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亚马孙

胡安·蒂松坐在委员们的后面，闭着嘴一言不发，只是在小本子上做着笔记。询问完毕，头几天，他还试图淡化并质疑关于酷刑、杀害和肢解的证词，但三四天后，他身上出现了变化：吃饭时间不说话也不吃东西；人们跟他讲话，他只用单音词低声回答问题。第五天晚上，饭前饮酒时，他爆发了——眼睛通红地对大家说：“这一切太出乎我的想象了。我以我在这世界上最亲爱的母亲、妻子和孩子的灵魂发誓，我对这一切绝对感到惊讶。我和诸位一样感到莫大的震惊。听到这一切，我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为了讨好诸位，这些巴巴多斯人的揭发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即便如此，此处确实发生过不可容忍、骇人听闻的罪行，应该揭发、惩处。我向诸位发誓……”

与委员们所担心的相反，菲利普·伯特·劳伦斯、西弗德·格伦威治与斯坦利·西利在有胡安·蒂松在场的全体委员会面前全无怯意，不仅确认了对罗杰·凯斯门特所说的话，还揭发了新的血腥暴行，从而扩充了证词。在询问的过程中，罗杰几次看到好几位委员脸色发白，像是要昏倒。

他哽住了，只得找把椅子坐下来，手握酒杯，垂着头低声说，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与他在伊基托斯、马瑙斯或伦敦的合伙人不可能对发生在这里的事生疑。他要做第一个要求对这一切加以纠正的人。罗杰对他说的前半部分大为感动，心想此时的蒂松不像以前那样无意识地天真了，他也是人，也会考虑自己的处境、家族和前途。不管怎样，从那天起，他似乎不再是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官员，而变成委员会的新成员了。他热情而勤快地与委员会合作，送给他们新的材料，随时提醒他们要小心防范。他警惕着，以怀疑的眼光监视着四周。他清楚这里所发生的一切，大家都可能有性命之虞，尤其是那位总领事。他处在恐惧之中，担心那些巴巴多斯人会向维克多·马塞多透露已承认的事——如果他们透露了，那家伙不等被送上法庭或交给警察就会给委员们设下陷阱再除掉，事后声称委员们是死在野蛮人的手里。不可排除这个可能。

罗杰·凯斯门特后来回想，委员会的成员们去西方站之前，在乔雷拉站逗留的这两个星期是行程中最忙、最紧张的日子。他的休闲方式只是在河里、浅水塘或瀑布不太湍急的地方洗澡，在树林里长时间地散步，拍大量的照片，或者在夜里跟同伴们玩玩桥牌。实际上，他白天、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调查、记笔记、向当地人咨询或者跟同伴们交换所得的印象。

一天早晨，情况急转直下。那天一大早，罗杰·凯斯门特听到有人轻轻地敲门。天还黑着，他去开门，从门缝里看到一个黑影，但并不是弗雷德里克·拜肖普，而是唐纳尔·弗朗西斯，那个曾坚称这里一切正常的巴巴多斯人。他胆战心惊地低声说考虑好了，现在愿意把真相说出来。罗杰让他进了房间。二人坐在地上谈了起来，因为唐纳尔担心在阳台上谈话会被人听见。

拜肖普笑了，还开了个玩笑：“在这种气候下，女人都老得很快，要经常换新的，像换衣服那样。”但罗杰·凯斯门特没笑。

他对罗杰说，之所以说谎，是因为害怕维克多·马塞多。马塞多曾威胁他说，如果对英国人说出这里发生的事，他就别想回到巴巴多斯。等英国人一走，就先割下他的睾丸，然后把他脱光绑在树上让毒蚂蚁吃掉。罗杰安慰他，说他一定能同另外几个巴巴多斯人一样回到布里奇敦。但他不想私下听他的证词，唐纳尔·弗朗西斯应该在所有委员和蒂松的面前讲出。

“现在有五个。”巴巴多斯人答道，“我刚来工作时起码有七个，她们都被换掉了。这里所有人都这么干。”

当天，他就在开过几次工作会议的饭厅里作了证，一副害怕的样子，眼珠乱转，咬着肥厚的嘴唇，有时说不出话来。他讲了三个小时，证词里最富悲剧色彩的是下面的话：两个月前，两个乌伊托托人因为生病，只能收割到极少量的橡胶，维克多·马塞多便命令他和一个叫华金·彼得拉的“小伙子”把那二人的手脚绑起来，扔在河里死死按住，直至二人被淹死。然后又命几个“理性人”把尸体拖到树林里让野兽吃掉。唐纳尔还提出，可以带委员们到尚能找到那两个乌伊托托人的四肢和骨头的地方去看看。

“站长有几个女人？”

9月28日，凯斯门特和委员会的成员乘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快艇快速号离开乔雷拉站，向西方站驶去。沿伊加拉巴拉那河上行几个小时，途中在维多利亚和奈美内斯两个橡胶集散地停泊，吃了些东西，晚上睡在快艇里。第二天又航行了三个小时，才在西方站靠岸。站长菲德尔·贝拉尔德带着助手曼努埃尔·托里柯与罗德里格斯·阿科斯塔到码头迎接他们。“都是一副暴徒和逃犯的面孔。”罗杰·凯斯门特想道。这些人都带着手枪和温切斯特步枪。肯定因为收到指示，所以对来客显得很殷勤。可胡安·蒂松仍提醒大家要谨慎，千万不要让贝拉尔德及其“小伙子”知晓已经调查出的情况。

“不用付钱，”拜肖普说道，“这里不流通货币。再说了，她是乔雷拉站长维克多·马塞多的几个女人中的一个。”

西方站的地盘比乔雷拉站的小，用尖如长矛的木桩围起来，“理性人”带着卡宾枪在入口处站岗。

天刚破晓，罗杰就离开住所，下坡到了河边，在能挡住水流的深水处裸身洗了个澡，冷水使他有一种被按摩的感觉。穿好衣服，他感到很凉爽，恢复了体力。回到乔雷拉时，他拐了个弯，想去乌伊托托人居住的茅屋区走一走。茅屋分散搭建在木薯、玉米和香蕉种植地中间，呈圆形，屋壁用桃榈木围成，外面用藤条捆好，屋顶垂及地面，铺着编织好的雅里纳树叶。他只看见几个骨瘦如柴、背着婴儿的妇女，没有一个人回答他的问候；一个男人也没见到。他从茅屋区回来时，看见一个印第安妇女正在把他到达那天换洗的衣服放在他的卧室里。他问要付多少钱，但那妇女（很年轻，脸上画着蓝绿色条纹）不懂地看了他一眼。于是他让弗雷德里克·拜肖普问她应付多少钱。拜肖普用乌伊托托语问了，但那女人好像还不懂。

“怎么看守得这么严？”罗杰向胡安·蒂松问道，“是不是提防印第安人进攻？”

罗杰在参考文件中发现，普图马约的阿比西尼亚收购站的波拉人曾试图暴动，但是这个话题谁也不愿意提，巴巴多斯人也避谈。当地一位叫做卡特内雷的波拉人的年轻酋长，一天晚上在其部落几个人的帮助下偷走了站长和“理性人”的来复枪，杀死了巴托洛梅·苏马埃塔（巴勃罗·苏马埃塔的亲戚），因为这个人喝醉酒强奸了卡特内雷的妻子。事后，卡特内雷便消失在森林里。公司悬赏要他的人头，还出动几支分队去找他，但两年过去了，也没捉住他。后来，一帮猎人在印第安告密者的带领下，包围了卡特内雷及其妻子藏身的茅屋。酋长逃掉了，他的妻子却被捉了去。站长巴斯克斯当众强奸了她，把她绑在木架上，不给吃不给喝，绑了好几天，还不时地鞭打她。最后，酋长出现了，他无疑是躲在密林中看到了自己的妻子受刑。他穿过空地，扔下枪，在木架前温顺地跪下来。此时他的妻子已经奄奄一息，也许已死掉。巴斯克斯叫喊着命令“理性人”不要开枪，他要亲自用粗铁丝挖下酋长的眼珠，在围成一圈的印第安妇女面前，连同酋长的妻子一道活活烧死。事件的结局是浪漫的，罗杰想，也许是经过窜改的，好让这个事件更符合盛行在这片火热土地上爱好恐怖的胃口。事情真的发生过吗？起码留下了一种象征、一个范例：一个起而反抗、惩罚施暴者并像英雄那样死去的土著人。

“谁知道某天会不会出现下一个卡特内雷？但这并不是提防印第安人，绝对不是，而是提防哥伦比亚人，他们一直觊觎这片土地。”

罗杰回答说，事情没那么简单。他们没有反抗，跟在非洲一样。刚果人也没有反抗，只有个别例外的自发事件：个别人或个别集体的自杀事件。当剥削制度发展到了极端，它首先摧毁的是人的精神而不是肉体。害死人的暴行会毁掉人的反抗意志。偷生的本能把因困惑和恐惧而麻木不仁的印第安人变成了木头人。许多印第安人都不懂得他们的不幸是特殊的、具体的人的劣根性造成的，还以为是神秘的灾害、神的诅咒、上天惩罚的后果——是根本逃脱不掉的。

菲德尔·贝拉尔德在西方站里有五百三十个印第安人，其中大部分此时正在树林里收割橡胶。他们每十五天送来一次收割物，然后回到树林里再干两个星期。他们的妻子儿女就留在围栏外岸边的居民点。贝拉尔德说，今晚，印第安人要为“来访的朋友们”开欢迎会。

“这些印第安人为什么不试图反抗？”晚饭中间，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问道。随后又说：“他们确实没有火器，但他们人很多呀，完全可以起身反抗。虽然可能会死一些人，但相对那些刽子手而言，他们在人数上是占优势的。”

他把大家带到了住处，那是建在木架上的两层方形房子，门窗都装有防蚊纱布。跟乔雷拉站一样，西方站的空气中也充斥着从仓库里散发出的橡胶气味。罗杰看到这里给他准备的是床而不是吊床，不觉高兴起来。其实是一张简陋的床，铺上充填着谷物壳的床垫，但起码躺上去可以伸展开来。睡吊床使他浑身肌肉痛，又睡不着。

秘鲁亚马孙公司确实是一家英国公司！有诸如约翰·莱斯特凯爵士、索萨·迪罗男爵、约翰·罗素·久宾斯和亨利·M.里德等在商界和全城备受尊敬的人物。呈给政府的报告里说，以他们的名字和资金注册的企业正在实行奴隶制度：利用带枪的流氓，以“打猎”的手段把印第安男女与儿童捉到橡胶公司里进行残酷剥削，还把他们用刑架吊起来，用火烙刀刻留下印记；如果他们没交足三个月三十公斤橡胶的最低份额，就用皮鞭抽打他们直到出血。当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这些合伙人看到以上内容时会说些什么？罗杰·凯斯门特曾去过位于伦敦金融中心索尔斯伯里大楼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办公室，那是一个壮观的地方，墙上挂着庚斯博罗的画作，有身穿制服的女秘书、铺着地毯的办公室、客人专用的皮沙发，办事员都穿着条纹长裤、大礼服、雪白的硬领衬衣，系着别有饰品的领带，手拿账本，来来往往收发电报，拿着发货单与欧洲的工业城市交易那撒有滑石粉、散发气味的橡胶。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在普图马约，乌伊托托人、奥凯玛人、穆伊南人、诺努亚人、安道克人、列希加洛人和波拉人正在逐渐灭绝，没有人肯动一动手指去改变那里的状况。

天刚擦黑，欢迎会就在乌伊托托居民点旁的空地上开始了。一群印第安人为来客搬来了桌椅、盛食物的大锅，还有饮料。他们围成一圈，很严肃地等着客人。晴空万里，没有一丝要下雨的迹象。但晴好的天气、贯穿生长着茂密森林的平原及其四周的蜿蜒流淌的伊加拉巴拉那河所展现的景色，都未能让罗杰·凯斯门特高兴起来。他知道，即将看到的景象将是悲惨的、令人沮丧的。三四十个印第安男女——男人都是老人和小孩，女人一般说来倒是相当年轻——有的裸体，有的套着罗杰在伊基托斯看见的许多土著人喜穿的无袖衬衫或长袍，围成一圈，随着曼瓜列的节拍跳起舞来。曼瓜列是用挖空的树干做的鼓，乌伊托托人用顶端包有橡胶的木棒敲击出又闷又长的声音，据说这声音可以传递信息，远距离地互相沟通。舞者的脚踝和手臂上都戴着植物种子做的串铃，随着音乐节奏而跳动时发出响声。与此同时，舞者也哼出单调的、带有痛苦意味的歌声，配合他们那严肃、憎恶、胆怯、漠然的面部表情。

那晚，罗杰·凯斯门特彻夜未眠，一直在把与巴巴多斯人的谈话记下来，直到耗完灯油、灯熄为止；倒在吊床上也不能合眼，全身的骨头、肌肉都在疼痛，睡了一会儿，马上又醒了，无法摆脱支配着他的不安情绪。

后来，凯斯门特问同伴们有没有注意到大多数印第安人的背上、臀部和腿上都有疤痕，于是大家就跳舞的乌伊托托人中百分之多少有鞭笞痕迹的问题讨论起来。罗杰说百分之八十，费尔加尔和福尔克说不到百分之七十。不过，大家一致认为，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浑身及脸上都有烧痕的皮包骨小孩，要弗雷德里克·拜肖普去调查一下那些痕迹是事故造成的还是惩罚和酷刑造成的。

大家决定第二天听取菲利普·伯特·劳伦斯、西弗德·格伦威治和斯坦利·西利的证词。塞莫·贝尔建议胡安·蒂松也在场，但有人持不同意见，特别是沃尔特·福尔克，他担心在头头面前，巴巴多斯人会收回证言。

大家早就计划好在这个收购站要详详细细地调查剥削是怎样进行的，第二天一大早吃过早饭就开始了。在菲德尔·贝拉尔德的亲自陪同下先看橡胶仓库，无意间发现称橡胶的磅秤大有问题——塞莫·贝尔想站上去称一称，因为他总怀疑自己的体重可能减轻了。结果大吃一惊，这怎么可能？竟减轻了近十公斤！可自己并没有感觉呀，裤腰没显得松，衬衫也没显得宽。凯斯门特也称了称，并鼓励同伴们和胡安·蒂松也去称一下，结果所有人都比平时的体重轻了好几公斤。午饭时，罗杰问蒂松是否认为秘鲁亚马孙公司在普图马约的所有磅秤都跟西方站一样造假，好让印第安人以为他们的收割量很少。蒂松早已失去了掩饰的能力，只是耸耸肩：“我不知道，先生们，我只知道在这里什么事都干得出。”

几个人这么谈着，没吃东西，只把桌上的威士忌喝光。给委员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土著人背上的疤痕，还有在乔雷拉存放橡胶的仓库里发现的颈手枷和刑椅。当着刚刚度过不愉快时光的蒂松先生的面，拜肖普向他们解释了那个用木条和绳索制作的架子的用法：把蜷缩身子跪着的印第安人装进去，让他手脚都动弹不得，然后勒紧木条上刑或是把他吊在半空。拜肖普还说，颈手枷本来一直放在站里的空地上。委员们问仓库里的一个“理性人”是什么时候把刑具藏到仓库去的，那人回答说是在委员们到达的前一天。

乔雷拉站的颈手枷藏在仓库里，西方站则不同，就放在周围全是住处和仓库的空地上。罗杰让菲德尔·贝拉尔德的助手把自己关进刑具，想体验一下关在这狭窄的笼子里是什么滋味。罗德里格斯·阿科斯塔还在犹豫，但胡安·蒂松表示准许，并让凯斯门特缩起身子，用手一推，把他关进了颈手枷，但没法勒紧夹住他手脚的木条，因为他的四肢太粗壮了。但是仅仅扣好颈上的抓柄，不用紧勒，就让他喘不过气来。他感到浑身生疼，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持续几个小时地忍受这样的姿势以及背、腹、胸、腿、脖颈和双臂所承受的压力。罗杰出来后，不能活动，不得不扶着路易斯·巴恩斯的肩膀很久。

“我今天询问的四个巴巴多斯人中有三个都这么肯定地对我说过。”凯斯门特点头道，“斯坦利·西利说他本人在阿比西尼亚站站长阿维拉多·阿圭罗的命令下这么干过。不过，我觉得印记的事还不是最糟的，今天下午我还听到更可怕的事。”

“印第安人犯了什么错才被关进颈手枷？”到了晚上，罗杰向西方站的站长问道。

“像给牲口那样给人烙印记？”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半信半疑，低声问道，“这是真的吗？”

菲德尔·贝拉尔德是梅斯蒂索人，很壮实，留着海豹式的胡子，有一对鼓出的大眼睛。他头戴宽边帽，脚蹬长筒靴，腰间系着子弹带。

饭桌边只有委员会的成员了。

“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人一说话就露出牙齿，“如杀死自己的孩子、酒醉后把妻子毁容、偷盗、隐瞒赃物等。这种颈手枷并不常用，只用过几次。一般说来，这里的印第安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过了一会儿，胡安·蒂松说有点儿不舒服，想退席。他道过晚安就走了。

他语带讥笑地说这番话时，还轻蔑地逐一把委员们打量了一番，仿佛在告诉他们：“我是不得不这样说，你们不一定要相信。”他的这种态度充分表明他对别人的蔑视。罗杰·凯斯门特想象得出这个腰别手枪、肩挎卡宾枪、腰系子弹带的恃强凌弱者在印第安人中间造成何等令人腿软的恐惧。不久，西方站那五个巴巴多斯人中的一个在委员会上作证说，一天晚上，他看见菲德尔·贝拉尔德和当时的乌尔蒂莫·列蒂洛站的站长阿尔弗雷德·蒙特喝醉了酒，打赌看谁能把关在颈手枷里的一个乌伊托托人的耳朵快速而利落地割下来。贝拉尔德用砍刀只一下，就割下了印第安人的耳朵；而蒙特已经醉得不省人事，双手直抖，不但没能割下另一只耳朵，砍刀还砍进了那人的脑壳。听完那次的证词，塞莫·贝尔产生了心理问题，承认再也不能忍受了。他话都说不出来了，红肿的眼睛泪水汪汪：看的、听的够多了，足以证明这里存在着最残酷的野蛮行径。在这个连残暴都变态化的非人世界里继续调查下去已经毫无意义。

“我们应该一起工作，互相合作，”蒂松平复了些，挥动着双手说道，“有不对的地方就纠正，干了坏事的雇员将受到制裁，我说话算话！我对诸位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看作朋友，是站在你们一边的人。”

他建议结束这次旅行，立刻回英国。

罗杰心想，胡安·蒂松也许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他是个好人。在伊基托斯、马瑙斯、利马或伦敦，他并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这里发生的事。他应该诅咒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异想天开地在这个时候派他到这个世界以外的角落来执行这项费力不讨好的任务，应付各种麻烦事，过着难熬的日子。

罗杰说他不反对其他人回去，但他本人要按原计划留在普图马约，多访问几个收购站。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他要把报告写得详尽，使之更具有文献性。他提醒大家，所有这些罪行都是一家英国公司犯下的，其领导机构中有着备受尊敬的英国大人物，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股票持有者也靠这里发了财。这种怪事应该结束了，责任者应该受到制裁。为此，他的报告应该是详尽的、无可辩驳的。他的这番道理说服了大家，包括意志消沉的塞莫·贝尔。

“我当然不对任何暴行负责。”蒂松鼻眼乱动地又喊起来，眼珠乱转，愤怒至极，“如果有这种事，那也不能怪公司。您没见这是什么地方吗，凯斯门特先生？这里没有任何行政机关，没有警察，没有法官，什么人都没有。在这儿工作的站长、工头、助手都不是有教养的人，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些文盲、冒险家、粗人——被原始森林磨炼出的硬汉。有时他们会干出一些不法行为，这就吓坏了文明人。我都知道，请相信我，我们尽了力。阿拉纳先生跟诸位的看法一样，凡是干坏事的都将被辞退。我并不是非法行径的同谋，凯斯门特先生。在这个国家里，我的姓氏是很受尊敬的，我的家族也是举足轻重的。我是个遵守教规的基督徒。”

为了摆脱菲德尔·贝拉尔德和阿尔弗雷德·蒙特打赌一事产生的恶劣印象，大家决定休息一天。第二天早晨，大家没有进行访谈和调查，而是去河里洗了个澡，又长时间地用小网捕蝴蝶。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在树林里寻找兰科植物。在这个地区，蝴蝶和兰花跟蚊子和蝙蝠一样多，只不过蚊子和蝙蝠是晚间出来，无声地飞来飞去，叮咬站里的鸡、狗和马，有时还传染狂犬病。人们不得不杀死并烧掉这些动物，以防传染病蔓延。

