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蛋糕摊，却没有看见劳拉。不过，理查德也不愿意一上来就找劳拉谈；他知道这样做不明智。如果可能的话，他总喜欢按照从上到下的顺序来处理事情。所以，他要求先同摊主单独聊两句。摊主是个高大的黑下巴男子，身上散发着一股馊奶酪味。这人一看见理查德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从摊位里走出来，还偷偷回头瞥了一眼。
过山车呼啸而过。从射击场传来的声音就像是在爆玉米花。还有一些人在开怀大笑。我觉得肚子饿了，可又无法提出来吃点东西；当时提出这个建议是不得体的，况且那里的食物也令人难以下咽。理查德紧锁着眉头，一只手拽着我的胳膊，带我穿过人群，另一只手则放在衣袋里。他说，这种地方必定到处都是手脚麻利的扒手。
理查德问摊主：他是否知道自己藏匿了一个离家出走的少女？这种事天打雷劈！摊主惊恐地说道。劳拉骗了他——说自己十九岁了。不过，她干活十分勤快，把摊位收拾得干干净净；蛋糕生意忙的时候，她还会搭把手。那她睡在哪里呢？这事摊主说不清楚。这里有人给了她一张床，但并不是他。这其中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们得相信这一点；至少摊主是这么认为的。劳拉是个好女孩，而他是个婚姻幸福的男人，不像这里的某些人。他只是可怜她，以为她可能遇上了什么麻烦。对于像她这样的好孩子，他的心肠总是很软。事实上，他就是那个给我们家打电话的人。他并不仅仅是为了赏金；他认为，她最好回去同家里人待在一起，不是吗？
不过，在一九三五年八月的那一天，我还没有听到过打胎这一说。即便是他们当着我的面说出这个词（当然他们并没有说），我也弄不清那是什么意思。甚至连瑞妮也从来没有提过这个词；她最多也就隐晦地说到过“厨台屠夫”。我和劳拉躲在后楼梯偷听到这话，以为她是在讲人吃人的风俗。当时我们还觉得十分有趣。
说到这里，摊主满怀期待地望着理查德。理查德把赏金给了他；但不知怎的，我觉得赏金没有摊主所期望的那么多。接着，劳拉被叫出来了。她并没有表示抗议；她看了我们一眼，就决定不这么做了。“不管怎样，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她对摊主说道。她还和他握了握手。她并不知道摊主把她给卖了。
一个老故事。
理查德和我一人拽着她的一只胳膊，带她一起穿过向阳游乐园往回走。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叛徒。理查德把她塞进车里，让她坐在我们夫妇俩中间。我伸出胳膊，紧紧搂着她的肩头。我对她很生气，但我知道此时得好好安慰她。她身上散发出香草和热糖浆的味道；好久没洗的头发有一股难闻的气味。
于是我想：如果是文字的话，那是哪一类的文字呢？日记，小说，还是自传？或者仅仅是涂鸦而已——玛丽爱约翰。然而，约翰却不爱玛丽，或者说爱得不够深。他的爱没有深到能阻止她用那种方式打掉孩子，阻止她在每个人身上都涂洒上鲜红、鲜红的字母。
我们和劳拉刚踏进房子，理查德就叫穆加特罗伊德太太给劳拉端来一杯冰水。可她并没有喝；她坐在沙发的正中间，双膝并拢，面无表情，目光呆滞。
在她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画面：远洋轮起航时，从船上飘下的红色飘带，像瀑布一般洒向下面的参观人群；从过山车和里面的女孩子那里泻出长长的、浓浓的鲜红线条，就像是从桶里泼出来的油漆。一条条长长的红云挂在空中，仿佛飞机喷涂的文字。
理查德问她：知道她自己给家里带来了多大的不安和混乱吗？不知道。她在乎吗？没有反应。他希望她今后别再干这样的事了。还是没有反应。他现在可以说是她的监护人，他对她负有责任，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履行这种责任，不管为此付出何种代价。无论什么事都不是一厢情愿的，因此他希望她明白她对他也负有责任——对我们也负有责任。那就是循规蹈矩，不做出格的事。她明白吗？
我们的头顶上传来了金属的碰撞声、可怕的轰鸣声以及女人们的尖叫声——那是过山车。我从来都没有坐过过山车，惊奇地张大了嘴巴，直到理查德说：“把嘴闭上，亲爱的，不然苍蝇会飞进你的嘴巴。”后来，我听到一个奇特的故事——是谁说的呢？是威妮弗蕾德，没错；她总是喜欢把这类事情拿来翻来覆去地讲，以表示她了解真实的生活，尤其是下层社会的幕后生活。故事说的是一些惹上麻烦的女孩子——照威妮弗蕾德的说法，似乎这些女孩子们的麻烦都是自找的。这些有麻烦的女孩子会来向阳游乐园坐过山车，希望用这个办法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讲到这里，威妮弗蕾德噗嗤一笑。那当然行不通，她说。如果行得通的话，在那么高的空中，她们又怎么止血呢？亏她们想得出来！
“是的，”劳拉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天的天气糟透了，十分炎热，而且雾蒙蒙的；用沃尔特现在的话来说，简直比地狱之门还热。人们光溜溜的肩膀晒得流油而发出的气味、刺鼻的香水味，夹杂着煮香肠的蒸汽和棉花糖的糊味，在湖滨上空形成了一层若有若无的雾气。走进人群就像是掉入了一锅大杂烩——你就变成了一种配料，熏上某种味道。理查德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帽檐下的额头上湿漉漉的。
