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找她谈谈。”理查德说道。
她午饭在学校吃，星期二和星期四要学长笛，因为乐器演奏是必修课。她学过钢琴，但毫无长进；学大提琴也是如此。听说劳拉讨厌练习乐器，但傍晚有时也会欣赏到她那跑调的长笛声。那跑调的笛声似乎是故意吹出来的。
“我们没什么可抱怨的，”我说，“她只是在照你的要求去做。”
那天，只有我们两个人吃早饭。除了周末，劳拉是不和我们共进早餐的；平时她也假装睡过头，尽量不和我们一起吃。平日，因为要去上学，她自己一个人在厨房里吃早餐。有时却不是她一个人：穆加特罗伊德太太常常也在厨房里。穆加特罗伊德先生开车送她去学校，再接她回来，因为理查德不喜欢她步行去上学。确切地说，他是担心她走失。
劳拉表面上不再对理查德不恭。然而，只要理查德一进屋，她就会离开。
爱德华国王在那一年退位；他选择了爱情，而放弃了江山。不，他是选择了温莎公爵夫人的小江山，而放弃了他的大江山。这件事到现在人们还记忆犹新。再者，西班牙内战开始了，但真正开始是在数月之后。那年三月有什么事是家喻户晓的呢？有。理查德在早餐时抖抖手中的报纸说道：他终于干了。
我们再回到早报的事上来。理查德在我面前张开报纸，我可以看到报纸上的标题。他就是希特勒。他的大军已经开进了莱茵河流域。他违反了国际准则，越过了边界，做了公理不容的事。我说，理查德说道，你别看他的部队只前进了一英里，可其他地方照样也会受到突然袭击。他才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呢。他可是个狡猾的家伙。看到篱笆上有个洞他就进去。看到一个机会他就抓住。你不得不拱手相让。
当时是春天，一九三六年的春天。那是个一切都开始分崩离析的年代。在那一年，分崩离析不断，而且越来越厉害。
他说的有道理，但我没听进去。那几个月里，为保持心情平静，我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对什么都听而不闻。我得排除外界噪声的干扰。我仿佛是一个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空走钢丝的艺人，不敢分心，唯恐一失足成千古恨。当你每天所想的都离现实生活很远时，你还能干什么别的呢？桌上摆着一只花瓶，那天早晨里面有一株多花水仙；它是从威妮弗蕾德送来的那盆球芽中挑出来的。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有水仙花太好了，她说。闻起来真香，好像闻到了一丝希望。
说到哪儿了？那是个冬天。不，我已经过了冬天。
威妮弗蕾德认为我无关紧要。换句话说，她认为我是个傻子。后来——十年后——她在电话中说（那时我们不再见面）：“我以前认为你很傻，其实你很歹毒。你对我们一直怀恨在心——你父亲破了产，并烧毁了自己的工厂，而你把这事全怪在我们头上。”
迟做总比不做强。
“他没有烧毁自己的工厂，”我反驳道，“是理查德干的。或者是他一手策划的。”
然而，她不会回来了。我只能自己照顾自己。我曾郑重地许下诺言：要照顾好劳拉和我自己。
“这是恶毒的谎言。你父亲已经彻底破产了；如果不烧掉工厂，骗点保险金的话，你们连一个子儿都没有！是我们把你和你那个傻妹妹拉出了泥潭！要不是我们，你们俩早就沦落街头了，决不会像金娃娃那样备受宠爱。你总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不用付出任何努力。你从来没有向理查德表示半点感恩之情。你也不肯花一点力气帮助他，从来没有。”
呵，瑞妮。我多希望你在我身边啊。回来照顾我吧！
“你们要我干啥就干啥。我从来不出声。我总是面带微笑。我不过是家里的花瓶而已。但他对劳拉行为太缺德。他不该把魔爪伸向劳拉的。”
迟做总比不做强，瑞妮如是说。
“这全都是诬蔑，诬蔑，诬蔑！你一切都靠我们，对这一点你无法忍受。于是你就对他进行报复！你在夫妻生活中害死了他，就像你拿枪对准他脑袋扣动扳机一样。”
看来，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对整洁的渴望。
“那么，劳拉又是谁害死的？”
也许我该去把这些衣物拾掇一下，然后放回塑料篮里收起来，神不知鬼不觉。这里说的神鬼无非是指米拉。
“劳拉是自杀的，这你再清楚不过了。”
