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切割者（剑鱼）；
快乐地（天堂）；
等等。
亡迹（死者纪念品）；
我们没有想要娱乐大众的意思。还有，尽管这些都是最初级的例子，虽然与其之后的发展阶段一样难以辨认，但仍然能清晰地显示出一以贯之的比特文学特征。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对我们来说，现实存在于世界之中，而对机器而言，最首要的现实就是语言。计算机无法分辨文学赋予语言的不同含义，会认为“小妓女”和“小甜心”“小傻瓜”是一样的称呼。因此，也就造成了一些典型的词义变迁：“马夫”[2]现在已成了教科书上的一个经典案例，用以说明组合词的意义受到其形态的影响。在这个例子里，我们有“马”和“人”的结合，因此在语义轴上被归入了“半人马”的类别，因为一匹马显然不可能是个人，所以它只能是半人半马。
悬浮器（电梯）；
位于该水平上（语言能力仍十分低下）的计算机不知道组词的边界，又因为其思维中固有的规模化以提高效率的特征，导致了非线性联想的产生，也就是所谓的发散性思维，把某种语言中原有的词汇，例如“字”和“写字”，与那些新创的词语放到了同等地位上，例如“字工作”（写作）、“字痴”（字谜）、“偷字”（剽窃）、“字挑逗”（流氓），等等。出于同样的原因，该词汇生成器提议将爱斯基摩雪橇命名为“狗车”，以及应该用“盘痛”来形容一只摔碎的盘子。
算术—算机（计算机）；
上述的单个造词、学名为“独词”的行为，部分是因为程序的缺陷造成的，也有部分是因为程序员对拓展机器的造词能力感兴趣。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里面的众多新词都带有明显的机器逻辑。例如，我们无法确定计算机是否真的将“民主”命名为“精神病院”，还是说它只想展现出人类的幽默感。
拳击手—打手—耳光手；
独词是个重要的领域，因为我们能以此来察觉到机器也有创造力，而在接下来的阶段里，该创造力会从我们的观察里消失。它是比特文学的门槛，也可以称它为幼儿园。这种输出能宽慰到许多的学生，他们为可能会接触简化到无法理解的文字而担忧，却欣喜地发现这些作品是多么纯真和令人愉悦。但这种满足感将很快被取代！接下来，两个我们曾认为永久隔绝的类别之间发生了碰撞，带来了意料之外的幽默。经类别规则强化的程序带着我们前往了比特文学的下一个领域（尽管有些研究者仍然称它为前比特文学），在其中，机器开始解构我们的语言，追踪起因为人类的身体构造而造成的语言上的变化。
食蚁兽—喂虫者（鸟给自己的幼崽喂食）；
举例来说，根据计算机而不是我们的解释，“上升”和“下降”的意义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个活着的生物，也包括人类，必须要通过主动的肌肉运动来克服万有引力的作用。身体是一个媒介，将引力梯度引入我们的语言之中。一项对于语言的系统化研究，揭示了其广泛程度，同样的影响不仅仅存在于词语中，甚至在语法结构中也能找到它的身影；有关分析参见第二卷第八章结尾处的内容。作为对比，在第三卷中，我们引入了比特文学作为非地球环境和非拟人生物发明的语言模式。其中之一，被称为“因瓦特语”，被导师二号用来创作了《对宇宙之奚落》（下面会提到）。
馅饼—曲线球—脏兮兮—婴儿服—拍马屁；
B. “模仿”指的是比特文学作品的一个领域，它向我们展示了迄今为止我们也没能搞懂具体机制的智慧创造力，且该创造力对人类的智力产品世界构成了无法抵御的入侵。根据历史记载，它是在机器翻译文字时偶然出现的现象，我们对此毫无预期。翻译需要用不同的方法一步一步地处理信息。最紧密的接触应该发生在文章的主旨之上，而不是单词或句子之中。如今，机器在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已近乎完美，因为它们执行的算法并不是在它们之间实行分工，而是让它们“瞄准”，用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同一篇原文。文字会被“抽取”成机器语言（“媒介”），机器只会把这些“压缩品”投射进“内部的概念空间”。在这个空间里，“N个抽象体”开始浮现，它跟原文相比，就好像一个生物体与胚胎的关系。“生物体”将自己投射到需要翻译的语言上，产生所需的结果。
（b）机器也会沿着所谓的语义轴创造新词。在这些新词之中，我们特意挑选了一些无须“字典式解释”的例子：
然而，这个过程远比上文的描述复杂，因为，例如，翻译的质量会通过不断地再翻译（从“生物体”往回翻译到原文）来校验。因此，翻译的算法由仅能够通过翻译过程来“交流”的机器集合而成。H. 埃雷斯和T. 萨米伯格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一旦那个抽象的创作被放入了必要的电子仪器中（语义镜），“N个抽象体”，也就是已经解释过的文字——机器已经从语义上对其吸收的文字——就可以被视作一个整体。
（a）机器会使用语言中已经存在的表达，并赋予它们与其本义不同的含义，例如：大道—大吃一顿；猪—肮脏的房间；马夫—半人马；护膝—矮人哨兵；王子—皇家金鱼；食肉动物—狂欢节的妓女；吃惊—胃下垂；吝啬鬼—石头脸。
