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非但没生气，似乎还挺高兴，简直有点佩服她。他还夸劳拉有股子骨气。他说，适度的反叛是一种有魄力的表现。他说，他自己就不喜欢上学，常常让老师下不了台。我并不认为这是劳拉的动机，但我没有说出口。
那天晚上，理查德问起我同校长见面的情况。我告诉他，劳拉把全班都搞乱套了。
我没有向他提起伪造医生便条的事，那会引起轩然大波的。同老师捣乱是一码事，逃学完全是另一码事了。这多少算是一种不良行为。
“我们确实尽力了。”可怜的女人说道。她简直要哭出来了。这又是一个“暴力小姐”——一个雇来的教书匠，心有余而力不足。她不是劳拉的对手。
“你不该仿冒我的字迹。”我私下对劳拉说道。
“我明白了。”我一面说，一面收起我的狼獾皮镶边大衣和手提包。“我得找劳拉好好谈谈。谢谢你的接待。”我握了握她的手指头。不言而喻，劳拉不得不退学了。
“我无法仿冒理查德的字迹。他的字和我们的太不一样了。你的要容易多了。”
“你没在上面签字？”她拿出来一扎信件。我一眼认出了那些便条纸，确实是我的。我翻了一下：便条不是我写的，却签着我的名字。
“字迹可是私人的东西。仿冒别人的字迹就等于偷窃。”
“什么医生预约？”
她看上去确实有点懊恼，只是一会儿。“对不起。我不是偷，而是借。我原以为你不会介意的。”
“噢，考虑到那么多的医生预约，我想……”
“我真猜不透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什么健康问题？”我问道，“劳拉的身体可是好好的。”
“我从来没要求把我送到那所学校去，”劳拉说，“他们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他们不把我当回事。他们不是正经人。如果让我一直呆在那里，我真会闹病的。”
“可这很难说！”我们两个人隔着办公桌，默默对视了片刻。“你知道，她后面还跟着一大帮学生。”女校长带着一丝妒忌说道。她等我吃透这句话，又接着说：“她常常旷课也是个大问题。她有健康问题，这我理解，不过……”
“当你不上课时，”我问道，“你在干些什么呢？你都到哪里去了？”我担心她会去同什么人约会——同一个男人约会。她已经快到那个年龄了。
我开始明白她的意思了。“我不认为劳拉想出风头。”我说道。
“噢，哪儿都去，”劳拉回答说，“我去闹市区，或者在公园之类的地方坐坐，或者只是在街上溜达。有两次我还看到你了，但你没看见我。我猜你是去购物吧。”我顿时觉得体内的血往上涌，接着胸口发闷；我感到恐慌，似乎有一只手在捏我的心。我看上去一定脸色苍白。
她没有挑明说，这种事对于基督来说可能是百分之百正确，但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来说就不合适了。“你还是不太明白。”她说道。她一边说，一边扭着双手。这是我从没见过的动作，我便饶有兴趣地仔细看着。“别人认为她——认为她是在出风头。或者说，有些人是这么认为的。还有些人认为她是个布尔什维克。其他的人则说她刁钻古怪。总之，她的不良形象引人注目。”
“你怎么啦？”劳拉问道，“不舒服吗？”
“就像基督曾经做过的那样，”我说，“也许当时有些人也这么想。”
那年五月，我们坐“贝伦加丽娅”号班轮越洋到达英国，然后乘“玛丽女王”号回纽约。“女王”号是当时有史以来所建造的最大的、最豪华的远洋游轮，这在各种旅游指南中均有介绍。理查德说，这次是它的处女航，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他学生也是这个看法。他们认为，她是在——噢，是在逞能。她在向权威挑战。”
