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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开始并不是谋杀犯

当然,迈克尔·邓巴本人压根儿没被烧到半根汗毛,但他的人生恐怕已经被彻底烧毁。每年初春时节,当林区的野火又要开始蔓延时,本地的一群“乐善好施”之徒——他们自称是“最后的晚餐俱乐部”——就会自告奋勇地站出来支持火灾受害者的生活,无论这些受害者受的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伤害。阿黛尔和迈克尔·邓巴符合受害者标准,今年送来的东西还是老样子——这似乎已经成了惯例,这个箱子代表大家的一片好意,里面却装满了废物。软软的绒毛玩具总是残缺的,拼图一定会少那么几块,乐高小人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干脆连脑袋都没有。

这是对被大火伤害了的家庭的施舍。

这一回,迈克尔找来了一把剪刀,内心波澜不惊。他走回来,剪开箱子上的封条,连弗兰克斯先生也忍不住偷偷往箱子里瞥了好几眼。小男孩扯出一长串塑料制成的过山车,另一头还缠进去了几颗算盘珠子。然后是几个乐高小人——适合两三岁小孩玩的那种个头很大的玩具。

现在,他们只是把箱子随便扔进邮局。

“怎么回事啊,他们是去抢该死的银行了吗?”弗兰克斯说。他终于把胡子上的果酱擦干净了。

第二年,箱子被放在了前门廊上。

接下来是一只泰迪熊,只有一只眼睛和半个鼻子。看到了吗?如此残忍。肯定是在某个孩子家的卧室与厨房之间那条漆黑的走廊上被暴打了一顿。

第一年,箱子是被专人亲自送过来的,那人对他们表示了慰问,还捎来了一些已经不怎么新鲜的司康饼。

然后是一系列的《疯狂》杂志。(好吧,说句公道话,这个还不错,即便每本杂志最后附赠的折叠纪念页都被撕掉了。)

他心怀疑虑,绕着箱子转了一圈,因为他多少猜到了里面装着些什么——他之前见过几个类似的箱子:

最后,让人觉得奇怪的是——这是什么东西?

当门被关上,迈克尔又往那边看了一眼。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我只负责送货,小伙子。不如我把箱子放在这里,你来打开看看?上面写着你家的地址,是寄给你母亲的,但我想干脆就送到这里得了。来吧。”

这些人是不是故意恶作剧?

带有吐司果酱味道的弗兰克斯咳嗽了两声,露出了一种幸灾乐祸的微笑。迈克尔想试着换个话题:“箱子里是什么?”

为了维持箱子稳固,一本挂历被放到了箱子的最底部,标题叫“改变了世界的男人”。难道是要迈尔克·邓巴在这些人里重新选一个可替代的父亲吗?

哈蒂继续怂恿他:“哦,她绝对是故意的。”

毫无疑问,他可以直接翻开一月,选择约翰·F·肯尼迪。

迈克尔微微一笑,很平静地开口说道:“并不是那样的,我觉得她不是故意的。”那个臭婊子。

或者选四月:艾米尔·扎托贝克。

见鬼,真是搞笑。

五月:威廉·莎士比亚。

一米之外的地方,邮差耸了耸肩。他的大肚子拼命地向前凸起,上衣都被撑掉了一颗纽扣。“这么小就跟女孩子扯上麻烦事了啊?”

七月:斐迪南·麦哲伦。

小男孩目睹了整出悲剧,他闭上了双眼。即便才八岁,他也明白什么叫臭婊子,他并不觉得自己这样很恶毒。当然,他不觉得这么想是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他也明白“成就”是什么意思。那女孩笑了笑,毫无歉意地比了个“对不起”的口型,然后就拖拖拉拉地走进了魏因劳奇老先生的房间。

九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艾比!”她的母亲尴尬地笑起来,“这样很不好。”

或者十二月的这一位——在这一页上,有一位个子矮小、塌鼻梁的男人的简短生平和代表作品。而这一位,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显现出这位未来谋杀犯所仰慕的一切特质。

出于某些原因,他很讨厌别人叫他米奇,但这个年幼的未来谋杀犯还是让到一旁,好让他进来。他转过身,正好目睹了艾比·汉利被点到名后站起来,一脚踩碎了他的飞船。她穿了一双大码人字拖。

当然,他就是米开朗基罗。

“嗨,米奇。”

博那罗蒂家的第四子。

邮差哈蒂先生被卡在了门口,迈克尔把小小的灰色玩具丢在了小姑娘的脚边,跑过去帮助陷入困境的邮差,他站在那里,背后是耀眼的阳光,整个人看起来像个倒霉的救世主。

有关这本挂历,最奇怪的并不是以上这些内容,而在于这是一份过时的老挂历,这是去年的挂历了。把它放进箱子可能更多是为了让箱子底部更牢靠一些,而且上面也明显有去年用过的痕迹:每打开一页,都有当月男主人公的一张照片或者一幅素描,下面的日期旁则写满了当天发生的事件或者要做的事。

