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意思是说，我让您感到愉快……那就更好了……既然这样，我就告诉您，这儿的人都称我为怪物，也就是说，那些在闲聊中偶然提到我名字的人都这样称呼我。‘没有一个人关心我的命运。’(2)他们想侮辱我……啊，我的上帝！要是他们知道……我之所以被人家议论，就因为我一点也不怪，我无非是有点出格，譬如说，现在我在和您谈话，就是有点出格。可是这种出格无伤大雅，这是最平常的、根本不值一提的怪癖。”
“相反，”我连忙回答，“跟您聊天我很愉快。”
他向我转过脸来，两手挥了一下。
“为什么我要跟您这位素不相识的人突然间谈这些话呢？——上帝，只有上帝知道！（他叹了一口气。）并非因为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您和我，我们都是正派人，也就是说，都只管自己的事：您和我，我和您，都没有任何关系；是不是这样？但我们两人都睡不着……那为什么不聊聊天呢？我很有兴致，这在我是很难得的。您也看得出，我很怕难为情，我怕难为情，并非因为我是个外乡人，没有一官半职，是个穷人，而是因为我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可是有时候，我心境很好，这种偶然发生的情况我自己既不能决定，也不能预见，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不怕难为情了，譬如现在就是这样。现在哪怕让我面对面和达赖喇嘛坐在一起——我还会向他要一点鼻烟嗅嗅呢。可是，也许您想睡觉了吧？”
“先生！”他喊了一声，“我认为，总的说来，只有怪人才能活在世界上；只有他们才有生存的权利。我的杯子虽不大，但我喝的是自己杯里的水，(3)有人这么说。您看，”他低声插了一句，“我的法语说得多纯正。我认为：即使你的脑袋很大，能装下很多东西，你什么都能理解，见多识广，紧跟时代的步伐，可是你还是没有一点自己的、特别的、本身独有的东西！这不过是在世界上增加了一个装着老生常谈的仓库，又能给谁带来满足呢？不，即使你很愚蠢，但你也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应该有自己的风貌，自己特有的风貌，就是这么回事！您不要以为我对这种风貌的要求很高……才不呢！这样的怪人很多：不管你往哪儿看，到处都是怪人；每一个活人都是怪人，可我不在其中！”
有一瞬间，他低下了头。
“其实，”他停了一会儿继续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有过多大的抱负啊！在出国以前和回国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我又多么自命不凡！是啊，在国外的时候，我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就像我们这种人应该做的那样，总是独来独往。我们一直在那里探索，探索，可是到头来，你看，连最简单的问题也没搞懂！”
“我还是要再次表示，我对您不了解……”
“怪人，怪人！”他带着责备的神情摇摇头，接着说……“人人都叫我怪人……可实际上，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比在下我更正常的了。我大概生来就是一个模仿别人的人……真的！我的生活也仿佛是在模仿我研究过的各种各样的作家，我活得很累；我读过书，谈过恋爱，最后还结了婚，这一切都好像不是自愿的，而仿佛是在履行一种义务，或者在上一门课——谁搞得清！”
“请您坦率地说，”他突然侧目看了我一眼，又说，“您一定觉得我是个很古怪的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怪物，或者也许更坏；也许您以为我是假装的怪人吧？”
他从头上摘下睡帽，把它扔在床上。
他抬起身子，把手抱在胸前；他的睡帽的长长影子折射到天花板上。
“要不要我把我的生活说给您听听，”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问我，“或者，最好是把我生活中的几个特点告诉您？”
“不错，不错，”他打断我的话，“这我知道。”
“那就请吧。”
“我确实没有这种荣幸……”
“不，还是让我告诉您我是怎么结婚的吧。结婚原是一件大事，是每个人的试金石；它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不，这种比喻太陈旧了……对不起，我要嗅嗅鼻烟。”
“喏，您现在就在看我，”他理理睡帽，继续说，“您大概在问自己：今天我怎么没有注意到他？我告诉您，您为什么没有注意到我——因为我说话没有提高声音；因为我躲在别人后面，站在门背后，跟谁都没有讲话；因为管家端着盘子从我旁边经过时预先把臂肘抬得和我的胸口一样高……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我穷，其次，我与世无争……您说句实话吧，您是不是没有注意到我？”
他从枕头底下取出鼻烟壶，打开盖子，摇着打开的鼻烟壶，又说起话来。
我抬起头，以双倍的注意力看看这个怪人。在夜灯幽暗的光线下，我勉强看清了他的面貌。
“先生，请您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请您自己判断一下，我能从黑格尔的百科全书中得到什么样的，请问，得到什么样的好处？请问，在这种百科全书和俄罗斯生活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您怎么叫我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不光是这种百科全书，而且一般说，还有德国哲学……甚至——科学？”