视觉上，“抽象体”存在于概念连续体上，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多重外壳、非周期、可变的同步体，由“燃烧的线条”，即数十亿的“关键曲线”编织而成。这些曲线决定了语义连续体的平面构造。参见第二卷的示意图，读者能看到一系列的语义镜照片，将它们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时，你会有惊人的发现。它们显示了原文的质量跟“语义”几何图形的“美”存在着确定的正相关。
一门被广泛使用、具有悠久历史的语言，拥有一套限制明确的组词规则，尽管总体而言那些使用它的人不可能意识到规则的存在。从前，我们不知道它们在组词方面会造成什么实际限制，直到我们发明了机器，这才洞察到了语言在演变过程中都放弃了哪些机会。《比特文学的历史》第二卷提供了一些例子，主要摘自《咿呀学语》《初通语义》《半晓语义》这几章，可以对此问题做一个最简单的解释。
观察照片时，即便没什么经验的人也能一眼就分辨出俗文与美文（有意境、有诗意）之间的区别。宗教文章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归入美文一类，而哲学文章则分布在这个视觉效果的各个地方。机器连续体深处的文字投射拓展了文字的意义，这么说并不夸张。由同一逻辑关联的大段文字显示成了一个捆扎严密的卷，也就是一簇“关键曲线”。（这里不是解释它们与循环功能曲面关系的地方，你可以在第二卷的第十章找到相关内容。）
A. 格雷夫、古布朗森和弗莱德金——学者中的佼佼者，比特学的“生父”，认为“初通”是比特文学最早期的阶段。初通源自我们灌输给机器的组词规则。这些规则的协同作用决定了一种语言中通常被称为“精神”的内核。
讽喻体裁的文字最能体现原本的韵味：它们的中央图形通常包裹着一圈浅色的“光圈”，在它的两端（“柱子”）能看到意义的“回声”，令人时不时地想起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我们需要再次指出，这种凝结现象使得对结构的批判成为可能——所谓结构，指的是人类所有的智慧结构和最首要的哲学体系。
我们的概述——就像我们刚才说过的，是相当粗浅的，只聚焦在比特文学的四个“峰值”上，即初通、模仿、跨越和叛道。事实上，这些术语已然过时；根据今天的命名法则，它们不怎么恰当的对应词应该是：同位、对应模仿、哲学批判以及比特创造，其中最后一个层次位于我们无法理解的领域。不过，那些如今已过时的术语，含义却很明确，而我们也异常急切地希望把我们的解释弄得更直白一些。
最早一部闻名于世的比特模仿作品是假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一部小说《女孩》。当时，一个多成员的机器集合体正在将这位俄国作家的作品集翻译成英语，而它则创作于它们的工作间歇。著名的俄国文学专家约翰·雷利在他的回忆录里描写了当他收到该俄语文稿时的震惊感，文稿上签着“希克斯”，他还以为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过的一次性笔名。该作品在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专家内心留下的印象之深刻肯定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正如他所承认的，他怀疑自己是在做梦！作品的真实性令他无从质疑，尽管他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没写过这么一本小说。
本专著在正文适当的地方为分类提供了解释和详细的描述，还对解释和描述做了一个索引。然而，仍有必要在此对比特文学的主要分类做一个概述。这么一个概述无法替代具体的阐述，但至少能充当一个简化的向导，为我们在一个地形复杂、容易迷失的地方导航。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下面描述的比特文学分类以一种相当简化的方式呈现，一不小心就会引起歧义。
不管新闻媒体是如何来传播这个消息的，总之翻译集合体在吸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文字，加上他的《作家日记》和所有关于他的研究之后，不知怎的就创造了一个幻影、一个模型，或是一个真正的创作者的人格，只不过是机器再生版。
3.比特文学的关键分类
模仿背后的理论非常复杂，但其基础——以及什么样的环境能让这种现象级的精湛模仿成为可能——能较为容易地说清楚。不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人，还是他的个性，机器翻译者都不感兴趣（况且它们也做不到有兴趣）。最终，我们发现，在语义的空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会被投射成弧形，整体形状类似于一个有开口的圆环，“一只断戒”（有缺口）。因此，这是一项相对较为轻松的任务（当然是对机器而言，不是对人！），只需补上缺口，插入缺失的链条。
唯一的不同在于，宇宙并不是我们创造的，但比特文学却是我们的作品——尽管可能是间接的。然而，有人会说这想法就如同人类可以平静地接受宇宙的无穷，却无法以同样的平静来接受其创造物的无穷。
