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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章

“神父,我这位朋友说我的话伤害了您的感情。我从未想过这样做。要是我说的什么话冒犯了您,请您原谅我。”

他很沮丧。我真的觉得他以为自己是在开玩笑。他看着坐在一个角落里读祈祷书的老神父,向他走去。

神父抬起头来,笑了。

“你嘲笑他们视为最神圣的东西。他们大概认为你是一个很无知和没教养的人;另外,我猜他们觉得你试图有意侮辱他们。”

“别说了,先生,没关系。”

他的惊讶如此率直,我笑了。

“我想我怎么也得弥补一下,神父,您要是允许,我愿意捐一笔钱给您救助穷人的资金。我有很多皮阿斯特,我没时间在海防兑换,您要是收下,您就是帮了我的一个忙。”

“我没侮辱他们。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我只是提出自己的观点。我想引起一场争论。你觉得我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为什么,我决不会那样做,兄弟。”

神父尚不及答话,他已从裤袋里掏出一卷钞票和一把银币放在桌上。

“他们根本不会得罪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们认为的服务上帝,你为什么要无端侮辱他们呢?”

“您太慷慨了。”神父说。“可这是一大笔钱啊。”

“我?”他惊叫道。

“收下吧,我拿着没用,我要是在香港把它变成有用的钱,兑换的时候我只会损失。您收下就是帮了我的忙。”

“我觉得他们不想。”我说。“我想他们只是觉得你是一个很粗俗和没礼貌的家伙。”

那的确是一笔可观的数目,神父看着钱,有些尴尬。

埃芬贝因慷慨激昂讲了一大通,换来的却是一片沉默。他不觉得窘迫。他后来告诉我,他们没法跟他争论。

“我们的教区很穷。我们将感激不尽。我真不知道怎样谢谢您。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

“这些事情并无强迫。人人都有自由相信他喜欢的东西。”

“唔,我是个不信神的人,神父,但您下次祈祷的时候要是愿意想起我,我想对我没什么坏处,而您要是愿意把我母亲的名字加进去,她叫瑞秋·奥博梅尔·卡翰斯基,我想我们就谁也不欠谁了。”

埃芬贝因的法语讲得流利而蹩脚。他抢占话题。他可谓精力充沛。法国人对他很客气,但不难看出他们很讨厌他。他的很多话简直不长心眼,当他用污言秽语与正在服侍我们的侍者说话,两位神父眼光低垂,装着没有听见。但是埃芬贝因爱争辩,有一天吃午饭,他开始谈起宗教。他谈了对天主教信仰的很多看法,当然很不得体。年轻的神父满脸通红,想要发表意见,年长那位小声对他说了些什么,他于是安静下来。但是,当埃芬贝因直截了当问起一个问题,老人婉转答道:

埃芬贝因动作迟缓地回到我坐的桌旁,跟我的咖啡碰了碰,喝了一杯白兰地。

“我的神父,我会送您一桶。[6]”他向年长的神父允诺。

“我跟他没事了。我只能这样做了,不是吗?听着,兄弟,我有个箱子里有很多男式袜带。你跟我下到我的舱里,我要送你一打。”

船长是位快活的波尔多人,小个子,头发灰白,年底就要退休回自己的葡萄园酿酒去了。

他跑一趟生意是从巴达维亚[7]到横滨,二十年来他一直在跑,一会儿是这家公司,一会儿又是那家公司。

吃饭的时候,船长坐在首席,两位神父坐一边,我和埃芬贝因坐另一边。

“告诉我。”我说。“你肯定认识非常多的人,你对人类有什么看法?”