威妮弗蕾德同我们一起前往。劳拉也去。理查德说，这样的远航对她会大有益处的。自从她突然离开学校以来，她一直面容憔悴、身体瘦弱，又无所事事。这次旅行对她将是一次教育——对她这样的女孩尤其有用。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撇下她不管。
“劳拉喜欢刨根问底，”我说道，“尤其关于重要的问题。我确信你一定同意上帝是个重要的问题。我不明白凭什么说她是在添乱。”
公众不可能了解“玛丽女王”号的全部情况。关于这艘游轮的文字描绘和图片宣传十分诱人；船上的装饰也是富丽堂皇——装有条形灯光，船壁上有塑料贴面，还有带凹槽的柱子和枫树球——处处金碧辉煌。然而，它在大洋上航行起来却像猪打滚一般。此外，站在二等舱的甲板上俯视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等舱甲板的情况。因此，你若在一等舱甲板上散步，二等舱甲板的栏杆边就会挤满了穷小子，傻乎乎地盯着你看。
女校长对我的话不以为然。“她不只是搞了这套似是而非的理论这件事。更严重的是，她第一个提出了这种问题。”
出海第一天我有点晕船，后来就好了。船上舞会很多。那时我已经学会了跳舞，跳得还算可以，但不能说太好。（干什么都别干得太好，威妮弗蕾德说，别人会认为你想出风头。）我没有陪理查德跳舞，而是陪他引见给我的人跳——那些都是他在生意场上结识的人。艾丽丝就交给你们了，他会对这些人说，同时拍拍他们的胳膊。有时，他会同别的女人跳舞——他认识的那些人的妻子。有时，他也会到外面去抽支烟，或者在甲板上逛一圈，或者他随口说去干什么什么。可是，我却觉得他心里不痛快，或者生闷气。有时，我一个小时看不到他的影子。他回来后，坐到我们的桌子旁，看着我翩翩起舞，而我则在寻思他坐下来有多久了。
“劳拉并没有不敬的意思，”我说，“反正没有对上帝不敬。”
我断定他心里不高兴，因为这次旅行并没有达到他的期望值。在船上的韦兰德烤肉铺，他订不到他要的晚餐。他也没有见到想要见的那些人。在他那一亩三分地里，他可是个响当当的大人物，但在“玛丽女王”号上他只能算个无名小卒。威妮弗蕾德也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她那股子活跃劲儿完全没用。有好几次，我见她凑上去同别的女人搭讪，结果没人理她。后来，她只有灰溜溜地回到她所谓的“我们的圈子”里来，还生怕别人看到。
“要我看，”女校长恼火地说道，“撒旦也会照自己的意图引用《圣经》。劳拉进而又说，尽管上帝撒谎，却没有糊弄人——他派人传达的预言也总是正确的，但我们凡人不听。照她看来，上帝就像个电台播音员，而我们都是坏收音机。这样的比喻，至少可以说是不敬。”
劳拉不去跳舞。她不会，也没兴趣；毕竟她还太小。吃过晚饭，她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舱里；她说她要看书。到了航程的第三天，吃早饭的时候，她的眼睛变得又红又肿。
“不过，这个结论倒是符合逻辑的，”我说，“劳拉对《圣经》有她自己的见解。”
上午十点左右，我去找她。她躺在一张甲板躺椅上，身上的一条花格毯子盖到了脖子，正在懒洋洋地看套圈游戏。我在她身旁坐下来。一个壮实的年轻女人牵着七条狗在我们面前阔步走过，每条狗的脖子上都拴着皮带；天气已经凉了，但她还穿着短裤，两条腿晒成了棕色。
“她的结论是肯定的。”她低头看着办公桌，劳拉写的文章正摊在她面前。“她引用了——在这里——第二十二章《列王纪（上）》中上帝欺骗了以色列王亚哈的那一段。‘看啊，上帝把一个撒谎的灵魂放入了所有那些预言者的口中。’劳拉继续写道：如果上帝撒了一次谎，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没撒第二次呢？我们又怎么能区别假预言和真预言呢？”
“我可以找一份这样的工作。”劳拉说道。
“那她得出什么结论呢？”我问道，“关于上帝？”我心里暗暗吃惊，不过没有表现出来：我原以为在上帝这个问题上，劳拉是满不在乎的，但看来事实不是这样。
