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博士论文的主题定为意大利建筑对十七世纪英国剧作家的影响。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些剧作家把他们用英语写成的悲剧设定在意大利的宫殿。这篇论文将会探讨另一重语言与环境的分裂，论文的主题给了学习意大利语又一个理由。
我已经学了好些年拉丁文了，这本教材的前几章看起来相当容易。动词变位都能记住，习题也不难。但我不喜欢自学过程中的沉默和孤独。这种割裂是错误的，这就像是学乐器但从不演奏它一样。
我开始去上初级课程，第一个老师是住在波士顿的一位女士，米兰人。我完成作业，通过了各种考试。但经过了两年的学习，当我试着翻开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的小说《乔恰里亚女人》时，却几乎完全看不懂。我差不多画出了每一页上的每个单词，不停地查词典。
我买了本书，名叫《自学意大利语》。书名很激励人，充满希望和可能性。看起来自学是完全可行的。
2000年的春天，离上次去佛罗伦萨已经过去六年，我又去了威尼斯。除了词典我还带了个笔记本，在最后一页写下了期间可能会用到的句子：“Saprebbe dirmi? Dove si trova? Comesi fa per andare?”（您能告诉我吗？它在哪儿？怎么过去呢？）我还记得“buono”与“bello”[2]之间的差别，觉得自己准备很充分。实际情况是，到了威尼斯之后我几乎没法在街上问路，也没法请酒店增加一项叫醒服务。我只能勉强在餐馆里点菜，或是跟售货员来几句简单的对话，别的全都做不到。即使我又回到了这里，仍然觉得和意大利语相隔甚远。
怎么也会有这种流亡之感呢？我甚至不会这门语言，它也从来不属于我。或许身为作家，我本就不完全属于任何语言吧。
几个月后，我接到曼托瓦文学节的邀请。在那里我见到了我的两位意大利出版人，是他们最先把我的作品带到意大利，其中一位也是我的译者。那家出版社叫Marcos y Marcos，这是个西班牙语名字，但他俩都是意大利人，分别叫马尔科和克劳迪娅。
至于意大利语，流亡有另一层含义。我和它几乎刚刚相遇就分开了，对它这样一往情深非常愚蠢，但我知道自己的感受是真实的。
不管是接受采访还是演讲我都得用英语，身边总有个翻译。我多少能听懂一些了，但离开英语就没法表达和阐述，觉得处处受限。在美国课堂里学到的东西远远不够。我对意大利语的理解还不够深入，在这里，它完全帮不上忙。这门语言仍对我大门紧锁。我就站在门口，甚至能看见里边的样子了，可门就是不开。
对我来说还存在另一种距离、另一重分裂：我的孟加拉语不算好。我没法阅读，不会书写，说话还带口音，一开口总是底气不足。我感到与这门语言之间永远是割裂的。这样一来，非常矛盾地，我的母语也相当于外语。
马尔科和克劳迪娅给了我入门的钥匙。我提到自己学了一点意大利语，很想有所提高，于是他们就不再对我说英语了。他们改用自己的语言和我交谈，哪怕我只能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回应，哪怕我犯了一堆错误，也无法完全理解他们的话，哪怕他们的英语远比我的意大利语要好。
我多多少少已经习惯了语言上的流亡。在美国，我的母语孟加拉语是一门外语。你自己的语言在你生活的国家被当作外语，这会导致一种持久的疏离感。你在说一门隐秘的、不为人知的语言，它与周围的环境没有任何呼应，这种缺失会在内心造出一段距离。
他们容忍我的错误，纠正和鼓励我，教给我不会说的词。他们充满耐心，说得异常清楚，就像父母教孩子说话一样。这是一个人学习母语时的方法。我意识到，我在学英语的时候并没有用到这种方法。
我想起但丁，他在第一次对贝雅特丽齐开口之前等待了九年。我想起奥维德，他被驱逐出罗马域，流放到偏远之地，一个语言上的边缘处所，被陌生的声音包围。我想起自己的母亲，她在美国用孟加拉语写诗。移民美国五十年以后，她仍然找不到一本用她的语言写成的书。
克劳迪娅和马尔科用意大利语翻译、出版了我的作品，我第一次以作家的身份来到意大利时，他们又是招待我的主人；现在，他们把我带到了转折点上。在曼托瓦，多亏了他们，我终于感到自己置身于这门语言之中。因为说到底，想学会一门语言，想感受到你与它之间的联系，就必须用它来对话，不管说得多么幼稚、多么不准确。
每种语言都隶属于某个特定地点。它可以迁移传播，但通常来讲与一定的地理范围或国家相关联。意大利语主要通行于意大利，而我住在另一片大陆，日常生活中与它毫无交集。
[1]Alberto Moravia（1907—1990），意大利当代著名小说家，作品探讨现代性、社会异化和存在主义等问题。代表作有《冷漠的人》《罗马妇人》《罗马故事》《国教信徒》等。
我和意大利语的关系始于“流亡”，始于一种分离的状态。
[2]在意大利语中，这两个常见的词都可以作为形容词，表示“好的、美好的”，但实际使用中有较大差异。前者多用于形容食物、人的态度或用于问候，而后者常用来形容外表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