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某种灾害的受难者，领事先生，这种灾害叫奇科特，是一种比狮子和眼镜蛇更嗜血的猛兽。博马和马塔迪没有奇科特吗？”
旅程的第三天，在建有浸礼会联合会办的传教所的伯罗伯镇，他预先得知了一个期待中的消息。在一群浸礼会传教士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莉莉·德·艾勒医生，她精力充沛，智慧过人，和蔼可亲。她的个子高高的，不知疲倦，生活俭朴，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她在刚果待了十四年，能讲好几种土著语言，还有效地领导着一家为土著人开设的医院。医院里挤满了病人，罗杰在躺着病人的吊床、木床和席子中间走着，特意向艾勒小姐询问为什么病人都伤在臀部、腿部和背部，后者宽容地看了他一眼，说道：
“不像在这里这么随便地使用。”
旅程的第二天，看到载着一筐筐橡胶的小轮船和驳船沿着刚果河下行到利奥波德维尔。整个旅程都是这幅景象，不时能远眺两岸枝叶间露出的电报杆和村落的屋顶。村民一见他们走近就逃进了森林。后来，罗杰想向某个镇子上的土著人提些问题，就先派一个翻译向村民说明，英国领事是一个人来的，没带比利时军官，想调查村民面临的问题和需求。
艾勒医生年轻时大概有一头红发，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白发苍苍，只有几绺红发从头巾中露出来。太阳晒黑了她瘦削的面孔、脖颈和臂膀，但是那双绿色的眼睛仍显得那么年轻、生动，闪烁着坚定的、信仰的光芒。
1903年，亨利·里德号于当年七月起锚。穿过斯坦利湖那广阔而平静的湖面时，他感动了：在法属刚果的对岸，瞭望几处沙质的陡崖，使他想起了多佛那些露出水面的白色礁石；长翅鹮鸟在阳光的照射下优雅而高傲地在湖面上飞翔。这美丽的景象持续了大半天而无改变。翻译、装卸工和砍刀手激动得不时地指点着泥泞里大象、河马、水牛和羚羊的足迹。他的斗牛犬约翰也因这次旅行而兴奋起来，在船上跑来跑去，还突然吠上几声。但是到了琼毕利，去捡柴时，约翰突然变了脾气，发起怒来，不知怎么搞的，几秒钟内就咬伤了一头猪猡、一只山羊以及浸礼教会联合会牧师的菜园看守人。罗杰只得送些礼物作为赔偿。
“如果您愿意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刚果人的手上和下体都缠着绷带，我可以向您解释，”莉莉·德·艾勒挑衅般地说道，“是因为治安队的士兵用砍刀割下或摧毁了他们的双手和生殖器。请别忘了把这种事写进您的报告。在欧洲谈到刚果时，这种事是不常被说起的。”
他的朋友赫伯特·沃德后来对他说，那一切纯属偏见。是他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的所见所闻、他对利奥波德维尔的回忆搞乱了他的思维。另外，他的回忆不仅仅保留着对亨利·莫顿·斯坦利于1881年建立的这个城市的坏印象。一天早晨，他趁空气新鲜，走了很长一段路去码头，忽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黢黑的半裸小伙子身上，他们正一面唱着歌一面从驳船上卸货。二人看样子很年轻，身上的遮羞布掩藏不住臀部的轮廓。二人都很瘦，但富有弹性，以富有节奏的动作把一包包的货物卸下来，给人留下健康、和谐的美感。他欣赏了很久，很想把他们拍下来，以便将来回忆起来可以说初生的利奥波德维尔并不全都是丑恶肮脏的。可惜他当时没带照相机。
那天下午，通过翻译跟伯罗伯医院的伤者和病人交谈了几小时之后，罗杰吃不下饭。他觉得对传教所包括艾勒医生在内的牧师们有些失礼，因为他们特地为他做了烤鸡。他只得借口身体不适。他敢肯定，只要吃上一小口，就一定会在主人的面前呕吐出来。
自六七年前罗杰上一次去利奥波德维尔以来，这个城市成长了许多。满城都是房屋、仓库、传教所、办公室、法院、海关，到处是视察员、法官、会计师、军官和士兵，也到处是神父和牧师。这新兴的城市一开始就让他感到讨厌，不是因为接待不周，相反，从总督到警察局，从他前去拜访的法官和视察员到他去访问的新教牧师和天主教传教士，都热诚地接待了他。所有人都主动向他提供他需要的报告，但正如他几个星期后所证实的那样，这些报告都是模棱两可、公然假造的。他感到某种敌对的、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气氛弥漫在城市上空。相反，河对岸，与之相邻的法属刚果的首都布拉柴维尔却没有那么令人窒息，甚至令人感到愉快。他曾经去过两次，街道开阔而规整，人们心情开朗。在那里，没有利奥波德维尔那种暗中仇恨人民的气氛。在利奥波德维尔谈判、租用亨利·里德号的四个星期中，他倒是得到了许多报告，但是没有人愿意谈得深入，连好心人都对他藏着掖着，就连对自己也不愿多说，因为他们惧怕直面那恐怖的事实真相。
“如果您看到的事让您感到不适，那么最好还是别去见马萨德上尉，”传教所所长劝说道，“不过，怎么说呢，听听他的讲述，对强健的胃倒也是一次考验。”
在利奥波德维尔，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调查不被当局破坏，他决定不使用官方提供的任何交通工具，而是在外事办的同意下，向美国浸礼会联合会租用了亨利·里德号及其全体船员。谈判进程缓慢，因为旅行需要贮藏木材和食物，他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的逗留期就得延长，从6月6日延长到7月2日才起锚。沿河上行，乘自己的船旅行自由多了，想深入到何处就深入到何处，想在哪儿停泊就在哪儿停泊。这就使得他能够调查到在殖民体制下永远发现不了的事情。过去，他从来没有同当地非洲人有过这么多次的谈话，以前，非洲人只在确定他没和军人及比利时行政当局在一起之后，才敢向他凑近。
“先生们，我正是为此才到刚果河中游来的。”
政府的代理人、橡胶收购公司的职员和治安队的军官们的解释永远是一样的：营养不良损坏了机体抵御疾病的能力，所以黑人因睡眠症、天花、黄热病、感冒、肺病、疟疾和其他疾病，像苍蝇般地死去。流行病确实是一场大灾难，尤其是睡眠症。据几年前的发现，那是由舌蝇造成的。舌蝇进攻血液和脑子，在病人四肢产生一种寄生虫，造成了嗜眠症，永远也治不好。旅程至此，罗杰·凯斯门特依然对刚果人口为何骤减有所疑问，但他不是在寻求答案，而是想确认一下他所听到的谎言是不是所有人不断重复的口号。他很清楚答案：使刚果河中上游的大部分刚果人蒸发掉的灾难，是贪婪、残暴、橡胶、无人性的制度和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人无情的剥削。
治安队的上尉皮埃尔·马萨德上尉并不驻扎在伯罗伯，而在姆邦戈，那里有一支警卫队和一个训练场，用来把非洲人训练成治安队的士兵。他经常巡视旅行，在传教所附近搭有一顶野外帐篷。牧师们邀请他来跟领事谈一次话，同时提醒领事，这位军官的暴躁脾气是出了名的。土著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麻陆麻陆”，在其邪恶的事迹中有一件事很突出，那就是他把三个不听话的非洲人串在一起，一枪就能同时击毙三个。最好不要招惹他，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在那三个月零十天里，荒无人烟的景象——失去血色的人以及罗杰在十五六年前曾经到过、夜宿过或搞过贸易的村落与落脚点的消失，一次又一次地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仿佛在做噩梦。当年在这些地区，刚果河及其支流的两岸，或是在内地，在隘口处，罗杰在传教士、官员、治安队的军官和士兵以及土著人中搜集证词。他可以用林加拉语、基刚果语和斯瓦西里语或者通过翻译用当地的语言向土著人提问，可现在人们去哪儿了？记忆是不会欺骗他的。以前那些打量他、触摸他，然后围上来的兴奋的人，一群群的儿童、女人和男人仿佛就在眼前。男人都文着身，磨尖的牙齿都戴着小圆环，有时手持长矛，戴面具。这几年怎么一下子蒸发了？有些村落消失了，有的则只剩下一半人、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在有些地方，罗杰还能说出确切的数字，就拿鲁科雷拉来说，1884年他第一次访问这个人口众多的村社时，有五千居民，而现在不到三百五十二人。大多数的村落因居民年老、生病而处于颓败的境地。因而，凯斯门特巡视后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八十二个幸存者还有劳动能力。鲁科雷拉怎么会一下子就消失了四千多居民？
此人力壮如牛，个头不算高，方脸，光头，牙齿被尼古丁熏得黢黑，脸上总是带着冷笑。他的小眼睛有些细长，声音尖细如女人。牧师们准备了木薯做的甜食和芒果汁。牧师们不喝烈酒，但也不反对凯斯门特从亨利·里德号拿来一瓶白兰地和一瓶淡红葡萄酒。上尉庄重地向大家伸出了手，并给罗杰行了个巴洛克式的礼，称他“领事先生阁下”。几个人干杯，还点上了香烟。
从马塔迪到利奥波德维尔的第一段行程，罗杰看到的破败景象使他大吃一惊。他曾经夜宿过的村落如通巴以及散布在恩塞勒和恩多拉山谷的一些村落，以前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现在则差不多变成了沙漠。幽灵般的老人拖着双脚在飞扬的沙尘中踽踽而行，也有人蹲在树干旁闭着眼睛像是死去，要么昏昏欲睡。
“上尉先生。如果您允许，我想向您提个问题。”
这趟行程持续了三个月零十天。后来他想，在那段时间里，他的性格变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对刚果，对非洲，对人类，对殖民主义，对爱尔兰以及对生活的看法，比以前更加清醒、更加现实了。但那些经历也把他变成了一个习惯不幸的人。在他的余生，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他好几次对自己说，还不如不到刚果河中上游去核实伦敦的某些教会和那位叫埃德蒙·D.莫列尔的记者对橡胶产区土著人遭受的不公平行为的指控。那位记者似乎要终其一生地批判利奥波尔多二世和刚果独立王国。
“您的法语真好，是在哪里学的，领事先生？”
罗杰于1903年6月5日从斯坦利修建、他本人年轻时也参与修建过的铁路坐车离开了马塔迪。到达利奥波德维尔前那漫长的两天里，年轻时体育锻炼方面的一件事一直纠缠着他：他是第一个在恩基希河游泳的白人。恩基希河是商旅之路上曼延加与斯坦利湖之间最长的一条河。他曾经不知不觉地在刚果河中下游的几条最小的河流如科威罗河、鲁贡谷河、姆波索河与伦萨迪河里游泳过，这些河里虽有鳄鱼，但什么事都没发生。不过恩基希河很宽，将近百米，河水更是湍急，靠近瀑布处净是旋涡。当地的土著人提醒过他，在那里游泳太莽撞了，会被水流卷走，撞在石头上。果然，他胳膊划了不久就感到双腿被急流拽向旋涡中心。他竭力蹬腿，使劲划臂，但没能避免喝了几口水。他已筋疲力尽了，此时却被一个浪头卷向了岸边。他竭力抓住了几块岩石。爬上斜坡时，他已被撞得浑身都是伤痕，心都要跳出来了。
“我小时候在英国学过，但主要还是在这里，在刚果学的。我在刚果生活了好几年，我想可能带有比利时口音。”
6
“您有多少问题就请问吧，”马萨德又啜了一口酒，“顺便说一句，您的白兰地太好了。”
为了打消这与日俱增的消沉，他只有想象抱着另一个裸露的身体在放满水的澡盆里用肥皂美美地洗个澡。
那四位牧师石头般静静的，一言不发。他们都是美国人，两个青年人，两个老年人。艾勒医生去了医院。天黑下来，听得到夜间昆虫的嗡嗡声。为了轰蚊子，点了个噼啪作响且不时冒烟的火堆。
他闭着眼，仰躺在破床上，又想起了约瑟夫·康拉德。如果这位前船长在请愿书上签了名，自己会不会感觉好受一些呢？也许好，也许不好。那天晚上，在肯特郡的别墅里，他说：“在来刚果以前，我不过是个可怜的动物。”这话是什么意思？尽管罗杰并不完全明白，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是那些所为、那些无为、在人类问题方面、在原罪问题上、在邪恶问题上、在历史问题上引起了自己深深的、至关重要的忧虑。罗杰很了解这一点，其实是刚果把他变得有人性了。如果有人性意味着能看清贪婪、吝啬、偏见、残暴所能达到的极致，那的确是道德败坏——对，这在动物中间是不存在的，是人类专有的。刚果向他展示了这些东西正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使他睁开了眼，也使他跟那波兰人一样“失去了童贞”。于是他回想起自己在二十岁到达非洲时也是个“童男”。本顿维尔监狱的典狱长说，报纸上指控他在人类中是一个渣滓，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马萨德上尉，我要坦率地跟您说，”慢慢地，声音也不提高，“我在伯罗伯医院里看到了那些断手和被割下来的生殖器。我觉得那是不可接受的野蛮行径。”
回牢房的一路上，他都很伤心，还能再次看到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吗？对他来说，爱丽丝意味着许多东西，没有人能像她那样怀有对爱尔兰的热爱：不容改变的热爱、最强烈的热爱、最固执的热爱、能使她憔悴的热爱、会为之牺牲的热爱。“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他不停地说道。被压迫了几个世纪，给爱尔兰造成了多少痛苦和不公平啊！所以，为此高尚的事业去牺牲是值得的，但无疑是失败了。为了加速爱尔兰的解放事业，把自身斗争与德国人联系起来，使得德国陆海军的进攻行为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起义配合起来而精心设计的方案并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成功。他想阻止那次起义，却无能为力。现在肖恩·麦克德莫特、帕特里克·皮尔斯、埃蒙·圣安特、汤姆·克拉克、约瑟夫·普伦凯特和其他很多人都被枪决了。只有上帝知道那几百个同伴在监狱里会被关上多少年，也许一直关到腐烂。至少他是一个范例，放荡不羁的约瑟夫·普伦凯特曾在都柏林狠心地这样说。在刚果与利奥波尔多二世斗，在亚马孙地区与普图马约河畔的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及橡胶商们斗，为这样的事业而斗争，他是献身的范例、爱国的范例、牺牲的范例。这是正义的事业，是孤身一人反对强者与霸者暴行的事业。诬蔑他是叛徒，是蜕化变质分子，就能抹杀这一切吗？话说回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这要由上帝决定，很久以来就同情他的上帝才有最后的发言权。
“当然，当然是野蛮行径，”军官立刻表示同意，不过态度很勉强，“还有比这更糟的呢，那就是浪费：这些肢残的男人不能劳动了，至少活干得很糟，效率极低。我们搞得这里劳动力匮乏，这才是真正的犯罪。请把那些割手割生殖器的士兵带到我跟前，我要扒开他们背上的皮，让他们流干血管里的血。”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使你得救，罗杰。”她在他耳边低声说道。罗杰心想：“爱丽丝如此控制不住感情，大概是因为她确信请愿肯定会被拒绝。”
他叹了一口气，似乎对世上白痴们的水平感到忧心忡忡，于是啜了一口白兰地，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罗杰向爱丽丝伸出手，然而使他惊奇的是，她竟张开了双臂，紧紧地拥抱了他。
“法律或者什么规定允许你们残害土著人吗？”罗杰·凯斯门特问道。
“对不起，打断你们，”看守转身对他们说道，“已经过去了十五分钟，而探视时间只允许十分钟，你们该告别了。”
马萨德上尉爆发出一阵大笑。这一笑，方脸变成圆脸，还笑出了几个滑稽的酒窝。
“康拉德说，人类的道德败坏是在刚果浮出表面的，不管是白人的还是黑人的。《黑暗的心》多次使我夜不成寐，我觉得他描写的不是刚果，不是现实，也不是历史，而是地狱。刚果不过是某些悲观的天主教徒表达残酷看法的借口。”
“法律或规定是绝对禁止的，”他两手一拍，好像空中有什么东西，接着肯定地说道，“那就请你让那些两只脚的畜生也懂得些法律或规定吧。您还不了解他们吗？既然您在刚果生活了这么多年，应该了解他们。让鬣狗和扁虱懂得这些，都比教一个刚果人懂容易得多。”
“我想不怎么正确，”历史学家答道，“这本书出版时，我们在某个星期二争论了很久。说非洲把文明的欧洲人变成了野蛮人，不过是隐喻。你的那篇《关于刚果的报告》指出的刚好相反，是我们这些欧洲人把最坏的野蛮行为带去了那里。另外，你在非洲待了二十年，并没有变成野蛮人，甚至比以前更加文明。你离开英国时还相信殖民主义和帝国具有高尚的美德呢。”
上尉又笑了起来，但马上发了火，表情僵硬，细小的眼睛在浮肿的眼皮底下几乎消失：
“你读过《黑暗的心》吗？”罗杰问爱丽丝，“你认为他对人类的这种看法正确吗？”
“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吧，然后您就会明白，”他叹着气接下去说道，好像不得不先行解释一下比“地球是圆形的”这一点更显而易见的道理，“一切都是因为一件很简单的事。”他两手使劲地一拍，似乎想拍死空中那些带翅的敌人，说道：“治安队不能浪费弹药，我们不能允许士兵们把发给他们的子弹拿去射杀猴子、蛇和其他肮脏动物而浪费掉，他们就愿意生吃这些东西。有指示告知他们：弹药只能在军官的命令下用来自卫。但是这些黑人士兵不管怎么挨鞭打也不肯服从命令。为此，才有了这个规定。您懂了吗，领事先生？”
是什么对他的情绪造成这么大的影响？他发现了某些村社里还在盛行食人的原始习性？在部落和贸易点还流行着用几个法郎就可以把奴隶买来买去的陋习？那些所谓的解放者对刚果人使用了更为残酷的压迫和奴役的手段？他不忍看见土著人的背部那累累的鞭痕？他平生第一次看到一个白人鞭打一个黑人，直至全身都是纵横交织的伤痕？罗杰没有要他讲具体的事例，但毫无疑问，比利时国王号的船长在合同三年期满之后想辞职尽早回英国之前确实亲眼见证了那些可怖的事情。他还对罗杰讲了一件事：从斯坦利瀑布回到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时，他跟刚果河上游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那个经理名叫卡米勒·德尔孔米讷，但他把他叫做“穿马甲戴帽子的野蛮人”。康拉德现在回到文明中去了，对他来说，也就是回到英国了。
“不，我没懂，上尉，”罗杰说道，“您说的是什么规定？”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曾想让您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凯斯门特回忆道，“但很遗憾，对您在刚果河上游将要遇到的一切，我没能明确地提醒。”
“为了确保不会因打猎而浪费子弹，每次只要有人开错枪，就割掉他的手和生殖器。”
“是道德败坏，是这个国家渗入到各个方面的灵魂的堕落。”他好像被某种隐晦的幻觉吓呆了，以空洞而阴森的声音说道。
上尉又叹了一口气，喝了一口白兰地，朝空中吐了口唾沫。
康拉德乘他所指挥的公司轮船比利时国王号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和斯坦利瀑布之间往来过一次。去基桑加尼的路上，前半程很不顺利，在金沙萨附近，毫无航行经验的独木舟划手被困在旋涡之中，康拉德差点儿溺水而亡。疟疾害得他躺在破床上不时地发烧，无力站起。就在那里，他得知前任比利时船长因与村落的一个土著人发生争执而被箭射死，另一位任职于比利时刚果河上游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官员因不明疾病死在旅途中——是康拉德送他到收割橡胶、猎取象牙的偏僻村落去的。但是，叫波兰人发怒的并不是惹他发疯的肉体上的不幸。
“不，事情不是这样的，”他又发起火来，紧接着抱怨道，“因为这些肮脏的混蛋自有办法对付规定。他们是怎么对付的，您猜得出吗？”
“最糟还不只是原始森林，气候也有损健康。发烧烧得我将近两个星期都处于半昏半醒的状态，”波兰人抱怨道，“连那可怕的疟疾搞得我拉血也不过只有五天。太糟了，太糟了，凯斯门特，真正糟糕的是我亲眼看见了在那倒霉的国家里每日发生的可怕事情，随时随地都看得见那些黑色魔鬼和白色魔鬼干的可怕行径。”
“猜不出。”
谈话是在罗杰作为卧室兼办公室的小房间里进行的，仍然是在饭后。马塔迪的夜晚既无月光也无星光，但并没有下雨。昆虫的嗡嗡声催人欲睡，他们一面吸烟一面手持酒杯啜上几口。
“很简单，他们拿出从土著人身上割下的手和生殖器，让我们相信他们射死的是人，而实际上他们射死的是他们想吃的猴子、蛇和别的肮脏动物。为什么医院里都是没手没鸡鸡的可怜虫，您现在懂了吧？”
“康拉德，我看原始森林对您并不仁慈。别紧张，疟疾就是这样，哪怕烧退了，这病还是好不了。”
他停了很长一段时候，喝掉了杯子里剩余的白兰地。看样子他很伤心，甚至做出要哭的样子。
访问伦敦期间，他记得与康拉德的另一次偶遇。那时，他在位于格罗夫纳广场的威灵顿俱乐部跟外事办的同事聚会，与康拉德不期而遇。当他向同事告别时，作家坚持请他留下来跟他喝杯白兰地。二人回忆起康拉德路过马塔迪六个月后回来时那副颓废的样子。罗杰那时仍在当地工作，负责仓储和运输，而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则一反半年前罗杰认识他时的样子，热情而又充满幻想的年轻人的影子一点儿都不见了。他好像老了许多，显得心烦意乱，寄生虫把他的胃搞出了毛病，不停地腹泻，体重轻了好几公斤。他痛苦、悲观，一心想尽早回到伦敦，找个真正的医生看看。
“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领事先生，”马萨德上尉痛苦地说道，“跟您说吧，不容易啊，这些黑兵不仅粗暴、野蛮，而且惯于造假、说谎、欺骗，毫无感情和原则，就连恐吓也打不开他们的智力。我敢肯定，治安队为了对付割下活人的手和生殖器而进行欺骗并继续使用国家发放的弹药打猎的人，惩罚是很严厉的。您还是来看看我们的哨所，证实一下吧，领事先生。”
饭后，出身卑微的康拉德太太和孩子退下休息了，他俩单独聊起来。作家在波尔多葡萄酒饮过二巡后对罗杰说，他为刚果土著人的利益所做的一切配得上被称作“英国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这一夸奖把罗杰搞得满脸通红。对自己的看法如此之好、对自己和埃德蒙·D.莫列尔进行的反利奥波尔多二世运动帮助如此之大的这个人，怎么会拒绝在只是请求免死的请愿书上签名？有什么事情会危及他康拉德和政府的关系？
