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人们自然有合理的理由。首先是经济上的。人们在这里捕钓玻璃鳗已经有很久的历史了。据说以前游进奥里亚河的玻璃鳗数量极大，农民们从海岸边把它们捕捞上来，用于喂猪。但直到鳗鱼越来越稀少，作为种群越来越有生存之忧后，依据人类独有的扭曲逻辑，玻璃鳗才成为一种越来越被人们追捧的高档美食。在巴斯克，人们用最优质的橄榄油来煎玻璃鳗，配上一点大蒜和温和的辣椒。人们把它装在一个小小的瓷杯里，趁热端上餐桌，用一种特殊的木质叉子来吃，以免烫到嘴唇。小小的一份，250克，高峰时段在圣塞巴斯蒂安[2]一家比较好的餐厅里可以卖到60到70美元。
玻璃鳗是巴斯克当地的一种美食，如今几乎只有这里的人们才吃玻璃鳗。不过，在鳗鱼这么柔弱透明的阶段就拿它们当食物，这个传统在历史上曾经分布十分广泛。在英国，过去人们在塞文河里捕捞大量的玻璃鳗。人们将活鳗鱼整个煎烤，加一点培根肉或打好的鸡蛋做成一种煎蛋卷，取名叫“小鳗鱼蛋糕”。在意大利，人们在西部的阿尔诺河与东部的科马基奥河里捕捞大量的玻璃鳗。在这些地方，人们喜欢把它们放在番茄酱里煮着吃，上面撒一点帕尔梅桑干酪[1]。在法国，各地的人们也捕捞很多玻璃鳗。不过，这种传统今天已经绝迹了。随着每年游进欧洲河流中的玻璃鳗数量急剧减少，绝大多数地方捕捞玻璃鳗的活动也完全停止了。只有巴斯克地区的人们还在固执地继续这项传统。
不过，阿吉纳加和奥里亚河沿岸的鳗鱼渔民还有别的继承传统的理由。他们只是不愿意结束。因为他们认为捕钓鳗鱼是他们的权利。因为他们的祖先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因为这种捕钓鳗鱼的方式，不仅是一份带来收入的职业，也是让他们成为自身的原因。那是塑造了他们身份的东西。
一个叫阿吉纳加的小村子坐落在这条河的沿岸，距离海岸几十公里远。那里只有600个居民，却有至少5家不同的捕捞和出售玻璃鳗的公司。在这里，职业知识也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在有满月或者新月的寒冷的夜里，最好有点多云，玻璃鳗在涨潮之际游进河里，它们成群结队地漂在水面上，数量巨大，就像一大片银光闪闪的海带。捕钓鳗鱼的渔民划着船缓缓地四处游荡，船头亮着灯，灯光映照在船底游动的鱼群上。他们用固定在长竿上的圆形网兜把玻璃鳗从水里打捞起来。
在这里，巴斯克分离主义组织（“埃塔”）[3]的势力仍然很强。在这里，人们习惯了自己解决问题。这里的人们被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统治排挤和压迫了40年，因此他们对来自马德里和布鲁塞尔官僚机构每一次行使权力的尝试都格外警惕。这里的人们继续带着他们的网兜和船灯前往河里，才不管政客们或科学家们怎么说。直到最后一位渔民死去，或者最后一条鳗鱼死去为止。
在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区的奥里亚河，人们在冬天和早春时节捕钓玻璃鳗。最终流入比斯开湾的这条河，在多山的巴斯克地区蜿蜒穿行，是很受玻璃鳗欢迎的一条路径，这些透明的玻璃鳗经历了两年穿越大西洋的旅行后，溯游而上去寻找淡水作为未来10年、20年或者30年的栖息地。其中很多不会游太远。寒冷多雨的夜里，渔民们乘着小木船来到海岸附近的河口，把那些纤弱的玻璃鳗从水里捞起来。