“我向您道歉，我并不想冒犯您，”他镇静地说道，“虽然我曾在刚果见识过各种难以启齿的残暴行径，但还没见过用火或刀在人的身上烙刻下印记这种事。我相信您不是这种暴行的责任人。”

河边飞舞着的蝴蝶种类多、个头大、颜色美，令凯斯门特及其同伴眼花缭乱。各式各样的蝴蝶五彩斑斓，翅膀扇动起来极为优美。当它们落在枝叶上，连空气都轻柔起来，发出光亮的斑点似乎抚慰了这个充斥着无尽卑劣、贪婪、痛苦，每走一步都会遇见道德丑恶的地方。

罗杰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沃尔特·福尔克见到挂在大树上那么多散发着奇香、使得四周光艳无比的优美兰花，感到非常惊讶。他没有摘下来，也不让同伴们摘，用放大镜观赏了很长时间，一面拍照片，一面记笔记。

“我不允许您用这种口气对我讲话，”他夹杂着英语和西班牙语喊道，“我是来为你们的工作提供方便，不是来听你们的讽刺！”

在西方站，罗杰·凯斯门特对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运作方式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概念。起初，橡胶商与部落之间或许有某种协定，但那已经是历史了。现在印第安人都不愿进森林去割橡胶了，于是站长和“小伙子”就干起了“打猎”的勾当，不付工资。印第安人一分钱也看不到，他们只从仓库里领取收割的工具：给橡胶树割口子的刀子、接汁液的罐头盒、存放橡胶球的篮子等。此外，还有种子、衣服、油灯和食物等日常用品，价格由公司定，所以印第安人总是负债，不得不劳作一生来抵债。站长们没有薪水，是根据每个收购站收到的橡胶量拿佣金，所以他们要求收割大量的橡胶，不得少交。每个割胶者要进入森林十五天，把妻子儿女留下作为人质，站长和“理性人”随意支配他们干家务活或满足性欲。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房间，许多女孩尚未成年就被交换来交换去，有时出于嫉妒还会动刀动枪。每十五天，收割者都回到站里来交纳橡胶，在做了手脚的磅秤上称重量。没交足三个月三十公斤的橡胶，就要受到惩罚：鞭笞、关颈手枷、割耳、割鼻。在极端的情况下，酷刑包括杀掉其妻子儿女甚至收割者本人。尸体不是埋掉，而是拖进树林里让野兽吃掉。每三个月，公司派小船和汽艇来收橡胶，就在当地用烟熏、用水洗、撒滑石粉。有时小船和汽艇会把货物运到普图马约和伊基托斯，有时直接运到马瑙斯，从马瑙斯出口到欧洲和美国。

胡安丢开了端庄的外表和优雅的举止，突然满面通红，气得发抖。

罗杰·凯斯门特还看出大部分“理性人”都不参加生产劳动，对印第安人而言，他们纯粹是狱卒、行刑者和剥削者。他们整天躺着，吸烟喝酒，消遣方式是踢球、讲笑话或下命令。所有的活计都落在印第安人的身上：建造房屋、修理被雨水冲坏的房顶、修补通向码头的小路、洗洗刷刷、扛货、做饭、运东西，等等，只在那么一小会儿空当才去照顾自己的庄稼，否则就没有吃的。

凯斯门特说道：“那些巴巴多斯人告诉我，说许多印第安人的身上都烙有公司名称首字母的印记“CA”，即“阿拉纳记”，就像猪、牛、马那样，为了不让他们逃跑，也不让哥伦比亚的橡胶商把他们抢走。那些巴巴多斯人给许多人打过印记，有时用火烙，有时用刀刻。但是我没看到过一个人有这种记号。他们到哪儿去了，先生？”

罗杰完全理解同伴的情绪。他在非洲度过了二十年，自以为什么都见识过了，但这里发生的事仍然使他感到不安、紧张、焦躁，有时还感到沮丧，那么另外一些人会怎么样呢？那些人都在文明世界度过大部分时光，以为世界其他地方也很文明，是法制社会，有教会和警察，有禁止把人当牲口使唤的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蒂松放下叉子。

罗杰愿意留在普图马约，确实是为了使写出的报告尽量完整，但不仅如此。他还有一个打算：他对一个人感到很好奇，想认识一下。所有的证词都指出，在这个世界上，此人是施暴的典范。他就是马坦萨斯站站长阿曼多·诺尔曼德。自从来到伊基托斯，他就听到关于这个人的传说和评论，凡提到此人的名字总是同邪恶与卑劣联系在一起，其所作所为一直纠缠着他，甚至连从噩梦中惊醒时，他都浑身是汗、心跳不止。他知道那些巴巴多斯人关于诺尔曼德的说法有些夸张，在这片土地上，炽热的想象往往能煽起夸张的词语。即便如此，那家伙既然能引起如此神话般的传说，可见是个在野蛮行径上能超过阿维拉多·阿圭罗、阿尔弗雷德·蒙特、菲德尔·贝拉尔德、埃里亚斯·马丁内基等一帮人的厉害货色。

“我的问题跟这没有关系，蒂松先生，”凯斯门特说道，“我是说，在这么多的疤痕中，怎么没看到一个印第安人的身上烙有公司的印记呢？”

没人知道他确切的国籍，说他是秘鲁人、玻利维亚人、英国人，说什么的都有，但他不到三十岁且在英国学习过这一点倒是一致的。胡安·蒂松曾听说他获得过伦敦专科学院的会计证书。

“这些疤痕大多数是他们自己搞出来的。”胡安·蒂松很不自在地答道，“诸位知道，他们的部落里有一种野蛮的启蒙仪式，譬如在脸上、嘴上、耳朵上、鼻子上钻孔，为了装进环、牙齿和各种挂件。我不否认有些工头违反公司的规定，鞭打这些人，从而结出疤痕，但我们的章程严格禁止体罚。”

看起来他个子不高，又瘦又丑。据巴巴多斯人乔舒亚·戴亚尔说，人小，不起眼、但散发着“恶魔般的力量”，一靠近他，就会发抖。他的眼光冷漠刺人，犹如毒蛇。戴亚尔说，不仅是印第安人，就连“小伙子”，甚至工头，都觉得在他身边没有安全感，因为阿曼多·诺尔曼德在冷漠、蔑视一切的表情下，能随时不动声色地下令或亲自搞出一桩令人毛骨悚然的残暴行为。戴亚尔向罗杰和委员会承认，在马坦萨斯站，有一天，诺尔曼德命令他杀掉五个安道克人，只因为他们没交足橡胶定额。戴亚尔先是用子弹击毙了两个人，但站长命他用磨木薯的石盘把接下来两个人的睾丸砸碎，再用棒子击毙。最后一个则用手掐死。在整个过程中，他坐在树干上，吸着烟，就这么看着，红润的面孔上，懒洋洋的神色丝毫不为所动。

一阵沉默。油灯的噼啪声和小虫子的嗡嗡声显得更响了，大家严肃地看着胡安·蒂松。

另一个曾跟阿曼多·诺尔曼德在马坦萨斯站工作过几个月的巴巴多斯人西弗德·格伦威治说，收购站的“理性人”之间谈论的一个话题是，站长有把捣烂或带皮的蒜头塞进侍妾们生殖器的习惯，以听见她们因炽热感而发出叫声来取乐。据格伦威治说，只有这样，站长才能激动起来，才能睡她们。那巴巴多斯人还说，有一段时间，诺尔曼德不把受罚者关进颈手枷，而是用链子把他们吊在高高的树上，然后手一松，受害人就会摔落在地上，头破血流、粉身碎骨、齿崩舌断。还有一个曾在诺尔曼德手下服务过的工头对委员会说，安道克族的印第安人最害怕的是他那条狗。那是一只獒犬，被他训练得能用牙齿咬住印第安人撕下他们的肉来，直至撕光。

“我看到许多男女印第安人的背上、臀部和腿上都有疤痕，譬如这个女孩。当他们挨打时，一般打多少下鞭子？”

所有这些残暴、丑恶的行为真的发生过吗？罗杰·凯斯门特这样想道。他检查自己的备忘录。在刚果了解到的众多残暴行为都写在里面了，被权力和不受制裁的为所欲为变成魔鬼的人之中还没有谁能与那家伙并驾齐驱。他对了解一下这个人、听听他的谈话、看看他的作为、调查他的出身有一种异常的好奇。要对附在他身上的罪恶行径有个说法嘛。

吃到一半，罗杰看了服侍大家的印第安人一眼，评论道：

罗杰·凯斯门特和委员们乘快速号从西方站到达乌尔蒂莫·列洛蒂站。这个站要比前几个小些，但也有着碉堡的外表，围着木栏，不多的住所四周有武装站岗的人。这里的印第安人比乌伊托托人更加原始，性格更加孤僻，半裸着，遮羞布几乎遮不住生殖器。在这里，罗杰第一次见到两个土著人的臀部有公司的印记：CA。这两个人比大多数人要衰老。罗杰想跟他们谈话，但他们不懂西班牙语，不懂葡萄牙语，也不懂弗雷德里克·拜肖普说的乌伊托托语。后来巡视乌尔蒂莫·列洛蒂站的时候，他又发现了几个烙有印记的印第安人。从站里的职员口中得知住在这里的土著人起码有三分之一身上都有CA的印记。这种做法在秘鲁亚马孙公司同意委员会去普图马约视察后，即几个星期前，才停止。

胡安·蒂松为大家倒上葡萄酒，事先告诉大家，由于运输和气候原因，法国葡萄酒到了这里有点儿发酸。于是大家宁愿喝威士忌。

从岸边到乌尔蒂莫·列洛蒂站要爬一段泥泞的斜坡，雨水淋成的泥泞深及膝盖。罗杰脱下鞋子倒在木床上时，浑身的骨头都在痛。结膜炎又犯了，一只泪水汪汪的眼睛火烧般地疼。上了眼药水包扎好，用湿手巾蒙着一只眼，像海盗一样，就这样忍受了好几天。但是这种措施并不能消炎，也不能制止流泪。所以从那时起直到旅行结束，只要没有工作（这种情况很少），他就连白天也跑回去躺在吊床或木床上，把手巾蘸上温水敷在眼睛上来减轻痛苦。在这种时候，还有晚上（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他为写给外事办的报告打腹稿。大致的思路是清楚的：先描述二十多年前第一批拓荒者来到此地定居、侵占当地部落土地时普图马约的状况。当时，苦于没有劳动力，开始了“打猎”。当时并不担心受到惩处，因为那些地方没有法官也没有警察，他们就是唯一的行政当局。有火器撑腰，什么投石器、长矛、吹箭筒根本不起作用。

大家坐了下来，开始盛盘子里的菜肴。委员会的成员们整个下午都在巡视乔雷拉的各种设施，在拜肖普的帮助下同管理部门和仓库的职员们谈话，显得很疲乏，懒得说话——罗杰的第一天谈话会不会跟他们一样令人沮丧？

还应该清楚地写出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剥削制度：站长们根据收购到的橡胶量取得佣金。在贪婪的驱使下，为了增加收割量，便动用体罚虐待土著人，从割手割脚直至杀害。这种不受惩治的绝对权力在这些人身上演变成为一种施虐狂的倾向，在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土著人身上，这种倾向得到了最自由的渲泄。

“我希望诸位听到的抱怨跟我听到的一样。”蒂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如有需要，公司是愿意纠正、加以改善的。这一直是阿拉纳先生的政策。好了，我想诸位饿了，请入席吧，先生们！”

报告能起作用吗？毫无疑问，秘鲁亚马孙公司起码会受到惩处，英国政府会要求秘鲁政府把罪行责任人送上法庭。秘鲁总统奥古斯托·贝纳迪诺·莱吉亚敢这样做吗？胡安·蒂松说，敢，因为同伦敦一样，如果利马知道了这里的事，就会闹得满城风雨，公众舆论会要求惩罚责任人。但是罗杰表示怀疑，秘鲁政府在普图马约连一个代表都没有，它能做些什么？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却能无耻地吹嘘是它和它的杀人团伙为秘鲁保住了这块土地的主权。

“您和巴巴多斯人谈得怎么样？”胡安·蒂松递给他一杯威士忌，问道。“比预期的要好，蒂松先生，我本来担心他们不肯谈，但刚好相反，其中三个人谈得非常坦率。”

从乌尔蒂莫·列洛蒂站到恩特雷·里奥斯站要走水路，也要走陆路。从陆地上走，要在灌木丛中走上一整天。这一想法吸引了罗杰·凯斯门特：亲身接触桀骜不驯的大自然能唤醒他的年轻岁月，回忆起年轻时在非洲大陆上那长长的征途。在原始森林里跋涉的十二个小时里，不时地陷进齐腰深的泥沼中，滑倒在藏有斜坡的荆棘丛中；有些路要乘土著人用长竿撑行的独木舟，在足以遮住阳光的茂密枝叶下的极细“水道”中划行。有时他仍感到往昔的那份激动和快乐，特别是这次的经历让他感到岁月的流逝、身体的衰弱，不仅胳膊、背部和双腿疼痛，还有那不可战胜的疲惫感。他要竭力加以克服，不让同伴们发觉。路易斯·巴恩斯和塞莫·贝尔已经精疲力尽，走了一半，就要从随行的二十个印第安人里挑出四个人来分别用吊床抬着他们走。罗杰注意到那些印第安人双腿很细，骨瘦如柴，背负着行李和食物几个小时不吃不喝，行走却很轻快。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蒂松同意了凯斯门特的请求，给了印第安人几个沙丁鱼罐头。

他来到底层，去一间也是用油灯照明的饭厅里用餐。胡安·蒂松先生和委员们在喝温吞水般无味的威士忌，正站在那儿谈话。半裸的印第安仆人一道一道地上着煎鱼、烤鱼、煮木薯、白薯和撒在食物上的玉米粉——巴西人也是用这种玉米粉撒在食物上。另外几个印第安人在用麦秸编的扇子轰蚊子。

行程中，大家看到了成群的鹦鹉和眼睛明亮的顽皮小猴子，这种猴子也被叫做“凤头麦鸡”。还有种类繁多的鸟类和眼边总有眼屎的大蜥蜴，这种蜥蜴的粗糙皮肤往往同枝叶和树干难以分辨。此外，王莲那硕大的圆形叶片，犹如漂浮在湖面上的木筏。

罗杰回到自己的房间，点上油灯，脱下衬衫，用脸盆里的水洗了洗前胸、两肋和面孔。他很想洗个淋浴，但那必须下楼在露天里洗，那样一来，整个身子就会被蚊虫吃掉。夜间的蚊虫成倍增加，咬起人来更凶狠。

大家到达恩特雷·里奥斯站时已是黄昏时分，只见收购站里乱成一团，原来一个印第安妇女按照当地的习惯单独离开营地到河边去生产，结果被一只美洲豹吃掉了。站长带领一队猎人出发寻找那美洲豹，夜里才回来，也没找到美洲豹。恩特雷·里奥斯站的站长名叫安德列斯·奥当纳尔，年轻英俊。他说他的父亲是爱尔兰人，很可能是真的。奥当纳尔的祖父或曾祖父是第一个带家人踏上秘鲁土地的爱尔兰人。一个爱尔兰人的后裔竟然在普图马约给阿拉纳当管家，他感到很羞愧，尽管据证词讲，他不像其他站长那样残忍。虽然有人看到过他鞭打印第安人、劫持他们的妻女以充实他的后宫（他跟七个女人和一大群儿女住在一起），但是在罗杰的笔记里没有他亲手杀人或下令杀人的记录。在恩特雷·里奥斯站，很显眼的地方倒是放着一台颈手枷，他所有的“小伙子”和巴巴多斯人也确实腰缠皮鞭（有的把皮鞭当腰带），很多印第安男女的背上、腿上和臀部都有疤痕。

跟菲利普·伯特·劳伦斯与西弗德·格伦威治一样，只要凯斯门特同他们一起经伊基托斯回到巴巴多斯，斯坦利·西利也准备在委员会全体成员面前，甚至在胡安·蒂松先生面前，把自己的证词重复一次。

官方的任命要求罗杰只能向在阿拉纳公司里工作的英国公民即巴巴多斯人询问，但是从西方站开始，他也与愿意回答问题的“理性人”谈话了。到了恩特雷·里奥斯站，这一做法扩展到了整个委员会。在恩特雷·里奥斯站逗留的那些天，除了在安德列斯·奥当纳尔手下当工头的三个巴巴多斯人，站长本人和许多“小伙子”也提供了证词。

“我这样问你，是因为跟上帝谈谈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我指的不是向上帝祈祷，而是跟上帝谈话。你可以努力试试，要以跟我谈话时的坦率态度跟上帝谈谈。向上帝谈谈你的感受，谈谈你为什么哭。不管怎样，上帝比我更能帮助你。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跟你一样茫然，西利。”

和往常一样，一开始，所有人都很勉强，闪烁其词，睁着眼睛说瞎话。但只要无意间一不小心说走了嘴，暴露出隐瞒的真相，他们就突然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比要求于他们的还要多——作为真实性的证据，他们把自己也招了进去。不过，尽管罗杰作了几次努力，还是未能从印第安人嘴里搜集到直接证词。

“我想我小时候信过上帝。”那个穆拉托嘶哑着嗓子抽泣道，“在我老家圣帕特里克镇，我的教母每星期天都带我去教堂。现在我不知道信不信了。”

1910年10月16日，罗杰及其委员会的同事在胡安·蒂松、三个巴巴多斯人及酋长率领下的二十几个负重的印第安穆伊南人的陪同下穿过森林，沿着一条小径，从恩特雷·里奥斯站朝马坦萨斯站行进。罗杰在日记本上记下了自从登上伊基托斯码头就日益具体化的一个想法：“我绝对相信，普图马约的印第安人摆脱被迫所处的悲惨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武装反抗他们的主子。像胡安·蒂松那样认为只有当秘鲁的国家机器来到了这里、建立起行政机构，只有执行1854年秘鲁通过的废除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的法律的法官、警察来到之后，情况才能有所改变，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异想天开。在伊基托斯，一个家庭出二三十索尔就能从人贩子手里买到被抢来的男孩和女孩，在这样的地方，谁能执行法律？由于秘鲁政府没有钱，或因无耻之徒和官僚截留，那些行政机构、法官和警察只得从阿拉纳的公司领取薪水，他们能执行法律吗？在这样的社会里，国家机器实际上就是剥削机器，是灭绝种族机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第安人不应对这样的制度有所期待。要想自由，就得像卡特内雷酋长那样用自己的双臂和勇气去争取自由，但是不应像他那样以情感人，不应白白牺牲，必须斗争到底。”罗杰就这样一面在小道上用砍刀在藤蔓、灌木、树桩和枝叶中开路，一面有节奏地走着，心中仍在执著地想着在日记里写下的这些话。一个黄昏，他想道：“我们爱尔兰人和普图马约的乌伊托托人、波拉人、安道克人、穆伊南人一样，如果把获得自由继续寄望于法律、制度和历届英国政府，那就注定永远被殖民化、被剥削。自由，他们是不会拱手相让的。如果没有被不可抵御的压力强迫，把我们殖民化的英帝国为什么要把自由还给我们？这种压力只有来自武器。”爱尔兰人就和普图马约的印第安人一样，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用斗争去争取。在未来的每天、每周、每月、每年里逐渐完善、强化的这一想法，在整个行程的八个小时里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甚至使他忘了不久就要见到马坦萨斯站的站长阿曼多·诺尔曼德本人。

“你信上帝吗？”他问道，“你有信仰吗？”

马坦萨斯站位于卡克塔河支流卡维纳里河岸边，为了到达该站，要爬上一片陡峭的斜坡。在他们来到之前，一场大雨把那斜坡变成了泥河，只有穆伊南人能够爬坡而不致滑倒，别人总是滑倒滚下坡，再爬起来，浑身是泥，摔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到了用茅草秆围起来的空地上，来了几个印第安人，用水桶给大家冲淋着洗掉了身上的泥巴。

他忽然发觉西利在哭。西利用手捂着脸在轻轻地抽泣，胸部一鼓一鼓地叹着气。罗杰看见了他眼睛里晶莹的泪水。

站长不在，带领一支“打猎”队捉拿逃跑的土著人去了，看样子逃跑者已经越过了距此最近的哥伦比亚边境线。马坦萨斯站有五个巴巴多斯人，这五人对领事先生非常尊敬，对他的到来和使命也了解得很清楚。他们把大家带到了住处，为罗杰·凯斯门特、路易斯·巴恩斯和胡安·蒂松安排了一间很大的木板房，房顶铺着雅里纳树叶，窗子装有栏杆。据他们说，诺尔曼德和他的女人如果来了，这就是他们的家，但他们经常住在拉契纳，那是上游两公里处的一个小小营地，禁止印第安人靠近。站长就住在那里，有自己的武装“理性人”保卫着，因为他担心自己会成为哥伦比亚人暗杀企图的牺牲品。哥伦比亚人一直指责他不遵守边界规定，经常越境去“打猎”，猎取装卸工，捉拿逃跑者。巴巴多斯人说阿曼多·诺尔曼德总把他的女人带在身边，这个人嫉妒心很重。

