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女人，这也可说是他从小就得的一门教育。随着他一日一日地成长，他逐渐开始学习着运用这一门知识了。他其实也已是不小的孩子了，过年便十五岁了，他的嗓音已经变粗，唇上甚至有了一些影影绰绰的胡须。在很无聊的上课的时候，他将教室里的女生一个一个打量过来，一个一个地评价与比较。这自然也是一桩颇费工夫和心思的工作，丝毫不比学习四则运算应用题或者分数加减乘除更简单。可他面对这种工作，是有着无坚不克的勇敢和毅力的。他从父亲那里懂得，女人最重要的其实是两件事情，一是身材，二是皮肤，如一个女人从身后看去十分窈窕而美好，那么当她转过脸来，哪怕脸很一般，也不会叫人很失望，如果再稍有那么一点点好看，就很满足了。再则，如一个女人五官长得极好，而皮肤却粗糙如文旦皮，那也就极其扫兴了。至于双眼皮还是单眼皮，高鼻梁还是塌鼻梁，在这两大项前提之下，便显得次要了。然而，如果一个女人，有一副好身材，却没有好皮肤，或是有一副好皮肤，却没有好身材，那么这两大项原则应当如何去相抵与互补，便是此学问中的精细所在了。而这一切的一切，又统统不过是理论而已，一旦进入了实践，则又需灵活地运用，要因人而异，因情境而异，再没有一定之规可循。这是一门很大的学问。不过，陈茂这会儿坐在这个小学五年级的课堂上，却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他所评判的对象全是发育尚未成熟的孩子，身材一律是直直统统，皮肤一律蒙了一层绒毛似的，他便只能放弃了这两个准则，另辟蹊径，从其他方面入手。他先从第一排的女生看起，从左往右看，再一排一排往后推，首先要推出“一枝花”，然后渐渐排座次。经过反反复复地筛选，他最终挑出三个候选人来竞选“一枝花”。那便是中队长殷玉明，小队长周芬芬，和什么长也不是的钟怡。殷玉明是个小巧玲珑的小姑娘，眼睛极灵活，会说话似的，也很会笑。周芬芬则是高鼻大眼，高高个子，和所有高个子的孩子一样，有一个“长脚”的绰号，他选中她是从发展眼光出发的，他认为她长大了兴许会有一副好身材。另一个钟怡则是有一副洋娃娃般的面孔，说话的样子很娇。他将她们三人又反反复复权衡比较了有大半堂课，终于推出魁首：周芬芬，殷玉明第二，钟怡第三——因他认为钟怡这样的娃娃脸小姑娘时讨人喜欢，长大之后却会相对逊色，从长远考虑，就让她屈位第三了。后面的工作就比较容易了，他很顺利地第四、第五、第六排着，不到一堂课的工夫，就全排完了。于是，他很欣慰地舒了一口长气，大功告成了一般，靠回到椅子上。
后来，每一次测验或者考试之前，他都要给自己算命了。他以他自己创造的方法给自己算命。有时是用一个伍分的分币，转了之后拍倒，如是“北京”的一面是及格，稻穗的一面则是不及格；有时是数脚步，从家里一直数到跨进校门，如是双数是及格，单数则不及格；有时是用扑克牌通五关，通了及格，不通不及格；有时是掷飞行棋的骰子，“6”是及格，“1”则是不及格。到了末了，测验的日期，早饭的内容，天气的阴晴，一片树叶落在他的头上，还是落在他的脚前，全成了征兆，都有了象征的意义。他心里忐忐忑忑的，为这一个象征的世界包围了。虽然他表面上是那样沉着老练，内心里却是比任何一个孩子都要惶惑不安的。每一次测验，都是他的大劫，他是备受煎熬。可是谁也不知道他内心的惶恐，谁也不了解他所受的煎熬，他是表演得太好了，瞒过了所有的人，甚至也几乎瞒过了自己。连他自己都不甚了解自己的惶恐，而是一味的沾沾自喜，洋洋自得，谁也不放在他的眼里，哪一个都是洋盘，惟独他不是。即使是在算术课上，被老师提问无以应答，他也是宽容地微笑着慢慢坐下，就如他回答得十分圆满且又得了表扬，这态度有时竟使得老师也困惑起来。而他上课的时候也是绝对的安静，决不像所有的那些差生一样，不是说话极多，就是小动作极多。他总是安安静静地靠在椅子上，眼光十分平和，好比是一个比优等生还要优等的学生，其实早已懂了一切，却不打扰别人。岂知道老师所说的，他是一句也听不懂，一句也听不进去，并且是越来的越听不懂，越来的越听不进去。他难免有些无聊，可他是很会为自己解闷的。他便看女生。