我沏了杯茶，把它喝了，然后用水把茶杯涮干净。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能够自己洗碗碟的。接着，我把茶杯放回橱里，归类摆好。碗橱里茶杯的花色都是祖母阿黛莉娅手工绘制的；不同花色的茶杯都分类摆放，百合花的归百合花，紫罗兰的归紫罗兰。这样一来我的碗橱至少不至于乱七八糟。然而，看到丢弃在地下室楼梯上的那堆脏衣物我就心烦。所有那些破衣服，那些皱巴巴的烂布片，就像从我身上褪下的一层层白壳；不过，颜色并不是全白。这说明了一个问题：我的躯体在这些空页上乱涂乱画，慢慢地却毫无保留地把躯体里面的东西都翻了出来，留下了隐秘的痕迹。
“我也可以这样说理查德。”
窗外灰蒙蒙的。那是没有生机和活力的一片灰色：阴沉沉的天空，还有踩上去吱吱作响的积雪。我插上电壶插头，水很快就开始吱吱冒气了。当你感到你的器具在关照你，而不是你在关照你的器具时，你的身体状况可就不妙了。不过，我还是感到一丝慰藉。
“这是造谣诽谤。无论怎么说，劳拉当时是疯疯癫癫的。我不懂你怎么会相信她说的话，不管是关于理查德的或者别的什么事。任何神经正常的人都不会相信的！”
我听到咯咯一声，可能是我体内发出的，也可能不是；我吓得心咚咚直跳。我明明知道那池水是眼睛、耳朵或大脑的一种奇怪的幻觉。不过，还是别下去的好。我把一篮子要洗的衣物撂在通往地下室的楼梯上，不管了。也许以后我会再下去取的，也许不会。但有人会的。米拉会闭紧双唇去取的。现在我把衣物留在了那里，米拉准会把那个女工强派给我。我转过身去，差点摔倒，赶紧抓住楼梯扶手，然后一步一格地往上攀，终于回到了温暖明亮的厨房，顿觉神清气爽。
我讲不下去了，只好挂断了电话。不过，我不是她的对手，因为当时她手上有个筹码——艾梅。
客厅里的地板还算结实。我沿着走廊进了厨房，然后开亮下面的灯，惴惴不安地进入了潮湿的地下室。顿时，恐惧也随之而来。这幢房子里我曾经能够轻易对付的那些地方，如今已经变得充满危险：上下推拉的窗像个捕兽夹，随时有可能掉下来卡住手指；梯凳似乎就要散架了；壁橱的最上面的几层，堆着颤巍巍的玻璃器皿，随时可能倒下来砸到头上。沿地下室楼梯走到一半，我就后悔不该下来了。楼梯太陡，光线又太暗，那里的气味太难闻，简直就像被巧妙毒死的配偶刚刚浇上水泥而发出的气味。地上一片黑暗，像个真正的水池，深不可测，灯光一照泛着微光。或许以前就是一个真正的水池；或许底下有一条暗河，水从地板里涌上来，就像我在电视气象频道中看到的一样。自然界四大元素的任何一种随时都可能跑错地方：大火会从土地中喷薄而出；土地会变成大水，在你耳边翻滚；空气会像石头般撞击你，把你头上的房顶掀掉。接下来怎么会不发大水呢？
然而，在一九三六年的时候，她还是友好和蔼的，也还是我的保护人。她不断地拉着我参加一个又一个社交聚会——青年女子联盟会议、政治联欢会，以及这样那样的委员会——一到那里她就把我安顿在椅子上或角落里，自己则忙于进行必要的社交活动。我看得出人们并不怎么喜欢她，不过是在敷衍她而已，因为她有钱，精力又充沛。无论举行什么活动，这个圈子里的大多数女人都满足于让威妮弗蕾德唱主角。
我把挑出来的衣物一股脑儿塞进塑料篮子里，沿着楼梯的一侧一步步往下走，就像“小红帽”[2]骑马穿过阴间去她奶奶家似的。不过，我自己就是个老奶奶了，身体里还有一只恶狼在不停地咬啊咬。
我坐在那里，不时会有人悄悄走过来和我搭讪，说她认识我祖母。年轻一点的女人则说，如果她认识我祖母该多好——重新回到战前的黄金岁月里，可以过真正高雅的生活。这是一种暗示：在她们眼中，威妮弗蕾德是个暴发户——一身铜臭、缺乏教养、俗不可耐；而我则应当站出来维护另一种价值观。这时，我总是淡淡地一笑，说在我出生以前，祖母早就死了。换句话说，她们不能指望我跟威妮弗蕾德作对。
我决定开始我的洗衣闹剧。如果米拉发现那一摞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的浴巾，一定会苦恼地尖叫起来，而我自己则会得意洋洋地哈哈大笑。我把头伸进放脏衣服的疏格篮里仔细查看，差一点一头栽进去。我把自己认为能拿去洗的衣服挑出来，其中有去年买的那些内衣裤，挺让人怀旧的。（以前的这些衣服多漂亮啊！如今的衣服再也不是这样了，不用钮扣、不用手缝。或许也有原来的那种衣服，但我没见到过；再说，我反正买不起，也穿不上了。这样的衣服一般都是小腰身。）
你那足智多谋的丈夫怎么样了？她们会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听到他当官的大新闻？理查德能不能当官同他的政治生涯有关，而他的政治生涯还没正式开始，却已经沸沸扬扬。
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在嘲笑善良。善良同邪恶一样复杂，而解释什么是善良要困难得多。不过，有时候善良却让人难以忍受。
噢，我会笑着说道，我希望能最先知道。我不相信理查德能当官；我是最不希望他当官的人。
