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拉轻蔑地望望她，然后回到自己的位子上继续涂画。我翻过去一页，因为我已将整首诗扫视了一遍，发现诗里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发生了。
“暴力小姐”叹了一口气。“这是诗，亲爱的，”她说，“那是丁尼生爵士写的，我想他应该最清楚。诗并不推理原因。‘美即真，真即美——这是世上的一切真理，也是你该知道的一切。’”
破碎，破碎，破碎，
“为什么？”
碎在冰冷灰色的礁石上，哦大海！
“那是因为爱，亲爱的，”“暴力小姐”说道，“是无边无际的爱。但爱却得不到回报。”
我希望我的舌端
“她为什么想死去？”劳拉问道。通常她对我朗诵没什么兴趣。
能表达我的思想和情怀。
我宁愿自己已经死去！”
“太妙了，亲爱的。”“暴力小姐”说道。她喜欢无边无际的爱，但她同样也喜欢绝望的忧郁。
她说：“我非常，非常厌倦，
有一本包着黄褐色皮封面的薄书，以前是属于祖母阿黛莉娅的。书名叫《鲁拜集》，作者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该书其实不是他写的，但人们说他是作者。如何解释这个问题？我没有去劳神。）“暴力小姐”有时会从这本书中选取一些内容读给我听，告诉我朗读诗歌应该如何发音：
他[2]连个影子也没有，”她说；
树枝下有一本诗集，
她只是说：“我的生活单调乏味，
一罐酒、一个面包——还有你
锈钉纷纷从绳结上掉落……
荒野中在我身旁唱歌——
那棵系在山墙上的梨树，
哦，荒野是怎样的伊甸园！
统统被黑色的苔藓淹没；
她喘气发出“哦”这个音，仿佛有谁对她胸脯踢了一脚；发“你”的时候也同样如此。我认为关于野餐的诗太小题大做了。我在想，关于面包他们又会写些什么。“这里的酒当然并不是真正的酒，亲爱的，”“暴力小姐”解释说，“它是指圣餐。”
那块属于花的领地
带翅的天使是否可以及时
我还朗读了艾尔弗雷德·丁尼生爵士的诗；在“暴力小姐”看来，他的权威仅次于上帝。
扼止住尚未展开的命运，
“太激动人心了，亲爱的。”“暴力小姐”说。
让严厉的记录之神
但见片片涟漪！
记录下来，或者干脆擦去！
在这漩涡险生的水中
哦，爱啊！你我是否能与上帝共谋
旋啊，旋啊！
整个抓住这个悲惨的格局，
我的船头漩涡环生。
我们要将它破碎——然后
哦，河水湍急地流着；
根据我们的心愿重新塑造！
我朗读了亨利·朗费罗的《伊万杰琳》；伊丽莎白·白朗宁的《葡萄牙十四行诗》。我以什么方式来爱你呢？让我一一向你述说。“太美了，”“暴力小姐”叹道。她对伊丽莎白·巴雷特·白朗宁的诗很动感情（至少相对她沮丧的性格而言）；另外还有“莫霍克公主”波琳·约翰逊的诗。
“千真万确。”“暴力小姐”叹了口气说道。不过，她的叹气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她很适应阿维隆庄园的生活——适应维多利亚式的陈旧俗华、腐朽的美、褪去的优雅和忧郁的惆怅。她的生活态度，甚至她褪色的羊绒衫，都与阿维隆庄园的墙纸相吻合。
“别再咬你的彩色铅笔了，亲爱的，”“暴力小姐”对劳拉说，“你可不是耗子。瞧，你的嘴巴都变绿了。这对你的牙齿不好。”
劳拉不大看书。她不是描画，就是用彩色铅笔将一本本厚厚的旅游书和历史书上的黑白插图涂上颜色。（“暴力小姐”放任她这样做，因为她猜想别人不会注意。）劳拉对于色彩的选择古怪而又固执：她会将一棵树涂上蓝色或红色，而将天空涂成粉红色或绿色。如果她对某人的画像不满意，她就会把画上人的脸涂上紫色或黑灰色，从而让人无法辨认。
“别念得这么平淡，”“暴力小姐”说道，“诗句得像流水一样流畅，亲爱的。把自己看成是个喷泉。”虽然她自己粗笨而不雅，但她对优雅的要求极高，而且还要我们像这像那：开花的树、蝴蝶、和煦的轻风等等。她要我们像任何东西，就是不能像膝盖脏兮兮、用手指挖鼻孔的小女孩，因为她对个人卫生是十分挑剔的。