在北爱尔兰的内伊湖，人们捕钓鳗鱼的历史至少有2000年，这里的鳗鱼常常被描述成欧洲最美味的。内伊湖在北爱尔兰岛东北部的最北边，位于莫恩山脉西边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是不列颠群岛最大的湖泊。那里气候十分恶劣，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凶险的糟糕天气。但这里的人们还是一直以传统的方式捕鱼。因为他们一代代学的就是这个，因为无论是他们所在的地点还是鳗鱼本身的特点，都不允许他们采用其他的方式。
欧洲的那些以传统鳗鱼捕钓为最重要产业的地区，很少是大城市或著名城市。鳗鱼的大都会不同于人类的大都会。那是一些不寻常的地方，住着不寻常的人。固执又骄傲的人，正如瑞典鳗鱼海岸的居民一样，他们通常继承了自己祖先的职业，简陋环境下沉重的劳作塑造了他们。他们让这个工作变成了一种身份，因此他们——就像约翰内斯·施密特一样——继续乘着自己的船努力寻找鳗鱼，即便理智告诉他们不要这样。通常，他们通过鳗鱼和捕钓活动，培养了一种局外人的眼光，一种对权力和多数人的怀疑态度。捕钓鳗鱼的人——不仅仅是在瑞典的鳗鱼海岸——是为自己而存在的。
在内伊湖，人们钓的主要是黄鳗，用的工具是长钓鱼线。人们从简陋的小船上放下带钩子的钓鱼线，钩子上挂着蚯蚓作为诱饵。在捕鱼季，每条船上两个渔民会放出4条这样的长钓鱼线，每根上面有400个钩子。要徒手把蚯蚓挂上1600个钩子，并且在黎明时分把它们收回来，那会儿的寒冷和雾气会把手冻得像玻璃棒一样僵硬。
如果你去问瑞典鳗鱼海岸的人，大概很多人会说，这并非他们能选择的。鳗鱼渔民是天生的，是被代代相传的东西所塑造的。没有什么大学课程或职业学校会教人怎么当鳗鱼渔民。鳗鱼渔民拥有的特殊知识不是来自课堂或实验室。它们是经过许多个世纪传承下来的，就像一个没有被写下来的古老故事。人们是怎样缝制捕鳗网兜的，是怎样扒鳗鱼皮的，是怎样判断海上状况和天气的，是怎样理解鳗鱼在水下的活动的——这些具体而特殊的知识是在实践中被传承的，是一种跨越世代的集体经验。因此捕钓鳗鱼通常也是一种在家庭内部传承的职业，从一代人传到另一代人。没有把捕钓鳗鱼融进血液里的人，是不会成为鳗鱼渔民的。如果人们不能将捕钓鳗鱼看得比其本身重要，将之视为保存文化遗产、传统和知识的方式，他们便不会成为鳗鱼渔民。
传统上，捕获的鳗鱼主要被运往伦敦。在英国首都，鳗鱼长期以来都是一种很受欢迎的食用鱼，在小商店或者市场的摊位上出售。人们把它煎了配土豆泥吃，或者吃鳗鱼冻——把鳗鱼块放在肉汤里煮，之后凝固成肉冻。鳗鱼被视为一种简单且价廉物美的日常食物，跟伦敦东区[4]的工人阶层有着密切关系。鳗鱼又肥又富有蛋白质，比肉便宜多了。正因如此，它受到穷人们的欢迎，也可以想象，它常常受到富人们的鄙视。
选择捕钓鳗鱼的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偏偏是鳗鱼，它们给了他们什么？简单的回答是能获得一份工作和一份收入，但这应该不是全部。虽然一直以来鳗鱼都是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一种重要的食用鱼，但它们也总是很麻烦。鳗鱼捕钓起来很难，要了解它们也很难。它们非常神秘，对很多人来说有点恶心。这迫使渔民们开发出特殊的捕钓手段和工具。它们独特的习性使得捕钓活动只能保持在小范围内，尽管人们的需求量很大。它们没法像鲑鱼那样被养殖，捕钓来的鳗鱼从来不繁殖后代。长期以来，作为食用鱼和营养来源的鳗鱼对相当多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但它们却并不特别愿意配合人类。而今天，吃鳗鱼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鳗鱼的捕钓量也越来越小，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当捕钓鳗鱼的渔民呢？