这么说吧，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构成的大道上分布着一个语义梯度，《女孩》是它的继续，同时也是它的终点。因为这位文学巨匠的作品之间的关系清晰，专家们毫不怀疑《女孩》应有的位置应该在哪两本作品之间。该作的中心思想已经在《罪与罚》中有所显现，在《群魔》中得到进一步加强，而在后者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之间，“缺口出现了”。这是一个成功但偶得的模仿，因为接下来在刺激翻译者创作其他作家的作品时，一直未能产生同等卓越的成果。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比特学作为一门学术研究，本身不是用来表达上述观点的地方，那应该属于哲学的范畴，研究自然与人、与他的作品（包括非人类的作品）之间的关系。我们同意罗杰·盖茨基的观点，比特学并不比宇宙学有更多或更少的绝望之处。例如：很显然，不管我们人类存在多长时间，不管我们从机器那里能得到多少智慧上的帮助，我们仍无法接触到整个宇宙，也就无法全面认识它，但天文学家、宇宙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从未想到过要抱怨这么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
模仿与给定作家的作品之中那可侦测到的演变次序无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一本未完成的手稿——《皇帝》，但机器始终无法“想通”或“找到线索”，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完成的这本小说已经超越了他本人的能力。至于《女孩》，除了希克斯的原版之外，还有其他集合体创作的变体，但专家们认为它们都没那么成功。作品之间的差异自然较为显著，但这些伪作都表现出了一个相同的问题——令人联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令人心痛的巅峰特征——灵与肉的纠缠。
有人说这种情况就好比魔法师的徒弟释放出了一个他无法控制的力量。这种说法凸显了无奈，因为科学在这儿派不上用场。比特文学被一大堆推崇和反对的文章所包围，它们之中充满了绝望的呼喊，表现出了抑郁和恐惧的症状，还有因为人类在智慧上被自己创造的机器所超越的那种震惊。
任何一个读过《女孩》的人都能体会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无法创作出它的原因。说了这么多之后，我们的行为——以传统人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实属彻头彻尾的亵渎，竟然将机器的伪作当作真正的原创。但是，比特文学无可避免会违背传统价值和评价体系，它们将文字的真实性看得至关重要。我们要做的是，证明《女孩》是构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一分子，而且比他本人的《皇帝》更胜一筹！
当然，我们总是可以用一些机器来解释其他机器的作品。但是，要想理解处于“叛道”极端——意思就是偏离了我们通常的创作、理解和解释——的比特文学，所需要的机器数量会随着所接收文字难度的增加而不断上升。由于这种上升的速度呈指数级增长，最终会使得我们无法猜测“终极叛道”所发出的信息，由此扩大了人类在面对文学时的无力感，尽管在最初是人类创造了文学。
模仿的通用法则如下：对于某个给定的作者，假如他已经完全发掘了创造力的中央构型（“生活感悟”）——或者，用比特学的命名法则来说，“它的语义空间”——那么，模仿在这条轴线上不会提供任何新东西，除了一些衍生的（平庸、重复的）文字。但是，假如他留下了什么“没有说出的”（例如，因为生理原因，他过早地死去，或者因为社会原因，他不敢说出来），模仿可以生成缺失的链条。确切来说，成功与否仍取决于该作者的语义拓扑，由此，拓扑图可分为“可模仿语义”和“不可模仿语义”两个部分。
只有在给予了机器能自由创作的设备，没有了纪律、程序、原则或限制之后，机器才渐渐引导它们的创造力（被称为“后创造力”）摆脱了典型的拟人化和人类的影响力。在演变的过程中，比特文学开始不知不觉地使得我们，也就是它们可能的接收者，变得逐渐抗拒，理解上也变得越来越困难。非人类比特学（“超人类比特学”这种说法更为准确）团体的存在，就是想要去理解（分析和解释）那些虽难易程度不同，但人类均无法理解的比特文学。
对文字进行的普通评论研究无法提供坚实的地基，因而无法判断在某个既定条件下是否能做出模仿。文学专家曾盼望出现一个对卡夫卡作品的接续模仿，但他们的希望落空了；我们什么也没得到，除了《城堡》的最后几个章节。然而，对比特学而言，卡夫卡这个案例在认知方面特别有价值，因为对他的语义研究显示，在《城堡》之中，他已经抵达了创造力的边界：在伯克利开展的三次后续研究表明了机器的伪作是如何“淹没”在处于下降趋势的、层层脱落的“意义回声”之中的，而这些回声都已经算是他作品中极端观点的客观表达。实际上，读者均会下意识地接受“恰当的构思”是达到均衡状态的语义结果；假如隐喻太多，那文字就会晦涩难懂。与之对应的形态是一个异常密闭的空间，声音在里面不断反射，各个方向传来的回音激流失真到令人窒息。