谈话一直持续到他们脚下噼啪作响的篝火熄灭，进行了几个小时。二人道别时，那四位浸礼会牧师早已去睡了。上尉和领事把白兰地和红葡萄酒喝光了，都有些醉意，但是罗杰·凯斯门特仍保持着清醒。几个月或几年后，他大概仍能详细地说出他听到的胡言乱语和招供，以及皮埃尔·马萨德上尉在酒精作用下变得通红的方脸。在其后的几个星期里，他还同治安队的军官们进行了几次谈话，其中有比利时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他从这些人的口中听到了可怕的事情，但是在他的记忆中最突出、最引人注意的、作为刚果现实象征的，还是那天晚上同马萨德上尉的那次谈话。在谈话的某一刻，这位军官伤感起来，向罗杰承认他很想念他的妻子。他有两年没见到妻子了，也很少收到她的信。她也许移情别恋，不爱他了。这不足为奇，许多军官和官员们都遇上过这种事。他们在此为比利时效劳，为国王陛下效劳，被病痛折磨，被毒蛇咬噬，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谈不上，最后客死他乡，葬身于这座地狱。为了什么？为了那少得可怜、根本积蓄不起来的薪水。有人会感谢他们为比利时付出的牺牲吗？相反，在宗主国，对这些“殖民者”存在着顽固的偏见，从殖民地回来的军官和官员受到歧视，无人理睬，好像他们与野人打交道多了，也变成了野人。
“凯斯门特，您应该是那部书的合作者，”康拉德拍着他的肩说道，“没有您的帮助，我根本写不出来。您擦亮了我的眼睛，让我看清了非洲，看清了刚果独立王国，也看清了人类的残暴。”
当皮埃尔·马萨德上尉把话题引向性的问题上时，罗杰从心底感到不舒服，想告辞。但是上尉已经完全醉了，为了不惹他生气，不跟他吵架，罗杰留了下来。他一面忍着恶心听他讲话，一面想，自己到伯罗伯来不是充当法官，而是来搞调查、搜集材料的。他的材料越确实、越完整，对斗争的贡献就越有成效，而这斗争正是为了反对把在刚果进行的恶劣行径制度化。上尉很同情那些幻想能把可怜的土著人训练成士兵而从比利时赶来的年轻中尉和军士，他们的性生活怎么办呢？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女友、妻子和情人抛在欧洲，可到了这儿又能如何呢？在被上帝之手抛弃的荒野里，连称得上妓女的人都没有，只有几个令人恶心、浑身都是虱子的黑种女人，只能在喝得烂醉的时候去睡她们，还要冒着染上毛虱、淋病或下疳的风险。就拿他来说，倒是费了好大的劲，但仍没干成，而在欧洲，他以上帝的名义发誓，从来没失败过。我皮埃尔·马萨德竟然在床上失败了。连吹箫也不起作用，黑种女人有把牙齿磨尖的习惯，不小心咬你一口，就把你阉了。
后来，在罗杰去伦敦的旅途中，他们又见了几次面，通了几封信。1903年，相识十三年后的那年六月，当时在英国的凯斯门特接到了约瑟夫·康拉德（此时他已叫这个名字，并且成了一位有声望的作家）的请帖，邀请他到肯特郡本特农庄的西塞别墅度周末。在那里，作家和妻儿过着俭朴而和谐的生活。罗杰保留着与作家一起度过的那两天的温馨回忆。那时作家已有了几丝银发，胡子浓密，人发胖了，言谈之间也有了知识分子那股傲慢劲。不过他对待罗杰还是热情洋溢的。罗杰刚读完他的那部描写刚果的小说《黑暗的心》，那是对发生在刚果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最出色的描写之一，他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为此，他向作家表示祝贺，康拉德用手势打断了他：
他把手放在裆上，做出淫荡的表情，放声大笑。趁马萨德大谈特谈的时候，罗杰站了起来：“上尉，我该走了。明天一早就得出发，想早点儿去睡。”
他们在马塔迪周边散步，一直走到已不存在的维维，那是殖民地短命的第一个首都，现在连瓦砾都不剩一块。他们走到了姆博索河的入海口，据传四个世纪前，利文斯顿瀑布和“魔鬼大锅”阻止了葡萄牙人迭戈·卡奥的前进。在吕福迪平原，罗杰向年轻的波兰人介绍了探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建造的第一所宅院，后来在一次火灾中毁掉了。不过最主要的是二人进行了长谈，谈及很多事情，主要是发生在康拉德刚刚踏上而罗杰已经待了六年的新生刚果独立王国里的事情。与罗杰交好数天后，这位波兰海员产生了一个与刚来此地工作时不一样的想法。1890年6月28日，星期六的早晨，他出发前往克里斯塔尔山脉，临行时对罗杰说道：“我失去了童贞。”他就是这么说的，以硬邦邦的口音断然说道：“凯斯门特，在利奥波尔多二世身上，在刚果独立王国问题上，甚至在生活问题上，您使我失去了童贞。”他又说了一遍，夸大地说：“我失去了童贞。”
上尉机械地握了握他的手，但还在说话，也没站起来，不过声音弱了下来，眼神也涣散了。罗杰渐渐走远，但仍能听到他在背后嘟嘟囔囔地说，选择军事专业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让他以自己的余生付出代价。
这番回忆使罗杰想起了二十六年前的六月的那一天。湿热的夏天开始了，他大汗淋漓地忍受着专叮外国人皮肤的苍蝇的骚扰。一艘英国商船的年轻船长来到了马塔迪，船长三十岁左右，宽额，黑须，体格健壮，眼神深邃，名叫康拉德·科尔泽尼奥夫斯基，波兰人，加入英国籍没几年，因受雇于比利时刚果河上游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而作为一艘小轮船的船长来到此地。这艘轮船负责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与遥远的斯坦利湖瀑布—基桑加尼航线之间运送商品和商人。这是他第一次当船长，充满了幻想与计算。他来到刚果，满脑子都是想入非非的神话。利奥波尔多二世正是利用这些神话把自己包装成一心教化非洲，把刚果人从奴隶制度、异教束缚和其他野蛮习惯中解救出来的仁慈君主。这个波兰人尽管有着在亚洲和美洲海上航行的丰富经验，但他在语言和阅读方面的短板赋予他某种天真无邪的气息，这立刻吸引了罗杰。好感是相互的，从结识的那一天起，直到科尔泽尼奥夫斯基带领三十个装卸工沿着商旅之路向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出发赴任比利时国王号船长一职前的三个星期里，他们不分早晚地天天在一起。
第二天早晨，亨利·里德号起锚朝鲁科雷拉驶去。在那里，他逗留了三天，没早没晚地找各种人谈话：官员、殖民者、监工、土著人等。接着又到了伊科科，深入曼通巴湖。在湖的附近，他找到了那片被称作“王室领地”的广阔土地，围绕着这片土地，经营着主要的私人橡胶公司：鲁朗加公司、阿比尔公司、刚果贸易公司等。这些公司在整个地区拥有大片的租地。罗杰访问了几十个村落，其中有些位于曼通巴湖边，有的则在腹地。为了去这些腹地的村落，必须用木桨或竹竿划着小型独木舟或在阴暗潮湿的草丛里由土著人用砍刀开路、步行数小时才能到达，有几次还不得不在水淹至腰的湖泊和散发着臭味的沼泽地里顶着成群的蚊虫和无声的蝙蝠影子涉水而行。在这几个星期里，他扛住了疲乏、大自然制造的困难和恶劣的气候，火热的精神状态仿佛着了魔法，他丝毫没有气馁，虽然每天、每刻好像都在陷入苦难和恶劣的地层之中。但丁在《神曲》里描写的地狱是不是就是这样？他没有看过那本书。那几天，他发誓一到手就看。
“现在也没人能听懂，”爱丽丝笑了，“还是用他那吓人的口音讲英语，像是在‘嚼卵石’，这是萧伯纳说的。不过，不管你喜不喜欢，他的文笔确实很精彩。”
在他这次旅途中，当地土著一见亨利·里德号来了，以为船上载有士兵，撒腿就跑；但很快就出来与他相见并派出使者，邀请他参观村子。在土著传说中，英国领事视察本地区是来听取申诉和需求的。于是土著人带着证据来找他，诉说着一个比一个更加悲惨的经历，他们以为罗杰有权力在刚果驱邪匡正。罗杰根本没什么权力，他只能把这些非正义行为和罪行向上呈报，然后由英国及其盟国去要求比利时政府结束这些暴行，惩办虐待者和罪犯。这才是他能够做到的。但无论怎么对土著人解释都没用，他们不明白吗？肯定地说，他们根本不听他的。他们急着要说话，要诉说突然而至的灾难，所以并不留意听他的解释。他们绝望地、愤怒地、滔滔不绝地述说着，有时都哽住了。翻译不得不打断他们，求他们讲慢点儿，好让他翻译得好一点。
“确切地说，是二十六年前的1890年，在刚果认识的，”罗杰答道，“那时他还不是作家，如果我没记错，他当时对我说他在写一部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没错，那是他发表的第一部小说。他送了我一本，还签了名。我把它保存在某个地方。之后他就没发表过什么了。他是海员，我几乎听不懂他的英语，他的波兰口音很重。”
罗杰一边听，一边记下来，然后整晚整晚地在卡片和本子上一字不漏地整理所听到的一切，几乎顾不上吃东西。他生怕那些草稿纸片可能丢失，简直不知该采取何种谨慎的措施、该藏在什么地方才好。最后他决定带着它们一起走，让一名装卸工扛着，并命令装卸工和他寸步不离。
“你很久以前就认识他了，对吗？”爱丽丝问道，像在猜测他在想什么。
他几乎不敢睡觉，困得精疲力尽，直做噩梦。从害怕到恐惧，从可怖的幻觉到真正的悲痛，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失去了生存的根本动力：家庭、朋友、理想、国家、感情和工作。他从未曾像此时这样想念他的朋友赫伯特·沃德。沃德对一切生命存在的表象有着富于感染力的热情，他生性快乐，任何事、任何人都破坏不了他的乐观情绪。
他的签名也许对请愿的成败没那么重要，但是从内心来讲，罗杰很在乎。在监狱里，在因绝望而产生的一时冲动中，如果一个有威望的人、一个这么多人都很敬佩的人，在此危难时刻支持他，签一封表示理解和友谊的信，送达了他的手里，那是多么好啊。
旅行结束，他写出报告便离开了刚果，在非洲的二十年也成回忆。罗杰·凯斯门特多次对自己说，这里发生的一切骇人听闻的行径，如果用一个词道出其根源，那就是贪婪，对黑色金子的贪婪。这种遍布刚果森林的黑金成了人民的不幸，这一财富成了落在这不幸人民头上的诅咒。事情如果这样持续下去，这些不幸的人就会从地球上消失。花三个月零十天得出这个结论后，他又想，如果不早日耗尽橡胶，那么被耗尽的将是刚果人。殖民制度本身正在成百成千地消灭他们。
“当然，那当然。”罗杰同意道。
在那几个星期里，各种回忆像洗乱了的纸牌混杂在一起。要是不详细地把日期、地点、证据和批注记录在本子上，他的记忆就会乱得一塌糊涂。在那令人眩晕的混乱中，他只要一闭上眼睛，黑檀木般的身体上仿佛被毒蛇撕咬过的背部、臀部和腿部上紫红色的疤痕，还有儿童的残肢、被割下臂膀的老人、骷髅般忧郁的脸孔就不断地浮现，又不断地消失，尤其是那些面孔，仿佛被抽掉了脂肪和肌肉，只剩下一层皮，毫无生气，完全是一副骷髅。那僵硬的神情，或者说那僵硬的神情所表现的，与其说是痛苦，不如说是境遇导致的无限惊愕。罗杰·凯斯门特带着笔记本、铅笔和照相机到过的所有村落和小村子都一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康拉德不签名改变不了事态的发展，”历史学家说道，“他对阿斯奎斯政府的政治影响等于零。”
一开始，一切都很简单明了，给每个村落规定明确的义务：每星期或每十五天要交纳一定的食物（木薯、家禽、羚羊肉、野猪肉、山羊肉或鸭肉），供治安队哨所和开辟道路、立电报杆、修建码头仓库的小工们食用。此外，各村落还要交纳一定数量的橡胶，橡胶收割后要盛在土著人自己用藤编织的大筐中送去。对未完成这些义务的惩罚是各种各样的：对交纳食物和橡胶不足量的处以鞭刑，不少于二十下，有时甚至五十下或一百下。许多受到惩罚的人会大量出血或死去；少数土著人得以逃命，却牺牲了自己的家庭，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他们的妻子就会作为人质被关在“人质之家”。治安队的每个哨所都建有“人质之家”，在那里，逃跑者的妻子们要受到鞭打，不准吃、不准喝，有时还要受到刁钻的折磨：强迫她们吃下自己的或看守们的粪便。
凯斯门特点头同意。他很后悔提出这个问题，这种事最好不知道。没有这个人的签名让他很难过，上次从加万·达夫律师处得知埃德蒙·D.莫列尔不愿意在减刑请愿书上签名令他感到同样的难过。竟然是他的朋友、斗牛犬一样的兄弟、为刚果土著利益而斗争的战友拒绝签名，还说在战争期间要对祖国忠诚。
连掌权的殖民者都不遵守自己定下的规矩，不管是私人公司还是国王的产业都一样。在所有的地方，制度都遭到执行者——士兵和军官——的破坏，甚至被搞得更糟，因为在每个村落，军人和政府代理人都随意增加定额，然后拿余下的食物和橡胶去做小生意。
“我亲自给他写过信，请他签名，”她很不高兴地说道，“他的理由含混不清。在政治问题上，他总是滑来滑去。也许因为刚被承认为英国公民，自认为还不稳定。另一方面，作为波兰人，他既恨德国也恨俄国，这两个国家让他的国家消亡了几个世纪。谁知道为什么呢？我们这些朋友都在埋怨他。他是大作家，在政治上却是个假正经的人。你比任何人都了解他。”
在罗杰访问的所有村落，酋长们的怨言都是一样的：如果男人们都去收割橡胶，又怎能去打猎、种木薯、搞其他食物来养活当局人物——头头们、卫兵们和小工们呢？此外，橡胶树被割尽，这就迫使收割者越来越深入到陌生的、危险的地区，许多人在那里受到豹子、狮子和毒蛇的攻击。所以，不管多么努力，都完成不了所规定的份额。
爱丽丝摇了摇头。
1903年9月1日，罗杰·凯斯门特满三十九岁那天，他正在罗波里河上航行。他在头天晚上离开位于邦甘丹加山腰上小山冈的伊西伊苏罗小镇。他生日的这一天在他的记忆中将永远无法磨灭，仿佛是上帝，也许是魔鬼，让他在这一天见证人类的残暴是没有底线的，在发明折磨他人的刑罚手段方面总是能够走得更远。
“我有个问题，昨天就想问格特鲁德，但没敢问，”罗杰说道，“康拉德在请愿书上签名了吗？我的律师和格特鲁德都没提起他的名字。”
黎明时分，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暴雨，但没下，整个上午的空气中都充满了电。神父到达那个临时建起来的码头时，罗杰正准备吃早点。在亨利·里德号船尾系缆处，来了一位修士，科基拉维尔天主教西多会传教所特拉帕修道院的于托特神父。他又高又瘦，像格列柯画中的人物，长长的灰白胡须，双眼中翻滚着愤怒、害怕或恐惧的神色，也许三者都有。
罗杰终于说出了想说而又因腼腆未能说出的感受。自从结识她以来，他就敬仰并热爱这位历史学家兼作家，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她的那些关于爱尔兰和盖尔历史、传说和神话的书籍与文章帮助凯斯门特获得了“凯尔特式的自豪感”，他以极大的毅力追求这种自豪感，有时甚至引起自己的民族主义朋友的嘲笑。他是在十一年或十二年前为刚果改革协会向爱丽丝求助而结识她的，那个协会是他与埃德蒙·D.莫列尔创办的。那时，这些火气很旺的朋友已经开始向利奥波尔多二世及其诡计多端的设计——刚果独立王国展开公开的斗争了。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在揭发其对刚果的残暴行为方面投入极大的热情，对动员许多作家和政治家加入这一阵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爱丽丝成了罗杰精神上的庇护者和导师，他只要在伦敦，每个星期都要去参加爱丽丝家的沙龙。来参加这种聚会的有教授、报人、诗人、画家、音乐家和政治家。一般说来，这些人跟她一样，都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持批判态度，也都主张爱尔兰自治，甚至有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主张爱尔兰完全独立。位于格罗夫纳路寓所的高雅沙龙里摆满了各种书籍，爱丽丝一直保存着亡夫——历史学家约翰·理查德·格林的图书。在那里，罗杰认识了威廉·巴特勒·叶芝、亚瑟·柯南·道尔爵士、萧伯纳、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约翰·高尔斯华绥、肯尼斯·格雷厄姆和许多别的受欢迎的作家。
“领事先生，我知道您为什么来这儿，”神父向罗杰·凯斯门特伸出一只骨瘦如柴的手，用因急切而显得结结巴巴的法语说道，“我请求您跟我到瓦拉村走一趟，只有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您应该去亲眼看一看。”
“亲爱的爱丽丝，这还得感谢你。我欠你的太多了，你的友谊、你的慷慨、你的智慧、你的文化修养。每星期二在格罗夫纳路聚会，和杰出的人在一起，气氛是那么令人愉悦。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我现在可以对你说，谢谢你，亲爱的朋友。你教会了我热爱爱尔兰的历史和文化。你是一位慷慨的老师，使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起来。”
他说话时仿佛因患疟疾而发寒热，直哆嗦。
“盖尔语是一门很难的语言，”她拍了拍他的胳膊说道，“需要花很多时间和耐心才能学会。亲爱的，你的生活已经够动荡了。不过可告慰藉的是，很少有爱尔兰人像你这样为爱尔兰出力。”
“很好，”凯斯门特同意道，“不过，请您坐下，我们先喝杯咖啡，吃点儿东西。”
她点点头，想笑但没笑出来。
神父吃着早点，向领事解释说，科基拉维尔传教所特拉帕修道院的人得到教团的允许，可以打破不准离开修道院的清规戒律——这在其他地方是不被允许的——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当地人。“在这片别西卜似乎要战胜上帝的土地上，当地土著人太需要帮助了。”
“爱丽丝，有件事你知道吗？我希望减刑的理由之一是：如果不给我减刑，那么我尚未学会爱尔兰语就死了；如果给我减刑，我就会埋头学习。我答应你，在这间探视室里，我们很快能用盖尔语交谈了。”
修士不仅声音在发抖，眼、手和精神都在发抖，还不停地眨着眼。他身穿一件粗布长袍，又脏又湿，满是泥泞和抓痕的双脚上穿着系带凉鞋。于托特神父来刚果已有十年。八年前，他不时地走访村落，曾登上邦甘丹加山的顶峰，在近处遇到了一头豹子，但豹子并没朝他扑来，而是摇着尾巴离开了小径。神父能讲土著人的语言，赢得了当地人尤其是瓦拉村土著人的信任。“这些殉道者啊！”
某些问题一下子涌上罗杰的脑海：在死伤者和被捕者中间有多少人是我们的朋友？但他控制住了。干吗要打听自己无能为力的事呢？那只能增加自己的苦恼。
二人上了路，走在一条两旁都是高大树木的狭窄小径上，不时遇到小溪挡路。在路上，还能听到看不见的鸟儿在歌唱，有时一群鹦鹉叽喳鸣叫着飞过头顶。罗杰注意到神父在树林中走得很轻快，不磕不绊，像是长期在草丛里走路，有经验。一路上，于托特神父向他诉说着瓦拉村所发生的事，虽说是个村子，但其实很小，根本交不出最近规定上缴的食物、橡胶和木材的定额，也拿不出当局需要的劳动力，于是科基拉维尔驻军派出了由当维勒中尉带领的三十名士兵组成的治安小分队。人们看到小分队逼近，就逃进了山里。小分队的翻译找到了他们，劝说他们回去，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当维勒中尉解释了新的规定，要同他们做生意。酋长于是命令大家回去了。但是当人们刚回去，小分队就扑了上来，男男女女都被绑在树上遭受鞭打。一名孕妇想走远一点儿去小便，一个士兵以为她要逃跑，一枪打死了她。还有十名妇女被关进了科基拉维尔的“人质之家”。当维勒中尉限定他们一星期之内必须交齐所欠定额，否则就杀掉这十名妇女，烧掉村子。
“看样子，处决已经中止了，”她对看守的背部扫了一眼，低声说道，“有大约三千五百人被捕，大部分被关押在这里，其余的分散关押在遍及英国的监狱里。我们找到了其中的八十名妇女。有几个协会在帮助我们，好几位律师提出愿意免费代理你的案件。”
事情发生后没几天，于托特神父来到了瓦拉村，看到了一幅残酷的景象：为了交足所欠定额，村子里的家庭卖掉了子女，有两个男人还卖掉了妻子——行商们背着当局买下来去做奴隶生意。特拉帕修道院的这位神父认为，被卖掉的儿童和妇女至少有八个，也许还有更多。当地土著人被吓坏了：为了交足定额，不得不派人去购买橡胶和食物，还不知道卖儿卖妻得来的钱够不够。
无情的镇压还在继续？罗杰竭力不去想象那些处决、那些死亡的景象与发生在那个星期的悲剧事件。但爱丽丝大概从他的眼睛里读出了他的好奇，知道他渴望了解起义的情况。
“您相信世上会有这种事吗，领事先生？”
“还可以，罗杰。他们拿走了很多文件、个人信件和手稿。我希望他们能还给我，那些对他们没有用嘛，”爱丽丝难过地叹了一口气，“与爱尔兰那边的人所遭的罪比起来，我这点儿事不算什么。”
“是的，神父先生，人们跟我讲的这些卑劣、骇人听闻的事，我现在相信了。如果说我在刚果学到了些什么，那就是这世上没有比人类更嗜血的兽类。”
“据我所知，圣周起义的时候，伦敦警察局搜查了你位于格罗夫纳路的寓所，”罗杰说道，“可怜的爱丽丝，他们对你很坏吗？”
“我在瓦拉村从未看到有人哭。”罗杰·凯斯门特后来想。他也从未听到有人抱怨，村子里居住的仿佛都是木头人。在空地上，在那三十间以木条搭建、棕榈叶铺顶的尖顶茅屋中间荡来荡去的都是些幽灵，他们的精神已然崩溃，不知往何处去，也忘掉了自己是什么人、正处在什么地方。整个村子仿佛遭到了诅咒，居民都变成了幽灵，但是这些幽灵的背部、臀部布满了新鲜的伤疤，有的上面仍带有血迹，伤口好像仍没有愈合。
这次，本顿维尔监狱的典狱长没待在探视室里，只有一名年轻谨慎的看守背对着他们，透过门栏看向走廊，装作对罗杰和历史学家的谈话不感兴趣。“要是本顿维尔监狱的狱卒都像今天这样照顾人，这里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罗杰想道。他想起自己还没问爱丽丝关于都柏林的事。
因于托特神父能流利地讲部落的语言，在他的帮助下，罗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询问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倾听他们陈诉他曾多次听过和即将听到的苦难。在瓦拉村，他感到很惊奇，这些可怜人没有一个对这件事表示不满：这些外来人有什么权利来侵略他们、剥削他们并虐待他们？他们只发觉了眼前的不公，那就是定额。这太过分了，没有人能搞到这么多的橡胶、这么多的食物，派出这么多的劳力。就连对遭受鞭打和“人质”问题，他们都没有过怨言。他们只求降低一点儿定额，让他们能交上，以博得当局对瓦拉人的满意。
“我当然认为有可能！”爱丽丝大声、肯定地说道，但凯斯门特认为这只是怜悯的谎言，“我所有的朋友都肯定地对我说，内阁会对此作出一致决定。只要有一位部长反对行刑，你就得救了。看样子，你的外事办老上司爱德华·格雷爵士是反对的。罗杰，不要灰心。”
罗杰当晚在村里过夜，第二天带着写满证词和批注的本子向于托特神父告别。他决定变更事先计划好的行程。回到曼通巴湖，他登上亨利·里德号向科基拉维尔驶去。这座镇子很大，土铺的街道不太整齐，住户分散在棕榈树和小块耕地之间。罗杰一下船就去治安队驻地，那是一座面积很大的粗质建筑物，围以黄色木桩。
