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需要这笔钱，但是这笔财产总要有人来继承。我并不贪财，在这种情况下，我宁可不要财产。但我发现，三百万英镑确实是个相当诱人的数目。三百万英镑，并不像伊莎贝拉说的，只能买套房子，事实上，它能让我过上一种全新的生活。
一般来说，我们会高价请律师去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或尽可能减少损失。然而，克里斯多夫为什么没跟我提过这笔钱呢？回到伦敦后我才知道，他在两年前继承了这笔财产，而当时我们的婚姻还没有出现问题。这笔钱是马克以克里斯多夫的名义做的投资。我不懂他为什么把钱交给马克，甚至还放在马克名下。不过，我没有追问更多细节。或许，他早就做好了离婚的准备，为防我分财产才这么做的；或者是，当时他不需要这笔钱，懒得打理，干脆就交给马克了。
大约一周后，我收到斯特凡诺的信息，他说他和玛丽亚结婚了，他们很幸福，还打算要个孩子。从希腊回来后，我就再也没联系过斯特凡诺，没想到他竟然找到了我几乎不怎么登录的脸书账号。我好奇地点开了他的个人主页，看到他上传的结婚照。从照片中可以看出，他和玛丽亚就在我们之前住过的那家酒店举行了婚礼，站在我之前坐过的石堤上交换了誓言。
那天，我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直到晚上，我还在想那笔钱，无心做别的事。我知道我没资格继承那笔钱，但也没有理由拒绝。我在想，我应该接受多少呢，只接受一百万英镑的话，我的良心会好受吗？两百万英镑呢？可这重要吗？事实上，克里斯多夫死后，我对他的感情已经变了。假如他还活着，我们肯定会离婚，那么我也会得到一半财产。因为依照法律来看，我是受害方。
过去一年，我常常在想，当时是不是我太心软，过于同情斯特凡诺，以至于忽略了他的本性。现在回想起来，他根本没那么可怜，不过是失去了女人的爱罢了，这点挫折微不足道。但是，他有杀人动机，这种动机比一沓钞票、一块表、一枚结婚戒指、一笔信用卡上的费用还有吸引力。他有时间策划杀人行动，有机会下手，肯定也有过“要是他死了该多好”的念头。
“具体情况律师会向你说明的。钱不多，”她讽刺地说，“这点钱现在只够在伦敦买套房子。”接着，她说她累了，过两天再谈，说完就仓促地挂断了电话。
不过，从脸书上的信息可以看出，他丝毫没有罪恶感。他大方地分享了自己的结婚照和生活照，照片的内容都是日常琐事，字里行间流露着新婚的幸福。假如他杀死了克里斯多夫，他又怎么会发这样一则信息给我呢？然而，如果凶手不是斯特凡诺，又会是谁呢？这条突如其来的消息和伊莎贝拉打来的电话重新将我的注意力拉回到那件案子上。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想不到自己会有资格继承这笔财产。
我一直以为克里斯多夫是被小偷杀死的。当然，这种情况下，很难判断对方是故意杀人还是过失杀人。有一段时间，我总会想起那个小偷。虽然我从没见过他，更不可能认识他，但我相信这个人是存在的。而他现在还拥有自由，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或许，他还在希腊乡村某个地区游荡，寻找新的打劫目标。此时我才惊讶地发现，我们竟对凶手一无所知，甚至连最基本的信息都不知道！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抢着说：“另外，克里斯多夫的投资，或者说马克以他的名义所做的投资到期了，总共三百万英镑左右。”
我们不知道小偷长什么样子，头发是深色还是浅色，是卷的还是直的，是浓密还是稀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家人，妻子和孩子是否也住在马尼，他的身材高大还是瘦小。说不定，他是个身材矮小、外表温柔的男人；也说不定他身高六尺，黑皮肤，脸上长满痘痘。这个小偷和伊莎贝拉一样，都是克里斯多夫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伊莎贝拉给予了克里斯多夫生命，而小偷则终结了他的人生。然而，这个人对我们来说却是一张白纸，我们对他一无所知。