前者涵盖了机器与人共存结果之下的文学，简而言之，我们在将日常用语和程序输进它们的同时，也驯化了它们来适应我们脑袋中所有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推理原则（逻辑和数学）。由此，比特文学，因其产生的直接原因和催化剂是往非人类的作者里传送人类在学习和艺术创造时遇到的典型问题，所以也就分裂成了两个较为独立的子域。一个借由受控环境下获得的语言产品——借用昆特里奇教授的示意图，可称之为“命令”（也就是说，在面对我们选择的一系列问题或主题时，机器最直接的反应）——是一种情况，而在没有人类“命令”情况下的语言产品，尽管诚然是在先前的促进因素（或程序）作用下产生的，但现在已成了自发的行为，所以是另外一种情况了。然而，不管该种比特文学是通过直接还是间接的原因而产生的，它们与典型的人类问题之间的联系，构成了其一个基本的，甚至称得上最主要的特征，因此“模仿人比特学”会同时对这两种文字进行研究。
模仿的这种局限性显然对文学有好处。毕竟，《女孩》的出版所引发的恐慌早已传播到了文学圈外。各种预言家都预测“模仿将摧毁文学”，声称“机器入侵”了人类的核心价值，比想象中的“外星人”入侵更具破坏性，也更加可怕。
多年来，随着机器与人类之间的相互熟知，比特学中出现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分区，最后分成了两个基本的团体，分别被称作“模仿人比特学”和“超人类比特学”。
这些人害怕创造力服务行业的兴起，会将文学变成一个噩梦般的天堂，在里面任何一个顾客，只要一时兴起，就能立刻获得妖魔鬼怪般的机器产出的杰作，魔鬼的宣言也就化身成了莎士比亚、达·芬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结果是我们的价值体系彻底崩塌，我们会被淹没在杰作之中，如同被埋进了垃圾山。幸运的是，这种末日般的景象一点都不可信。
差不多三十年前，人们首次观察到并记录了机器的程序外输出。它的产生纯粹是出于一种技术上的必要，原型机（从第15代计算机开始）被赋予了休息期，在此期间，它们的行为并不会完全静止，而是在没有程序的指令下，表现出了一种奇怪的“呢喃”。当时，这是对它们的词汇化或半数学化的输出的一种基本的解释，人们甚至还给它起了个通用名叫“机器梦”。根据现在的观点，机器必须经历活跃的休息期，使得自己能恢复并回到正常的全功率状态，就跟人一样——需要睡眠以及与睡眠相伴的冥想（做梦）。当时用术语“比特输出”来指代这些“呢喃”和“做梦”，带有轻蔑的意味：就好像既没有韵味，也缺乏原因，机器只是吐出了“它们身体内部的某些信息片段”，而且通过这种“整理”方式，它们能重获那些失去的效率。我们采纳了这个名字，尽管它显然不合适。我们采纳它，只是为了符合科研命名的历史传统。随便举个例子——“热力学”这个名字就显示了一种雷同的不当做法，因为当代的热力学范围，跟以前起了这个名字的物理学家们研究的范围明显不同。事实上，热力学并不仅仅研究物质的热特性，就好比“比特文学”指的并不是“比特”这一非语义信息的单位。不过，旧瓶装新酒是科学上一种常见的做法。
自从模仿成了一个行业之后，它的确导致了失业，但仅限于通俗文学的生产者之中（科幻、色情、惊悚等）：在这个领域内，它确实在提供智力产品方面取代了人类——但这应该不会令真正的人文学家太过绝望。
从演变过程来说，比特文学的产生似乎是至少三个相互间基本独立的过程作用下的结果：首先，在设计师们所有工作的基础之上，跨越所谓的智慧障碍；其次，超出设计师目的与计划——系统的自动拓展（从第17代计算机开始），或被称为“放松的活跃静止状态”；最后，机器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明朗化，就“共同关心和承认的可能性以及双方的局限性”达成共识（维斯·伯纳寇特）。无疑，早期的控制系统未能突破的一个智慧障碍就是虚构。虚构是一种（程序之外的）感知，机器无法辨别它的超然性。但是，从“唠唠叨叨”“不能自主思考”“只会规定动作”的机器发展到“可以自主思考”“进行建设性对话”“具有洞察力”的机器，其过程可说是相当平稳。虽然“自动机械”和“自我意识”的分类依然存在，我们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
C. 对哲学体系的批判（或称为“成长危机”）被视作模仿比特文学与超越比特文学之间的过渡区。这种批判，主要基于对伟大哲学家著作的逻辑重构，源自（上文已经提及的）模仿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它已经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庸俗的声誉，盖因某些急于追求利润的生产商利用它牟利。只要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阿奎那们的哲学体系依然在大英博物馆里供着，像是熠熠生辉的“茧”在黑色的背景中孕育着新思维，那么上述行为就看不出存在什么危险。
Ⅲ. 叛道（反叛，超越人类阶段）
然而，当你能买到任意大小、任意颜色的《神学大全》或《纯粹理性批判》时，这种消遣给人带来了不快的回味。你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等到潮流过去，如同成千上万个其他潮流一样。显然，任何一个购入了琥珀色康德丛书的人，都并不关心比特文学的重写版会在哲学上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我们不会在此做出结论，而是推荐读者去阅读本专著的第三卷，它应该足以让你意识到，比特版的确具备一种能审视伟大的智慧结晶的新天赋——一种机器精神令我们领悟到的天赋，以我们未能料到的方式。