罗杰大汗淋漓，不断地喝水。之后与普图马约的巴巴多斯人的谈话会不会跟这个人同样无用？不是的。菲利普·伯特·劳伦斯、西弗德·格伦威治和斯坦利·西利战胜了起初的疑惧，接受了罗杰代表英国政府作出的帮他们回到巴巴多斯的承诺，并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把一切都说了出来，还激烈地，有时发疯似的进行自责，迫不及待地想卸下良心上的负担。斯坦利·西利的证词讲得有声有色，很详尽，例子很多。尽管对人类的残暴见识了很多，但罗杰听了有时还是感到眩晕，难过得喘不过气来。那巴巴多斯人讲完，已到了晚上。夜间昆虫的嗡嗡声震耳欲聋，仿佛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他们的周围飞来飞去。他们坐在连接罗杰卧室的阳台上的一张木凳上，吸完了一包香烟。在越来越阴暗的夜色中，罗杰看不清斯坦利·西利这个矮小的穆拉托有什么特征，只看得清他的头部轮廓和肌肉发达的臂膀。他在乔雷拉的时间不长，在阿比西尼亚收购站工作过两年，是阿维拉多·阿圭罗和奥古斯托·希门尼斯两位站长的左右手。在那以前曾在马坦萨斯站的阿曼多·诺尔曼德手下干过。他们都不说话了，罗杰感到蚊子在叮咬他的面孔、脖子和胳膊，但他没心思轰走蚊子。

马坦萨斯站里有波拉人、安道克人和穆伊南人，但是没有乌伊托托人。几乎所有土著人身上都有鞭痕，其中至少十二人的臀部烙有阿拉纳公司的印记。颈手枷就放在空地中央的鲁普那树下，这种树的树身结满树疖，缠满寄生藤，当地所有部落对它既崇敬又惧怕。

同意提供证词的那四个人在普图马约工作了近六年，曾在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几个收购站里作为工头服务过，那是介乎站长和“小伙子”或“理性人”之间的职务。第一个跟他谈话的叫唐纳尔·弗朗西斯，是个又高又壮的黑人，有点儿瘸，眼睛患有白翳症。当时他很紧张，对罗杰不很信任，罗杰立即感到从此人嘴里不会得到什么。他只用单个词回答问题，并拒绝控诉。据他讲，在乔雷拉，站长、雇员，甚至野蛮人都相处甚笃，从没发生过问题，更不用说使用暴力了。在委员会面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他是经过训练的。

在那无疑原本是诺尔曼德本人的房间里，罗杰看见了几张发黄的照片，有生着娃娃脸的诺尔曼德，也有1903年伦敦会计学院颁发的毕业证书，还有一张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可见他确实在英国学习过，有着会计师头衔。

整个普图马约地区，巴巴多斯人的数目是一百九十六人，在乔雷拉却只有六人。尽管罗杰通过拜肖普向他们保证，他们的证词是保密的，无论怎样也不会因所说的话而被起诉；如果他们不愿意继续为阿拉纳的公司工作，罗杰本人将负责把他们遣返巴巴多斯。但其中仍有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拒绝跟罗杰谈话。

天黑时，阿曼多·诺尔曼德回到了马坦萨斯站。透过装有栏杆的窗子，罗杰看到他在提灯的照射下经过。个子不高，瘦小，几乎跟印第安人一样瘦弱。他的身后跟着几个面目凶恶、携带着温切斯特步枪和左轮手枪的“小伙子”，还有八个或十个裹在亚马孙式长袍里的妇女；接着就进入隔壁房间去了。

当时，他闻到一股类似腐烂植物枝叶的刺鼻油腻味儿钻进鼻子。这股味道充斥了乔雷拉的各个角落。早晨、午间和晚上，在普图马约三个月的行程中一直跟随着他。这种不适的气味使他呕吐、反胃。这种气味仿佛来自空气、土地、各种器物，甚至人体。亚马孙地区的树木流出的橡胶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加剧着一方的劣行和另一方的苦难，从此，对罗杰而言，这气味就成了劣行与苦难的象征。“很奇怪，”到达的那天，他对胡安·蒂松说道，“在刚果，我多次到过橡胶公司和橡胶仓库，但我不记得刚果的橡胶有这么浓烈的难闻味道。”“品种不一样。”蒂松解释道，“这里的气味难闻，但是比非洲的耐用。为了减轻臭味，在每个运往欧洲的橡胶包里都撒了滑石粉。”

晚上，罗杰醒了好几次，想到爱尔兰，心里就难过。他怀念祖国。他在祖国居住的时间太少了。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与她的命运和苦难越来越贴近了。自从他得以在近处看到其他殖民地人民的苦难，爱尔兰的情况就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痛苦。他心急如焚地想赶快结束这里的一切，把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赶快写完交给外事办就立即回到爱尔兰，不受干扰地和投身于爱尔兰解放事业、理想主义的同胞一起工作。他要夺回失去的时光，把全部精力投在爱尔兰身上。他要学习，要行动，要写作，要力所能及地说服爱尔兰人：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以大无畏的精神、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去争取。

在住处，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两人住一间。罗杰·凯斯门特则享有住单间的特权。那是一个小房间，没有床，只有吊床，一件家具既作为箱子又作为桌子，一张小桌上放着一只洗脸盆、一只水罐和一面镜子；房门口有一口腐水井和一个淋浴喷头。罗杰放下行李，刚安顿好就对胡安·蒂松说，当晚要开始跟乔雷拉站的巴巴多斯人见面、谈话。

第二天早晨，罗杰下楼去吃早点。阿曼多·诺尔曼德也在，坐在桌旁，桌上放着水果、代替面包的木薯块，还有咖啡。这人确实又小又瘦，娃娃脸已显老，冷酷的蓝眼睛总盯着人看，还一闪一闪地眨着眼。他足蹬长筒靴，身着工装裤、白衬衣，外罩皮马甲，口袋里露出了圆珠笔和记事本，腰里别着一把左轮手枪。

在宽敞的空地上，有几栋建在桩子（很粗的树干或混凝土浇铸的柱子）上的房子，第二层都装有栏杆。其中较大房子的房顶铺的是锌皮，较小的铺的是编织好的棕榈叶。蒂松指指点点地作着说明：“那里是办公室。”“这里是橡胶仓库。”“诸位就住在这栋房子里。”但罗杰几乎没听，只是观察着那一群群或淡漠地看着他们、或移开目光的半裸、全裸的印第安人：瘦弱的男人、女人和小孩，有的脸上和胸上画着图案。他们的双腿瘦得像芦苇秆，肤色黄里透着苍白，嘴唇和耳朵上都有切口，吊着挂件。这使他想起了非洲的土著人，只是这里没有黑人。他从远处看到几个穆拉托和褐色皮肤的人，这些人都穿着长裤和靴子，无疑是一队巴巴多斯人。他数了数，只有四个。至于“小伙子”或“理性人”，他一眼就认出这些人虽然也是印第安人，也光着脚，却剪了头发，留着和基督徒一样的发式，穿着长裤和衬衫，腰间挂着木棒和皮鞭。

他的英语讲得很地道，只是有些怪口音，罗杰听不出那口音是哪儿的。他一言未发地向罗杰微微点头致意，轻得几乎看不出来。他不太爱讲话，关于他在伦敦的生活情况也哼哈地用单音节词回答。谈到他的国籍，只说“就算是秘鲁人吧”。

罗杰一面爬坡，一面观察着维克多·马塞多。他看不出年纪，很强壮，个头不很高，是个肤色较白的乔洛，但仍保持着印第安人的特点；扁鼻，厚唇，一张嘴就露出三四颗金牙；表情僵硬，那是长期风吹日晒的结果。他与罗杰不同，爬陡坡显得很轻松。他还有些斜视，仿佛在躲避阳光的照射而看往别处，也许是因为害怕与人直视。蒂松没带武器，维克多·马塞多的裤带上却露出了左轮手枪。

罗杰对他说，他和委员会的成员们看到在英国公司的辖地以非人方式虐待土著人时，都感到很震惊。他带有某种高傲的情绪答道：

胡安·蒂松个子很高，穿一身白色衣服，举止彬彬有礼，像个贵族，一口英语足以和罗杰沟通。他大概五十岁，从他那刮得精光的脸庞、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小胡子、细长的双手和穿着打扮来看，他显然不适合这里的森林生活，而是坐办公室、参加沙龙聚会的城市人。他用英语和西班牙语表示了欢迎，并把他的陪同人员向大家作了介绍。一听这个人的名字，罗杰就感到厌恶：维克多·马塞多，乔雷拉站的站长，此人至少还没有逃掉。萨尔达尼亚·罗卡和哈登堡在伦敦的《真理》周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把他称作阿拉纳在普图马约最嗜血成性的代理人之一。

“如果你们也生活在这里，就会是另外一种想法。”他干巴巴地评论道，一点也没有心虚，“对待牲口不能像对待人那样，一条亚古妈妈、一头美洲豹、一只美洲狮，它们不通人性，野蛮人也是如此。我知道，总而言之，我们说服不了路过此地的外来人。”

委员们于1910年9月22日到达乔雷拉。这个地方的得名是因为河道突然变窄而激发的湍流和瀑布。水花泡沫、水流哗哗声、湿滑的岩石和深深的旋涡构成一幅雄伟的景象，打破了其支流伊加拉巴拉那河单调的水文。秘鲁亚马孙公司在此地设立了总部。从码头到达乔雷拉站的办公处和住所，必须爬上一片荆棘丛生、陡峭泥泞的斜坡。客船在泥地里搁浅时，乘客们有时必须由印第安装卸工搀扶着保持平衡才不致摔倒。罗杰与前来接他们的人寒暄时不禁打了个寒战，他看到岸上或扛着货包、或好奇地盯着他们看的半裸土著人为了轰走蚊虫，正张着双手拍打着自己的臂膀，这些人里每三个或四个就有一个的背部、臀部和大腿上有着结痂，那只能是鞭笞留下的痕迹。刚果，对，到处都是刚果！

“我在非洲生活了二十年，没变成魔鬼，”凯斯门特说道，“就像您现在这副样子，诺尔曼德先生。在这次旅行中，您的恶名不绝于耳，您在普图马约的残暴行径超乎了想象，您自己知道吗？”

早在伊基托斯时，巴勃罗·苏马埃塔就通知委员会的成员，说根据阿拉纳的指示，为了接待委员们、安排好他们的交通和工作，公司事先已向普图马约派了一位主要负责人，胡安·蒂松。委员们猜想蒂松此行的真正目的是掩盖不法行径的痕迹，向他们展示遮盖现实情况的假象。

阿曼多·诺尔曼德完全不为所动，毫无表情地用眼白看着他，只是耸了耸肩，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行程中，罗杰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整理在伊基托斯记下的笔记，为即将在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领地度过的几个月安排工作计划。根据外事办的指示，他只能跟在收购站工作的巴巴多斯人谈话，因为他们是英国公民；为了不让秘鲁政府多心，不能打扰秘鲁和其他国家的雇员。但罗杰不想被这项指示限制，如果不同时搜集各收购站站长及其手下的“小伙子”或“理性人”的情况，他的调查就会缺胳膊少腿，还瞎了眼。只有全面搜集，才能对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在其与当地土著人的关系中如何违反法律和道德准则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请问，您连男带女一共杀害了多少人？”罗杰出其不意地迸出了一句话。

纳坡河与卡克塔河之间那片广阔土地的省会叫做乔雷拉，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秘鲁亚马孙公司就设在那里。从伊基托斯到乔雷拉的航行持续了八天，那是燥热难耐、蚊虫如云、乏味无聊、景色一律、噪声单调的八天。轮船沿亚马孙河下行，从伊基托斯开始，河面越来越宽，直至两岸互相望不到。在塔巴廷加穿过巴西边界，继续沿雅瓦里河下行，接着沿伊加拉巴拉那河回到了秘鲁。这段河道的两岸略微接近，有时，两岸的攀藤植物和高大树木的枝叶笼罩在甲板之上，能听到、看到成群的鹦鹉在树木之间叽叽喳喳地盘旋飞舞，慢条斯理的红羽苍鹭耍平衡似的用一条腿站在小岛上晒太阳，灰色的龟壳从苍白的水面中露出；有时还能看到在岸边泥泞中打瞌睡的鳄鱼那带刺的脊背，这时从船上就会发出猎枪或左轮枪的射击声。

“凡是犯错误的，我都杀掉。”马坦萨斯站的站长站起来，不动声色地答道，“对不起，我还有工作。”

1910年9月14日，不到中午，委员会的成员们就从伊基托斯出发了。罗杰雇了一个叫弗雷德里克·拜肖普的人当翻译，那是他曾见过的巴巴多斯人中的一个。此人会讲西班牙语，也能使用在橡胶公司中通用的两种土著语言——波拉语和乌伊托托语——进行沟通。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十五艘船中最大的自由号保养得很好，拥有若干双人间小客舱，船头和船尾都装有吊床，供愿意露宿的客人睡觉。拜肖普害怕回到普图马约，所以要求罗杰·凯斯门特以书面形式保证他在旅行期间受到委员会的保护，事后要由英国政府把他遣返回巴巴多斯。

罗杰对这个瘦小的人感到很不快，决定不亲自跟他谈话，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委员们。这个杀人犯只会对他撒谎，他只专门听取同意作证的巴巴多斯人和“理性人”的陈述。他一天到晚地听取，余下的时间就用来精心整理在谈话中记下的笔记。清晨，他钻到河里洗澡、拍照片，接着不停地工作，直到夜里才精疲力尽地倒在床上。他的睡眠是断断续续、焦躁的。他注意到自己一天天地消瘦。

在伊基托斯的十天里，罗杰访问了各种身份的人，记录下从各处的官员、法官、军人、餐馆老板、渔民、皮条客、流浪汉、妓女、妓院与酒吧侍者口中搜集到的各种意见。晚上睡不着的时候，罗杰·凯斯门特思索着，伊基托斯的绝大多数白人和梅斯蒂索人，秘鲁人也好，外国人也好，都跟维克多·以色列的想法一样。在他们的眼里，亚马孙地区的土著人根本不是人，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微不足道、比起人更接近动物的低等存在，因此剥削他们、鞭打他们、把他们劫持到橡胶公司去都是合法的。如有反抗，就像杀掉患狂犬病的狗一样杀掉。这就是对印第安土著人的普遍看法。正如里卡多·乌鲁蒂亚神父所说，伊基托斯的仆人都是被抢来后以相当于一两个英镑的价钱卖到洛雷托省各个家庭的儿童，因而对此也就没有人会感到惊奇了。这种忧虑使得他张开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还没出城，就看到并了解到这些事，那么在普图马约又会有什么看不到呢？

他感到很疲乏，也很厌倦。在刚果也发生过这种情况，他担心每天都在发现的一桩桩令人发疯的、各式各样的罪行、暴力事件和残暴行径会影响自己的心理平衡。他精神上的健康情况能够抵抗每日都在发现的暴行吗？一想到在文明的英国，很少有人相信普图马约的白人和梅斯蒂索人会干出如此极端的野蛮行径，他就有些心灰意冷。他也许会被再次指责仗着偏见夸大其词，把不法行为夸张，以使报告更具戏剧性。他的这种情绪不完全是因为看到印第安人被残酷地虐待，还因为，他知道，看到、听到这里发生的事并为之作证后，就再也看不到自己青年时代对生活所憧憬的那乐观的远景了。

为了避免争论越来越激烈，沃尔特·福尔克和亨利·费尔加尔引入了不那么棘手的话题。

一队装卸工带着最近三个月收集来的橡胶从马坦萨斯站出发，前往恩特雷·里奥斯站，然后运到秘鲁港装船出口到外国。当他得知这一消息时，便通知要跟这队人一起走的同事，委员会可以在这里待到巡视、谈话完毕。朋友们跟他一样，都已疲惫不堪、无精打采。他们告诉罗杰，他们对阿曼多·诺尔曼德说：领事先生是受英帝国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本人的委托，前来调查普图马约的残暴事件，因杀人者和施刑者都在英国公司工作，尤其是这些人有着英国国籍或像他那样力图取得英国国籍，所以很可能被送上英国法庭或交给秘鲁或哥伦比亚政府在这里接受审判。这时，那个人的傲慢才一下子变了。自从听了这话，诺尔曼德对待委员会的态度变得温顺起来，甚至有些奴才相。他否认自己犯了罪，并向委员们保证，从现在起，不再犯以前那样的错误：要让土著人吃饱吃好，生病给治，按劳付酬，以人待之。他还命人在空地中央挂了一块牌子，把上述各项都写在上面。真可笑，土著人都是文盲，不识字，大多数的“理性人”也是如此。这实际上是给委员们看的。

“我在非洲生活了将近二十年，这种事多少知道些，以色列先生。”凯斯门特肯定地说道，“顺便说一下，我在非洲认识了许多跟您一样想法的白种人。”

从马坦萨斯站到恩特雷·里奥斯站，在八十个扛着阿曼多·诺尔曼德的手下收割来的橡胶的土著人（波拉人、安道克人和穆伊南人）的陪同下徒步在森林中穿行，这一路是罗杰·凯斯门特在秘鲁旅行中最可怕的回忆。领队的不是诺尔曼德，而是他的管家之一，内格雷迪。那是一个长得像东方人的梅斯蒂索人，镶着金牙，总是用牙签剔着。他那大声的喊叫使得那生着烂疮、烙着印记、带有疤痕、骨瘦如柴的队伍（其中有许多妇女、儿童，有的年龄还很小）浑身发抖，因恐惧而扭曲了面孔，跳了起来，加速了步伐。内格雷迪肩挎长枪，腰缠皮鞭，子弹带里插着左轮手枪。出发的那天，罗杰要求允许给他拍张照片，内格雷迪笑着同意了。但那笑意立刻消失了，因为罗杰指着皮鞭提醒他：“如果看到您用它抽打土著人，我就亲自把您交给伊基托斯警察。”

“您活在哪个世界，领事先生？”他演戏般地把一双骷髅长手高高举起，大声说道，“看得出，您从没见过一个吃人的生番。您知道这里有多少人被吃掉吗？知道有多少白人和乔洛被他们的毒矛毒镖射死吗？知道他们像沙普拉人那样给多少人施行过缩头术吗？我看还是等您对他们的野蛮行为有一点儿体验时，咱们再谈吧。”

内格雷迪一下子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低声问道：“您在公司里是什么职位？”

维克多·以色列哈哈大笑，像上了发条的玩具娃娃不停地抖动。

“我受英国政府委托来调查发生在普图马约的不法行为。您所工作的秘鲁亚马孙公司属于英国，您不会不知道吧？”那人不知所措地躲开了。从此，凯斯门特再也没见他鞭打搬运工，只是催他们快走。当他们不堪重负、走路磕磕绊绊、扛着或顶着的橡胶滑落在地上时，他才大骂几句。

“亚马孙地区无疑是宝库，”凯斯门特不动声色地同意，“秘鲁要加以利用是对的。但不要虐待当地土著人，不要像猎取动物那样猎取他们，也不要迫使他们像奴隶那样干活，最好通过办学、开设医院、建立教堂等方式来使他们融入文明社会。”

罗杰随身带了三个巴巴多斯人：拜肖普、西利和莱恩，另外九个留给了委员会。凯斯门特嘱咐委员们一步也不要离开这几个证人，他们很可能会被诺尔曼德及其同伙恐吓或收买，让他们翻供；甚至会被杀害。

“照您这么说，”他语带讽刺地说道，“秘鲁人就应该让亚马孙世世代代永远停留在石器时代。为了不惹恼那些异教的野蛮人，不应该去占据那些好逸恶劳的人不知如何利用的土地，浪费能够提高秘鲁人的生活水平、使秘鲁成为现代国家的资源。难道英国王室想让秘鲁成为这样的国家吗，凯斯门特先生？”

这次行程中最困苦的还不是那嗡嗡叫的、硕大的绿色牛蝇日日夜夜的叮咬，不是把人淋得精湿，把地面变成布满泥泞、树叶和朽木，一走就滑的小河的不期而至的倾盆大雨，也不是晚上吃完沙丁鱼和肉汤罐头、喝过几口威士忌或茶水后在搭起的不舒服的帐篷里将就地睡一觉。最可怕的是，看到那些赤身裸体的印第安人被橡胶棒压得弯腰驼背，在内格雷迪及“小伙子”的吆喝声下被催着快走，中间既很少休息，又吃不上一口东西。这一切都使他受到自责和内疚的折磨。他问内格雷迪为什么不把吃的分给印第安人。那工头看了他一眼，好像听不懂他的话。拜肖普给他解释了一遍，他才厚着脸皮说道：“他们不喜欢我们人吃的饭，他们有自己的食物。”

