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的车。”
他没吭声。
他还是没吭声。
“出了一个可怕的事故，”我说，“是劳拉。她开的车摔下桥了。”
“恐怕她已经死了。”我说道。
一段间歇之后，理查德被找来了。“什么事？”他问道。他从来不喜欢别人打电话到他办公室去。
“我的上帝。”他停顿了一下。“这些日子她到哪里去了？她什么时候回来的？她在你的车里干什么？”
我拨通了电话。理查德新任的年轻女秘书接了电话。我告诉她，事情紧急，不能通过她转达。我必须和理查德本人通话。
“我认为你需要立即知道这件事，要早在报界得到消息之前。”我说道。
再者，我应该提醒正在办公室的理查德：一旦走漏消息，“尸体上的苍蝇”就会来包围他。他的名声太大了，事情必然会这样。他一定愿意准备一份讣告。
“没错，”他说，“这想法是明智的。”
我上楼去换衣服。到停尸所去，我得戴上手套和一顶带面纱的帽子。也许已经有记者、摄影师在场了。我本想要开车去，然后记起我的车已经成了废铜烂铁。我不得不叫辆出租车。
“现在，我得去一趟停尸所。”
我会说，当汽车抛锚时，劳拉正在车里；她陪我去了修车铺。我遗落钱包后，她一定拾到了，然后就玩起小孩子的把戏：第二天早晨她去领回了汽车，从我支票簿上撕下一张空白支票，用假支票付了账。为了显得真实，我将从支票簿上撕去一张支票。如果他们再三问修车铺的名称，我就说我忘了。如果再进一步逼问，我就哭鼻子。我会说，怎么可以指望我在那种时候记住这样无足轻重的细节？
“停尸所？”他问道，“市里的停尸所？见鬼，为什么？”
理查德当然会盘问我。关于汽车和修车铺的故事还能站得住脚，如果我补充说：那天我和劳拉一起喝茶，但没有告诉他，因为我不想在他一场关键的演说前不必要地烦扰他。（目前，他所有的演说都是关键的，因为他越来越接近成功了。）
“他们把她放在那里了。”
警察离开之后，我竭力停止颤抖。我需要保持冷静，我需要振作精神。你必须勇敢地面对音乐[2]，瑞妮曾经如是说。然而，她想到是什么样的“音乐”呢？并不是舞会音乐。那是严峻的铜管乐，某种游街，两旁是观望的人群，指指点点地讥笑着。路的尽头有一个刽子手，他的精力十分旺盛。
“那么，把她弄出来，”他说，“送她到一个体面的地方去。一个更……”
现在这事差点都成了新闻。
“更隐秘的地方，”我说道，“好，我去办。我该告诉你，警察话里有话——一名警察刚来过——有一些暗示……”
当警察带来事故的消息时，我正在把午宴服换下来。劳拉冲过一个有“危险”标志的隔栏，然后径直翻下圣克莱尔街大桥，掉进下面的深谷里。警察黯然地摇着头说，汽车已摔得不成样子了。她开的是我的车；他们查到了牌照。一开始他们自然以为汽车残骸里发现的那个烧焦的女人是我。
“什么？你对他们说什么了？什么暗示？”他听上去相当紧张。
她是得和我谈谈，尽管她有旧话重提的倾向，就像死者有重复往事的习惯一样。死者说的全是活着时对你说过的那些事，但极少说什么新鲜的事。
“只是说她故意坠下桥去的。”
我松了一口气：一切也许都还好。劳拉仍然在城里。她以后要和我谈谈。
“胡扯，”他说，“那一定是个事故。我希望你是这样说的。”
当我回到家里，穆加特罗伊德太太告诉我：我不在时，劳拉来过了。她甚至没有按门铃——穆加特罗伊德太太恰巧在前厅碰上她。过了这么多年，突然看见活生生的劳拉小姐真是令人震惊，就像见到了鬼。不，她没有留下任何地址。不过，她说了一些话。告诉艾丽丝，我以后要和她谈谈——无非是这一类的话。她把房屋的钥匙留在信件盘子里，说她拿错了。穆加特罗伊德太太说，拿错钥匙真是件奇怪的事。她那扁平的鼻子闻出了几分可疑。她不再相信我说的关于我的车进了修车铺的故事了。
“当然。不过，这事有目击者。他们看见……”
然而，我无法给她太多的关注了；我正为劳拉的事发愁呢。如果她不很快出现，那我怎么办？我几乎不可能报告我的车被偷了，因为我不想她被捕。理查德也不想那样。那对谁都没有好处。
“她有留言吗？如果有的话，烧了它。”
“是的，有点憔悴。是理查德把你弄得筋疲力尽了？这个男人的精力可是太旺盛了！”她看上去兴致勃勃。她的计划——关于理查德的计划——一定进展顺利，尽管我不闻不问。
“目击者有两个人：一个是律师，另一个在银行做事。她开车戴着白手套。他们看见她转动方向盘。”
“是吗？”我和颜悦色地说。她最近不断告诉我说，我没有达到做妻子的标准。她的意思是：我没有全力支持理查德，对他攀登荣耀之梯没起推动作用。