而他却遗漏了一个女生，这女生是与他离得最近，因而也就最容易从他的视线里遗漏的，那便是他的同桌张达玲。他没有发现他的遗漏，他认为他已完满地结束了工作，因他真真实实的，诚诚心心的，压根儿没将她当作女生。她身体干枯皮色青黄，眼睛的形状很呆笨，嘴因尖削下巴的衬托显得又大又薄，且有着一副紧张僵硬的表情。极像一个没长大就衰老了的小小的老太婆。她干干瘪瘪地坐在茁茁壮壮的他的旁边，就像一棵树下的一株枯草。他极少想起她的存在，当他靠在小小的椅背上时，时常将长长的胳膊扶在她的椅背上，以支撑住自己对于这套课桌椅是太大了的身体。而他不会想到，他这一条胳膊如同环绕了她似的搭在了她的椅背上，将给予她什么样的感觉。他的视线在前方扫射，不会看见他身边的她，在他的胳膊的无心无意的环绕之中，是如何屏住了呼吸，苍白了脸，僵直了身体。而他浑然不觉，微微向后仰着，轻轻摇晃，将她的椅子也带动着摇晃了。
每一回的测验，他对着卷子上的题目，就如猜谜，又更像赌博。开始，每写一个答案还需为难一会儿，左右摇摆一会儿，押宝一样地思想一会儿。当然，也会有叫他押对的时候，这样的时候，他就格外地兴奋。到了后来，他就觉得一切全是不可推测，一切全凭了运气，运气的好和坏全非人力可及，他便再不为难，再不动摇，再不押宝似的思想，他填表似的将一张考卷填满，却也并不交给老师。卷子一旦到了老师那里，一切便全揭了底，就好比押宝的揭开了盖子。他不愿揭底，他愿意那骰子一直在盖里滴溜溜地转。只有这时候，他才可怀着希望。他怀了希望，又怀了强烈的命运感，面孔对了卷子，眼睛却对了别的地方，等到铃响，他才将卷子送了上去，然后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沮丧，这沮丧几乎将他攫住了。
有一日，当他被那一位不容情面的算术老师叫了起来，长久地无言以答而宽容地微笑着，忽然，就像是顺着他的脊梁，一个小小的哑哑的声音传了上来，直送进他的耳朵。开始他并没有明白这是一个什么声音，然后便懂了，这声音正告诉了一个答案，正是那问题的答案。他心里一亮，却还故意拖延了一会儿，装作苦思冥想的样子，再慢慢地，犹犹豫豫地说了出来。这使得算术老师非常意外和吃惊，而他的笑容则更加谦逊，使得老师都有些惭愧，老师有些惭愧地请他坐下。他慢慢地坐下，这才看见了他身边的张达玲，她正很不成功地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脸颊上难得的红晕却将一切都透露了。
陈茂对留级这一桩事，并不是真的无动于衷，只不过在表面上做得无所谓的样子罢了。在他第一次留级的时候，还只有十岁，他第一天走进那低年级的陌生的班级，听见有人在窃笑，就在这一刹那，他懂得了什么叫作羞耻，他觉着了窘，而他却不懂得应当如何招架这一个窘迫的场面，于是，他如同所有的留级的孩子上学第一天的那样，哭了。第二次留级，他依然是不自然，却没有哭，他不自然却没有哭地在众目睽睽之下，从门口走到了自己的排在最后的位置上，他走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心中隐隐的有一种胜利的感觉。到了这一次，他已学会了镇定自若地走进教室，以居高临下的微笑来回答同学们的注目，这微笑竟使得年幼的没有经验的同学发窘了，回避了目光。他还学会了在他所处的劣势下而崛起，树立独特的威信，这是颇不容易的。而他是久经考验。并且，因他越留级，他的同学便越年幼，越没有经验。这一回，他是大获了全胜。他几乎将所有人的心都抓住了，因为他几乎将所有人的心都抓住了，他甚至开始爱学校，爱这个他一贯讨厌的学校。