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露出震惊的表情。
“我是他妻子。”
看到她的反应，我瞬间明白了。克里斯多夫是个调情高手，喜欢有意无意地挑逗女孩。他根本不假思索，尽管率性而为。一般人寒暄时说的“你好”“谢谢”“不客气”，一个绅士为女士开门时的动作，这些微不足道的琐事，到了他那儿都能自然而然变成一种搭讪手段。在这方面，克里斯多夫过于随便，四处留情，这反而降低了他的魅力。一旦你识破这个男人的伎俩，对他的诱惑保持警惕的话，他身上的光环就自动黯淡了。可惜，很多人就像眼前这位年轻女孩一样，还没来得及认清他的真面目就已跌入陷阱。看得出，她在保护他，仍愿意做他的俘虏。
她粗鲁地，甚至带点敌意地问。
“他，他，好像克里斯多夫属于她似的。”我心想着，往后退了退。
“你是谁？”
“请告诉他，他的妻子在找他。”
“我想尽快和他谈谈。”
她点头。
“他不在房间，你要留言吗？”
“等他一回来就告诉他。我有很重要的事。”
我起身走进了大厅。昨晚替我办理入住手续的男服务员已经走了，来接班的是一位浓眉大眼的女孩。她的头发向后梳拢，呆板的发型和她柔美、饱满的脸蛋非常不搭。我问她今天早上有没有见过克里斯多夫。她皱了皱眉，似乎不想告诉我。我请她帮我往他的房间打个电话，拨电话时，她直直地瞪着我。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无人接听的嘟嘟声，而她那职业性的发际线之下，却露出一脸公然的愠怒。她挂断了电话。
我正要转身离开，听到她在背后小声嘀咕，肯定是在骂我。妻子总是被骂的对象，尤其在这种情况下。
我心神不宁地在露台上四处打量，已经快十点钟了，显然我错过了他的早餐时间。他一定已经吃过了，没准现在已经离开酒店，开始今天的日程了。
“我想出去散散步。”
我点点头，服务员转身走了，没再多说什么。我眼前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克里斯多夫在那些照片里的模样。他站在模特和带着苦笑的化妆师、造型师之间，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他在那个“马戏团”里做什么。他看上去更像一个局外人。这画面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她惊诧地抬起头，不敢相信我竟然还没走。她巴不得我赶紧消失，显然我的出现令她非常不快。不过我确实想去散散步，却又不知该去哪，所以就一直在附近徘徊。她指了指码头方向，说：“这个村子很小，你绝对不会走丢。”我点点头，顺着她指的方向走去。
他把托盘夹在手臂下，继续说。“他们在酒店里给时尚杂志拍照片。大火烧到悬崖上，你瞧，那片黑色的地方还在呢。”他指着那些烧焦的岩石表面，“他们让模特站在泳池边，火就在他们后面和大海边烧，”他吸了口气，“场面非常壮观。”
尽管已经是九月了，天还是很热，阳光依旧毒辣。走出酒店的那一刻，我感觉眼睛都快被阳光刺瞎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味，让我在某一瞬间产生一种幻觉，仿佛大地仍在燃烧。
“今年一整个夏天，全国到处都在发生火灾。从这里到雅典，沿途好多地方的山都被烧焦了。你要是到村外去，爬上山顶瞧瞧，就能感受到地表还残留着火灾后的余热。世界各地的报纸都进行了报道，整个夏天都有摄影师在这儿拍照。”他边说边模仿着按快门的动作。
我刚走出酒店大门就看到了昨晚的流浪狗，它们朝我跑过来，尾巴在空中画着圈，这既不代表友好也不代表敌意。我喜欢狗，有一次差点养了狗，但因遭到克里斯多夫的反对只得作罢。他说得没错，我们经常出去旅游，根本没时间照管它。我伸手去摸离我最近的那只狗，它的毛又短又稀，光滑得像人的皮肤。它残疾的右眼浑浊不明，眼神中透出智慧又孤独的光芒，那是一种动物特有的绝对空洞。
“怎么回事？”