“什么样的工作？”
“劳拉怀疑上帝，”她说，“宗教常识课是唯一她似乎有点兴趣的科目。不过，她太离谱了，竟然写了一篇题为《上帝撒谎吗？》的文章。全班同学的思想都被搞乱了。”
“遛狗，”她说，“别人养的狗。我喜欢狗。”
那时我才懂得，耐心听别人辩解是很重要的。“对不起，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勉强动了动嘴唇。“什么缓和的余地？什么影响恶劣？”我双手稳稳地搁在大腿上，昂着的头稍稍偏一点，帽子上的鸡头正对着她。我希望她觉得有四只眼睛盯着她，而不是两只。虽然我有钱有势，但她却有年资和校长的职位。办公室里热不可耐。我脱去大衣，扔在椅背上。即便这样，我还是像码头工人一样汗流浃背。
“可你不会喜欢狗主人的。”
她忐忑不安地笑了笑，露出两排大黄牙，看上去像啃掉一半的玉米棒上的玉米粒。我心里在琢磨：劳拉究竟捅了什么漏子，惹得这位女校长竟然同理查德和他的无形权势对抗？“恐怕我们真的不能再让劳拉在学校待下去了，”她说，“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也清楚还有缓和的余地，但我们做每件事都要考虑到其他学生。劳拉影响太恶劣了，把全班都搞乱套了。”
“我又不遛狗主人。”她戴上太阳眼镜，身体却有点哆嗦。
女校长头发花白，身材像一副木头衣架——一把老骨头披着一件看起来潮乎乎的衣服。她正坐在她的办公室里，面前横着一张橡木办公桌。看到我这身打扮，她吓得双肩耸得老高，把耳朵都快遮住了。如果是在一年前，我也会像她现在怕我一样怕她。说她怕我，倒不如说怕我的钱袋子——我可是一副贵夫人的模样。现在，我对自己信心十足。我曾经观察过威妮弗蕾德的一举一动，反复模仿操练。现在我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可以一次竖起一条眉毛。
“怎么了？”我问道。
理查德为生意上的事脱不开身。他提议让威妮弗蕾德陪我去，但我说，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自己可以处理；如果有什么重要事情的话，我会告诉他的。我跟女校长约好了时间；她的名字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刻意打扮了一番，希望能对她起点震慑作用，或者至少能让她想起理查德的地位和影响。我记得，我身披一件狼獾皮镶边的开司米羊毛大衣——在这个季节确实热了一点，但却高贵威严。帽子上饰着一只死雉鸡，确切地说是雉鸡的一部分：翅膀、尾巴和头。鸡头上还嵌着一对红玻璃的小眼珠，亮晶晶的。
“没什么。”
四月份，我们接到了圣塞西莉亚学校的女校长打来的电话；劳拉当时正在那里上学。她说，这件事与劳拉的在校表现有关，不宜在电话里讨论。
“你看上去挺冷。我觉得你好像有点不舒服。”
一页又一页，不停地写啊写。我写到哪里了？噢，一九三六年四月。
“真的没什么。别大惊小怪的。”
现在我手头有活。说手头是再合适不过了：有时似乎只有我的手在写，而不是整个人在写。似乎我的手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即使从我身上砍下来，它也会继续写下去。它就像用香熏过、施过魔法的某种埃及人的崇拜物，或者像干兔爪——人们把它悬挂在汽车反光镜上以求平安。尽管手指患有关节炎，我这只手近来还是显得异常灵活，似乎欲罢不能。当然，如果让我平心而论，它的确写下了许多不该写的东西。
“我自然要为你担心。”
有时候，我为自己感到惭愧。
“你不必担心。我已经十六岁了，知道自己有没有病。”
我关于身体功能的这一番粗鲁的描述，往往能让米拉闭上嘴巴。她接着开车往回赶，一路上不再说话，脸上挂着一丝僵硬的笑容，像是糊上了一层石膏。