他是个既聪明又要强的孩子，读书却永远读不进去，他永远在读书上失利，读书这一桩事，总是损害他的自信和自尊，于是他便憎恶读书。好比滑铁卢使拿破仑失败一般，读书就是他的滑铁卢。除了这一桩事，别的他可说是样样精通，样样喜欢，样样都可给他光荣。而面对了书本，他的光荣便一点一点消亡。到了末了，他便不愿去想这件事，谁要与他提这件事，他就火透火透。这天晚上，他便是在火透火透的心情之下，接受那一番关于滋补健脑的教育。由于读书不好，他都不愿去想将来的事，将来似乎全要由着读书这一级一级的台阶铺成的道路才能到达，除去此道别无他路，他的这一级一级台阶永远铺不下去了，他好像失了将来似的。他火透火透地回到自己的朝北的房间，脚也不洗地就上了床，蒙着被子生气。只有到了家里，他才卸了装扮，任性地做一个孩子，在学校里，他则是在扮演一个与他年龄身份都不符的角色，平心而论，他扮演得极好，几乎无人可以识透。他现在，就像是一个十岁而不是十四岁的孩子那样在赌气。他气鼓鼓的，因为大人要为他补脑，要为他请先生，全是为了读书。大人还第九千九百九十九次的要他明白，如果读不好书，考不上中学，就要去新疆开荒，就像隔壁弄堂口开老虎灶的老头的儿子一样。他被大人逼迫不过地想着将来。将来被阻断在迷茫而暗淡的远方，他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在等他，更不知道他将通过何种途径去走向它，心里不由得十分黯然而又阵阵的凄惶。而他虽然小小年纪，可也晓得，日子一天一天过下去，终会到得考中学的那一日，也终会到得将来的那一日，而他一无所措。他一无所措，那么就只能束手待毙，只有等待，不等待也不行，日子一日一日往下过的力量是很大的，大过了小小的他的小小的骄傲。于是，他便升起了宿命的感觉。他虽然小小的人儿不知道命是何物，却早早的有了宿命的感觉。
“张达玲，谢谢你。”他轻声地道谢。
见老师很不悦的样子，他真正地惶惑起来，再坐不安心，便起身告辞了。走出办公室的那一瞬间，他脑子里又跳出一个主意，那就是为儿子补脑。吃阿胶，还是吃桂圆，却还需回去与女人和母亲做一番商量。这一天的晚上，陈茂便又大大地接受了一番关于滋补的教育，丰厚了他的生活知识。
“不要谢，陈茂。”她嗫嚅着，脸更红了。
老师脸红了，勃然大怒的样子，可又深觉得没有办法大怒，便只得克制下去，淡淡地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无法帮你们介绍家庭教师。”大概是想想不甘心，就又加了一句，“我也不开荐头店的。”
“不过，你要不告诉我，我想一会儿也能想出来的。”他又说。
他却误会了，解释道：“其实，请先生您是最好不过了，可是在同一个学校里，就怕被同事们说闲话。先生你一定会有一些做教育的朋友，能为我们陈茂介绍一个家庭辅导，那就太感谢了。至于薪水，外面也是有规定的，我们决计不会叫先生你为难，说不出口去。”
“我不是故意要告诉你的，我不是故意的……”她嗫嚅着，脸色一阵一阵地红。
“介绍一个先生？”老师尚不明白，疑疑惑惑地看定了他。
“不要紧，不要紧。”他宽大地说道。
他的眼睛却陡地一亮，大悟道：“是啊，应当辅导。那么，请先生你介绍一个先生吧！”
她很不安，深感内疚地低着头。
老师看不下去了，转过眼睛收拾着桌上的东西，说道：“你们在课外应当进行一些辅导。”
“我是听不清楚老师的话，她嘴里就像含了一只橄榄一样，很不清楚，你觉得吗？”
他认真地思索起来，用小手指甲顺着头发梳理的方向，轻轻划了两下，眉毛微微蹙着，露出愁苦的表情。愁苦完了，便抬起眼睛，信任地殷切地望了老师。
“觉得的。”她附和道。
“你看怎么办呢？”
“以后，你不要再告诉我了。”他说。
“那当然，先生。”他毕恭毕敬地称这位小学老师为“先生”，倒叫她不知所措了。因为根据习惯，必是中学里才有“先生”，小学只有“老师”，好比是大学里才有教授，中学里至多也只有“先生”一样。因此，老师的目光就不由得柔和了：