维克多·以色列那瘦小的胸部一上一下地掀动着身上的衬衣和五颜六色的背心，那衬衣很奇特，装着灯笼袖，扣子一直扣到脖颈。他把双手的大拇指插在背带里，一双三角眼布满血丝，一张嘴就露出了一排被尼古丁熏得参差不齐的黑牙。

但他们没有任何食物，偶尔送进嘴里的一小把木薯粉和必须卷得紧紧的才能吞下的植物茎叶根本不能算是食物。令罗杰不能理解的是，那些十一二岁的孩子怎么能几小时、几小时地扛着至少二十公斤、三十公斤或更重（他曾扛起来试了试）的橡胶筐呢？出发的第一天，一个波拉人男孩突然被重负压趴下了，低声地呻吟着。罗杰想给他一罐汤喝，安慰他一下，男孩却露出动物般的恐惧目光。他两三次想爬起来，但爬不起来。拜肖普向罗杰解释道：“他太害怕了。您要是不在这儿，内格雷迪就会一枪结果了他。这是杀一儆百，告诉其他人别想昏过去。”那男孩实在站不起来了，人们只得把他留在山里。罗杰给了他两罐头食物和一把雨伞。为什么那些骨瘦如柴的人能够扛这么重的东西？他现在理解了：因为如果他们敢昏倒，就会被杀掉。

“我对文明的看法，总的来说是一句话，尊重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罗杰很镇静地解释道，却全神贯注地警惕着维克多·以色列会否对他动手，“譬如，英国法律禁止殖民者占据各殖民地土著人的土地，也禁止对拒绝在矿山和田里干活的当地土著人使用武力。您不认为这就是文明吗？还是我错了？”

第二天，一位老妪扛着三十公斤重的橡胶爬坡的时候突然跌倒，一下子死了。内格雷迪确认她没气了，就很不高兴地嘶哑着嗓子匆忙命其他印第安人去扛死者留下的两筐橡胶。

“我倒想知道您对文明是什么看法。”维克多·以色列说道，声音和眼睛都在冒火。那暴躁的反应让罗杰以为他会从枪套里掏出老掉牙的左轮朝自己开枪呢。

到了恩特雷·里奥斯站，罗杰洗了个澡，休息了一会儿，赶快把旅行中的所闻、所见、所思记在了本子上。一个想法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在以后的日日夜夜、岁岁年年里一直萦绕着他，并开始化作他的行为：“我们不应允许殖民主义像在亚马孙地区的印第安人中所做的那样，把我们爱尔兰人的精神阉割掉。要有所行动，现在，立即。晚了，我们也会变成木头人。”

在那扑克牌桌上还有沃尔特·福尔克和亨利·费尔加尔，另外几名委员会成员都躺在自己的吊床上休息了。那是一个平静、温暖的夜晚，圆圆的月亮照在亚马孙河上，闪着粼粼的银光。

在等待委员会期间，他没有浪费时间，找了几个人谈话，但主要还是检查商店里的结算清单、账本及行政记录，他想看看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预支给印第安人、工头和“小伙子”食物、药品、衣服、武器和用具时多加了多少价钱。每种东西加价的比例都不一样，不过所有的卖品经常是两倍、三倍，有时甚至五倍地加价。他买了两件衬衫、一条裤子、一顶帽子和一双短统靴。在伦敦，所有这些东西只需这里价钱的三分之一。挨宰的不光是印第安人，就连在普图马约执行站长们命令的那些不走运的倒霉蛋、流氓、打手也都挨了宰。因此有的人一直欠着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债，一生被束缚在公司上，直到死去或被认为不中用，就不足为奇了。

“也许您和我对所谓文明有着不同的概念，我的朋友。”罗杰凯斯门特一直用淡定的声调讲话，使得维克多·以色列很恼火。

1893年，首批橡胶商来到普图马约并开始“打猎”时，该地区有多少印第安人？到了1910年还剩下多少人？罗杰对此很难得出一个大致的概念。没有严肃的统计数字，这方面留下来的记录也含混不清，各不相同。做出可信估计的，看样子只是那位不幸的法国探险家兼人类学家尤金·罗比雄（1905年在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辖地绘制地图时，在普图马约地区神秘失踪了）。据他的估计，在橡胶把“文明人”吸引到普图马约之前，该地区七个部落（乌伊托托、奥凯玛、穆伊南、诺努亚、安道克、列希加洛和波拉）应该共有十万人左右。胡安·蒂松认为这个数字被夸大了，他据各方面的分析核对，坚持认为四万这个数字更接近实际情况。但不管怎么说，剩下的幸存者还不到一万人，也就是说，橡胶商们强加给该地区的管理制度已经消灭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印第安人。当然，许多人是死于天花、疟疾、脚气病与其他疫病，但是，大多数确实死于剥削、饥饿、肢解、颈手枷和杀害。照这样下去，所有这些部落都将步伊瓜拉西族的后尘：全族灭绝。

“可我并不是那种赤身裸体的野蛮人，也不会把自己天生兔唇的子女扔到河里去喂亚古妈妈。”橡胶商爆发出一阵带有讥讽意味的大笑，很不满地反驳道，“您是不是把那些食人的野蛮人跟我们这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来把森林地区改造成为文明土地的先驱者、企业家和商人放在同一个平面上看待了？”

两天后，委员会的同事到达了恩特雷·里奥斯站，看到阿曼多·诺尔曼德带着他的女人也一起来了，罗杰感到很奇怪。福尔克和巴恩斯说，这位马坦萨斯站的站长一起来的理由是，他要在秘鲁港亲自监督橡胶装船，但实际上他是担心自己的前途。得知巴巴多斯人对他的指控，他就大肆进行贿赂和威胁，企图让他们翻供。在利维等人的身上也确实得逞了，他们给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肯定是诺尔曼德本人替他们起草的），否认了所有证词，说委员会“用欺骗的手法”进行诱供，因此他们要以书面说清楚，秘鲁亚马孙公司从未虐待过印第安人，职工们和谐相处，共同为秘鲁的繁荣昌盛而工作。福尔克和巴恩斯设想，诺尔曼德还要贿赂和威胁拜肖普、西利和莱恩，没准还有凯斯门特本人。

“我指的是关于您所谓的野蛮人的观点。”凯斯门特用平静的语调解释道，仿佛在谈论天气或蚊子，“请您换位思考一下：他们在那里，在他们的部落里，生活了若干年、若干世纪。有一天，来了几个白人或梅斯蒂索人，带着长枪和左轮手枪，要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耕地、房子，到几十、几百公里外的地方，为了外来人的利益去收割橡胶，而这些外来人唯一的道理就是手中的武力。那么，您会高高兴兴地去收割那著名的橡胶吗，维克多先生？”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阿曼多·诺尔曼德就来敲门了，建议要与罗杰进行一次“坦率而友好的谈话”。这位马坦萨斯站站长已经不像上次对罗杰那样自信而高傲了，看得出他很紧张，讲话时搓着双手，咬着下唇。二人来到了存放橡胶的棚子，那是一块荆棘丛生的空地，昨晚的大雨给空地添了几处满是蛤蟆的水洼，空气中飘散着橡胶的臭味。罗杰脑子里想，那臭味不是来自放在棚子里的橡胶，而是来自那比起他来简直是侏儒的红发矮人。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诺尔曼德的讲话是早就准备好了的。在原始森林里度过七年，对一个在伦敦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牺牲。他不愿意他的生活因误解和嫉妒导致的污蔑被卷进法律纠纷之中而中断，从而不能实现他回到英国的愿望。他以人格担保，他的双手没有染上鲜血。他问心无愧。他的确严厉，但公平。为了改善企业的运营，他愿意采纳委员会和领事先生建议的一切措施。

维克多·以色列是瘦高个儿，长长的披肩直发已有一缕白发，瘦脸庞上的胡子几天未刮，一双小小的、靡菲斯特式的三角眼困惑不解地望着罗杰·凯斯门特。他穿着红背心，这还不算，肩上还挂着五颜六色的领巾似的背带。

“停止‘打猎’，不要捕捉土著人；”罗杰数着手指，一项一项地慢慢说着，“不许使用颈手枷和皮鞭；不许强迫印第安人进行无偿劳动；站长、工头和“小伙子”不许强奸和抢走土著人的妻女；停止体罚；对被杀害者、被烧死者、被割掉耳鼻手脚者的家属给予赔偿；不许用做了手脚的磅秤对土著人进行掠夺；不许在商店中以抬价的方式使土著人终身负债；等等。当然，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改革，才能使秘鲁亚马孙公司称得上是一家英国公司。”

“哼，您这话不过是一种看法，”罗杰·凯斯门特不紧不慢地打断他，“还有另一种看法。”

阿曼多·诺尔曼德脸色发青，不懂地看着他。

罗杰又记起了在秘鲁与巴西交界处从塔巴廷加到伊基托斯的瓜伊娜号上同橡胶商维克多·以色列的激烈争论。维克多·以色列是马耳他的犹太人，在亚马孙地区居住多年，罗杰与他在甲板上有过很有意思的长谈。此人喜穿奇装异服，总像戴着假面具，讲一口无可挑剔的英语。他喜欢喝白兰地，一面喝酒玩牌一面讲述自己的冒险生活，讲得很生动，仿佛是从流浪汉小说里抄下来的。他有着一个很不好的习惯：用老式手枪朝轮船上空盘旋的红羽苍鹭射击，幸亏很少击中。直到有一天，罗杰记不清几月几号了，维克多·以色列对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大加赞扬，说他把亚马孙从野蛮的原始时代拯救了出来，使之融入了现代世界。他还为“打猎”行径辩解，说正是由于这种做法，才有了割胶的劳动力，因为森林里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劳动力去割取这种造物主赐予该地区、造福秘鲁人的贵重物质。由于野蛮人懒惰、愚蠢，不肯劳动，这种“天赐之物”正在被浪费掉，橡胶商们才不得不到部落里强行拉夫。其实这一做法对企业来说也有时间和钱财上的损失。

“您是不是想让秘鲁亚马孙公司消失，凯斯门特先生？”

他太不慎重了，怎么能冒犯领事呢？那是一个可怜的好人，他也许只是不想卷入麻烦地熬到退休，回到英国，隐姓埋名地在自己靠积蓄分期付款在萨里郡买下的小屋的花园里种种花，养养草。这才是他应该做的，心不烦，也没病。

“正是，所有的杀人者与施刑者，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到您，都要因你们的罪行而受到审判，终身监禁。”

罗杰站起来，向房子的主人道晚安，回到自己的房间。暴雨雨势减弱，但仍然下着。与卧室邻近的阳台已被淋湿，植物散发出的气味和湿泥土味很浓。夜色很黑，昆虫的嗡嗡声密集了起来，仿佛不光是从树林里发出来的，房间里也有。跟随暴雨而来的是另一种雨点：一种叫做吸血猎蜻的黑色甲虫。第二天，这些甲虫的尸体就会铺满了阳台，像地毯一样；要是踩一下，就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地上就会出现黑色的血迹。罗杰脱下衣服，换上睡衣，躺倒在蚊帐里的床上。

罗杰向前走了一步，马坦萨斯站的站长面部扭曲地站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罗杰立刻悔不该对这个他看不起的人有所松懈，他遇到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此人当时可能就有要消灭他的念头。他早就预料到了。诺尔曼德既不傻也不懒，他会为此有所行动。罗杰犯了严重的错误。

“对不起，我惹您生气了，斯泰尔斯先生。我们不谈这事了。”

不久，胡安·蒂松告诉大家，马坦萨斯站的站长已经要求公司跟他结账，要现金，不是秘鲁索尔，而是英镑。他将乘自由号同委员会一起回伊基托斯，其企图很明显：在朋友和同伙的帮助下淡化对他的责备和指控，并保证他外逃成功——他无疑想逃到巴西去——在国外，他有一大笔积蓄，坐牢的可能性就等于零了。胡安·蒂松还告诉大家，五年来他一直收取马坦萨斯站所搜集的橡胶的百分之二十；如果当年的产量超过前一年，还有每年二十英镑的奖金。

“我来到这里是执行领事任务，为我的国家服务。”斯泰尔斯先生看着地上的棕榈席，接着说道，“我向您保证，我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这里的英国公民并不多，我都认识。我要保护他们，他们有任何需要，我都要为他们服务。我要尽力促进亚马孙地区与英帝国之间的贸易，向我的政府通报这里的贸易活动、来往船只的情况及边境发生的意外事件。在我应尽的责任中并没有反对奴隶制度、反对白人和梅斯蒂索人对亚马孙印第安人干的不法行为这一项。”

之后的日子里，罗杰干的都是些令人窒息的例行公事，与巴巴多斯人和“理性人”谈话，继续揭露一系列的暴行。他感到浑身无力，晚上又发起烧来。他担心疟疾又发作了，于是在上床前加大了奎宁的剂量。由于担心阿曼多·诺尔曼德或其他站长会毁掉写有证词的本子，所以在每个收购站——恩特雷·里奥斯站、雅典站、南方站和乔雷拉站，他都把文件带在身边，不让任何人碰。晚上，他就把文件塞到他睡的木床或吊床下，手边放着上了膛的左轮手枪。

罗杰没说话，也不知道需要知道什么。也许从现在起，英国领事可能会成为他要小心对付的另一个敌人。

在乔雷拉站，一天，整理箱子准备回伊基托斯时，罗杰看到二十几个来自奈门村的印第安人拉着橡胶来到营地。装卸工中有年纪轻的，也有成年人，还有一个九岁左右的男孩，很瘦弱，头上顶着一个比他本人还大的橡胶筐。于是罗杰随着他们去到了磅秤前，维克多·马塞多正在接收。男孩的那筐重二十四公斤，而这个叫做奥马里诺的男孩的体重只有二十五公斤。头上顶着这么重的东西，怎么能在森林里走这么长的路到达这里呢？男孩的背上也有鞭打留下的疤痕，但眼光中流露出活泼愉快的神情，常带笑容。罗杰在商店里买了一个肉汤罐头和一个沙丁鱼罐头给他吃，从此奥马里诺就留在他身边，不离左右，罗杰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一天，维克多·马塞多指着男孩对他说道：

“不是审判官，而是主持正义者。”领事露出不快的样子，纠正道，“要不就是，您如果愿意，一位英雄。我跟您说过，我不喜欢英雄。请不要把我的坦率当作恶意。再说了，您也不要抱什么幻想，这里发生的事是您改变不了的，凯斯门特先生。乌鲁蒂亚神父也改变不了。在某种意义上讲，发生在这些孩子身上的事，我指的是伺候人，是他们的运气。相比起来，在部落里成长要糟糕千倍。在部落里，他们吃的是虱子，不满十岁就死于间日热或任何一种传染病，或在橡胶公司里像牲口那样劳作。可在这儿，他们生活得很好。我知道，对我的这种实用主义，您很反感。”

“我看他跟您很亲热，凯斯门特先生，您为什么不把他带走呢？他没有父母，我把他送给您了。”

此时，领事流露出了敌视的表情，摇扇的手慢下来，眼光中除了敌意，又多了些疑惧不安。

后来，罗杰思忖着，维克多·马塞多的“我把他送给您了”这句话固然是想讨好自己，却也说出了比其他任何证词更多的内容：这位站长可以把他辖地里任何一个印第安人送给别人，也就是说，那些装卸工和收割工跟树木、房屋、枪支和橡胶筐一样都是属于他的。罗杰问蒂松，把奥马里诺带回伦敦合适不合适？反奴隶制协会会不会保护他，负责让他受到教育？后者并不表示反对。

“我并不想冒犯您，”罗杰道歉道，“我只想弄懂我所处的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伊基托斯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是怎样的。我一点儿也不愿意让您把我看作审判官。”

几天后，安道克部落一个叫做阿雷道米的少年也来了，跟奥马里诺在一起，他是从南方站来到乔雷拉站的。第二天，罗杰在河里洗澡的时候，看到那少年同另外几个土著人在戏水。少年很漂亮，匀称的身材很优美，动作灵敏、自然。罗杰心想，赫伯特·沃德完全可以为这个少年创作一座美丽的雕像，作为被橡胶商剥夺了土地、人身和美感的亚马孙男性的象征。他把食物罐头分给在洗澡的安道克人。作为感谢，阿雷道米吻了他的手。他很厌恶，也很感动。少年跟着他回到了住处，一面讲话，一面做着激烈的手势。但他一点儿也听不懂，便把弗雷德里克·拜肖普叫了来，后者翻译道：

罗杰点了点头，喝了一口葡萄酒。

“他让您把他也带走，到哪儿都行。他会好好地服侍您的。”

“是我继承下来的。”英国领事干巴巴地答道，“我的前任凯奇斯领事回国前连同房子一起留给我的。不能说是雇的，在伊基托斯不时兴这个。这四个仆人都是文盲，不识字，也不会在合同上签名。在我家，他们有吃、有穿、有地方睡。此外，我还给他们零花钱。我敢说，在这种地方是不常见的。这四个人想走就可以走。您可以跟他们谈谈，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到别处去找工作。您会看到他们的反应是怎样的，凯斯门特先生。”

“你告诉他，我不能带他走。我已经答应奥马里诺了。”

“有，不过不像这里这么普遍。请原谅我的不礼貌，请问您的四个仆人是雇来还是买来的？”

但阿雷道米不甘心，不是在罗杰睡觉的茅屋旁站立不动就是在罗杰身后几步远处跟着他，罗杰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眼光中流露出无声的恳求。罗杰只得去跟委员会和胡安·蒂松商量，问他们除了奥马里诺，把阿雷道米也带回伦敦合适不合适。两个男孩也许会使他的报告更有份量：两个人身上都有鞭打的疤痕，也都相当年轻，适于接受教育并加入到非奴隶制度的生活中。

“在刚果就没有这种事吗？”领事答道，想避开这个话题。

乘自由号出发的前夕，南方站的站长卡洛斯·米兰达带着近百名印第安人来到了乔雷拉，后者都扛着最近三个月收来的橡胶。卡洛斯·米兰达是个胖子，四十岁的样子，皮肤很白。从言谈举止来看，他比其他站长受过更良好的教育，无疑出身于中产阶级；但从他的个人资历来看，此人在嗜血方面并不比其同事们差到哪儿去。罗杰·凯斯门特和委员会的成员曾收到关于某个波拉老妪事件的几项证词。几个月前，在南方站，一位老妪因绝望或发疯，一时冲动，高喊着要求波拉人起来进行斗争，不要再受屈辱，不要再受奴役。她这一声喊叫吓得周围的土著人愣住了。卡洛斯·米兰达暴跳如雷，抢过一个“小伙子”的砍刀，扑上去就把老妪的头砍了下来。然后拿起那血淋淋的人头，挥舞着警告印第安人，谁若学老妪的样子，不好好干活，谁就是这样的下场。而这个随时砍下人头的人却显得是个脾气随和、常带微笑、爱说话、不拘小节的人，对待罗杰及其同事和蔼可亲，常给他们讲一些关于他在普图马约认识的荒唐人物的故事和笑话。

斯泰尔斯先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在摇椅里摇动起来。他并没有掩饰自己苦恼的表情，那表情似乎在说：“您明天就要去普图马约了，您不知我对此有多么高兴。但愿以后我们再也见不着面了，凯斯门特先生。”

1910年11月16日，星期三，在乔雷拉码头登上自由号返回伊基托斯时，罗杰·凯斯门特张开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大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离开那个地方，他觉得身心都洗去了某种哪怕在刚果最困难时期都未有过的压抑感。除了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在自由号上，他还带了十八个巴巴多斯人及其五个土著人妻子以及约翰·布朗、艾伦·戴维斯、詹姆斯·麦波、乔舒亚·戴亚尔与菲利普·伯特·劳伦斯等人的孩子。

“据乌鲁蒂亚神父说，伊基托斯几乎所有的仆人都是被抢来卖到这里的。”凯斯门特盯着领事的眼睛问，“是这样吗？”

把巴巴多斯人带上船是经过与胡安·蒂松、维克多·马塞多、委员会成员及巴巴多斯人本人艰苦谈判的结果，谈判充满了让步与修正的复杂过程。所有这些巴巴多斯人在提供证词前都要求保障人身安全，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们的证词能把站长们关进监狱，他们将会遭到报复。凯斯门特答应亲自把他们活着带出普图马约。