“我不同意！”我脑海里闪过的这个答案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就像伊莎贝拉说的，“整件事从一开始就搞砸了”，但我仍希望能重新调查，使用所有法律手段将案子查个水落石出。或许，我们能找到凶手，查出事情的真相。那样，我们才能真正地“翻篇往前看”——伊莎贝拉的措辞很奇怪，这显然不是她的真心话，这是一份预演好的“台词”，是对她背叛克里斯多夫的托词！
虽然我们不愿承认小偷对克里斯多夫的重要性，但我们能想象出他曾跟克里斯多夫有过亲密接触。不过，他们之间的亲密并非是通常意义下的亲密——小偷用手臂勒住克里斯多夫的脖子，用手按住他的肩膀；他凑到克里斯多夫耳边，嘴唇贴着他的耳朵，低声威胁他——这种姿势跟情侣间的拥抱意义不同，却是两个男人之间最亲密的接触。跟这个画面相比，所有带有情欲色彩的身体触碰——克里斯多夫与我或其他人之间的——都显得黯然失色了。
“他们结案了，”她说，“我们可以重新报案。但是，就算重新报案，我估计结果也差不多。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整件事从一开始就搞砸了。我和马克决定翻篇往前看了，你呢？”她用试探的语气问，或许她真的想知道我的想法。
克里斯多夫被袭击前看到凶手的模样了吗？跟他说过什么了吗？小偷可能问了个问题好让克里斯多夫放松警惕。他可能向克里斯多夫问路，给克里斯多夫找了根烟或向他借火点烟，总之是想方设法要把克里斯多夫拦下来。或者，他可能是直接从背后猛地跳出来，捡起石头，飞快地砸向了克里斯多夫的后脑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克里斯多夫根本没机会看到凶手的长相，更不用说他的具体体貌特征了。
正如预期那样，一年之后，克里斯多夫的案子毫无结果，最后不了了之。警察原本就不指望找到凶手，所以他们对调查结果并不感到惊讶或失望。这个消息是伊莎贝拉打电话告诉我的。
小偷可能只想把他砸晕，没想到失手把他杀死了。但从克里斯多夫头上的伤口来看，并不能断定这起案子的性质是故意谋杀。这是一起抢劫案而非谋杀案。小偷可能误以为克里斯多夫被砸晕了，醒过来后只会感到头痛、口干而已，并不会有生命危险。当时，如果他下手轻点，那么此刻克里斯多夫多半可能已经回到伦敦了。
有人说乘客们还活着，在某座美丽的热带小岛上过着幸福生活，开心地享受他们的假期。这种说法简直荒诞离奇，不过这无疑是个完美的答案。当然，这种解释引来了家属们的极大不满。因为，若如此说来，乘客们想逃离的不只是现实生活，还有与之朝夕相处的家人，也就是那些此刻正苦苦守在凯恩斯，等待与亲人重聚的家属们。但是，我们不也经常这样怀疑死者吗？当然，克里斯多夫的死跟游艇失踪事件不是一回事。他已经死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他的死还留下了一些悬念。你细想就会发现，所有的死亡都是悬而未决的——违背了死亡本身的完结性，留下不确定的问题——克里斯多夫的死也一样。
上述猜测的前提是，克里斯多夫是被人杀害的，但这只是万千可能之一。他也可能是摔了一跤，刚好把脑袋磕了，这种情况虽罕见，倒也不是不可能，比这更稀奇的事都有呢。而且尸检结果也显示，他死前喝了酒，死的时候已经喝醉了。再加上当时是半夜，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就更大了。然而，这种死法是最没有尊严的，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我们最怕警方说他是喝醉后发生了意外，而不是被他人杀死的。这种结果比找不到凶手更让人不能接受。
这件事引发了各种猜测，有人认为是自然灾害引发的（游艇被大海吞没了），有人说是地缘政治造成的（游艇被恐怖分子袭击了）。当时最盛行的说法是，这是一起乘客和船员精心策划的失踪事件。他们买了票，告别了亲人，然后躲到世界的某个角落，最终定居在类似于瓦努阿图群岛（以自然风景和土著民对菲利普王子的崇拜而闻名）或所罗门群岛这样的，某座遥远的异域小岛上。