她喜欢照着一本有关埃及的书画金字塔；她喜欢给埃及的偶像着色。另外，她还给长着带翼的狮身鹰面或人面的亚述人雕像涂色。这是她从美国考古学家亨利·莱亚德爵士的书上看来的。莱亚德在尼尼微的废墟中发现了这些雕像，然后用船运到英国；据说它们是《圣经·以西结书》中所描述的天使模样。“暴力小姐”不认为这些图画有多好——那些雕像看起来像异教徒，给人的感觉是残忍而好杀戮——但是劳拉不予理会。面对批评，她只会在桌上伏得很低，不停地涂色，似乎她以此为生一样。
我会挑一些我感兴趣的书来读：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麦考利的历史故事；附有插图的《征服墨西哥》和《征服秘鲁》。我也读诗歌，“暴力小姐”偶尔也会半心半意地教我诗歌，让我大声朗读。忽必烈汗的行宫，宏伟壮观的鬼斧神工。在佛兰德的田野里，一排排的罂粟花在十字架之间绽放。
“坐直，亲爱的，”“暴力小姐”会说，“把你的脊椎当成一棵树，迎着太阳茁壮成长。”可是劳拉对这种想象毫无兴趣。
我们与“暴力小姐”相处融洽，因为她让我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她早就明白自己没有力量来控制我们，于是也就明智地决定不再徒劳了。上午我们在书房里上课；这间书房曾经是祖父本杰明的，现在是属于父亲的。“暴力小姐”对我们干脆是放任自流。书架上摆满了厚厚的真皮封面的书籍，书皮上印着淡金色的书名。我怀疑祖父从来都没有看过这些书；这些只是祖母阿黛莉娅认为祖父该看的书。
“我不想做一棵树。”她会这样回答。
“你可以从她的长相来判断，”瑞妮说，“反正，如果有男人向她求爱，即便那人长得牛头马面，她也会像蛇一样立刻缠上他的。”
“做树总比做驼背强，亲爱的，”“暴力小姐”会叹着气说，“如果你不注意自己的姿势，你就会变成驼背的。”
“你怎么知道？”劳拉问道。
有许多时候，“暴力小姐”都会靠窗坐着，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浪漫小说。她也喜欢翻阅阿黛丽娅祖母手工装订的皮面剪贴簿，里边贴着精美的凸饰请柬、报社印的菜单，而后是一些剪报：慈善茶会、带幻灯片的说教性演讲——有去过巴黎、希腊，甚至印度的大胆而又可亲的旅行者、斯维登堡新教的信徒、费边社[3]社员、素食主义者、所有推行自我修养的人，偶尔也会有一些古怪的事情。比方说，一个去非洲，或撒哈拉大沙漠，或新几内亚的传教士描述当地人如何施展巫术，如何给他们的女人戴上精致的木制面具，或者如何用红漆和贝壳来装饰他们祖先的颅骨。所有这些泛黄的纸片都是无情消失的那段奢侈、矫饰的岁月的见证。对于这些，“暴力小姐”却研究得非常仔细，似乎要铭记在心，而且微笑着从往事中感受乐趣。
“不，”瑞妮说，“她没有。”
她有一小盒金属箔剪成的星星，有金色的，也有银色的；她会在我们做过的东西上贴一枚。有时候，她会带我们到外面去摘野花。我们把摘下的花朵夹在两张吸墨纸中间，上面再压一本重重的书。我们渐渐喜欢她了。不过，她离开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哭。她倒是哭了——她痛哭流涕的样子很不雅；平时她举手投足的样子都是如此。
“也许‘暴力小姐’也是如此。”我反驳道，目的只是要同她唱反调。那时我也确实快到这样的年龄了。
我十三岁了。我成长的方式不是我的错，而父亲却似乎为此感到恼火。他开始注意我的姿势、谈吐以及行为举止。我的衣着应该简单朴素，平时要穿白衬衫和深色的百褶裙，去教堂要穿深色的丝绒连衫裙。那些衣服看上去像制服——像水手服，而事实却不是。我的肩膀应该挺直，不能垂下。我躺着不可以叉开手脚，不可以嚼口香糖，也不可以坐立不安或喋喋不休。他要我达到的要求是根据军队的标准——整洁、服从、安静，无明显的女性特征。性感这个词虽然从未说过，却是要消灭于萌芽状态的。他让我放任自流太久了，现在是收我的心的时候了。
“这是两码事，”瑞妮说，“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值得我倾心的男人呢。我是自己不要的。并不是没有人向我求爱。”