“不，您听我说。首先，说法语我不比您差，说德语甚至比您好；其次，我在国外待了三年，光在柏林就住了八个月。我研究过黑格尔，先生，我能背诵歌德的作品；此外，我曾长期恋着一位德国教授的女儿，回国后我娶了一位患肺病的小姐，她虽然掉了头发，人品却极好。可见我可以跟您平起平坐；我不像您认为的那样，是个乡下人……我也经常痛苦地反省，我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的。”
他在床上跳起来，咬牙切齿地小声嘟囔着：
“请听我说……”
“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这么说，你又何必到国外去呢？你为什么不待在家里，不就地研究你周围的生活呢？这样你就可以了解生活的要求和未来，也可以明了你的所谓使命了……唉，算了，”他又换成另一种声调，仿佛在为自己辩护，并感到胆怯，继续说，“那种还没有任何圣贤在书里写过的东西，叫我们到哪儿去研究啊！我很愿意向它，向俄罗斯生活学习——可是它，我那宝贝，不作声。它说，您就这样理解我吧；可我没有这种能力：您就给我下个论断，给我一个结论吧……结论？——喏，有人说，这就是结论：听听我们莫斯科人是怎么说的吧：不都像夜莺一样吗？可是问题就在于，他们像库尔斯克夜莺那样啼啭着，而不像人在那里说话……于是我想啊想啊——我想：科学到哪儿都是一样的，真理只有一条——我就打定了主意，上帝保佑，到国外去，到异教徒那儿去……有什么办法呢！年轻人血气方刚，心比天高。您知道，我不愿意过早地发胖，虽然人们都说，发胖是健康的标志。再说，造物要是不给谁长肉，谁身上也不会发胖！”
“怎么能！就凭您说话的声音：您这样随随便便地回答我……可我完全不是您想象中的那种人……”
“可是，”他想了想，又说，“我好像答应过给您谈谈我是怎么结婚的。那您就听我说吧。首先，我要告诉您，我的妻子已经不在人世，其次……其次，我看，我应该跟您说说我的青年时代，否则，您什么也不会明白……您还不想睡吧？”
“我还没有认识您的荣幸，”我不以为然地说。“您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是的，不想睡。”
“把我当乡下人，当大老粗了……您承认吧……”
“那就太好了。您听听……隔壁房间里康塔格留欣先生那样打鼾，实在叫人无法恭维！我是不很富裕的父母所生——我说父母，是因为，根据传说，除了母亲，我还有父亲，我已经不记得他了；据说，他智力有限，鼻子很大，满脸雀斑，头发火红，用一个鼻孔吸鼻烟；我母亲的房间里挂着他的肖像，他穿着红色制服，黑领子直竖到耳朵上，相貌非常难看。我常常被带到他的肖像前去挨鞭子，在这种情况下，母亲总是指着他的像对我说：要是他还在世，才不会对你这么客气呢。您可以想象，这对我是多大的鞭策。我既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不，应该说，有过一个不中用的兄弟，后脑上生了英国病(4)，不久便可怜地夭折了……真奇怪，英国病怎么会传到库尔斯克省的希格雷县来呢？但这无关紧要。母亲怀着一个草原上女地主的全部热望来教育我，她从我出生的那个光辉日子起就对我进行教育，一直到我满十六岁……您在听我说吗？”
“没有的事，”我吃惊地嘟囔着。
“当然，您说下去吧。”
“唔……赌什么事？就赌这件事：我相信，您把我当做傻瓜了。”
“噢，很好。我一满十六岁，母亲就立刻赶走了我那个教法语的家庭教师——从涅任希腊区来的德国人菲利波维奇；她把我带到莫斯科，给我在大学里报了名，就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万能的上帝了。事前，她把我托付给了我的亲叔叔，法院监察官科尔通-巴布尔照管，他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的名声不限于希格雷县。我的亲叔叔法院监察官科尔通-巴布尔照例把我的财产侵吞得一干二净……但这也无关紧要。我进了大学——应该为我的母亲说句公道话——那时我已具备了相当良好的素质；可是我身上缺乏独特性，这在当时已初露端倪。我的童年和别的青年的童年没有任何差别：我又愚蠢，又呆板，仿佛是在羽毛褥子下面生长的，我很早就借口有一种幻想的倾向，开始背诗，装出一副愁肠百结的样子……我幻想什么呀？对啦，幻想美呀……在大学里我没有走别的路：我立刻就参加了一个小组。那时是另一个时代……但您也许不知道小组是怎么回事吧？记得席勒曾经说过：
邻床开始让我感兴趣了。
惊醒狮子将十分危险，
“赌什么事？”
老虎牙齿是莫大的祸害，
“您愿意跟我打赌吗？”他突然高声说。
但最可怕的事情却是
邻床又沉默了下来。
一个人处于疯狂状态！(5)
“原来如此，”我想，“他用的是什么词儿啊。”
“请您相信，他要说的不是这个；他要说的是：Das ist ein‘小组’……是莫斯科城里的“小组”！(6)”
“不，不是可怜。但我喜欢一切都合乎逻辑。”
“那么您认为小组有什么可怕呢？”我问。
“您好像在可怜它们，”我说。
我的邻床抓住睡帽，把它扣到鼻子上。
“我觉得奇怪，”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又说起来，“为什么这儿没有跳蚤。那么什么地方才有呢？”
“我认为有什么可怕？”他高声说，“是这样：小组，它使一切独特的发展归于毁灭；小组，这是社交、女性和生活的丑陋的替代物；小组……啊，等一等，我告诉您，什么叫小组！小组，这是懒散，同时还是萎靡不振的生活，可人们却赋予它以理性事业的意义和外表；小组用高谈阔论代替谈话，让你习惯于徒劳无益的空谈，诱使你离开独自进行的美好工作，让你染上文学的疥疮，最后将把你的灵魂的清新和纯洁剥夺殆尽。小组，这是打着博爱和友谊旗号的庸俗和无聊，是以坦率和同情为借口，进行无休无止的争论，以实现个人的野心；在小组里，凭借每个朋友的权利，随时随地都可以把自己肮脏的手指探进同伴的内心深处，因而无论是谁，心灵上都不可能有一个纯洁的未经触动的地方。在小组里，人们崇拜那些夸夸其谈的人、自尊心很强并自作聪明的人、少年老成的人，把那些怀着‘隐秘’思想的平庸诗人视为珍宝；在小组里，一些十七岁的年轻小伙子狡黠而故作深奥地侈谈女人和爱情，可是在女人面前，他们却噤若寒蝉，或者跟她们谈话，就像在跟书本谈话一样——而他们谈的又是些什么啊！在小组里，巧言令色、强词夺理大行其道；在小组里，互相监视不亚于警探……啊，小组！你不是小组，你是个魔圈，在里面毁灭的何止一个正派人！”