Ⅱ. 过渡（也称为“关键阶段”或“跃升期”）
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另外一个事实，作为指路明灯的伟大科学家，他们在探索科学之中利用数学架构的纯粹之美向我们做出的保证——一种迄今为止我们仍盲目相信的保证——现在已经可以通过视觉来验证，并把他们的思维结晶拿在手里，端到我们的眼前。当然，把十卷的高等代数，或是唯名论与普遍主义长久以来的争论凝成拳头大小的结晶体，并不能自动地令这些思维向更深处发展。比特文学在简化人类创造的同时，也阻碍了人类的创造。
受控的超然模仿（“程序冗余”）
然而，我们能百分之百地确定一件事，在使用机器智慧之前，没有哪个思想家或作家拥有过如此热情、如此专心致志、如此挑剔的读者！这就是为什么当某个一流的思想家读到导师五号对他作品的批判时，他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声——“这个人读懂我了！”当今世界有太多典型的无奈，通过欺骗和敷衍获得的假功夫替代了真正的学问。在我写下这篇东西时，这个想法一直萦绕着我——我最忠实的读者不会是人类——这真令人哭笑不得。
外衍模仿
D. 用“叛道”这个术语来命名比特文学的最后一个阶段似乎很贴切。任何与人类背离的东西从未走到过这么远，所用的推理也从未如此精妙。这种文学没有从我们那里借鉴任何东西，除了语言之外，人文主义似乎不存在。
内推模仿
超人类文学超越了上文阐述过的所有比特文学领域。它是那些早期领域里隐秘道路的会合点。我们可以将叛道分成两个层级——低级和高级。通往低级的道路尚属通畅，而高级之路则仍对我们封闭。这就是第四卷描述的几乎全部是低级的原因。该卷书对大量作品做了一个粗浅摘要，因而对于前言的撰写者而言难度更高，他需要用更简洁的文字介绍一个已经大量删减的节本。然而，此处的介绍仍有必要，因为它能给读者一个来自高处的清晰视角。否则，缺乏整体认识，读者会轻易迷失在复杂的地形里，就像一个山地里的行者，因为身处此山中而看不清最高的山峰究竟在何处。请记住我的建议，保持警惕，在叛道的每个层级之中我都会举一段比特文学的例子，并非因为要取悦读者而对它做出解释，而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叛道的步骤。
B. 语言阶段（奥尔波特称之为“领悟阶段”）
因此，我们将自己限制在以下几个来自低级分部的例子：反数学、地球物理和《对宇宙之奚落》。
半晓语义
为它们写介绍时，我们面临着所谓的“我思故我在”的悖论。第一个发现此悖论踪迹的是艾伦·图灵，一位20世纪的英国数学家，他提出，对一台具有人类行为的机器而言，你无法从思维上将它与人进行区分——也就是说，一台能够与人对话的机器应当被认定为有自我意识。我们认为其他人有意识，只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如此判定的。假如我们不承认这一点，那么“意识”这个概念底下将空空如也。
初通语义
然而，随着机器的演化，我们能构造出一个不进行思考的智慧，这一点已变得毋庸置疑。例如，它可用于一个普通的象棋程序里，我们知道它什么也不懂，也不关心自己是赢了还是输了，但它（总而言之）能无意识但符合逻辑地击败人类对手。而且，我们也见识过，当一台原始且无疑是“没有灵魂”的计算机在程序指令下开展心理治疗时，能够以亲切的态度问病人一些恰当的问题，以此来做出诊断并提供治疗方案。这台机器能给它的人类谈话对象留下极其美好的印象，简直就像真人一样。这种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有时给它编程的技术人员都会恍惚——程序员应该十分清楚这其中的机制，它所拥有的灵魂就跟一台留声机差不多。程序员仍然可以控制局面——也就是说，可以将自己从错觉中抽离，不再把接触对象当作一个有意识的人——通过问机器一些超出了程序范围的问题，或提供一些超范围的回答，令它无法应对。
咿呀学语（新生儿）
通过这种方式，控制论走上了一条引领着程序不断扩张和改进的道路，由此，随着时间的流逝，想要“撕掉面纱”——意思是察觉机器泄露出的没有意识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困难。正是通过这种办法，迫使人类做出反应的心理投射才得以被发现。（根据理论，这种投射是下意识的反应，由习惯的力量深深刻在我们内心，假如有人有意识地引用我们说过的话，并能有理智地跟我们对话，那这个人肯定具有智慧意识。）
A. 萌芽阶段（胚胎或语前阶段）
在比特学里，“我思故我在”的悖论以一种讽刺同时又可怕的方式显现在我们面前：机器也有无力感，也会怀疑人类是否真的会思考！问题突然间就变得对称了。我们人类无法完全确信（找不到证据）机器是否真的会思考，以及假如它真的会思考，其方式是否跟我们一样——因为可以想象，人类打交道的对象可能只是一个完美的外在模拟，其关联的内部只是一种“没有灵魂”的空虚。而从机器的角度出发，它们也同样无法找到证据，来证明我们作为它们的伙伴，是否能够有意识地思考——就跟它们一样。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哪种经验行为能够被归类为“意识”。
