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那些挨饿的亚美尼亚人吧。”劳拉会这样说，并且紧握双手，闭上双眼，向掉在地上的果冻三明治皮鞠躬。我明白，她之所以说这些是受母亲的影响；这话弄得我直想哭。“其实并没有什么挨饿的亚美尼亚人。那是编出来的。”有一次我这样对她说。但是，她不愿意相信我的话。
早晨，我要帮劳拉穿衣服——在母亲活着的时候，这已成为我分内的事了——然后督促她刷牙和洗脸。午饭的时候，瑞妮有时会让我们去野餐。我们会准备一些抹黄油的白面包，再涂上玻璃纸般半透明的葡萄果冻，还有生胡萝卜和苹果片。我们从罐头中将咸牛肉取出来；它的样子就像是阿兹特克人的庙宇。另外，还有一些煮鸡蛋。我们将这些东西装在盘子里，然后带出去，到处都可以拿出来吃——池塘边，或者暖房里。碰上下雨的话，我们就只能在屋里吃了。
那时候，我们俩经常没人管。于是，我们把阿维隆庄园里里外外玩了个遍：哪儿有一道裂缝、哪儿有一个小洞、哪儿有条小地道，我们都弄得一清二楚。我们曾经窥视后楼梯下那个隐蔽的小间：里面有一大堆的旧套鞋、单只的手套，以及一把断了骨子的雨伞。我们还勘查过地窖的各种贮藏室——有堆煤炭的煤窖；有菜窖，卷心菜和南瓜摊在一块板上，带有须根的甜菜和胡萝卜放在沙盒里，土豆浑身上下长着白化体触毛，样子活像螃蟹的腿；有冷窖，里面存放着整桶的苹果，以及一格一格的加工食品——沾满灰尘的果酱和像璞玉般闪光的果冻、印度酸辣酱、泡菜、草莓、去皮的西红柿和苹果泥，全密封在印有“皇冠”标记的罐子里。当然还有一个酒窖，但门是锁着的，只有父亲有门上的钥匙。
孩子们都认为，凡坏事总是和自己犯错有关；我也不例外。然而，他们同样也相信结局总是美好的，尽管所有的证据都表明结局将会相反；在这一点上我也如此。我只希望美满的结局快点到来，因为我感到孤独无助——尤其是在夜晚劳拉已经睡去，而我也不必再逗她开心的时候。
我们在游廊底下发现一处潮湿的、满是灰尘的洞穴，只要爬过那些蜀葵就可以到达。洞口只长着一些像蜘蛛般的蒲公英，还有一些锦葵，我们得忍受它的薄荷味、猫臊味和束带蛇留下的恶臭混合在一起的气味。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阁楼，上面堆放着一箱箱的旧书、被子以及三只空衣箱，另外还有一架坏了的簧风琴和祖母阿黛莉娅的无头女装模型——一具惨淡的、散发着霉味的人体躯干。
当劳拉睡着的时候，我对她有一种深深的怜爱之情。她小嘴微张，睫毛还湿湿的，但睡得并不安稳。她时而呻吟，时而踢腿，有时还会打鼾，令我自己无法安睡。于是，我会爬下床，踮起脚尖走到窗口。我伸长脖子朝卧室的窗外望去。有月亮的时候，月光会将花园变成银灰色，似乎所有的颜色都被月光吞噬了。我可以看见缩得小小的仙女石像；月亮映照在她面前的莲花池里，而她则将脚趾伸进了池里冰冷的月光中。我冷得瑟瑟发抖，于是又回到床上，仰视窗帘飘动的影子，倾听房子移动而产生的汩汩声和开裂声。我心想，不知自己做了什么错事。
我们屏住呼吸，悄悄地穿过我们自己的影子弯弯曲曲地前行。这样做我们很安心，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就不会被发现了。
“抽烟。”我不想说他在喝酒。这样说似乎对父亲不忠。