我没有回答邻床的问话。
“啊，我看您有点夸大其词了，”我打断他的话。
“那您叫我干什么呢？”
我的邻床默默地看看我。
“既然您不想睡觉，那您干吗躺到床上去？”
“也许是，上帝了解我的，也许是。可是我们这种人只剩下一件可以自得其乐的事，这就是夸大其词了。就这样，我在莫斯科度过了四个年头。先生，我无法给您形容这段时间过得多么快，快得多么惊人，回想起来简直让人伤心和懊恼。往往是，早晨一起床就像乘雪橇从山上往下滑一样……你睁开眼睛一看，已经滑到底了；瞧，时间已到了晚上；那睡眼惺忪的仆人把一件常礼服套在你身上，你穿戴好，步履蹒跚地到朋友家里去，抽一袋烟，喝几杯淡茶，谈谈德国哲学、爱情、精神的永恒源泉和其他漫无边际的话题。不过在那儿我也见到一些有独到见解、卓尔不群的人：有的人无论怎样折磨自己，无论怎样压制自己，他还是保持着自己的本色；只有我这个不幸的人，把自己像块柔软的蜡那样捏来捏去，我那可怜的本性却一点也不表示反抗！这时候我已经满二十一岁了。我开始管理继承下来的遗产，或者更正确地说，管理我的监护人认为应该给我留下的那部分遗产，我把全部领地交给一个获得自由的家仆瓦西里·库德里亚舍夫管理，到国外，到柏林去了。在国外，正如我荣幸地告诉过您的那样，我待了三年。结果怎么样？在那儿，在国外，我仍然是个毫无作为的人。首先，没什么可说的，对于欧洲本身，对于欧洲生活，我丝毫不了解；我不过是在当地听德国教授的课，读德国人写的书罢了……全部区别就在这儿。我像个修道士，过着遗世独立的生活；我和几个退伍的俄国陆军中尉混在一起，他们也像我一样为渴求知识而苦闷，不过他们的理解力很迟钝，又不善言辞；我还和一些从奔萨和其他农业省份来的蠢笨人家来往；我常上咖啡馆去坐坐，看看杂志，每天晚上去看戏。我和当地的人很少来往；和他们谈话的时候不知怎么有点紧张，他们当中也没有任何人来看我，只有两三个纠缠不清的犹太血统的花花公子常常到我这儿来借钱，以为俄国人(7)容易上当。后来，也真是鬼使神差，我偶然来到一个教授家中；事情是这样的：我到他那儿去报名听课，他突然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参加晚会。这位教授有两个女儿，年龄都在二十七八岁，身材都那么矮矮胖胖的——上帝保佑一鼻子长得那么出色，鬈发卷成螺旋形，眼睛是浅蓝色的，红扑扑的手上长着白白的指甲。一个叫林亨，另一个叫明亨。我开始到教授家里去走走。我应该告诉您：这位教授并不笨，但是精神上似乎受过打击：在讲台上讲得有条有理，在家里说话却说不清楚，而且总是把眼镜架在额头上；不过，他是个极有学问的人……后来怎么样呢？我忽然觉得，我爱上了林亨，整整六个月里我都有这种感觉。我虽然很少和她说话，却总是看着她；不过我常常给她读各种各样动人的作品，偷偷握住她的手，晚上和她在一起幻想，久久地凝望着月亮，不然就望着天空。而且她咖啡煮得极好！……这么说，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只有一点使我心里发慌：在所谓无法形容的幸福瞬间，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心窝里隐隐作痛，一阵苦闷的冷颤掠过我的胸口。我终于受用不了这种幸福，逃跑了。此后我又在国外度过整整两年时间：我到过意大利，在罗马欣赏过《基督变容》(8)，在佛罗伦萨欣赏过维纳斯；我忽然极度兴奋起来，仿佛着了魔似的；每天晚上写起诗来，开始记日记；一句话，过着和别人一样的生活。可是，只要您看一看，做个怪人是多么容易。我，譬如说，对绘画和雕塑一窍不通……我本来可以公开表明这一点……可是不，这怎么行！还是找个向导，跑去看看壁画吧……”
“就是这样。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慢慢地就迷糊过去了；躺着，躺着，就睡着了。”
他又低下头，再次摘下睡帽。
“怎么会这样？”
“最后我回到了祖国，”他用疲惫的声音继续说，“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我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国外我大多沉默寡言，可是在这儿我忽然变得夸夸其谈起来，并且天知道为什么那么自命不凡。我遇到一些豁达大度的人，他们几乎把我看成天才；女士们津津有味地听着我的高谈阔论；但我不善于保持自己的声望。一天早晨，发生了针对我的谣言（我不知道是谁散播出来的：想必是某个具有男性性格的老处女——这样的老处女在莫斯科多得不可胜数），谣言发生之后便像草莓一样分蘖生须。我被缠住，很想跳出来，扯断这些纠缠不清的线，可是做不到……我便一走了之。这一次我又表现出自己是个荒谬的人；我本可以沉着冷静地等待这次攻击烟消云散，就像等待荨麻疹自己消失一样，那时那些豁达大度的人又会向我伸出双手，那些女士又会对我的言谈报以微笑……但糟就糟在我不是一个怪人。您看，我的良心突然苏醒了：我已经羞于再夸夸其谈下去，呶呶不休地谈啊谈的——昨天在阿尔巴特谈，今天在特鲁巴谈，明天在西弗采夫-弗拉日克谈，总是老一套……要是有人想听又怎么样呢？您看看这方面的一些真正的斗士吧：他们对此满不在乎，相反，他们需要的就是这个；有的人二十年来就是不断地饶舌，而且谈的就是这一套……这就叫做自信和自尊！我也有过自尊心，而且现在也没有完全消失……但是糟就糟在这儿，因为，我再说一遍，我不是怪人，而是个中间人物：造物应该赋予我多得多的自尊心，要么干脆不给我。最初我的境况确实很困难，况且，在国外游历也最终耗尽了我的钱财，而我又不愿意娶一个虽然还年轻、而身体已经孱弱得像果子冻一样的商家姑娘，因此我便千里迢迢回到自己的村子里。”我的邻床又侧目看了我一眼，补充了一句，“有关我乡村生活的最初印象、大自然的美景、孤寂生活的宁静美妙等等，我可以略去不谈吧……”