斯泰尔斯先生沉默着，拼命摇着扇子。

但是，早在自由号到达乔雷拉的前几天，公司就发动了强大的攻势，阻止巴巴多斯籍工头走掉。为了留住他们，公司保证他们不会遭到报复，答应给他们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维克多·马塞多还宣布，不管他们的决定如何，秘鲁亚马孙公司已决定扣除他们因在商店购买药物、衣服、家庭用具与食物而欠下的债务的百分之二十。众人都接受了这个提议，不到二十四小时，巴巴多斯人就通知凯斯门特说不跟他走了，愿意留在站里干活。罗杰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施压和行贿使得这些人没等出发就要收回证词，还要指控是罗杰编造了这些证词，并威胁着强加给他们。罗杰去跟胡安·蒂松谈。蒂松说，对所发生的事，他跟罗杰一样感到难过，也想加以纠正，但他毕竟是秘鲁亚马孙公司的高层，他不能也不应该对巴巴多斯人施加影响，让想留下的人走掉。另一位委员亨利·费尔加尔，以同样的理由支持蒂松的说法：他在伦敦也是为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工作的，他愿意对亚马孙地区的工作方式进行深刻改革，但不能做对他所服务的企业不利的事。凯斯门特感到天要塌下来了。

“我指的是从部落抢小孩的事，”罗杰接着说道，“小孩被带到这里，以二三十索尔的价钱卖给家庭。”

但是，在这充满法国传奇剧般扑朔迷离的局势中，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1月12日下午，自由号到达了乔雷拉，带来了伊基托斯和利马的信件与报纸。秘鲁首都的《商报》在两个月前登了一篇长文，宣称奥古斯托·贝纳迪诺·莱吉亚总统的政府就普图马约橡胶商所犯暴行一事，应英国和美国的请求，已经把秘鲁法律界的明星法官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以特命全权法官的身份派来亚马孙地区，其任务就是进行调查并立即启动相应的法律程序；如有必要，还要派去警察和军人，使罪行责任人难逃法网。

领事尝了一口葡萄酒，又摇起了扇子。罗杰感觉他的圆脸有些发红。外面的暴雨伴随着长长的、震耳欲聋的雷声，怒吼般地下着，闪电不时地照亮黑暗的树林。

这一报道在阿拉纳公司的雇员中间像爆炸一颗炸弹。胡安·蒂松告诉罗杰，维克多·马塞多很紧张，他召集了各个站的站长，包括最边远地区的站长，来乔雷拉开会。蒂松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被重重矛盾撕裂了人格的人物，他有着与生俱来的正义感——秘鲁政府终于决定有所行动了，他为自己国家的尊严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他也明白，这一丑闻意味着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倒台，因而也会导致他本人的倒运。一天晚上，蒂松喝着温暾的威士忌酒向罗杰坦白，他的全部财产，除了在利马的一所房子，都买了公司的股票。

“是这样的，乌鲁蒂亚神父来到这里不到一年，从来没离开过伊基托斯，”凯斯门特说道，“所以普图马约橡胶种植地发生的事，他也知道得不多。他跟我谈得最多的是这个城市里发生的另一种人间悲剧。”

利马来的消息衍生出的谣言、流言蜚语和恐惧让巴巴多斯人又一次改变主意，这回他们愿意走了。他们还担心当秘鲁籍的站长们大举报复、对土著人施加酷刑或加以杀害后，就会把责任推到他们这些“外国黑鬼”身上，所以他们愿意赶快离开秘鲁，回到巴巴多斯。这种不安全感把他们吓得要死。

领事是不是看出了二人正在进入地震地区？他那突出的眼睛闪烁出一丝不安的光芒，光秃秃的脑袋在房间中央桌上噼啪作响的油灯照射下闪闪发亮，右手摇动着的扇子也停了下来。

罗杰·凯斯门特心想，这十八个巴巴多斯人如果跟他去伊基托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譬如公司把所有罪行的责任都推在他们的身上并把他们关进监狱；要么贿赂他们，让他们收回证词，诬蔑凯斯门特强迫他们作伪证。解决的办法是让巴巴多斯人在到达伊基托斯之前在巴西领土的某个停泊地下船，在那里等着罗杰转乘阿塔瓦尔帕号去接他们，然后乘阿塔瓦尔帕号从伊基托斯向欧洲行驶，在巴巴多斯停靠。罗杰这么想着，但谁也没告诉，只对弗雷德里克·拜肖普说了。后者表示同意他的计划，并提醒罗杰，此计划不到最后时刻，最好对巴巴多斯人也不要讲。

“您指的是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长老吗？我很少跟他打交道，总的来说是个好人。这几天您常见他？”

自由号出发时，码头上有一种奇异的气氛，站长们一个也没来送行。据说他们中有几个人决定去巴西或哥伦比亚。胡安·蒂松还要在普图马约待上一个月，他拥抱了罗杰，祝他一路平安。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要在普图马约再待几个星期，主要进行科学和管理方面的研究。他们也去码头送行，双方约好在伦敦见面，好在罗杰把报告呈给外事办之前再修改一下。

“斯泰尔斯先生，您对里卡多·乌鲁蒂亚神父有什么看法？”

在河上行驶的第一个晚上，月亮圆圆的，发红的月光照亮了天空，也反射在阴暗的河水中，迸出银鱼般的点点星辰。一切都是那么温暖、美好、安谧，只是还能闻到橡胶的气味，好像那气味钻到鼻子里就永远不出来。罗杰在船尾甲板上倚栏观赏着那景色，很久之后才发现自己脸上的泪水。上帝啊，安谧是多么美好！

尽管如此，那天晚上在斯泰尔斯先生的小客厅里，他与领事一面听雨点落在锌皮房顶和瓢泼雨水打在阳台玻璃与栏杆上发出的声音，一面跟往常一样喝着葡萄酒。罗杰顾不得谨慎不谨慎了。

航行的头几天又累又烦，不能检查所做的卡片和本子上的记录，更无法起草报告。他睡得很少，还做噩梦，经常在夜里起来。如果是晴天，就到甲板上去观赏月亮和星星。

乘自由号前往普图马约的前一天，罗杰·凯斯门特决定坦率地和斯泰尔斯先生谈一谈。在伊基托斯逗留的十三天里，他与英国领事有过多次谈话，但从不敢涉及这个话题。他很清楚他这次的任务招来了许多敌人，不仅在伊基托斯，还在整个亚马孙地区。在以后的日子里，如果同橡胶商打交道陷入了困境而不能跟这位能帮大忙的同事沟通，岂不荒唐？这种棘手的事不谈也罢。

船上有一名巴西海关处的管理人员，罗杰问他，那些巴巴多斯人能不能在某个巴西港口下船，转船到马瑙斯去等他，之后继续同行到巴巴多斯？那位官员说毫无困难。尽管如此，罗杰还是有些不安，担心会出事，使得秘鲁亚马孙公司得以逃脱制裁。自从他亲眼看到亚马孙地区土著人的命运之后，让世界了解他们的命运、改变他们的命运就显得刻不容缓了。

10

另一个使他不安的原因是爱尔兰。他相信只有果断的行动——一次暴动——才能把祖国从像乌伊托托人、波拉人及普图马约所有不幸的人那样因被殖民化而形成的“灵魂的缺失”中摆脱出来。自从得出这个结论，他就急不可待地想组织一场暴动，来结束几个世纪以来英帝国对自己国家的奴役。

铁门的响声把他从美梦中惊醒。他睁开眼睛，狱卒进来递给他一碗面糊和一块面包，那是他每天的晚饭。他想问一下时间，但知道对方不会回答，便克制住了。他把面包掰成小块，掺在面糊里，一勺一勺地喝起来。又一天过去了，也许明天是决定性的一天。

自由号越过秘鲁边界（此时已经航行在雅瓦里河上）进入巴西的那天，一直困扰着他的疑惧和担忧心情消失了。但是接着又会进入亚马孙河，上行到秘鲁领土，他肯定，在秘鲁领土上，他还会感到揪心，某个意想不到的灾难将让他的使命失败，在普图马约几个月的努力会付诸东流。

快到马瑙斯了吗？塔巴廷加近了吗？普图马约呢？快到伊基托斯了吗？沿河而上还是沿河而下？这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感到身体比以前好多了。轮船在发绿的河面上慢慢地行驶，马达的隆隆声陪伴着他的思绪。他已经放弃了外交生涯，获得了完全自由，此时又一次思忖起将来怎么办。也许把伦敦埃伯里街的寓所售出，住到爱尔兰去，分别在都柏林和厄尔斯特两地住，不再全身心地搞政治。要每天一小时、每周一天、每月一周用于学习。要重新拾起爱尔兰语的学习，某天用流利的盖尔语讲起话来，会让爱丽丝大吃一惊。用于政治上的每小时、每天、每周要集中在大问题上、与优先考虑的中心目的——争取爱尔兰独立、反对殖民主义——有关的大问题上。不要把时间浪费于搞阴谋、搞竞争、争高低，这些都是贪婪的政客们在党内、支部内、小队里争权夺利干的事，为此忘记了甚至破坏了首要任务也在所不惜。要在爱尔兰多走走，多看看，要去多尼格尔郡的安特莱姆峡谷、厄尔斯特、戈尔韦，也要去康内玛拉、托里岛那些遥远偏僻的地方，那里的渔民不懂英语，只讲盖尔语。要与农民、手工业者、渔民交朋友，他们朴素、勤劳、有毅力，抵制住了蜂拥而至的殖民者，保持住了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和信仰。要倾听他们，向他们学习。要写出文章和诗歌，歌颂这些卑微的人几个世纪以来默默创造的英雄业绩。多亏了他们，爱尔兰才没有消亡，保持住自身仍是一个国家。

1910年11月21日，在雅瓦里河巴西埃斯佩兰萨港，罗杰让十四个巴巴多斯人、四位妻子和四个小孩下了船。此前，头天晚上，他就把这些人叫到一起，向他们解释说，如果他们跟他一起去伊基托斯，就会有危险；公司买通了法官和警察，会拘捕他们，把一切罪行都推到他们身上，甚至以威胁和敲诈，让他们收回控告阿拉纳公司的证词。

他睡得很安宁，被梦境带进了亚马孙的原始森林。那是一个明亮的早晨，阳光直射，微风吹拂着船上的指挥台，降低了热度。没有蚊虫，他感到很适意。本来眼睛发炎，任何滴眼液和眼科清洗术都不管用，可最近折磨他的眼病不那么疼了；关节炎引起的肌肉疼痛、仿佛炙热的铁棒插入造成的火烧般的痔疮痛都消失了；双脚也消肿了。所有不舒服、病痛、小毛小病，二十年来在非洲患病的后遗症都没有了。他又感到年轻起来，很想在这里，在宽阔的、望不到对岸的亚马孙河上，像若干次在非洲那样再发一次疯：脱下衣服，从船栏处跳进漂满羊草和泡沫的绿色河水。他会感觉到全身都被那温和浓稠的河水冲击着，在钻出水面、露出头开始划动双臂、带着幸福感以海豚般的优美姿势游向船舷的同时，感到一种被净化了的舒适。船长与几名乘客站在甲板上向他做着夸张的手势，叫他游回来上船，否则会淹死，要么会被亚古妈妈吞掉。亚古妈妈是一种水蛇，有的长达十米，能把整个人囫囵吞下。

那十四个巴巴多斯人同意了他的计划，在埃斯佩兰萨港下船，转乘另一艘船去马瑙斯。在马瑙斯，他们会在英国领事馆的保护下等着罗杰把他们接上布斯航运公司的阿塔瓦尔帕号，这条航线将从伊基托斯经马瑙斯到帕拉。到了帕拉再转乘另一艘船，就可以回家了。罗杰告别时为他们买来大量的食物，并给他们开了一张证明，说明他们去马瑙斯的船票将由英国政府支付；还给他们开了张介绍信，介绍他们去英国驻当地领事馆。

几点了？他还是不习惯不知道时间的生活。本顿维尔监狱的墙壁太厚了，再怎么努力也听不见街上的声音：钟声、摩托声、叫喊声、口哨声、艾斯林唐商场的嘈杂声，他是真听见的还是想象出来的？他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一种奇怪的安静，坟墓般的安静。此时此刻的安静好像时间停滞，生活也停止。唯一能渗进牢房的杂音来自监狱内部：隔壁走廊里轻轻的脚步声、铁门开开关关的声音、典狱长向狱卒带有鼻音的下令声。现在，就连本顿维尔监狱内部的杂音也没有了。这种安静使他痛苦，让他不能思考。他想重新拿起托马斯·肯比斯的《仿效耶稣基督》读，但仍然读不进去，便把书放回了地上。他想祈祷，但祈祷太机械，继续不下去。很长时间，他僵硬着，一动不动，心中充满忧虑，脑子里一片空白，眼睛盯着屋顶上的一个湿点，仿佛等着水滴落下来。他慢慢地睡着了。

跟随他继续航行到伊基托斯的除了阿雷道米和奥马里诺，还有弗雷德里克·拜肖普、约翰·布朗及其妻儿、拉里·克拉克和带着两个小孩子的菲利普·伯特·劳伦斯。这几个巴巴多斯人要在伊基托斯拿些东西，并取出公司给他们开的支票。

只要一想起瑟詹特·A.M.沙利文，哪怕只是一小会儿，他就感到沮丧。1916年，在那一年的四月末那黑暗的四天里，被判叛国罪的庭审情形浮现在他眼前。聘到一位同意为他在高等法院进行辩护的诉讼律师并不那么容易，乔治·卡万·达夫及其家人、朋友在都柏林，在伦敦联系的所有律师都以各种借口拒绝了，没有人愿意为一个在战争期间背叛祖国的人进行辩护。最后，爱尔兰人瑟詹特·A.M.沙利文同意了，那是因为他从未在伦敦法庭上为人辩护过。不过他索要一大笔酬金。罗杰的姨妹和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不得不在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同情者中进行募捐。罗杰只愿作为起义者和斗士承担责任，想利用审判作为讲坛，来宣讲爱尔兰拥有争取主权的权利。但沙利文律师硬要进行常规的法律辩护，避免涉及政治，并强调据以审讯凯斯门特的爱德华三世法规只许涉及在本土而不涉及在国外所犯的叛国行为，归咎于被告的那些行为发生在德国，因此凯斯门特不应被看作背叛帝国。罗杰从不认为这一辩护策略会成功。更有甚者，在提交辩护词的当天，瑟詹特·沙利文上演了一幅可怜的场面：开始辩护不久，他就显得坐立不安，全身抽搐，面色灰白，高喊：“法官先生们，我不行了！”说着便倒在了法庭上，昏过去，由他的一名助手念完辩护词。所幸在助手念辩护词时，罗杰还能进行自我辩护。他宣称自己是起义者，为争取祖国独立的圣周起义进行辩护，为服务于祖国的独立运动感到骄傲。此刻，他仍为自己的这一辩护词感到骄傲。他想，在后代面前，这是一篇具有说服力的辩护词。

航行的最后四天，罗杰是在工作中度过的：整理文件，为秘鲁当局准备一份备忘录。11月25日，大家在伊基托斯下船，英国领事斯泰尔斯先生再次邀请罗杰住在他家，并陪罗杰到附近一家小旅馆为巴巴多斯人、阿雷道米和奥马里诺安排住处。斯泰尔斯先生显得很不安。有消息说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很快就要到来，就英国和美国对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公司的指控进行调查，整个伊基托斯都紧张起来。为此担心的不仅有秘鲁亚马孙公司的雇员，还有普通的伊基托斯人，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城市的生活全靠阿拉纳的公司。

爱国主义蒙蔽了清醒的头脑。罗杰永远怀念在格罗夫纳路爱丽丝家举行的那些聚会，其中有一次，爱丽丝在热烈的争论中说过这样的话——那位女历史学家确切的原话是怎样说的？“我们不应该让爱国主义冲动夺去清醒的头脑、理性和才智。”大概如此。不过，他记得当时乔治·萧伯纳对在场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说过刺耳的讥讽话：“这二者是不相容的，爱丽丝，您别自欺欺人了。爱国主义是一种宗教，与清醒的头脑互不相容，纯粹是愚昧主义，是宗教行为。”他的讥讽口气往往让对方感到不自在，因为他们直觉这位剧作家看似宽厚的话语后面往往包含着毁灭性的意图。“宗教行为”在这位什么都不相信的怀疑主义者嘴里意味着“迷信、弄虚作假”或更坏的东西。尽管如此，这位什么都不相信又出言不逊的人却是伟大的作家，在爱尔兰文坛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有威望。但是，一个不是爱国者的人，对祖先的土地感觉不到深沉的血缘关系，不热爱其肩负的古老世系，也不为之感动，又怎么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因此，若在两个伟大的作家中进行选择，罗杰私下里宁愿选择叶芝，而不是萧伯纳。叶芝是爱国者，他用改写、革新的爱尔兰、凯尔特传说丰富了诗歌与剧作，赋予这些传说新的生命，从而丰富了现代文学。过了一会儿，他又对此想法感到后悔了，怎么能对乔治·萧伯纳忘恩负义呢？尽管他怀疑一切，写过反对民族主义的时评，但在伦敦知识界的大人物里，没有任何人比这位剧作家更明确而勇敢地为罗杰·凯斯门特进行了辩护。他曾劝告律师在辩护词上加上这一条，但不幸的是，那贪婪的废物、可怜的瑟詹特·A.M.沙利文没有接受。判决后，乔治·萧伯纳又写文章请求改判，并在请求改判的声明上签字。并不一定是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才能如此慷慨、勇敢。

晚饭后喝例行咖啡的时候，罗杰简单地讲了他在普图马约的所闻所见。斯泰尔斯先生一言不发，严肃地听着，有时提个问题：

罗杰叹了一口气。他失去了许多跟那两个人一样可亲、可敬的朋友，有多少朋友对他别过脸去。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不，他没搞错。他仍然认为，如果在这场冲突中，德国战胜了，距离爱尔兰独立就更近了；而如果英国取得了胜利，距离爱尔兰独立就更远了。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德国，而是为了爱尔兰。约瑟夫·康拉德和莫列尔这样明智聪慧的人为何不理解他？

“这样说来，难道跟利奥波尔多二世治下的刚果一样可怕吗？”

斗牛犬说得对，不要陷入悲观主义，不是所有人都是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另外一些人，他们品格高尚，乐善好施，有理想主义。罗伯特·蒙泰特上尉和莫列尔本人就是这样的人。令罗杰伤心的是，斗牛犬没有在对自己从宽发落的申请书上签字，以为自己的朋友（现在应该跟赫伯特·沃德一样，称为前朋友）站在了德国一边。尽管罗杰曾因反对战争、参加和平运动而被调查，但莫列尔无疑是因他站在德国皇帝一边而不肯原谅他的，也许像康拉德那样把他看作叛徒了。

“恐怕是的，也许更糟。”罗杰答道，“只有鬼迷了心窍的人才会为罪行划分等级。”

难道这就是原罪的面孔、思想、毒蛇般扭曲的人性？在与埃德蒙·D.莫列尔的一次谈话中，二人都解释不了：那些接受了基督教的教育、有文化的文明人怎么能干尽坏事，成为他俩在刚果记录下来的骇人听闻罪行的同谋？罗杰说：“斗牛犬啊，当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的解释都已用尽，剩下的黑暗空间是很大的，足以探究人类的劣根性。想了解这一点，只有一条路：不要进行理性思考，要向宗教求援。这才是原罪。”“你的这个解释不说明任何问题，老虎。”二人争论了许久也没得出任何结论。莫列尔认为：“如果干坏事的最终动机是原罪，那就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如果说人之初，性本恶，灵魂里浸满了恶，为什么还要为解决不了的问题找寻解决之道而斗争？”

罗杰离开期间，伊基托斯换了新的行政长官，是来自利马的一位先生，叫做埃斯特万·萨帕塔。与其前任不一样，此人并不是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雇员，上任以来，他一直与巴勃罗·苏马埃塔及公司领导层保持着某种距离。得知罗杰就要回来，他一直急切地等待着。

罗杰又感到胃部痉挛在发作。更糟的事接踵而至：伦敦警察局对他的问讯完毕，他以为魔鬼艾文德再也不会出现在谈话中了，然而最后的打击突然而至：罗杰·凯斯门特的名字出现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报纸上，说被王室授予爵位和勋章的英国外交官将被判定犯有叛国罪，到处都在流传着诉讼程序即将启动的消息。这时，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出现在英国驻费城领事馆，向领事提出只要英国政府支付差旅费并付给他可以接受的报酬，他愿意去英国证明凯斯门特有罪。雷金纳德·霍尔和巴兹尔·汤姆森给他看英国驻费城领事的报告时，他再也不怀疑：那是不是真的？幸亏在那四天的诉讼中，斯堪的纳维亚魔鬼那红润的脸庞最终没有出现在证人席上，否则罗杰看到他，岂能克制住愤怒？非把他的脖子拧下来不可！