“不太知道，”凯斯门特的脸色很难看，说道，“外面的消息传不到这里，狱卒也受命不准跟我说话，除了典狱长，但那只是为了侮辱我。你认为还有可能吗，爱丽丝？”
当维勒中尉出差了，不过该地区治安队所属驻军的站点负责军人马塞尔·瑞诺上尉接待了他。上尉四十多岁，又高又瘦，肌肉发达，皮肤被太阳晒得黑亮，灰发剃得精光，脖子上挂着圣母勋章，前臂文着一只小动物。他把罗杰让到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几面小旗子和穿着军服的利奥波尔多二世的照片。上尉给罗杰倒上一杯咖啡，请他坐在堆满本子、量尺、地图和铅笔的小办公桌对面的破椅子上，罗杰每动一下，椅子就差点儿散架。因为父亲在英国做生意，上尉的童年是在英国度过的，讲得一口好英语。他是一位职业军人，五年前自愿来到刚果。“是为了自己，领事先生。”
“内阁星期四才开会，”她说道，“我从可靠的消息来源处得知，你的案子将被列入首项议程，罗杰。从宽的请愿书已经有近五十人签名，都是些重要人物：科学家、艺术家、作家，还有政治家。约翰·德沃伊向我们保证，美国总统给英国政府的电报可能快要到了。所有的朋友都动员起来，我是说，抵制报纸上的卑鄙宣传。你知道了吗？”
他就要被擢升了，快回到宗主国了。他严肃地、表面专注地听着罗杰，一次也没打断，表情庄重，对任何细节都冷静面对，不露声色。罗杰的陈述准确而详细，描述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也很清楚：背部和臀部被鞭打者为补足所欠定额而卖儿卖女者的证词，诸如此类。他解释说，陛下的政府将收到关于暴行的报告。此外，他认为他应该以自己所代表的政府的名义对治安队犯下的诸如在瓦拉村那样的残暴行径提出更实际的抗议，作为把那个村落变成地狱这一恶行的目击者。罗杰讲完，瑞诺上尉仍然面不改色，沉默了许久，等着罗杰继续。最后他微微点了点头，轻轻地说道：
“好，好，”罗杰急切地说道，“这段时间你为我做得太多了，还没有消息吗？”
“领事先生，您无疑是知道的，我们，我是说治安队，并不发布法律，我们只让人遵守法律。”
“我给你带来了几本书、一些糖果和几件衣服，但是被门卫没收了，”爱丽丝无可奈何地说道，“真遗憾。你还好吗？”
他以明亮的目光直视罗杰，一点没有流露出厌烦和恼怒。
“真高兴，亲爱的爱丽丝，真高兴见到你，”罗杰·凯斯门特抓住她的双手，不停地说道，“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上尉，我了解刚果独立王国的现行法律和规章制度，但是没有一条授权你们肢解土著人、鞭打他们直至出血、把妇女作为人质以防丈夫逃跑、对村落进行敲诈勒索，以致母亲们不得不卖掉子女来交纳你们所要求的食物和橡胶定额。”
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一直保持着淡定、理性的外表，感情从不外露。但是罗杰很了解，她是极易受感动的。他可以听出她掩饰不住的、轻微发颤的声音，鼻翼的快速翕动总好像在表明她在担心着什么。她已近七十岁，但仍保持着年轻人的身材，脸上的皱纹并没有盖住她那长有雀斑的红润面色，也没有抹去她那明亮眼睛中的锐利光芒。她的眼睛总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她穿着浅色外套、薄衬衣和高跟皮靴，显得既优雅，又俭朴。
“我们？”瑞诺上尉夸张地表示惊奇，不停地摇头，他一动，文在手臂上的动物也在动，“我们没向任何人要求过任何东西。我们只接受命令、执行命令，就是这样。治安队并不规定定额，凯斯门特先生。规定定额的是政府当局和获得特许权的公司经理，我们不过是某项政策的执行者，而且我们从未参与制定这项政策，也从来没人征求过我们的意见。如果征求我们的意见，情况也许会好些。”
“在我的一生中，最困难的事是到这儿来。”爱丽丝向他伸出手表示问候，说：“我还以为永远来不了，可你看，我不是在这儿了？”
他停了下来，好像走神了一会儿。透过装有金属网的大窗子，罗杰看见一块没种树木的方形空地，一队非洲士兵正在列队走步，他们穿着粗斜纹布的裤子，赤祼上身，光着脚，在一名准尉的口令下改变着行进方向。这名准尉倒是穿着靴子、军装衬衣，戴着法式军帽。
5
“我要进行一次调查，如果当维勒中尉强行征税或支持这种做法，将会受到惩罚，”上尉说道，“当然，当兵的如果滥用鞭刑，也会受到惩罚。这就是我对您的全部承诺。要改变这一制度，不是军人的任务，而是律师与政治家的任务、最高机关的任务。这一点，我想您是了解的。”
那一年的三月底，他结束了同威廉·霍尔曼·本特利神父的合同。五年之后，他第一次回到英国。
他的声音中突然出现一丝沮丧的意味：
至少在那三个月里，他没有这种体会。此时，1902年，即三年后，他的宗教信仰仍模糊不清。他的烧退了，体重轻了许多。虽然由于体虚，不时地有些眩晕，但已经重新开始驻博马领事的工作。他拜访总督和其他当局人物，重新玩象棋和桥牌。正值雨季，雨势持续了好几个月。
“我当然最希望改变这个制度。我对这里发生的事也很恼火。我们不得不做的事违反我的原则，”他摸了摸脖子上挂的勋章，“和我的信仰。我很相信天主教。在欧洲，我力争对我的信仰始终如一，而在刚果就不可能做到，领事先生。这就是悲哀的现实，所以我很愿意回比利时。我敢向您保证，我再也不会踏上非洲这块土地。”
尽管对本特利夫妇怀有好感，也知道他们愿意留下他一起工作，但罗杰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恩贡贝·鲁特特的工作是过渡性的。工作是体面的、忘我的，但只有在拥有那份激励着西奥多·霍尔特和本特利夫妇且是他所缺乏的信仰时，工作才有意义。尽管如此，他参加讲评《圣经》、上教义课、举行周日仪式时还是很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的。他并不是无神论者，也不是不可知论者，而是有点儿模糊，不否认上帝这个首要的存在，却不为所动。在教会里，他孤身一人时没法感到舒适，与其他信教者和谐相处也不过是作为公分母的一部分。在马塔迪与西奥多·霍尔特的那次谈话中，他曾试图解释清楚，却笨嘴拙舌，词不达意。前海军军官安慰他说：“罗杰，我完全懂得。上帝是有步骤的，先是忧虑、不安，然后推动你去寻找。直到有一天，一切都明亮了，就在那里。你等着吧，你也会有这种体会的。”
瑞诺上尉从桌旁站了起来，走到一扇窗前，背对领事，看着那些新兵不合拍的走步和歪歪扭扭的队形，很长时间没说一句话。
他的工作并不只是管管传教所的收支账目，这花不了他多少时间。他什么都干，从为传教所周围那一小块空地清扫落叶、拔除杂草（这是为了争夺和保持空地而与生长着的杂草所做的斗争）到出去猎杀正在捕食家禽的金钱豹。他负责在小路上或用一艘小船在河上搞运输，把病人、各种日用品和工人运出运进。他也监督传教所商店的运转，在这些商店周围的土著人可以买卖商品，主要是进行物物交换，比利时法郎和英镑都可在此流通。本特利夫妇总是嘲笑他在生意上的无能和大手大脚，因为罗杰认为价格太高，总想降价，哪怕削减了传教所那刚够预算的微薄收入。
“如果是这样，您完全可以做点儿什么来消灭这些罪行，”罗杰·凯斯门特低声说道，“我们欧洲人不正是为此才来到非洲的吗？”
罗杰在恩贡贝·鲁特特传教所工作只限于次年的一月至三月，虽然短暂，但很紧张，并使他从一段时间以来的疑惑中走出来。他每月只挣十镑工资，只够吃饭，但看到威廉·霍尔曼·本特利夫妇在传教所里从早到晚精神抖擞、信心十足地工作，而且看到传教所既是宗教中心又是医疗站、接种牛痘处、学校、商店、消遣和咨询中心，他又觉得殖民冒险不是那么残酷了，而是合理的并能传播文明的。当他看到在这对夫妇周围出现了一个皈依新教的小小非洲村社时，这种感受就更加强烈了。这个村社的衣着、每日在礼拜仪式上练习的合唱曲、他们的扫盲班及教义课，似乎逐渐把部落生活甩在了后面，开始了一种现代的、基督教的生活。
“啊！是吗？”瑞诺上尉回过身来看了他一眼，领事发觉这位军官的脸色有些发白，“我们是为什么来到这里的？我知道，是给他们带来文明、基督教和自由贸易。您还相信这些吗，凯斯门特先生？？”
“这可真是上帝设下的计谋，”他大声说道，“恩贡贝·鲁特特传教所的本特利夫妇正好需要一名世俗助手，帮我们搞搞会计。您现在竟然问我了，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这是上帝为了提醒我们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为了让我们永远不要绝望而设下的计谋。”
“不相信了，”罗杰·凯斯门特立即答道，“我以前相信，对，全心全意地相信，那时我是一个理想主义青年，天真地相信了好多年，什么欧洲到非洲来是为了拯救生命和灵魂，是对野蛮人施以教化。现在我知道我错了。”
天亮时，罗杰·凯斯门特提问：像他这样不太信教的世俗人能不能在浸礼会教堂位于刚果河中下游的某间传教所找个工作？西奥多·霍尔特嘻嘻笑了：
瑞诺上尉的表情变了。罗杰看出这位军官的脸色突然变得更富有人性了，看着罗杰的神色也带有类似看待白痴般的好感。
西奥多·霍尔特静静地听年轻的凯斯门特痛苦的宣泄。在罗杰讲话的时候，霍尔特对听到的似乎并不觉得惊奇，相反，他承认，几年来他也被同样的疑惑折磨过。尽管如此，至少从理论上讲，所谓的“文明”确有其事，土著人的生活条件不是很残酷吗？他们的卫生水平、迷信、关于健康最基本的知识不是使得他们像苍蝇那样死去吗？那苟延残喘式的生活不是一种悲剧吗？为了让他们走出原始状态，为了让他们摒弃某些野蛮的习俗（如许多村社把儿童和病人当作牺牲品、互相残杀，一些地方盛行食人行为），欧洲有许多东西可以带给他们。此外，让他们认识真正的上帝、以基督教的上帝代替他们的偶像崇拜，不是一件好事吗？当然，确实也拥来了许多坏人，也许是欧洲最坏的坏人。难道没有办法制止吗？旧大陆必须给他们送来好事物，但不是灵魂肮脏的商人们的贪婪，而是科学、法律、教育、人类天赋的权利和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不能再落后下去了，不是吗？无须再问殖民地化是好事还是坏事，也无须再问如果没有欧洲人，刚果人的命运是不是更好些。当事情不可逆转的时候，再浪费时间说“最好还是不要发生”是不值得的。最好把事情纳入正规，把走弯的路纠正，这不是基督最好的教导吗？
“我要补偿我年轻时的罪孽，上尉，为此，我来到了科基拉维尔；为此，我要以所谓文明的名义把在这里犯下的罪行详详细细地记录下来。”
因此，1888年年底，在斯坦利的铁路上工作尚不满一年，他就辞职不干，到恩贡贝·鲁特特的本特利传教士夫妇领导的浸礼会传教所工作去了。那是在一次谈话之后突然决定的。在马塔迪殖民者居住区的一间屋子里，那次谈话从黄昏持续到天亮。谈话的对象是路过该地的一个叫西奥多·霍尔特的人，此人是英国海军的一名前军官。他离开英国海军，专程来刚果做了浸礼会传教士。自从利文斯顿医生来到非洲大陆进行考察，传播福音的时代就到来了。他们在帕拉巴拉、班扎曼特克和恩贡贝·鲁特特建立了传教所，此时又在斯坦利湖附近的阿灵顿建立了。西奥多·霍尔特作为这几间传教所的巡视员，总是在几间传教所之间旅行，帮助牧师们考察如何开办新的传教所。那次谈话留给罗杰·凯斯门特的印象，他终生记得；1902年年中，他在患疟疾的康复期，连细节都能清楚地回想起来。听西奥多·霍尔特讲话，任何人都不会想到他曾是职业军官，曾经作为海员参加过英国海军的两次重要军事行动。他不太谈起自己的过去和私生活。他五十多岁，外貌文雅，举止很有教养。在马塔迪谈话的那个静谧晚上，没有下雨，无云的天空点缀着繁星，河面上反射出点点星光，不时吹过的暖风吹乱了他们的头发。凯斯门特和霍尔特躺在两张老旧的吊床上，开始了饭后闲聊。起初，罗杰以为吃完晚饭只要聊上几分钟，交流交流也就行了，然后就会睡去。然而，聊天开始不久，有些事让他心跳不止，比平时快很多。霍尔特牧师那柔和而火热的声音使他感到愉快，诱导他谈起了从未跟同事，更不用说跟上司们提及的，只是偶尔同赫伯特·沃德才说过的话题：忧虑、痛苦和疑惑。他一直把这些感受作为不祥的预兆埋藏于内心。那一切有什么意义？欧洲人在非洲的冒险难道真的像他们所说、所写、所认为的那样吗？真的是通过自由贸易和传播福音给非洲送去文明、进步和现代化吗？在讨伐性的远征中，治安队那些抢光一切的野兽难道可以被称作传播文明的人吗？在殖民者（商人、士兵、官员和冒险家）中，有几个尊重过当地土著人、把他们看作兄弟或者看作人类？有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一吗？真相是，在非洲的这几年里，他只遇到过屈指可数的几个欧洲人不把黑人看作没有灵魂的人，不把黑人看作可以毫无内疚地加以欺骗、剥削、鞭打甚至杀死的动物。
“我祝您成功，领事先生，”瑞诺上尉面带嘲讽的微笑说道，“不过，要是您允许我说话坦率，我恐怕您不会成功。个人的力量是改变不了这个制度的。太晚了。”
去土著部落做这样的公事，罗杰心里很不舒服。这种感觉与日俱增。起初，他很乐意做这种公事，因为可以满足他的好奇心，了解一些土著风俗、习惯、语言、衣饰、食物、歌舞、宗教仪式等。这些土著居民好像停滞在几个世纪前，他们的愚昧是原始、健康、直截了当的，但夹杂着残忍的习俗，譬如：在某些部落里，把孪生子女杀掉用来祭祀；杀死无数的仆人（一般都是奴隶）为主人殉葬；还有，某些部落间盛行互相食人的做法，所以其他村落对这些部落既害怕，又厌憎。谈判过后，他总有一种说不清的不适感，觉得是在对另一时代的人干了肮脏的勾当。他竭力想搞懂这种感觉，却毫无办法。因此，尽管他小心翼翼地设法减少合同中的过分规定，却总觉得那是违反信仰、道德和上帝的首要原则的无良行为。
“要是您不介意，我想参观一下监狱和‘人质之家’，那里关着从瓦拉村掠来的妇女。”罗杰突然改变了话题，说道。
在斯坦利和亨利·谢尔登·桑福德的招募中，罗杰多次负责与当地村社谈判，让他们交出土著人。因为他有语言上的才能，能够用基刚果语和林加拉语——后来还能用斯瓦西里语进行沟通，尽管也有译员从旁协助。土著人听他结结巴巴地说本地话，不信任感就减弱了。罗杰和气、耐心的举止和尊敬的态度，外加他带去的礼物，如衣服、小刀、居家用品及招人喜欢的玻璃珠，使得对话容易起来，因而他常常能把为数不多的几个男劳力带回营地，让他们清除山上的枯枝败叶，干些装卸的活。罗杰也以“黑人的朋友”闻名。对此，有些同事很表同情，而另外一些人，特别是治安队的一些军官却表示轻蔑。
“您随便看什么都可以，”军官同意道，“这就是您自己的家。对了，请允许我再次提醒您，刚果独立王国不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只不过使它运转起来罢了，也就是说，我们也是它的牺牲品。”
有时，看到招募者来了，正值干活年龄的男人就躲进草丛，于是惩罚性的武力招募开始了。他们还把女人们关进所谓的“人质之家”，迫使丈夫们不敢逃跑。
监狱是一座砖木结构的棚子，没有窗，只有一个入口，由两名持枪的土著士兵看守着。里面关着十二个人，有的很老，半裸着躺在地上；有两个被绑在钉入墙上的环里。罗杰边走边看，这些沉默的骷髅无精打采、面无表情地望着他走来走去。最令他反感的是粪便的臭味。
罗杰不太喜欢翻过山到村落里为铁路与雇用小工和砍刀手而谈判。随着刚果独立王国的成立，劳动力匮乏成了头号难题。尽管签订了“合同”，但酋长们一旦明白真相就强硬起来，不肯让村民们去开辟道路，修建车站、仓库，收割橡胶。罗杰为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工作时，为了平息这种抵抗，尽管没有法律上的义务，他还是说服企业给劳工发一点儿工资，一般说来都是现金支付。别的公司也开始这样做了。不过即使这样，还是不易雇到劳工。酋长们说，为了吃饭，必须干农活、打猎、捕鱼，都离不开抢手的男劳力。
“我们曾教育他们要在桶里大小便，”上尉看出了他在想什么，指着一只盛器说道，“但是他们不习惯，宁可在地上大小便。那就随便他们吧，反正他们并不在乎臭味，没准还闻不到呢。”
罗杰·凯斯门特离开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出于与公司一位上司之间发生的争执。跟随斯坦利在铁路上工作虽然很费体力，但他并不抱怨，因为他初来非洲时抱有的幻想复苏了。开辟森林、爆破高山、铺设枕木铁轨，是他梦想中的先驱者所做的事。露天工作时，被炙热的太阳烤，暴雨时又淋得他浑身湿透。他领导着小工和砍刀手，向“桑给巴尔人”发号施令，监督小组的人打夯、平地、加固、清除茂密的枝条，让他们好好干活。在铺设枕木的地方，正好能集中思想，精力充沛地做一件既惠及欧洲人也惠及非洲人、既惠及殖民者也惠及殖民地人的工程。一天，赫伯特·沃德对他说：“我认识你的时候还以为你不过是个冒险家，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
“人质之家”是一个更小的地方，但那儿的景象更为悲惨。妇女们挤在一起，在这些拥挤的半裸身体中间，罗杰几乎迈不开步。地方小得许多妇女都坐不下来，更躺不下，只得站着。
因缺乏证据，那男孩又不愿进一步作证，法官最终驳回了他的指控。为此，罗杰·凯斯门特向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辞职，再次回到亨利·莫顿·斯坦利麾下。那时，当地的基刚果族土著人给斯坦利起了个外号叫“碎石机”，罗杰便在已经开工的铁路上工作了。这条铁路从博马—马塔迪直达利奥波德维尔—斯坦利湖，与商旅之路平行。受鞭打的男孩留了下来，跟罗杰一起干活，从此成了他的仆从、助手和非洲旅行的旅伴。由于他从来说不出自己的名字，凯斯门特就给他起名查利。查利跟了他十六年。
“这是例外，”瑞诺上尉指着妇女们说道，“从来没关过这么多的人。今天晚上，为了让她们能睡觉，我们要把一半人移到士兵营房里去。”
到博马两天后，尽管伤势很重，失血很多，男孩仍活着。罗杰把他放在卫生站，然后到法院控告弗朗基中尉滥用权势。随后的两个星期里，他被传唤了两次。从法官那长长的、愚蠢的提问中，罗杰明白了：他的指控将被束之高阁，而弗朗基中尉连警告的处分都没有。
这里的粪便味也是令人不能忍受的。有些女人还很年轻，几乎还是孩子。所有人都神色茫然，仿佛在现实之外梦游。这种神情，罗杰在这次行程中在许多女人脸上都看到过。其中一个人质怀抱着一个安静得像死人一样的婴儿。
暴怒平息后，他看上去又垂头丧气起来，嘴里直嘟囔：有人向土著人通风报信说他们要来，所以他只得两手空空地回马塔迪。凯斯门特命令手下给男孩松绑，把男孩放到床上，用两根木棒抬起吊床，一起朝博马走去。他什么话都没说。
“怎样才能释放她们？”领事问道。
“我既然来到刚果，就做好了把良心留在国内的准备。”军官说道，他面带讥讽，像是在问自己：凯斯门特会不会是小丑？要么就是疯子。他那歇斯底里的劲头过去了：“幸亏您手快，我差点儿就给了您一枪。杀了一个英国人，我可就陷入一场外交纠纷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劝您不要像刚才那样多管闲事，也别多管治安队的事，我的同事们的脾气都很坏，可不会像我这样对待您。”
“这不由我决定，要由行政长官们决定，先生。在科基拉维尔这儿有三位行政长官。条件只有一个：丈夫们上交所欠定额，就可以把他们的妻子带走。”
“我叫罗杰·凯斯门特，为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工作。您很了解我，弗朗基中尉，我们不是在马塔迪玩过扑克牌吗？”罗杰松开他，弯腰捡起左轮，客气地还给了中尉，说道：“不管这孩子有什么过错，这么恶狠狠地鞭打他是犯罪。作为治安队的长官，您比我更明白这一点，因为您无疑是懂得刚果独立王国的法律的。如果这个孩子被鞭打致死，您的良心要承担一项罪行。”
“他们这样做了吗？”
治安队的八个士兵一动不动地抽着烟，观赏着这一惩罚。罗杰却认为他们是被刚发生的事搞懵了，不知所措，只能手持长枪等他们的长官一声令下才行动。
上尉耸了耸肩。
“您在说什么？”中尉喊道。罗杰看见他垂下鞭子，左手放在腰间，使劲打开枪套露出了左轮枪柄。罗杰知道这突如其来的暴怒很可能会使他开枪，便灵活地做出反应，没等他掏出手枪，就伸手掐住他的脖子，一把夺过他刚抓起的左轮。中尉极力想从捏住他后颈的手中挣脱出来，眼睛瞪得像只蛤蟆。
“有的妇女逃掉了，”上尉不看他，放低了声音说道，“有的被当兵的带去，做了他们的妻子，这些是最走运的；有的发疯自杀了；有的悲痛而死，狂怒而死，甚至饿死。您看见了，几乎没有吃的。这也不能怪我们，连养活士兵们的食物都收不到，更不用说养活囚犯了。有时，我们不得不在军官中搞几次小小的募捐来改善士兵们的伙食。事情就是这样。我是第一个因未能改变这一状况而感到遗憾的人。如果您能做些什么改善一下，治安队将感谢不尽。”
矮小的军官垂下鞭子，转身朝那留着胡子的长长身影看去。来人没带武器，只拿一根木棒探查地面，把前方的枯枝败叶拨开；一条小狗在他脚边转来转去。中尉吃了一惊，修剪着整齐胡子的圆脸由红转紫，又由紫转红，还不停眨着眼。
罗杰去拜访了科基拉维尔的三位比利时行政长官，但是只有一位接待了他，另外两位找借口回避了。总负责人迪瓦勒把他请进了一间无防护措施的办公室，送上一杯茶。这位负责人五十岁左右，胖胖的，面色红润。赤道地区这么炎热，他仍然穿着背心，戴着假袖口，上身是挂着怀表的大礼服。他大汗淋漓，一面有礼貌地听着罗杰讲话，一面不时地用湿透了的手绢擦脸，对领事的讲述时而摇头表示谴责，时而做出苦恼的样子。罗杰讲完了，他要求罗杰把那一切都详细地写下来，他可以上报给法院，强行要求对这可悲的事件展开一次正式调查。他本人也是法院的成员。迪瓦勒把手指放在下巴处，又考虑了一会儿说，也许最好由领事亲自把报告上报给利奥波德维尔刚建立的最高法院，因为那里是终审，很有影响力，在整个殖民地执行起来会很有效，不仅对那些状况有办法解决，而且对受害者本人以及受害者的家庭在经济上也有所补偿。罗杰表示会照他说的去办，于是告辞出来了，心想迪瓦勒肯定不会动一根手指，利奥波德维尔的最高法院也不会有所动作。但即使这样，他还是要把写下的情况报上去。
“您没有权利这样做，弗朗基中尉，”罗杰用法语说道，“够了！”
黄昏时分，他正要出发，一个土著人来说，传教所的特拉帕修道院的修士们想见他。于是他又见到了于托特神父。那六位修士想请他把少数逃出来藏在特拉帕修道院的土著人偷偷地用小轮船带出去，这些人都来自刚果河上游的邦甘丹加镇，也是由于未交足橡胶份额，治安队搞了一次跟在瓦拉村一样的惩罚行动。
罗杰在四名装卸工和一个“桑给巴尔人”的陪同下走进一座村落的时候，三四间茅屋已经化为灰烬，居民已逃光，只有一个很小的男孩躺在地上，手脚被绑在几根木棒上。弗朗基中尉正因目的落空而鞭打男孩的背部。一般说来，军官不必亲自动手打人，而是由士兵执行。可这次，中尉无疑因居民逃光而感受到侮辱，要进行报复。他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每打一下就哼一声，看到罗杰及其小队出现，仍面不改色地不停地打，只是点点头回答来人的问候。小男孩大概早就失去了知觉，背部和双腿被打得血肉模糊。罗杰记得一个细节：他弱小的身体旁爬着一队蚂蚁。