“我始终没睡着。”
“可以，可以，”我回答。
“是啊，”我回答，“您也睡不着吧？”
“再说，”说话的人又说下去，“这一切全是胡言乱语，至少我接触到的都是这样。我在乡下很寂寞，像一只被关起来的小狗，虽然，我承认，春天里第一次在归途中走过熟悉的白桦林时，由于心中存着一种朦胧的甜蜜的憧憬，我确实感到头晕目眩，心怦怦地跳个不停。但是您也知道，这种朦胧的憧憬是永远不会实现的，相反，却出现了一些始料不及的事情，譬如：兽疫啦，欠租啦，拍卖啦，等等。我在庄园管理人雅科夫的协助下勉勉强强度过一天又一天，这个庄园管理人是代替从前的管家的，后来我才发现他如果不是更凶狠，至少也是个和从前的管家一样的掠夺者，此外，他那双涂焦油的长靴发出的气味也毒害了我的生活。有一次，我想起了邻近一个熟悉的人家，家中有一位退伍上校的太太和她的两个女儿，便吩咐套车到我的邻居那里去。这一天是我永远铭记在心的日子：过了六个月，我娶了这位上校太太的二女儿！……”
“您好像睡不着吧？”我的邻床说。
说话的人低下头，高高举起双手。
过了半个钟头。我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睡着：一连串不必要的朦胧念头就像扬水机上上下下的吊桶似的一个接一个无休无止、顽固而单调地来到我的脑子里。
“然而，”他继续热烈地说，“我不想让您对我过世的妻子产生不好的看法。上帝保佑！她是个极高尚、极善良的人，是个懂得爱人、甘愿作出任何牺牲的人，虽然我应该向您坦白承认，如果我不曾经历丧妻之痛，今天我大概不会在这儿和您聊天，因为到现在为止，我家防霜棚里的梁木还完好无损，我曾不止一次想在那儿悬梁自尽！”
由于来客很多，谁也不可能单独睡一个房间。亚历山大·米海雷奇的管家把我带进一个绿莹莹的潮湿的小房间，那里已住着一个脱光了衣服的客人。看见我进来，他立即钻进被子里，把被子一直盖到鼻子上，在松软的绒毛褥子上翻腾了一会儿才安静下来，接着便从他那棉布睡帽的圆帽圈底下满怀戒心地注视着我。我走到另一张床（房间里共有两张床）跟前，脱了衣服，便躺到潮湿的被褥里。邻床的人在床上翻来覆去……我向他道了晚安。
“有些梨子，”他停了一会儿又说起来，“必须在地窖里的泥土底下埋上一段时间才能产生所谓真正的味道；我那去世的妻子看来也属于这一类生物。只有到现在我才能为她说句真正的公道话。只有到现在，譬如说，在回忆婚前我和她共同度过的那些夜晚时，我不但没有产生任何痛苦的心情，相反，我还感动得几乎要掉下眼泪。他们家并不富裕，房子是老式的木屋，但很舒适，它造在山上一座荒芜的花园和一个杂草丛生的院子之间。山下有一条河，透过浓密的树叶可以隐隐看得见。一座很大的凉台从屋子通往花园，凉台前有一座令人赏心悦目的开满玫瑰花的长方形花坛。花坛的两端各种着两棵金合欢，已故的主人在它们还细嫩的时候就把它们绞成螺旋形。稍远一点，在荒芜的自生自灭的悬钩子丛中有一座凉亭，里面装饰得十分精巧，但外面却十分衰败，看着它，真能叫人心惊肉跳。凉台的玻璃门通向客厅，客厅里呈现在参观者好奇的目光前的是：每个角落里都有一个用瓷砖砌成的火炉，右边有一架破旧的钢琴，上面堆着一些手抄的乐谱，一张蒙着褪色浅蓝底白色花纹缎子的长沙发，一张圆桌，两个放着叶卡捷琳娜时代瓷器玩具和玻璃球玩具的玻璃橱，墙上挂着一幅著名的肖像画，上面画着一个胸前抱着鸽子、眼睛往上看的淡黄头发少女，桌上放着一个插着新鲜玫瑰花的花瓶……您看，我描绘得多么详细。就在这个客厅里，在这座凉台上演出了我的爱情的全部悲喜剧。这位邻居太太是个凶恶的婆娘，嗓音嘶哑而凶狠，是个蛮横而好斗的泼妇；两个女儿一个叫维拉，跟一般县城里的小姐毫无差别，另一个女儿叫索菲娅，我爱上的是索菲娅。姐妹俩另外还有一个房间，是她们的共同卧室，里面有两张简朴的木床、发黄的纪念册、木犀草香水，有用铅笔画得很糟的男女朋友们的肖像画（其中一幅某绅士的画像特别引人注意，他的脸部表情非常刚毅，上面的签名更加苍劲有力，年轻的时候曾使人对他怀有过高的期望，结果却同我们大家一样——一事无成），有歌德和席勒的胸像、许多德文书籍、干枯的花环和其他纪念品。但这个房间我难得进去，也不愿意进去：在那儿我不知为什么感到很压抑。而且——很奇怪！索菲娅使我感到最可爱的时候，是在我背对她坐着，或者在思念她或更多地想象她的时候，尤其是傍晚在凉台上。那时候，我欣赏着晚霞，欣赏着树木，欣赏着已经暗淡、但在晚霞中仍轮廓分明的细碎的绿叶；在客厅里，索菲娅正坐在钢琴前不断地弹奏着贝多芬乐曲中一个她喜欢的非常深沉的乐句；恶老太婆正坐在长沙发上安安静静地打鼾；在被晚霞照亮的餐室里维拉正准备着晚茶；茶炊奇妙地咝咝响着，仿佛为什么事感到快乐；面包撕开时发出悦耳的扯裂声，茶匙碰到茶杯时发出的叮当声；金丝雀扰人地啁啾了一整天，突然静息下来，只偶尔叽叽地叫几声，仿佛有什么事情要发问；从透明、稀薄的浮云中偶尔滴落稀疏的雨点……我坐着，坐着，听着，听着，欣赏着，感到心旷神怡，于是我又感觉到我在恋爱了。就在这种傍晚的情绪影响下，我有一次要求老太婆同意我向她女儿求婚，过了两个月，我便结婚了。我觉得，我是爱她的……到现在该知道了，而我，说实话，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爱索菲娅。她很善良、聪明、文静，有一颗热诚的心；但是不知为什么，是久居乡村的缘故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她在心底里（如果有心底的话）隐藏着一个创伤，或者更正确地说，有一个创伤在流血，这个创伤无法医治，而且无论是她还是我，都无法说清楚是个什么创伤。她心中的这个创伤，我当然是在婚后才逐渐捉摸到的。无论我如何为她费尽心机，一点都无济于事！