“我当然希望如此，”理查德说道，“我当然希望你能明白，年轻的女士。”
现在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就像别的许多地方一样，向阳游乐园已经拆除很久了，取而代之的是五十年代修建的十二车道的沥青公路。然而，那年的八月，它依然热闹非凡。我们开着理查德的箱式小客车来到向阳游乐园，但由于交通拥挤，不得不把车停在离游乐园不远的地方。一眼望去，人行道上和尘土飞扬的马路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年轻的女士这个称呼让我感到紧张。这是一种谴责，似乎年轻是一种过错，身为女士也是一种过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该受到这种谴责了。为了岔开这个话题，我问劳拉：“这些天你都吃什么了？”
向阳游乐园当时是人们夏天消遣的好去处，却不是理查德和威妮弗蕾德这种人去的地方。对他们来说，那里喧闹无比，汗气熏天。旋转木马、赤色分子、根汁汽水、射击场、选美比赛、公共浴室——总之，全都是一些低俗的消遣。理查德和威妮弗蕾德可不希望离别人的胳肢窝这么近，也不希望站在数着分币的那些人的身旁。不过，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也如此清高，因为我也不愿意去那种地方。
“苹果脯，”劳拉说，“还有雪绒圈饼店的炸圈饼。隔天的炸圈饼比较便宜。那里的人真好。我还吃红肠面包。”
威妮弗蕾德说，最重要的是不能走露半点风声。一个十五岁的女孩这样离家出走，那会给家庭的名誉带来很坏的影响。人们也许会认为她受到了虐待，这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障碍。她是说，这对理查德和他的政治前途来说是个严重的障碍。
“噢，天哪。”我一边说，一边对理查德挤出一个不以为然的微笑。
理查德和我决定一同驱车去那里把劳拉领回来。威妮弗蕾德说，父亲的意外死亡给劳拉带来了太大的震撼，再说尸体又是她发现的。这一切很可能使劳拉仍处于震撼的余波之中。这种事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更何况劳拉还是一个神经质的女孩。很可能她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说什么。把她接回来后，必须给她打一针强镇静剂，然后送她去看医生。
“在现实生活中，”劳拉说，“别人吃的就是这些东西。”我开始有点明白向阳游乐园对她的吸引力了。劳拉所关心的只是那些别人——那些人对我们来说一直是别人，而且永远都是别人。劳拉渴望为这些“别人”服务。她在某种程度上渴望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但那是永远也不可能的。那只不过是在提康德罗加港施食所做义工的重演而已。
首先，他向外宣称我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要求媒体能够尊重我的个人隐私，体谅我虚弱的身体。他的这番话让记者们有所收敛；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我是怀孕了。要知道，在那个时代怀孕也算是一件大事，会让妇女神经紧张。接着，他又放出话来，凡提供劳拉消息者将会获得赏金。不过，赏金是多少，他却没有提。到了第八天，我们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说劳拉并没有死，而是在向阳游乐园的一个蛋糕摊上打工。打电话的人声称，他是根据报纸上的描述认出她的。
“劳拉，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当屋里只剩下我们俩时，我问劳拉。（你是怎么去那儿的？答案很简单：她在伦敦下了火车，然后又上了另一班晚一点的火车来多伦多。幸好她没有跑到别的城市去；否则我们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她了。）
理查德说，我们对记者应该彬彬有礼，同时要守口如瓶。他说，我们没有必要同报纸对立，因为记者们可是一群报复心极强的小人；他们会怀恨在心，多年不忘，以后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报复你。他说，他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理查德害死了父亲，”她说，“我不能住在他的房子里。住在这里是不对的。”
我们忧心忡忡地等了两天之后就报了警。尽管理查德事先采取了某些措施，但这事还是很快见了报。记者们把我们的房子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拍照，尽管只拍到了门和窗；他们打来电话询问；他们要求进行采访。其实，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丑闻。“知名上流社会女生隐身爱巢。”“联邦车站恐怖犹存。”他们希望得知劳拉和一个有妇之夫私奔了，或者被捣乱分子绑架了，或者被发现死在行李房的旅行箱里。性爱或死亡，或者两者兼有之——那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这样说不太公平，”我说道，“父亲的死是多种不幸因素造成的。”话一出口我自己都感到羞耻：这种口气同理查德如出一辙。