听钟的滴答声，我说道。那是一只摆钟——白色和金色相间的古老瓷钟，它还是祖父那个时代的。它端坐在书房的壁炉台上。劳拉认为，我是说钟在来回舔。[1]事实也是如此。铜制的钟摆像舌头般来回摆动，舔着看不见的嘴唇。它在吞噬着时间。
“他在干嘛？”
秋天来了。我和劳拉采摘了马利筋豆荚，然后将其剥开，抚摸着龙鳞般交叠的豆子。我们将豆子掏出来，连同薄丝般的豆膜一起撒向空中，留下皮革似的黄褐色的舌状外壳；这些外壳摸上去十分柔软，犹如人们手肘内侧的皮肤。接着，我们会跑到喜庆桥上去，将豆荚从桥上扔到水里，看它们在水中飘浮多久才被冲翻或冲走。我们当时是否把它们想象成载人的船只？我已经记不清楚了。然而，看着它们沉入水下倒是给了我们某种满足。
“那不是上帝。那是爸爸。他在塔楼上。”
冬天来了。天空灰蒙蒙的；太阳悬在半空中，呈现出暗淡的粉红色，就像是鱼血。密集的、不透明的、宛如手腕般粗细的冰柱子从屋顶和窗台上倒挂下来，给人的感觉像要坠落下来似的。我们将它们敲碎取下来，当冰棍来吮吸。瑞妮对我们说，这样做舌头会变黑掉下来的。不过，我知道她是在唬人，因为从前我就这么干过了。
赞美诗中说上帝从来不睡觉——他连眼皮都不会合上。夜晚人们睡觉的时候，他就会在屋子周围漫步，窥视人们的行为——看看他们是否是好人。如果不是的话，他就会把灾难降临到他们身上，结束他们的小命；有时也会实施一些突发的念头。迟早他会做出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就像《圣经》中所描述的那样。“听，他来了。”劳拉听着一轻一重的脚步声会这样说。
阿维隆庄园还有一间船棚和一个冰库，就在码头边上。船棚中放置着祖父的一艘老帆船——“水妖”号，现在当然是属于父亲的了。因为时值冬季，船被搁置起来过冬。冰库屋里存放着冰块。冰块是从若格斯河冰面上割下来的，用马把冰块驮到冰库里，盖上锯末保存起来，供夏天使用。要知道，在夏天这东西可是个稀罕物。
上帝很可能在放扫帚的柜子里——这似乎是他最有可能待的地方。他潜伏在里面，就像是个古怪而又可能危险的大叔，但她却无法肯定他是否每时每刻在那里，因为她不敢打开柜子的门。“上帝在你心中。”主日学校的老师如是说。而这话带来的后果更糟糕。如果上帝在放扫帚的柜子里的话，那还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方说锁上柜门之类。
我和劳拉出门，走上了滑溜溜的码头；大人们是严禁我们这样做的。瑞妮说，如果我们掉进河里，小命立刻就不保，因为河水冰冷刺骨。到时候，我们的靴子里会灌满水，然后我们就会像石头一样沉入河底。我们朝河面上扔了一些石头，想看看它们到底会怎样；它们在冰面上滑行了一段距离就停止了，依然可见。我们呼出的气形成一股白烟。于是，我们俩就不停地吹气，仿佛火车冒烟一般；同时我们寒冷的双脚交替站着。我们靴底的雪嘎吱嘎吱作响。我们的双手握在一起，结果两只手套也冻在一起了。当我们把手套摘掉以后，它们像两只蓝色绒线手仍然紧紧握着，而里面却是空的。
她开始为上帝究竟在何处这个问题而苦恼。这是主日学校老师的错：她说上帝无处不在，而劳拉想知道：上帝在太阳里吗？在月亮里吗？在厨房、浴室里吗？在床底下吗？（瑞妮说：“我真想拧那女人的脖子。”）劳拉不想上帝在她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出现；她之所以有这种想法与上帝最近的行为是分不开的。张开嘴巴，闭上眼睛，我要让你大吃一惊，瑞妮会把一块饼干藏在背后，然后对劳拉这样说道。然而，现在劳拉却不愿意配合了。她要睁着眼睛。这样做并不是她不信任瑞妮，而是因为她害怕吃惊。
