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誓效忠之类的。国王依旧是我们的元首。我认为这是件好事，总的来说。”
“杰克，你指什么？”曼笑着说。
尽管柯万先生并没有完全回避这个话题，但是他好像很困扰。他好像要花很大力气才能理清我这个想法。但是这对他来说很难，因为很显然他并不想冒犯我，但同时他也无法同意我的观点。
“我就是觉得很幸运，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依旧是在国王领导之下。”
我也有自己的难题。他在讲述他的想法的时候，我坐在没有扶手的椅子上，一个几近烂醉的人坐在没有扶手的椅子上。威士忌巧妙而狡猾地钻进我的血管，掀起波澜，使一切都加速运转，所达之处，每一个器官、每一寸肌肤，无一幸免，于是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很确定我的太阳穴也在肉眼可见地抽动，某种欢快的咧嘴怪笑占领了我的大腿，于是它们脱离我的掌控，想要猛踢桌子底部。这一点我克制住了。然而又长又宽的桌面上刷着厚厚的亮光漆，就像是茂密的树丛下流淌的溪流，当我从桌面举起汗津津的双手时，我看到我留下了十二个螺旋形状的小小印记。
突然间，我感觉有了说话的勇气，因为有个计划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也许结婚的时候可以和曼一起去非洲——当然了，如果我们能结婚的话，我必须对坐在那群人中间的自己这样说。
柯万先生讲了很久，大概讲到第七或第八分钟时，他又回到了保险和不守规矩的斯莱戈人这个话题上，他的妻子在一旁不安地微笑，曼不置可否地皱起眉头，仔细地吃着她的鲽鱼。
我从没说出来过，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父亲并不关心什么家伙当政，虽然他很喜欢老国王，老国王去世的时候也很伤心。“大家好像并没有注意到国王为了爱尔兰的和平所做的努力。”他以前总在乐曲的间隙这样说，手里还拿着小提琴或是短笛。
“我敢肯定，就是因为这个，许多斯莱戈家庭，许多带着一群小孩的寡妇，得承受着你们斯莱戈普通男子不愿意为家人未雨绸缪的后果。”
如此种种，欢快愉悦，情绪高涨。
不知怎的，我能够想象他很久以前说这番话的样子，在马格赫拉布伊路，在斯莱戈二月的某个雨夜，或是在经济状况岌岌可危的斯特兰希尔村庄里，而且永远忘不了在这帮不领情的市民之中败兴而归。但是我并没有全神贯注听他讲，我正看着曼，她吃起饭来带着一种细致的凶狠，我惊奇不已，思索着她真正的目的、她真实的处境，她感到煎熬吗，她一直故意低着头吗，这一切算顺利吗，我说不上来。之后我看着窗外神游，思绪沿着有坡度的花园一直飘到海堤，我感觉到堤坝那头的冲积滩，想象着春秋季节那些臭名昭著的高浪，我真的可以看到海水越过堤坝，倾泻在玫瑰花丛和紫罗兰上，用我脑中的双眼，那根本不是真实的波浪，当时我正在微笑，喝过威士忌后的那种微笑，世界井然有序，而我突然说，并不完全和柯万先生当时所说的脱节，但是还是有些莫名其妙。
“你要保证枪完全安全，给它上油就可以了。”她父亲机智地回道。
“我对此由衷地表示怀疑。”
“我想如果你有枪你就该用，”曼得意地说，“哪怕只是为了别让它们变得不安全。”
就那样，措辞并不完美，当然还说得含糊不清，或许就是这种明显的口齿不清冒犯到了他，于是他不再言语，或者说，拒绝继续说话，他坐在他的雕花椅子里，两把椅子扶手十分华丽，上面的椅套却很朴素，要是我妈妈一定会想要修饰一番，扶手表面还有一层空白的涂料，仿佛在等待着最后的雕琢，柯万家族最后一次被封为贵族的机会，或是它的破灭，爱尔兰隐秘的中产阶级的破灭。他看着我，直勾勾地，面无笑意，不需要语言，就有了最终的判决，这个该死的杰克·麦克纳尔蒂，斯莱戈酒鬼，他就该一辈子下最深、最阴暗潮湿的地牢，钥匙被永远丢弃。
“唔，唔，他从未有意要使用他们。”她父亲说。
虽然曼的思想和言论能得到充分的自由，但是她那可疑的情郎却显然不是这样，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但为时已晚。