“那是光线引起的错觉，”他说道，“要么是他们喝醉了。我要打电话给律师。我会处理好这事的。”
“你脸色有点苍白，艾丽丝。”威妮弗蕾德偏着头说道。
我搁下了电话。我走进化妆间：我需要穿一套黑色丧服，再带上一块手帕。我想，我还得告诉艾梅。我要说是桥出了问题。我要说是桥断了。
我们听说威妮弗蕾德将有一项最新的社会活动——为资助受伤军人举行一场“卡巴莱”[1]表演。演出中有歌舞，有一些姑娘表演常规的坎坎舞，所以我们都必须卷起袖子大干一场，还要兼带卖票什么的。威妮弗蕾德会不会穿着上裥边裙子和黑色长筒袜，亲自上场跳舞呢？我衷心希望她别上场。如今她快瘦成皮包骨了。
我打开我放长筒袜的五斗橱抽屉，里面有练习本——一共五本，是我们跟厄斯金先生读书时用的廉价练习本，用粗绳子扎在一起。劳拉的名字用铅笔写在封面上——她的笔迹稚气未脱。下面是标题：数学。劳拉讨厌数学。
那天我和劳拉在黛安娜甜点店喝完茶之后，我整个上午都在电话机旁徘徊。几小时过去了，没有音讯。当日，我曾和威妮弗蕾德以及她委员会两个成员约好在田园俱乐部吃午饭。凡是同威妮弗蕾德约好的事，最好恪守原定的计划——否则会引起她的好奇——所以我就去了。
我想，这是旧的课堂作业。不，是旧的家庭作业。为什么她要留给我这些东西呢？
更不用说姐妹之情了。噢，没错。这种情感总是如此。
我原本可以说到这里为止了。我原本可以选择一无所知，但我做了你也会做的事——如果你读到这里，你也会这样做的。我选择了知情。
忠诚。希望。爱情。
我们中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做的。不管什么事，我们都会选择知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免会伤害自己；如果需要，我们会把双手伸进火里。好奇不是我们唯一的动机：爱、悲痛、绝望或仇恨会驱使我们去做。我们会无情地窥探死者的秘密：我们会拆他们的信件；我们会读他们的日记；我们会翻动他们的垃圾，希望从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人那里得到一个暗示、一句遗言、一种解释——他们令我们捧着口袋，而口袋常常比我们想象的要空得多。
上帝。信任。牺牲。公正。
然而，埋下这些线索要让我们意外发现的那些人是怎么了？他们为什么要费心这样做？是出于自私？怜悯？报复？还是一种简单的显示他们存在的声明，就像在洗手间墙上涂写姓名缩写一样？存在与匿名相结合——坦白却不悔过，有真相却没有后果——它自有它的魅力。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洗去你手上的血迹。
或许这就是发生在劳拉身上的事——真真切切地把她推下了悬崖。她曾经依赖这些词，在上面建造她的卡片房子，相信它们是坚实的；而这些词却翻了过来，让她看它们空洞的中心，然后像许多废纸一样飞掠而去。
对那些留下此类线索的人来说，如果有陌生人来探问每一件和他们根本无关的事情，他们几乎难以抱怨。而且不仅仅是陌生人，还有情人、朋友、亲戚之类。我们都是窥视癖。为什么只因为我们发现了过去的事，我们就认为一切都可以随意拿取？一旦打开别人锁上的门，我们就都成了盗墓者。
我们曾经相信，天地万物的开始就是上帝这个词。上帝是否知道词也许是多么轻弱的一种东西？多么稀薄，一抹就被抹去了？
然而，仅仅是锁门而已。房间和里面的东西都完好无损。如果留下东西的人想被别人遗忘，他们总是可以把这些东西付之一炬的。
什么都没有。只有眩晕。我在边缘摇摇欲坠，两手朝空中乱抓。最后，我求助于词典。“悬崖”，一个垂直的筑垒，或者是一个陡峭的岩面。
[1]“卡巴莱”：一种餐馆或夜总会的歌舞表演。
这个词就是“悬崖”。它为什么会出现呢？“悬崖，悬崖。”我反复念叨，也许是大声念叨，但眼前没有影像出现。它是一种物体，一种活动，一种心境，还是一种身体缺陷？
[2]面对音乐：英语中的习语，意为“勇于面对困难或承担后果”。
今天，我的脑子突然一片空白，仿佛是白雪反射的结果。并不是某个人的名字消失了——那倒是正常的——而是一个单词，像一只被吹翻的纸杯，倒空了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