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那些课堂对话，意大利语仍然难以掌握，又易于忘记。它只在老师来的时候出现。她把意大利语带进我家待一小时，然后又把它带走。只有和她在一起的时候，这门语言才显得具体可感。
回到“湖”的比喻，那个我曾想穿越的湖。现在我可以走进齐膝深，甚至齐腰深的水了，但脚还是得踩得到底才行。就是这样，我不得不像个完全不会游泳的人那样行动。
女儿出生了，四年时间眨眼过去，我写完了另一本书。书出版以后，2008年我再次接到前往意大利的邀请，为新书做宣传。我在准备的过程中重新找了个老师，她是一位热心周到的年轻女士，来自贝尔加莫[2]。她每周来我家一次，我们并排坐在沙发上交谈，成了朋友。我对意大利语的理解有了零星的提高。
在罗马的文学节上，我跟人说了三四句话，也许有五句，然后就停下了；实在很难聊下去。我数着句子，就像在网球比赛上数击球数，或者学游泳时数摆臂划水的次数。
老师总是鼓励我，她说我讲得很好，说我要是去了意大利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米兰的时候我很想流利、敏捷地说话，却总能意识到那些错误带来的妨碍和困扰。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
我们每周上一次课，每次一小时。那时我已经怀上了女儿，预期产在十一月。我尽量完成课堂对话，老师会在每节课结束时给一个长长的清单，列出对话中我不会的单词。我勤奋地复习。我把它们收进专门的文件夹。但我就是记不住。
2009年，我开始跟随第三位私教学习。她是威尼斯人，三十多年前搬到布鲁克林生活，孩子们都在美国长大，丈夫已经过世了。她住在韦拉扎诺海峡大桥附近一幢紫藤环绕的房子里，养了条温驯的狗，总爱站在她的脚边。去那里得花将近一个小时，坐地铁到布鲁克林的边缘，几乎是地铁线的尽头。
我解释说，夏天要去罗马参加文学节。这听起来是个合理的动机。我没透露它是心血来潮的狂热爱好，我怀着一个希望——其实是梦想——想要掌握它。我没告诉她，我在想办法激活一种跟现实生活毫无关联的语言。我更没透露自己正备受折磨，感到不完整，就好像意大利语是我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完成的一本书。
我很爱这段旅程。一走出家门，原本的生活就被抛在脑后，不用再去想写作的事儿了。在那几个小时里，熟知的另外几种语言都远去了。就像一次又一次小小的逃离之旅，一个只与意大利语有关的场所在等着我。在这个庇护所里，新的世界出现了。
2004年，我丈夫给了我一张从公告栏上撕下来的纸，是在布鲁克林区我们的住处附近看见的。纸上写着“Imparare l'italiano”（学习意大利语）。我想这一定是天意，于是拨通电话，做了预约。一位充满活力、和蔼可亲的女士来到了我家，她也是米兰人，在一家私立学校教书，住在市郊。她问我为什么想学意大利语。
我很喜欢这位老师。尽管四年来我们都以尊称互相称呼，但已经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厨房里有一张小桌，我们总是坐在桌边的木凳上。我能看见她书架上摆着书和孙辈们的照片，墙上挂着漂亮的黄铜炊具。我在她家从头开始，重新来过：条件从句、间接引语、被动式的用法。和她在一起，学成的可能性终于大过了失败的可能性，对意大利语那种奇异的虔诚，终于变得更像一种爱好，而不再是犯傻。
“要多实践。”他很温和地答道。
我们聊各自的生活，也谈世界局势。我们做大量的练习，虽然枯燥却很有必要。这位老师经常纠正我的错误。我一边听她讲，一边在本子上做笔记，每次课后都疲惫不堪，但又为下节课做好了准备。和她告别以后，门刚在身后合拢，我就已经等不及要回来了。
“需要练习。”我说。
有段时间，去威尼斯老师那儿上课成了我最喜欢的活动。就在跟她学习的时候，这条奇特的语言之路不可避免地迎来了新的节点。有一天，我决定移居意大利。
协会负责人过来打招呼。我告诉他，我想用意大利语做采访，我已经学了几年，却还是说得不太好。
[1]斯特雷加奖（Premio Strega），意大利的重要文学奖项，知名获奖者包括普里莫·莱维、翁贝托·埃科等。
有一天，我去纽约大学的意大利语协会采访一位获得斯特雷加奖[1]的作家，她是罗马人。在一个拥挤的房间里，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说着毫无瑕疵的意大利语。
[2]贝尔加莫（Bergamo），意大利西北部伦巴底大区的一个城市，大约位于米兰城东北方四十公里处。
回到美国以后，我还想继续说意大利语。但要和谁说呢？我认识一些意大利语说得非常好的纽约人，但跟他们交谈会很尴尬。我需要有个可以结结巴巴、说错话的聊天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