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自己看见了妈妈眼眶中的泪水，但我一定是搞错了，因为妈妈从来没哭过。
爸爸看上去有些焦虑不安。他轻声说：“那么远不可能听到的，一定是你想象出来的。”
“一个木匠想当农场主真不靠谱。”爸爸沉重地说道。
“钟声！”妈妈说，“是旧金山城里的钟声和汽笛声。”
“这是什么话。”妈妈反驳道。但是爸爸一直垂头丧气的。第二天，爸爸去找那个房地产推销员，但是他对我们已经不感兴趣了。于是，爸爸让内尔斯在报纸上登了个广告，可是那也没见什么效果。
我们什么也没听见。
只有一对姓桑德曼的老夫妇看了广告来找我们。他们喜欢养鸡场，但是，桑德曼先生说，他们要先处理一下他们位于斯坦纳大街上的大房子。
午夜时分，妈妈举了举手，说：“听。”
桑德曼夫人告诉我们：“那幢房子有十一个房间，自从我们的几个儿子长大成人离开后，那幢大房子里就只剩下我们夫妻俩晃来晃去。”
圣诞前夜，妈妈允许我们守夜。妈妈给我们做了“甜汤”，她和爸爸说“干杯”，然后一边喝咖啡一边祝我们新年快乐。
十一个房间对我们来说显然太多了。我们无论如何也弄不到那么多钱支付首付啊，即使算上爸爸卖掉养鸡场的钱也不够。
那年，我们平生第一次在圣诞节没有看到大商场以及橱窗里陈列的漂亮商品。爸爸的工具箱和我们的溜冰鞋被一起放进了储藏室。
但是，妈妈似乎从来都觉得天无绝人之路。她进城到斯坦纳大街看了好几次那幢房子，并且和桑德曼夫妇作了商谈。
只有羊还产奶。我们的食品柜架子上堆满了妈妈做的棕色山羊奶酪。
这时，珍妮姨妈过来看我们。
鸡也得了莫名其妙的病，大部分都死了，侥幸存活的几只母鸡也不下蛋了。
“就小住几天。”她欢快地说。我们小孩子都知道，她要等妈妈的小宝宝出生后才会离开，但我们都非常客气，不想点穿她的心思。
爸爸每天都早出晚归，但是很不成功。我们看着果园里的小树苗，还有我们用心打理的菜园子，都被霜打得焦枯发黑。我们没有钱买烟熏罐。
妈妈煮了些咖啡，跟珍妮姨妈还有爸爸一起坐到餐桌旁。
只有妈妈从不抱怨，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她久久伫立在窗口向西眺望。
“孩子们怎么啦？”珍妮姨妈问道。
我和克里斯蒂娜想念城里的人行道。我们心爱的溜冰鞋闲挂在储藏室里，每周六上午我们细心地给鞋上油时，就会想起自己曾经是街区里最棒的溜冰健将。
妈妈逐个看看我们，眼里露出担忧的神色。
达格玛因为没有公园里的旋转木马和小马驹而感到难过。内尔斯则经常黯然神伤地说起大都市图书馆里的丰富藏书。
“他们看上去不好吗？”妈妈焦虑地问。
“乡下人！”我和克里斯蒂娜愤怒地反击，“乡下土包子！”我们知道自己是想家了。
“一个个都拉长了倭瓜脸哩。”姨妈说。
我们也不习惯只有一个房间的学校，班里同学还叫我们“斯堪达（的）夫（纳）维亚人”。我们以前的坏境要都市化得多。
妈妈又看看我们，缓缓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们不开心。”
但是，当天气转冷之后，我们对乡村生活的热情一下子全没了。我们小孩子不习惯天还没亮就要挣扎着起床，点着灯吃早饭，更不喜欢还要长途跋涉去学校。
珍妮姨妈聊起了我们老邻居的一些家常事。我们还记得安德森一家吗？他们已经搬到卡斯特罗大街去了。
起初，我们很开心地帮着爸爸修剪树木，修补一间小屋的坡面屋顶。到井里打水和劈柴的活儿也很有趣。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内尔斯给鸡笼刷白涂料。达格玛帮妈妈开辟出一小块蔬菜园，克里斯蒂娜和我轮流给山羊挤奶。
还有彼得·拉森，就是安娜·伦德奎斯特的弟弟。他和一所新成立的中学签订了一份木工活的合同，他告诉珍妮姨妈，他真希望我们的爸爸能去担任木工活的领班。
※ ※ ※
爸爸伸了伸沾满泥土的手，叹了口气：“能再次拿起工具真好。还可以闻闻新木的清香味。”
爸爸说自己当老板，拥有自己的地盘总比当个木匠好。我们和内尔斯也对妈妈又是竭力恳求又是巧言相劝。就这样，妈妈勉强同意了搬到湾区对面去。
妈妈突然站了起来。“珍妮，我在想，桑德曼的房子有十一个房间，可以改成很好的寄宿公寓啊。”妈妈说。
我看到妈妈皱了皱鼻子。
珍妮姨妈不以为然地笑了笑。“是挺好，但是你——现在——哪有时间啊？”
噢，不，没有，没有奶牛，推销员承认道，但是有四只挺不错的山羊。
妈妈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但是，以后——孩子他爸和孩子们都可以帮忙啊。我们可以一起干。”
“有奶牛？”爸爸问。
珍妮姨妈认为这显然行不通。此外，她还说，我们只有够四个房间用的家具。
“但是在那儿，孩子们就有鸡蛋吃了，”那人反驳道，“还有很多奶喝。”
“但是，等孩子爸爸到彼得·拉森那工作以后，我们就可以置办更多的家具了。”
“有雾才好啊。”妈妈说，“雾对身体好。”