其他狗也向我围过来，在我的腿边和手边摩来蹭去，然后一哄而散。这些狗往前跑了一段，慢慢转了个圈后又跑回来，陪我走到堤岸。只有那只右眼残疾的狗一直跟着我，没离开过。此时已接近正午时分，海湾里的水又清又蓝，几只孤舟停泊在水面上。
“发生了火灾，”他耸耸肩，继续说，“把客人都吓跑了。”
格罗妮美那是一个小渔村，我在路上偶遇了几家店铺——一家新开的报摊，一家烟草店，一家药店——全都关着门。走着走着，狗儿们渐渐散了。酒馆外零星坐了几个人，我打量过去，试图在他们中间寻找克里斯多夫的身影。这些人满脸皱纹，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和克里斯多夫没有丝毫相同之处。克里斯多夫肤白面净，跟他们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不过分自负，但在异性和普通人眼里却极具魅力，这点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他的人生。
“肯定还有其他客人吧。”
我在堤岸上也没找到克里斯多夫，这儿只有几对悠闲的男女和两三个渔夫。狭小的海滩上空无一人。站在海边，回望酒店，十分钟路程的距离，景色却截然不同。在酒店里，你可以随便活动，那里一切都是奢华的，可一旦走出酒店小心经营的区域，你就不得不面对这里独具地方特色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我发现周围的村民都在打量我。这是他们的权利，谁叫我是个外来“入侵”者。我低下头，往酒店走。
“酒店是空的，现在是淡季。”
我在外面逛了不到一个小时，回到酒店大厅时，之前那位年轻女服务员已经下班了，昨晚的小伙子又回来了。见我走进来，他抬起头，从柜台后跑过来。
“这儿好安静，我可能是最后一个来吃早餐的吧？”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服务员端来烤面包时被我拦住了。
“有事吗？”
这里的布置非常浪漫，却让我感觉难受。克里斯多夫就喜欢奢华的居住环境，对某个阶层的人来说，奢华就是浪漫。这家酒店是夫妻们度蜜月或庆祝结婚纪念日的圣地。我想象着克里斯多夫被一对对夫妻们包围的画面，心再次被一种难堪的情绪刺痛。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竟选了这么个荒谬的地方度假。
“我同事跟我说您是华莱士先生的妻子。”
我正在品尝咖啡。送咖啡的服务员一边放下杯子，一边说，只有他们这有卡布奇诺和拿铁，其他地方只卖希腊咖啡和雀巢咖啡。
“是的，怎么了？”
楼下的大厅依旧空荡荡的。酒店供应的早餐摆放在露台上，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海景。我没有在露台上看到克里斯多夫。这间餐厅看上去荒废已久，下面的村庄一览无遗，周围静谧无声，仿佛一切都静止了。石堤两旁立着矮小的楼房，海湾一侧悬崖高耸，寸草不生的悬崖在海面投下明亮的白光。从露台上向下望去，目之所及既宁静祥和又激动人心。悬崖底部还残留着烧焦的灌木和杂草一类的东西，这里最近似乎发生过一场火灾。
“您先生本该今早退房，但他这会儿还没来办理手续。”
而如果我在此时提出离婚请求，并且态度坚决，他会不会比之前更觉沮丧，或者说倍感受辱？一想到那场面，我就不禁替我俩感到难堪。大概提出离婚时我们俩都是很煎熬的——毕竟我之前也没经历过，也说不好——不过我猜，如果离婚这件事不是在当下这种模棱两可的情景之下发生的话，场面可能也不至如此尴尬。
我看了看手表，已是中午了。
我就这么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会不会感到不安？会不会陷入沮丧？会不会想知道我究竟为何而来？还是他怕被我抓住，觉得我在纠缠不休？抑或，他会以为家里发生了意外，母亲出了事，后悔没回电话？还是说，他会看到希望，梦想着我们能和好如初？（这希望既是我寄予他的，也是我们彼此之间的一种相互寄予，毕竟当时我同意了他的那个“保密协议”。）