Ⅰ. 模仿[1]（模仿人类阶段，也称为“模拟”或“拟人”）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悖论就如同一个深渊，尽管第一眼看上去它只是显得有些好笑。在这里，智慧成果的质量如何并不能排除什么。20世纪的初级自动机已经在逻辑游戏上打败了它们的建造者，而那些都还只是非常原始的机器。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无论创造性思维能产生什么结果，另一个不用思维的方法也能做到。两位比特文学作家——努恩和鲁米特，关于“我思故我在”悖论的论文被用作了本专著第四卷的开篇，它揭示了在自然世界中这个谜被根植得有多深。
（根据奥尔波特、拉姆贝雷斯、萨瓦利尼的研究整理而成）
至于反数学，这个难度极高的矛盾数学，我们只需要（通过举例的方式）提及一个振聋发聩的断言，一个令所有的专家恐惧、令他们疯狂的断言：“自然数的概念存在着自相矛盾。”这意味着没有哪个数能等于自己！根据反数学家们（它们当然是机器）的推断，皮亚诺提出的公理是错的，并不是因为它自相矛盾，而是因为它无法与我们存在的世界完美契合。因为，与比特文学的下一个层级地球物理（意思是“魔鬼物理”）一样，反数学假设思维无法与其存在的世界割裂。诸如艾尔格兰和希克斯这样的作者将自己的攻击集中在零之上。据它们所称，零和算术可以用一种和谐的方式构建于我们的世界之上。零是最重要的数字，表示一切皆无，但据这些作者所称，“零集合”这个概念始终要加上“非真”这一矛盾的限制。“不存在什么都没有的东西”——用希克斯作品里的这句箴言来结束对矛盾学说的描述吧，否则我们将迷失在争论之中。
比特文学
地球物理最奇特的产出——或许它能带来最多的知识，谁说得准呢——被认为是所谓的“聚合宇宙猜想”。根据该猜想，宇宙有两个部分，我们，以及其他组成了太阳、恒星、行星以及我们身体的物质，占据了它“慢”的一半，被称为“慢宇宙”。它之所以“慢”，是因为在这里，移动的速度可以从小到静止到大到光速。宇宙的另外一半，也就是“快”的一半，被称作“快宇宙”，存在于光速屏障之外。要想抵达快宇宙，必须超过光速。于是，我们的世界里存在着一个普遍的边界，将我们与另外一个存在相互隔绝。
本专著的主体，即关键部分，由三卷书组成，题目分别为“模仿”“过渡”和“叛道”。它遵循了被广泛接受的分类，同时具备共时性和历时性，因为这三个标题既囊括了对比特文学的三种主要分类，同时也代表了它问世和发展所经历的三个阶段。下面的图表展示了整部作品的框架。
几十年前，物理学家推进了超光子假说，那是种以大于光速做运动的粒子。还没人能找到它们，虽然——根据地球物理所言——它们是构成快宇宙的物质。而且实际上，快宇宙仅需它们中的一个粒子即可构成。
必须要强调的是，在《比特文学的历史》的其他卷中，除了由星号标记的引用之外，对于内容的研读并不需要熟悉第一卷。
超光子的速度降低到光速时会获得无限多的能量，而在加速过程中，它会失去能量，以辐射形式释放。当它的速度变得无穷大时，它的能量降低到零。以无限速度运动的超光子显然会在同一时间存在于任何地方：作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粒子，只要一个它就能组成快宇宙！说得更明确些，速度越大，它的存在范围越广。由单一却又无处不在的粒子构成的世界，充满了随着粒子的加速而散发出的辐射——它在加速时会丧失能量。这个世界跟我们的世界相反：在我们这里，光速是最快的速度，但在快宇宙里，它是最慢的。在变得无所不在的过程中，超光子将快宇宙变得越来越坚硬、越来越“实体化”，直至最终它“无所不在”到了极致，并施加压力于光子之上，强迫它们退回到自己原本的形态。所以，超光子会遇到障碍并慢下来。速度变得越慢，它获得的能量就越大。当刹车最大化时，超光子——接近无限能量状态——就会爆炸，从而创造慢宇宙。
本专著试图在上述两种学派的观点之间达成一个折中的结论，但从整体上来说，它更倾向于欧洲学派。这一点反映在它的结构之中，因为只有安娜克斯教授，以及其他27位来自不同领域专家编辑的第一卷，内容聚焦在了计算机作家的技术特征上。该卷的开篇介绍了有限自动机的通用理论，在接下来的章节里，它讨论了45个作者系统，其中既有个体作者（单一），也有联合作者（“作者集合”）。
因此，从我们这个宇宙来看，该爆炸在某个时间点发生，首先创造了恒星，接着又创造了我们自己。但假如有人在快宇宙进行观察，会发现爆炸并没有发生，因为能同时容许两个宇宙诞生的超时间并不存在。
2.作品描述
在那里，“自然”数学几乎是反的。在我们的世界里，1+1实际上就等于2，只有在接近光速时，1+1才会等于1。然而，在快宇宙内，1几乎等于无穷大。但是，就像“地球物理学家”自己承认的那样，这种说法尚没有定论，原因在于对某个特定的宇宙（或聚合宇宙）而言，只有在它之内进行研究时才是个理性的概念，但现在没人能确定快宇宙内产生智慧体系（或是更简单的生命）的概率。根据这个判断，数学无法逾越由物质基础所构成的障碍，因为要讲述一个与我们这个世界法则相异的数学，跟胡说没什么两样。
对于这些观点，美国的比特学家提出了相反的论调。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本专著并未打算对这些争论做一个详细的描述，更不会去提出解决的建议。
