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要开口，他举起手。“别急。我不是在控告哪个人，只是推测。如果晚五分钟，答案是一样的。她有十分钟来完成这件事。”
“是啊，”他阴郁地说道，“这就讲不通了。要是她想干掉那家伙，太容易了。她已经让他处于下风了，酗酒，对她动武也有案可稽。离异的话，赡养费会相当可观，财产分割也一定优厚。找不到一点儿动机。不管怎么说，时间上也太巧合了。早五分钟她就干不成，除非你也卷在里面。”
“十分钟，”我不耐烦地说，“她不可能预料到，更别说策划了。”
“动机是什么？”
他往后靠在椅背上，叹了口气。“我明白。你知道所有答案，我也知道所有答案。可我还是觉得不对劲儿。你跟那些人凑在一起到底为了什么？那家伙写了张一千块的支票给你，然后又撕掉了。他生你的气，你说的。你反正不打算拿，也不会拿，你说的。也许是吧。他是不是以为你和他老婆上床了？”
他咧了咧嘴。“我把这茬忘了，是吧？好，情况是这样：你在湖边，汽艇发出轰隆隆的声音——顺带说一句，那是几个用拖车载着汽艇从箭头湖那边跑过来玩的家伙——韦德在书房里睡着了或者醉得不省人事，有人已经从他办公桌里取出了手枪，而她知道你把枪放在那里，因为你上次告诉过她。假设她没有忘记带钥匙，她进了屋，四处看了一圈，发现你在湖边，进书房一看，韦德睡着，她清楚枪在哪里，拿了枪，瞅准时机，给他一枪，然后把枪扔在我们发现它的地方，回到宅子外面，等了一会儿，等到汽艇离开，再按门铃，静候你来开门。这么说你有没有什么要反驳的？”
“闭嘴，伯尼。”
“你自己也忘了一件事，伯尼。我的车停在车道上，所以她在按门铃前就知道我在里面——或者有人在里面。”
“我没问你是否这么做了，我问的是他是否这么想。”
“是的，我明白。我说的是一种情形。除你之外没有人会去开门，她在证人席上说她不知道你在家里。要是韦德活着，在书房里工作，他也不会听见门铃响。他的门是隔音的。用人不在，是星期四。她竟忘了，就像忘了钥匙一样。”
“同样的回答。”
“她可以绕到后面。”我说。
“好吧，换一个。那墨西哥佬拿住他什么了？”
“对他来说这没关系。”奥尔兹有些不耐烦，“我觉得不对劲儿的第二件事是他在那个房间里自杀，让他老婆去发现他。不错，他喝醉了，可我还是觉得不对劲儿。接下来让人觉得不对劲儿的是他扣扳机时汽艇正在轰鸣，盖过了枪声。这对他来说有什么差别吗？又是巧合，嗯？还有，他老婆刚巧在下人都放假的日子忘了带大门钥匙，得按铃才进得来。”
“据我所知没什么。”
“他喝醉了。”我重复了一遍。
“那墨西哥佬钱太多了，银行里放着一千五百块，各式各样的衣服，崭新的雪佛兰汽车。”
奥尔兹抬起他的淡蓝色眼睛，把手从桌上挪开。“我仔细搜查了他的办公桌。他给自己写信。他不断地写啊写。不管喝醉还是清醒的时候，他都在打字机上敲字。有些东西疯狂得很，有些稍显滑稽，还有些很忧伤。那家伙心里藏着事儿。他绕着圈子写，可就是不去碰那件事情。如果是他把自己干掉的，他该留下两页遗书才是。”
“他说不定贩卖毒品。”我说。
“他喝醉了，有可能只是一时发狂。”
奥尔兹撑着扶手从椅子里站起来，居高临下看着我，一脸不悦。
“你能感觉到其中有诈。但即便你知道，也没招儿。你只能像这样坐着空谈。他一字不留，这让人觉得不对劲儿。”
“马洛，你这家伙真是运气好得可怕。两回重罪都让你逃脱了。你可别太自以为是。你帮了那些人，却连一个子儿也不挣。我听说你帮了那个姓伦诺克斯的家伙，也没挣一个子儿。你靠什么吃饭，伙计？你已经存够了钱，再也不需要工作了？”
“什么事？”我往后靠去，望着他眼睛周围太阳晒出来的细密皱纹。
我起身绕过办公桌，面对着他。“我生性浪漫，伯尼。如果半夜听见哭声，我会出去看看。这种事是一个子儿也不挣的。精明的话，你会关上窗户，把电视音量开得更大；或者踩下油门，逃得远远的。不介入别人的麻烦。管别人的闲事只会惹来一身腥。我最后一次见到特里·伦诺克斯时，我在我家为我们俩煮了咖啡，一起喝的，还抽了烟。所以当我听说他死了，我去了厨房，又煮了咖啡，倒了一杯给他，还敬了他一支烟。等咖啡凉了，烟熄了，我跟他道了声晚安。这种事是一个子儿也不挣的。你是不会这么做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当你的高尚警察，而我做我的私人侦探。艾琳·韦德担心她丈夫，所以我出去找到了他，把他送回家。还有一回，他遇到了麻烦，打电话给我，我又去了，把他从草坪上弄到床上，一个子儿也没要。没钱可分。除了有时脸上挨一拳头，被抓去蹲大牢，或者碰上个像曼迪·曼宁德兹之流发横财的小子跑来威胁，我什么也没有得到。一个子儿也没有。我保险箱里存着一张五千块的大钞，不过我永远不会去花它，因为这钱来得不对劲儿。我起初会把玩把玩，现在偶尔也会拿出来看看，不过如此，我连一个子儿也不会去花。”