我小时候养过一只黄雀，这只黄雀有一次被一只猫抓住，它给救出来了，又治好了伤，可是我这只可怜的黄雀始终不能复元；它一直闷闷不乐，慢慢变得虚弱，不再鸣啭了……结果，有一天夜里，一只老鼠钻进开着的鸟笼，把鸟喙给咬掉，它终于一命归天了。我不知道现在是哪一只猫抓住了我的妻子，她也同样闷闷不乐，慢慢变得虚弱，像我那只不幸的黄雀一样。有时候她自己显然也想振作一下，到新鲜空气里，到阳光下，到自由天地里去纵情驰骋一番，她试了试，又缩成一团了。她说她是爱我的：好几次向我保证，她再没有别的愿望——呸，见她的鬼去吧！——说着，她的眼睛就失去光芒了。我暗自思忖，是不是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到处打听，结果一无所得。好吧，现在您就自己去判断吧：如果是个怪人，他就会耸耸肩膀，叹一两口气，照旧生活下去；可我不是个怪人，便想要悬梁自尽。老处女的那一套习惯已深深扎根在我妻子心中——她离不开贝多芬、夜晚的娱乐、木犀草香水、和朋友们通信、纪念册等等，对于任何别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主妇的生活，她无论如何不能习惯；至于沉浸在无名的烦恼中，每天晚上唱《别在黎明时唤醒她》，这对于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来说实在是太可笑了。
我好不容易等到晚上，关照我的马车夫明天早上五点钟给我套好马车，就去睡觉了。但是就在这一天里，还有一个很有特点的人等着我去认识。
“就这样，我们过了三年幸福生活；第四年索菲娅第一次分娩时死了，说来也真奇怪，我好像早就预感到，她不会给我生一男半女，给世界增添一个新的居民。我还记得她落葬时的情形。那时是春天。我们教区的教堂又小又旧，圣像已经发黑，墙上光秃秃的，地上的砖头好几处已经破裂；每一个唱诗班席位上都有一个很大的圣像。棺材抬进来，安放在圣幛中门前正中的位置上，罩上褪色的盖棺布，周围摆着三个烛台。仪式开始了。一个老态龙钟、脑后留着一根小辫、腰间低低地系着一条绿腰带的教堂职员在诵经台前悲痛地喃喃诵读着经文；一个教士，也是个老人，面相和善、老眼昏花，穿着绣黄色花纹的紫色教袍，兼任着助祭的角色主持着仪式。窗子敞开着，窗外满是垂桦的新鲜嫩叶在摇曳，发出簌簌的响声；青草的芳香一阵阵从院子里飘进来；蜡烛的红色火焰在明媚的春光里变得黯淡了；麻雀在整个教堂上空叽叽喳喳地叫着，偶尔有一只燕子飞进来，在教堂圆顶下发出响亮的叫声。为数不多的几个农民正在为死者虔诚祈祷，他们那长着栗色头发的脑袋在飞扬着金黄色尘埃的阳光里迅速地起伏着，一缕淡蓝色的烟正从香炉的洞眼里袅袅上升。我望着妻子的遗容……我的上帝！即使是死亡也不能使她得到解脱，不能治愈她的创伤：她的神情还是那么病恹恹的，显得胆怯、隐忍——即使进了棺材似乎还是那么郁郁寡欢……我的心在痛苦地流血。她是个很善良很善良的人，但是对她来说，死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无须向读者详细描述，怎样把那位显贵安排在首席，高级文官和省首席贵族之间——这位首席贵族神情轻松而庄重，和他那浆硬的胸衣、宽大的背心和装着法国烟草的圆形鼻烟壶十分相称；主人怎样张罗、奔走、忙活，敬客，顺路对着那位显贵的脊背微笑，像个小学生似的站在屋角，急匆匆喝下一小盆汤或吃下一块牛肉，管家怎样端上一条口里衔着一束花、长一俄尺半的大鱼，一些穿制服的仆役怎样板着面孔、阴沉着脸缠着每一个贵族，一会儿要给他们斟马拉加葡萄酒，一会儿要给他们斟干马德拉葡萄酒，几乎所有的贵族，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怎样像尽义务似地勉强干了一杯又一杯，最后，人们怎样嘭嘭响地打开香槟酒，举杯互祝健康：所有这一切，读者想必都了如指掌了。但我觉得特别精彩的是那位显贵在众人高高兴兴地洗耳恭听的时候亲口讲述的一段趣事。有一个人，大概是那位破产的高级文官，他很熟悉最新的文学动态，提到了女性的一般影响，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影响。“对，对，”那位显贵接着说，“这话说得对。对年轻人就应该严加管教，要不然他们一看见女人的裙子就会神魂颠倒。”（所有的客人脸上都掠过一阵孩子般快乐的微笑，有一个地主的目光里甚至闪烁着感激之情。）“因为年轻人都很懵懂。”（这位显贵强调了“为”字，想必是为了表示他的权威，有时要改变单词通行的重音。）“就譬如说我的儿子伊凡吧，”他继续说，“这个傻瓜只有二十岁，可他却突然对我说：‘爸爸，让我结婚吧。’我对他说：‘傻瓜，你先得谋个差事……’嘿，他又是失望，又是流泪……可是我……不理他……”（这位显贵说出“不理他”这句话似乎不是从嘴里，而是从肚子里说出来的；他沉默了一下，对身旁的高级文官威严地看了一眼，而且把眉毛高高扬起，高得让人无法想象。高级文官愉快地向一侧点点头，极快地眨巴着瞧着显贵的那只眼睛。）“结果怎样呢，”那位显贵又说了起来，“现在他自己写信给我，说，爸爸，谢谢您教导了我这个傻瓜……可见，事情就应该这样处理。”所有的客人当然完全同意那位显贵的见解，而且似乎因为得到满足和教导而活跃起来……宴会结束后，来客都站起来，走到客厅去，发出较响然而还是不失体面，似乎在这种场合下能够容许的喧闹声……坐下来打牌。
说话的人双颊涨得通红，眼睛却黯淡无光。
鲁皮欣又哈哈大笑起来……但突然一种兴奋的激动情绪传遍了整座屋子。一位显贵驾临了。主人急忙向前厅奔去。几个忠实的家人和殷勤的客人也跟着奔去……热烈的谈话声变成柔和愉快的絮语声，宛如春天的蜜蜂在蜂房里发出的嗡嗡声。只有一只不肯安静的黄蜂——鲁皮欣，和一只耀武扬威的雄蜂——科泽尔斯基没有压低自己的声音……瞧，蜂王——那位显贵终于进来了。人心都向着他飞去，坐着的身子也欠起身来；甚至那个廉价向鲁皮欣买了一匹马的地主，甚至那个地主也低下下巴，抵住胸膛。那位显贵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威严：他频频仰起头，似乎在向别人点头致意，说了几句赞许的话，每说一句话，首先总要用长长的鼻音“啊”一声；他极其愤怒地看看科泽尔斯基公爵的胡子，向拥有工厂和女儿的破产高级文官伸出左手的食指。过了几分钟——在这几分钟里，这位显贵已经两次表示他很高兴，他赴宴没有迟到——所有的人便向餐厅走去，大人物走在前面。