在卢韦托河的湍流下面，大块参差不齐的冰块堆在一起。这些冰块中午是白色的，在黎明和黄昏又呈淡绿色；小的冰块在流水的冲击下还会发出铃铛一般的叮当声。在河中心，河水却没有结冰，仍然湍急地流着。孩子们躲在河对岸山上的树丛里大声喊叫；他们的声音在这冰天雪地里听起来又高又远，也很快乐。他们还滑平底雪橇——这是大人不允许我们玩的。我想去岸边踩那些凹凸不平的冰块，看看它们是否结实。
夜里，劳拉会蹑手蹑脚地溜进我的房间，把我摇醒，然后钻进我的被窝跟我一起睡。她睡不着，原因就在于上帝。在母亲葬礼以前，她和上帝一直关系不错。上帝爱你们，卫理公会主日学校的老师如是说。母亲原先在星期天把我们送到主日学校去。她去世以后，瑞妮照规矩还送我们去那里。劳拉本来很相信这话，但现在她不再那么相信了。
春天来了。柳树枝变黄了，山茱萸变红了。卢韦托河的水猛涨；灌木和树木被急流连根拔起，在旋涡中打转，最后被礁石绊住。一个女人从喜庆桥上跳入了湍急的河水中，尸体两天后才找着。尸体是在河的下游找到的，捞上来已面目全非，因为在那样的急流中漂上两天就像进了绞肉机一般。瑞妮说，这不是离开人世的最佳方法——如果你在乎自己外表的话，最好不要选择这种方法；不过，这种时候你很可能也不会在乎了。
不久，劳拉就开始询问那个并不像小猫的婴儿去哪儿了。她不再满足于“去了天堂”之类的回答，因为她知道它被丢在了盆里面。瑞妮说，医生将它带走了。但是为什么没有葬礼呢？瑞妮说，因为它太小了。这么小的一个东西怎么能把妈妈杀死呢？瑞妮说：别操这份心。等你长大了自然会知道的。她还说：你不知道的东西是不会伤害你的。这是一个靠不住的格言；有时你不知道的东西也会深深地伤害你。
希尔科特太太知道在过去几年这样跳河自尽的人有六七个。你可以从报纸上看到这些报道。其中有一位姑娘，希尔科特太太曾与她一起上过学。那位姑娘后来嫁给了一个铁路工人。她说，铁路工人常年在外，哪里想到家里会发生什么事？“她怀上了野种，”她说道，“又找不出借口。”瑞妮跟着点头，似乎这件丑事说明了一切。
起初，劳拉成天穿着母亲的裘皮大衣。大衣是海豹皮制成的，口袋里还放着母亲用过的手帕。劳拉将大衣套在身上，试图扣上扣子，直到她扣上了所有的扣子，然后在衣服下面爬来爬去。我想她一定是在里面祈祷，或者在召唤——召唤母亲回来。不论她做什么，那都是无济于事的。后来，那件大衣捐给了慈善机构。
“不管男人有多笨，他们大多数至少还是会扳指头算日子的，”她说，“我估计他狠狠揍了她一顿。可是，马儿跑了，关上马棚的门也没用了。”
母亲死了。事情永远都不会一成不变。他们要我绷紧上嘴唇。谁要我这么做的？自然是瑞妮，或许是父亲。有意思的是，他们却从未要求我的下嘴唇做什么。下嘴唇是用来咬东西的，用来代替另一种痛苦。
“什么马？”劳拉问道。
好了，不说这个了。正如诗中常说的，我现在言归正传。让我们回到阿维隆庄园的事上来吧。
“她必定还遇上了别的麻烦，”希尔科特太太说，“一旦你遇上麻烦，十有八九还会遇到别的麻烦呢。”
不过，我还是盼望奇迹出现——毫无道理地出现。
“什么是野种？”劳拉悄悄问我。“什么野种？”可我也不知道。
萨布里娜，我想是她。她终于回来了。那一刻，我感到多么宽慰、幸福和满足——时间似乎倒流回去，我手中的那根干巴巴的旧木头拐杖也戏剧性地变成一朵盛开的鲜花。然而，只要看第二眼——无须再多看一眼——我就明白她根本不是萨布里娜，仅仅是一个陌生人而已。我有什么资格获得这样一个奇妙的结果呢？我又怎么能够有这种奢望呢？