珍妮姨妈摇了摇头，好像整个计划连一丝实施的希望都没有。
妈妈非常生气，就好像有人说她孩子坏话似的。
“我想，”妈妈固执地说道，“桑德曼夫妇会同意免收我们三四个月的房租，因为我们买这个养鸡场也花了不少钱。桑德曼夫人很喜欢养鸡场。”
“阳光充足，没有雾。”他满腔热情地推销着。
爸爸朗声大笑。这是爸爸几个月来第一次这么开怀大笑。他说：“还有山羊哩，桑德曼先生喜欢山羊。”
那个推销员说，首付只需要很少的钱，爸爸可以像交房租一样分期付款。他说，想想看吧，养鸡场上还有五英亩果园哩。
妈妈和爸爸对望了好久，然后爸爸就出去打电话了。爸爸回来时点着头告诉我们：“免四个月房租。”接着他从储藏室拿出工具箱，开始打磨起工具来。
有一个房地产推销员盯上了爸爸，想把旧金山湾对面的一个养鸡场卖给他。
“我们走吧。”妈妈一边开心地说着，一边让内尔斯去找打包的箱子。
很长一段时间，爸爸都有稳定的工作，于是我们第一次有了些闲钱。妈妈说，再过几个月，我们又要有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了。
“等等，”珍妮姨妈恳求道，“再商量一下。作出这个决定之前，你们应该多考虑考虑。”
※ ※ ※
“我们要走，”妈妈又说了一遍，“今天就走。”然后她开始收拾架子上的碟子。
但是，对于妈妈来说，它就是整个世界。
珍妮姨妈被咖啡呛了一口。“真是愚蠢！现在不能走。你必须等到——”
爸爸总是拿妈妈开玩笑，说：“旧金山又不是整个世界。”
“我们今天就走。那房子已经空了。桑德曼夫妇上周就把他们的东西搬到结过婚的儿子家去了。”妈妈的说话声奇怪而急迫。
妈妈告诉我们，如果有人问我们是在哪儿出生的，我们应该回答“旧金山”。难道工整地装好框、挂在爸妈房间墙上的出生证，还不能证明这一令人骄傲的事实吗？
“那你们在这里的一切努力都换来了什么？你们得到了什么？”珍妮姨妈问道。
妈妈和一个美国太太成了朋友，那位太太在第三大街开了一家店，妈妈便把腌鳕鱼的秘方告诉了她。不过，妈妈最喜欢的还是逛唐人街。妈妈常常和老兴发在他位于格兰特大道集市上的摊子前聊天，一聊就是好长时间。妈妈每次回到位于卡斯特罗大街的家时，都会带回一小包荔枝干或者腌生姜。如果我们有人生病卧床了，妈妈就会去买一小袋中国干花，把它们泡到水里，它们就会开出非常美丽的花来。
“在旧金山的大房子里可以免费住四个月，”妈妈说，“还有山羊奶酪，很多山羊奶酪。”她指指食品柜开心地微笑起来。
爸爸说，法庭书记员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妈妈明白，成为公民并不一定需要知道这些。
※ ※ ※
爸爸给我们描述了妈妈在庄严的法庭上语惊四座的事情：妈妈拿出公民身份证明文件，突然骄傲地背诵起街道的名字来。“特克大道、艾迪街、艾里斯街、奥法雷尔街、吉里大道、波斯特街、艾特街、布希街、帕恩街。”
那天晚些时候，当爸爸把最后一个箱子搬进桑德曼家从前的大房子——当然，现在是我们的房子了——之后，妈妈对内尔斯说他可以去图书馆了，然后，她让我们几个出去玩。
有轨电车有着无穷的乐趣。因此，妈妈认为度过一个完美周日下午的办法就是让爸爸带着我们乘电车，一站站坐过来。
我们在街区里开心地溜冰，熟悉这个新社区，同时也在计划着明天该干什么。
妈妈知道很多关于旧金山的事情。她可以告诉你怎么去电报山；渔人码头的船几点到；她知道在湾街卖蒸螃蟹的年轻人的名字；她还可以告诉你在“海角天涯”的具体哪个地方能找到蓝色和黄色的鲁冰花。
天黑了，我们回家吃晚饭，发现姨妈们都来了。不过，这个消息是珍妮姨妈告诉我们的。她的表情看上去让人觉得好像是有人在和她开玩笑。
妈妈立刻就爱上了这座城市。
“你们的小妹妹出生了。”她冷冷地说，然后领着我们穿过客厅走进爸爸妈妈的房间。
姨妈们说当时妈妈声称：“这里很像挪威。”
我们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妈妈温和地朝我们微笑。她掀开盖在胳膊上那个小襁褓上的毯子。“她叫卡伦。”
因为从妈妈跨出渡轮、迷茫而孤独地站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的那一刻起，旧金山注定成为她唯一的归宿。
爸爸转过身来开心地笑着。我们看到他正在把我们的出生证相框整整齐齐地挂到墙上。他从嘴里拿出一枚大头钉。
不过，她说自己是旧金山人倒确实是事实。
西格丽德姨妈给妈妈端来了汤。“我说，你的孩子全都出生在旧金山，是不是挺有趣啊？”她说。
但是，为了避免被寻开心，她立刻又会说：“我的意思是挪威人。美国公民。”
“有趣？”珍妮姨妈气冲冲地质问道，“有趣吗？”
那时候，如果有人突然问妈妈：“你是哪国人？”我相信她准会脱口而出：“我是旧金山人。”
“很好，”妈妈开心地说，“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