“不可能是别的了，我想。”他将一双粗粝的大手放在办公桌上，望着手背上大大的褐色斑点，“我老了，他们把这些斑点称作老人斑。不上五十岁你是不会长这玩意儿的。我是个老警察，老警察都是老浑蛋。韦德的死，有些事我觉得不对劲儿。”
“一定是假的，”奥尔兹干巴巴地说道，“只不过他们一般不造这么大的面值。说了这么一通，你主要想表达什么？”
“还能是什么？”
“没什么，我只是告诉你我生性浪漫。”
“我不知道，”他不屑地说，“还没有被调查过。你倾向自杀的裁决，是吧？”
“我知道了。你一个子儿不挣，我也知道了。”
“你说话怎么像个赤色分子。”我故意刺激他。
“不过我总是可以叫一个警察滚蛋。滚蛋，伯尼。”
“不可能双手干干净净地挣到一亿块，”奥尔兹说，“头儿也许会觉得他自己的手挺干净，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被逼到墙角，兴旺的小生意遭遇釜底抽薪，只得低价转卖，正派人丢了饭碗，股票市场被人操纵，代理权以低得可怜的价钱卖出。抽取百分之五利润的掮客和大律师事务所捍卫富人的利益，打败对大众有益的法律，为此收取几十万佣金。金钱就是权力，而权力被滥用了。这就是所谓制度。说不定这就是我们能拥有的最出色的制度了，不过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要是我把你弄到后面去，灯光照着，你就不会叫我滚蛋了，伙计。”
“我见过他，就这样。我不喜欢他，不过兴许是忌妒。他派人来找我，给我一些建议。他是巨头，很厉害，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还有什么了。我不觉得他是什么缺德的家伙。”
“我们来日见分晓。”
“你见过他。他抽空见了你。”
他走到门口，猛地拉开门。“你猜怎么着，小子？你自以为聪明，其实愚蠢得很。你在瞎扯淡。我干了二十年警察，没有留下一个污点。有人想要欺骗我或者隐瞒什么的时候，我感觉得到。自作聪明的人只能愚弄得了自己。听我一句，伙计。我明白得很。”
“他不至于费那份心吧。”
他转过头去，门在他身后自行关上了。他的脚步声沿着走廊一路响过去，桌上的电话铃响时，我还能听得见。电话里传来清晰的职业化的声音：
“噢，见鬼，我不爽快而已，”奥尔兹说，“我在想那个波特老头，好像他让一个秘书吩咐一个律师叫地区检察官告诉赫南德兹警监你是他的私人朋友。”
“纽约呼叫菲利普·马洛先生。”
“二十块钱一件的衬衫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菲利普·马洛。”
“合我胃口，不过别太张扬。在有些人眼里你一肚子坏水，不过我从来不知道你干过什么缺德事。”
“谢谢，请稍等。马洛先生，对方在线上了。”
“为什么要忘了？我们不妨揭开伤疤瞧一瞧。”
接下来说话的声音是我听见过的。“我是霍华德·斯潘塞，马洛先生。我们听说了罗杰·韦德的事，当头一棒啊。我们不清楚具体的来龙去脉，但你的名字好像牵涉其中。”
“我说得过头了，包涵。忘了那些话吧。”
“事发时我在现场。他喝醉了，开枪打死了自己。韦德夫人晚一步回来。用人不在——星期四是休息日。”
他准是在好莱坞分局或附近，不到二十分钟他就到我办公室了。他一屁股坐进顾客座椅，架起腿，低声说：
“就你一个人和他在一起？”
我回到办公室时，电话铃在响。奥尔兹说：“我去你那边，我有话要说。”
“我没和他在一起。我在外面转悠，等着他妻子回家。”
我走进弗劳尔街的一家咸牛肉铺子，这里的东西很合我胃口。门口挂着一块措辞粗鲁的牌子：“只限男人。狗和女人莫入。”里面的服务也一样粗鲁。需要刮脸的侍者把食物朝你面前一丢，不管你愿不愿意，先扣下小费再说。食物很简单，但味道实在好。他们还卖一种棕色的瑞典啤酒，烈的程度不下于马丁尼。
“我明白了。嗯，我想会有一次听证吧。”
“不反对，警官。”我说着抬脚往下走。他还在我背后说了些什么，我只管继续走自己的路。
“已经过去了，斯潘塞先生。结论是自杀。没怎么见报。”
他阴郁地笑笑。“我总是找对了人，却说错了话，”他酸酸地说，“你不反对吧？”