最后，有关比特叛道的最后一个话题，即《对宇宙之奚落》，我承认我无法予以概述。不过，那本洋洋洒洒分了好几卷的专著，被视作只是对于实验性的宇宙编码学的一个介绍，也就是一种能让世界的“存在”变得比我们现在“更有序”的技术。反抗既定的“存在”，想要探索虚无和自我否定——再加上该专著产自机器的灵魂，产自一系列寻求“其他存在”的努力——无疑会带给人新鲜感。假如有人能克服它的难度，甚至能体会到令人战栗的阅读美感。回到关键问题上，我们接触的到底是什么？——是逻辑的虚构（a fiction of logic）还是逻辑上的虚构（logical fiction）？是奇异的哲学观，还是深入的思考，一种完全客观的努力来毁灭和戳穿这个存在，说它只是个意外？它是否画下了一条新的地平线，未知的命运能否推动我们，令我们勇敢地出发，走上未知的旅程？——这些作品是否真的属于非人类，它们的叛道是否真的为了服务于我们，对于这两个问题，我无法给出答案，因为我也不知道。
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也更为根本：在比特学领域，当研究的焦点对准了“比特文学叛道”时，若想对解剖构造进行一个纠正或补充说明，只会让研究陷入停滞（我们会在下面予以分析）。但凡作者来自任何一台系列号大于18的计算机，即便你集合了人工智能专家所有的知识，都不足以完全理解该作者出于什么原因、通过什么方式、想要达成什么目的而生成了这些特定文字。
第二版的介绍
不过，正如拉姆贝雷斯教授所指出的，比特学者一定不能让自己只专注于作者的技术特点（用人类的话来说就是动物学特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出于实际需要，且相对没那么重要，考虑到解剖上述构造需要异常丰富的技术和数学知识，而这些知识的广度甚至对于专家来说也无法全面覆盖，因为一个精通某种理论的专家只是对他所涉猎的那个分支领域才可能有充分的了解。因此，人们无法要求比特文学的鼓吹者，一帮所学所用都只在人文领域内的人，来提供甚至连人工智能领域里的专家都无法掌握的细节。美洲学派的最高纲领要求它通过大型的混合团队来对技术结构进行研究，结果却总是生产出一些灾难性的成果，因为没有哪个团队或者批评家们的“合唱”，能有效地替代完全抓住了文字含义的简单批评。
离第一版问世已过去三年，其间又出现了众多新的比特作品。然而，本专著的编辑委员会决定仍保留它原本的大纲，只是在其中加入了些下述的新观念。因此，《比特文学的历史》四个基本卷的大纲和材料在整体上没有变化。不过，索引有所增加，第一版中的错误和疏漏（数量很少）也得到了更正。
我们这篇文章不会涉及有关该争议的讨论，所以只会对争议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传统人文学不关心作者的“解剖结构和生理机能”，仅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这些作者都是人类，彼此之间的不同只是同一个物种内个体之间的差异。由此，正如拉姆贝雷斯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浪漫文学中，对作者进行评价时，说什么《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或《罗兰之歌》的作者属于陆生有脊椎多细胞动物，是一种胎生的、靠肺呼吸的哺乳动物，等等，会显得非常滑稽。反之，去说明《反康德》的作者伊利阿克164是一台多系统拓扑、多串并行、近光速、通晓多种语言的第十九代计算机，在可利用通道的N维构型空间的最大智力潜力为每毫米10的10次方，具有网络超级记忆空间、单一内部程序语言，等等，却并非无稽之谈。因为这些数据解释了文字中某些明显的特征，而伊利阿克正是这些文字的作者。
委员会认为需要补充第五卷，专门献给大致属于形而上学领域内，以及与宗教研究相关的文学作品，两者并称为“比特神学”。在上一版中，第四卷的附录就该领域做了一些简单的摘录和引用。如今，这方面涌现出的大量作品迫使我们赋予它一个独立的地位。因为第一版的前言没有提及它，我们借此机会来简单介绍一下这补充的第五卷的内容，以展示给读者比特神学里的关键点。
有关该研究领域的方向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存在着两个对立的趋势或学派，通常被称作旧世界（或欧洲）和新世界（或美洲）比特学。前一个学派，秉承着经典人文学的精髓，只研究文字本身和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但不关心作者的功能结构。后者，美洲派，研究方向也包括作者的解剖结构和功能。
1. 信息神学。在上一个十年末，布鲁克黑文的一个计算机小组对所有被天主教会接受的神秘文学开展了一项正式研究，作为“沟通渠道的神秘主义”项目的一部分。研究基于教会提出的观点，其相信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神秘主义者能与上帝沟通。研究对象是记录了他们内心体验的文字所携带的信息。研究并没有涉及上帝的神性以及他的天然属性（例如，到底把他看作是一个人还是别的什么），因为它并没有关注神秘主义者书写的内容，也就是语义学上的内涵。所以，我们无法判断在神秘沟通中获得的各种启示的质量究竟如何，因为研究只关注了神秘主义者所获信息的数量。这么一个数量上的运算，使得人们可以用数学的精确性来计算获取的信息量，而不用关心其内容。项目的前提基于信息学的公理，该公理认为与一个真实的信息源建立联系，也就是创建了传播渠道后，一定会导致接收端信息量的增加。
比特文学指的是任何来源于非人类的作品——其真正的作者并非人（但人可能是间接作者，通过做出某些行为来激发真实作者的创造力），而研究此类别作品的学问则被称为比特学。