罗杰与行政长官的会见是在抵达的第二天，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埃斯特万·萨帕塔很年轻，褐色皮肤，举止很有教养。天气很热，他不停地出汗，用一条紫色大手巾擦着脸上的汗水，尽管如此，也不肯脱下呢料上衣。他专注地听罗杰谈话，不时地表示惊奇，有时打断罗杰，请他说得详细些，还经常惊呼着表示愤怒（“太可怕了！太恐怖了！”）。一面听，一面不时地递给罗杰一小杯凉水。罗杰详详细细地把一切都对他说了，人名、数字、地点，只说事实，不加评论，只在最后作为结束语说了几句：

他走过许多地方，有着丰富的阅历，结识过各色人物，在两个大洲调查过对当地原始居民与土著村社施行的各种残暴罪行，怎么竟被斯堪的纳维亚魔鬼那样的一个人厚颜无耻的两面手法搞得愚蠢起来？这个人满嘴谎言，有条不紊地欺骗了他，同时殷勤体贴，总是笑眯眯地像一条忠犬陪伴着他，为他服务，关心他的健康，为他买药、请医生、量体温，却想方设法地从他口袋里捞钱。这个人后来又谎称要到挪威去看望母亲和妹妹，实际上是去领事馆报告关于其上级兼情人的政治军事密谋活动，以取得报酬。而他，却还以为掌握了敌人的阴谋呢！据挪威人讲，曼斯菲尔德·德·卡尔顿尼尔·芬德雷领事曾明白无误地告诉他要把罗杰干掉。罗杰便指示艾文德顺着领事说话，以便取得证据，证明英国官员有加害他的罪恶企图。这件事，艾文德也向领事作了报告，为此他得到了多少克朗或英镑？罗杰还以为拿到了证据就能发动对英国政府的一次毁灭性宣传战呢，也就是说，可以公开指控英国政府侵犯第三国的主权，密谋杀害自己的政敌！但他的指控没有收到任何回应。他致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公开信以及向各国驻德代表处发去的副本，没有收到一家使馆给他的回执。

“总而言之，行政长官先生，记者萨尔达尼亚·罗卡和哈登堡先生的指控并没有夸大，相反，伦敦《真理》周报上发表的事实虽说看起来不可信，却远没有说尽真相。”

这时，牢房的门打开了，午饭送来了。已经是中午了？罗杰沉浸在回忆里，整个上午过去了，他都没意识到。要是每天都这样该多好啊。午饭有无味肉汤、炒卷心菜加几块鱼，他没吃几口。狱卒来收盘子时，他请求出去清理马桶。每天一次，他可以去厕所倒马桶、洗马桶。回到牢房，便又倒在了木床上。魔鬼艾文德那调皮孩子般笑眯眯的漂亮脸蛋又在他的回忆中出现，随之而来的则是沮丧和伤痛。他仿佛听到艾文德在他耳边说“我爱你”；他似乎抱住了他，紧紧地搂着他，听到了他的喘气声。

萨帕塔的声调中带有从心底发出的不安，他说为秘鲁感到羞愧，之所以发生这种事，是因为国家机构没有到达这些远离法治、缺乏各种制度的地区。为此，他才来到这里；为此，很快就要派来巴尔卡塞尔博士这样廉正的法官，莱吉亚总统本人也愿意结束这种应受到谴责的不法行为，把秘鲁的名声洗刷干净。他就是这么说的，这是他的原话。从现在开始，陛下政府会证明，罪犯将受到制裁，土著居民将受到保护。他还问罗杰·凯斯门特，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会不会发表。罗杰回答说，原则上，是给英国政府内部使用的，但无疑会寄给秘鲁政府一份副本；至于发表不发表，要由秘鲁政府自行决定。行政长官听了，松了一口气：

另一方面，雷金纳德·霍尔和巴兹尔·汤姆森告诉罗杰，他在德国的一切行动，包括在威廉斯特拉斯的外交部同德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军官及部长们的会谈，以及在林堡同爱尔兰战俘的见面，都被英国情报部门详细而准确地记录在案。就这样，艾文德一面伪装成罗杰的同谋，一面继续向英国政府报告罗杰在德国期间所言、所行、所写的一切，包括会见了何人、拜访了何人，以此来帮曼斯菲尔德·德·卡尔顿尼尔·芬德雷领事设下陷阱。“我真是一个白痴，也是命该如此。”罗杰不止一次地说。

“还好，”他大声道，“要是闹出去，对我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将是一个莫大的损坏。”

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那时是不是已经为英国情报局工作了？英国海军情报部部长雷金纳德·霍尔和伦敦警察局刑事调查科科长巴兹尔·汤姆森自从把被捕的罗杰调到伦敦，就跟他进行了数次诚恳的长谈，但是在挪威人的问题上，说法各不相同。罗杰对此并不抱幻想。现在他完全相信了艾文德在克里斯蒂安尼亚街上被劫持并被强行带到具有显赫姓氏的曼斯菲尔德·德·卡尔顿尼尔·芬德雷领事面前一事绝对是虚构的。那两位审问者（罗杰证实这二人都是细心的心理学家）向他指出，英国驻挪威首都领事在给其外事办上司的报告里写道，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是突然来到德拉门路79号的领事馆主动要求领事本人亲自跟他谈话的。这无疑是为了让罗杰丧失勇气和信心。英国领事同意接见他，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是陪一个拿着假护照、使用詹姆斯·兰迪这个假名字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到德国去的。他要用这个情报换点钱。领事当场就给了他二十五克朗。艾文德提出，只要英国政府的酬金高，他将继续提供有关这个无名氏的私人秘密材料。

罗杰差点儿说出来：损坏秘鲁形象的不是那份报告，而是在秘鲁土地上发生的、写入报告的那些事。另外，行政长官想知道来到伊基托斯的那几个巴巴多斯人（拜肖普、布朗和劳伦斯）是否同意再次确认一下他们关于普图马约的证词。罗杰保证道，明天一早就把他们派到行政长官的官邸去。

罗杰居然相信了这个离奇的谎言，一点儿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陷阱的受害者！就这样，他像个弱智的小孩，掉了进去！

斯泰尔斯先生在谈话中充当翻译，离开时低头不语。罗杰早就注意到领事在用英语说的话里加进去许多内容（有的完全是评论），他插入的话总是倾向于弱化关于对土著居民的剥削及其所受苦难的严酷。这一切都加剧了罗杰对这位领事的不信任。这位领事在此供职多年，很清楚这里发生的事，但从未向外事办报告过。原因很简单：胡安·蒂松向他透露，斯泰尔斯先生在伊基托斯有生意，因而必须依靠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的公司。毫无疑问，目前他所关心的是这桩丑闻会给他的生意造成多少损失。这位领事先生的灵魂是很卑微的，他的价值观已被贪婪征服。

最不可思议的是，克里斯滕森怪异的举动竟没引起罗杰的怀疑。去德国的途中需经挪威首都，就在到达的当天，艾文德单独出去散步——据他本人后来讲——被两个陌生人截住，于是被强行劫持到德拉门路79号的英国领事馆。领事本人，曼斯菲尔德·德·卡尔顿尼尔·芬德雷先生审问了他，给他钱让他说出同行者的身份以及来挪威的目的。艾文德向罗杰发誓说他什么也没透露，他答应领事，关于那位先生，领事需要知道什么，他就去调查一下，尽管他对那位先生一无所知；他只不过是陪伴他在陌生城市、陌生国家旅游的一名向导。

之后的几天里，罗杰想去见乌鲁蒂亚神父。但是修道院所告诉他，这位奥古斯丁教派长老去了印第安雅瓜族居住的佩瓦斯（罗杰所乘的自由号曾在该处停靠，当地土著人以植物纤维编织用来遮体的长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准备在那里开办一所学校。

从一开始他就注意到，克里斯滕森在美国的民族主义领袖中引起了怀疑。但是他很坚决地向他们保证，应该像相信他那样，相信艾文德的谨慎与忠诚。最后，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盖尔集团的领袖们同意让那挪威人在罗杰于美国的所有公开活动（除了秘密的政治会议）中在场，也同意让艾文德作为他的助手陪他去柏林。

阿塔瓦尔帕号还在伊基托斯卸货，于是在等待上船的那几天里，罗杰专心写报告，到了黄昏时分就出去散步。有两次，他进了位于伊基托斯中心广场的阿尔罕布拉电影院看电影，几个月以来，该电影院一直在乐队走调的伴奏下放映默片。对罗杰来说，真正的表演不是银幕上的黑白人物，而是观众们心醉神迷的样子。观众都是一些从部落来的印第安人与当地驻军中从山区来的士兵，电影里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到惊奇、愕然。

不过，在所有的失败中，最大的失败是他盲目而愚蠢地相信了魔鬼艾文德。他到费城去见约瑟夫·麦克加里蒂，是由艾文德陪同；在纽约，他在约翰·奎因组织的集会上向爱尔兰古老教团的听众发表演说时，艾文德就在他身边；1914年8月2日，在费城爱尔兰志愿军的千人游行中，他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发表鼓动性演讲时，艾文德也在他身边。

还有一天，他沿着一条土路徒步走到蓬恰纳，回来时，一场大雨把土路变成了泥塘，不过景色倒是很美。一天黄昏，他带着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徒步向基斯托克恰走去，途中遇到一场没完没了的大雨，不得不躲进灌木丛。暴雨停歇，小路上到处是水洼和泥塘，三个人只得很快回来。

他和蒙泰特登上德国潜艇是违反民族主义领袖的命令的。

1910年12月6日，阿塔瓦尔帕号起锚向马瑙斯和帕拉驶去。罗杰乘头等舱，奥马里诺、阿雷道米和巴巴多斯人乘普通舱。在一个明亮温暖的早晨，轮船驶离伊基托斯，岸上的人群和房屋逐渐变小。此时，罗杰又一次觉得危险在消失，胸中有一种解放了的感受。但那危险不是指身体上的，而是指道德上的。他有一种感觉：如果在那可怕的地方（那里的人遭受如此残忍的不公平待遇）再待下去，仅仅由于是个白人、是个欧洲人这一点，他就有可能被传染，变成堕落的卑鄙小人。他庆幸自己将永远不再踏上这块土地。这个想法鼓舞了他，把他从不能像当年在非洲那样全心全意、精力充沛地工作时感到的沮丧、困倦的情绪中拉了出来。

罗杰竟然相信了他！胃部又是一阵痉挛，痛得他暂停呼吸，躺在狭窄的木床上把身子蜷曲起来。精神一紧张，病就发作。想哭出来，但抑制住了。每当他感到需要怜悯自己或感到极度羞愧的时候，眼里就会充满了泪水，接着意志消沉，厌恶自己。他从不是一个易动感情、外露情绪的人，他一直善于在非常镇静的外表下掩饰沸腾的激情。但是自从那年十月底在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的陪伴下到了柏林，他的性格起了变化。是不是与生病、身体虚弱、精神崩溃有关？尤其是在德国的最后几个月里，尽管罗伯特·蒙泰特上尉竭力想激发他的热情，但当他知道爱尔兰纵队计划已然失败，觉察德国政府并不信任他（也许认为他是英国间谍），得知他揭发英国驻挪威领事芬德雷密谋杀害他一事并没有得到他所期待的反响，这种变化尤为明显。发现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志愿军的伙伴一直瞒着他，计划在爱尔兰举行圣周起义（“为了安全，必须慎重行事。”罗伯特·蒙泰特这样安慰他）时，他更是觉得像背后被人踢了一脚。不，他们并不担心他的健康，他们怀疑他，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与德军进攻相配合，他就反对武装行动。

12月10日下午，阿塔瓦尔帕号在马瑙斯港靠岸，此时罗杰已经摆脱了沮丧情绪，恢复了精力和工作热情。那十四个巴巴多斯人也到了城里，其中大部分人决定不回巴巴多斯，而接受了马代拉—马莫雷铁路线上的劳动合同，因为那里提供的条件很好。其他人则跟随罗杰继续航行，12月14日在帕拉靠岸。在帕拉，罗杰找到了一艘去巴巴多斯的船，把巴巴多斯人及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送上船，并把这些人委托给弗雷德里克·拜肖普，请他到布里奇敦把他们带到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大主教处，替他们在耶稣会学校注册，以便在去伦敦前接受起码的教育，能应付英帝国首都的生活。

事情发生在1914年。那一年的七月，他到达纽约，目的是在纽约的爱尔兰社团中发展爱尔兰志愿军，从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美国分部即盖尔集团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经验丰富的斗士约翰·德沃伊和约瑟夫·麦克加里蒂那里获得支持和武器，并争取与之会见。到达的当天，他经不住美国夏天旅馆里的湿热，走到曼哈顿去散步。这时，一个仿佛北欧神祇那样英俊的金发青年走近他，此人和蔼可亲，魅力十足，讲话坦然，立即吸引了他。这个名叫艾文德的青年个头很高，有运动员的身材，走路轻盈如猫，碧眼深邃，笑起来既像天使又像无赖。他带着滑稽的表情把空空如也的口袋翻过来，告诉罗杰他身无分文。罗杰请他去喝啤酒，吃点儿东西，并相信了这个挪威人的话：现年二十四岁的他，十二岁时就从挪威的家里逃出来，像巡警一样千方百计地到了格拉斯哥，从此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船上当了一名锅炉工，游遍了全世界的海洋。现在轮船在纽约搁浅，他只能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日子。

接着，他又找到一艘去欧洲的船，那是布斯航运公司的SS安布罗斯号，但此船12月17日才起航，于是他利用这几天去看看他以前在帕拉当领事时经常去的地方：酒吧、餐馆、植物园、港口各处五光十色、混杂的大商场。他并不想念帕拉，因为他在这里并不感到幸福，但是他承认，这里的人都显得那么欢快，无所事事地在堤岸上散步的女人一个个搔首弄姿。他不止一次地想到巴西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健康的幸福感，跟秘鲁人不一样。秘鲁人跟英国人一样，好像总感到身体不舒服。而在这里，什么都无所谓，特别是那些自我感觉年轻有魅力的人。

艾文德是他后半生犯的又一个大错误。正像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和赫伯特·沃德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个人只要不像他这样“孩子气”，都会怀疑那个魔鬼的化身进入了他的生活。罗杰没怀疑。他相信了那次偶然的时机、偶然的相遇。

12月17日，SS安布罗斯号起航了。这艘船于月底在法国港口瑟堡停靠，所以罗杰决定在那里上岸，然后乘火车去巴黎，跟赫伯特·沃德及其妻子萨莉塔共度新年。过了年，在车票生效第一天就回伦敦。同这对有文化的朋友共度两天，在他们那摆满雕像、充满非洲回忆的漂亮工作室里谈论美好高尚的事物——艺术、书籍、戏剧、音乐以及这位或许能干出像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在普图马约干的那种坏事、浑身矛盾的艺术家所创作的最好作品——那将是净化灵魂的体验。

凯斯门特责备他以后不要再做这种没有根据的猜测。上尉结结巴巴地道了歉。此时，罗杰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见蒙泰特一面，哪怕一小会儿，请求他原谅自己对他的斥责：“亲爱的朋友，您完全有道理。您的直觉很准确。艾文德比间谍还坏，他是真正的魔鬼。而我，竟然天真地相信了他，简直是个白痴。”

11

“没有，先生，完全是直觉。”

矮胖的典狱长打开牢房门，走进来，一句话没说，坐在了木床边上。罗杰正躺着，并没有感到奇怪。自从典狱长违反规定，允许罗杰洗了一次淋浴，似乎有一种默契使二人之间的距离近了。典狱长也许是不知不觉，也许是并不在乎，已经不恨他了，也不把儿子死于法国战壕一事归罪于他了。

“您有证据吗？”

已是黄昏时分，小小的牢房几乎全黑下来。罗杰躺在床上看着典狱长又宽又圆、一动不动的侧影，感觉他在大口大口地喘气，好像很累。

罗杰记得那句话像是朝自己胸口打了一拳。

“他是扁平足，本来是可以不参军的。”罗杰听到他异常激动地说道，仿佛在唱赞歌，“在黑斯廷斯，他去了第一个招募中心，一检查脚就被拒绝了。但是他不甘心，又去了第二个中心。他太想参军了。您瞧他不是疯了吗？”

“我总觉得那个挪威人是英国情报局的一名间谍。”

“他爱自己的国家，是爱国者。”罗杰·凯斯门特低声说道，“您应该为儿子感到骄傲，典狱长。”

蒙泰特犹豫了，显得很不自在。

“可他死了，即便成了英雄，对我又有什么用？”典狱长悲声道，“他是这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现在仿佛我不存在了。有时我想我已经变成了幽灵。”

“那又是为了什么？”

在黑暗的牢房里，他好像听见典狱长在呜咽。但也许是假象。罗杰想起了当时留在德国措森那小小军营中的五十三名爱尔兰纵队志愿者。在那里，罗伯特·蒙泰特上尉训练他们使用步枪、机关枪；教会他们军事策略，进行操练；在不稳定的局势下竭力使他们保持高昂的士气。他问过自己成千次的那些问题又来折磨他了：当他跟蒙泰特上尉及拜莱军士不辞而别时，他们是怎样想的呢？他们会不会成为叛徒？如果把他们送上船让他们去进行无谓的冒险，他们会不会为爱尔兰去进行斗争？如果仍然把他们留在德国人的军营里，围在铁丝网里，忍受着留在林堡的爱尔兰俘虏们的仇恨眼光，将会怎样？那些俘虏一直认为他们是叛徒，背叛了死于弗兰德战壕的同伴。

“不是，先生，”他咬着牙咕哝道，“不是为了那件事。”

他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生活就是一种不间断的矛盾。可怕的惶惑、思想的混乱一次一次地袭击着他。他真实的意图和做法不是由于偶然事件就是由于笨拙，最后的结果总是不被理解、受到歪曲、被曲解为撒谎。那五十三名纯真而富有理想主义的爱国者不顾林堡营地里那二千二百个同伴的反对，勇敢地加入了爱尔兰纵队，去与德国军队并肩（而不是并入德国军队），去为爱尔兰的独立而斗争。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罗杰·凯斯门特为了阻止把他们同那两万支步枪一起以奥德号运给即将举行圣周起义的志愿军而与德国最高军事当局展开了何等艰苦的论战。

蒙泰特没笑，而是严肃起来。

“我要对这五十三名纵队战士负责，”罗杰对柏林军事当局负责爱尔兰事务的鲁道夫·纳多尔尼上尉说道，“是我劝说他们离开英国军队的。以英国法律立场，他们就是叛徒；如果被皇家海军逮捕，他们就会被立即绞死；如果起义没有德国军队的支持，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我不能让这些爱国者有辱尊严地去送死。所以他们不应跟那两万支步枪一同去爱尔兰。”

“看得出，您对克里斯滕森的印象不太好，”罗杰开玩笑地说道，“他逼得您像巡警那样从纽约到了挪威，您记仇呢？”

谈判很艰难，纳多尔尼上尉和德国最高军事当局企图以敲诈的办法使他做出让步。

凯斯门特还记得与罗伯特·蒙泰特上尉产生分歧的那个下午。在措森军营，凯斯门特给爱尔兰纵队成员做完讲座，二人在小卖部里喝茶。不记得为什么罗杰提到了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上尉的脸色变了，显露出不快。

“那好吧，我们立刻通知都柏林和美国的志愿军，说鉴于罗杰·凯斯门特先生反对起义，德国政府将停止运送那两万支步枪和五百万发弹药。”

关于罗杰·凯斯门特意欲组建爱尔兰纵队一事，蒙泰特上尉是从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志愿军的秘密统帅汤姆·克拉克那儿第一次听说的，他当即就提出要为纵队工作。蒙泰特因被发现对志愿军秘密进行军事训练，被英国军队放逐到利默里克。汤姆·克拉克跟其他领导商量后同意了蒙泰特的建议。在德国与罗杰一见面，蒙泰特就详详细细地讲述了险象丛生的经历，简直是一部冒险小说。1915年，为了掩盖其旅行的政治意图，他由妻子陪同，于年底从利物浦到了纽约。在纽约，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把他介绍给挪威人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一想起这个人，罗杰就感到胃部一阵痉挛）。在霍博肯港，这个人把他秘密地藏进了开往挪威首都克里斯蒂安尼亚的一艘船里，他的妻子则留在纽约。克里斯滕森像巡警一样帮他不断地换船舱，长时间地藏在肮脏的底舱，由那挪威人给他送吃送喝。航行中，被皇家海军截获了，一队英国水兵强行登船，检查船员和乘客的证件，寻找间谍。英国水兵在船上一连搜寻了五天，蒙泰特东躲西藏，有时极不舒服地蹲在堆满衣服的衣柜里，有时潜伏在柏油桶里，结果未被发现，终于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秘密地上了岸。穿越瑞（典）丹（麦）边界前往德国时，又经历不少新鲜事。挪威人逼他戴上各式各样的假面具，其中有女人的面具。最后到达柏林时，他发现自己即将为之服务的领导罗杰·凯斯门特在拜恩生病了。他既不傻也不懒，马上乘火车赶到了巴伐利亚州罗杰养病的旅馆，脚跟一碰，举手敬礼，自我介绍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刻，罗杰爵士。”