劳拉虽然还未到适当年龄，但也开始受这方面的管制了。（什么是适当年龄？现在我明白，那是青春期。可当时我只是觉得困惑。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对我要像对待奇怪的少年管教所里的少年犯一样？）
“可是你也没有丈夫呀？”劳拉说道。
“你对孩子们太严厉了，”卡莉斯塔说，“她们毕竟不是男孩子。”
这次请来的家庭教师在我们家待的时间比以往大多数都要长。她是一位四十岁的女士。她有整整一橱褪了色的羊绒衫；从这些衣服来看，她以前的生活比现在富裕。她将自己老鼠毛似的头发卷起来，盘到了脑后。她的名字叫戈勒姆小姐——瓦奥莱特·戈勒姆小姐。我在背后给她起了绰号，叫她“暴力小姐”[1]，因为我觉得她的名和姓是个讨厌的组合，而从此以后我每次看她时都忍不住咯咯直笑。不过，这个绰号就这么叫下来了。我把绰号教给了劳拉，后来瑞妮当然也发现了。她说，我们这样取笑戈勒姆小姐太顽皮了。她还说，她是降临到这个世界的一个可怜的人，值得我们的同情，因为她是一个老姑娘。老姑娘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没有丈夫的女人。戈勒姆小姐注定这一生只能享受独身之福，瑞妮不无轻蔑地如是说。
“很遗憾，她们不是男孩。”父亲说道。
我多么想再回到从前那些平淡的下午时光——无聊而又漫无目的，而且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确实又回到了从前，除了现在不像以前那样可能会发生许多事。
有一天，我发现我得了一种可怕的病，因为血从我的两腿之间渗出来；我肯定要死了！于是我去找卡莉斯塔。她噗嗤一笑。接着，她向我作了解释。“这只是一个小麻烦，”她说道。她还说，我该称它为“朋友”或“访客”。瑞妮的看法却更具宗教色彩。“这是灾祸，”她说道。她差点说这是上帝又一个奇特的安排，是为了让生活更不易。她说，事情往往都是这样的。至于血，你撕些破布来不就完了。（她没有说“血”，而是说“脏东西”。）她为我沏了杯黄春菊茶，喝起来像烂生菜的味道；另外，她还为我灌了个暖瓶来缓解我肚子的阵阵绞痛。然而，这两种方法都不管用。
我们出去游玩时总是戴着帽子。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可以让我们多少免受一些注意。瑞妮说，淑女出门从来都是要戴帽子的。她还说要戴手套，可我们并没有总是这么麻烦。我记得，我们戴的是草帽——不是浅色的那种，而是炭色的。六月的天气又热又湿，空气里充斥着花粉，令人困倦。天空一片灼蓝，人们都有一种懒洋洋和悠闲的感觉。
劳拉在我的床单上发现了一处血迹，于是就开始哭泣。她以为我要死了。她呜咽着说，我会像母亲一样，不告诉她一声就死掉。我会生一个像小猫一样的灰色小婴儿，然后死去。
我们会沿着伊利街闲逛，仔细观看商店的橱窗。那些廉价小零售店是我们最喜欢看的。我们也会透过小学的钢丝网眼围墙朝里窥视；这所小学是专供工人们的孩子上学的一所普通学校，操场是用煤渣铺成的，大门上方高高的雕花横牌上刻有“男女合校”的字样。课间休息的时候，校园里一片叽叽哇哇的叫声。这些孩子脏兮兮的，尤其是在他们打过架或被推倒在煤渣地上之后。我们庆幸自己不用到这所学校来读书。（我们真的感到庆幸吗？还是我们感到被排斥在外呢？也许两者兼有之吧。）
我告诉她别犯傻。我说，这血迹与婴儿没关系。（卡莉斯塔没有对我说过关于生孩子的问题。她无疑认为，灌输太多这方面的知识会扭曲我的心灵。）
然而，这样的坏人我们一个也没见过。我们遇到的怀有敌意的人只是工人们的孩子，特别是那些年龄小的，因为他们还不明白我们是不可以碰的。他们会三三两两地尾随我们，不言语却显得十分好奇，或者漫骂一番。他们偶尔还会朝我们扔石头，尽管从未打着我们。我们在卢韦托河边的小路上漫步时最容易受到攻击，因为头顶上就是悬崖，上面随时可能掉下什么东西来砸我们的脑袋。另外，我们知道，那些僻静的小巷也是不该去的。