科基拉维尔的特拉帕修道院是一座泥、石、木结构的两层楼大房子，好像一座碉堡。窗子用泥砌死。堂赫苏亚尔多教士出身葡萄牙，年纪已经很大，同另外两位修士一样，都很瘦小，都仿佛消失在系着粗制皮带、罩着黑色坎肩的白袍之中。那两位年纪大的是神父，其余的都是非神职人员。所有人，跟于托特神父一样，都仿佛骷髅般瘦小，好像这就是当地特拉帕修道院的象征。房子里面倒很明亮，因为只有小教堂、饭厅和修士们的卧室才有屋顶。除了作为修道院的房子，还有一座花园、一片菜园、一个家禽栏、一块墓地和砌着大火灶的厨房。
说到弗朗基中尉，此人跟罗杰不一样。他不但不讨厌皮鞭，而且肆无忌惮地使用皮鞭。那次事件发生在从赤道线返回时从博马上行大约五十公里处的一个无名小村中。当时弗朗基中尉带领治安队的八名土著士兵，为了那些无穷无尽的小工问题刚刚完成了惩罚性的胜利。为了装卸来往于博马—马塔迪到利奥波德维尔—斯坦利湖之间的货物，小工总是不够用，各个部落拒绝把自己的人交出去干那种累死人的活。治安队，有时是拿到特许权的弗朗基本人，便不时地侵入顽强抵抗的村落，把有体力的男人串绑在一起带走。还焚烧茅屋，没收兽皮、象牙和各种家畜，鞭打酋长，要他们以后必须履行承诺。
“你们求我背着当局带走的这些人都犯了什么罪？”
佛罗里达号重新组装好，开始在斯坦利湖宽阔的湖面上航行时，罗杰乘这艘船在刚果河上中游进行了一次旅行检查，检查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在各个点上的仓库和商品是否安全。几年后，他在1902年赴地狱的行程中重经这几个点，它们是：伯罗伯、鲁科雷拉、伊雷布地区，最后是被命名为科基拉维尔的赤道转运站。
“他们的罪是太穷。”堂赫苏亚尔多难过地说道，“您很清楚，刚才在瓦拉村也见到过，贫穷和卑微意味着什么，作为刚果人又意味着什么。”
土著装卸工得扛着这些箱子在商旅之路上走四百七十八公里。罗杰·凯斯门特负责最重的部件，即船的主体。他什么都干，从监督制造能装下轮船主体的大型车到招募上百名装卸工和砍刀手，让他们一面用砍刀开路，一面在克里斯塔尔山的山谷中拉着那庞然大物拖行。他还负责修建路堤和防护栏、建立营地、治疗病人和事故受伤者、平息不同种族成员之间的纠纷、安排值班、组织分发食物和渔猎。那是担惊受怕的三个月，是感受到在为进步事业出力的令人振奋的三个月，也是与可怖的大自然进行卓有成效的战斗的三个月。这些事，罗杰在以后的几年里又干了许多次，但他不使用皮鞭，也不允许监工们滥用皮鞭。这些监工们有个外号，叫“桑给巴尔人”，取自奴隶买卖的重要地点——桑给巴尔，或许是因为他们都像奴隶贩子那样残暴。
凯斯门特表示赞同。向特拉帕修道院的修士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未必不是一项仁慈的行动，但他还在犹豫：作为一名外交官，为逃亡者提供偷渡的方便是很冒险的，很可能把大不列颠牵连进去，他为外事办搜集情况的任务也会被取消——尽管这些逃亡者遭到的是非法迫害。
佛罗里达号是谢尔登考察远征公司运往博马的一艘巨轮，用来在刚果河上中游，即克里斯塔尔山脉的另一侧运输货物。把博马—马塔迪与利奥波德维尔切断的利文斯顿瀑布垂落下来，形成了若干个旋涡汇合处，这个汇合处被称作“魔鬼大锅”。从此处往东的数千公里的刚果河是可以作航运的，但是往西有几千英尺的落差，这长长的一段河流就不能作航运了。这样，佛罗里达号就得被拆成几百个部件，分类装箱，从陆地运往斯坦利湖。
“我能见见他们，跟他们谈谈吗？”
为桑福德的考察远征公司工作的两年里，罗杰正好在二十二岁到二十四岁之间。有两件事，他还清楚地记得：一是佛罗里达号从刚果河入海口一座小小的港口巴纳纳沿着商旅之路直达斯坦利湖，一直跑了几个月的运输；一是弗朗基中尉事件。
堂赫苏亚尔多同意了，于是于托特神父走出去，几乎立即就把那几个逃亡者带了进来。一共六个人，都是男人，其中有三个男孩。这六个人的左手不是被割掉，就是被枪托砸得血肉模糊，胸部和背部都有鞭痕。领头的名叫曼松达，头戴羽冠，脖子上挂着动物牙齿做的项链，脸上还有旧的伤疤，那是为加入部落而举行的一种仪式留下来的。于托特神父充当翻译：因该地区橡胶树的浆液已经割尽，邦甘丹加村接连两次没能向取得特许权的鲁朗加公司派出的人交出橡胶，于是治安队派驻该村的非洲哨兵就开始鞭打、割手割足。人们愤怒了，发生了骚乱，起而反抗的人杀死了一个卫兵。几天后，邦甘丹加村就被治安队的一支纵队占领了，他们放火烧了所有的房屋，杀死了一大批男男女女居民，有的被活活烧死在自家的茅屋里，其余的被押去关在科基拉维尔的监狱和“人质之家”。曼松达酋长认为他们是仅存的在特拉帕修道院修士们帮助下得以逃出的人，要是被治安队抓住，也会受到和其他人一样的刑罚。在整个刚果，土著人因反抗受到的惩罚一直都是整个村社被消灭。
他是作为驻马塔迪的仓储和运输代理于1886年开始工作的。马塔迪在基刚果语中意为“石头”。罗杰来到的时候，那个在商旅之路上建立的运输站不过是在刚果河岸边用砍刀开辟出的一片空地。四个世纪前，迭戈·卡奥的三桅帆船曾到达过这里，这位葡萄牙航海家在一块岩石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至今仍可见。一家德国建筑工程公司用从欧洲进口的松木（松木竟然进口到非洲）建造了首批房屋、码头和仓库。罗杰还清楚地记得那次不幸的事件：随着地震般的巨响，一群大象拥进空地，差点毁掉刚建起来的居民点，工程中断了。六年、八年、十五年、十八年，罗杰眼看着为桑福德考察远征公司存放商品、他们亲手建立的那座小小村落逐渐扩建，甚至爬上了周围的小山冈。用木头为殖民者盖的两层楼的尖顶房屋增多了，这些房屋都带有花园和长长的小径，窗子都装有金属网。街道、街角和居民也多起来。除了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和在金坎达建造的教堂，1902年又修建了一座更重要的教堂：圣母院教堂。此处还有一座浸礼会传教所、一家药店、一所由两位医生和几名修女护士管理的医院、一家邮局、一座漂亮的火车站、一间警察局、一所法院、几个海关仓库、一座结实的码头，还有出售衣物、食品、罐头，草帽、鞋子和农具的商店。在这座殖民者城市的周围还出现了一个满是五颜六色泥草屋的地方，那是刚果族人居住的贫民区。罗杰有时对自己说，马塔迪比首府博马更像文明、现代的基督教欧洲。在马塔迪，从传教所附近的通杜瓦山冈上可以看到长长的刚果河两岸，在那山冈上有一块埋葬着欧洲人的小小墓地。在城区和码头上，只有那些持有通行证的土著仆人和装卸工才能走动，其他任何人如果打破这个规定，除了被处以罚款和被鞭打一顿，还会被永远赶出马塔迪。在1902年，总督尚能夸大其词地说，在博马和马塔迪没发生过一起盗窃、凶杀或强奸案。
“好吧，神父先生，”凯斯门特说道，“我用亨利·里德号把他们带离此地，不过只能带到最近的对岸的法属地。”
第一批拿到刚果独立王国授予的特许权的商人中有一个美国人，亨利·谢尔登·桑福德。此人曾是利奥波尔多二世在美国政府中的代理人和幕后牵线人，也是促使西方列强把刚果让给利奥波尔多二世的关键人物。这个美国人于1886年组建了谢尔登考察远征公司，在刚果河上游从事象牙、口香糖、橡胶、棕榈油、铜矿等贸易。像罗杰·凯斯门特这种在刚果国际协会工作的外国人都转入了谢尔登考察远征公司。罗杰为谢尔登考察远征公司工作时，工资是年薪一百五十英镑。
“上帝会报答您的，领事先生。”于托特神父说道。
是谁发明了这种绝妙的、易于使用的、有效的工具，来督促、恐吓、惩罚那些无精打采、笨拙愚蠢、黑檀木皮肤的双脚动物？这些双脚动物像佃户那样干着永远干不完的活。除了野外的活计和为政府修建的公共工程支付税款，他们寄望于殖民者的是向每个村落或家庭分发木薯、羚羊或野猪肉和其他食物。据说皮鞭的发明者是治安队的上尉奇科特先生，他是第一批殖民浪潮中的比利时人。此人既务实又有想象力，观察敏锐，比别人率先注意到用河马皮制作的鞭子比用马或猫的肠子制作的鞭子更具杀伤力，用河马皮拧成藤状的皮条比别的鞭子更能制造灼热的疼痛感、出血多且容易结疤。此外，这种皮鞭既轻便又结实。把皮条装在木质短柄上，监工、营地值班者、警卫、狱卒和小组头目就可以把皮鞭缠在腰间或搭在肩上。因为这种鞭子很轻，所以带在身上并不觉得累赘。治安人员带着它一出现就会产生恫吓效果：黑人男女老少一认出它来，眼睛就睁得大大的，深褐色或黑得发蓝的面孔上闪出受惊的神色，因为稍微犯一点小错、失误或闪失，皮鞭就撕裂着空气，以其特有的嘶嘶声落在他们的脚上、臂上、背上，打得他们呀呀直叫。
“谁知道呢，神父先生？”领事答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违法的。”
罗杰在那八年（1884—1892）中对此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在此期间，他流汗，患疟疾，烤太阳，浑身是虫咬、搔伤、植物的刺伤和害鸟啄伤留下的疤痕。他坚持工作，支撑着利奥波尔多二世的贸易和政治发明。有一件事他是知道的，那就是出现在无数属地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殖民标志：皮鞭。
“人订的法，”神父纠正道，“我们确实在违反，正因如此，我们才是忠于上帝之法的。”
通过这项特许制度，各个公司在刚果独立王国犹如同心圆的涟漪，深入刚果河的中下游流域及其网状支流的广大地区，在各自的领地上享受着统治权。他们除了受治安队的保护，还有自己的民团，民团的头目往往都是退役军人、狱卒、囚犯和逃犯。其中一些人的野蛮行径在非洲是出了名的。没几年，刚果就成了世界第一的橡胶出产国。文明世界为了让汽车、火车等各种运输体系和制衣、装潢及灌溉工程运转起来，对橡胶的需求与日俱增。
罗杰·凯斯门特同修士们一起吃了简单的素食晚饭，长谈了一番。堂赫苏亚尔多开玩笑地说，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特拉帕的修士们特地违反了闭口不语的教规。修士们和非神职人员们看样子好像跟他一样，也被这个国家搞得忧心忡忡，压得喘不过气。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他思考着，也说了出来。他对修士们说，他十九年前来非洲时还意气风发，确信殖民事业能给非洲人带来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可开拓殖民地怎么就变成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掠夺和令人眩晕的残暴行为？那些自称基督徒的人折磨、肢解并杀害着手无寸铁的人，对他们施行残忍的酷刑。欧洲人来到非洲不是说要消灭奴隶买卖、带来仁慈的宗教和正义吗？可这里实际发生的事比奴隶买卖更糟，不是吗？
与此同时，对刚果人的剥削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了。仁慈的国王开始向各个企业发放特许证，以便让他们“通过贸易为非洲的土著居民开辟文明的道路”。有些商人由于不了解原始森林的情况而死于疟疾，被蛇咬或被野兽吃掉。也有少数商人被土著人用毒箭和浸毒长矛射死或刺死。这些土著人之所以敢于反抗那些如电闪雷鸣般突袭而至的武装部队，是因为商人们说，根据同酋长们签订的合同，他们必须抛弃耕地、渔猎、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去做向导、脚夫，去寻找并割取橡胶，而且是白干，没有工资。众多拿到特许证的商人以及比利时国王的朋友和宠臣在很短时间内就聚敛了大量财富，尤其是国王本人。
修士们一言不发，让他充分发泄，是不是跟堂赫苏亚尔多开玩笑时所说的违反沉默不语的教规相悖？不，不是，他们跟罗杰一样，对发生在刚果的事也感到茫然、难过。
比利时国王向国际公共舆论解释说，消灭奴隶买卖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建立一支治安武装。所以他向刚果派出了二百兵力的比利时正规军人，还建立了一支由一万名土著人组成的民兵军，其费用则由刚果居民负担。虽然这支军队的大部分是由比利时军官领导的，但是在队伍中，尤其是民兵中的领导职位，都被从欧洲的藏污纳垢之所和妓院走出来的无耻之徒、服过役的囚犯、渴望发财的冒险家等品性卑劣的人占据。从西班牙到俄罗斯殖民地，在分散于广大地区中的数不清的村落里，像被机体中的寄生虫把持的这支治安队还得由非洲人民养活，而后者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落在他们头上的侵略者是比捕猎奴隶者、蝗虫、红蚂蚁和带来睡眠症的魔法更可怕的灾难。治安队的士兵和民兵都是贪婪、粗野的人，永不知足地大吃大喝、玩女人、捕捉动物、掠夺兽皮和象牙，总之，对于凡是能够抢的、吃的、喝的、卖的、奸淫的一切永不知足。
“领事先生，上帝之路对我们这些可怜的孽障来说是不可知的，”堂赫苏亚尔多叹了一口气说道，“重要的是不要绝望，不要丧失信仰。有您这样的人存在，对我们就是一个鼓舞，使我们又有了希望。祝您圆满完成任务，我们要向上帝祈祷，求他允许您为这些不幸的人做些好事。”
两年后，即1902年的今天，可以说，他无疑仍是这样的人。不过，也有人说他是聪明绝顶、善于玩弄权术的政治家。刚果独立王国甫建立，利奥波尔多二世就于1886年颁布了一项法令，把开塞与鲁基河之间二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王室版图。包括斯坦利在内的探险家们都认为，那片土地富产橡胶树。这样，那片土地就不能租让给私人企业，只能由政府开发。而刚果国际协会被刚果独立王国取代，成为合法单位，其唯一的总统兼代理人就是利奥波尔多二世本人。
第二天一大早，逃亡者在离科基拉维尔不远处的河湾登上了亨利·里德号。与他们在一起的三天里，罗杰一直很紧张、发愁。他为这几个土著人的出现向全体船员作了模糊的解释，但总觉得这些人不是很相信，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也不跟他们说话。将到伊雷比时，亨利·里德号靠近了刚果河的法属岸边。那晚，船员们都睡着了，几个无声的黑影走了出去，消失在岸边的草丛中。事后，没有一个人向领事问起他们的下落。
第二天早晨，利奥波尔多二世召见英国领事，想同他单独谈一次。他在私人书房接见了英国领事。书房里装饰着陶制古玩、玉石和象牙雕像。国王身上散发出古龙水的香味，指甲上还涂了指甲油。与头天晚上一样，罗杰几乎插不上话。比利时国王谈论着自己堂吉诃德式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不能为心存不满的报人与政治家们所理解的一切。毫无疑问，在非洲，有人犯错误，行事太过分，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很难找到既能干又正派的人愿意冒险去遥远的非洲工作。他请求领事如果在新职位上发现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就亲自向他报告。比利时国王给罗杰的印象是一个夸夸其谈的自我崇拜者。
旅行至此，罗杰·凯斯门特开始感到不适，不仅是精神和心理上的，身体也显现出失眠的影响以及虫咬与体力透支的后果。也许更是受到了情绪的影响：愤怒，接着是气馁；立志完成任务，接着是预感到写出报告也将会毫无用处，因为在伦敦，外事办的那些官僚与陛下御用的政客可能会作出决定说，与利奥波尔多二世这样的盟友为敌是不明智的，发表正式指控盟友的报告会导致有损大不列颠利益的后果，因为这等于把比利时推向德国的怀抱，难道帝国的利益不比几个崇拜猫与蛇、有着食人习俗的半裸野蛮人哭丧着脸的抱怨更为重要吗？
不过，1900年，罗杰刚被英国外事办任命为驻博马领事时，同比利时国王有过两次谈话。他对此人有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那是一个强壮、高大的男人，浑身挂满了各种勋章，长长的胡子梳理得很整齐，鼻梁高高的，有一双预言家的眼睛。当他得知罗杰将去刚果赴任，路经布鲁塞尔，便请他共进晚餐。富丽堂皇的王宫中铺着富有弹性的地毯，挂着水晶制的枝形吊灯，装饰着雕花镜子和东方雕像，这一切看得罗杰眼花缭乱。包括玛丽亚·恩里克塔王后、克莱门蒂娜公主和法国的维克多·拿破仑王子，共有十二位客人。整个晚上，国王几乎垄断了谈话，他讲起话来像受到神灵启示的布道者。当他描述从桑给巴尔出发去从事掠劫的阿拉伯奴隶贩子们的残暴行径时，那高亢的声音具有神秘而虔诚的色彩：基督教欧洲有责任去结束那种人肉买卖。这一建议是他本人提出来的，也可以说是小小的比利时对文明的贡献：把那些令人同情的人从可怕的境地中解救出来。举止优雅的夫人们听得直打哈欠，拿破仑王子在同邻座的小姐低声调情，乐队在演奏海顿的协奏曲，但没有人在听。
他一面竭尽全力地战胜一阵阵袭来的沮丧情绪，克服头痛、恶心和浑身无力（他觉得自己瘦了，腰带上还得多钻一个孔），一面访问村落、岗哨和车站，询问村民、官员、职员、哨兵和割胶工人。在访问中，他每天都能看到被鞭打折磨过的身体、被割下的手；每天都能听到杀人、监禁、敲诈和失踪等梦魇般的事件，但他都尽量克制住自己。他最后想，刚果人普遍遭受的这种苦难渗透进了空气与河流中，包围着他，散发出一种臭味，这臭味不仅是嗅觉上的、超嗅觉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有时，他自我辩解：“在1884年斯坦利的探险队和1886—1888年美国人亨利·谢尔登·桑福德的探险队里，在沿商旅之路刚刚建立起的车站和商号里作为监工或小组头目工作时，我如何能察觉在那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发生的事？”他不过是一架庞大无比的机器上运转的一个小小零件而已。除了狡猾的制造者及其亲密的合作者，任何人都不知道那机器是干什么用的。
“我觉得自己正在失去理智，亲爱的格，”一天，罗杰决定转个弯回到利奥波德维尔去，就在邦甘丹加车站，他给姨妹格特鲁德写了一封信，“今天我就要启程回博马了。按照我的原计划，本应该在刚果河上游再停留两个星期，但是，说真的，我已经有足够的材料可以在我的报告里写出这里发生的事件。如果我继续挖掘人们那可耻的恶劣行径能达到怎样的极端，恐怕我就无力写出我的报告了。我正处在发疯的边缘。一个正常人不可能陷进地狱这么久而不失去健康、不导致精神崩溃。有些夜晚，在失眠中，我感到精神崩溃正在发生，思想中有些东西正在蜕变。我一直生活在苦恼中，如果我与这里发生的事继续接触，最终我甚至会在吃午饭、晚饭的时候也用鞭子抽人、割下刚果人的手、杀死他们而不会感到良心上过不去，更不会倒胃口，因为在这不幸的国家里，欧洲人都是这样的。”
罗杰在余生一直惋惜自己在非洲的头八年，像棋赛中的小卒般为刚果独立王国卖命，把自己的时间、健康、努力和理想都投了进去，还以为这样做是在为一项慈善事业出力。直到1902年那次发烧，他还不止一次对自己这样说。
不过，这封长信主要谈的还不是刚果，而是爱尔兰：“是的，亲爱的格，你也许认为这是另一个发疯的预兆，但是，深入到刚果腹地的旅行使我发现了自己的祖国，了解到她的地位、她的命运和她的现实。在这里的森林中，我不仅发现了利奥波尔多二世的真面目，也发现了真实的自我：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尔兰人。格，等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会给你一个惊喜，你会认不出你的姨兄罗杰了，我好像蛇一样蜕了一层皮：思想，也许连灵魂都变了。”
在到达非洲的头几年，罗杰·凯斯门特在商旅之路上走了好多遍。上游是从博马和维维到利奥波德维尔，下游是从利奥波德维尔直达大西洋。在入海口，肮脏的绿色海水变咸了，而正是从这个入海口，葡萄牙人迭戈·卡奥的三桅帆船驶入了刚果的领土。因此罗杰比任何一个住在博马或马塔迪的欧洲人更了解刚果河下游的情况，比利时殖民者正是通过这两个地方深入非洲大陆内地。
确实如此，在乘亨利·里德号沿刚果河下行、最终于9月15日下午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靠岸的这几天，领事几乎没跟船员们说过一句话。他一直把自己关在狭小的船舱里，要么躺在船尾的吊床上，如果天气好。他那忠心的约翰卧在他的脚下，安静地注视着主人，沉痛的心情仿佛也传染了给它。
罗杰在非洲的那几年，逐渐意识到刚果独立王国的真实面目，他屡次对朋友赫伯特·沃德说：“我从一开始就是他们的小工。”当然也不完全是小工。当他到达非洲的时候，斯坦利为开辟商旅之路已经干了五年了。第一段路是从刚果河上游的维维到伊桑吉拉，共八十三公里。那段路原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布满了沼泽和深谷，树上生满虫子，沼泽散发着臭味，树冠遮住了阳光。1880年，这段路完工了。从那里到姆延加，是一百二十公里崎岖不平的小路。刚果河是可以航行的，但只对惯于此道的先驱者而言是如此，因为他们善于避开旋涡，在雨天涨水的时候又善于在浅滩或洞穴里躲避，以免被礁石撞翻或被时现时隐的湍流卷走。罗杰起初为刚果国际协会（后来于1885年改名为刚果独立王国）工作的时候，斯坦利已在金沙萨和恩多拉修建了以利奥波尔多二世命名的车站，那是1881年。三年后，罗杰·凯斯门特到达了那片森林。四年后，刚果独立王国正式成立。当时，一个从未踏上过这片土地的君主建立了非洲最大的殖民地，同时，贸易也成了现实：欧洲的商人可以战胜刚果河下游的湍流和东一个西一个的利文斯顿瀑布造成的交通障碍，从大西洋进入非洲。这都要归功于斯坦利开辟的从博马到维维、直达利奥波德维尔和普尔地区几乎长达五百公里的道路。罗杰到达非洲时，利奥波尔多二世的商人和先头部队正进入刚果的土地，掠走第一批象牙、兽皮和整筐整筐的橡胶。这种橡胶出产自生长着某种能流出黑色浆汁树木的区域，而这种浆汁又是很容易取得的。
只要一想起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祖国，深深的思乡之情就油然而生，把刚果那要在道德上摧毁他、扰乱他心理平衡的恐怖形象从脑海中驱逐出去。他回忆着在都柏林受到母亲宠爱与保护的早年岁月，回忆着在贝利梅纳的学生时代以及在加尔戈姆那幽灵城堡里的参观，回忆着与姐姐妮娜在安特莱姆北部田野（跟非洲田野同样温顺）上的散步，回忆着那几次去格兰塞斯山对面峡谷的远足给他带来的幸福感——那是伯爵领地九个峡谷中他最喜欢的一个，微风扫过谷边的峰顶，不时能眺望到张开大翅、竖冠挑战天空的雄鹰飞过。
罗杰年轻时很钦佩斯坦利的成绩，钦佩他从刚果河的源头直到大西洋入海口的探险活动，但最钦佩的还是他于1878—1881年开辟商旅之路。这条路线为欧洲贸易打开了从刚果河到普尔地区的通道。普尔是一片可供航行的湖泊，日久天长，人们就把它称作斯坦利湖了。后来罗杰发现，比利时国王早就设想要实施这一行动，这样就可以逐渐开始1885年的柏林会议答应让比利时开发这片土地所需要的基础建设，而斯坦利正是这一设想的大胆执行者。