于是罗杰·凯斯门特不得不努力保持平静的心态继续争论、谈判、解释。他并不反对起义，只是反对志愿军和人民军在德国皇帝的潜艇、齐柏林飞艇及别动队尚未去牵制英国军队以防止他们野蛮地镇压起义者的情况下就贸然起义，因为这样一来，就不知会推迟多少年，爱尔兰才能获得独立。那无疑是自杀。当然，那两万支步枪是不可或缺的，他要亲自带着这些武器到爱尔兰去向汤姆·克拉克、帕特里克·皮尔斯、约瑟夫·普伦凯特及志愿军的其他领导解释他关于起义应该延期举行的理由。

他想起了同蒙泰特在林堡周边或在柏林大街上长时间的散步，有时是在苍白冰冷的清晨，有时是在夜幕刚刚降临的黄昏。二人像着了魔似的谈论着爱尔兰，产生了友谊。但他没有办法让蒙泰特像对待朋友那样对他随便些，上尉总是像在机关或军队里对上级那样跟他说话，走路时让他走在右边，为他开门，给他把椅子挪近，握手前后总要脚跟一碰，把手举到贝雷帽的帽沿旁行个军礼。

最后，他达到了目的，载着武器的奥德号出发了。随后，罗杰、蒙泰特和拜莱乘着潜艇，也起锚向爱尔兰驶去。但是那53名纵队队员仍留在措森，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无疑会问：为什么那些说谎者去为爱尔兰战斗却把受过训练的他们不加解释地留在这里、不让他们参加行动？

罗伯特·蒙泰特上尉若在审判中看到证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指控那一小队爱尔兰战俘（经过战俘交换才获得自由），而证人中就有丹尼尔·拜莱军士，他会说些什么？所有证人回答总检察长的提问时都发誓说罗杰·凯斯门特在德国军官的簇拥下向他们显示获得自由之后的前景：获得工资和农场。并以此为钓饵要求他们向敌方投降。所有人又进一步推动那明目张胆的谎言：爱尔兰战俘在罗杰的紧逼下不得不报名参加纵队，并立即得到了更好的食物、更多的被子和灵活的请假制度。罗伯特·蒙泰特上尉不会责怪那些人，他可能会不止一次地说那都是盲目的爱国者，更确切地说，是英帝国在爱尔兰的卑鄙教育、愚民政策和散布的混乱思想蒙住了他们的眼睛，把他们变成了瞎子，让他们看不见三百年来被占领、被压迫的人民的真实状况。不要丧失信心，一切正在发生变化。他后来为了给罗杰鼓气，在林堡和柏林多次说，当时以爱德华·卡森爵士为首的厄尔斯特统一派大搞军事化，公开威胁称如果英国议会通过了《爱尔兰自治法案》，他们是不会遵守的。作为对这一情况的回应，1913年11月25日，在都柏林的中央大厅成立了爱尔兰志愿军。那时爱尔兰的青年们——农民、工人、渔民、手工业者和学生——报名参加该组织时是多么热情、多么踊跃啊。前英国军官罗伯特·蒙泰特上尉曾在南非对布尔人的两次战役中受过伤，此次成第一批志愿军成员，并被委托对入伍者进行军事训练。罗杰也参加了中央大厅里那次激动人心的集会，并被选为基金会的司库，负责购买武器。这一职位只有爱尔兰志愿军领导极为信任的人才会当选。他不记得当时是否认识蒙泰特，而蒙泰特肯定地说，罗杰还握了他的手，称作为一名向世界揭露了刚果和亚马孙地区罪行的爱尔兰人而感到骄傲。

“儿子出生后，他的母亲抛下我们爷俩走掉了，”罗杰听到典狱长突然说出的话，从床上跳了起来，“她去向不明，于是我不得不又做母亲又做父亲。她叫奥登希娅，是个半疯女人。”

在那几个月里，罗伯特·蒙泰特上尉对他忠诚而亲切的照顾是一种慰藉，否则他很可能活不下去。随时随地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失败并未对罗伯特·蒙泰特上尉产生任何（可见的）影响，他仍然坚信罗杰·凯斯门特策划的爱尔兰纵队最终会成为现实，会把大多数爱尔兰俘虏招募来。德国政府在柏林附近的措森给了他们一小块地方，罗伯特·蒙泰特立即热情地投入到对那五十多名志愿者进行训练的领导工作中。后来又招募了一些人，所有的队员，包括蒙泰特，都穿着罗杰设计的制服住在野营帐篷里，进行演练，练习行军，用步枪和手枪射击，使用的是训练用子弹。纪律是严格的，除了练习、实地演练和体育锻炼，蒙泰特还坚持让罗杰·凯斯门特经常给队员们作报告，讲述爱尔兰的历史、文化、民族气质以及爱尔兰独立的前景。

牢房里已经完全黑了，典狱长的侧影看不见了，但是他的声音似乎很近，像动物在哀号，而不是人在说话。

因为他们刚刚与德军打过仗，在比利时的战壕里受过德军毒气的毒害，众多战友被德国军队杀害、肢解、击伤，而此时他们则被关在铁丝网里。因此若要他们理解当时的情况，需要有点儿灵活性，要记住这些爱尔兰战俘所受的苦和所失去的一切而不应该仇视他们。但是罗杰·凯斯门特没想到那次与现实的激烈冲撞对他来说如此难以忍受，并在肉体和精神上同时反映出来：他立即发起烧，卧床不起，且持续很久。他几乎失去了希望。

“头两年，我的全部薪水都付给一个养育他的奶妈。”典狱长继续说道，“我所有的空闲时间也都用在他身上。他是个可爱的、听话的孩子，不像别的男孩又盗窃又酗酒，把父母气疯了。他在一家裁缝店里当学徒，很受店主人器重。他本可以在那儿学下去，却异想天开地要去参军，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扁平足。”

他以为爱尔兰战俘会报名参加由德国军队装备、穿德国制服（其实是罗杰·凯斯门特亲自设计的）、吃德国食物、以德国军队为顾问的纵队，这简直是幻想，是天真的想法。

罗杰·凯斯门特不知说什么好。典狱长的苦楚让他难过，本想安慰几句，但说些什么才能减轻这可怜人动物般的痛苦呢？想问问他和他死去儿子的名字，跟他们更接近些，但又不敢打断他。

他感到心脏怦怦地跳动着，就像每次回忆那些风暴卷着雪花的冰冷日子那样。几经交涉，他终于得以同林堡营地那二千二百名爱尔兰战俘说上话。他小心翼翼地重复着几个月来一直排练的腹稿，解释说那并不是“向敌方投降”，根本不是。爱尔兰纵队并不是德军的一部分，它将是一支独立兵团，有自己的指挥官；它将为反对殖民者和压迫者、争取爱尔兰独立而战斗；它将与德国武装力量并肩作战，而不是加入德国军队里面去作战。但是，让他感到痛苦、酸楚的并不是那二千二百名战俘中只有五十几人报名加入，而是对他的建议表现出的敌意。在他们的喊声和叽叽咕咕声中，他清楚地听出了“叛徒”“卑鄙”“出卖自己人”“投机者”等字眼，许多战俘对他表示出极端蔑视。他第三次想开口（每次他刚讲话就被口哨声和辱骂声打断）时，成了吐口水和殴打的目标。德国卫兵把他抢出、逃离营地时，他感到了极大的屈辱。那场可能发生的殴打也许会演变成一场私刑拷打。

“我曾接到过他两封信。第一封是在受训期间，他说很喜欢军营里的生活，说等战争结束了，也许会留在军队里。第二封就不一样了，许多段落被检查人员用黑墨水划掉了。他并没有抱怨什么，只是从信中的口气看得出有些苦恼，甚至害怕。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最后，来了一封唁函，通知我他阵亡了，在洛斯战役中英勇地结束了生命。我从没听说过那个地方。我去查地图，可能是个微不足道的小镇。”

逗留德国的那十八个月里，他多次问自己：是不是错了？不，他没错。事实也验证了他的看法，德国政府发表宣言——其中大部分是由他起草的——表示支持爱尔兰的主权意愿并助力爱尔兰人收回被英帝国攫取的独立地位。但是后来在菩提树大街等待柏林当局接待的漫长日子里，由于德方的承诺没有兑现，加上生病、组建爱尔兰纵队失败，他才开始怀疑起来。

罗杰又听到了呜咽声，好像鸟儿的咕咕声，感觉典狱长的侧影在颤抖。

他失去了多少朋友啊，像赫伯特·沃德夫妇那样的人曾多么看重他、敬佩他，现在却把他看成了叛徒；连他的导师和朋友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也曾反对他去德国，只不过自他被捕以来再也不提那次分歧而已；又有多少人因英国报刊往他身上泼的脏水而对他感到恶心。胃部一阵痉挛，疼得他在床上蜷曲起来。过了很长时间，那种内脏受到捶打的感觉才慢慢消失。

现在，那五十三名爱国者怎样了？德国最高军事当局会不会遵守诺言，允许那小小的纵队留在措森营地里保持团结、独立？罗杰没有把握。在柏林与鲁道夫·纳多尔尼争论时，罗杰看出德军很看不起这五十几个人的可笑队伍，这跟对方一开始的态度大不相同。当时他们被凯斯门特的热情说服，支持了他的创见，即设想把林堡营地里所有的爱尔兰人集中起来，只要他对他们讲话，就会有几百人加入爱尔兰纵队。一次失败！令人沮丧！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刻！一次陷他于可笑境地、使他的爱国梦破碎的失败！他错在什么地方？罗伯特·蒙泰特上尉认为，他的错误在于同那二千二百个俘虏同时谈话，而不是分小组地个别谈话。同二十或三十人谈，就有可能进行对话、回答问题、澄清他们混乱的想法。面对因失败而感到痛苦、为被俘而感到屈辱的这么一大群人，你还能期待什么？他们只能认为你罗杰要他们跟昨日的敌人结成同盟，所以有那种充满敌意的反应。无疑，他们的敌意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理由能抹去他们受到辱骂、被那些他们为之牺牲了时间、尊严及未来的爱国者称为叛徒、低能儿、蟑螂、卖身投靠者而感到的痛苦。罗杰记起了赫伯特·沃德开的玩笑，当时沃德拿他的国籍开玩笑，要他回到现实中来，从“凯尔特人之梦”这个樊笼中走出来。

他尝到了苦果。另外一个严重的错误是对德国抱有太多的幻想。他记起了在巴黎最后一次见到赫伯特·沃德时的争论。自从在非洲相识，沃德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二人都很年轻，都渴望冒险，对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都持怀疑态度。在非洲那片土地上，他是少数几个有教养、感觉敏锐的欧洲人，罗杰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经常交换书籍，交流阅读心得，互相交谈，讨论音乐、绘画、诗歌和政治。赫伯特一心梦想成为艺术家，工作之余，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以木头和泥土塑造各种类型的非洲人。他们都对殖民主义的暴行和罪行加以严厉批判。罗杰成了公众人物以后，《关于刚果的报告》就成了被攻击的靶子。赫伯特和妻子萨莉塔移居巴黎，丈夫成了出名的雕塑家，主要制作铜像，灵感仍来自非洲。夫妇俩是他的热情辩护者。《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面世，揭露了普图马约橡胶商对土著人所犯下的罪行后，围绕凯斯门特的形象又激起了另一个丑闻。赫伯特夫妇仍热情地为他辩护。起初，赫伯特甚至对罗杰转变为民族主义者表示同情，虽然仍不时地在信里开玩笑地对他说“爱国到了狂热的程度”是很危险的，并用约翰逊医生的话“爱国主义是无赖们最后的避风港”来提醒他。他们在德国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赫伯特一直坚决反对罗杰的乐观看法，反对罗杰美化德国各州的统一者、普鲁士精神的统一者俾斯麦首相。他认为俾斯麦强硬、专制、粗暴，毫无想象力和同情心，倾向于建立兵营式生活和军事专制，对民主和艺术不屑一顾。当他通过英国报纸的揭露得知罗杰·凯斯门特在大战正酣之际去柏林与敌人密谋时，就通过罗杰的姐姐妮娜给他写了一封绝交信，还在信中告诉罗杰，他和萨莉塔的长子，一名十九岁的青年，刚刚在前线阵亡。

1916年4月11日，离开德国的前夕，罗杰给德国外长西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写了一封信，提醒他关于自己与德国政府就爱尔兰纵队问题所签协议中的那些条款。根据达成的协议，纵队队员只能去为爱尔兰而战，绝不能被单纯当作德国军队的援军使用在其他战场上。条款还规定，战争结束时，如德国未取胜，爱尔兰纵队的战士们应该被送往美国或愿意接收他们的某一中立国，绝不能被遣返回英国，否则他们就会被不经审判地处死。德国人履行了承诺吗？自从被捕以来，这个疑问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在罗杰的脑海里。蒙泰特、拜莱和他离开德国后，鲁道夫·纳多尔尼上尉会不会把爱尔兰纵队解散并把队员们送回林堡营地？那么他们就会生活在被其他爱尔兰战俘辱骂、歧视之中，随时随地都有被处以私刑的危险。

镇压还在持续。爱尔兰独立事业又一次倒退。悲哀啊，悲哀的历史！

“我希望他们把儿子的尸体还给我，我好为他在黑斯廷斯举行像我、我父亲、我祖父那样的宗教葬礼。但他们拒绝了，说在战时不可能把尸体运回来。什么是战时，您懂吗？”

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不同意他的意见，因此策划起义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志愿军直到最后仍把计划瞒着他，令他在柏林最后得到消息？但同时他得知德国海军司令部排除了从海上进攻英国的可能。当德国人同意向起义者运送武器时，他坚持亲自把武器运到爱尔兰，盘算着去说服那些领导人，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德国军事进攻的配合，就会酿成无谓的牺牲。在这一点上，他没有错。根据他作出此判断后的那几天里从各方面搜集的消息来看，起义确实是一次英雄行为，但结果是，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和志愿军最英勇的领导人被屠杀，几百名志愿者被监禁。

罗杰没有回答，他知道典狱长并不是在跟自己讲话，而是在自言自语。“我倒是很清楚是什么意思。”典狱长接着说道，“那就是我可怜的儿子已经尸骨不存，一颗手榴弹或一枚迫击炮弹把他化为了灰烬。就在那可恶的地方，洛斯。要么就是他们把尸体同别的死亡士兵一起被扔进了集体埋坑。我从来不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连时不时地放上几束鲜花做个祈祷，都不可能了。”

他那次的冒险其实是不明智的。他个人以实用主义和理性的理由认为，只要他从德国回到爱尔兰，就可以阻止由爱尔兰志愿军军事委员会的汤姆·克拉克、肖恩·麦克德莫特、帕特里克·皮尔斯、约瑟夫·普伦凯特和其他人秘密策划而爱尔兰志愿军统帅约恩·麦克尼尔一无所知的圣周起义，那不是白日做梦吗？“理性说服不了虔诚的信徒和殉道者。”罗杰思忖道。他曾亲自参加过爱尔兰志愿军内部那场长时间的激烈争论。他的观点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反对英帝国的武装行动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是与德国的军事进攻同时进行，因为德军可以牵制英国强大军队的主力。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年轻的普伦凯特在柏林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也没取得一致意见。

“重要的不是坟墓，而是纪念，典狱长，”罗杰说道，“这才是真的。不管您的儿子埋在何处，对他而言，重要的是他知道您在衷心地怀念他。这就是一切。”

蒙泰特从头到脚全身湿透，那只红肿、淌血的手上的布裹得很马虎，早已松开。他的样子疲惫不堪。军士丹尼尔·拜莱也一瘸一拐的，二人朝着特拉利方向走去，消失在浓雾中。罗伯特·蒙泰特是不是已经到达那里而没被皇家爱尔兰警察捉住？会不会已经与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或志愿军的人接上头？军士丹尼尔·拜莱被捕一事，他一无所知。罗杰先是在海军司令部受到英国情报局头头们的审问，后在伦敦警察局受审。在长期的审问中，军士的名字从未被提到，却在总检察官指控罗杰叛国的审理法庭上作为证人突然出现了，这让罗杰感到很难过。丹尼尔·拜莱的证词中谎话连篇，但一次没提及蒙泰特。蒙泰特没有被捕？或许被杀害了？罗杰祈求上帝保佑他此时安全无事，躲藏在爱尔兰的某个角落里。也许他参加了圣周起义，为那次英勇但不明智的冒险而斗争时与许多无名的爱尔兰人一起牺牲了？最有可能的是，他在都柏林的邮政局里同他所敬仰的汤姆·克拉克在一起射击时，被敌人的一颗子弹结束了堪称楷模的生命。

听了罗杰的话，典狱长的侧影做了个惊奇的动作，也许忘记了自己是在牢房里，是在犯人的身边。

此外，罗杰也扛不住了，病歪歪的，身体极为虚弱，疲惫不堪，曾两次摔倒在地上，第二次昏迷不醒，持续了好几分钟。两个朋友给了他一只左轮手枪和一袋衣服，把他藏在麦肯纳要塞的废墟上，握了握手就走了。罗杰回忆他看到燕子在周围盘旋，听到燕子的叫声，发现自己四周的特拉利海湾沙地上绽放着野紫罗兰时，心想他终于抵达爱尔兰，双眼充满了泪水。蒙泰特上尉临行时向他行了个军礼。上尉个子不高，强壮、灵活、不知疲倦，是对爱尔兰爱到骨髓里的爱国者。他在林堡营地被战俘们抵制（不是公开仇视），战俘们拒绝登记参加罗杰为了爱尔兰独立而与德国共同（不是在德国的命令下）组建的爱尔兰纵队。尽管如此，罗杰在德国与他共事的六个月里，从没听到他有一丝一毫的抱怨，从没发现他在助手面前流露过萎靡不振的迹象。

“我要是知道他妈妈在什么地方，我肯定会去看她，把消息告诉她，让她跟我一道哭儿子。”典狱长说道，“奥登希娅抛弃了我，但我并不恨她。我现在连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她从来不打听被她抛弃的孩子。她并不坏，只是有些半疯。我不是跟您说了吗？”

他最后一次见到罗伯特·蒙泰特上尉是在麦肯纳要塞的废墟上，正是4月21日的早晨，当时，两个旅伴决定让罗杰先藏起来，由他们去向特拉利的志愿者求援。这样决定是因为罗杰有着被英国士兵认出来的危险，他是守卫英帝国的走狗们觊觎的猎物啊。

罗杰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自从到达特拉利海湾的巴纳·斯特兰德海滩以来，那些日日夜夜是怎么度过的？当时他听到燕子的叫声，在海滩附近看到初开的野紫罗兰，为什么没有一艘爱尔兰的船或领航员在等待为志愿军运来步枪、机关枪和弹药的奥德号和乘潜艇而来的他、蒙泰特和拜莱？出了什么事？他亲眼见过约翰·德沃伊写给约翰·海因里希·冯·贝恩斯托夫伯爵的那封信（后者又转给了德国外长），信中明确无误地通知他，起义将于圣周星期五到复活节星期天之间的某一天举行，因此步枪必须在4月20日运抵特拉利海湾的菲奈特·皮尔处，有经验的领航员和几艘载有志愿军的小船将等在那里准备卸下武器。上述内容已由约瑟夫·普伦凯特向德国驻伯尔尼的代办以紧急方式于4月5日加以确认，后者也将此信息转给了柏林外交部和军方。武器必须在4月20日运抵特拉利湾，不得提前，也不得延后，这就是奥德号和U-19潜艇到达约定地点的确切日子。见了什么鬼？怎么没有一个人在那里等他们？结果大难临头，他被关进了监狱，起义失败。据审问他的巴兹尔·汤姆森和雷金纳德·霍尔透露给他的情报，奥德号在约定卸船的日子过去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在英国海域被皇家海军撞上。原来它一直在那里傻等志愿军，这不是在冒险吗？于是奥德号的船长只得破釜沉舟，把两万支步枪、十挺机关枪以及五百万发弹药沉入海底，这些武器本来可以成救被英国人野蛮镇压下去的起义。