“总有一天你也会这样的，”我对劳拉说，“当你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你也一样。女孩子都免不了这种事情。”
罪犯和白奴贩子出现在侦探杂志中，封面上画满手枪和一摊摊的鲜血。在这类故事中，那些天真的巨额财富的女继承人总是被乙醚熏昏过去，然后就被人用晾衣绳结结实实捆起来，锁进游艇的船舱里，或者是废弃的教堂地窖里，或者是城堡阴湿的地下室里。我和劳拉都相信有这样的坏人存在，但我们并不是太害怕，因为我们知道如何识别。他们通常开着黑色的大汽车，穿着大衣，戴着厚手套和浅顶软呢黑帽。我们一眼就能把他们认出来，然后撒腿就跑。
劳拉很气愤。她拒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就像关于许多别的事情一样，她深信她会是个例外。
荒唐，瑞妮评论道。全是胡说八道。可我就是喜欢这些。
那时候，我和劳拉在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我穿着深色丝绒连衫裙，样子对我来说嫌小了，因为我明显已经有了所谓的“胸脯”。劳拉坐在我旁边，身穿同我一模一样的裙子。我们俩都穿着齐膝的白袜子和“玛丽·简”牌的漆革皮鞋；双腿端庄地交叉在踝部，按规矩右腿在上。我用胳膊搂着劳拉，却有些迟疑，仿佛有人命令我这样做的。而劳拉则双手交叠放在膝上。我们的头发中分，梳在脑后。我们俩都在微笑，笑中带着害怕；当孩子必须听话和微笑时都是如此，似乎听话和微笑是一回事。我们的笑容是在不满意的威胁下挤出来的。这种威胁和不满来自父亲。我们害怕父亲的威胁和不满，但又不知如何避免。
瑞妮许多兄弟中的一个是专门卖廉价杂志的——那种可以在杂货店买到的低级黄色的杂志，还有只能藏在柜台底下的最下流的杂志。他干的是什么工作？瑞妮称之为销售。而我现在认为，那是走私进来的。他有时候会把卖剩的杂志送给瑞妮。尽管她想方设法藏着掖着以防我们看到，可到头来我们总会拿到。其中有一些是关于浪漫爱情的，瑞妮看得如痴如醉，而我们却没什么兴趣。我们喜欢——或者说我喜欢，而劳拉也跟着喜欢——那些描写异国或者其他星球的故事。从未来时空飞来的宇宙飞船上，女人们身穿丝光纤维的超短裙，一切都闪闪发光；在植物会说话的小行星上，巨眼长牙的怪物在游荡；远古时代的一些国度里，居住着身体柔软的女孩——长着黄玉般的眼睛和乳白色的皮肤，身穿薄纱裤子，戴着金属小胸罩，就像用链子连起来的两个漏斗。英雄们则身着粗糙的服装，带翼的头盔上布满了尖刺。
[1]家庭教师的名字“瓦奥莱特”（Violet）与英文中“暴力”（violence）一词有几分相似。
当我们不与这些家庭教师在一起的时候，我和劳拉是不准出阿维隆庄园的，只能待在屋子里或者就在院子中玩耍。但有谁来监管我们呢？那些家庭教师是很容易躲避的，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秘密通道；而瑞妮，正如她自己说的，又不可能时刻跟在我们屁股后面。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就会偷偷地从阿维隆庄园溜出来，到镇上去闲逛。我们这样做，完全把瑞妮的警告当成了耳旁风。她认为，外面到处都是罪犯、扰乱分子以及带着鸦片烟枪的心怀叵测的东方人——他们留着绞绳般的细八字胡和长长的指甲，还有吸毒鬼和白奴贩子；这些人在等着劫持我们，为的是向父亲索取赎金。
[2]此处“他”指诗中女主人公的情人。
我和劳拉并没有进学校读书，而是有家庭教师一个接一个上门授课，男女都有。我们俩并不认为有这个必要，因此总是想方设法为难他们。我们会睁着一双浅蓝色的眼睛盯着他们，或者装聋卖傻；我们从来都不正视他们的眼睛，而把目光对着他们的额头。要把他们赶走常常比想象的要困难。一般来说，他们会在很大程度上忍受我们的捉弄，因为他们被生活所迫，需要这份报酬。我们并不是对他们个人有什么看法，只是不想让他们给我们增加负担。
[3]费边社：1884年成立于英国伦敦，主张用渐进的改革方法实现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