爱尔兰不是跟刚果一样是殖民地吗？尽管他坚持了许多年，不愿接受这一事实，他的父亲和厄尔斯特的许多爱尔兰人也跟他一样，以盲目的愤慨拒绝承认这一事实。为什么对刚果来说是一件坏事而到了爱尔兰却成了好事呢？难道英国人没有入侵爱尔兰吗？难道英国人没有像比利时人对待刚果人那样在未曾与被侵略者、被占领者商量的情况下就借助武力吞并了爱尔兰，使之成为英帝国的一部分吗？随着岁月的流逝，暴力有所减弱，但爱尔兰仍然是殖民地，其主权也因有一个强大的邻居而丧失。这才是许多爱尔兰人拒绝看到的事实，父亲要是听到这些话，会说些什么呢？他会不会把鞭子拿出来？母亲呢？如果得知自己的儿子孤寒羁旅地在刚果，哪怕不是在行动上，至少在思想上正在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她会不会感到震惊？就在那个孤独的黄昏，在漂着树叶、树枝和树木的土色河面上，罗杰·凯斯门特作出了一个决定：一回到欧洲就尽量搜集有关爱尔兰历史、文化的书籍——他了解得太少了。他在利奥波德维尔只逗留了三天，没去找任何人。在那种情况下，他没有心思去拜访当局人物和熟人，否则就不得不跟他们谈及沿刚果河中上游的旅行以及这几个月的沿途见闻，当然，还得说谎。他用密码给外事办发了一封电报，说他已有足够的材料能证实关于虐待土著人的事实。他要求得到允许，搬到毗邻的葡萄牙的领地去写报告，那里要比博马安静得多，而且没有领事事务的干扰。他还给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最高法院检察院就瓦拉村事件写了一封长长的揭发信，也可以说是一封抗议信，要求对事件进行一次调查并制裁相关责任人。他是亲自把信件送到检察院的。一位谨慎的官员说莱维尔检察长跟该市贸易注册办公室主任克洛萨德先生猎象去了，并答应他，检察长一来就告知他这一切。
每当罗杰想起斯坦利，矛盾感就占据了他的心。他正从疟疾中恢复起来。那位威尔士冒险家在非洲看到的只有用来建立个人功绩、为个人攫取战利品的机会，但是又怎能否认他是神话般的传奇人物呢？凭借着无所敬畏而蔑视死亡，野心勃勃，看起来已经打破了人性的底线。他也曾看到斯坦利抱起脸上、身上长满天花痘的孩子，用自己的行军水壶为被霍乱或睡眠症折磨得垂死的土著人喂水，好像没有人能传染他。说真的，这位英帝国的英雄，利奥波尔多二世的野心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罗杰认为这个谜永远解不透，将永远藏在各种传说织成的大网后。他真正的姓名是什么？亨利·莫顿·斯坦利这个姓名是新奥尔良的一名商人给他起的，这名商人在其浑浑噩噩的青年时代对他很慷慨，也许把他收为了养子。据说他真正的名字是约翰·罗兰茨，但没人能证明，也没人能证明他是威尔士人，更没人能证明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中度过。当时，卫生警察都把在大街上捡来的无父无母的儿童送进这所孤儿院。看样子，他很小的时候就作为一艘货船上的警察去了美国。在美国内战期间，他先是作为南方邦联军的一名士兵作战，后来倒向了北方军。有人认为，他后来又当了记者，写过几篇关于拓荒者向西部挺进同印第安人作战的新闻报道。《纽约先驱报》派他去非洲寻找大卫·利文斯顿的时候，这位斯坦利丝毫探险的经验也没有。他是怎么走遍了原始森林并活了下来？他是怎么像大海捞针一样地寻找着大卫·利文斯顿医生？1871年12月10日，在乌希希，他终于找到了。据他后来吹嘘，他在一声问候过后说：“我想，您就是利文斯顿医生吧？”让医生惊愕不已。
罗杰乘火车去了一趟马塔迪，在那儿只过了一夜就乘货船下行回到了博马。在办公室，他看到一大摞信件和外事办主任的一封电报，同意他到罗安达去写报告。事情很急，报告要尽量写得详细。在英国，揭发刚果独立王国的活动正风起云涌地展开，主要的日报都参加了进来，对揭发的暴行，有的肯定，有的否定。除了浸礼会的指控，早些时候，罗杰·凯斯门特的秘密朋友和同行者，法籍英国记者埃德蒙·D.莫列尔也有所揭发，他发表的文章在众议院和公众舆论中都引发了巨大震动。议会对此议题也进行过一次辩论。外事办和外长兰茨登爵士本人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罗杰·凯斯门特的证词。
1885年召开了柏林会议，以大不列颠、美国、法国和德国为首的十四国列强，在没有一名刚果人参加的情况下，把刚果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及其二千万居民拱手送给了利奥波尔多二世，为的是让刚果开放自己的领土，取消奴隶制度，对异教徒施以教化，推行基督教。那时，罗杰·凯斯门特刚满二十一岁，在非洲生活也有一年了，他与刚果国际协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庆祝了这一事件。他们早已预见到了这一决议，在刚果土地上为比利时国王准备实施的计划打基础已经干了很长时间。凯斯门特是个强壮的小伙子，个头很高，人很瘦，头发和胡子颜色很黑，深深的灰眼睛，不太喜欢开玩笑，寡言少语，像个成熟的男子汉。他的忧虑令他的同事们茫然不解，这些人里有哪个会认真看待令这个爱尔兰青年着迷的所谓“向非洲传播文明是欧洲人的使命”的说法呢？但他们很看重这个年轻人，因为他很勤劳，乐于助人，有求必应，代人值班，替人完成任务。他几乎从不喝烈性酒，在营地，当人们喝多了打开话匣子大谈女人的时候，却发现他显得很不自在，想走开。他不知疲倦地走遍了森林地区，不顾一切地在湖、河里游泳，在昏昏欲睡的河马面前划动着双臂。他很喜欢狗。同事们记得，一天，一头野猪用獠牙刺死了被他叫做“纺锤”的狐狗。当他看到狗的肋部被刺穿、直冒鲜血的时候，他经历了一次神经质的大发作。与探险队中的其他欧洲人不同，他很不在乎钱财。他来非洲不是想发财，而是受“给野蛮人送去进步”这个令人不解的想法的驱动。他把每年八十英镑的工资都花费在同事间的请客上，他自己的生活却很节俭。不过，他很注重自己的外表，一起吃饭的时候总是穿着整齐，又洗澡，又梳头，仿佛不是在林中空地的营地里或河滩边，而是在伦敦、利物浦或都柏林这样的大城市。他在语言上很有天赋，学过法语和葡萄牙语，在一个部落住下来不久就能结结巴巴地说几句非洲人的方言。他总是在学习簿上记下所看到的一切。有人发现他还写诗，为此还开他的玩笑，他臊得连否认都说不清。有一次，他承认小时候曾被父亲鞭打，所以当他看到土著人一旦把物件打翻或不服从命令时监工们就鞭打他们，感到非常恼火。他总是有着梦幻般的眼神。
在博马，在利奥波德维尔—金沙萨，罗杰甚至不顾外交礼仪，尽量避免跟政府的人见面，这在他领事任上的几年里是从来没有过的。他没去拜访总督，只给他写了一封信，为因健康问题而不能亲自前去问候表示歉意。他也没打一次网球或台球，没玩牌，既不举行午宴、晚宴，也不接受邀请。以前他每天一大早，哪怕天气不好，也要去河边水流静止处游泳，此时也不去了。他不愿见人，也不愿参加社交活动，更不愿别人问起他的旅行情况，否则就不得不说谎。他确信自己永远不会向博马的朋友和熟人坦率地讲出他在这十四个月里沿刚果河中上游旅行时的所见所闻与体验。
唯一看得清楚的是，这位土著人的施主的想法并不符合事实。罗杰了解到这一点，是听了跟随斯坦利于1871—1872年为寻找利文斯顿医生进行的那次旅行的监工们讲述的事情之后。他们说，那不是一次和平的考察，远非利奥波尔多二世本人指示的那样是为了要让其酋长（治下共450人）签订出让土地、提供劳动力的合同，必须小心翼翼地对待那些部落。那些粗鲁的、被原始森林折磨得失去人性的监工关于1871—1872年的考察所讲述的事情简直令人毛骨悚然：土著人若拒绝为探险队员提供食物，拒绝提供脚夫、向导和用砍刀为他们在森林中开辟道路的人，那些村落就被夷平，酋长就被砍头，他们的女人与孩子就被枪杀。这些很久以来就跟随斯坦利的人都惧怕他，低着头，一声不吭地听他训斥，盲目地相信他的决定，带着教徒般的崇敬议论着于1874—1877年进行的长达九百九十九天的著名旅行。在那次旅行中，同行的所有的白人和大部分的非洲人都死了。
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处理领事馆的紧急事务和去卡宾达和罗安达旅行的准备工作上。他期待着离开刚果、到了另外一个殖民领地后，就不像在刚果这样感到压抑而更为自由了。有好几次，他想为报告先打一份草稿，但都没有成功，不光是因为情绪低落，还有右手因痉挛总是抽搐，手里的笔几乎在纸上滑来滑去。痔疮又来困扰着他。他几乎饭也不吃。两个仆人，查利和马乌库，看到他的身体越来越糟，很担心，便劝他把医生叫来。不过，虽然他因失眠、没胃口、身体不适而感不安，但并没叫医生，因为一见到萨拉贝特医生，就得回忆、述说他目前只想忘掉的那些事。
营地建在刚果河的什么地方？罗杰模糊地记得好像建在伯罗伯和琼毕利之间，那个部落属于巴特克族。不过他并没有把握。那些材料他都写在日记里了，如果说多年来那些分散写在本子上或单张纸片上的纷乱笔记也算日记的话。但不管怎么说，那次谈话他还是记得很清楚。跟斯坦利交谈后，他躺在破床上，内心感到的不舒服，他也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他心目中极为神圣的以字母“C”打头的三位一体破碎了，直到当时他还认为三位一体，即基督教、教化和贸易可以证明殖民主义是合理的。当他还是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线上一名卑微的助理会计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一笔代价需要付出：他们一定会进行欺骗。在殖民者中间，不仅有像利文斯顿医生那样的忘我志士，也还有干尽坏事的无赖。但做了一番加加减减之后，给非洲带去的好处还是大大超过给他们造成的损害。非洲的生活一直在向他显示，事实并不像理论那样清楚。跟随亨利·莫顿·斯坦利工作的那一年，罗杰对他在刚果河及其无数支流灌溉但不为人知的土地上领导探险的无畏精神和指挥能力一直钦佩不已，但他也记住了这位探险家实际上是一位摇摆不定的神秘人物，对他所作所为的议论总是矛盾的，所以根本不可能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有多少是夸大的，有多少是想象的。有些人根本不能从想象里区分出现实，自己就是其中之一。
1903年9月28日，罗杰乘船驶向巴纳纳港，在那里，把斗牛犬约翰留给了马乌库，只带着查利乘另一条船到了卡宾达。在卡宾达逗留了四天，也曾同熟人吃过晚餐，这些熟人并不知道他去过刚果河上游，因而没让他讲他所不愿讲的事，令他感到很平静、安稳。10月3日到达罗安达时，他才感到身体好了些。英国驻该地领事布里斯克莱先生是一个慎重而殷勤的人，在办公处给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于是他终于能夜以继日地为报告打草稿了。
“这一切当然是为他们好，”斯坦利朝旁边村落里的一圈尖顶茅屋抬了抬头说道，“传教士要来把他们从异教中解救出来，要教会他们基督徒不应同类相食；医生们要来给他们注射疫苗，抵御瘟疫，治病比妖术有效；各家公司会给他们提供工作；学校也教他们讲文明的语言，教他们如何穿衣，教他们如何向真正的上帝祈祷，教他们用清楚明白的语言讲话而不是用猴子讲的那种方言。慢慢地，现代的、有知识的人的各种习惯就会取代野蛮的习惯。要是他们了解我们为他们做的一切，他们会亲吻我们的双脚。但是他们现在的思想状况与你我不一样，而跟鳄鱼和河马更接近。因此我们作出了适用于他们的决定，让他们签订这些合同。他们的子子孙孙会感谢我们。从现在起，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像现在崇拜偶像和草人一样地崇拜利奥波尔多二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他真正感到身体好些、跟以前一样，是到达罗安达三四天后。一天中午，他坐在古老的巴黎咖啡馆的一张桌旁，想在工作了一个上午后吃些东西。一面吃一面浏览里斯本的一张旧报纸时，他看到街对面有几个半裸的土著人正从大车上卸下装有某种农产品——也许是棉花——的大包。其中一个很年轻、很英俊，高高的运动员身材，一使劲，脊背、双腿和双臂的肌肉就突出来。他的皮肤黑得发蓝，因出汗而显得亮晶晶。当他扛着大包从车旁走进仓库的时候，裹在胯上的一块薄布掀开，露出了发红的、下垂着的阳物，比一般的都大。罗杰感到一阵热潮，特别想把这英俊的装卸工用相机拍下来。几个月了，他都没想过这事，一个想法鼓励着他：“我要再次成为我自己了。”他在随身携带着的小本子上记下：“他很英俊，很大。我跟着他并说服了他，在一块空地上高大的羊齿草后面，我们接吻了。他是我的了，我也是他的了。呜嗬。”他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仍然发着烧。
他是威尔士人，大概在美国生活过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英语很富于音乐感，使用美式词汇和短语。
当晚，布里斯克莱先生交给他一封外事办的电报，外交部长兰茨登爵士亲自命令他马上回英国，在伦敦撰写他的《关于刚果的报告》。罗杰看了胃口大开，当晚吃饭很香。
“非洲不是为弱者准备的，”他终于开了口，但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上，我想说，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正代表了他们的软弱。美国和英国都没发觉到这一点。在非洲，弱者是不会活下来的，虫咬、发烧、毒箭、舌蝇会把他们消灭。”
11月6日，离开罗安达去英国，在里斯本转乘扎伊尔号轮船之前，他给埃德蒙·D.莫列尔写了一封信。六个月以来，二人一直在秘密地通信。他并不认识莫列尔本人，先是从敬仰莫列尔的赫伯特·沃德写给他的信里得知此人的存在，又在博马从比利时官员和过路人的口中听说此人，这些人评论居住在利物浦的莫列尔严厉批评刚果独立王国、揭露非洲殖民地土著人遭受残暴对待的文章时，他都听到了。他曾经很谨慎地通过表妹格特鲁德搞到了莫列尔编写的小册子，其中严厉的控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罗杰斗胆地给他写了信，并通过格寄给了他。罗杰在信中说，自己在非洲居住了很多年，可以为他所支持的正义活动提供第一手材料；但由于自己英国外交官的身份，此事不宜公开进行，因此必须谨而慎之地对待二人的信件，以防自己在博马作为材料提供者的身份被查出。在从罗安达写给莫列尔的信里，罗杰简要地讲了最近的经历，并告诉他，一到欧洲就跟他联系。他只幻想着当面认识莫列尔，这是唯一一位清楚地意识到旧大陆应该为把刚果变成地狱承担什么责任的欧洲人。
大家沉默了许久，只能听到篝火的噼啪声、夜间出来觅食的动物不时发出的咕哝声。雨早就停了，但空气仍然很闷，充满了湿气。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在发芽、生长、茂盛起来。十八年后，在被发烧搞得昏沉沉、满脑子都是杂乱无章的东西时，罗杰仍然记得亨利·莫顿·斯坦利审视着自己的那种探究、惊讶、带有讥讽意味的眼光。
在去伦敦的旅途中，罗杰完全恢复了精力、热情和希望，对自己的报告能结束那恐怖状况充满了信心。外事办焦急地等着他的报告，就预示了这一点。所列事件如此之多，英国政府必须有所行动，如要求进行根本的改变、说服自己的盟国废除把刚果这片土地的特许权授予利奥波尔多二世个人这样荒谬的法令。在圣托梅岛与里斯本之间航行的扎伊尔号遇到了暴风雨，轮船颠簸得令半数船员感到眩晕，呕吐不止，而罗杰·凯斯门特还是想方设法地继续写他的报告。他像往年严守纪律那样，以使徒般的热情对待任务，尽量准确、简洁地写报告，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主观臆测，要客观地写出能够被证实的事件。他知道，越是准确、简洁，就越有说服力、有效果。
“尽管合同上写的那些莫名其妙的话实际上是故意不让他们懂，我却很清楚，”罗杰以尊敬的口吻说道，“一句话，很简单，他们承诺把土地交给刚果国际协会，以换取社会帮助。在开工期间，他们答应支持各项工程：修路、建桥、修建码头，建立商号；答应为营地提供劳动力，维持治安；答应为官员和工人提供食物。而协会什么也不出，既不付工资，也不给补助。我一直以为我们来此是为非洲人做好事的，斯坦利先生。从懂事时起，我就敬仰您。我希望您能讲出一些道理，好让我继续认为您是在为非洲人做好事。这些合同真的是为他们好吗？”
12月1日，一个冰冷的日子，罗杰到达伦敦，来不及在这多雨、寒冷、幽灵般的城市看上一眼，把行李往伯爵区爱滩公园的寓所一放，瞥了一眼堆积着的信件，就朝外事办跑去。在其后的三天里，会议、会见一个接着一个，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毫无疑问，刚果问题自从那次议会辩论以来就成了当时的新闻焦点。浸礼会的揭发、埃德蒙·D.莫列尔的活动已经产生了影响。所有人都要求政府发表声明，而政府则要在研究了报告之后才能发表声明。于是罗杰·凯斯门特发现，时势不知不觉地把他造就成了一个重要人物。开了两次说明会，每次一个小时，参会的都是外交部的官员。有一次，非洲事务司司长和外交部副部长也参加了。在会上，罗杰注意到他的话在与会者中产生的效果。他回答问题时更加详尽，所列事实更加令人厌恶、恐惧，这时，开始时的怀疑目光有了变化。外交部在远离外事办的肯辛顿大街提供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和一位年轻、办事得力的打字员，乔·帕尔多先生。12月4日，星期四，开始了口授。消息传开了，说英国驻刚果领事随身携带大批有关殖民地的文件回到了伦敦。路透社试图采访他，《观察家报》《泰晤士报》，还有美国的几家日报记者也要进行采访。但是，他在上级的同意下，表示只有在政府就此问题发表声明之后，他才会与报界谈话。
他是一个强壮的男人，个子矮矮的，甚至可以说是个侏儒；很年轻，一副运动员的样子，炯炯发光的灰色眼睛，上唇留着浓密的小胡子，有着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的性格。他总穿长筒靴，腰间别着手枪，短大衣上口袋很多。接着，他又笑了起来，围在篝火周围同斯坦利和凯斯门特一起喝咖啡、吸着烟的监工们也笑了起来。年轻的凯斯门特却笑不出来。
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什么事也不干，只是夜以继日地写他的报告，添添，删删，重新安排文本，一次一次地阅读本子上他已经背得出的旅行笔记，中午几乎只吃一块三明治，晚饭早早地在威灵顿俱乐部里吃。有时赫伯特·沃德也来，跟老朋友聊聊天对他来说不无裨益。一天，沃德把他拉到他位于切斯特广场53号的工作室里，为了让他分分心，向他展示了一座强壮的非洲人雕像；还有一天，为了让他将那困扰他的操心之事忘掉几小时，硬逼着他一起去购买一件时髦的格子上装、一顶法式便帽和一双白色鞋面的皮鞋，然后把他带到伦敦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喜欢去的埃菲尔铁塔餐馆。这是那几天里他仅有的消遣。
“即使他们懂法文，也不会明白合同的内容，”探险家坦率而开朗地笑了起来，这是他最令人觉得可亲的特点，“连我都不明白合同里写的是什么。”
自从到了伦敦，他就要求外事办同意他与莫列尔会见，借口是要跟这位记者核对一下他所带来的材料。12月9日，他获得了许可。第二天，罗杰·凯斯门特与埃德蒙·D.莫列尔第一次面对面地相识了。他们没有握手，而是互相拥抱，又是畅谈又是去喜剧餐厅共进晚餐。随后他们来到了罗杰位于爱滩公园的寓所，一起喝酒、聊天、吸烟、争论，就这样度过了一晚，直到透过百叶窗发现又一天开始了。也就是说，他们不间断地谈了十二个小时。事后，两个人都说那次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会面。
“对我们让人家签的合同，”年轻的凯斯门特战胜了心慌，说道，“人家把生命、村落和所有的一切都交到刚果国际协会的手里，却没有人明白签的是什么内容，因为没有人懂法文。”
这两个人的外表很不一样。罗杰又高又瘦，莫列尔却较矮、壮实，正在发胖。每次见到他，凯斯门特的印象都是：他的衣服显得越来越紧了。那时罗杰已满三十九岁，尽管受到非洲气候的影响和疟疾的折磨，也许因他很注意自己的穿戴，看起来比三十二岁的莫列尔年轻。其实莫列尔年轻时也很英俊，但现在老了，灰发剪成海豹式小胡子似的平头，突出的双眼总是红红的。二人一见如故，这并不是夸张，实则是一见钟情。
“内疚？良心受到谴责？”考察队长从未听说过这些字眼，他蹙起鼻头，仿佛在猜测其含义，被太阳烤黑、满是雀斑的面孔耷拉了下来，“对什么感到内疚？”
在那不间断的十二小时里，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呢？当然，谈得最多的是非洲，不过也谈到了各自的家庭、童年、梦想、理想和少年时的追求。不知不觉地，刚果就占据了他们生活的中心，把他们从头到尾地改变了。令罗杰感到惊奇的是，一个从未到过刚果的人怎么这么了解这个国家，包括其地理、历史、人民面临的问题？很多年以前，莫列尔作为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线（正是罗杰年轻时在利物浦工作过的那家企业）上不起眼的小职员，在安特卫普港负责登记船只和货物及审计工作，发觉利奥波尔多二世陛下开拓的自由贸易并不是对等的，而是一个骗局。从刚果开来的货船卸在安特卫普港的是成吨的橡胶、大量的象牙、棕榈油、矿石和兽皮，而装船运去刚果的却只是枪支、皮鞭和成箱的彩色玻璃，这算什么自由贸易？于是他产生了怀疑。
年轻人未加思考地脱口而出，提出了这个问题，再也收不回去了。营地中央篝火熊熊，树枝噼啪作响，大意的昆虫扑火而死。
就这样，莫列尔对刚果发生了兴趣，开始进行调查，咨询往来于刚果和欧洲之间的商人、官员、旅行者、牧师、神父、冒险者、士兵和警察，阅读一切能搞到手的有关那个广阔国家的材料，对其不幸了解得详详细细，就好像跟罗杰在刚果河中上游进行过十多次巡视旅行。于是，在没向公司辞职的情况下，他开始给比利时和英国的报刊写信、写文章，揭露他所发现的一切，并用材料和证词揭穿利奥波尔多二世的御用文人向世界展示的刚果那田园诗般的假象。他在这家企业工作了许多年，一直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和图书，在教会、文化中心和政治团体演讲。他的活动扩散开来，现在有很多人支持他。“这也是欧洲，”罗杰·凯斯门特在12月10日那天多次想道，“我们派往非洲的不应仅有殖民者、警察和罪犯，欧洲也有基督精神，其模范就是埃德蒙·D.莫列尔。”
“有时，为了我们干的这些事，您不觉得内疚吗？不觉得良心受到谴责吗？”