瑞妮说，除了纵身跳入河中，这些女人也可能会走到河流的上游，让河水浸湿她们的衣服，然后沉入水中；这样一来，即便她们想游离险境也无济于事了。男人们要寻死的话，则更加干脆。他们会选择悬梁自尽，或者用猎枪打爆自己的脑袋；如果他们溺死的话，他们会先撞岩石，或者用其他的重器——斧头、一袋子钉子之类——把自己结果了。在这种严肃的事情上，他们是不喜欢冒险的。然而，女人们通常选择走入水中，任由河水吞噬她们的性命。从瑞妮的口气中，很难判断她是否赞同这些不同的死法。
在回去的路上，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我对自己说，这下你惹祸了，抢劫犯终于来了。然而，身后的人并不是什么抢劫犯，而是一个年轻女子。她身穿黑色的雨衣，拎着一只包或者一个小箱子。她低着头，快步从我身旁走过。
那年六月，我满十岁了。瑞妮为我做了一只蛋糕。不过她说，母亲刚去世不久，也许不该做；但毕竟生活还是要照样过下去，也许做一只蛋糕不会伤害什么。伤害什么？劳拉问道。妈妈的感情，我回答说。那么，妈妈在天堂看着我们吗？但是，我变得固执起来，而且有点自鸣得意，故意不回答劳拉。劳拉听了关于母亲感情的话，不愿吃她那份蛋糕。于是，我就吃了两份。
我走过三个街区，来到了穿越市镇的主街。我停下脚步，视线越过缎子般又湿又滑的柏油路面，凝望沃尔特的车库。沃尔特正坐在灯火通明的玻璃小房子里，四周是一片漆黑的、空空的沥青场地。他戴着一顶红色的便帽，身子前倾，就像是骑在一匹隐身马上的老骑师，又像是驾驶自己生命之舟的船长，操纵着怪异的舵轮穿越外层空间。事实上，他正盯着他的迷你电视机收看“体育连播”；他的这项爱好是我偶然从米拉那里获知的。我没有走过去同他打招呼，因为他看到我必定会大吃一惊：在这黑夜中我穿着雨鞋和睡衣赫然出现在他面前，看上去像个疯狂的老夜游神。不过，在夜里这个时候看到还有一个醒着的人，心里还是颇感安慰的。
尽管我闭上眼睛就可以想起悲伤的事，如同一只被锁在地窖中哀号的小狗一般，但要让我回忆起全部的细节却是很费劲的。母亲去世那天我都做了些什么呢？我记不太清了。当时她到底是个什么模样？现在她留给我们的样子只不过是照片中的形象。我还记得，她突然消失后，她的床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看上去空荡荡的。下午的斜阳透过窗户静静地流泻在硬木地板上；尘埃在阳光中飘浮，如同雾气迷漫。空气中有一股家具的光蜡味、枯萎的菊花味，以及床上便盆和消毒剂的残留气味。如今，我常常意识到母亲不在了，已很少想起她健在的时候。
我步履蹒跚地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行走。夜空中挂着一轮满月，四周有一个淡淡的雾环。在街灯的映照下，我的缩小的影子在我前面像个小妖精似地滑行。我感到自己正干着一件胆大包天的事：一个老妇半夜三更孤身出来闲逛。陌生人见到我，也许会认为我毫无招架之力。我确实也有点害怕，至少我的心因为恐惧而怦怦直跳。米拉常常好心告诫我，老妇人是抢劫犯的主要目标。那些抢劫犯据说是从多伦多来的，无恶不作。他们很可能会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将作案工具伪装成伞或高尔夫球棒的样子。米拉还愤愤地说，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是不择手段的。