威妮弗蕾德说，我们该去医院查问一下：劳拉可能病倒了，或者发生了什么意外。然而，她并不在医院。
“也许不公平，但这是事实。说穿了，这就是事实，”她说，“不管怎样，我需要一份工作。”
我认为，理查德没有必要过分激动。对于劳拉的事，我也感到很不安，但我相信劳拉只是走失罢了。那才更像她的风格。她下错了车站，又忘记了我们的电话号码，结果就迷了路。
“可这是为什么呀？”
这段时间以来，理查德一直在和高层人物打交道。他暗示说，渥太华的游行参与者落入了一个幕后精心设计的圈套。游行的领导人被诱骗去渥太华进行所谓的“官方对话”，却统统被困在了里贾纳。按照事先的计划，对话毫无结果，却发生了骚乱：颠覆分子挑起事端，人群失去控制，人们或死或伤。在幕后操纵这一切的就是共产党；什么蹊跷的事都有他们的份。谁敢说劳拉的半路失踪不是他们干的好事呢？
“只是想表明我们——表明我能够工作。我——我们不一定要……”她一边咬着手指，一边眼睛看着别的地方。
“他溜了，”理查德说道，“跑得比兔子还快。我看，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不一定要什么？”
“工厂并没有被烧毁，”我回答说，“他们及时扑灭了大火。再说，也没有证据说明是他放的火。”
“你知道的，”她说，“所有这一切，”她指了指带褶边的梳妆台，以及配套的镶花窗帘。“我开头想去当修女。我曾去过海洋之星修道院。”
“听好了，亲爱的。是劳拉的好友。那个小黑皮。就是那个恶棍烧毁了你父亲的工厂。”
天哪！我暗自叫道，别再谈什么修女了。我想，我们和修女已经没什么关系了。“那她们是怎么说的？”我以一种和蔼而淡然的口气问道。
“哪个小子啊？”我问道，目光却瞄向窗外。
“不行，”劳拉说，“她们对我非常好，但却拒绝了我的要求。这不单是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她们说，我并不是真正想将自己奉献给上帝，而只是在逃避自己的责任罢了。她们说，如果我想效忠上帝的话，我应该在他为我安排的生活中为他效忠。”她停顿了一下。“什么生活？”她说，“我根本就没有生活！”
“我敢说，那小子——叫什么来着——也一定参加了。”理查德眯起眼睛望着我说。
她放声大哭，我张开胳膊把她搂在怀里。这个动作对她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当她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哄她的。别嚎了。如果我有一块红糖，我就会给她，但我们早已过了红糖的年龄。糖果不再起作用了。
那年八月，他对许多事情都抱有怀疑态度。他说，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在七月份，渥太华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成千上万的所谓失业者和要求合理工酬的人是受了颠覆分子的怂恿才这么干的。幕后操纵者的目的是推翻政府。
“我们怎样才能离开这里呢？”她呜咽道，“否则就来不及了！”至少她还知道害怕；她比我更有危机感。不过，我只当是她青春期的一个小插曲罢了。“什么来不及了？”我用轻柔的口气问道。我们需要的是深深吸一口气；一次深呼吸，镇定下来，再做盘算。用不着惊慌失措。
劳拉的行李按时到了，而劳拉本人却似乎消失了。理查德比我预料的还要烦恼得多。他是怕某个不知名的团伙偷偷把劳拉绑架了——目的是要报复他。有可能是那些赤色分子，也有可能是某个肆无忌惮的生意对手；这种变态的人确实存在。他还暗示说，由于他现在同政界的关系日益密切，犯罪分子就和那些不择手段的家伙勾结起来对他施加压力。他认为，接下来我们就该收到勒索信了。
我以为我能够对付理查德和威妮弗蕾德。我以为我能够像老鼠般生活在老虎的城堡里——低下脑袋，保持沉默，蜷缩在角落里。不，我太自信了。我没有看到危险。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就是老虎。更糟糕的是：我不知道自己也可能变成一只老虎。我不知道，如果时机得当，劳拉也会变成一只老虎。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变成老虎的。
三天后，劳拉按理应该到了。我赶到联邦车站去接她，但她却不在火车上。她也没在阿维隆庄园；我打电话给瑞妮，招来她好一通埋怨。她早知道这种事总有一天会发生的，因为劳拉就是这种性格。她曾把劳拉送上火车，照吩咐帮她托运了箱子和行李，已经事事小心了。她原本应该一路陪劳拉过来的，瞧，现在出事了吧！一定是白奴贩子把劳拉给拐跑了。
“乐观一点。”我尽量用抚慰的口气对劳拉说道。我轻轻拍拍她的背。“我去给你拿杯热牛奶。你喝了以后，美美地睡上一觉。明天你感觉就会好多了。”但她还是不停地哭，怎么劝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