“好的。”她回答。
“你们做家长的，应该和我们配合才好。”
“我要你告诉，我会朝你做手势的。”他又说。
父亲煞有介事地顺着老师枯瘦的手指一行一行看着题目，每一道题目后面几乎都是一个鲜红的大叉。看完了考题，老师坐直了身子，洋瓶底一般的近视眼镜后面，一双混沌的眼睛直视着他，说道：
“什么样的手势？”她转过脸看着他。她的眼睛炯炯的，令他有些不自在，便稍稍撤开了目光。
要说，他父亲对他尚有个做人做得开心的理想，那他对他的儿子，便是连这个开心的理想也没了。他对他的儿子，可说是什么理想也没有。他对儿子没有任何要求，由他自生自长，很是自由。而他与儿子，确是十分平等了，老少兄弟似的。他生来不会在任何人面前作威作福，不论大人还是小孩。他也同儿子谈心似的说话，犹如当年父亲与他那样。而他是什么教育也不给儿子的，全不是他吝啬，而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明白什么叫作教育。好像遗传总是隔代，儿子倒从祖父那里因袭了一些心计和头脑，全不像他那么主意全无。然而，就像女孩子的第一个崇拜对象是母亲一样，男孩的第一个崇拜对象则是父亲，因此，他平日里无意的举止行为，都给了儿子以教育，承继了祖父的聪明的儿子又极善自行地消化与发扬这教育。于是，在言表形容上，儿子越来越像父亲，亦步亦趋地向父亲靠近，而在将来的日子里，他却会越来越不像父亲，又亦步亦趋地远离。他是要比父亲精明得很多。在这样精明的祖和孙之间，便只可能由一个无能软弱的父亲夹在中间。这就像一种自然的法则一样，无可选择也无可改变。
“就这样。”他用脚踢踢她的脚。
他从他的父母那里，得了全套的玩的教育，他便成了一个玩的专家。上海滩上最重要的茶楼，舞厅，影院，戏院，几乎全有着他专用的座，专捧的角儿。他虽是无职无业，整日里却忙得脚不沾地。早出晚归，或是中午来家，匆匆进门，换了一套行头，又匆匆出门。他虽不是上海滩上顶阔的小开，却由于父母的宠爱，手头极其的大方。又因袭了曾经闯荡江湖的父亲的豪爽，颇有人缘。且在女人面前会一番温柔，这是从母亲的怨艾声中领略再深造于几出才子佳人的戏文。于是，他便是格外的忙了，每月在外国洋行里领饷的职员都没有他忙得厉害，忙得起劲。他忙着玩的时候，常常是一副身有重任的样子，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他生生是将玩乐当作了事业。他的父亲和母亲失了他的陪伴虽然寂寞了，却衷心地愿他做人做得开心，他开心，他们的辛苦便有了报答。他们又深谙翅膀硬了便要飞的养儿之道，非常的豁达与开明。因此，玩是他的事业，而玩着的他，则是他父亲和母亲的事业。他是个解人心意讨人喜欢的孩子，从古板的老太到摩登的小姐，全都喜欢他，老的梦想他做女婿，小的梦想他做男人，嘴上虽不好说，却是算尽了机关，用尽了聪明。她们使着各式各样的手腕，或是故作姿态，对他傲慢无视，冷若冰霜，或是夸张了激情，如火如荼，而他终以一种温柔体贴相待，以不变应万变，从未疏漏了哪一个，却又从不失足。后来，他就好像吃腻了山珍海味，忽然想吃一只俭朴的青菜，他爱上家中十八岁的一个娘姨，爱得要死要活的。那娘姨是绍兴人，长得一副小家碧玉的清静模样，心里却极有主意，比较起来，他便是真正的绣花枕头一包草了，完全把在了她的掌握之中。他虽是在世界上很兜得转的样子，可实际上是个没有主心骨的人。他所以游遍温柔乡而没有拿定主意接谁的绣球，主要是因为他独自个儿拿不定主意，他独自个儿不会拿主意。他是除了玩的主意外，别的什么主意都没有的玩客。因此，他与女人的周旋，其实也只停留在玩的阶段，一旦要深入主题，进入严肃的内容，他便信心不足了，需对方帮助使一把力气，而那些女人都放不下架子，只肯给一点暗示而已。而这一个绍兴娘姨，却很勉力，她是早已看清了形势，将这大少爷看得里外的透彻。