不过，内伊湖鳗鱼来到伦敦不仅跟伦敦人喜爱它们有关，其中还有政治上的原因。16世纪和17世纪不列颠王国在爱尔兰大部分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收了肥沃的土地，还没收了所有值钱的自然资源。1605年，内伊湖沿岸的爱尔兰人被迫让出了在该湖进行捕鱼的权利，在350多年间，渔业被英国殖民者所控制。应该捕钓多少鳗鱼、用这些鳗鱼来做什么、渔民们应该得到多少报酬，这些都是由富有的新教徒们决定的。渔民们——通常是信奉天主教的农民——被从自己的土地上驱逐出去，被迫去寻找其他方式谋生。他们既贫穷又弱势。鳗鱼是让他们活下去的一种救急食物。
事物自然是在变化中的，但变化的其实只是一些细节。以前人们用涂了焦油的橡木造船，如今改用塑料制造。以前人们用桨划水前行，如今用一台外置的发动机。鳗鱼捕鱼权的费用不再用鳗鱼来支付了，儿子也不再能从父亲手里继承捕鱼权。如今女性被允许在鳗鱼棚屋里留宿，也能参加鳗鱼宴了。但除此之外，人们做事的方式跟从前几乎一样。这一方面是因为鳗鱼的特性要求这样的方式，也因为渔民们想要采用这样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因为鳗鱼海岸的人们达成了共识，保持传统和经验的鲜活有其独特的价值。就这样，鳗鱼渐渐地在这里也变成了一种文化遗产。
几百年里，沙夫茨伯里的伯爵占据着捕鱼权，但20世纪中期捕鱼权被卖给了一个叫“戒指”的财团，这个财团由少数有钱的伦敦鳗鱼商人组成。1965年，当一群天主教渔民联合起来组建内伊湖渔民合作社时，控制着内伊湖所有鳗鱼捕钓活动的，正是这个戒指财团。合作社的渔民联合起来，成功借到了钱，购买了这个湖20%的捕鱼权。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又筹集到更多的钱，买了剩下的80%的捕鱼权。与此同时，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爆发了冲突，这自然不是什么巧合。戒指财团的成员证实，他们遭到了直接的暴力威胁，财团的巡逻船也遭到暴力袭击，于是被迫卖掉了自己的捕鱼权份额。据说那些渔民都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成员。
直到今天，人们几乎还在用传统的方式进行捕钓。捕钓活动总是小规模地进行。无论是从捕鱼地点还是鳗鱼本身的特点来看，都不适宜进行大规模捕鱼。人们主要用鳗鱼网袋进行捕钓，那是一种带有锚形抓钩和浮标的特殊捕鱼网袋，网袋很长，有一个锥形网兜，渔获都聚集在那里。渔船很小，船底是平的，便于在较浅的水里行进，并且能很容易地被拖到沙滩上。无论网兜还是船，传统上都是渔民自己打造的。
就这样，鳗鱼也被卷入所谓的北爱尔兰问题。那是发生在北爱尔兰的一场跟宗教问题有关的暴力冲突，也涉及阶级、权力、所有权、财富和贫穷等问题。如今内伊湖的渔业完全被内伊湖渔民合作社控制了，那些仍在捕钓鳗鱼的人没有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带着固执的骄傲，继续往鱼钩上挂蚯蚓，把他们的长钓鱼线放进湖中。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也应该这么做下去。
传统上，捕鱼季仅持续3个多月，那段时节，鳗鱼们在游进大海、前往马尾藻海的路上会途经这片海岸，这就是所谓的“鳗鱼之夜”。鳗鱼海岸的渔民们捕的正是这些鳗鱼，它们又肥又大，身体已经非常适应穿越大西洋的漫长旅行。通常渔民们会在7月底把渔具放入水中，然后每天黎明去查看，直到11月初把渔具撤除。到那时捕鱼季就结束了，鳗鱼之夜就过去了。