从那次起，二人经常见面，继续谈论着令他们激动的话题，开始互相叫起亲热的外号：罗杰叫老虎，爱德蒙叫斗牛犬。他们在一次闲谈中冒出了一个想法：成立一个基金会，就叫做刚果改革协会。没想到在张罗着征集资助者和会员的时候就获得了广泛支持。确实，很少有政治家、记者、作家、宗教人士和知名人士拒绝帮助该协会。就这样，罗杰·凯斯门特认识了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是赫伯特·沃德介绍的。爱丽丝是第一个参加协会、为协会捐款并献出时间的人。约瑟夫·康拉德也加入，接着又有许多知识分子紧跟其后。基金凑足了，备受尊敬的人物也齐了，于是在教会、文化中心的慈善组织中开始了公开活动：提供证词，组织讨论，出版刊物，以期使公众舆论对刚果的真实状况睁开眼睛。虽然罗杰因其外交官的身份，不能正式成为协会的领导成员，但他向外事办交出报告后，便把所有能支配的时间都花在协会上了。他向协会捐出了储蓄和薪金，给很多人写信，拜访他们，争取到一大批外交官和政治家变成了他与莫列尔所捍卫的事业的倡导者。
“土著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可我们是知道的。说是为他们好，实际上却是欺骗。”年轻的罗杰·凯斯门特想。不搞欺骗，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土著人对危害其前途、危害其子孙前途的条约一字也不懂，怎么才能使殖民行为合法化？为了与以血和火进行侵略和屠杀的办法不同，希望通过说服和对话来实现他们的目的，比利时王室有必要使之具有某种合法形式。难道这就是和平、文明的形式吗？自从罗杰·凯斯门特于1884年在斯坦利麾下进行那次考察以来，十八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流逝，罗杰终于得出了结论：他青少年时代以为的英雄不过是一个无耻无赖，是西方在非洲大陆拉出的一坨屎。尽管如此，所有在他的命令下工作过的人却不得不承认，此人具有领袖气质和个人魅力，并且和蔼可亲、大胆，加上冷酷的心计，成就了他的业绩。他在非洲来来往往，所到之处，一方面制造破坏，播种死亡，烧杀掠夺，用河马皮制成的鞭子抽打装卸工的背部，在整个非洲大陆那些黑檀木般的身体上留下了累累伤痕；而另一方面，他开辟了贸易的通道，在野兽遍布、疾病流行的广袤土地上传播基督教。所以当时罗杰很敬仰他，把他看作《荷马史诗》与《圣经》中的巨人。
几年后，罗杰·凯斯门特回忆起1903年底到1904年初那些火热的日子时说，在英国政府发表他的报告很久之后，利奥波尔多二世的御用文人开始在报刊上攻击他诬蔑比利时、是比利时的敌人时，他已经获得了很高的声望，而不是在那之后。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声望，而是经莫列尔、协会和赫伯特的介绍，认识了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从此成了她的亲密朋友，而他自己却夸张地说成了她的学生。他们之间渐渐有一种与日俱增的默契与好感。
“我没看出来，是因为我并不愿意看出来。”罗杰想道。查利把家中所有的毯子都给他盖上了，尽管如此，在室外炙人的太阳照射下，领事还是冷得蜷缩起来，躲在蚊帐里像一张纸片直发抖。比盲目地去做志愿者更坏的是，对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确认的这种欺骗，他居然能找出解释。在1884年那支考察队到达的所有村落里，在分发了玻璃珠等小玩意之后，在通过翻译（很多翻译的话，土著都听不懂）进行了一番习以为常的解释之后，斯坦利让酋长和巫师跟他签了几份用法文拟就的合同，让他们承诺向刚果国际协会的官员、代理人和职员提供劳动力、住所、向导和食物。这些酋长和巫师不吱一声，在不知签的是什么，甚至不懂什么是签字的情况下就画了十字和几道杠杠，乱涂乱画地签了字。他们感兴趣的是项链、手镯和彩色玻璃做的各种饰品，还有斯坦利为了庆祝达成协议而跟他们干杯时请他们喝的那几口烧酒。
在第二次，也许是第三次单独相处时，罗杰像信徒对忏悔神父那样向这位新朋友敞开了心扉。爱丽丝跟他一样出身新教家庭，因此他敢于对她说出没有对别人说过的话：在刚果，他亲眼看见了非正义与暴力，发现殖民主义是一场骗局，于是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爱尔兰人，也就是说，是某个国家的公民，而这个国家正在被一个帝国占领并剥削、被抽干了血、被夺去了灵魂。他不断地重复父母的训诫：说得多、想得多而无所作为。他感到很不好意思，所以打算改正。感谢刚果此时使他发现了爱尔兰，他要成为真正的爱尔兰人，了解自己的国家，适应她的传统、历史和文化。
罗杰小试锋芒，初次作为探险者参与1884年那次考察，表层原因是要提早告知分散在刚果河上中下游两岸足足数千平方公里的森林、山谷、瀑布和群山间的村社，由利奥波尔多二世主持的刚果国际协会一旦得到西方列强的特许，就会派欧洲的商人和官员过来。斯坦利及其陪同人员应该向那些半裸的、文身的、插着羽毛的、有时脸上臂上带有木箍、有时在阳具上系有香蒲漏斗的酋长解释欧洲人的善意：欧洲人是来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把他们从致命的睡眠症灾难中拯救出来，教育他们，使他们睁开眼睛看清非洲和其他地方的真实情况；这样一来，他们的子孙就能过上体面、正义和自由的生活。
爱丽丝比他大十七岁，有时像母亲那样亲切地责备他，说他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还像小孩般热情冲动；不过仍帮助他，给他劝告，给他书看，跟他一面喝茶，吃饼干、奶油烤饼加果酱，一面谈话，对他来说那是老师给他上课。在1904年初的那几个月，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是他的朋友、老师和引路人，指引他进入历史、神话以及现实的、宗教的甚至是与虚构传说混合在一起的古老过去，使他得以建构一个民族的传统。尽管英帝国竭力改变其语言、性格、习惯以及任何一个爱尔兰人——新教徒也好，天主教徒也好；信教者也好，非信教者也好；自由派也好，保守派也好——都引以为傲并全力保卫着的一切，但这些传统仍然保持着。没有什么比同莫列尔、爱丽丝建立的友谊更能帮助罗杰平静下来，治愈在刚果河上游旅行给他造成的精神伤痛了。罗杰向外事办请了三个月的假。一天，送别他去都柏林时，女历史学家对他说：
再过一年，西方列强就要在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把拥有二百五十万平方公里、比比利时大八十五倍的刚果独立王国拱手送给利奥波尔多二世了。实际上，这位比利时国王早就着手管理这片领土了，西方列强的赠送不过是为了让他对他认为是其居民的二千万刚果人实施救世原则。这位胡子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君主以其捕捉人类弱点的奇妙才能估计到，如果斯坦利对得到的奖赏能够满足，那么他既能建立功勋，也能干出无与伦比的卑劣行径。为此，他雇用了这位伟大的探险家。
“发觉了吗，你已经成了名人，罗杰？在这儿，在伦敦，所有人都在谈论你。”
几年后，一想到在发烧得迷迷糊糊的幻想中产生的盲目，他就脸红。一开始他根本没有发觉由斯坦利率领、由比利时国王资助的考察到底目的何在，当时他认为比利时国王同欧洲、同西方、同世界一样，是一位慈善的君主，要坚决消除奴隶制度和食人习俗的弊病，要把那些部落从束缚他们的异教和残酷的奴役状态中解救出来。
这并未使他高兴，因为他不是有虚荣心的人。可爱丽丝说的是真的。英国政府发表了他的报告，在报界、议会、政坛和舆论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比利时的官方出版物、英国的新闻记者、利奥波尔多二世的宣传家对他进行的攻击只不过强化了他主持正义的人道主义斗士的形象。他接受报界的采访，应邀在公众集会、私人俱乐部里讲话，自由派和反殖民主义派的沙龙给他送上请帖，出现了各种文章和短文，把他的报告以及他为正义和自由的事业奋斗的诺言捧上了天。这又一次推动了关于刚果的运动。报界、教会和英国社会最先进的阶层看到报告中揭露的内容大为震惊，纷纷呼吁大不列颠要求其盟国修改西方各国把刚果交给比利时国王的那个决定。
在这种被迫无所作为的日子里，许多次，罗杰都想起了1884年在他心目中的英雄亨利·莫顿·斯坦利指挥下进行的那次远征。他在丛林中露宿过，访问过无数的土著村落，在周围能听到猴子吱吱叫和野兽吼声的林间空地上安营扎寨。尽管被蚊虫和其他小虫子咬得浑身是伤，连涂樟脑的酒精都没有用，但是他感到既紧张又幸福。他也不怕遭到鳄鱼的攻击，在波光粼粼的湖泊河流中练习游泳。他确信，他，还有那四百个非洲搬运夫、向导、助手以及陪同考察队的二十几个英国人、德国人、弗拉芒人、瓦隆人、法国人，当然还有斯坦利本人，都是促使这个被欧洲人甩在身后许多世纪、尚未走出石器时代的非洲世界进步的尖兵。
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声望压得喘不过气来——人们在剧院、餐馆认得出他，在街上带着好感对他指指点点——于是去了爱尔兰。在都柏林逗留了几天，很快去了厄尔斯特、北安特莱姆、马格赫林登普勒的儿时老家。他的叔叔（即他叔祖父约翰的儿子，也叫罗杰）继承了老宅。叔祖父是1902年去世的，叔祖母夏洛特还活着，她亲热地接待了罗杰。其他的亲戚——堂兄弟和子侄们也都很亲切，但他总感到自己与父辈的家庭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距离，因为他们仍然是坚定的亲英派。尽管如此，马格赫林登普勒的景色，灰色石块砌成的大房子，周围大多已隐没在草丛中得以抵抗盐碱和大风的西克莫无花果树，羊群在其中偷懒的草原上的杨树、榆树和桃树，还有远处大海上可以瞭望到的拉斯林岛和全是白色小屋的贝利梅纳小城，都使得他激动不已。他走遍了房子后面的畜栏、菜园，墙上装饰着鹿角的大房间，埋葬着几代祖先的古老丘申登村和丘申达尔村。他的童年记忆复苏了，满怀思乡之情。但他的新思想和对自己祖国的新感情，使得几个月的逗留对他来说成了另外一场冒险。与在刚果河上游的旅行不同，这场冒险是愉快的、鼓舞人心的。身临其境给他一种蜕了一层皮的感觉。
由于疟疾和发烧，他卧床了三个星期，有时还发呓语。他要喝查利和马乌库为他用草药浸制的几滴奎宁，一日三次。他的胃口只能喝些肉汤、几块煮鱼和几块鸡肉。有时还会跟最忠实的朋友斗牛犬约翰玩耍一会儿，根本没有情绪专注地看一会儿书。
他带去了爱丽丝推荐的一大摞图书，有语法书和杂文书，花很多时间用来阅读有关爱尔兰的传统和传说。他想学习盖尔语，先是自学，发现这样永远也学不会就找先生帮助，每周上两次课。
罗杰·凯斯门特给外事办发了一封电报，说明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不得不推迟这次考察，接下来的大雨又使得穿过森林与河流成为不可能，所以对独立王国内地进行的考察恐怕要再等几个月，没准要等一年。在这一年里，他可以慢慢地从寒热中恢复，力争恢复体力，再次拿起网球拍，去游泳、玩桥牌或下象棋，以此来打发博马的长夜。与此同时，还可以继续那烦人的领事工作，记录进进出出的船舶，记录从安特卫普来的商船上卸下的货物：长枪、弹药、皮鞭、葡萄酒、圣像和运往欧洲的货物——成堆的橡胶、象牙和兽皮。这就是交换，在他年轻的想象中，这交换可以把刚果人从食人的习惯中、从控制奴隶买卖的桑给巴尔人的阿拉伯商人手中拯救出来，为他们打开文明的大门。
不过，最主要的是，他开始了同安特莱姆新朋友的交往，这些人都是厄尔斯特省人，跟他一样信奉新教，并不是统一派。相反，他们希望保持古老爱尔兰的特点，反对把国家英国化；主张传统的歌谣与习俗回归爱尔兰的古老源流，反对在爱尔兰为英国军队征兵；梦想脱离英帝国，建立独立的爱尔兰；避免现代工业化的破坏，在乡村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就这样，罗杰便加入了鼓励学习爱尔兰语言文化的盖尔同盟。这个同盟的座右铭是“新芬”（意为“我们自己”）。该同盟于1893年在都柏林创立时，主席道格拉斯·海德在演说中向听众回忆说，迄今为止，“只出版了六部盖尔语书籍”。罗杰认识的是海德的继任约恩·麦克尼尔，并与他交上了朋友。此人在大学里教授爱尔兰古代史和中古史。从此，罗杰开始参加读书、朗诵、校际比赛等活动，去听演说，一起行军，还参加了新芬发起的为民族英雄立碑活动。他还为盖尔同盟的出版物撰写关于保卫爱尔兰文化的政治文章，用的笔名是“可怜的小老太婆”，这是他经常哼唱的爱尔兰古老歌谣里的词汇。与此同时，他还同一些太太非常接近，其中就有加尔戈姆的西班牙人罗莎·莫德·扬、艾达·麦克尼尔和玛格丽特·多布斯。这些太太走遍了安特莱姆的各个村庄，去搜集爱尔兰民间的古老传说。罗杰在她们的指引下，在一个民间集市上听了游走说书人讲故事，尽管并没听懂几个字。
“在您这种情况下，去考察无疑是去自杀。您的身体垮了，经不住穿越克里斯塔尔群山的劳累，更不用说在野外露营几个星期了。您根本到不了姆班扎-恩贡扎。快速自杀的方法有好几种：朝嘴里开一枪或打一针士的宁。您如果需要，就找我好了。我曾帮助过好几个人这样去旅行。”
在马格赫林登普勒老宅里，罗杰跟叔叔争论起来。一天晚上，他激动万分地说：“我是爱尔兰人。我恨英帝国。”
结果他被忽冷忽热打倒了三个星期，而不是两个星期，瘦了八公斤。他能够站起来的第一天就筋疲力尽地倒在了地上，记忆中从没有过这种虚弱感。萨拉贝特医生盯着他的眼睛，瓮声瓮气、调侃地提醒他道：
第二天，他收到阿尔吉尔公爵的一封信，通知他说英国政府为表彰他在刚果的出色工作，特授予他圣米歇尔及圣乔治双重勋章。罗杰没去参加授勋仪式，借口膝盖发炎，不能向国王下跪。
“对，我的朋友，没说的，确实是疟疾。你烧得很厉害。办法嘛，你也知道：吃奎宁，大量喝水，少吃肉汤、饼干。要盖得暖些，把毒排出去。两个星期内，您别想起床，更别想外出旅行，连街角您都不能去。间日虐会伤害机体，这您是知道的。”
7
仆人中，查利是第一个回来的，浑身滴着雨水。“快去把萨拉贝特医生请来。”罗杰没用法语而是用林加拉语命令道。博马只有两位医生，萨拉贝特是其中之一。博马以前是贩卖黑奴的港口，当时称作姆博马。十六世纪时，葡萄牙人口贩子从圣托梅岛来到此地，向部落头人购买奴隶。这些部落当时属于刚果王国，现在这个王国消失了，因为被比利时搞成了刚果独立王国的首都。与马塔迪不同，博马没有医院，只有一家由两位弗兰德修女管理的诊疗所。半小时后，医生拄着拐杖、拖着脚步到来了。医生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老，但是残酷的气候，尤其是酗酒的习惯，使得他衰老了，看上去像老人。他的穿着像流浪汉，靴子上没系鞋带，西装背心也没扣好。尽管已经天亮，他的双眼仍是红红的。
“您恨我，而且不掩饰。”罗杰·凯斯门特说道。典狱长吃了一惊，过了一会儿，做了个怪相，浮肿的脸歪曲了，表示认可。
这不是空话。他二十岁到这片黑土地时就深信着这一切。他第一次患疟疾是那之后的事了，那时他刚刚把自己生活中的渴望具体化，即参加以那位在非洲最著名的冒险家亨利·莫顿·斯坦利为首的探险队。在这位探险家麾下服务多好啊：此人从1874年到1877年的将近三年间，在传奇式的旅行中沿着刚果河从其源头直到大西洋入海口，从东到西穿行了整个非洲。在这位英雄身边服务多好啊：此人发现了失踪的利文斯顿医生。但那时，好像众神都想浇灭罗杰的激情之火：他第一次患疟疾。三年之后的1887年，患了第二次疟疾。特别是1902年的第三次，当他把地图、指南针、铅笔和笔记本装满箱子的时候，在卧室里一睁开眼就觉得冷得浑身发抖。他当时在博马住在离管辖区几步远的居民区里一处既作为住房又作为领事馆办公室的房子的顶楼，掀开蚊帐，透过既无玻璃又无窗帘、只蒙着一层被大雨打得千疮百孔、防小虫子的金属纱窗，看到了那挟着泥沙的河水与河流周围覆满植物的岛屿。他简直站不起来了，双腿像破布一样打着弯，无力挺直。约翰，他的斗牛狗，惊吓得叫了起来。他无力地摔倒在床上，身体在发烧，但浑身觉得冷彻骨髓。他叫唤着睡在底层的查利和刚果厨师马乌库的名字，但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两个人大概在外面遇到了暴风雨，正躲在猴面包树下等着雨势弱下来。疟疾，难道又是疟疾？领事骂了一声，难道正好是在去考察的前夕？也许会拉肚子、拉血，也许身体会弱得让他发寒热，几天、几个星期地卧床不起。
“我为什么要掩饰？”典狱长低声说道，“但是您错了，我不是恨您，而是鄙视您。叛徒只配这个词。”
罗杰跟往常一样细心而热情地准备了这次旅行，却瞒着比利时官员和博马当地的居民和商人。而现在，他可以根据他所了解的向那些老板表明：忠于正义和公正的英帝国应该领导一场国际运动，来结束那些罪恶行径。然而在当时，即1902年年中，他的疟疾第三次发作了，比前两次还要严重。前两次发作的时候，由于某种理想主义的爆发和从事冒险事业的梦想，他在1884年决定离开欧洲，来到非洲，运用贸易、传教和西方的社会政治的理念，把非洲人从落后、疾病和无知中解救出来。
两个人在监狱那被烟熏黑的砖砌走廊里向探视室走去，天主教的祭司卡雷神父在那里等着他。凯斯门特透过镶有铁栏杆的小窗子望着天上大片的黑云，外面的加里东路和罗曼大街上（几个世纪以前，密密麻麻的首批罗马军团的士兵在这里列队行军）是不是下雨了？他想，艾斯林唐公园旁的商贩要被暴雨淋得精湿了。想到外面的人穿着雨衣、打着雨伞在做买卖，一阵嫉妒之情油然而生。
1903年6月5日，英国领事罗杰·凯斯门特沿刚果河而上。改变他一生的那次旅行，本应该在一年前开始。他在尼日利亚的卡拉巴尔、马普托的洛伦索·马奎斯和安哥拉的圣保罗·德罗安达工作之后，1900年，便正式作为大不列颠领事在一个畸形的村子博马居住了下来。从此，他一直向外事办建议进行这次考察，理由是：要提交一份关于刚果独立王国土著状况的报告，最好的办法是走出遥远的首都，进入刚果河中上游的丛林和部落。自从来到这块领地，他一直向外事办打报告说在那里可以进行开发。外事办在权衡了国家利益之后，授权领事到各个村庄、收购站、考察团驻地、派出点、驻军营地以及从事开采全世界都在贪婪掠夺的、可以制造轮胎和卡车轿车上的缓冲器及各种工业品和日用品的黑金的橡胶商号走一遭。而这个国家利益是：大不列颠是比利时的盟友，不能把盟友推入德国的怀抱。领事尽管理解这个理由，但仍不能不感到恶心。伦敦的保护土著协会、欧洲及美国的某些浸礼会教堂与天主教传教团曾揭发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多二世治下刚果境内对土著所犯下的罪恶行径，自己也应该核查一下是否确实。
“您什么都有了，”典狱长在他背后嘟囔道，“外交官职位，双重勋章，国王又赏了您贵族称号，可您把自己出卖给德国人。忘恩负义，真卑鄙。”
4
典狱长停了下来，罗杰以为他在叹气。
回到牢房的时候，罗杰感到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竭力不让典狱长发现。他很少有想哭的感觉，据他自己的回忆，自从被捕以来，这几个月他根本没哭过。在受审的时候，在审判法庭上听到被判绞刑的时候，他都没有哭，可为什么现在倒想哭了呢？是因为格特鲁德，是因为格，看到她如此痛苦，并对他心存怀疑，至少说明她很珍惜他的人品和生活。啊，他并不像自己所感觉的那么孤独啊。
“每当想起我那死在战壕里的可怜儿子，我就说，您是杀死他的凶手之一，凯斯门特先生。”
“我当然相信你。”姨妹双手捂嘴抽泣道。
“很遗憾您失去了儿子，”罗杰没有回头，重复道，“我知道您不会相信我，可我一个人也没杀过。”
“我还不知道报纸是怎么说我的，亲爱的格，报纸是送不到这里的，但是，”罗杰小心地斟酌着字眼，“很可能是谎言。我希望你记住一件事，格，那就是你要相信我。当然，我犯过许多错误，但不会觉得羞愧。你，还有我的朋友，没有人会为我羞愧。你相信我，是吧，格？”
“感谢上帝，您没有时间去杀人了。”典狱长像是在宣判。
这问题猝不及防，他停了许久才回答：
到了探视室门前，典狱长留在外面，跟看守站在一起。只有教士的探视才能私下里进行，其他人探视时，典狱长或看守必须在场，有时两位同时在场。罗杰看到这位宗教人士那修长的身影，很是高兴。卡雷神父走上前，跟他握了握手。
“报纸上说的那些可怕的事完全是污蔑、下流的谎言，对不对，罗杰？”
“我调查过了，而且有了答案。”神父微笑着通知他，“您的记忆是准确的。您小时候确实在威尔士的里尔教区受过洗礼，登记本子上都有。当时在场的有您的母亲和两位姨妈，所以您没有必要再接受一次天主教的洗礼。您一直是天主教徒。”
他感到表妹在抱着他，想把嘴唇凑到他的耳边，但没能这样做，因为他比表妹要高很多。她只得把声音放低，低得几乎听不见：
罗杰点了点头。陪伴了他一生的这个遥远印象是准确的，是母亲在一次去威尔士的途中背着父亲为他洗礼的。他为与安妮·杰弗逊共谋的那个秘密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够跟自己、跟母亲、跟爱尔兰协调一致了，仿佛向天主教靠拢是他最近几年来所做的以及想做的一切的必然结果，甚至是犯错误与失败的必然结果。
“十分钟，”典狱长像判刑似的说，“时间到了。”
“卡雷神父，我正在阅读托马斯·肯比斯的作品。”他说道，“以前我的精神几乎集中不起来，可最近几天我做到了，每天能读几个小时。《仿效耶稣基督》是一本很好看的书。”
“这我都知道。”罗杰想道，他也热爱并敬仰爱丽丝·斯托弗德。她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爱尔兰人，同凯斯门特家族成员一样，出身信奉圣公会的家庭。她的家在伦敦是最热闹的知识沙龙之一，是所有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主张自治者举行茶话会的中心。对罗杰来讲，她不仅仅是朋友和政治上的顾问，他还受到她的教导，发现并热爱爱尔兰的过去、爱尔兰的悠久历史以及在被强大的邻国吞并之前的灿烂文化。她推荐书给他看，以热情的谈话启发他、鼓励他继续学习爱尔兰语课程，只可惜他并未掌握这门语言。“我到死也不会讲爱尔兰语了。”他想。后来，当他成为一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时，爱丽丝是伦敦城中第一个叫他外号的人，那外号是赫伯特·沃德给罗杰取的，罗杰本人也觉得那个外号有意思：“凯尔特人”。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读了他许多作品，”神父同意道，“尤其是《仿效耶稣基督》。”
“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地帮助你，罗杰，”格又严肃了起来，声音也显得苍老了，刚才还是坚定的、带有笑意的，现在显得犹豫、嘶哑起来，“爱你的人有很多，当然，首先是爱丽丝，她上下奔走，写信，拜访政治人物、当局人物、外交家；她解释，她请求，只要有门路，她都上门相求。为了能来看望你，她也在交涉，但是很困难，只有家人才能得到允许。但爱丽丝是名人，很有影响力，她会得到允许来看望你的，真的。你知道吗？都柏林起义时，伦敦警察局曾上上下下搜查了她的家，拿走许多文件。她爱你，她多么敬佩你啊！罗杰。”