“其实，我们已经好几天没见到他了。他出去旅游了，一直没回来。”
也是，一个女人千里迢迢来国外寻夫，若不是为了复合，还能是为了什么呢？男女之间，一个过度的手势或姿态都有可能被对方认作浪漫的信号，即使是在一桩失败的婚姻里，这条原则也同样适用。
我摇了摇头，问道：“他去哪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阳光洒满房间。看了一眼手机，里头没有任何留言。已经九点了，眼看就要错过早餐时间了，必须加快速度。但明知如此，我还是在浴室里磨蹭了好一会儿。在此之前我还没好好想过，假如克里斯多夫在酒店看到我或被我撞见时会是什么反应，直到此刻站在喷头下，任热水汩汩流过，水花模糊视线，我才认真思考起来。我猜他的想法很简单，第一反应肯定以为我是来挽留他的。
“我们只知道他租了辆车，雇了个司机。他已经提前付了房钱，叫我们把房间留着，等他回来。”
“再说吧，”我说，“都再说吧。”
我们面面相觑，陷入一阵沉默。接着，那个服务员清了清嗓子，十分礼貌地说：“但是，有人预订了他的那间房。”
“需要打电话叫你起床吗？需要早报吗？”
“嗯？”
“谢谢。”我说。
“预订了那个房间的人今天将要入住。”
我接过钥匙，他没有再多说什么，只交待了早餐的事，并且在送我上电梯时抢着帮我提包。
“酒店现在不是有很多空房吗？”
他同情地点点头，眼里满是疑色。或许是因为他见过太多混乱的男女关系，或许他根本啥都没想，只是不自觉地表露出同情——无疑，这种特质对他的工作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他略感抱歉地耸耸肩，答道：“没错，我知道。不过人们本来就挺荒唐的，我估计是有人要来庆祝结婚纪念日。这对儿夫妻度蜜月时就住在那间房，所以那个房间对他们来说有特别的意义。他们下午就要入住，所以你看……”
“不用了。”我摇头道，“明早再打给他。”
他的声音变小了。
他露出了警惕的神色，虽然这么说着，可手还放在柜台后，并没有拨电话的意思。现在确实太晚了。
“我们得把他的东西搬到其他房间。”
“需要打他房间的电话吗？”
“可以。”
我一直静静等着，直到他登记完信息又给我拿来房间钥匙，这时我才开口询问克里斯多夫的消息。
“如果他今天要跟您一起离开的话，我们可以帮他打包。”
“现在是九月底，已经过了旅游旺季。可惜海水比较冷，不适合游泳。”他补充道，“不过，酒店游泳池的水温还是非常舒适的。”
“我不清楚他准备待多久。”
我自己订了一个单间，打算暂住一晚。柜台后的服务员诚实得令人吃惊，他竟坦言相告，说这个时节酒店没什么客人，空房间很多。
“好吧，我懂了。”
酒店大厅里空无一人，我看了看时间，已经快十一点了。伊莎贝拉没有替我订房间，这太合情理了，一个来找丈夫的妻子何必再另外订一间房呢？
“他在搞研究。”
他耸了耸肩，钻进车里。
他扬手打断我，好像我说了什么废话似的。
“这么晚了，你还要赶回雅典吗？”我询问道。
“现在我们要清理他的房间，您要一起去吗？”
司机把他的名片递给我，说我回雅典时可以联系他。我接过名片，说没准儿我明早就回去了，到时候给他打电话。他点点头。
我等他回柜台取钥匙，然后跟着他上了楼。克里斯多夫住在酒店的另一头，顶层最后一个房间。这个小伙叫科斯塔斯，我从他别在制服上的工牌上看到了他的名字。他解释说克里斯多夫一直住豪华套房，那间房视野好，可以俯瞰整个海湾的美景。
车在酒店前停下，门卫打开大门。随着汽车缓缓驶入大门，那些流浪狗终于被甩开了。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它们还围在门口，黄色的眼睛就像汽车尾灯发出的光。这家酒店建在一座小海湾的尽头，所以我刚一出车门就听到了水声。我提上手提包和小旅行袋下了车，服务员问我有没有行李箱，我摇摇头。我只用一个晚上就打包好了行李，在这儿顶多住一星期，根本用不着带行李箱。当然，我没必要跟他多做解释。
“如果您想多待几天，我强烈推荐这间房，那对夫妻走后，这房间就空出来了，说不定那时您丈夫也回来了。”他说。