“我终于，”说话的人又说了起来，“摆脱了妻子亡故后的沉痛，想去干一番所谓的事业。我在省城里谋得一个差事，但是在公家机关的大办公室里，我感到头痛得厉害，眼力不济，当时正好另有一些原因……我便离了职。我本想到莫斯科去，可是，首先，手头拮据，其次……我已经对您说过，我与世无争。这种与世无争的处世态度是突然产生的，可又不是偶然的。我在精神上早就与世无争了，但头颅还是不肯低下来。我认为我思想感情上的谦让是受了乡村生活和不幸遭遇的影响……另一方面，我早就发现，几乎所有的邻人，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起初还因为我有学问、去过外国以及受过教育等其他因素而敬重我，现在不但对我已经完全看惯，甚至开始用粗暴或轻慢的态度对待我，不肯听完我说的道理，对我说话也毫不客气了。我还忘了告诉您，在我新婚的第一年里，我由于无聊而尝试过文学创作，甚至寄过一部作品到杂志社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一个中篇小说；但是过了一些时候，我收到编辑一封很有礼貌的信，信中说我的智慧不应该遭到拒绝，但缺的是才华，可是文学所需要的只是才华。此外，我听说，有一个过路的莫斯科人，不过是个很善良的年轻人，在省长的晚会上顺便对我发了几句议论，说我是个毫无出息、胸无点墨的人。但是我那一厢情愿的盲目性还继续存在着：您知道，我不愿意自己打自己‘耳光’；终于有一天早晨我睁开了眼睛。事情是这样的：县警察局长到我这儿来，目的是提醒我注意，在我的领地上有一座桥塌了，但这座桥我是绝对没有能力修造的。这位宽宏大量的秩序监督者用一块咸鱼下了一杯伏特加，用长辈的口吻责备我的疏忽，不过，他为我设身处地想了想，劝我吩咐农民在那儿堆上一些粪肥了事，接着，他抽起烟斗来，把话题转到即将进行的选举上。当时有一个叫奥尔巴萨诺夫的人正在谋取省首席贵族这一荣誉职务，他是个不学无术的空谈家，外加是个受贿者。况且，他既没有多少财富，又没有什么地位。我说出了对他的看法，语气也非常随便：说实话，我很看不起奥尔巴萨诺夫先生。县警察局长看看我，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温和地说：‘唉，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这样的人不是你我应该议论的，我们哪儿配？……还是安分守己些吧。’‘得了吧，’我没好气地回答，‘我和奥尔巴萨诺夫先生之间有多少差别啊？’县警察局长从嘴里取下烟斗，瞪大眼睛，忍不住扑哧一笑。‘嘿，你真会说笑话，’最后，他噙着眼泪说，‘你怎么说出这种笑话来……啊！你算老几啊？’一直到他临走时，他还在不断地嘲笑我，有时还用胳膊肘碰碰我的身体，对我说话也称‘你’了。他终于走了。我已经忍无可忍，肺都差一点要气炸了。我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次，在镜子前站住，久久地看着自己狼狈的脸，慢慢吐出舌头，苦笑着摇摇头。我恍然大悟：我清楚地看到，比在镜子里看自己的脸更清楚地看到，我是个多么空虚、渺小、无用、平庸的人！”
“您看，我的仇人来了，”他突然回到我身边对我说，“您看见了吗？那个面孔棕黄色、头上长着硬毛的胖子，喏，就是那个手里抓着帽子、沿着墙壁走过来、像狼一样东张西望的人。我曾经把一匹价值一千卢布的马以四百卢布的价钱卖给他，这个不声不响的家伙现在却有权利来轻视我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思考的能力，尤其是在早晨喝茶前或吃午饭以后，你对他说：您好，可他却回答：什么事？您看，一位高级官员来了，”鲁皮欣继续说，“一位退休的高级文官，破产的高级文官。他有一个甜菜糖女儿，一座患瘰疬病的工厂，对不起，我说错了……不过，您是懂得的。啊！建筑师也到这儿来了！一个德国人，蓄着唇髭，可是业务一窍不通，真是咄咄怪事！……不过，他又何必精通业务呢？他只要收受贿赂，替我们这些柱子贵族(1)多竖几根柱子就行了！”
说话的人停了一下。
于是鲁皮欣向公爵跑去。
“伏尔泰的一部悲剧里，”他又沮丧地说下去，“有个绅士因为不幸到极点反而感到高兴。虽然我一生里没有发生过什么悲剧，但说实话，我也尝过这种滋味。我体验过冷酷的绝望后那种带着酸楚的狂喜；我体会过整个上午不慌不忙地躺在床上诅咒自己出生的日子与时刻的那种甜蜜——我还不能一下子做到与世无争。您就实实在在地替我想一想吧：贫困把我困在可恨的乡村里；没有产业，没有职务，没有文学——一切都与我无缘；我不和别的地主往来，书也使我感到厌烦；至于那些不断甩着鬈发、狂热地侈谈‘人生’、患着水肿病、多愁善感得几成病态的小姐，自从我不再对她们高谈阔论，也不迷恋她们之后，她们已对我不感兴趣了；我不会、也不可能完全离群索居……我就开始……您说怎么着？我就开始到邻居家去串门。我仿佛一心一意要自暴自弃，故意招惹各种琐细的屈辱。吃饭时人们故意不给我斟酒送菜，冷漠而傲慢地对待我，最后竟完全不理睬我。人们不让我参与谈话，而我故意在屋角里附和最愚蠢的饶舌者的意见，这种人若当年在莫斯科是会非常高兴吻我脚上的灰尘和大衣的衣角的……我甚至不愿想到自己常常在别人的冷嘲热讽中苦中作乐……算了吧，我孑然一身，冷嘲热讽又算得了什么！一连好几年我一直这样立身处世，到现在我还是采取这种态度……”