“我钻进这部作品的时候，感到心情非常平静，”罗杰说道，“好像脱离了这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毫无牵挂地进入了一个单纯的精神世界。在德国，克罗蒂神父就介绍过我看这本书，算是介绍对了。可他想不到我将会在什么情况下阅读他所敬佩的托马斯·肯比斯的书。”
他们互相望了一眼，都笑了起来。
不久前，狱方给探视室搬来了一条小板凳，于是二人坐下来促膝而谈。卡雷神父在伦敦的监狱教堂作为教士已有二十多年，曾经陪伴被判死刑者直到行刑。经常与监狱里的人打交道并未使他的心肠变硬，仍能为别人着想，照顾别人。罗杰一见面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在他的记忆里，从未听他说过伤人的话语，相反，向他提问或是跟他谈话的时候，他总是温和的。在他的身边，罗杰的感觉就好一些。卡雷神父身材很高，骨瘦如柴，皮肤很白，尖尖的灰色胡须遮住了一半下巴，哪怕在笑的时候，眼睛也总是湿润的，仿佛刚刚哭过。
“其实我发现你并不喜欢它们。格，幸亏没有发表。你是知道的，我真的差点儿要发表呢。”
“克罗蒂神父是怎样的人？”他问罗杰，“我看你们在德国时成了好朋友。”
“我记得，诗写得很糟，”格特鲁德说道，“但是，我爱屋及乌，也就夸奖起你来了。我甚至还能背出几首呢。”
“在林堡战俘营的那几个月，要不是克罗蒂神父，我早就疯了。”罗杰点头道，“他跟您很不一样，我是说在外表上。他比您矮，比您壮实，面色不像您这么苍白，而是红润的，一杯啤酒下去就越发红润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又很像您，我是说，你们俩都高尚而豪爽。”
“你是我唯一展示过自己诗歌的人，还记得吗？”
克罗蒂神父是爱尔兰籍的多明我会成员，是梵蒂冈把他从罗马派往德国人在林堡建立的战俘营的。1915—1916年，罗杰试图在俘虏中为爱尔兰纵队招募志愿者，在那几个月里，他与克罗蒂神父的友谊好像成了他的救生圈。
他停了下来，不愿让姨妹发现他快要哭出来了。由于清教徒式的教育，从年轻时起，他就讨厌在他人面前流露感情。但是最近几个月来，他觉得自己的感情柔软了起来。以前，别人的这种软弱会惹得他不高兴。格没有说话，一直拥抱着他，罗杰觉出她的胸部在一起一伏，呼吸急促起来。
“那是一位仿佛对气馁和沮丧有免疫力的人。”罗杰说道，“我跟他一起看望病人，主持圣事，教导林堡的俘虏如何用念珠祈祷。他也是民族主义者，只不过不像我这么激烈，卡雷神父。”
“我们比恋人还亲，格，我们是兄妹、同谋、钱币的两面，紧紧相连。你对我意味着很多东西。我九岁丧母，从来没有朋友，跟你在一起的感觉比跟我的亲兄姐还要好。你信赖我，带给我生活的安全感和欢乐。后来，在非洲的那几年里，你的来信是我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唯一的桥梁。你知道我接到你的信时感到多么幸福啊，我读啊，不断地读，亲爱的格。”
神父笑了笑。
“所有人都认为我们是一对恋人，迟早会结婚，”格低声说道，“我也很怀念那些岁月，罗杰。”
“您不要以为是克罗蒂神父试图让我相信天主教，”罗杰接下去说道，“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是很小心的，以防我产生一种感觉，好像他有意使我皈依天主教似的。皈依天主教是我自己从这里产生的。”他拍着自己的胸口说道：“我跟您说过，我以前并不信教。母亲去世以来，宗教对我来说是某种机械的、次要的事情。只是在1903年，我对您讲的那次刚果腹地旅行之后，我才又开始了祈祷。在那么多的苦难面前，我简直要失去理智，于是我发觉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没有信仰。”
“现在我有时间进行思考了，”罗杰在姨妹耳边说道，“我很怀念利物浦的那些岁月，那时我们多么年轻啊，连生活都向我们微笑，格。”
他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些哽住，便住了口。
“你们只有十分钟，已经过了五分钟，”典狱长不回头看他们，说道，“只剩下五分钟了。”
“是他跟您谈到托马斯·肯比斯的？”
她低声抽泣起来，把面孔紧贴在罗杰的胸前。
“他很崇敬托马斯·肯比斯，”罗杰点头道，“他送了一本《仿效耶稣基督》给我，但我读不进去，那些天，脑子里被别的事占据着。我把那本书连同衣物放在一个箱子里留在了德国，潜水艇不允许我们带行李。还好您又给我搞来了一本，只是我担心没时间读完了。”
“我多么爱你啊，格，我亲爱的格，”他在她耳边低声说道，“我现在比以前更爱你了。不管情况如何，我要永远感谢你，感谢你对我的这颗赤诚的心。因此，你的意见虽然只是很少的意见中的一个，但对我很重要。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爱尔兰，你知道吗？难道不是吗？我是为了一个高尚而高贵的事业，即爱尔兰的事业，不是这样吗，格？”
“英国政府还没作出任何决定呢，”神父提醒道，“您不要丧失希望。外面很多爱戴您的人正在作出巨大的努力，要让从宽的申请获得重视。”
她停了下来，好像在抽泣。罗杰又抱了抱她：
“我知道，卡雷神父。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您为我准备一下，我希望正式被教会接受，行圣礼、做忏悔、领圣餐。”
“报上登的针对你的那些无耻谎言，没有人会相信，”格特鲁德生怕旁边那二人听到，把声音压得很低，“许多重要人物为你说话，还签署了宣言。凡是正派的人都很愤怒，政府竟然会采取这种诬蔑的手段来抵消宣言的威力，罗杰。”
“我就是为此而来的，罗杰，我敢说，您已经完全合格了。”
罗杰抓起姨妹的手，温柔地紧紧握着。多年来，格一直在卡维尔桑的安妮女王学院附属学院任教，做到了副院长。她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工作中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都写信告诉罗杰。现在却因他这个臭名昭著的亲戚而失了业。她现在靠什么生活？也许有人帮她？
“我有一个疑虑在纠结着，”罗杰降低了声调，好像怕人听见，“我之所以皈依基督，好像是由于害怕，是不是这样？卡雷神父，说真的，我很害怕，非常害怕。”
“不是把我赶出来，他们只是要求我接受终止合同，并给我一笔四十英镑的补偿费。我不在乎这些，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在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为了救你而处理的交涉中帮她一把了。这才是目前最重要的。”
“基督比你我有智慧，”神父肯定地说道，“我想，基督并不认为一个人有所害怕是件坏事。我敢肯定，在赴难之路上，他也害怕过，这是人之常情，不是吗？我们所有人在本质上都有这种纠结。只要稍微敏感些，我们就会感到自己是无能的、有恐惧感的。您皈依天主教是纯洁的，这我知道，罗杰。”
“加万·达夫律师跟我说，他们把你从安妮女王学院赶出来了，”罗杰抱歉地说道，“我知道这都怪我，请千万原谅我，亲爱的格，给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真的不是我的本意。”
“迄今为止，我从未怕过死亡。在刚果那荒无人烟、遍地野兽的地方考察时；在亚马孙地区那布满旋涡的河流上被逃犯围困时；不久前，在巴纳海滩附近的特拉利离开潜水艇、乘小船遇险、即将溺水而亡的时候——许多次我都在近处看见了它，许多次我都感觉到它就在我的身边，我没有怕。但现在我害怕了。”
牢房里没有地方可坐，罗杰和格特鲁德只得背对典狱长和看守站着，站得很近。四个人把小小的探视室变成了一个恐怖、幽闭的地方。
他停了下来，闭上了眼睛。几天来，一阵阵的恐惧感似乎凝固了他的血液，终止了他的心跳。他全身发抖，极力想平静下来，但办不到。牙齿在打战，恐惧感之外又加上了羞耻感。他睁开眼睛，看到卡雷神父双手合十地闭着眼睛，嘴唇动也不动地在默默地祈祷。
她说话的样子很紧张，语气断断续续。罗杰为她感到痛心，还有所有的朋友，他们同格一样，这几天都在焦躁不安，没有把握。罗杰本想问问典狱长提到的报上对他的攻击，但没说出口。美国总统难道会为他说情？是不是约翰·德沃伊和盖尔集团提出来的？如果是这样，他们的交涉也许会有效果，内阁为他减刑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已经过去了，”罗杰困惑地低声说道，“我求您原谅我。”
“不会的，部长会议会通过从宽请求的，”格特鲁德点点头，以加重这话的分量，“威尔逊总统会在英国政府面前为你说话，罗杰，他答应发电报来。你会被从宽发落，不会被处死。相信我吧。”
“在我面前不要有所顾忌，害怕和哭泣都是人之常情。”
“我大概能让全世界的垃圾都染上瘟疫，”罗杰指着自己身上满是毛绒的蓝色囚衣，开玩笑地说道，“他们剥夺了我洗澡的权利，只有在行刑的时候，才把这权利还给我。”
此时他又平静下来。整座本顿维尔监狱鸦雀无声，人字形桶状监狱的三间大厅中，囚犯和狱卒好像都死了，要么睡着了。
来人不是前来看过他的本顿维尔监狱的天主教祭司卡雷神父，而是格——格特鲁德姨妹。姨妹紧紧地拥抱了他，罗杰感到怀里的姨妹在颤抖。他想，这是一只冻僵了的小鸟。自从他被监禁、审判以来，格老多了。他记起了利物浦那个淘气活泼的女孩，也记起了伦敦那个热爱生活、魅力袭人的女人。她的一条腿有毛病，所以朋友们都亲热地叫她小瘸子。而现在，一反前几年那健康、精力充沛、自信心十足的样子，她变成了弯腰、多病的小老太婆。明亮的眼神熄灭了，脸上、脖上和手上出现了皱纹，穿着一件破旧的黑色衣服。
“卡雷神父，关于针对我而出现的那些恶心的事，我很感谢您没有问我。”
到了探视室，典狱长才住了口。
“我没有读过，罗杰，有人企图跟我提起，我叫他们闭嘴。我不知道也不愿知道报纸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爱尔兰是英国的，”典狱长低声说道，“都柏林那次圣周起义的阴谋被镇压以后，比起以前，现在更是属于英国的。竟然在处于战争中的国家背后捅上一刀！对那些起义的头头，要是我，才不会枪毙他们呢，而是绞死他们。”
“我也不知道，”罗杰微笑道，“这里看不到报纸。我的律师的一个助手对我说，那丑闻太显眼了，恐怕要危及从宽的申请。显然是关于骇人的堕落、卑鄙的行为，等等。”
“那是你们的国王，不是我的国王。我不会向他请求从宽。”
卡雷神父像往常那样平静地听着。二人第一次在本顿维尔监狱交谈时，神父对罗杰说，他的祖父与祖母之间交谈都用盖尔语，但是一见子女来了，就改用英语。因而神父并没学会古老的爱尔兰语。
“还没有，”典狱长停了一会儿答道，“不过迟早会拒绝，国王陛下当然会拒绝。”
“我倒是觉得，最好不知道他们指控了我什么。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认为这是政府的手段，为了抵消各界对从宽申请的同情。”
“内阁拒绝了从宽发落的请求？”
“政界的事，什么都不能排除。”神父说道，“政治在人类活动中并不是干净的。”
“而是因为您那令人恶心的丑事，”典狱长咋咋舌头，好像要吐口水，“背叛加丑闻，真恶心！要是能看到您在绞刑架上跳舞，那才令人高兴呢，我的前爵士罗杰。”
有人轻轻地拍几下房门，门开了，出现的是典狱长那张浮肿的面孔。
“我的祖国是爱尔兰。”罗杰打断典狱长说道。
“还有五分钟，神父。”
“有人探监。”典狱长嘟嘟囔囔地说道，看他的神色和口气都充满了鄙视。罗杰站了起来，用手弹了弹囚服。典狱长以讥讽的语气又开了口：“您今天又上报纸了，凯斯门特先生，但不是因为您背叛祖国……”
“监狱的主管给了我半小时，他没跟您说吗？”
典狱长打开牢房的门，轻蔑地瞟了他一眼。此时，他正羞愧地回忆着自己曾主张实施死刑，几年前还把这一主张发表在写给外交部的蓝皮书《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中。在报告中，他疾呼要对普图马约河上的橡胶国王，秘鲁人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施以应有的惩处：“如果我们能够争取到因其暴行而对其处以绞刑，就意味着对印第安土著人那无穷无尽的折磨和地狱般的迫害可以结束了。”可现在他写不出这种话了。以前，他曾记起，每当走进一户人家，并发现其中有一只鸟笼，他常常会感到不舒服。关在笼里的金丝雀、朱顶雀或鹦鹉对他来说，好像无聊的残忍行为的牺牲品。
典狱长露出吃惊的神色。
3
“既然您这么说，那我相信。”典狱长表示歉意道，“对不起，打断你们了，你们还有二十分钟。”
后来他乘包尼号去了非洲三次。这一经历使他热情高涨，于是在去了第三次之后辞掉了工作，并向姨父母、姨表兄妹和亲兄姐宣布：他已决定到非洲去。他激昂地宣布这一决定，姨夫对他说：“你这样做，就好像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去解放耶路撒冷。”家人们都到港口为他送行，格特鲁德泪如雨下。此时，罗杰刚满二十岁。
典狱长出去了，房门又关了起来。
罗杰熟悉了公司的业务，尽管没有踏上非洲的港口，但谈起贸易活动、各种手续以及当地人的风俗习惯，仿佛在港口的各个办公室里度过了一辈子。
“关于爱尔兰，还有什么消息吗？”罗杰突然问道，仿佛想立即改变话题。
在利物浦工作的这四年里，罗杰一直住在姨父母爱德华和格雷斯的家中，把一部分工资交给他们，而姨父母对他也像对亲生孩子一样。他同几个姨表兄妹相处甚笃，跟格特鲁德最为要好，二人逢周日和假期，如果天气好，就一同去划船、钓鱼；如下雨，二人就在壁炉前高声朗读些什么。这种关系完全是兄妹之情，没有一点儿歪心思，也没有一点儿调情的意思。第一个读他偷偷写的诗的人，就是格特鲁德。
“看样子，枪决已经停了下来。舆论界，不仅在爱尔兰，而且在这儿，在英国，对立即处决都持批评态度。现在，政府宣布，所有因圣周起义而被捕的人都要经过法庭审判。”
罗杰是个严肃、有毅力、寡言少语的孩子，学历不高，但很努力，在公司里工作认真，善于学习，所以被安排在管理层的会计部工作。一开始，他的任务是一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地送文件，也到港口去办理诸如船只、海关、货仓方面的手续，几位上司都很看重他。在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线工作的这四年间，由于他不善交际，生活俭朴，不喜纵欢作乐，几乎从不喝酒，到了港口也从不进酒吧和妓院，因而一个劲儿地吸烟。他对非洲有着强烈的感情，而且极力想在公司立功受奖，所以读起书来极为认真。他在办公室里传阅的有关英帝国和西非之间海上贸易的小册子和出版物上写满了批注，然后很有信心地说出从这些文章中汲取到的想法：向非洲出售欧洲产品，然后进口非洲大陆出产的原料，这不仅仅是商业行为，更是为停留在史前阶段、仍处在食人状态下买卖奴隶的各民族带去进步的事业；贸易可以带去宗教、伦理、法律等文明以及自由、民主、现代的欧洲价值观，这种进步最终可以把那些部落中的不幸者变为我们同时代的男男女女；在这一事业中，英帝国走在了欧洲的前面；作为这个帝国的一分子，应该为在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线上所完成的工作而感到骄傲；等等。办公室里的人交换着嘲讽的目光，仿佛在打听这个年轻的罗杰是不是傻瓜、是不是滑头、是不是真的相信那些蠢话，要么就是说出来想在上司面前邀功。
罗杰走了神，他一面透过墙上装有铁栏杆的小窗子看着那一小块灰色的天空，一面想着那件怪事：他因运送武器、使用暴力把爱尔兰分裂出去而被审判，但实际上，他从德国到特拉利海湾的那次危险而荒唐的航行是为了试图阻止那次起义，因为自从得知他们在进行准备工作时，他就肯定，起义必然失败。难道这就是全部的历史吗？这就是学校里学的历史、历史学家写的历史吗？以田园诗般的笔调理性而清晰地创作出来的残忍而严酷的现实，实际上是计谋、机遇、阴谋、偶发事件、巧合和多种利益的紊乱而随意的混合体，这个混合体引发了变革、混乱、前进与后退，而且常常惊人地偏离主人公的预想和体验。
罗杰十五岁那年，叔祖父约翰·凯斯门特劝他放弃学业去找工作，因为叔祖父和他的几个兄弟的收入都不够维持生活。罗杰很乐意地接受了劝告。大家同意并决定让罗杰去利物浦，那里的各种机会要比北爱尔兰多。果然，到了利物浦的巴尼斯特家不久，爱德华姨夫就在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公司给他争取到了一份工作。于是刚满十五岁不久，罗杰就在船上当了一名学徒，但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个子高高的，灰色眼睛深深的，人很瘦，生着一头拳曲的黑发，皮肤白皙，牙齿整齐；他话语不多，为人谨慎，穿戴整洁；待人和气，助人为乐，一口英语带有爱尔兰口音——姨表兄妹常拿这口音开玩笑。
“也许我会作为那次圣周起义的负责人而被载入史册。”罗杰自讽道，“可您和我都知道，我冒着生命危险回来，完全是为了阻止那次暴动。”
在利物浦的姨妈家，他有时战胜了羞怯感，向姨夫问起关于非洲的问题。仅仅是提起这个大陆，他的脑海里就充满了森林、野兽、冒险和无畏的人。在爱德华姨夫的讲述中，他第一次听到了大卫·利文斯顿的名字，那是苏格兰的一位医生兼基督教传道士。几年来，这位医生一直在非洲大陆探险，跑遍了像赞比西和希雷这样的河流，为山脉和不为人知的地方命名，给野蛮人部落送去基督教。他是第一个横穿非洲大陆的欧洲人、第一个走遍卡拉哈里沙漠的欧洲人，成为大不列颠帝国最受欢迎的英雄人物。罗杰做梦都想着他。他阅读着描写其英雄业绩的小册子，渴望加入他的探险队，与他一起对付各种危险，帮助他把基督教带给那些尚未走出石器时代的异教徒。利文斯顿医生为了寻找尼罗河的源头而葬身于非洲林莽中的那一年，罗杰才两岁。1872年，另外一位传奇式冒险家、征服者，曾在纽约一家报社供职的威尔士籍报人亨利·莫顿·斯坦利从林莽里出来，向世界宣布他发现利文斯顿医生还活着时，罗杰还不满十八岁。就这样，这个孩子惊诧地、不无羡慕地生活在小说般的故事中。一年之后，他得知那位从不愿离开非洲大地回到英国的利文斯顿医生去世了，仿佛觉得自己也失去了一位亲爱的家人。长大后，他愿意成为一个像利文斯顿和斯坦利那样的探险家，为西方推进边界线，那才是一种不平凡的生活。
“对，您和我，还有别人。”卡雷神父用手指朝上指了指，笑道。
不过，比起野外散步，罗杰更喜欢的是暑期可以到利物浦格雷斯姨妈家去度假。在姨妈家，他感受到了被喜爱和欢迎，当然，是受到姨妈的喜爱和欢迎，不过她的丈夫爱德华·巴尼斯特姨父也很喜欢和欢迎他。姨夫曾到过许多地方，也去过非洲做生意。他在往来于大不列颠和西非之间搞货运和客运的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线的商船上工作。格雷斯姨妈和爱德华姨夫生的几个孩子，也就是罗杰的姨表兄弟姐妹，成了罗杰最要好的玩伴，比他自己的兄姐还要好，尤其是姨妹格特鲁德·巴尼斯特。罗杰从小就跟格亲，任何不快都未能妨碍这种亲近。二人如此要好，有一次，妮娜跟他俩开玩笑地说：“你俩早晚要结婚的。”格笑了起来，罗杰却羞得满面通红，低着头，嘟囔着说道：“不，不，你怎么净说傻话？”
“我现在好过了些，”罗杰也笑了，“那阵恐惧过去了。在非洲，许多次我都看到过，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都会在绝望发作时死去。在迷途中的草丛里，在深入到被非洲装卸工视为敌人的地方，在独木舟翻船的时候，在村落里，有时甚至是在巫师领着大家又唱又跳的仪式上，我都看到过。我现在才知道恐惧引发的幻觉是怎样的状态。神秘主义者的恍惚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不知所措，与上帝相见时所产生的肉体反应，其状态是不是就是这样？”
许多年后，罗杰才学会适应马格赫林登普勒老家的生活。那是凯斯门特家族的祖居，以前称丘吉菲尔德，也曾作为卡尔费赫特林地方上圣公会教区神父的住宅。虽说在九岁到十五岁这六年间，他跟叔祖父约翰和叔祖母夏洛特及其他父系亲戚住在一起，但在这个大宅院中，他总感到自己有点儿像外国人。大宅院是用灰色石块建成的，三层楼，天花板很高。墙上布满了爬山虎。屋顶是哥特式的，窗帘后面好像总躲藏着一些幽灵。每个房间都很大，走廊长长的，楼梯的木质扶手有些磨损，梯阶咯吱作响，更增加了孤独感。相反，在室外，在抵御着疑似飓风的那些粗壮的榆树、无花果树和桃树之间，伫立在放牧着牛羊的平滑山坡上，他却感到愉快。站在这些山坡上，可以瞭望到巴利堡小镇、大海和拍击着拉斯林岛礁的海浪。在晴朗的天气，还可以模糊地看到苏格兰岛的影子。他常常去邻近的丘申登村和丘申达尔村，这两个村落仿佛是上演爱尔兰古老神话的舞台。他也去北爱尔兰那九个峡谷，那些狭窄的谷坡周围都是些顶上盘旋着老鹰的丘陵和小山坡。这一切景象使他感到兴奋、有力。他最喜欢的消遣就是到那些居住着同当地景色一样古老的农夫的崎岖地带去旅行，这些年迈的农夫讲着古老的爱尔兰语，他的叔祖父约翰和朋友们有时拿这种语言开些残酷的玩笑。查尔斯和汤姆不愿与他共享户外生活的热情，对穿越荒野的旅行和去安特莱姆爬山越岭不觉得快乐。妮娜却对此大感兴趣，所以，尽管她比罗杰大八岁，却受到罗杰的喜爱。二人相处甚笃。罗杰和她一起到莫罗湾去游了几次泳，海湾布满了黑色的岩石。格兰塞斯山脚下的小海湾也砾砾不平。对这小海湾的回忆伴随了他的一生，在给家人的信中，他总是提到这个小海湾，说它是“天堂的一个角落”。
“不无这种可能，”卡雷神父说道，“神秘主义者与处在恍惚状态中的人，如诗人、音乐家、巫师等，所走的是同一条路。”
从此，罗杰很少见到自己的父亲，也再听不到他讲那些关于印度和阿富汗的故事了。罗杰·凯斯门特上尉于1876年，即妻子去世三年之后，死于结核病。那时小罗杰刚满十二岁，在贝利梅纳主教管区的学校里学了三年，是个心不在焉的学生，成绩一般，拉丁文、法文和古代史的成绩倒是很突出。他也写些诗歌，好像一直在沉思。他大量阅读关于非洲和远东的游记，也参加体育活动，特别喜欢游泳。周末，他也应同学的邀请去扬家的加尔戈姆城堡游泳，但是罗杰跟罗莎·莫德·扬在一起的时间要比跟那位同学多。罗莎既美丽，又有教养，也写作。她走遍了安特莱姆的渔村、农舍，搜集盖尔语诗歌、神话和歌曲。从她的嘴里，他第一次听到了爱尔兰神话史诗般的战斗故事。用黑色石块砌成，由塔楼、纹章、烟囱和大教堂正门组成的城堡是一位叫亚历山大·科尔维尔的神学家于十二世纪建筑的。走廊中，此人的画像面目已经看不清。据贝利梅纳人讲，此人曾跟魔鬼签过约，其幽灵一直在当地游荡。在有月光的夜晚，罗杰壮着胆子，颤抖着在走廊和空房间里寻找那幽灵，但一无所获。
二人沉默了很长一会儿。罗杰有时偷偷地看神父一眼，只见他一动不动，双眼紧闭。“他是在为我祈祷，”罗杰想道，“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好人，对他来说，一生都在帮助即将死在绞刑架下的人，多么可怕啊。”卡雷神父从未到过刚果，也从未到过亚马孙地区，但他跟罗杰一样了解人类对那种极端残酷的现实所感到的绝望。