“真的吗？很奇怪。”确切地说，他的声音并不显得失望，更像是惊讶和困惑。“他名声那么大，我还以为——得了，不用在意我怎么以为。我想我最好飞过去，不过我下个周末之前没法成行。我会给韦德夫人发封电报。也许我可以为她做些什么——还有那本书。我是说书大概已经写得差不多了，我们可以找人续完。我猜你最终还是接受了那份差事？”
“去你的。”
“没有，尽管他亲自请求过。我坦白告诉过他我没法阻止他喝酒。”
“一根香烟罢了，老兄，不是一条命。过些日子，也许你会娶了那姑娘，嗯？”
“你显然连试都没试。”
“岂不浪费。”我说。
“等等，斯潘塞先生，你连开始是怎么回事都没搞清楚，何不弄清楚了再下结论？不是说我一点儿不内疚，出了这样的事，我又在现场，怎么可能不内疚？”
人们绕过我们沿着台阶走上走下。我们只管站在那里。奥尔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瞧了瞧，而后扔在水泥台阶上，用鞋后跟碾得粉碎。
“当然，”他说，“刚才是我失言，对不起。那么说很不恰当。艾琳·韦德这个时候会在家吗——你是否知道？”
他看着我。“哈，哈，哈，”他笑着说道，“我不是指你。”他的表情变得淡漠。“这些年我看得太多了，都腻了。这可是一瓶不同寻常的酒啊，私藏的陈年佳酿，专替上等人准备的。再见，伙计。你什么时候穿上二十块钱一件的衬衫，招呼我一声，我过来为你拎包穿大衣。”
“我不知道，斯潘塞先生。你何不打个电话给她？”
“情色指什么？”
“我认为她不会想和任何人说话。”他说得很慢。
“不是我，伙计。地区检察官认为情色与本案无关。”
“为什么不？她跟法医说话，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你对付甜哥儿有一手。”
他清了清喉咙。“你怎么连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干得漂亮，”他头也不回地说，“祝贺你。”
“罗杰·韦德死了，斯潘塞。他在世时是个浑蛋，大概也有些才气。这非我所能判断。他是个任性的醉鬼，他对自己恨之入骨。他给我惹来了很多麻烦，最终还让我感到悲哀。我他妈的为什么要有同情心？”
庭审结束后，在法庭外面的台阶上，我碰见了奥尔兹，他正望着下面的车流，或者假装望着。
“我说的是韦德夫人。”他马上说道。
她出去时经过我跟前，几乎没看我一眼，最后一刻，她头稍稍转过来几寸，微微一点，好像我是她很久以前见过但一时又记不起来的人。
“我也是。”
艾琳·韦德穿着黑白两色的衣服。她脸色苍白，声音低沉而清晰，即便通过扩音器，也一点儿没走调。法医加倍温和体贴地对待她，跟她说话时，声音抑制不住似的带着哭腔。她走下证人席时，他起立鞠躬，而她则飞给他一个不易觉察的微笑，几乎使他被自己的口水呛死。
“我到了之后再给你打电话，”他突然说道，“再见。”
我走下证人席时，看见了甜哥儿。他脸上明显挂着歹毒的笑容——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如往常，他穿戴得有点太过考究，可可色华达呢西装，白色尼龙衬衫和深蓝色领结。他在证人席上没多说话，给人印象不错。是的，主人最近经常喝得烂醉；是的，楼上手枪走火那晚他帮着把主人抬上床；是的，最后一天在他——甜哥儿——离开前，主人要他去拿威士忌，不过他拒绝了；不，他一点儿也不懂韦德先生的文学创作，不过他知道主人很消沉，不断地把写的东西扔进字纸篓，又从里面捡出来；不，他从来没听见过韦德先生跟谁发生口角……等等等等。法医想套他的话，但没问出什么东西。有人已经很好地调教过甜哥儿了。
他挂了电话。然后我也挂了。我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话看了好几分钟，然后将电话簿在办公桌上摊开，开始查找一个号码。
庭审弄得一团糟。法医生怕大众对他失去兴趣，还没拿到完整的医学证据，就跑到法庭上来了。其实他的担忧实属多余。作家之死——即便这位作家名噪一时——这新闻也不会热多久。那年夏天，有太多新闻同台争艳。某位国王退位，另一位国王遭遇暗杀。一个星期之内，三架大型客机坠毁。某家通讯社的首脑人物在芝加哥自己车里遭遇枪击毙命。二十四名囚犯在一场监狱大火中被烧死。洛杉矶县的法医运气不佳，错过了一生之中的华彩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