“但是，爸爸，约翰·雷德蒙德不也出身于志愿军，他不也帮志愿军备战抵抗阿尔斯特[3]人吗？”
晚饭过后，在一片废墟之中，曼在一架精心保养的立式钢琴前弹奏了一首舒伯特夜曲（“不是那首有名的。”她说）。钢琴是和她身上那袭长裙一样的深棕色，她换上了那条长裙，但没说原因。乐声缓慢而悲伤，这是她孩童时代最后一个夜晚弹奏的夜曲，不，当然还延续到了她曼妙的女性岁月的黎明，我看到她父亲坐在椅子里哭泣，她母亲掩面哭泣，我亦如是，而曼继续弹奏着，眼中无泪。
“是的，”他回道，“是的，”言辞激烈，在那个已经被遗忘的戈尔韦的夜晚，“这不就是问题所在，这不就是整个问题所在吗，曼？”
总之，算不上成功。然而奇怪的是，弗兰克·柯万身上并没有我讨厌的地方。我可能算得上是被他用针扎过的标本，但是我能看出来，他本质上是个非常和蔼的人。我要是能得到他的认可就好了。我要是能早点遇到他，经常和他坐下来聊聊就好了。
“但是当然，爸爸，”曼说，“迈克尔·柯林斯就是拿着枪的约翰·雷德蒙德。”
尽管我不确定她父亲是否对我有改观，但是他宽广的心胸也足以容纳下我，因此后来我经常出现在他们家里，虽然只是和她母亲在客厅轻松地聊一聊，享受被仰慕的感觉——她母亲确实对我一直很好——而柯万先生一直在房子里某个被称作他的书房的地方。
我推测，约翰·雷德蒙德[2]，威斯敏斯特老爱尔兰党的领袖，曾经是柯万先生拥护的人，但是他已经过世了，那场旧梦也已烟消云散。柯万先生并不喜欢武力打下的天下。
我现在算得上对柯万一家有一定了解，能够注意到某些事情。并不是一切都如表面所示，但是差不多。他向各色人士推销保险，但是柯万这个姓氏就可以让他跻身戈尔韦的名门望族之列。曼喜欢他的高傲、他的不够平易近人。也许对于卖保险的人而言这并不合适，虽然家门外没有张贴招牌，但是曼的母亲会在夏天收留房客赚取租金。这是非常谨慎的。夏天的风雨在萨希尔肆虐，带着公认的灾难的气息，然而名义上这是滨海度假胜地。确实也总有几天是充满希望和阳光的，总之这不同于我父亲的世界，那间约翰大街狭小的房子，精神病院的工作，歌舞乐队和寡言的妻子。
后来，她母亲开心地说起柯林斯，我才明白曼的政治观念从何而来。她母亲看起来很紧张，没错，但是对曼却十分疼爱，甚至边说话还边往女儿碗里夹菜和各种东西，尽管她女儿从未开口要求。现在曼也开始说话了，谈论着各种我并不能完全听懂的话题，提起她和她父母熟悉的人、事、地点和时间。她说起话来好像成年人，而不是孩子，似乎她就应该要有自己的观点，而且要爱憎分明。她父亲并不担心提出相反的观点会惹恼她，现在他正长篇大论，评说着内战的恐怖，内战最近也影响到了萨希尔，一些可怜的旅馆经理被拖出去枪杀，至于是哪一方动的手抑或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也弄不明白。
让我对曼的感情愈发浓烈的原因之一就是她对她父亲的爱。我想知道，随着时间流逝，我是否也能从她那儿赢得如此深厚的爱。虽然曼常常让我很困惑不解，因为她毕竟是个复杂的人，但我倾心于她，岁月流逝，爱意只增不减。她天资过人，她的思想既不虚伪也不浅薄，至于其深度，她从不隐藏。我想她是我遇到的最重要的人。有时她的温柔如此完整又深沉，她不仅夺走了我的呼吸，她还带走了我的心、我的魂、我存在的意义。她全部带走了，而我对此很自豪。
“你知道的，有人不会为未来做打算。他们甚至不能理智地面对当下。”
一个小时后，我又回忆起了那天晚上的事。我颤抖着想起自己，笨拙的，醉醺醺的，在那个早已消失的房间里。那两个人，柯万先生和夫人，早已过世，然而那顿尴尬的晚餐留下的记忆，依旧能够令我惊慌不已。被拒绝，因为一时不明智的、不合时宜的坚定。但是一个斯莱戈人难道不应该维护他的同胞们吗？仅仅就那么一句简单的话，有什么能这般冒犯到他？是我漏了别的什么东西吗？某些不当之处？也许是我的裤裆开了，想想就让我害怕，也许是我的口音不对，我的双眼，我的灵魂，我的年少？也许我头顶上飘浮着某种奇怪的文字，他突然从中察觉到了什么？我会对他深爱的女儿做什么？男人喝酒——爱尔兰西部的喝酒方式，孜孜不倦，不知节制，为了抵抗暴雨和常年的寒冬——这会对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自己身为人父，也从某种程度上和他有相同的感受。至于她温柔、无忧无虑的母亲，尽管有时似乎也会在心中默默忍受痛苦——她一连好几天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坐在狭窄的单人床沿，看着外面的戈尔韦海湾，仿佛在观看一座宏大的无声剧场，除非那是上帝秘密的语言。