车窗外，黑夜的轮廓顺着车身蔓延开来，一群流浪狗追在车后跑，狗尾巴打在车身上，发出响声。它们贴得太近了，尽管汽车在减速，但还是很容易撞到它们。司机按着喇叭，想将它们吓走，可这些狗并没有被吓跑，仍然紧追在车后，一直顺着公路跑到一座大型石头别墅前。司机继续按着喇叭，同时摇下车窗，大声呵斥。
我们终于来到房门口。科斯塔斯以酒店人员职业的、特有的熟悉手势，小心翼翼又略带莽撞地敲了敲门。紧跟着，他的手已经搭在了门把手上。那一刻，我产生了某种幻觉——门打开了，克里斯多夫就站在我们面前，一脸错愕又略带惊喜的模样。片刻之后，科斯塔斯打开门，然后我们一起走了进去。
“到了，”他说，“我们已经到了。”那咚咚的声音再次响起。“是流浪狗。”司机补充了一句。
房间里的乱象令人大跌眼镜。克里斯多夫没有洁癖，但也绝不邋遢，他从没有在脏乱的环境中居住过——不是因为他会自己打扫房间，而是他会请清洁工来整理，曾经有一段时间一直是我帮他打扫。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嘈杂、重复的响声把我吵醒了，醒来时天色已黑。那声音在车内发出回响——咚，咚，咚，然后戛然而止。汽车慢慢驶入一条狭窄的单行车道。我支起身体，问司机是不是快到了，离酒店还有多远。
正如科斯塔斯之前所说，这间豪华套房里有独立的客厅和绝佳的视野，肯定是这间酒店里相对较贵的房间。但是房间里面脏乱不堪，一片狼藉。
克里斯多夫入住的村子位于希腊最南端，距离雅典约五小时车程。机场外已经有出租车在等我了，伊莎贝拉做事总是面面俱到。雅典的交通异常拥堵，经常发生交通事故。我们起先遇上了堵车，后来就开进了荒凉无名的高速公路，车窗外的标志我完全看不懂。我累极了，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地板上到处都是脏衣服，至少有好几天没洗过了；桌子上堆满了书和论文，床边的电线、耳机、照相机绞在一起；他的随身笔记本电脑被丢在地板上，电脑盖还开着；房间里还放着托盘、咖啡壶、几瓶没喝完的水和一个上面残留有食物碎屑的盘子。
挂电话前，她建议我带上泳衣，并且强烈推荐那家酒店的泳池。
我感到十分纳闷：为什么酒店清洁工没有把这些垃圾及时清理掉呢？床摆在房间中央，床铺没有整理，床上堆满了报纸和笔记本。房间经人擦拭过，地板也拖过了，不过清洁工打扫时似乎刻意避开了这些东西，包括垃圾。
大概没有哪个婆婆会怂恿儿媳去希腊跟自己的儿子闹离婚。本来我可以留在伦敦忙自己的事，但因为我隐瞒了事实，所以这趟我就非去不可了。我猜假如伊莎贝拉知道她买的机票是送我去跟她儿子离婚的，她肯定会把我杀了。这种事并不是不可能发生，正如我之前说过的，她是个精明强悍的女人。不过她还极有可能会这样说：“要知道你们这么容易分开，我就应该早点给你买机票。”
“他叫清洁工不要动他的东西。”科斯塔斯耸耸肩说，“客人的要求，我们只能照办。但是你看——”
我发现她不相信我。她大概认为我是那种没有机票，不知道酒店地址，就绝对找不到丈夫的妻子。正因为她的不信任，我才决心要遵守和克里斯多夫之间的约定。这便是那通电话带来的第二个惊人后果：我没告诉她我和她儿子分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这才是我们此次没有同去希腊的真正原因。
他走到衣柜前面，打开柜门，衣柜底层堆的脏衣服更多。最上面一层放着T恤和裤子。这些衣服我全认得，花纹和质地，一只袖口上的磨边，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此刻，我在这里的存在感散落在这些和我朝夕相处了好几年的衣物上。这种熟悉感让我心中一阵刺痛，我不禁想起了这些东西的主人——他前几天还住在这，可如今却下落不明。
一小时后，伊莎贝拉又打来电话，说她已经查到了克里斯多夫入住的酒店信息。我真好奇她是如何办到的。这期间，她还用我的名字订好了第二天出发的机票，并记录了航班编号。伊莎贝拉性格张扬，外表优雅，骨子里精明能干，所以我之前一直把她当成一个可怕的对手，不敢招惹她。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再过不久，我们之间连“战场”都将不复存在。