因醉酒意外跌死，这样的死亡是多么荒诞，多么没有意义！所以，有时我宁愿相信是他的一些无意识行为导致了自己的不幸；有时，把他的死看成生命的必然结局，而非突然消失——就好像他的生命是可以随意被橡皮擦抹去的记号，消失得不留一丝痕迹——我反而觉得释然。这样一看，他就只是神秘失踪了，而不是彻底不存在了。
他们没法往前看，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艘游艇莫名其妙地就失踪了。按常理来说，游艇跟游轮航行的距离差不多，当今的科技非常发达，要找到这么庞大的目标应该不难。更何况，这艘游艇采用了当代最先进的科技，有万无一失的安全配置，而且，当天的气象预报显示该区域并没有暴风雨。所以，那通陌生女人打来的电话就成了一个谜。总之，警方没有打捞到任何残骸，这艘游艇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从世界上消失了。
所以，每到深夜，我总会开始胡思乱想，想象某个女人（不是玛丽亚）的丈夫被戴了绿帽子，于是悄悄跟着克里斯多夫出了村子。我曾听到谣言说这事跟一个女人有关，某个妒火攻心的男人可能跟这件案子有关。这件案子最终调查失败，难道是因为当地村民不配合警方的调查，不愿帮陌生的外地人讨回公道？或者说，其实警察已经找到了凶手，但最终却选择了保护他？
事实上，这几周的等待只是一个开始。游艇一直没有下落，乘客们生死不明，警方的搜索工作逐渐减少，保险公司也开始向失踪者的亲人们赔付保险金。（起初，媒体记者都追着家属采访，千方百计地想多挖点故事，可就像熟知的情形一样，某一天他们突然就失去了报道的兴趣，而这件事也就自然而然淡了下去。）家属们说他们感到非常矛盾和焦虑，不知是该心存侥幸，还是“往前看”。
当然，第二天醒来时，昨夜的这些想法就显得十分可笑了，前一天晚上想通的事又全部被我自己否定了。我承认，到了白天，我的想象就枯萎了，它只能在这起已经确定无疑的死亡案中寻求线索，不能进行更多自由发挥。
当时，这起事件在英国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因为出事的那家邮轮公司向来受退休人群的喜爱——该公司的邮轮有宽敞的船舱，而且船员和乘客的比例也安排得恰到好处。在舆论的影响下，更多国家参与到救援行动中来。搜索的范围扩大了。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家属们开始感到绝望。尽管他们住的五星级酒店不仅有豪华的设施，还提供海湾和码头美景，可这些丝毫不能减轻他们内心的焦虑。豪华的环境只会让他们想起自己身在异地并且处于一种焦虑的等待中。
当爱人意外死亡后，你会不自觉地去探索更多的线索和前因后果来平息自己的心情。不过最后你会发现，这么做只是徒劳。其实，真正的罪人不在暗处，也不是陌生人，而是我们自己。在所有嫌疑人中，没有人比我的犯罪动机更明显了，事实上，我的杀人动机还不止一个——我是被出轨的丈夫抛弃的受害者（至少在外人看来事情是这样的）；杀死克里斯多夫，我就能继承他的财产；我想嫁给另一个男人……每当这种种犯罪动机加之于身，我的心就被罪恶感吞没，为活着感到羞耻，为无法弥补的错误感到悔恨。
一周过去了。游艇上包括船长和船员在内的332人全都没有音信。失踪乘客的家属们纷纷赶到澳大利亚，心急如焚地等待亲人归来，仿佛地理上的近距离能稍微缓解他们内心的焦虑。这些人大多数都来自欧洲，经过二十多小时的远航后到达澳大利亚，入住在一家经营南太平洋豪华游轮的小型邮轮公司开的酒店里。
然而，其他人似乎早已释然了。
36小时之后，警方派出军用飞机前去救援。也许那个女人打来电话时游艇并没有遇难，她只是发出他们即将遇到危险的求救信号。然而，海上的时间比陆地和空中的时间要稍微慢一点，况且那个区域漫无边际，周围的海域绵延约一千海里，搜救难度很大。飞机搜索了好几个小时，把海面的可疑物全都找出来了，还是一无所获。