“只有一点不足，没有太太们，”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又接着说，“是个单身汉的宴会，要不然我们这些弟兄就快活了。您看，您看，”他突然大声喊叫起来，“科泽尔斯基公爵来了，就是那个高个子男人，蓄着大胡子，戴黄手套的。一眼就看得出是到过外国的……他总是姗姗来迟。我告诉您，他是个傻瓜，就像商人的一对马，您要是看见过就好了，他跟我们这帮人说起话来是多么客气，对我们那些如饥似渴的母亲和女儿们的恭维话又表现得气度不凡！……他有时也说几句俏皮话，尽管只是顺路来这里歇歇脚；可他是怎么说俏皮话的！就像钝刀子割绳索一模一样。他看我不顺眼……我去跟他打个招呼。”
“这也太不像话了，”隔壁房间康塔格留欣先生像说梦话似的声音在嘀咕，“是哪个傻瓜半夜三更还在聊天？”
于是鲁皮欣尖声笑了起来。
说话的人连忙钻进被窝里，怯生生地露出头来看看我，伸出一个指头对我发出警告。
“这儿的人都认为我是个俏皮的人，”谈话中他对我说，“您别相信这些话。我只不过是个不满现实的人，要大声骂人；因此我无拘无束。实际上，我为什么要跟人家客客气气呢？对别人的意见我看得一钱不值，我也不想得到什么好处；我是个恶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恶人至少不必动脑筋。这有多么快活，您真不会相信……您看，譬如说，您看看我们的主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奔忙，干吗呀，一会儿看看表，一会儿扮笑脸，一会儿浑身冒汗，装出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却让我们饿肚子？这有什么稀罕——不过是个当官的罢了！瞧，瞧，他又在奔忙了，还瘸着腿呢，您看。”
“嘘……嘘……”他嘴里发出嘘声，仿佛向康塔格留欣发出声音的方向表示歉意和赔礼，恭恭敬敬地说：“是，是，对不起，先生……他要睡觉了，他必须睡觉了，”他又低声继续说，“他必须养精蓄锐，哪怕为了明天吃东西时胃口同样好。我们没有权利打扰他。况且，我想对您说的话好像都说了；您大概也想睡觉了。祝您晚安。”
他挽住我的手，我们一起走到窗前。
说话的人极快地翻过身去，把头埋在枕头里。
“您看他笑的，”鲁皮欣继续说，幸灾乐祸地看着基里拉·谢利法内奇颤动的肚子，“他怎么能不笑呢？”他转过身来对我说，“他吃得饱饱的，身体又好，没有孩子，不需要拿农奴去抵押，还为他们治病，老婆傻头傻脑。（基里拉·谢利法内奇稍稍扭过身子，仿佛没有听见他的话，仍在哈哈笑着。）我也要哭，我老婆跟一个土地测量员跑了。（他咧开嘴笑着。）您不知道这件事？怎么会！她就这么打定主意，私奔了，还给我留下一封信：亲爱的，她说，彼得·彼得罗维奇，原谅我；我被爱情陶醉了，和我的心上人走了……而土地测量员之所以吸引她，只是因为他不剪指甲，穿着紧身裤。您感到奇怪吗？您会说，这个人真坦率。我的上帝！我们草原上的兄弟说话就是这么直截了当。不过我们还是走到旁边点好……干吗跟未来的法官站在一起……”
“至少我想请教，”我问，“您贵姓……”
甜滋滋的地主笑得前仰后合。
他立即抬起头来。
“您说下去啊，我的朋友，喂，说下去啊，”鲁皮欣接着说，“您这个人哪，恐怕要当选法官了，要选上了，您等着瞧吧。到那时，当然会有陪审员来帮您出主意的；不过，您还是要出面的，万一有什么事的话，哪怕说说别人的见解也好。弄得不巧省长来了，他会问：法官为什么说话结结巴巴的？那么，譬如说，就会有人告诉他：他得了麻痹症；省长就会说：给他放放血吧。您处于这样的地位，一定会同意，碰到这种事，会感到很不体面的。”
“不，看在上帝的分上，”他打断我的话，“您别问我，也别向别人打听我的姓氏。让我在您的心目中永远成为一个不知姓氏的人，一个受命运压制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况且，我是个平庸的人，也不配拥有一个独特的姓氏……如果您一定要给我一个称呼，那就叫我……叫我希格雷县的哈姆雷特吧。这样的哈姆雷特，任何一个县都有很多，只是您没有碰到罢了……再见。”
“您这个人真是的，”基里拉·谢利法内奇喃喃地说，并且笑了起来。
他又钻进羽毛被里，第二天早上，有人来唤醒我的时候，他已经不在房间里。他在拂晓前就离开了。
“请允许我给您介绍我一位最好的朋友，”鲁皮欣抓住那甜滋滋的地主的手，突然用刺耳的声音对我说。“别固执了，基里拉·谢利法内奇，”他说，“不会把你吃掉的。来吧，”他继续说，而这时手足无措的基里拉·谢利法内奇已经在笨拙地鞠躬了，那样子就像是肚子掉了下来似的。“来吧，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位极其出色的贵族。他五十岁以前身体极好，忽然想起要治眼疾，结果把一只眼睛给弄瞎了。后来他给自己的农民治病，也得到了同样的成绩……不过，当然啰，他们对他还是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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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伊尼岑把我领到一个小个子、留着高高的额发和胡髭、穿着咖啡色燕尾服、系着花领带的人跟前。他那肝火旺盛、机灵善变的面相的确显示出他的聪明和刻薄。那瞬息万变、辛辣讽刺的冷笑不断扭歪他的嘴唇；一双眯细的黑眼睛从不整齐的睫毛底下露出粗鲁的神色。他身边站着一个地主，那地主身材胖大，态度随和，一副甜蜜相——十足是个甜得发腻的人——还是个独眼。他在小个子说出俏皮话之前已先笑了，仿佛快活得全身都酥软了似的。沃伊尼岑把我介绍给这位爱说俏皮话的人，他叫彼得·彼得罗维奇·鲁皮欣。我们认识以后互致了最初的敬意。
(1) 意为世袭贵族。因为俄文“柱子”一语另有“世代相传”一义，此处是文字游戏。
“那就劳驾了。”
(2) 引自莱蒙托夫诗《遗言》。
“您愿意不愿意，”他突然轻声对我说，“我介绍您认识本地一个最俏皮的人？”
(3) 原文为法文。