小男孩刚刚搭好了一架宇宙飞船的模型。

二月四日:汽车登记截止日。

她有一头柔软的黑发,胳膊结实有力。

三月十九日:玛利亚·M——生日。

再旁边是一个学校里的小姑娘,叫作艾比·汉利:

五月二十七日:与沃尔特一起吃晚饭。

他的胡须里还沾着果酱。

不知道这本挂历是谁的,但这个人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都会和沃尔特一起吃晚饭。

坐在他附近的弗兰克斯老先生身上有烤面包的味道。

现在,有必要对这位戴着红色边框眼镜的前台小姐,阿黛尔·邓巴多做出一点说明:

春假期间,某天早上,迈克尔正坐在诊所的候诊室里,那时他才八岁。当时,气温达到了三十九度,至少门框上的室内温度计是这样显示的。

她是一个很务实的女人。

你也许能看得出来,在很多方面,他几乎就是珀涅罗珀完美的另一半。他们既无比相似,又截然不同,就好像被刻意设计过,命中注定有着相互呼应的人生。她来自一个遥远的润泽之地,他来自遥远的干涸之地。他是一位单身妈妈的独生子,她是一位单身爸爸的独生女。我们将了解到,这是最明显的镜像映射,是平行命运的最佳佐证——当她在练习巴赫、莫扎特和肖邦的时候,他自己也正沉迷于另一种艺术形式之中。

当迈克尔把箱子里的乐高玩具和挂历拿给她看时,她皱了皱眉,扶了一下眼镜。“这份挂历……是用过的?”

他的母亲是位单身妈妈,他是她的独子。

“是的。”突然,他感受到一丝愉悦,“能把它给我吗?”

在他还没有变成谋杀犯之前,他的名字叫迈克尔·邓巴。

“但这是去年的了——来,让我再看看。”她一页页地翻开,并没有做出太过激烈的反应。也许她曾想过要去找负责整理这一箱破烂玩意儿的女人对峙,但她并没有付诸行动。她控制住了眼中一闪而过的怒意。她把自己的怒气压了回去,嗓音重新变得一本正经起来,她决定像儿子一样,不再追究此事。“你觉得会不会有另一本挂历,上面都是改变了世界的女人?”

在这个镇子上,每当警报鸣响,所有男人和一小部分女人都会穿上橘红色的工装,走向那一片火焰。通常等地上被烧得光秃秃、漆黑一团时,他们都会一个不缺地归来。但每隔一段时间大火就会烧得格外猛烈,三十几个人冲进去,只有二十八九个人会跌跌撞撞地冲出来;每个人都神情悲怆,被呛得不断咳嗽,却又保持着沉默。这个时候,他们会对某些瘦胳膊瘦腿的小男孩小女孩或某些老人说“我很抱歉,孩子”或者“亲爱的,我很抱歉”。

男孩一脸茫然。“我不知道。”

更重要的是,这里曾是大火燎原之地:

“那么,你觉得应该要有这样一本挂历吗?”

还有很多挖得很深的矿井。

“我不知道。”

这里适合建造农场,发展畜牧业。

“你对太多的事情一无所知了,不是吗?”她的口气立马又软了下来,“这么告诉你吧,你确实是真心想要这本挂历吗?”

但是,不管有没有鸟,羽毛镇出名另有缘由。

一想到可能要失去这本挂历,他反而有了种想要拥有它的强烈感觉。他仿佛被换上了新的电池,拼命点头。

这个小镇叫羽毛镇,但它和别的地方一样,和鸟儿的羽毛并没有什么关联。当然了,或许因为他住在靠近河岸的米勒街,他的房间里总是充斥着——至少是在下雨天——一群群鸟儿拍打翅膀的声音和它们各式各样的叽叽喳喳与欢笑声。中午的时候,乌鸦会飞出来啃食路中间被车不小心撞死的动物,然后蹦跳着落到双轮拖车上。临近黄昏时分,凤头鹦鹉会发出尖锐的叫声,它们眼圈周围是一圈黑色,头顶是黄色的羽毛,在酷热的空气中被烤得泛白。

“好吧。”接下来要讲规矩了,“不如你找出二十四个改变了世界的女人来,给我说说看,她们都是谁,都做过什么。然后你就可以留下这本挂历了。”