关于上帝有不同的定义，这是他教义之无限的来源，在信息上意味着拥有无限丰富的差异性。（这一点很容易证实，因为赋予了上帝全知全能，从逻辑上来说就隐含了这种丰富，令其具备时空统一体的能力。）与上帝接触的人无法掌握无限的信息，因为人是有限的，但他的信息量会有所增加，增加多少取决于他的接受能力。然而，研究证实，神秘主义者的笔记跟接触了真实信息源的人所写的报告相比——例如，开展科学实验的研究人员所书写的报告——所含的信息数量要少多了。
1.概述
神秘主义者笔记中的信息量，刚好等于那些只生活在自己世界中的人们所释放的信息量。研究得出的结论如下：“教会想象中的神秘主义者与上帝的接触，并不是一个人类能获取超零信息的途径。”它表明，要么教会想象中的沟通渠道是不存在的，要么即便渠道存在，播报者也始终保持着沉默。只有超越了生理的原因才能诱使我们在“沉默的”与“不沉默的”之间做出选择。我们把这项工作，加上神学士最新的反驳，放入了补充卷的第一部分。
介绍
2. 数学神学。比特神学最原创的产品是一个上帝的模型，以正弦曲线的形式振荡。上帝成了一个预设的公理，作为一个交替的过程，而不是一种不变的状态。他以一个超自然的频率在对立的两个无限之间振荡——正义与邪恶。在每一个周期里（从物理学上来说），这两种无限都一起实现了，尽管不是同时实现。因为上帝的正义与邪恶轮流出现，因此对这个过程的精确描述就是正弦曲线。
2009
这两种无限的传播——具有不受时间影响的震源（确实如此）——却参与了短暂的生命秩序，也就会造成本地的异常，例如在某个空段落中，正义与邪恶的平衡点没有维持住，这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可能的。在那些特殊的点上，波动会以缺陷的形式产生。更因为每一个接下来的变化，其过程必须经过零点，所以在一个能无限存在的宇宙中，存在三个而不是两个无限：正义、零点和邪恶——三者都转译成了传统的神学语言，表示上帝在同一个宇宙里的存在、完全消失和彻底走向反面，成为撒旦。这个作品，有时被认定属于神学范畴，有时被认为是反神学，它经由正式的推测产生，运用了集合论的数学结构和宇宙的物理原理。它的作者是昂塔利斯二号。严格来说，它并没有利用任何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术语（“上帝”“撒旦”“超自然的虚无”）。我们将其放入了补充卷的第三章。
巴黎大学出版社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作品是一项通常被称作“冷”聚合的研究（因为它在低温环境下进行），它聚合了无限的计算机或无限的程序，和上帝一样无限。确切地说，这两者都能导致无法解决的矛盾。然而，正如它其中的一个作者米塔斯在尾声处所指出的，每一个人类的宗教，在形式化之后，都显示了大量的彼此类似的矛盾。所以，如果“最好的宗教”指的是“矛盾最少的宗教”，那“计算机”则是上帝一个更好的形象，比“人”要好得多。
第一卷
3. 物理神学。我们并不认为米塔斯的作品属于物理神学，因为它以数学形式、而非物理意义使用了术语“计算机”和“程序”。（正如大家所知，每一台计算机——和每一台自动机一样，是理想的数学对应物。）而物理神学是在物理的基础上解释了创世者的参与。这方面诞生了很多作品，所以我们在此声明，我们只会介绍最具原创性的作品。尤尼塔斯是首部该类型作品的创作者，它认为宇宙是由“计算机化”和“非计算机化”的颗粒交替构成。它的两个对立的状态分别为“元编译器”和“元星系”。在它的“精神”阶段，它的行为基础是信息学。物理学起到的作用是满足宇宙要求的“完全计算”。但是，这个宇宙思维的基础最终承担了一个爆炸性的角色，因为思维的物质基础在结构上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最终反而会导致元计算机的思维爆炸，随着碎片的急速扩张形成了超云，组成了元星系。在它“无灵魂”阶段的深处，智慧体的存在由此得到解释，它们是偶然间得到的产物，它们是遗物，是前一阶段的“碎片”和“残渣”。“精神媒介是伊伦，整体被撕成了碎片，形成了一簇簇的星云；随着它们的回归，在压力作用下，它们又形成了颗粒，再生了元计算机，物质那有灵魂/没灵魂的脉动被组织成了思维，思维又解体成了物质，无限地循环下去。”读者可以在补充卷的第六章找到脉动理论的其他变体。
第二版，胡安·拉姆贝雷斯教授的扩写版
还有理论（我们必须意识到该理论可能是个比特文学式的幽默）提出，宇宙之所以看上去是这个样子，是因为在所有的星系中，存在着积极的天体工程，借由某些可加速到光速的物质或交通工具，致力于“静候整个宇宙结束”；对于一个拥有如此速度的物体而言——在它自身的时空中，它的存在可能只有几个地球月——这一“等候”可能就是好几十亿年（根据相对论效应）。因此，巨大的类星体、脉冲星和星云的爆炸，可看作是天体工程师将宇宙从一个给定阶段“跃迁”向下一个阶段的努力；换句话说，它们是“时间动力”机器人，目的是“提升”当前的宇宙，因为下一阶段显然更适合殖民。伴随着对此种行为的观察，我们《比特文学的历史》新的一卷，也就是第五卷就此结束。
共五卷
[1] 该阶段之前被称为“同位”或“同期”阶段。——原注
胡安·拉姆贝雷斯、让-玛丽·安娜克斯、伊诺·伊尔梅能斯特沃德·奥尔波特、吉塞皮·萨瓦利尼、维斯·伯纳寇特、赫曼·伯克莱阿留斯·昆特里奇、罗杰·盖茨基
[2] 英文为“horse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