现在就是这个沃伊尼岑来到我跟前。我和他聊聊莫斯科，聊聊打猎的事。
(4) 指软骨病，佝偻病。
然而我已经感到有些寂寞，突然有个名叫沃伊尼岑的人来到我跟前，他是个学业没有完成的年轻人，寄住在亚历山大·米海雷奇家里，是他家的……说不准是他家的什么人。他打枪打得非常好，又善于训练猎犬。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属于这样一种年轻人：这样的年轻人在每一次考试时往往“装木头人”，也就是对教授的问题一言不发。为了追求音节的美妙，人们称这些先生为“蓄络腮胡子的人”（可见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事情是这样的：譬如，让沃伊尼岑去应试。在叫到他的名字之前，沃伊尼岑端端正正、一动不动地坐在长凳上，这时他却浑身上下热汗淋漓，慢慢地、毫无目标地向四周环视一下，站起身来，急急忙忙地把纽扣一直扣到制服上面，侧着身挤到考试桌前。“请拿一张试题，”教授很愉快地对他说。沃伊尼岑伸出手去，手指战战兢兢地碰到那一叠试题。“请不要挑选，”一个外来的但很容易激动的小老头，其他系的教授，突然愤恨起这个不幸的蓄络腮胡子的人，声音颤抖着对他说。沃伊尼岑乖乖地顺从自己的命运，取了一张试题，出示了号码，便走到窗口坐下，等待前面的考生回答完问题。沃伊尼岑坐在窗口，眼睛盯着试题，只是偶尔像刚才一样慢慢地向四周环视一下，但肢体却一动不动。可是这时前面的考生回答完了问题，教授们按照他的才能，对他说了一句：“很好，您可以出去了，”或者甚至是：“很好，好极了。”这回叫到沃伊尼岑了；沃伊尼岑站起来，步履坚定地走到考试桌前。“请把试题念一下，”教授对他说。沃伊尼岑双手把试题拿到鼻子底下，慢慢地念着，又慢慢地放下双手。“好吧，请回答，”还是那位教授懒洋洋地说，他把身子往后一靠，把双手抱在胸前。考场里像坟墓一样寂静。“您怎么了？”沃伊尼岑一声不吭。外系来的小老头焦躁起来。“您说话呀！”我那位沃伊尼岑还是一声不吭，仿佛吓呆了。他那剃得光光的后脑勺一动不动地徒然对着全班同学好奇的目光。那外系来的小老头的眼珠子几乎要弹出来：他恨透了沃伊尼岑。“这太奇怪了，”另一个会考人说，“您怎么像哑巴似的站着，您回答不出，是不是？不然，您就说呀。”“请允许我另拿一张试题，”不幸的人用低沉的声音说。教授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好，请吧，”主考人挥了一下手，回答。沃伊尼岑又拿了一张试题，又坐到窗口，又回到考试桌前，又像死人一样一声不吭。外系来的小老头恨不得把他整个儿生吞下去。最后教授们把他赶出去，给他打了个零分。您以为现在他至少会跑出去离开了吧？没有这回事！他又回到自己的位子上，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坐着，直到考试结束，临走的时候还大声感叹：“唉，挨了一顿骂！这叫什么考试！”这一天他就整天在莫斯科闲逛，有时抓抓自己的头皮，痛苦地咒骂自己这种无能的命运。自然，书本他连碰也不碰，到了第二天早晨，又演出了同样的一幕。
同主人分开后，我便到各个房间去走走。客人我几乎全不认识；已有二十来个人围着牌桌在打牌。在这些朴烈费兰斯的爱好者当中有两个军人，气度不凡，只是有些衰老，还有几个文官，领带打得又高又紧，染了色的八字胡垂挂下来，只有性格果断、心地善良的人才这般打扮（这些心地善良的人一本正经地理着牌，对于走到身边来的人，头也不转动一下，只是斜着眼看看他们）；有五六个县里的官吏，一个个大腹便便，胖乎乎的手汗津津的，两条腿规规矩矩的，动也不动一下（这些绅士说话时轻声细语，和蔼可亲地向各方面扮着笑脸，把手里的牌紧靠着胸衣拿着，出王牌的时候也不敲响桌子，而是把牌作弧形轻轻地抛到绿呢桌面上，收拢赢来的牌时发出一种轻轻的、极有礼貌的嚓嚓声）。其余的贵族或坐在长沙发上，或成群挤在门口和窗户旁边；有一个已经不年轻、容貌像女人的地主站在屋角里，打着哆嗦，红着脸，忸怩不安地在肚子前面把玩着他的表坠，虽然没有人注意他。有几个绅士穿着莫斯科裁缝——终身行会师傅菲尔斯·克留欣做的圆摆燕尾服和格子西装裤正毫无顾忌、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并随意转动着他们那油光闪亮的秃头；一个高度近视、浅色头发、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从头到脚一身黑色装束，看样子有些腼腆，但在那里不以为然地冷笑着……
(7) 原文为德文。
在一次旅行中我应邀去一位富裕的地主和猎人亚历山大·米海雷奇·格××家赴宴。他的村子坐落在离我当时所住的小村子约莫五俄里的地方。我穿上燕尾服——我劝任何人出门的时候，即使是去打猎，也要穿上这种服装——就到亚历山大·米海雷奇家去了。宴会定于六点钟开始；我五点钟到达时，在那里碰到了许许多多穿制服、便服和其他很难说出名称的衣服的贵族。主人亲切地接待了我，又立刻跑到餐厅仆役的房间里去了。他在等候一个重要的官员，心情有些激动，这和他在社会上和财富上所处的独立地位是完全不相称的。亚历山大·米海雷奇从未结过婚，也不喜欢女人；来他家聚会的都是单身汉。他生活阔绰，他把祖传的府邸加以扩建，并装修得富丽堂皇，每年从莫斯科订购一万五千卢布的酒，向来受到极大的尊敬。亚历山大·米海雷奇早就退休，没有获得任何头衔……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硬要请一位当官的客人光临，并且从举行盛宴的这天一大清早起就激动不已呢？这正如我熟悉的一位法院检察官在有人问及他是否接受人家自愿奉送的贿赂时所说的：只有天知道。
(8)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拉斐尔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