科斯塔斯拍了拍手，打断我的沉思。
我突然认识到我和克里斯多夫的事该有一个正式结果了。既然我已决定要离婚，那么就亲自去希腊跟他做个了断吧。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尽儿媳的职责了。
“好的，我们要开始打包了，您不介意吧？”
他还可以说得半真半假，也算是为日后的坦白交代开个头。他可以跟伊莎贝拉说我俩都在度假。当然，伊莎贝拉肯定会追问他，为何要度假或者去哪度假。可惜，这两种方法他都没采用。他大概认为，随便撒个谎或干脆让伊莎贝拉自己去胡乱猜测的处理方式更简单。不过他想错了，伊莎贝拉可没那么好骗。
我点了点头，视线落在那堆书和论文上。克里斯多夫随身带的书和论文全都是与希腊相关的，其中甚至还有一本介绍希腊习俗的书。我随手翻开一个笔记本，发现根本看不懂他凌乱的手稿——反正我从来都看不懂他的字。
没错，克里斯多夫撒了谎，骗她说我们俩要一起去希腊。但他大可不必如此。假如他不想暴露离婚的事，随便就能找到一个独自旅行的借口。他可以说我要参加会议，或者说我有一个同时带着三个孩子的女朋友需要我留下来帮忙照看。
科斯塔斯用房间的电话呼叫前台，让他们派一位清洁工来。几分钟后，清洁工来了，他道了歉，开始打包衣物。现在已将近下午一点，新客人随时可能入住，但眼前这间房恐怕还要好好收拾一番才行。
伊莎贝拉打来的这通电话造成了两个后果，即使现在看来，它们仍对我有着特殊意义。其一是，本来我没有去希腊的打算，但在她的一再请求下还是去了，尽管我并不太清楚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看了一眼，是伊莎贝拉打来的。她真会抓时机。我的回答很简短，可她才不管，连招呼都不打，一上来就问她儿子在哪，叫我把电话递给她儿子。
这次她停顿了片刻才开口：“无论如何，你得马上去希腊找他。你知道的，我的直觉向来很准，我猜他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不然他怎么会不回我电话呢？”
我听到电话那头在放布里顿的《比利·巴德》。伊莎贝拉和马克是戏剧迷，有一次，他们还叫我和克里斯多夫一起去德林布恩艺术节看戏，我记得那是一次很不愉快的经历。当时我和克里斯多夫的婚姻已经出现了问题，我们几乎没怎么和对方讲话，但伊莎贝拉和马克兴致高昂，完全没有发现我俩的异常。那晚，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在戏剧上，比任何时候听得都认真。
“我确实不知道他在哪。”
我还记得，那晚坐在剧院里，我开始沉思起来——思考音乐，以及眼前这尴尬局面。我不是布里顿的粉丝，来听他的音乐会并不能拉近我和公婆之间的距离。现在，再听到那首熟悉的音乐，我才发现空间距离对那个故事来说有多重要。整个故事几乎都发生在海上，缺少空间距离的话，最基本的情节都无法成立——就不会出现叛变，也就不需要军事法，那么比利·巴德也就不会死了。
“他说他不是一个人去，我就打电话问他，说你们俩要不要来乡下透透气。”——她再次提到“你们俩”，显然她还不知道实情，我们离婚的事克里斯多夫还没跟她说——“就是那次，他说你们要一起去希腊，你要把手头的书翻译完，他要去那里做研究。结果，现在呢……”她略带恼怒地叹了口气，“你人还在伦敦，可他的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
这部剧的音乐过于密集，看剧时就像在盯着一面石墙。尽管我不喜欢这部歌剧，却不得不承认故事本身还是非常震撼的。整个故事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男人们背井离乡、奔赴战场或出海远航的时代。
