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边缘地带写作，正如我始终在国家和文化的边缘地带生活。在边缘很难让人有扎根的感觉，但确实会觉得少了许多拘束。某种程度上，我相信这是我唯一归属的区域。
想要看到完整的风景是不可能的。我依靠某些途径、某些方法去尝试穿越，我信任并且或许太过依赖这些路径了。我认得某些词语、某些结构，就好像它们是每天散步时遇到的熟悉的树木。但最终，到了写作的时候，我还是陷在壕沟里。
我能沿着这门语言的边界行走，但它的内部始终躲避着我。我没有找到秘密通道和隐匿的地层，那些潜藏的平面，地底的部分。
面对意大利语，我缺乏一个完整的视角，缺少能有所助益的距离。现有的距离只会妨碍我。
位于蒂沃利[3]的哈德良别墅区有个庞大的街道网，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系统完全建在地下。错综复杂的通道是为了让货物、仆人、奴隶通行而挖掘，目的是将皇帝与平民隔离开，将别墅生活真实、喧闹的一面隐藏起来，就如同皮肤把身体那些不堪入目但必不可少的功能隐藏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刚开始这一系列思考时那个穿湖而过的比喻是不对的。因为语言并非一个小小的湖，而是一片海洋，是庞大而神秘的存在，一种自然力量，你不得不屈服于它。
我在这里理解了语言学习计划的精髓。迄今为止我就像参观别墅的游客，或是两千年前的哈德良，只在地面上行走，那是最容易接近的部分。但身为作家，我明白语言存在于骨血之中，那才是语言真正的生命力和精华所在。
然而，意大利语学习计划让我强烈意识到了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的鸿沟。一门外语可能意味着一次完全的分离。即使在今天，它也足以证明我们可怕的无知。想用一门新的语言写作，想直达它的核心，没有任何技术可以帮上忙。这个过程无法加速，也无法简化。进展总是缓慢的，徘徊不前，也没有捷径可走。对一门语言的理解越深，它就越令人困惑。离得越近，距离它反倒可能越远。哪怕到现在，我和它之间的隔阂仍然无法逾越。我用了几乎半辈子的时间，才向前走了几步。只走到这里。
让我们回到富恩特斯。我同意并且相信：意识到有些事情不可能做到，是一个人创作冲动的内核。面对一切不可企及的事物，都让人惊叹不已。没有对事物的惊奇感，没有这种惊叹，人就无法创造任何东西。
不知道这是不是在逆流而上。我生活在一个几乎任何事都可能发生的时代，没有人愿意接受限制。我们可以在瞬间发送消息，在一天之内从世界的一头抵达另一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不在身边的人。多亏了技术，我们不必等待，不再有距离。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可以肯定地说，世界比过去更小了。我们始终在线，永远可以被找到。技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反对距离。
如果一切都有可能实现，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既然我现在用意大利语写作，富恩特斯的评论就显得更加中肯了。我不得不接受自己不可能达到的高度，它激励着我，同时也把我逼入墙角。如今的山巅，并不是比我更出色的作家所创作的作品，而毋宁说是语言的内核本身。尽管明知永远无法安身于那个内核，我也仍然试图通过写作去接近它。
如果有可能完全弥合我与意大利语之间的距离，我会停止用这门语言写作。
身为写作者，不管用什么语言书写，我必须留意那些已经存在的伟大作家，接受自己的作品与他们的作品相较时所呈现出的本质。尽管我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像塞万提斯、但丁、莎士比亚那样写作，我也仍然在写。我必须处理好那些惊人的高度所激起的焦虑，否则就根本不敢动笔。
[1]Nuovi Argomenti，知名意大利文学期刊，1953年创刊于罗马。
富恩特斯指的是文学杰作——《堂吉诃德》那样的天才之作——始终无法企及。我认为这种高度对作家而言有极为重要的双重作用：它们既提醒我们要以完美为目标，又提醒我们留意到自己的平庸。
[2]Carlos Fuentes（1928—2012），墨西哥作家，主要作品有《墨西哥的五个太阳》《最明净的地区》等。
[3]蒂沃利（Tivoli），意大利拉齐奥的一个古镇，离罗马三十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