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发现他整个人向前趴在看护病房的病床上。
他的睡姿发生变化：
他吸进空气，但并不像是真的在呼吸。
几乎每个地方都曾有过他蜷缩的身影。
所有的压力都积聚在他的体内。
同样，我们亲眼看着父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疲惫不堪，一副被蹂躏过的样子，衣服的缝合处都裂开了。就像彭妮再也不会变回曾经的那个金发女郎一样，我们的爸爸也逐渐走了形。脸色和身型都渐渐走样，当你看着一个人一点点失去生机时，便知道消失的不仅是这些。
她会抓着我们的前臂，或者是我们的手掌和手腕。她仿佛是想教会我们数学——我们已经可以轻易数出她两手上的关节和骨头了。她看向窗外，看着那个如此明亮又无忧无虑的世界。
但就在这个时候——她挣脱出来，摆脱了这种痛苦。
一天早上，当她痛苦得几近崩溃时，罗里偷回来了一个听诊器——我猜是为了以牙还牙——我们的母亲已经被医生们折腾得完全不成样子了。她的皮肤已经呈现出黄疸一般的颜色，再也不复昔日的模样。那时，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蜡黄色和金黄色之间的差别。
我们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但是她冲出了医院的大门。当然，尽管死神就悬在头顶，她还是直接回去工作了。
但是，有几位，你不得不对她们产生好感——我们居然喜欢上了那几个特别的护士，这都让我们开始厌恶自己了。即便是现在，当我在打字机上敲出这些字的时候，我都对那些护士心怀感激；她们小心翼翼地把她从床上抬起来，就好像在触碰什么易碎品一般。她们握着她的手，跟她讲话，让她直面那个我们都深恶痛绝的事实。她们有时让她保暖，有时给她降温，像我们一样，她们就这样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她绝不想再让这个老家伙在家附近的电线杆上徘徊。
护士长居然穿了长筒袜！
抑或是鬼鬼祟祟地躲在冰箱旁。
我是多么讨厌她们走起路来的样子：
尽管他总是在某个离她很近的地方伺机而动：
可爱的护士们的灵魂。
在火车上或大巴上，在人行道上。
医院看护病房里愚蠢的灯光。
或者是在回到这里的路上。
又一次，像《奥德赛》和《伊利亚特》里的故事一样，当某件事的情况急转直下并引发灾难时，天神们就会出面干预——她以为自己也会这样。她试图重整旗鼓，重新调整自己，让自己变得像过去一样，有的时候连她自己都信了。但我们很快就疲惫不堪。
到了十一月，她已经成了一个奇迹。
你能看得出彭妮觉得自己受到了背叛。她那对不再明亮的绿色双眸里有受伤的情绪，但最糟糕的，是那纯粹的失望。她怎么能被如此辜负？怎么能被这个世界和自己的身体如此辜负？
八个月过去了，她还活着。
她吃的那些药让她发起高烧，它们在她体内肆虐，先是烧焦她，然后将她冻结，最后又让她麻痹瘫痪。当她准备下床时，已经只能瘫倒在地——她的头发蓬乱，好像枕头里的一个小小的鸟巢，又像草坪上散落的从猫身上脱落的毛球。
她又在医院待了两个星期，医生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有的时候他们会停下来，告诉我们：
它们在她的后背上发动了闪电战。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
那些疖子，如同战场上的士兵一样蜂拥而至。
“如果你要说‘争强好胜’，”我们的爸爸说着，并平静地指了指罗里，“我就要——看到那个小家伙了吗？”
你眼睁睁地看着她渐行渐远。如果把她比作一个国家，她就好像快解体的东欧，不同的是，她的危机来得更快一些：
“看到了。”
那是人体内的9·11事件。
“嗯，要是这么说，我就让他揍你一顿。”
我们的母亲，逐渐被吞没，被瓦解。
“抱歉——什么意思？”
有计划地发动叛乱。
医生相当惊恐，罗里像是突然觉醒过来——那句话的效果比嗅盐还管用。
不久之后，它们便会像恐怖分子一样蜂拥而至。
“真的吗？”他几乎已经开始摩拳擦掌了，“我可以这么做吗？”
接下来又是一波接一波的化疗，第一波非常猛烈，她像是受到了一顿鞭打，整个身体仿佛遭受了一场暴乱。渐渐地，她的身体像例行公事般一点点垮下去。