而如今这一切都将消失：文化遗产和传统，菜肴和陆地上的标识，鳗鱼棚屋，渔船和渔具，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知识。最后还有关于这一切的记忆本身。
鳗鱼海岸总共被分为140个捕鱼区。它们大约有150米到300米宽，向海里延伸出几百米。只有拥有或者租赁了鳗鱼捕鱼权的人才有权在这里捕钓鳗鱼。人们在捕鱼区附近修建了鳗鱼棚屋，那是渔民过夜的地方。都是一些简陋的小房子，带有一个用来储藏的仓库和一间小屋子，里面放着一张桌子、几张床铺。捕鱼季时，渔民们通常整周整周地住在那里，为的是看管存放着捕来的鳗鱼的养鱼槽，或者在风暴来时迅速出海去救他们的工具。在这些棚屋修建之前，渔民们通常会把小木船翻过来放在沙滩上，用稻草铺成一个简单的床，躺在里面睡觉。
不管怎样，这正是在内伊湖边、在巴斯克的阿吉纳加、在瑞典的鳗鱼海岸的人们所害怕的。因为随着鳗鱼的减少，用各种方法保护它们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很多地方已经完全禁止钓黄鳗了。眼下有很多科学家和政治家在为全欧洲完全禁捕鳗鱼而努力。
一场传统的鳗鱼宴会至少要包含4种不同的鳗鱼佳肴，有很多各地的特色菜。有煎鳗鱼、煮鳗鱼和鳗鱼汤。熏鳗鱼——将鳗鱼清理干净后在盐水里泡上一夜，再用桤木的木柴进行熏烤。煎烤鳗鱼——对鳗鱼稍做腌制后，在一块铁板上用签子穿好，在热烤箱里烤，同时达到烟熏和烤的效果。麦秆鳗鱼——把一条大鳗鱼切成块，放在装满黑麦秆的平底锅里，用热炉子煎。树枝鳗鱼——将较小的鳗鱼用盐腌制后跟桤木枝和刺柏一起放在长方形的锅里煎。船长鳗鱼——将烟熏过的鳗鱼先用黑啤焖，继而用黄油煎。劈鳗鱼——将鳗鱼清洗干净并去骨，塞入莳萝和盐，在炉子上烤。所以，鳗鱼也成了一种独特的饮食文化。
“应该这样，”捕钓鳗鱼的渔民们说，“但不要忘了，这样做不仅剥夺了我们的职业和收入，还带走了一种传统、知识和一种正无可挽回地消失的有价值的古老文化遗产。”不只有这些，他们还说：“你们是在拿人类与鳗鱼的关系当赌注。如果不许人们钓鳗鱼、捕鳗鱼、杀鳗鱼、吃鳗鱼的话，人类也就不会对它们感兴趣了。如果人类不再对鳗鱼感兴趣了，我们其实也就失去了它们。”
鳗鱼宴会是那个时代的遗产。“聚会”（gille）一词源自“债务”（gäld）这个词，指的是获租的渔民要支付鳗鱼捕鱼权的使用费。通常是在捕鱼季节结束的时候，支付的形式是实物，也就是用鳗鱼进行支付。所以鳗鱼也成了一种货币。
正因如此，如今北爱尔兰内伊湖的渔民合作社在捕钓鳗鱼的同时，也花同样的精力来保护它们。他们开展了一个耗资巨大的庞大项目：购进黄鳗，将它们放到内伊湖里进行养殖。而瑞典鳗鱼海岸的鳗鱼渔民则组织起来，致力于提高人们对鳗鱼所受威胁的意识。他们启动了一个叫“鳗鱼基金”的项目，跟内伊湖的渔民们一样，将鳗鱼投放进湖中以增加它们的数量。2012年，他们建立了“鳗鱼海岸文化遗产协会”，目的是将捕钓鳗鱼的产业及传统设立为瑞典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的网站主页这样写道：“完全停止鳗鱼的捕钓意味着一种活着的文化、一种植根于当地的手工业、一种独特的饮食文化将成为历史。海边的鳗鱼棚屋将变成富人们的夏季度假别墅。再也听不到那种故事了。对鳗鱼的兴趣，以及鳗鱼，都将消失。”