柯万先生谈到他的工作，谈到戈尔韦的人，也谈到斯莱戈的人，他也在那里做生意。谈到斯莱戈某些阶层的人很不愿意买保险。
这段回忆一直跟着我，好像爬进苹果桶里面的小虫，无人察觉，等船抵达马达加斯加，等到供应商打开桶，才会发现里面一个完整的苹果都不剩了。
所以我之前在萨希尔的老酒店前停下了我的奥斯汀，再一次将一杯双倍烈酒一饮而尽。所以等我面对这一场面的时候我颇为冷静，或多或少是在四杯威士忌的迷醉效果下接受了她父亲的盘问。
【注释】
曼是她父亲最疼爱的孩子，看在曼把我带进她家门的分上，看在我的大衣有皮领、黄金领针上有钻石的分上，看在我曾在海上航行、在加尔维斯顿[1]和海峡殖民地的港口喝过啤酒的分上，我祈祷他不把我看作乞丐，或者是有可能扼杀他女儿人生的人。我希望我能凭我的性格旗开得胜，但是我知道在那座房子里我很难成功。
[1] 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东部。
哥拉顿街上的房子里那些沉重的房间，负载着她父亲一生所积累的财富，例如餐厅里的餐具柜，我能看到地板托起它蜷缩的支架和狮爪造型的脚架，柯万夫人给所有光秃秃的底部包上了刺绣外衣，包括椅子、桌子和其他东西。尽管如此，整个房间看起来就像是要开始移动一般，餐具柜向前摇摇欲坠，椅子滑向大门，但是它们没有倒下，似乎一切都屏住了呼吸，宽大的窗户外，海湾像丝巾叠成的巨大丰饶角，起起伏伏，被包裹在窗帘之中，窗帘经久日晒褪去了颜色，看上去仿佛蒙了一层灰。那些沉重的房间，和第一次踏入其中的我自己，曼就在前面，不知怎的，我的第六感让我不情不愿地察觉到她身上迅速出现细微的变化，我和她之间有了距离，似乎在这种氛围下，在她父亲的王国中，她要暂时和我撇清干系。她的粗高跟鞋敲打着走过了漆黑的地板，她母亲，瘦骨嶙峋，就像只猫，带着孩子般的笑容，好似没有人在看她，又好似她在某种程度上是隐形的，她穿着过时的裙子，好像时间出了错，我们正在步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我自己那双上好的靴子，镶着后跟铁片和金属钉以防磨损，在地板上发出敲击声，虽然比曼的声音轻，但也足以让我感到不自在。这间房间本身，煎鲽鱼和卷心菜的味道，两名侍从，瘦小的母亲，以及存在感极强的父亲，身穿西装马甲，大腹便便，蓄着络腮胡，下巴刮得很干净，头顶光秃秃的，两颊却突生出许多马毛一般的浓密黑发，他的脸以某种特定的角度抬着，看上去像是期待着什么，但又好像随时准备好了要出手，他是一家之主，稳重可靠，气场强大，操着一口亲切的戈尔韦口音，听起来是在店里买东西不用为价格发愁的人，而且你可以在他身上感受到他父亲的影子，也是类似的威望显赫的人，还有再往上他的父亲，两重影子，可以回溯到像我这样的爱尔兰普通百姓不能上街的那段时期，但是我也能在他的眼中看到这一点，又大又黑，安静地欢迎和冷漠地拒人千里，就像是歌曲里失败的和弦。
[2] John Redmond（1856—1918），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家、律师、英国下议院议员，温和派爱尔兰议会党领导人，也是准军事组织爱尔兰国家志愿军的领导人。
“斯莱戈酒鬼”，曼的父亲以前是这样称呼我的，虽然他从未当着我的面叫过。如今这个称号又回来了。
[3] Ulster，爱尔兰古代四个省份之一，位于爱尔兰北部，曾独立，后成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