他很快的就正式堕入情网。他平生第一次尝到真正的，具有实质性的男欢女爱的滋味，他便再舍不掉了。他在游戏场上虽是个老手，而真堕入了严肃的情场，便稚拙得像一个孩子，他爱得又傻又真，并且真正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较为严肃的意义。当那绍兴娘姨被东家逐出，搬到她同乡小姐妹的一个亭子间里，他竟会日日去那亭子间，不顾父母的阻挠。那亭子间是在一条极破陋的弄堂内，后门又总是关着，他需在窗下一声一声叫着那女孩的名字，叫她下楼开了后门，才得进去。往日的风流，往日的威风，一扫而空，他竟不觉着羞耻，毫不觉着可笑地站在一条破陋的狭弄内，情深似海地声声唤着。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桩正经的大事业，他头一回在心中升起了生活与人生的庄严感，于是，他便将爱情以外的许多情感与心情注入了进去，加强了爱的力量。也算他运气，这时上海已经解放，穷人比富人凶，并将越来越凶，等到他们的孩子，也就是陈茂的姐姐五岁的那年，家里不得不认清了形势，将这个儿媳正式接进门去，他们终于做了合法夫妻。在以后的和平日子里，饭后茶余，他时时会记起这一个奋斗，这是他一生中最最庄严最最伟大的时期了。再没有比这绍兴女人更热爱新社会的了，她觉得天底下人都没有像她那样得了新社会的恩德。她不仅得以做了陈家的媳妇，而且也不会再有二房，三房的威胁，共产党不许讨小老婆，是她最最举手赞成的一条。后来，公私合营，他就在房产局得了一个小小的位置，他并不为钱只是为事。这时节，舞厅都停了生意，好莱坞的电影也已渐渐绝迹，当年的玩伴也都结婚生子，做了谋生的忙人，更有人受了时代的影响，积极革命工作，看样子，玩的时代是过去了。可他是忙惯了的，一闲下便觉得格外的无聊，每日有个写字间要去，忙忙碌碌，很重要的样子，也可满足虚荣心了。
他再不会知道他这一个轻佻的动作所给予她的重大的触动。她就如被电流击中了一般，一时间目瞪口呆，再也说不出话来。他也再不会知道，从此以后，她每逢算术课便怀了一个向往与期待，那便是盼着老师再一次地向他提问，这在有一段时期内，几乎成了她生活的目的。他对这一切虽然很不明了，可却懂得应该对她有所报答，他时而送她一支新的带橡皮头的铅笔，她不收，他便硬是装进她的铅笔盒。然后，当他要送她一块橡皮或一管尺或一个笔套，他便直接地放进她的铅笔盒。只有这样，他才可安心，否则便像是欠了一笔人情债，与她又无亲又无故，不明不白得了人家好处，是非常于心不安的。这也是陈家门里为人处世的态度，人不欠我我不欠人。而他无法了解当她面对了这些东西时心里涌起的情绪与遐想。那每一件小小的东西，于她都是重大到了神圣。更尤其是他从她的桌面上拿过她的笔盒，打开放进再关上送回到她面前，那动作里所有的亲昵的意味，于她像是一股巨大的暖流，几乎将她那颗坚硬的心融化而摧毁。有一次，他甚至从家里带来了一块精致的点心，自然，伴随了点心还有一番关于糕点的精辟的见解。这一回，她是无论如何不能收了，而那点心虽然是不大的一块，却也绝对装不进铅笔盒里。于是，他见她如此坚决，也只得作罢。可是，当她放学回到家开始做作业时，却发现了那点心，那点心已经碾成了碎末，她望了那一撮喷香扑鼻的粉末，心中是感慨万端，心潮起伏。而她是决不会了解此时此刻他的轻松的心情，他已经给了她报酬，他与她再没有瓜葛，他真正是无债一身轻了。