一年半后，我们卖掉了那套公寓。我不想继续住在那儿，伊莎贝拉和马克也认为卖掉房子最好。接着，我在原来的街区又买了套房子，新房距离之前的公寓只有15分钟的路程。我和伊万订婚了，很快就搬进了新房。这套房子对我们来说太大了，但是我们将来还会有孩子，至少一个孩子。我仍然认为那笔钱不是克里斯多夫特意留给我的，所以就放在那儿没有动。我不知道伊万的想法，我相信他能理解我，或者是，他觉得过两年我就会改变主意，也说不定。
然而，那个女人没有再打电话来。根据惯例，气象学家拉响了警报。救援小组使用无线电搜索，尝试与那艘船上的人和那个女人取得联系。他们一直给那个女人打电话，打了好几个小时都无人接听。警方只好联系附近的其他船只，问他们有没有见过一艘遇难的游艇。
我不确定我和伊万的婚姻能否走到最后。当然，这个问题完全取决于他而不是我。我和伊万之间有协议，虽然不是书面或口头的协议，但还是对我们彼此有一定的约束力。现在，这个协议中的某些条款已经改变了。他发现跟他订婚的女人并不是那个刚与出轨的丈夫离婚的女人，而是一个刚刚不幸丧偶的遗孀。她还沉浸在失去前夫的痛苦中，还在努力掩饰自己对前夫的怀念。有时，躺在伊万旁边，我会突然记起在希腊发生的事，想起当时心里总害怕自己假装出来的悲伤会被伊莎贝拉和马克识破。
那个冬天，南太平洋上的一艘游艇失踪了。某日深夜两点，一位新西兰的气象学家接到一个陌生女人打来的电话，这个女人说他们的船在海上遭遇了暴风雨。她把自己所处位置的坐标说给了气象学家，并向他询问该往哪个方向走。当时，气象学家正在上夜班，他需要先研究气象预报才能回答她的问题，所以就叫她30分钟后再打过来。
但事实上，这其中并没有多大差别。我内心的真实情感和我作为合法妻子应该有的悲伤——在伊莎贝拉和马克面前应该表现出来的悲伤——其实是一样的。到最后，妻子的悲伤和前妻的悲伤并无区别。或者，非要说有所区别，那就是“妻子”“丈夫”“婚姻”这三个词本身隐藏了许多不确定的事实，而简单的音节和笔画下蕴含了更深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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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走出悲伤需要五个阶段，暴风雨过后就是晴天，时间会愈合一切伤口。但是，那些你看不到也不知道如何处理的伤口呢？要如何去预测它的愈合时间呢？我唯一能确定的是，就算克里斯多夫还活着，我还是会嫁给伊万，但我不会像现在这样，经常去看望伊莎贝拉和马克，不会跟他们讨论成立基金会的事（伊莎贝拉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同意成立这个基金会），也看不到克里斯多夫的第二本书的出版。
然而，其他人似乎早已释然了。
如果克里斯多夫没死，所有的事都会不同。我不会收到那些邮件和电话，不会在深夜辗转反侧，也不会生出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这种感情在我心中聚积、生长，形成一片深不见底的汪洋，几乎将我淹没。而我一人置身冰绝孤岛，无人可以倾诉。考虑到我和伊万的关系，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内心的感受。毕竟，我和伊万的感情很重要，这段感情的每个细节都是美好的，美好到不存在一丁点看不见的秘密。
真正的罪人不在暗处，也不是陌生人，而是我们自己。在所有嫌疑人中，没有人比我的犯罪动机更明显了，事实上，我的杀人动机还不止一个……每当这种种犯罪动机加之于身，我的心就被罪恶感吞没，为活着感到羞耻，为无法弥补的错误感到悔恨。
有时，伊万会开玩笑说，克里斯多夫真是倒霉透了。没错，他确实倒霉，才会遇上这些事。就在上周，伊万还说，他不知道自己还能等多久。当时，我差点反问他“等什么”——其实，我懂他的意思，但我只能说“对不起，我也不知道”——现在，我就在他身边，我们同床共寝，而且已经订婚了。然而，到底在等什么，其实我们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