣下摆，召唤最卑微的人前来寻求庇护。此刻，我好想走进那幅画里，以免被真相所伤。然而，范妮却抬起头，直视着我的眼睛，用一句话摧毁了我生命的全部意义：
有时，真相中并没有美好与善意。
“因为是我杀了她，托马斯。”
13.灾难之地
[1] 美国著名鞋履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