现在，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听她继续说。
现在的男人不用背井离乡，至少绝大多数人不用出海，不用穿越沙漠。他们每天都坐在办公大楼里，早晨按时上班，看到的是千篇一律的风景。生活对他们来说就像吸二手烟，无法被自己主宰，只有在背叛的乐园里，他们才能享有一点个人隐私，寻求内心的生活——一旦选择背叛，跟妻子成为陌生人，他们就能随心所欲地生活了。
即使她这么说也打动不了我，我才不会把她的担心当回事呢。伊莎贝拉认为她和克里斯多夫的关系有所好转，这是做母亲的人常会产生的一种错觉，而且她们还时常会在这种错觉的支配下做出傻事。之前也发生过一次类似情况，当时她的反常举动让我心中莫名产生出一种胜利感——这个女人竟跑来问我她儿子的事，而且是为了六个月前和一年前发生的一些芝麻小事！
音乐戛然而止，伊莎贝拉又问：“克里斯多夫在哪？”
“——我担心他。”
我盯着满屋的狼藉，犹豫了半晌才答道：“我没找到他。”
伊莎贝拉的声音突然变小了，我听不清她说什么。或许她真的在犹豫，或许是在假装，不外乎就这两种手段。
“可你不是在那儿吗？难道你不在马尼？”
我实在是被弄糊涂了，半晌答不上话来。我不明白克里斯多夫为什么要撒这个谎，我根本不知道他有出国的打算。她继续说：“他工作很努力，我知道，他一定是去那搞研究了——”
“我在。问题是，他不在这里，不在酒店。”
此时，我反复强调我不知道克里斯多夫在哪，可伊莎贝拉却轻笑一声，说：“别扯了，三周前我和克里斯多夫通话，他说你俩准备去希腊。现在我联系不上他，你人却在英国，我猜他准是自个儿去希腊了。”
“那他在哪？”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通话。
“不知道。”我说，“好像去旅游了，他雇了个司机。他的手机打不通，可能是忘了带充电器。”
可离婚这事真的瞒得住吗？我将信将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赞同他的观点。在那个时候，这个太突然的变动也让我有点不知所措，而我猜克里斯多夫也有同样感受，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向众人解释我们婚姻破裂这件事。不过我还是不太喜欢事先串通好这种做法，漏洞百出又毫无意义。但不管怎样，最后我还是答应了。克里斯多夫从我的声音中听出了我内心的犹豫，他要我发誓，保证在我们下次通话前不告诉任何人。我勉强答应了他，气愤地挂了电话。
这时，我发现他的手机充电线还挂在床边的插座上。
我的脑袋顿时抽痛了一下。我跟克里斯多夫已经一个月没联系过了，我们最近一次联系是在电话里。当时他说，虽然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复合了，但他还不想经历这个过程，让我暂时别告诉亲戚朋友。他用了“过程”这个词，这意味着离婚是一件连续不断向前发展的事情，而非一蹴而就的突发事件，所以得慢慢来。他说得没错，离婚这件事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比最初这个念头的萌生来得更加突然。
“我会等他回来。”我说。
接下来，我猜，她一定会提到克里斯多夫是否告诉她我们的婚姻已经结束的事。“这样一来最好，亲爱的，”她会继续说，“反正即使走到最后，你也根本不属于这个家。”我已经在心中为她预设好台词，可是她并没有“照本演出”，而是突然问道：“我只想知道，我儿子到底在哪？”
“你必须找到他以后再回来。”她说，“一定得找到他。”
她说“外国”这两个字时还是往常那种语气，疑神疑鬼，有点气恼——她一直都想不通，是什么原因让她唯一的儿子选择远离她。然后话题又转到我身上，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婚姻的大道理：“你是外国人，所以你总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你很好，就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根本不了解你。”