“我答应过父亲要照顾好你的，”我生硬地说，“也答应过母亲。”
我告诉她，不能说我受到什么压力，因为封闭的生活中没有压力。至于生卷心菜，它把我胀得像死牛一般，因此我宁愿不要它的益处。我说，我没有长命百岁的奢望；也不想苟延残喘，身上发出泡菜般的酸味，嘴里发出卡车喇叭一样难听的声音。
“你真傻。”
当我在门诊室接受诊断的时候，米拉则坐在候诊室里翻阅过期的杂志。她把一篇关于怎样应付压力和另一篇关于吃生卷心菜有益的文章撕了下来。她说，这都是给我看的；对这个小小的意外收获，她沾沾自喜。她总是在给我下诊断。她关心我的身体健康不亚于关心我的心理健康；她对我的肠子尤其在意。
“没错。不过，我还年轻，做事缺乏头脑。这就是年轻的错。”
“一定是心中有愧。”他动笔开处方，无疑都是些糖衣片。他在独自咯咯地暗笑：他一定觉得自己挺滑稽的。过了一定的年龄，人的经历好像又倒了过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表现得越来越天真了，至少在别人看来是如此。我在医生眼中只不过是一个不中用的，因而也是不值得责怪的老太婆。
劳拉摘下太阳眼镜，却不正眼看我。“别人的承诺我不管，”她说，“父亲把我塞给了你。他从来不知道怎么照顾我——照顾我们。但现在他不在了，母亲也不在了，这就好了。我不用缠你了。你也解脱了。”
“没有。”我撒了个谎。
“劳拉，你的这是什么意思？”
“你喝咖啡了？”
“没什么，”她说道，“不过，每次当我要静下来想一想——整理一下心绪，你就说我病了，不停地唠唠叨叨。我都快被你逼疯了。”
“你没懂我的意思，”我尖锐地说，“做梦和睡觉不是一回事。梦老是把我弄醒。”
“你这么说不太公平，”我说，“我一次又一次地为你操心，我总是袒护你，我给你最……”
“如果你在做梦的话，那你一定睡着了。”他故作机智地答道。
“别说这个了，”她说道，“看，多么愚蠢的游戏！我就纳闷，他们为什么把它叫作‘套圈’呢？”
“我睡不着，”我对他说，“梦做得太多。”
我把这一切都归因于她旧日的伤痛——归因于她为阿维隆庄园和那里发生的一切痛心疾首。或者，她是不是还在恍惚地思念亚历克斯·托马斯？我本该多问她几次，本该不断地问下去的。不过，即使那样，我还是怀疑她是否会告诉我她烦恼的真正原因。
他喜欢开一些粗俗的玩笑。不过，至少他不会说：我们今天怎么样？他从来不把我说成“我们”，有些医生是这么说的。看来他懂得“我”的重要性。
那次航行让我印象最深的，除了劳拉之外，再就是那天轮船抵港时所发生的“洗劫”行动。所有印有“玛丽女王”号字样或首字母的东西——书写纸、镀银餐具、毛巾、肥皂盒、各种套件，只要没被铁链拴在地板上，都统统被塞进了大大小小的手袋或旅行箱里。有人甚至拿螺丝刀把水龙头手柄、小镜子和门把手都卸了下来。一等舱乘客的表现比其他人更为恶劣——富人全有盗窃癖。
医生轻轻敲了敲我的肋骨，又听了听我的心脏，然后皱起眉头，接着眉头又舒展了——他一定有了主意。于是，他问我的感觉怎么样。我猜想他的头发经过处理了；原来头顶上的头发一定很稀疏。他是不是热衷于在头皮上粘贴一缕缕的假发？或者比这更糟，作过毛发移植？啊哈，我心里在想。尽管你每天坚持慢跑，腿上汗毛浓密，但你已开始渐渐显出老态。不久，你就会后悔皮肤被晒成棕色了。你那满是皱纹的脸看起来会像晒干的橘子皮。
“洗劫”的理由是什么呢？纪念物。这些人需要靠点什么东西来记住自己经历过的事。猎取纪念物是一种奇特的事：现在就变成了过去，尽管现在还没有过去。有时候，你不太相信你就在场，于是就留下了个证据，或者你误认为是证据的东西。
我又去看医生了。是米拉开车送我去的。她说，路上的雪融化之后又冻成了冰，太滑了，我不能走着去。
我呢，抢走了一只烟灰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