没有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回归正常生活的人，是罗杰·凯斯门特上尉。父亲是个很内向的人，罗杰和兄姐从来没看到过他向母亲表示充分的关怀。在妻子去世给他带来的灾难面前，四个孩子都有些不知所措。一向讲究穿戴的父亲此时对此却很随意，胡须也不刮，总是皱着眉头，眼光中总是流露出怨恨的神情，仿佛他的丧偶都要怪自己的儿女。安妮去世不久，他决定离开都柏林，便把四个子女送到厄尔斯特的马格赫林登普勒老家。从此，叔祖父约翰·凯斯门特和他的妻子夏洛特负起教育这四个孩子的责任，而他们的父亲不愿再管他们了，去离此四十公里的贝利梅纳的阿代·阿尔姆斯旅馆住了下来。据有人无意间对叔祖父约翰说，凯斯门特上尉在那里痛苦孤独得快要疯了，整天整夜地搞些唯灵论的玩意，企图通过灵媒、纸牌和玻璃球与死者沟通。
“多年前，我曾经对宗教抱无所谓的态度，”罗杰缓慢地说道，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但从未放弃过对上帝的信仰，这是生活中的一个普遍原则。卡雷神父，我的确许多次都心有余悸地问自己：‘上帝怎么会允许这种事发生？容忍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遭受令人毛骨悚然的残暴对待，这是什么样的上帝？’这问题真的很难搞懂吗？您在监狱里见过这么多的事，没对自己提过这样的问题吗？”
兄姐很快从悲伤中平静了下来。罗杰也平静了下来，但只是在表面上，虽然开始说话，但他从来不触及这个话题。某个家人向他提起母亲，他就一言不发，把自己封闭起来，直到那人换了话题。在不眠之夜，他仿佛在黑暗中看到安妮·杰弗逊那不幸的面庞凄苦地望着他。
卡雷神父睁开眼睛，以惯常的客气态度听着罗杰的话，不表示同意，也不加以否认。
1873年，罗杰九岁时，母亲去世了。他早就学会了游泳，跟同龄人或比他大的人比赛时总能赢过他们。妮娜、查尔斯和汤姆为母亲守灵、出殡时哭得如泪人，而罗杰不一样，一声未哭。在那些悲伤的日子里，罗杰家变成了殡仪馆、教堂，挤满了穿着丧服的人。他们拥抱凯斯门特上尉和四个愁眉苦脸的小孩，压低声音向他们致哀。小罗杰好几天都仿佛哑了，说不出话来，只用点头、摇头或手势回答人们的问题。他变得严肃起来，低着头，神色迷茫，晚上甚至在黑暗的房间里难以入眠。从此，在他的余生，安妮·杰弗逊的形象不时地出现在他的眼前：微笑着，张开双臂，仿佛在召唤他；他也立刻投入了她的怀抱，那尖尖的手指抚摸他的头、背和双颊，使他有一种被保护的幸福感，仿佛可以抵御世上的一切邪恶。
“那些遭受鞭打、肢解的可怜的人啊，那些被割掉手脚、被饥饿和病痛折磨致死的儿童啊，那些被压榨得干干净净、最后被杀掉的人啊，几百、几千、成千上万、十万、百万啊！而干这种坏事的人正是那些接受过基督教教育的人，我曾见这些人犯下这些罪行前后去做弥撒、去祈祷、去领圣餐。好几天，我都快发疯了，卡雷神父。在非洲，在普图马约河，我丧失了理智。我所经历的事，到后来，不知不觉地都成了一个发了疯的人所干的事。”
尽管罗杰很钦佩自己的父亲，但他真正喜爱的还是母亲。那是一个苗条的女人，走路轻如飘云，眼睛明亮，秀发光滑，手如柔荑。每当这双手插进他的卷发或为他洗澡、抚摸他的身体的时候，他就充满了幸福感。在五岁或六岁的时候，他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父亲不在跟前的情况下跑着投进母亲的怀里。父亲忠于家族清教徒式的传统，不赞成孩子们在宠爱中成长，因为这样会在为生活而斗争时变得软弱无能。在父亲面前，罗杰总是离苍白柔弱的安妮·杰弗逊远远的；但是父亲去俱乐部跟朋友聚会或散步的时候，他就立刻跑向母亲，母亲抱着他又是亲又是摸。有时连查尔斯、妮娜和汤姆都抗议：“你爱罗杰胜过爱我们。”母亲保证说，不会的，她同样疼爱大家，只是罗杰最小，比兄姐更需要照顾和亲热。
这一回，神父仍然一句话也没说，以同样和蔼的态度，以罗杰很感激的耐心听着。
学会阅读以后，他喜欢沉浸在那些在海洋中乘风破浪的伟大航海家、海盗、葡萄牙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的真实故事中。在这些故事面前，那些讲述海水在一定时间里会沸腾起来、分开两半、形成深渊、在深渊里出现各种怪物张开血盆大口、足以吞掉整艘船舶的神话故事瞬间失去了魅力。尽管如此，在所有听到和读到的东西中，罗杰最喜欢听的还是父亲亲口讲述的冒险故事。罗杰上尉的声音令人感到亲切，他以丰富的词汇、生动的语调描述着印度的原始森林和阿富汗布满岩石的开伯尔山口。就在那里，他的龙骑兵队有一次中了一群缠着头巾的狂热分子的埋伏。勇敢的英国士兵开枪与之对抗，接着拿起刺刀，最后用匕首，甚至赤手空拳地打败他们，逼退他们。然而让小罗杰着迷并激发其想象力的并不是那些战斗故事，而是那些旅行：开辟从无白人涉足的地方，以坚忍不拔战胜大自然障碍的英勇事迹，等等。父亲是个很风趣的人，但也很严肃。孩子们，包括妮娜在内的女孩，如果表现不好，他毫不手软，鞭打他们。他在军队里就是这样惩处士兵的。
“很奇怪，我觉得我正是在刚果情绪低落的时期，为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上帝怎么能允许这样的罪行发生？于是我对宗教重新有了兴趣。”他继续说道，“看样子，唯一保持圣洁的是那几位浸礼会牧师和那几位天主教传教士。当然，也不全是这样，许多人只愿意看见自己鼻子尖底下的事，只有那么几个人在尽力阻止非正义的暴行。说真的，他们的确是英雄。”
在都柏林的那几年也好，在伦敦的泽西岛度过的那段时间也好，虽然罗杰为了不惹父亲生气，也在周日的宗教仪式上做祈祷、唱圣诗，恭恭敬敬地参加宗教仪式，但实际上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母亲给他上钢琴课，因他有一副明亮的嗓子，音色极好。常常在家庭聚会中唱几支爱尔兰小调，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在那段时间里，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听故事。父亲情绪好的时候，就为他和兄姐讲述印度和阿富汗的故事，尤其是与阿富汗和锡克人打仗的故事。那些异国情调的人名和风景，那些在富有宝藏的林莽和山野中的行军，那些猛兽、害虫、古老的民族、奇异的风俗、野蛮人信奉的神祇，都冲击着他的想象力。有时他的兄姐对这些故事感到厌倦，小罗杰却能几小时、几天地倾听父亲在英帝国边界外遥远的地方所见、所闻的冒险故事。
他停了下来，回忆起刚果和普图马约河给他造成的伤痛，使他再次陷入精神的泥潭，让他再次看见使他痛心的种种形象。
罗杰同姐姐艾格尼丝（即妮娜）和两个哥哥——查尔斯和汤姆一样，是作为爱尔兰圣公会教徒而受教育并成长起来的。但是，他自从懂事以来就直觉，在宗教方面，全家人并不像在其他方面那么和谐。作为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他不难看出母亲同居住在苏格兰的姐妹及表兄在一起的时候，她的行为仿佛在隐瞒着什么。进入少年时期，他似乎发现了什么。安妮·杰弗逊为了跟罗杰的父亲结婚，表面上皈依了新教，但是背着丈夫，她仍然是天主教徒（凯斯门特上尉或许会说她是一个追随教皇、恪守教规的天主教徒）。她去忏悔，做弥撒，领圣餐。在极端保密的状态下，小罗杰满四岁的时候也受洗做了天主教徒，那是他和哥哥姐姐跟随母亲去位于威尔士北方的里尔他们的姨妈和舅舅家度假途中发生的事。
“非正义，酷刑，受罪，”卡雷神父轻声说道，“基督不也亲身经历过吗？他比任何人都更理解自己的处境，罗杰。有时我经历过您经历过的事，我敢说，每个信徒都是如此。当然，有些事很难理解，我们的理解力是有限的。我们并非完人，犯错误是难免的。但有些事我可以对您说：很多次，跟所有的人一样，您错了；不过，在刚果问题上，在普图马约河问题上，您不能责备自己。您的工作是忘我的、勇敢的。您让许多人睁开了眼睛，有助于纠正非正义现象。”
罗杰，1864年12月1日生于都柏林郊外沙湾区劳孙台地的杜瓦莱村。当然，他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虽然他一直知道自己是在爱尔兰首都出生的，但他也一直认可父亲罗杰·凯斯门特上尉对他的教导：他真正的摇篮是位于厄尔斯特中心的安特莱姆郡，而厄尔斯特附属亲英并信奉新教的爱尔兰。父亲曾在龙骑兵第三团驻印度期间出色地服役八年之久，凯斯门特家族从十八世纪就在厄尔斯特定居下来。
“我干的一切好事都被那毁坏我名声的活动抵消掉了。”罗杰想道。他不愿触及这个话题，但总是挥之不去。卡雷神父来探视他的好处是，神父只谈他愿意谈的话题。神父很谨慎，好像猜出了罗杰的不快，便回避了那件事。有时，二人相对无言地沉默很久。尽管如此，神父的来临也使他平静了不少。神父走后，他还能镇静数小时。
2
“如果申请被拒绝，您会陪我到最后吗？”
一听到牢房门关上，他就立即仰面躺在窄小的床上，闭上眼睛。他真想感受一下水管中的冷水，哪怕冷得皮肤发青，起鸡皮疙瘩。在本顿维尔监狱里，除了死刑犯，犯人每个星期都能用肥皂洗一次冷水澡。这里的条件还是过得去的。相反，他一想起布里克斯顿牢房的那股脏劲，就不寒而栗：到处都是虱子，床垫上爬满了跳蚤。他的背上、腿上和双臂布满了抓痕。他试图回想这些，但那打扮得像个花花公子般的金发见习生那厌憎的神情和可恶的声调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浮上脑海。加万·达夫律师不亲自来告诉他坏消息，却派了这么个打扮得好像花花公子的东西来。
“当然，”卡雷神父说道，“现在不该想这种事，什么都还没决定。”
“行刑的当天才能洗澡，”典狱长像是品尝着每一个字般地说道，“到了那一天，那也是你的最后一个愿望。别人不一样，都不想洗澡，都想吃一顿好饭。对埃利斯先生来说，吃饭不是件好事，因为当犯人感觉到绞索的时候，就拉出屎来，把刑场弄得脏兮兮的。告诉你吧，埃利斯先生是刽子手。”
“我知道，卡雷神父，我没有失去希望。但是，知道您一直陪伴着我，我心里就好受些。您同我在一起，会赋予我勇气。我答应您，我不会搞出令人遗憾的事。”
胖墩墩的典狱长摇摇头，以厌憎的眼光看着他，拒绝了。这种厌憎的眼光，罗杰在那见习生的目光中已看到过。
“我们一起来祈祷吧，好吗？”
“我今天能洗个澡吗？”走进牢房前，他问道。
“您要是不在意，我们还是多谈一会儿吧。在这件事上，我要向您提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被处死，我的尸体能不能运回爱尔兰并埋葬在爱尔兰？”
囚犯微微摇摇头，几乎看不出，拒绝了。他立即转过身，面对探视室的门。典狱长用胖乎乎的脸向看守作了指示，看守打开沉重的门锁，门开了。罗杰回牢房的路显得特别长，长长的走廊两边是红砖砌成的发黑的厚墙，他走在其中的时候有一种感觉：他随时随地可能跌倒在那潮湿的石地上，再也爬不起来。走到牢房铁门前的时候，他想起来：被押到本顿维尔监狱的当天，典狱长就对他说，凡是关在这间牢房里的囚犯最终都会被送上绞刑架，无一例外。
他发觉神父在犹疑，便看了他一眼。卡雷神父的脸色有些发白，很不自在地摇了摇头表示否定。
“我懂，您的私生活不关我的事，也不关加万·达夫先生的事，更与别人无关，”年轻的见习生极力压低恼怒的声调，“严格说来，我们只管自己专业内的事。加万·达夫先生想让您知晓现下的状况，好有个准备。关于从宽发落的请求，可能受此事连累而遇到困难。今天早晨，有些报纸已经登出了抗议，说您不诚实；还有关于您的日记内容的一些负面言论，支持从宽发落请求的舆论很可能受到影响。当然，这纯粹是一种揣测，加万·达夫先生会关注的。您有什么口信要我传达吗？”
“不可能，罗杰，如果您真的被处死，只会被埋在监狱的墓地。”
罗杰一动未动，也没有说什么。自从1916年那个冻得令人发僵、阴雨灰暗的四月的早晨，他在爱尔兰南部麦肯纳要塞废墟中被捕以来多次感到的那种奇怪的感觉又一次攫住了他：人们议论的不是他，干那种事的是别人。
“埋在敌人的土地上，”凯斯门特低声道，想开个玩笑，但开不出来，“埋在我年轻时热爱过、敬仰过而现在恨之入骨的国家。”
“到处都在流传这些日记的片段，”见习生虽然一直保持厌恶的神情，此时却也镇静了下来，看也不看他一眼地说道，“在海军司令部，部长的发言人，海军上尉雷金纳德·霍尔，亲自把日记的复制件发给了几十位记者，全伦敦都知道了。在议会，在上议院，在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俱乐部，在报社的编辑部，在教堂……全城都在议论这件事。”
“仇恨起不了什么作用，”神父叹了一口气，“英国的政策可能很糟糕，但不乏正派的、令人尊敬的英国人。”
“这么个白痴竟称我是信上帝的人，这对我真是一种侮辱。”罗杰想，真没教养，我起码比这个矫揉造作的小伙子年长一倍吧？
“这我很清楚，神父。只是当我心中充满对这个国家的仇恨时，我就不由自主地说了出来。这仇恨太强烈了，也许是因为我年轻时太盲目地相信英帝国，相信它在全世界传播文明。您那时如果认得我，肯定会笑话我。”
“作为一个信上帝的人，您，怎么这么荒唐？”话说得很慢，以便清楚地表明恼怒，“作为一个信上帝的人，您，怎么能把这种事写下来？既然写了，为什么不在图谋反对大不列颠帝国之前采取必要的措施把日记毁掉？”
神父点了点头，罗杰突然小声笑了起来。
年轻人停了很长一段时间，等着罗杰说些什么。但罗杰一言未发。于是，他发泄出自己的愤懑，嘴都气歪了：
“有人说我们这些皈依者都是坏人，”他接下去说道，“我的朋友也总是责备我，说我太入迷了。”
“您的那些日记，”年轻人带着憎恶的神情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声音压得极低，罗杰听起来很吃力，“是伦敦警察局在埃伯利街您的家中发现的。”
“这就是寓言里无可救药的爱尔兰人。”卡雷神父微笑道，“我小时候一淘气，母亲就这样说我：‘你简直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爱尔兰人。’”
“您在说什么呀？加万·达夫律师对从宽发落的请求是持乐观态度的，难道出了什么事让他改变了看法？”
“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祈祷了，神父。”
“现在事情难办了，也许根本不可能办成了。”见习生又说了一遍。此人面色苍白，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愤慨。罗杰从他那苍白的面色看得出他是个傻瓜，也感到背后的典狱长正在微笑。
卡雷神父同意，闭上眼睛，双手合十，以极低的声音念起了《天主经》，接着又念了万福马利亚的祷词。罗杰也闭上了眼睛，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跟着祈祷。但很长一会儿，他的精神都集中不起来，只是机械地念祷词，满脑子都是各式各样的形象在翻涌，最后才慢慢地进入了祷告。典狱长敲门进来说只有五分钟了，这时罗杰的精神已经完全集中在祷词之中。
是不是德国海军司令部终于决定从爱尔兰海岸进攻大不列颠了？德国入侵是不是成真了？此时此刻，德国皇帝是不是用大炮为圣周起义中被英国人枪杀的爱尔兰人报仇来了？如果战争已经转向，那么他们的各种计划不管怎么样都能实现了。
每次祈祷的时候，罗杰都想起自己的母亲，她那身穿白衣、头戴宽边草帽的苗条身影以及在田野、树下走动时那随风飘荡的蓝色腰带。那时大家是在威尔士、爱尔兰、安特莱姆还是泽西岛？不知道，但那景色美得就像安妮·杰弗逊那灿烂的笑容。手里握着那让他感到安全和愉悦、柔软温润的手，小罗杰是多么自豪啊！这样做祈祷真是一份妙不可言的安慰剂，仿佛把童年又还给了他。有母亲在，生活中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幸福。
“在本顿维尔监狱，什么消息都进不来。最近出了什么事儿？”
卡雷神父问他要不要带个口信给别人，以及在两天后的下次探视时要不要给他带来些什么。
“不过，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金发年轻人眨了眨眼，夸张地张合着嘴说道，“现在这事儿更加难办了。”
“我要的是再次见到您。神父，您不知道，跟您谈话、听您讲话，对我是多么有教益啊。”
在狭小的探视室里，典狱长和另一个看守的在场并未使罗杰感到不快。那两个人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但他知道他们正一字不漏、专注地听他们的谈话。一想到这里，他就感到胸口发闷，喘不过气来。
二人握了握手，分开了。在那长长的潮湿走廊里，罗杰·凯斯门特想也没想，就贸然对典狱长说道：“我很遗憾您死了儿子。虽然我没有子女，但可以想象，生活中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
“还是关于请求赦免的事，”年轻人做了个怪相，脸色更加难看了，干巴巴地低声说道，“还是得等到部长会议召开。”
典狱长小声咳了一下，但没理他。回到牢房，罗杰躺在他的破床上，顺手拿起了《仿效耶稣基督》，但是读不进去。字母在眼前跳来跳去，各种形象嘶嘶作响地疯狂转圈，安妮·杰弗逊的身影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年轻人摇摇头，先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道：
如果母亲没有早逝，而是在他长大成人时还活着，那他的生活会是怎样呢？他大概不会去非洲冒险，而是留在爱尔兰或利物浦，学到一门做官的学问，娶妻生子，过一种无声无息却体面而舒适的生活。他笑了笑：不，那种生活不适合他。他现在的生活尽管险象丛生，却是心之所好。这样他才能见多识广，更好地理解生活和人类的现实、殖民主义的核心意图以及这种畸变失常给许多民族造成的悲剧。
“有什么消息吗？”
即使那位虚幻的安妮·杰弗逊还活着，她也发现不了爱尔兰那可悲但美丽的历史。贝利梅纳的高等学府从未教过她至今仍向北安特莱姆的儿童和少年隐瞒的历史，仍在向他们灌输爱尔兰是一片野蛮的土地，没有值得记忆的过去，只是因其有教养且现代化了的占领者，爱尔兰才走上了文明之路，尽管这个帝国剥夺了她的传统、语言和主权。这一切都是罗杰在非洲学到的。在非洲，他从来没过上青年时代及成年初期的好日子，也从来不曾为生于斯的祖国感到过骄傲。如果母亲还活着，他更不会因大不列颠给他造成的伤害而恼火。
年轻人冷冷地瞄了他一眼，眼光中流露出不快和厌恶。这个白痴怎么了？当我是害虫？罗杰想道。
二十年在非洲，七年在南美，一年多在亚马孙腹地的原始森林，一年半在德国的孤独、疾病和失望……为此作出的牺牲是理所当然的吗？他从来不在乎钱财，但是在外几乎工作了一生，到头来一贫如洗，这不是很荒唐吗？他的银行账户里只有十英镑。他从不懂得积蓄，把所有收入都用在了别人身上：他的三个兄姐、刚果改革协会那样的慈善机构、圣恩达学校和盖尔同盟那样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团体。在很长时间里，他都把自己全部薪金捐给了这些人和团体。为了资助这些人和团体，他自己节衣缩食，寄宿在与他的身份不相称（他外事办的同僚们都这样暗示过）的廉价旅店里。现在他失败了，没有人会想起他的捐献和资助，只记得他最终的失败。
走进狭小的探视室后，他感到不安。在室内等着他的不是他的律师组组长乔治·加万·达夫，而是其助手，一个金发年轻人，脸色很不好，高颧骨，穿着打扮很时髦。他在审讯的那四个月里见过这个人，那时他正在为辩护律师们传递文件。为什么加万·达夫组长不亲自来而派一个见习生来？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真倒霉，那该死的说法又压了过来。腐化、堕落、恶习、人类的渣滓……这些都是英国政府乐意加诸在他头上的。并不是非洲那恶劣的气候加诸在他身上的病痛——黄疸、损坏机体的疟疾、关节炎、痔疮手术——而是直肠上的问题……让他受尽了罪。1893年，第一次要在肛门上开刀让他感到不好意思。“您早就应该来了，三四个月以前动手术还很简单，可现在就严重了。”“医生，我一直生活在非洲，在博马。我在那里的医生是酒鬼，经常出错、酒精中毒、手发颤。难道要让那位医术还不如巴刚果族巫师的萨拉贝特医生给我开刀吗？”他一生都为此忍受着痛苦。
罗杰站了起来，搓搓双臂。我睡了多久？在本顿维尔监狱里遭受的酷刑之一就是不被告知时间。在布里克斯顿监狱和伦敦塔楼里还能听到半点和整点的钟声，而在这里，厚厚的石墙挡住了喀里多尼亚路上几座教堂的钟声，连艾斯林唐市场的嘈杂声都进不来。在门口站岗的看守也严格执行不准与他讲话的命令。典狱长给他戴上手铐，让他走在前面。律师会不会带来好消息？内阁开会了没有？作出了什么样的决定？也许典狱长流露出比往日更加不快的神情是因为他获减刑了？他沿着长长的走廊走着，走廊是红砖砌成的，但已脏得发黑。每间牢房都装着铁门。辨不清颜色的高墙上，每隔二十步或二十五步就镶着装铁条的窗子，只从铁条缝隙中才能看到一小块灰色的天空。怎么这么冷啊？七月是最热的时候，怎么冷得起鸡皮疙瘩了？没道理。
几个月前，他在德国林堡的营地里痔疮出血，一位面目可憎、态度粗野的军医给他缝了几针。当他接受去亚马孙地区对橡胶商所犯罪行进行调查的任务时，已经是个病歪歪的人了。他知道那任务要费时数月，而且只能给他带来诸多麻烦，但还是接受了，因为他觉得那是一次为正义事业的服务。如果这回真的要对他执行死刑，那次为正义事业的服务也救不了他。
“有人探监。”典狱长盯着他，嘟嘟囔囔地说。
卡雷神父真的拒绝阅读报上登的关于他的丑事吗？神父是个好人，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如果他必须死去，有神父在身边，会使他保持尊严，直至最后一刻。
牢房的门打开的时候，一缕光线加上一阵风，也带进了被挡在石墙外的噪声。罗杰惊醒了，他眨眨眼，思绪茫然，极力镇静下来。他看到典狱长正站在门口。典狱长有一张皮肤松弛的脸庞，留着黄色的小胡子，一对小眼睛看上去总想中伤他人。他正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神情看着罗杰。假如英国政府同意从宽发落罗杰的请求，那么最不高兴的就是这个人了。
他整个人都在失去勇气，变成了像遭到舌蝇攻击、患了睡眠症、瞪着双眼而手脚嘴都不能动的刚果人那样的残疾人。那样的刚果人是不是不能思想？可不幸的是，一阵阵的悲观情绪把他刺激得清醒了，把他的脑子变成了爆发火花的篝火。海军司令部的发言人交给报社、使得卡万·达夫律师那面色红润的助手大惊失色的几页日记，到底是真的还是伪造的？他想，人性的中心是愚蠢。罗杰·凯斯门特当然也不例外。他的仔细是出了名的。作为外交官，采取行动时，哪怕迈出很小的一步，都要事先考虑可能产生的后果，而现在却被自己在生活上设下的笨拙陷阱所困扰，把陷自己于不光彩境地的武器交给了敌人。
1
罗杰大吃一惊，他发觉自己在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