我告诉米拉，我个人的私事不用别人操心。我要尽可能地把这个外来的女工拒之门外。雇个人来的确会令我相当难堪。我不想让外人知道我的隐私——我的缺陷、我的污迹和我的气味。让米拉知道却没关系，因为我们相互了解。我是她身上背着的十字架：我让她在别人眼中成为一个大善人。她只要叫一下我的名字，转动一下眼珠，她就能得到宽容；即使得不到天使的宽容，至少也能得到那些十分难缠的邻居们的宽容。
我们的生活——我和理查德的生活——已经纳入了我原来估计的那种永恒的模式。或者说，我们过着两种生活：白天的和夜里的。两种生活截然不同，而又一成不变。每天的生活都平淡无味，按部就班；夫妻间表面上相敬如宾，却暗藏着家庭暴力，如同一只野蛮的脚重重地踩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多么不和谐。每天早晨我都要去洗澡，洗去夜里的污秽，洗去理查德头发上抹的那种东西——一种价格不菲的香脂。他往往搞得我满身都是。
她还感到腰酸背疼。她想雇一个爱管闲事的女工来做所有的那些家务。她的借口是我心脏不好。她不知从哪儿了解到我的病情，了解到我的医生，以及医生给我开的药和我病情的预测——我猜是从医生的女护士那儿打听到的。那个护士染着一头红发，说起话来两个嘴角不停地蠕动。这个小城就像一个大漏勺，什么事也包不住。
我对他夜里的房事毫无兴趣，甚至反感——这是否会让他感到不快？一点不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他都喜欢征服女人，不喜欢同女人合作。
那么，洗衣服的活谁干呢？当然是米拉，不用我动手。我在这里时，家里的活我不妨全包了，她总是这么说。我们俩都心照不宣，假装她什么也没干。我们在共谋一个虚假的神话——或者说正在成为一个虚假的神话——我能够照料自己。然而，这种伪装造成的压力开始影响她的身心健康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受的皮肉之苦越来越多——有时身上出现青肿，先是紫，后变蓝，再变黄。理查德曾笑着说，我动辄身上就有伤，这太奇怪了。只要碰一下就肿起来。他从来不知道女人这么容易受伤。那是因为我年龄太小，太娇嫩了。
昨天，我决定洗衣服——星期天干活是对上帝的大不敬。并非上帝很在意今天是星期几；我们差不多都知道，在天堂里，就像在人的潜意识里一样，时间是不存在的。实际上，我这样做是对米拉的大不敬。米拉总是说，我不该自己铺床，我也不该提着大篮小篮的重重的脏衣服到地下室去洗。那台洗衣机又老又不灵；通往地下室的楼梯摇摇欲坠，令人提心吊胆。
他喜欢拧我的大腿，那个部位外人是看不到的。任何事只要让外人知道了，都可能影响他的仕途。
为了对得起这种新食品，我强迫自己规规矩矩地坐在餐桌旁，摆上全套餐具和餐巾纸。那些单身族都养成了站着吃饭的习惯；既然无人共享美味或品头论足，那又何必讲究这些繁文缛节？但是，一个方面的漫不经心，可能导致全面的乱糟糟。
有时，我觉得身上的这些伤痕是某种密码——像花开花谢，又像烛光烘照下的隐显墨水。然而，如果伤痕是一种密码，那谁持有破解密码的钥匙呢？
今天，我吃的早餐有点特别。那是米拉给我带来的一种新品种的麦片，吃了可以让我精力充沛；她十分相信包装盒背面的产品介绍。包装盒上醒目的文字是烫印的，说这种麦片色泽如棒棒糖，柔软如丝绵跑步衫；它不是由受到污染的、过分商品化的玉米和小麦做成的，而是由一些原始而神秘的谷物做成——这些谷物鲜为人知，名字也很难读。这些谷物的种子是从哥伦比亚发现新大陆之前就存在的坟墓里和埃及的金字塔里发现的。言之凿凿，不由得你不信；但只要你稍微动一下脑子，你就明白不是那么回事。据称，这种神奇的麦片不仅能像锅刷那样帮你清除体内垃圾，还能使你精神焕发、永葆青春、长命百岁。包装盒的背面画有一段柔软的粉红色肠子；正面则是一张翡翠色的拼花面孔，没有眼睛。负责广告宣传的人一定不知道，这是阿兹特克人[1]死后下葬时戴的一种面具。
我仿佛是沙子，我仿佛是白雪——别人在上面写了又写，轻轻一抹就平了。
终于到了三月，可以隐约感受到几丝春天的气息了。树木还是光秃秃的，芽苞还是硬硬的，像包了一层茧。不过，在阳光照射到的地方，积雪已开始消融。野狗到处撒尿，流到地上越淌越细，也不再马上结冰，只是边上结了少许黄色的冰碴碴。草坪一块块显露出来，上面点缀着尚未化尽的带泥的积雪。阴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1]阿兹特克人：墨西哥印第安人。
洗衣服
[2]小红帽：《格林童话·小红帽》里的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