至少从中世纪以后就是这样了。鳗鱼海岸的捕钓活动是通过一种叫“鳗鱼捕鱼权”（åldrätter）的特殊权利进行组织的。“捕鱼权”这个词来自动词“拉”（drätt），指的是这里的人们经常使用的一种捕鱼方式。这是一套古代的体系，起源于封建时代或者前民主时代，仅有瑞典的鳗鱼海岸将之保留到了今天。这套体系起源于斯科讷省尚属丹麦的年代，最早的相关书面文献记录出自1511年。里面说道，利明厄胡斯城堡某个叫延斯·霍尔格森·乌尔斯坦德（Jens Holgersen Ulfstand）的人从大主教手里买了两份鳗鱼捕鱼权。鳗鱼捕鱼权非常抢手，最主要是因为鳗鱼数量很多，是一种很受欢迎的食用鱼。1658年斯科讷省归属瑞典之后，瑞典国王接手了当地的鳗鱼捕鱼权，并根据瑞典化的专制政策，将它们分配给教会和贵族，以换取他们的效忠。教会和贵族则可以将他们的权利租赁给渔民和小农户以获利。这样一来，鳗鱼也成了行使权力的一种工具。
这是一个大悖论，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鳗鱼问题的一部分：为了认识鳗鱼，我们必须对它们感兴趣；为了让我们保持兴趣，就必须继续捕杀和食用它们。至少有一部分与鳗鱼关系更近的人是这么认为的。一条鳗鱼不能只是作为一条鳗鱼而存在。一条鳗鱼不能仅仅作为其本身而存在。就这样，它也成了我们跟这个星球上所有其他形式的生命之间复杂关系的一个象征。
瑞典的鳗鱼海岸如今已经没有多少渔民了，数量还在不断减少，但是他们的存在和活动在很长时间内影响了当地的生活。几个世纪以来，捕钓鳗鱼影响了当地的文化、传统和语言。鳗鱼海岸、捕钓鳗鱼的渔民、鳗鱼棚屋、鳗鱼之夜——这里的人们会在每一个包含“鳗鱼”的单词里额外添加一个谦恭的元音。在这里，人们叫得出几乎每一位老渔夫的名字。在这里，大部分人都参加过鳗鱼宴，那是在夏末或初秋的夜晚举办的一种特殊的宴会，完全是为了鳗鱼而办。在这里，鳗鱼——围绕鳗鱼的传统，也包括关于鳗鱼的知识——成了本地身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1]一种意大利硬奶酪，常常磨碎后撒在食物上吃。
鳗鱼棚屋最早起源于18世纪。在这片40公里长的海岸上至少有100多栋，直到今天还剩下50多栋。其名字来源于在那里住过的渔民，或者发生在那里的传说和神话，诸如兄弟屋、耶帕屋、尼尔屋、汉萨屋、双胞胎屋、国王屋、走私者之屋、尾巴屋、布谷鸟屋、伪证者屋。有些棚屋被废弃了，有些被翻修成了海滨夏季度假别墅，不过有很多仍然发挥着最初修建时的功能。正是在这些房子里，我们可以找到另一类人——和科学家大不一样的人，长期以来他们是距离鳗鱼最近的人。他们就是鳗鱼渔民。
[2]西班牙城市。
在这片沙滩上，每隔一段固定的距离就会立起一些粗大的木头杆子，七八根组成一组。它们看上去就像没有电线的电话杆，没有什么明显的排列规律。这些杆子是用来挂渔具的——晒鱼或烤鱼的工具。如果看到地平线上立起一组杆子，人们就几乎可以确定，在那里也能找到一栋小房子。通常是一栋很老的砖石建造的房子，带着稻草屋顶，有时候一半埋在沙丘里，门通常是面朝大海的。这些房子被称为“鳗鱼棚屋”。
[3]西班牙和法国交界处的巴斯克地区的一个分离主义恐怖组织。
这里风景十分优美，但不是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或者夸张矫饰的美。它是一种自然美，但同时又有些不好接近。这是一个弧度舒缓的圆形海湾，周围环绕着一圈稀疏的饱经风霜的松林。在松林的外面——通常从公路上可以瞥见——铺展着一片近乎白色的狭长沙滩，就好像沿路铺了一块被日光晒褪色的废布条一样。海很浅，水是深蓝色的。
[4]传统的工人居住区。
沿着斯科讷东海岸的哈诺湾，绵延着一片奇特的海滩。它有40多公里长，从南边的斯滕斯角一直延伸到北边的沃胡斯。这个地方被称为鳗鱼海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