“当然不可以了，我只是开个玩笑。”
她把碗推向他，并冲他挤了挤眼。
但是罗里还在试图让医生相信他：“来吧，医生，打几下之后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喂——小家伙，你怎么把我的玉米片都吃光了。”
“你们这些人，”这位被选中的专家说，“你们简直都疯掉了。”
“是啊，”罗里欣然作答，并伸出手从我们母亲的碗里拿走了一些玉米片，“我最讨厌的就是那些脏兮兮的混蛋了！”
在他左侧传来彭妮的大笑声。
“或者是更糟糕的情况，”爸爸说，“一个麻醉师刚刚在梦里翻了个身。”
她大笑起来，减轻了身体的痛楚。
“你想知道那是什么吗？”她问道。刚才她还一直盯着一碗玉米片，像解谜一样试图把它们吃下肚。“这意味着刚才正好有一位医生在梦里翻了个身。”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她对医生说，“我才活了下来。”
一天早上，我们坐在餐桌前时，罗里的身体突然抖了一下，很快他的胳膊也跟着打了个寒战，桌子对面的彭妮指了过来。
她裹在毛毯里，又开心又难过。
看到了吗，当人们谈起医院里的气味时，永远别让他们把你骗了。待在那里超过一定时间后，那股气味会渗进身上穿着的衣服里。好几个星期之后，当你回到家时，仍旧会感觉那种味道如影随形。
那一次，等她回到家，我们已经把整个房子都装饰起来了：
尽管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她还是做了一次手术，手术前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权当热身。
彩带，气球，汤米还做了横幅。
从很多方面来看，她其实也给它们找到了最合适的名称，因为它们确实听起来都像是相同字母的变位词，都是些“oxy”和“moron”的组合。吃这些药简直荒诞，这种抗争的本质就很愚蠢——为了活下来反而要吃掉这么多能害死人的药物。这些药的包装上真应该写上警告语，就像香烟盒外面写的那样，药盒上应该写：吃了这个就是慢性自杀。
“你把‘欢迎’这个词拼错了。”亨利说。
“嘿。”她一边说着一边开始处理它们，这是她第一次从堆得像小高塔一样的药盒里面拿药吃。看起来她好像觉得自己被骗了（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她确实被骗了）。“它们听起来都差不多啊。”
“什么？”
她第一次说起这些是在厨房里，她几乎是心情愉悦地研究着这些药片和那些贴着标签的盒子。她大声念出每种药物的名字：Cyclotassin、Exentium、Dystrepsia 409。
“这个词里面只有一个‘L’。”
每种药都是一种矛盾修饰法。
彭妮并不介意。
她的药片被称作“药房”。
我们的父亲把她从车里抱出来，这还是她第一次接受他的公主抱——第二天早上，我们都听到了，在第一束阳光照进房子之前就听到了：
死亡有它独具的方言：
彭妮弹起了钢琴。
我觉得，对于彭妮而言，这一切就像一种独特的语言。
她一直弹到旭日东升，弹到我们起床打打闹闹，弹到我们吃完早饭，然后又弹了很久很久，我们都不知道她弹的是什么曲子。也许这带来了一种错觉，弹起钢琴来的她仿佛并不会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但我们知道死神很快就会顺着一根根电线杆游荡过来。
到了最后，开的药都没什么效果了，只不过是在名称上有所不同。当你目睹某人的生命逐渐消逝时，就好像是在学习另一门语言，那是一种全新的自我培训。用那些处方药的盒子搭成一座小高塔，细数药片和那些有毒的药水。然后就是那些在医院病房度过的时光，短的时候大概几十分钟，长的时候可以达到好几个小时，有的时候还要熬过整个漫漫长夜。
完全没有必要拉上窗帘，或者锁上门。
我几乎都装作没看见：
死神就在那里，就在房门外，默默等待。
当然了，在此期间发生了许多令人心情低沉的事。
他就驻扎在我们家的门廊上。
就这样，他们说她只有六个月的时间了——也许真的是这样反而更好一些。那样的话就不会痛那么久了，至少应该比曾经那场与哈特内尔的史诗级较量要短。她会直接死去，而不是一直处于垂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