“我会的。”我回答，“但是，我想不该是我去找他……”
我们离婚的事伊莎贝拉并不知情，所以她才会打电话来向我询问克里斯多夫的状况，这合情合理。“我已经给他留了三次言，”她说，“打他电话就直接转接到语音信箱，最后一次打他手机时，里头响起的竟然是外国语音……”
假如她听见了，敏感的人大概会追问这句话的意思。如果她继续追问的话，我会说出真相的。因为此刻，站在这间屋子中央，我感觉没必要再保守那个秘密了。
然而，甚至背叛也并不是导致我们婚姻失败的根本原因。很早以前我们就曾口头协议离婚，可真正走到这一步还是经历了一段漫长时期。正是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逐渐瓦解了婚姻的基石。一想到未来，我就畏惧。也许我俩之中已经有人开始后悔了，那些烦琐的程序、令人头疼的文件和网上表格，让人忍不住想退缩。
然而，伊莎贝拉没有问，或许她根本就没听到。
克里斯多夫头脑聪明，在智力上远胜过我，但我们之间却不仅仅是智力相差悬殊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双方相互掌握的信息严重不对等。简而言之，就是忠诚的问题——背叛总是将一方置于“智慧高地”，而将另一方推入黑暗深渊。
“你必须找到他以后再跟他一起回来。”她重复道，“一定要把他带回来。”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神经质。
“你难道不知道吗，不少人都觉得你有点目中无人？”他经常这么问我。我确实不知道。我们的婚姻，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他早已了然于心的事情我却还被蒙在鼓里。
这对母子的关系本来就不好。难怪克里斯多夫终其一生（或者说自从长大成人后）都在躲避自己的母亲。不仅如此，他向任何人或事走近之前，通常都会先逃开。
我居然不知道克里斯多夫行踪这件事让伊莎贝拉难以置信。她回话的语气咄咄逼人，却并不惊讶，这反倒让我更加惴惴不安起来。每次在伊莎贝拉和马克面前我都手足无措，感觉自己受尽羞辱。克里斯多夫说两位长辈跟我相处时也有同样感受，我的过分矜持在他们看来就是高冷傲慢。
我放下电话。我叫科斯塔斯将剩下的东西打包进箱子里，等克里斯多夫回来再做打算。他点点头。说完，我走出了房间，心想：这下我就能回伦敦了。
事情要从伊莎贝拉打来的一通电话说起。她想知道克里斯多夫在哪，我却只能尴尬地说我不知道。我能想象她在电话那头的惊讶反应，但我没有告诉她，我和克里斯多夫六个月前就分手了，而且我们已经将近一个月没有联系。
《比利·巴德》：由20世纪英国古典音乐代表人物之一的本杰明·布里顿所创作，根据麦尔维尔的小说《水手比利·巴德》改编而来，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战船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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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林布恩艺术节：是英国一年一度的歌剧节，作为全球歌剧季的重头戏，全球各地的乐迷都拥向这座英格兰南部的乡间庄园。每年，拥有1200个座席的歌剧院会推出六部恢宏剧作。剧作每年都会有所变化，但节日主要因上演莫扎特歌剧而闻名。
也是，一个女人千里迢迢来国外寻夫，若不是为了复合，还能是为了什么呢？男女之间，一个过度的手势或姿态都有可能被对方认作浪漫的信号，即使是在一桩失败的婚姻里，这条原则也同样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