出于习惯,她会低头看看手中的表格。“下一个该轮到埃德太太了。”不管被叫到的是谁——不管是个甲状腺肿大的瘸腿女人,是天天泡在酒馆肝都喝废的老头,还是一个膝盖结痂、裤裆里莫名其妙起疹子的小男孩——都会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浑身大汗,费力地挤进会诊室,抛出各种各样的抱怨……夹在他们这一群人当中的、坐在地板上的那个小孩,是女秘书年幼的儿子。在磨得破破烂烂的地毯上,他堆起高塔,快速地翻阅一本又一本漫画书,被里面的罪恶混乱以及一个个超级英雄吸引得入迷。他避开学校里那些满脸雀斑的虐待狂的怒视,在候诊室里开起了宇宙飞船:把一个在他眼中很巨大的微型小镇当作了一个微缩版的太阳系。

“二十四个?”男孩义愤填膺。

她的声音总是那么一本正经,她的衣领竖直,洗得浆硬。在她身边的,或是戴着帽子、浑身大汗的病人,或是穿着印花裙子、浑身大汗的病人,或是带着不停吸鼻子的小孩的浑身大汗的病人,他们坐在那儿,汗都流到大腿上。他们听着阿黛尔·邓巴在角落里砰砰地用左勾拳砸着打字机。一个病人接着一个病人,老迈的魏因劳奇医生出现在门口,就好像《美国哥特式》那幅油画里拿着干草叉的农民,每次脸上都堆满笑容地大喊:“下一个上砧板的是谁,阿黛尔?”

“有什么问题吗?”

她体态丰腴,经常坐在书桌前。

“这里面也才只有十二个!”

她戴着前台小姐惯用的红色边框眼镜。

“必须找出二十四个女人。”阿黛尔已经开始享受这次对话了,“你吼完了没有,还是说,我们要把数量增加到三十六个?”她又重新调整了一下眼镜,埋头工作起来,迈克尔也回到了候诊室。不管怎样,还可以在角落里藏好一些算盘珠子,他还要保护好那些《疯狂》杂志。二十四个女人的事儿可以再等等。

至于这个谋杀犯,在他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他想像他的母亲一样当一名打字员。她为镇上唯一的一位医生工作,每天就是在诊疗室,在那台子弹灰的老旧雷明顿打字机上敲个不停。有时她也会把打字机带回家,用来写信,通常她都会让她儿子帮忙拿着。“来吧,让我看看你的肌肉是不是够结实。”她会这样对他说,“你能帮我拿这台老打字机吗?”男孩会一边微笑一边帮她把打字机拖走。

过了一会儿,他晃了好大一圈又走回到坐在打字机前的母亲身边。

在镇子的另一头有一座教堂,人们在里面挤成一片:穿着西装的男人、穿着带花朵图案的裙子的女人,孩子们穿着衬衫短裤,一排排扣子系得严严实实,都急不可待地想要把鞋子脱下来。

“妈妈。”

但是有四个酒馆。

“怎么了,儿子?”

一个中餐馆,一个超市。

“我可以把伊丽莎白·蒙哥马利列到名单里吗?”

一条河,一个医生。

“伊丽莎白……什么?”

一所小学,一所中学。

这是每天下午重复播出的、他最喜爱的电视剧里的女主演。“你知道的——演《家有仙妻》的那位。”那时阿黛尔实在忍不住了。她放声大笑,在打字机上重重敲出一个句号进行收尾。

那里所有的事物,就算有也只有一个:

“当然可以。”

像珀涅罗珀一样,他也来自很远的地方,但那个很远的地方还属于这个国家,只是那里的街道宽敞、炙热,那里的土地干裂、焦黄。在那附近,有一大片野生低矮灌木丛和桉树林,那里的人们躬身驼背;他们永远都是一副汗流浃背的样子。

“谢了。”

谋杀犯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个谋杀犯的。

就在这次简短的交流中,迈克尔因为过于专注,没注意到艾比·汉利已经从医生臭名昭著的砧板上跳下来,走出了诊室,她的胳膊酸痛,眼含泪水。

有的时候我必须要提醒自己。

如果他注意到了,他肯定会这样想:

在过去,另一个男孩——穿越了更远的距离、跨越了一年又一年——也在这里驻足。但他如今已经成年。

得了,至少有件事我敢确定,我是绝不会把你这种人列到名单里的。

在当下,有一个男孩,正在一步步走向到目前为止还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令人惊奇的那座奇妙的桥。

这一瞬间,就好像突然出现了一架钢琴,或者是突然来到了学校停车场——如果你能明白我的意思的话。突然这样想是很奇怪,但终有一天,他会迎娶那个女孩。

是的,克莱就这样走出去,往前走了下去,但在那个下午,他到底是走向了谁?他到底是谁?他从哪里来?他是做出了哪些决定,又是在什么时候犹疑不决,才使他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而不是其他的样子?我们假设克莱的过去随着浪潮涌来,谋杀犯也仿佛从很远的一片干涸之地朝浪游来,而他从不擅长游泳。也许最好这样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