瑞妮对希尔科特太太说，没有谁能够替代蔡斯夫人的位置，因为她是个圣人——如果这个世上有圣人的话。不过，瑞妮说，她自己已经做了她所能做的事情；为了我们俩，她始终表现出愉快的样子，因为说得越少，平复得也越快。值得庆幸的是，尽管人们说静流水深，我为了自身也过于沉默，但我们确实似乎是在慢慢地恢复过来。她说，我是那种喜欢沉思的人，到头来总归会走出阴影。至于劳拉，谁也说不准，反正她一直是个古怪的孩子。
夜色朦胧，一切都是单调的颜色。空气潮湿，没有一丝风。屋前草坪上的菊花闪着晶莹的水珠；一群鼻涕虫正在津津有味地嚼着仅存的几片羽扇豆的叶子。据说，鼻涕虫喜欢啤酒；我老是在想我应该倒一点出来给它们喝。啤酒倒是颇对它们的胃口，而我却觉得不够味儿。我喜欢那种能够快速麻醉我神经的烈酒。
瑞妮说，我们俩待在一起的时间太多了。她说，劳拉学的东西太成人化，我也被耽误了。我们俩应该各自同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孩子待在一起，但镇上仅有的几个适合我们的孩子都被送到私立学校去了。按理说，我们也有权利去私立学校读书，可是蔡斯上尉似乎从来也抽不出时间来为我们安排这一切；反正一下子变化太多也不合适。我头脑冷静，自然可以应付，但劳拉还小，去学校读书完全不够年龄。再说，她容易神经紧张。她是那种一碰就惊慌的孩子；即便是掉入六英寸深的水中，她也只会乱扑腾，却不会把头伸出水面，最后淹死在水中。
暴风在黄昏时分总算是过去了，但周围环境却仍然潮湿得像下水道一般。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我倾听着我的心脏伴着席梦思弹簧跳动的声音，企图让自己感觉舒服一点。最终我还是爬了起来，在睡衣外面罩上一件长套衫，下得楼来。我在外面又加了件带风帽的塑料雨衣，双脚套上了雨胶鞋，然后便走出房门。门廊的木头台阶又湿又滑，很是危险。台阶表面的油漆早就剥落了，木头可能也已开始腐烂。
我和劳拉坐在后楼梯的台阶上，把门开条缝，用手捂住嘴巴以免笑出声来。我们陶醉在这种间谍行为的快乐里。然而，偷听有关我们自己的事情，这对我们俩都没多大好处。
今天早上，电视里的气象报告解除了龙卷风的警报。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天空呈现出一派不祥的绿色；树枝开始猛烈地摆动不止，仿佛一个被激怒的巨兽夺路而来。暴风从头顶上刮过，白色的电光像蛇的舌头一样闪过，雷声有如成堆的铁皮盘子倒下来发出的砰砰的声音。数到一千零一，瑞妮常对我们说。如果你能数到这个数，那说明暴风离我们还有一英里呢。她还说，打雷闪电的时候千万不能打电话，否则雷电会射入你的耳朵，把你变成个聋子。她还告诫我们，这时候也不能洗澡，因为雷电会像水一样从龙头里哗哗流出。她说，如果你脖子后面的汗毛竖起来的话，赶紧跳出浴缸；这是唯一可以保命的方法。
[1]前面“钟的滴答声”原文为“ticking”，而“舔”的原文为“licking”，两者读音相似。
裘皮大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