他的父亲，一个房地产老板的独子，走进了办公室，与那近视度数极深，声音极沙哑的算术老师面对面地坐下了。他以那种涵养很深的宽容的微笑耐心地聆听算术老师的叙述，并由着那老师枯瘦的手的指点专心看着一张张的考卷。无论他是多么认真，多么严肃，多么耐心专心，多么有深深的涵养，却实在难说是看懂了这些五年级的试题。他最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开，出生之时正是其父亲的事业鼎盛发达之初，他在强大的父亲与横霸的母亲的庇护底下，再无须动一点脑子，出一点力气。江湖出身的父亲，血气方刚，力大无穷，且有一肚子的使不完的诡计。他旺盛的生命力不允许他去想身后的事，他没有身后的事，只有身前的事。儿子于他，并不意味事业的承继，因他是不需承继者的。他将他惟一的，心爱的儿子留在他的烟榻边上，与他像朋友一样地谈话，教给他无穷的享乐的艺术与小小的作弊的手段，他手把手地教儿子烧制鸦片膏，教给儿子如何辨别鸦片的优劣。母亲与父亲争着这一个惟一的心爱的儿子，争了他来陪她守住一张牌桌。小小的，高不过桌面的儿子沿着牌桌无聊地转圈，对着母亲做出天真的嘴脸，于是，母亲和了个满贯。母与子合作得十分默契，这才是真正的天衣无缝。待到儿子上了牌桌，母亲才发现遇着了真正的对手，然而，毕竟是自己的血亲骨肉，儿子决不会不给母亲面子。母子俩你和一盘，我和一盘，分配了一个牌桌。渐渐的，牌友们不来了，常常一整个下午，只剩下他们母子。他们母子面对了面谈话，他们母子面对了面像朋友一样说话，竟可以说得很深。母亲对儿子叹做一个女人的苦经，说她在男人面前很不得意。由于母与子的血缘关系，他小小的年岁竟可体会，十分解人心意。在以后的日子里，轻浮而狡黠的他，却会在爱情的时刻流露良知，大约就是这时候对母亲的体解而种下的根源。
从此以后，他们之间就建立了那样的默契，当他被提问，他被提问后再坚持一会儿，他是必定要坚持一会儿的，他坚持过一会儿以后他就用脚踢一踢她的脚，他踢一踢她的脚后她便轻轻地提示。终于有一次，这套诡计被老师发现了，便将他们两人叫到了办公室。当他们两人一前一后跨进了办公室，又并排站在了老师的办公桌前，两人的心情完全是相反的。他难免感到懊丧，懊丧他失了一脚，假如一定要失一脚的话，他宁愿和另一个女生做同谋，比如周芬芬，比如殷玉明，或者钟怡，然而他却是和张达玲做了同犯，对他的虚荣心是相当的损失。而在她的心里，却涌起了一股悲壮的情绪，她觉得他们这时候是真正地结成了同盟。她很勇敢地与他一起站在老师面前，心里非但毫不沮丧，相反还很有一些庆幸与骄傲。假如老师要责问是谁的主意，她是必定会挺身而出，挺身而出去掩护他的。可惜老师根本不关心谁主谁从，一概地训斥了一番，然后又一概地警告道，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要严肃处理了。
然而，无论他是多么的精通做一个上海人的这一门学问，他的学习成绩依然是不及格。期中考试之后，算术老师，一个已有二十年教学生涯的老小姐，便将他的父亲请到了学校里来，与他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她本是要联络了班主任老师一起进行谈话，可是班主任老师却临阵脱逃了，儿子已经这般成熟，父亲的成熟程度便无可想象了，她是最最惧怕成熟了。父亲来到学校的时候，他们班级正在天井里上着体育课，父亲很从容地穿过正踏步的队伍上了楼梯。这是一个真正的父亲，完全是一个放大了的陈茂，头发梳得更光滑，衣服更挺，皮鞋更亮，鞋尖也更尖锐了。他是那么和蔼地微笑着在踏步的孩子中间穿行，不时点头回答着孩子们的注目。一时上，步伐便有些凌乱，该抬右腿的，抬了左腿，该举左手的，却偏偏举了右手，老师的口令竟也犹豫了起来。他则是一丝不苟地一步一步走过了天井，上了楼梯，朽了的楼梯在他脚下颇有节奏地颤动。老师地吹着哨子，调整着孩子们的脚步。大家踏着步将这一位父亲送上楼梯，又目送了他走过一截木阳台，进了办公室，这才收回目光，转向了陈茂。陈茂竟也窘迫起来，一张脸涨得通红，他努力镇定着自己，做了一些多余的动作，却越发地不能自然。再没比这时候的他更可爱的了，惟有这时候，他才流露了尚未泯灭的天真，可他却惭愧得了不得，严厉地批评着自己，挣扎了好一会儿，脸上才褪了红潮，渐渐地平定下来，回复成往日的陈茂。那可爱的天真的本性流露的他，仅止一瞬便过去了，没有给人留下任何印象，没有引起哪怕是极小的注意。