然后,我跟他讲了亨利·德利斯。他生为卢森堡大公国国民。经过慎重考虑,他成了一位到处旅行的推销员[5]。这也没让他发笑,为了交情,我叹口气不出声了。我们必须听从百分之百的美国看法,英国人没有幽默感。

“我当然会告诉你。我认为他们太好了。每个人对我的关心会让你吃惊。你要是生病或遇到类似的事情,素不相识的人会像你的母亲那样照顾你。白种人、黄种人或黑种人都一样。他们为你做的事情令人吃惊。但是他们很蠢,他们太蠢了。他们跟萝卜一样没多少头脑。他们甚至不能告诉你自己家乡的路怎么走。我给你概括一下我对人类的看法吧,兄弟;他们的心地处在正确的位置,但他们的脑袋完全是个不称职的器官。”

“欧洲没用。”他说。“要是照我的方法,我会把整个欧洲沉入大海。”

这真可谓这本书的结尾了。

埃芬贝因一点也不觉得这个故事好笑。

[1] 大屠杀(pogrom),帝俄时代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毛姆此书写于二战爆发之前,他提到的大屠杀并非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Holocaust)。

“哦,那就完全另一码事了。”他答道。“他们会很狂热,会有暴动,他们会暗杀犹太人。”

[2] 巴岱雷夫斯基(Ignace Jan Paderewski,1860-1941),波兰政治家、作曲家和钢琴家,为波兰共和国首任总理(1919),并领导波兰流亡政府(19401941)。

巴岱雷夫斯基先生面露喜色。他摇着狮子般的长发。

[3] 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第二十八届美国总统(19131921),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

“要是波兰人得到但泽,那会怎样?”威尔逊先生问。

[4] 劳合·乔治(Lloyd George,1863-1945),英国首相(19161922),为巴黎和会“四巨头”之一。

威尔逊先生显得很严肃,劳合·乔治先生摇着脑袋,克列孟梭先生皱起眉头。

[5] 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政治家,两度出任法国总理,对凡尔赛条约的起草贡献甚大。

“要是波兰人没得到它,”他说,“我警告你们,他们会很失望,会有暴动,他们会暗杀犹太人。”

[6] 卢森堡为弹丸小国,在该国做四处旅行的推销员显然可笑。

我乘一艘小破轮从海防往香港,船顺着海岸航行,沿途停靠法国属下的各个港口装货卸货。这船很旧很脏。除了我只有三位乘客。其中两位是去海南岛的法国传教士。一个年长,有一大把方正的灰白胡须,另一个年轻,有张圆圆的红脸,长着一小丛一小丛的黑胡须。他们多数时间在读祈祷书,年轻那位在学中文。另一位乘客是美国犹太人,名叫埃芬贝因,是跑袜品生意的。他个子很高,体格强壮,举止笨拙,有张蜡黄的长脸,端正的大鼻子,黑黑的眼睛。他的嗓音又高又尖。他咄咄逼人,脾气暴躁。他骂这船,骂船员,骂侍者,骂食物。他什么都不满意。你始终听到他的嗓音因为生气而抬高,因为他的展品箱没有放在应该放的位置,因为他不能洗热水澡,因为苏打水不够凉。他是个愤愤不平的人。每个人似乎都在密谋怠慢或伤害他,他不停威胁要给船长或船员精确的一击。因为我是船上唯一讲英语的人,他很喜欢我,我在甲板上安静不到五分钟,他就会过来坐在我的身旁,告诉我他最新的不满。他强迫我喝我不想喝的东西,当我谢绝,他则叫道:哦,来吧,够朋友些。还是给我叫上一杯。令我不解的是,他不停称我为兄弟。他很讨厌,但我必须承认,他常常很逗;他会用生动的语言损他的犹太同胞,听来煞是有趣。他讲个不停。他一点也不喜欢一个人待着,他从未想到你可能不想有他做伴;但是当他跟你在一起,他老在留神你是否冒犯了他。他重重地伤害你的感情,你要是随意蜷起腿,他觉得你在侮辱他。跟他交往太累了。他是那种让你理解大屠杀[1]的犹太人。我给他讲了有关和会的一则小故事。说的是在某一场合,巴岱雷夫斯基先生敦促威尔逊[2]先生、劳合·乔治[3]先生和克列孟梭[4]先生接受波兰对但泽的主权要求。

[7] 原为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