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虹影来说，她是在自己与读者的天地重合之处写作的。《孔雀的叫喊》是一部很好看的小说。虹影把“度柳翠”这样一个被写过很多次的古代故事放在现代的背景里重写一遍，从而赋予了它新的生命，而作家自己所想表达的一切都得到了充分表达。这个方法我们在现代绘画上经常看到，三岛由纪夫也用类似方法写过《现代能剧集》，他的《丰饶之海》写的也是转世故事，也许作者是从这里得到了某些启发罢。
问题在于当一个作家有意要面对大众读者时，他是否真的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这涉及从构思到写作的一系列技巧问题，其实并不容易。从《饥饿的女儿》《K》《阿难》到《孔雀的叫喊》，我觉得虹影在这方面已经很娴熟了，她充分掌握了有关技巧。她确实了解普通读者的心理，知道当他们打开一本书时，阅读习惯是怎样的，反过来说，就是有什么违背他们的习惯。这与小说的开头、结尾和进展都有关系，她对这些都能够很好地予以设计和表现。这也不一定非要屈就什么不可。
虹影在叙述故事时，总是很能沉得住气。这本事当初我读《饥饿的女儿》时就发现了，我想这是一种叙述才能。从头到尾，节奏都在控制之中；何时当“张”，何时当“弛”，都处理得很好。这些说起来只是技巧问题，然而我始终认为技巧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必要的修养。
作家写一本书，的确有个面向什么人写作的问题。这拿一个不大好听的词儿来形容就是“迎合”，但是我说这话时却毫无贬义。“迎”就是面对，面对之后才能达到一种契合，那么就是“合”了。这是所有作家都不能回避的，区别只在于面对的人或多或少。纳博科夫说：“一个艺术家想象的观众是一屋子戴着他自己的面具的人。”这不也是一种迎合么，不过他迎合的只是自己罢了。有的作家面对少数人写作，有的作家面对比较多的人写作，仅凭这一点未必能够分出高下。当然面对少数人写作，可能最终还是会有很多人读，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至于《孔雀的叫喊》，我想它是一本面对大众读者写作的小说。
关于虹影，还应该提到一点，就是读了《孔雀的叫喊》，我认定她是那种介乎新旧之间的作家。这也需要解释：她不曾“新”到只顾一己快活，不管天下如何；也不曾“旧”到一切惟命是从，丧失思考判断能力。她还是非常关注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命运的。她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孔雀的叫喊》中充满对历史的苦难记忆，和对现实的深切忧患，因为这些的确在作者的关注之中，或者为她所不能忘怀。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姿态。然而另一方面，她的立足点又总是在普通人那儿，在小人物那儿，她的忧国忧民由此深深扎下根来，而不流于虚无缥缈。她总能体会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他们愿望如何，这种愿望又是怎样难以实现。也许因为她永远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当年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出版时，封底上印着一段话，记得出自外国某位评论家之口，指出这本书具有畅销小说的一应要素。这回我读了她的《孔雀的叫喊》，觉得这番话用在这里也很合适。读者要求于一部畅销小说的东西，这里也一应俱全，譬如凶杀、性、人的命运，等等。另外它还有个重大的政治背景，有个很吸引人的故事。所以我觉得《孔雀的叫喊》是一部可能畅销的小说。
我在读《饥饿的女儿》对此已有深深体会，如今在《孔雀的叫喊》中又复感到；我曾说虹影作品的价值首先是在这里，现在仍是这般看法。至于这一点是否与前述写作技巧相得益彰，而与大众读者达成共鸣，我想大概这还是两回事罢。勉强说写得好看可能对此有所助益，但是只怕当今之世大家不守旧也是趋新，作者的一番忧国忧民或许亦只不过是种自我安慰而已，虽然在她来说乃是不吐不快。然而有人这么想，这么说，总归比寂寞无声要强；声音之为一种力量，或许即在于此。
止庵
不管怎么说，大家有一本好看的书可读，这也是好的事情；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