他们的同盟即将溃散，他是已经立意退出，虽则有些遗憾。能够朗朗地回答老师的提问，毕竟是脸上生光的事情。然而过去的没有提示的好多年都顺顺利利地过来了，他是绝不相信今后的没有提示的日子会过不过去。可是她已经激起了劲头，越是险象环生，她便越感到光荣和隆重。到了此时，他们的同盟显示出了伟大庄严的意味，她是决计不愿退出的。由于他的要退出，而她的不要退出，在有一段时期内，他们形成了一个追逐与逃跑的局面。这一段时期内，他被提问的时候，他总是站开一些，好叫她无法小声地提示，即便是听见了她的稍稍放大音量的提示，他也拒不接受，很诚实很勇敢地挺立着，之后，她便会有整整一周的时间不和他说话。
他是那么叫人觉得新奇的一个人，他说的虽是同一种语言，却又像是另一种完全异样的语言，听懂的仅是字面而已，字面以下的内容，统统需要一个高级的翻译家来进行努力的翻译。他自己也就是一个翻译家了。他的故事里常常出现一些奇怪的地名：比如“霞飞路”，“兰心戏院”，等等，等等，说得顺口极了，习惯极了，待到人们实在按捺不住，忍着惭愧发问道：“什么是霞飞路？”“什么是兰心戏院？”他便微微一怔，然后想想，再然后笑笑，他想想又笑笑地说道：“就是淮海中路啊！”“就是上海艺术剧场啊！”提问的人大大地红了脸，大大地自惭形秽，再不敢随意地发问。他对上海是熟到筋骨里，什么是上海的正宗，什么则是赝品，细微到一个吐字和一个举止，他都一明二白，再难混过他的耳目。所有听了他的演讲的人，都会对自己是否是上海人而起了深深的怀疑，所有的上海人在他面前却成了外地人，洋盘得不能再洋盘了。而再没有比做一个外地人和洋盘更叫上海人恐惧和屈辱的了，无论是大大的上海人，还是小小的上海人。
女人似乎是与生俱来就会对男人使性子，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女人，即便是一个像她那样很不完善的女人，却也摆脱不了这种天性。她不和他说话，也不回答他的问话，心里憋了气，给他脸色看。后来心里不那么憋气了，却依然给他脸色看。这是她生平中第二次任性。第一次是对郭秀菊，那还是她极小的刚上一年级的时候。而这一次与那一次却有大大的不同了，因这一次她任性的对象是一个男生，而且是在她读五年级的时候。她从这任性中忽然得了许多快乐。每天早晨，想到这一日将继续地不理睬他，这一日就变得十分有趣和有意义。她还隐隐地觉得，在日日积累的不理睬的日子以后，会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可是，她一日一日地失望了，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她的不理睬于他并没有任何影响，他每一日都过得很一般，很正常，他甚至就像是没有注意到她的冷淡。而实际上，他是很注意到她的冷淡的。他也似乎很能够了解这种冷淡中的不那么冷淡的意味。他究竟不愧是他父亲的儿子，受了多年的教育。可是他觉得被这个张达玲煞有介事地冷淡是没有什么味道的，还有些可笑，他不愿意与这个张达玲之间有什么非同寻常的联系，无论是热还是冷。假如换了一个女生，周芬芬，殷玉明，甚至是脸蛋儿没有前途的钟怡，他都会有兴趣与她们冷冷热热地周旋。因此，他便很想纠正他与张达玲之间的关系。他甚至比以往更多地与她说话，而她更加逞兴地死不开口。她死不开口，他就开始讨厌她了。其实，他原本心里就隐隐地讨厌她的。他讨厌她生硬的表情，僵直的姿态，没有风趣，开不起玩笑，小小的一点事情就严重得了不得。可他又隐隐地能感觉出她对自己很忠心，这一点忠心虽然是出自于讨厌的她，可在暂时没有其他忠心可言的时候，却依然能抚慰他的虚荣心。所以当他下一次被老师提问的时候，他便恩赐般地踢了张达玲的脚，他们就这样和解了。在紧接着的期末考试中，她则给予了非同小可的帮助，使他破天荒及格了，顺利通过这一个学期，开始度一个快乐的寒假。
陈茂第三次的留级了，于是他便比他的同学们，足足年长了三岁。第三次留级的留级生陈茂，发育得很好，高高大大，说话声音低沉而浑厚，衣服穿得极整齐，咖啡色宽条的灯芯绒上衣，黄卡其的西装裤，裤脚管翻了边，脚上是一双老开皮鞋，如最时髦的爸爸所穿的那种，所以，他就有了一个绰号，叫作：爸爸的皮鞋。有一次，测验的时候，“爸爸的皮鞋”还戴了一只手表，很大的一块，罩在他灯芯绒上装的袖子里，忽隐忽现。这一场测验，教室里分外的宁静，只听见手表的秒针在“嚓嚓嚓”地歌唱。然而，虽有了手表，“爸爸的皮鞋”依然没有及格。他是永远的不及格，但是，在另一些方面，他却有着连老师都远不及的丰富的知识。比如，关于手表，他可一口气报出几十种牌子，还全是外国的语言：“英纳格，奥米加，大罗马，小罗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还有照相机：“罗兰富兰，蔡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还有美国好莱坞电影明星：“英格里·褒曼，凯瑟琳·赫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们听都还来不及听，而他却一泻千里。下课的时候，男生们玩着“豆腐刮片”，“香烟牌子”等等的游戏，或者说着越南战争和原子弹的故事，他并不插话，只微笑着，笑起来，嘴稍有些歪斜，只半边笑，另半边则不笑，流露出一股宽容的蔑视，叫人惭愧得很，不由得放低了声量，玩兴地渐渐地退了。这时候，他说话了，从从容容地，随随便便地，谦谦虚虚地，说起他的话题。他的话题于孩子们是极其的新鲜，而又很奇怪的有着一种吸引力。常常是，男生们围拢着听，女生们也围拢着听，然后，他才渐渐地，缓缓地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下课时的他与上课时的他，判若两人，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然而，他的所见所识显然要比课堂上书本里的知识活泼得多，生动得多，也实用得多。那些由老师和书本传达的知识在他面前顿时成了平淡乏味的教条。他常常使用这样一个字眼，便是“幼稚”。他从不说脏话，也不骂人，可他只需轻巧的一声“幼稚”，便可将最最骄横的男生击垮。虽然有时候，他并不将此作为攻击的手段，只是很善意很宽容地说一声：“幼稚”，这便击溃了所有的自信。于是，慢慢的，很奇怪的，他在班上获得了相当的威信，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老师。这老师在他面前竟也显出了幼稚。年轻而娇养的老师自己似也有了感觉，上课时再不对他发问，极少与他对话，她不知不觉地躲避着他。她最怕成熟的学生，在成熟的学生面前，她会丧失自信。她虽是个老师，却更是一个娇娇小小的女儿家，她实是很难为人师表，做老师是很苦了她的。
他的父亲与母亲，自然不会知道这一成绩中的端底，只以为他的补脑与补课两大项措施见了效益。请来的辅导老师，一个退休老先生虽则感到困惑不解，可这正是他日夜梦想的结局，便也不去追究，拿了工资欢欢喜喜回家过年。陈茂的这一个春节，是过得无比的快乐。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给了他比往年加倍的压岁钱，他用这些钱，竟买了一个八倍的望远镜。大年初二跟了父亲去大舞台看京戏，他便用了望远镜瞭望，将那演员的头套和胡须的端底看了个一明二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