他想起了罗伯特·蒙泰特上尉，那是他在德国最后六个月里的助手和朋友，是个很出色的人，忠诚、能干、英勇，是他在德国U-19潜艇中的旅伴和难友。此外还有军士丹尼尔·朱利安·拜莱（也叫朱利安·贝伟利），当时他们乘潜艇到达爱尔兰的特拉利海湾，快到岸边时，三个人由于不会划船，差点溺水而亡。不会划船？！事情就是这样：小小的蠢事掺杂在大事里，就会把大事毁掉。他回想起了1916年4月21日圣周星期五那个浓雾笼罩的早晨，天灰蒙蒙的，下着毛毛雨，大海波涛汹涌。德国潜艇把他们仨送上不断摇晃的三桨小船后便消失在浓雾中。“祝你们好运！”潜艇船长雷蒙德·威斯巴赫喊了一声，表示告别。他又感到那种软弱无力的可怕感觉，于是试图抓牢被海浪打得颠簸不已的小船。三个生手根本无法把船拨到朝向岸边的方向，谁也不知道当时处在什么方位。小船忽上忽下，颠簸着打转，画出半径变来变去的圆圈。谁都无力应付这种海浪。海浪拍打着船侧，把船撞来撞去，随时可能把船撞翻。实际上，确实翻船了。有几分钟的工夫，三个人差点儿淹没在水中。他们在水中啪啪地划着双臂，咽着发苦的海水，最后才把船拨直，互相帮助着爬上小船。罗杰想起了勇敢的蒙泰特，他在德国的一次意外事故中一只手受伤发炎，但是在黑尔格兰岛上仍努力学习驾驶摩托艇。他们在该岛靠岸，换乘U-19潜艇，因为U-2潜艇在威廉港出了故障。从黑尔格兰岛到特拉利海湾的这趟行程中，蒙泰特的伤口折磨了他整整一个星期。罗杰在那次航行中也因眩晕呕吐得厉害，几乎一口东西没吃，在狭窄的舱房里站不起来。他想着蒙泰特对待红肿伤口的那种禁欲式的忍耐。U-19潜艇上德国船员给他用的消炎药根本不管用，伤口仍在化脓。指挥U-19的威斯巴赫船长预言，登陆后如不立即治疗，伤口将患上坏疽。

说真的，发生了什么事，罗杰·凯斯门特是可以想象的。不是什么大事，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不过是一些愚蠢的细节、疏忽和前后矛盾的命令，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最高委员会领导人汤姆·克拉克、肖恩·麦克德莫特、帕特里克·皮尔斯、约瑟夫·普伦凯特及少数几个人之间的意见分歧，等等。可能是他们中的某些人，也许是所有人，在约定奥德号驶抵特拉利海湾的时间上改变了主意，而送出改变主意的信息时又没考虑到将无法送达，也许是在货船和潜艇已经离岸很远的时候，那几天的可怕气候使得他们与德国的联系中断了。反正不外乎这几种原因。小小的紊乱、估计上的失误、某件傻事，结果导致第一流的武器没有送达志愿军的手里，以致在都柏林巷战的那个星期里牺牲了不少志愿军。

罗杰回到牢房，躺在床上，又拿起了托马斯·肯比斯的《仿效耶稣基督》。但读不进去，便把书放在了地上。

他认为没有德军配合而举行武装起义是一个错误，这样想并没有错，但也不能因而感到高兴。他倒宁可是自己想错了。他宁可跟曾在4月24日一度占领了萨科维尔大街邮政局的上百名不理智的志愿者在一起，要么跟着另一些人去袭击都柏林城堡或炸毁位于凤凰公园的弹药库。他宁愿像那些人一样手握武器地死去——那是英勇、高尚、浪漫的死亡——死一千次，也不愿像杀人犯和强奸犯那样毫无尊严地死在刑场上。志愿军、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及人民军的意图尽管没能实现，但是听一听帕特里克·皮尔斯朗读共和国成立宣言也是美妙的、激动人心的——在场的所有人无疑都流下了眼泪，感到心在激烈地跳动。只差七天，“凯尔特人之梦”也许就实现了，爱尔兰就能从英国占领下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典狱长咕哝了几句，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他不喜欢我的职业，”典狱长难过的声音又吓了他一跳，“让区里的邻居和裁缝店的人知道他的父亲在监狱工作，他感到羞耻。人们总以为我们这些看守一天到晚都在跟犯人打交道，肯定会被传染，变成不法分子。这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好像任何人都不应该干这种有益于社会的事。我给他举了刽子手约翰·埃利斯先生的例子，此人在老家罗奇代尔镇上还是理发师呢。在那里，没人说他的坏话；相反，邻居们都很看重他，在他的店前排长龙等着让他理发。我敢说，我的儿子不会允许人们在他面前说我的坏话。我知道，他不仅尊敬我，还很爱我。”

“您让我洗澡，真不知怎样感谢您，典狱长。”回牢房的途中，他说道，“您把生命和健康还给了我。”

罗杰又一次听到了那低低的呜咽声，感到典狱长颤抖得连木床都在晃动。这样发泄对他好吗？会不会反而增加他的痛苦？其实他这样自言自语等于用一把刀在剜自己的伤口。罗杰不知对他该采取什么态度：跟他谈话？想法安慰他？默默地倾听？

他走进发黑的走廊，跟随矮胖的典狱长来到了浴室。那是一个黑暗的地方，一面墙上镶有一排便器，对面墙上有一排淋浴头和水泥尚未被磨净的洗脸盆，发锈的水龙头在滴水。罗杰脱去衣服，和帽子一起挂在墙上的钉子上，接着钻进了喷头下。典狱长就站在门口等着。水流一冲，罗杰从头到脚打了个寒战，同时产生了一种愉快感和感激之情。他闭上眼睛，感受着滑过全身的冷水。他从挂在墙上的胶木盒中拿出一块肥皂，在胳臂和腿上擦起来。他很高兴，也很激动，水流不仅冲去了多日来积在身体上的肮脏，也荡涤了他的担忧、苦恼和悔恨。他又是擦肥皂，又是用水冲，洗了很久。典狱长站在远处，不得不拍手让他快点儿。罗杰用衣服擦干了身子，没有梳子，就用手指把头发抹抹光。

“我每次过生日，他都送我礼物，从未间断过。”典狱长接着道，“他从裁缝店领到的第一笔薪水就全都交给了我。我当时真应该坚持让他把钱自己留下。现在的孩子有这样孝敬父亲的吗？”

看到典狱长出现在牢房门口时，他感到血液停止了流动；此时血液又在体内流动起来。

典狱长又沉默下来，不动了。关于起义的事，罗杰知道的并不多：只知起义军占领了邮政局，但袭击都柏林城堡和位于凤凰公园的弹药库失败了；第一批主要领导人未经审判地被枪决了，其中有他的朋友肖恩·麦克德莫特，那是首批用盖尔语写作散文和诗歌的爱尔兰当代作家之一。还有多少人被枪决？是不是在凯勒梅堡监狱的地牢里被处决的？还是把他们押送到里士满军营去了？爱丽丝曾对他说过，伟大的同业公会组织者詹姆斯·康诺利受了重伤，站不起来，就被人用椅子抬到了行刑队的面前。太野蛮了！罗杰从审问者伦敦警察局刑事调查科科长巴兹尔·汤姆森、海军情报部部长雷金纳德·霍尔以及律师乔治·卡万·达夫、姐姐妮娜、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透露的支离破碎的信息中得知，那次起义只不过是一场爆炸、火烧、枪声与流血的混乱局面。战斗还在都柏林的街巷中进行、英国军队还在消灭最后的起义者的时候，审问他的人就陆陆续续地把从伦敦传来的消息告诉了他。但都是些一闪即逝的轶事、不连贯的句子、试图用想象和直觉串起来的一个个孤立事件。从汤姆森和霍尔在几次审问所提的问题中，他发现英国政府怀疑他去德国是为了领导起义。历史就是这么写成的！其实他回来是为了阻止起义，却稀里糊涂地变成了起义的领袖。一段时间以来，英国政府一直认为他在主张独立的人中间很有影响，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这也许正说明英国报刊为什么要大肆诬蔑他。那时他正好在德国，于是他们指责他把自己出卖给德国皇帝，不仅当了叛徒，还做了德国的雇佣军。就在那几天，伦敦的报纸仍向他身上泼脏水。居然把一个从来不是也不想成为最高领袖的人陷入如此不光彩的境地！这就是历史，一门把胡编乱造说成真实的学科。

“谢谢您。”罗杰说着站了起来。典狱长这是怎么了？什么时候对他这么客气过？

“有一次他发烧，诊所的医生说他活不成了，”典狱长又拾起了独白，“但我和他的奶妈库比特太太照顾他，给他盖得暖暖的，亲切而耐心地把他救活了。我几夜没合眼，用樟脑酒精擦抹他的全身，他才舒服些。看到他这么小，冷得浑身发抖，我的心都快碎了。我希望他没吃苦。我是说，在那儿、在战壕里、在洛斯那个地方没有吃苦，让死亡不知不觉地来得快些。愿上帝不要太残忍，不要让他一滴一滴地流血或被芥子气毒得喘不过气来，延长他垂死挣扎的时间。他一直都参加星期天的圣事，履行一名基督徒的义务。”

“这可是违反狱规的，”典狱长带有某种感情地低声说道，“不过，今天是我儿子一周年祭日，我想以怜悯他人的行动纪念他。”

“您的儿子叫什么，典狱长？”罗杰·凯斯门特问道。他好像觉得典狱长在黑暗中挺了挺身子，仿佛刚刚发现他在身边。

“这是满足我最后的要求？”他想道，“洗完澡，刽子手就来了。”

“他叫亚历克斯·斯塔西。”典狱长终于说了出来，“跟我的父亲和我同名。”

“你不是总说要洗澡吗？”典狱长冷冷地曼声问道。

“我很高兴知道他的名字。”罗杰·凯斯门特说道，“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就能想象他的为人。尽管不认识他，但是能感觉他。亚历克斯·斯塔西是个好听的名字，可以想象是个好人。”

牢房的门一打开，罗杰·凯斯门特就看见典狱长那矮胖的身影站在门槛旁。他想，有人来探监了，是格，也许是爱丽丝。但是典狱长并没叫他站起来去探视室，而是一言不发，用一种奇异的眼光看着他。“申请被拒绝了。”他想，感到很困惑，要是站起来，肯定会双腿打战，倒在地上。

“有教养，也很勤快。”典狱长低声说道，“也许还有点儿腼腆，特别是在女人面前。这一点，我从他小时候就看出来了。跟男人在一起，他才感到自在，说起话来也流利，但是在女人面前就胆怯，不敢直视女人。假使有女人主动跟他讲话，他就结结巴巴地回答。我敢说，他到死都是个处男。”

9

典狱长又沉默了下来，一动也不动地沉浸自己的思绪之中，可怜的孩子啊！他父亲的话如果是真的，那么他到死都不了解女人的体温为何物，包括母亲的体温、妻子的体温、情人的体温。而罗杰是了解的，那是他那美丽、温柔、柔弱的母亲给他的幸福。他叹了一口气。他有一段时间没想起母亲了，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如果彼岸真的存在，如果死者的灵魂能在永恒之中看到生者的短暂一生，安妮·杰弗逊一定会随时随地一直关注着他，为他在德国遇到的不顺心的事感到窝囊和苦恼，分担他的沮丧、遇到的障碍以及错误地把德国皇帝和德国人理想化而产生的那种难以忍受的感受。他曾经以为他们能把爱尔兰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成为他独立梦想的忠实而热情的同盟者。赫伯特·沃德就曾嘲笑过他那天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倾向。

罗杰回住处的一路上走得很慢，对街上酒吧、妓院里的事，对其中发出的噪声、歌声、吉他弹拨声不闻也不看，一心想的都是那些从部落里抢来的孩子。他们被迫离开家人，被装进麻布包、塞进船舱、带到了伊基托斯，以二三十索尔卖给一个家庭，擦洗房间、下厨做饭、打扫厕所、洗涤脏衣、挨打受骂，有时还要被雇主或雇主儿子奸污。同样的故事，永远讲不完的故事。

是的，在那难以言表的五天里，母亲肯定会分担他的病痛：在把他、蒙泰特和拜莱从德国黑尔格兰港送到爱尔兰凯里海岸的U-19号潜艇里，他不停地呕吐、晕船、肠绞痛。他一生中从没感到过如此痛苦，身体上的和情绪上的。除了几小口热咖啡和面包，胃里容不下任何食物。U-19号潜艇的船长雷蒙德·威斯巴赫上尉劝他喝一小口烧酒，但他仍然晕船，又呕吐胆汁。当潜艇浮出水面，以每小时十二海里的速度行驶时，潜艇晃动得更厉害，头晕也就更严重了。当潜艇沉入水中，晃动得不那么厉害时，速度又慢了。毯子也好，大衣也好，都不能缓解那渗入骨髓的冰冷感觉，还有挥之不去的对幽闭的恐惧感，似乎后来落入布里克斯顿监狱、伦敦塔楼和本顿维尔监狱里的感受提前领教了。

“您倒是可以做些什么，凯斯门特先生，”乌鲁蒂亚神父握着他的手，告别道，“在欧洲进行的揭发事件闹得满城风雨，委员会能来到洛雷托，我看是一个奇迹。如果说有人能帮助这些可怜人，那就是你们了。我将为你们能平安无恙地从普图马约回来而祈祷。”

乘U-19号潜艇的行程中，晕船和可怕的病痛使他忘记口袋里还有一张从德国柏林到威廉港的火车票。在麦肯纳要塞被捕时，特拉利警察局的警察搜出了那张火车票。检察官在审讯中也出示了火车票，作为他在德国时就把爱尔兰出卖给敌国德国的证据。但更糟的是，爱尔兰皇家保安队在他另一个口袋里发现了德国海军司令部为了他在紧急情况下与德国皇帝军事当局联系而给他的密码。他怎么没在离开U-19号潜艇、跳上去海滩的小船前把危及自身的证据毁掉呢？这个问题像一个发炎的伤口在他的意识中化脓。罗杰记得很清楚，向U-19号潜艇的船长和船员告别之前，在罗伯特·蒙泰特上尉的坚持下，他和丹尼尔·拜莱军士为了毁掉任何能证明他们身份和来自何处的物件，最后一次检查了每个口袋。他怎么粗心大意到这种程度，把车票和密码纸忽略了呢？他又记起检察官在审讯中出示密码纸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一情报落到了英国情报当局手里，会给德国造成怎样的损失？

神父又叹息起来，说话时显得极为沉痛。罗杰看不得神父痛苦的样子，便想赶快回到英国领事的住所去，于是站了起来。

这一严重的粗心大意无疑归因于他那可怜的身体和心理状况：晕船；在德国的最后几个月，健康的恶化损坏了他的身心健康；特别是几次政治事件（从建立爱尔兰纵队的失败到得知志愿军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在没有德国军事行动配合就决定在圣周举行军事起义）影响了他头脑的清醒和心理的平衡，使他失掉了聚精会神、镇静自如地进行思考的能力。这是不是要发疯的前兆？以前在刚果、亚马孙地区，看到土著人手脚被砍、橡胶商施加无数酷刑和暴行时，这种情况就发生过。有那么三四次，他觉得很虚弱，看到自己周围那肆无忌惮的恶劣行径，在到处都存在的、压倒一切的残暴无耻面前感到无能为力，要想抗争并试图消灭它们简直是幻想。凡是有着深深的沮丧情绪的人，都会犯下同样严重的、粗心大意的错误。这种辩解能减轻些压力，但也只能是一小会儿，接着他就否定了这种辩解，随之而来的是更为糟糕的犯罪感和内疚感。

“我，还有我们这些人也都认为。”乌鲁蒂亚神父说道，“我们在传教所几小时、几小时地动脑筋，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毫无办法。我们曾跟罗马交涉，请他们派修女来为这些女孩开办一所学校，至少让她们受教育，但是那些家庭同意送她们上学吗？很少。不管怎么说，她们是被视为牲口的。”

“我曾想过自杀，”典狱长的声音又吓了他一跳，“亚历克斯是我继续活下去的唯一理由。我再没有别的亲戚，也没有朋友，几乎没有熟人。儿子就是我的生命，没有他，我干吗要活下去？”

“怪事、怪事。”罗杰·凯斯门特不停地重复道。

“我也有同感，典狱长，”罗杰·凯斯门特低声道，“但是，尽管如此，生活中也有美丽的东西，您会找到另外一种吸引力。您还年轻。”

“原来的部落几乎已不存在了，父母都被劫持到橡胶公司去了，没地方送她们啊。干吗要把这些可怜的孩子赎出来呢？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最好的办法还是让她们留在那个家里。有些人对她们不坏，跟她们熟悉起来，但这反倒是怪事了，您不这样觉得吗？”

“虽说显得老，但我才四十七岁。”典狱长答道，“我之所以没有自杀，是由于宗教。宗教不允许我自杀，但也不排除我可以自杀。如果我没能战胜悲哀，那么这种空虚感会战胜它。当然现在什么都不重要了。一个男子汉要是觉得活着是值得的，就应该活下去，否则就别活着。”

“不能让她们回到原来的部落去吗？”

他说话时并不带有戏剧色彩，而是平静而自信。他又安静下来，不说话了。罗杰还在听，他似乎听到从外面的某处传来一个声音，使他想起一首歌曲，大概是合唱曲。那声音是压低的，很远，听不出歌词和曲调。

“原则上，不可能。”乌鲁蒂亚神父说道，“半个多世纪前，秘鲁就禁止奴隶制了。你可以报警，向律师求助，但这些人也都买女仆。此外，女孩即便被赎出来，当局又能拿她们怎么办？当然了，要么留给自己，要么卖掉，但不能再卖给某个家庭，于是卖到妓院去。以后的事，您就可想而知了。”

起义的领导们为什么不愿让他回到爱尔兰，还要求德国当局把他爱尔兰民族主义组织大使的可笑头衔留在柏林？他看到了信里关于他的那些话，而且读了又读。据蒙泰特上尉说，那是因为志愿军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知道罗杰反对在德军的进攻未能摧毁英国陆军和海军的情况下就举行起义。但为什么不直接跟他本人说？也许是不信任他。难道他们信不过他吗？难道他们相信了英国政府说他是英国间谍而散布的笨拙的、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吗？对这些诬蔑，他一点儿也不担心。他一直认为朋友们和同伴们会懂得，那是英国秘密情报部门为了在民族主义者中间制造怀疑和分裂而耍的毒化舆论的把戏。也许同伴中有些人，只是有些人，上了殖民者这一把戏的当。现在好了，他们已经坚信罗杰·凯斯门特仍然是忠于爱尔兰独立事业的忠诚斗士。怀疑他的忠诚的人是不是那些在凯勒梅堡监狱里被枪决的人？死者曾这样怀疑他，那么现在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局不能管一管吗？”

他觉察典狱长站了起来，向牢房门走去，也听到了他那轻轻的、懒洋洋的、仿佛拖着脚走路的声音。他听到他走到门前时说：

他又叹了一口气，最后喘了起来。

“我现在这样做很不好，是违反规定的。任何人都不应该跟您说话，尤其是我这个当典狱长的。我是实在忍不住了，才到这儿来。要是不跟人说说，我的脑袋就要爆炸，心就要破碎。”

“那有名的‘打猎’，您听说过了，”奥古斯丁修道院长老又道，“袭击土著村落去捕猎收割橡胶的人。袭击者不仅劫持男人，还劫持男孩和女孩，然后带到这里卖掉；有时带到马瑙斯去，在那儿似乎能卖到好价钱——在伊基托斯，买一个女仆最多只花二三十索尔。每个家庭都有一两个甚至五个女仆。说是女仆，实际上是奴隶。她们一天到晚地干活，和牲口睡在一起，主人找个茬儿就棒打。此外，还要为主人儿子的第一次性行为服务。”

“我很高兴您到我这儿来，典狱长。”凯斯门特低声道，“在我这种处境下，跟人谈谈也是一种放松。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没能就您儿子的去世安慰您几句。”

“又是一个刚果。到处是刚果。”罗杰想道。

典狱长嘟囔了几句，似乎在告别。他打开牢房门走出去，从外面把门锁上。牢房又完全黑下来。罗杰侧过身，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但他知道这晚也是睡不着的。天亮前的几个小时是漫长的，是一种无尽的等待。

“这里的一个大问题是买卖土著女孩，”他以怜悯的声调说道，“不管我们多么努力想找出解决的办法，还是没办法。”

他想起了典狱长的话：“我敢说，他到死都是个处男。”可怜的孩子，十九、二十岁了还不知男女欢娱，不知那火热的昏厥、那周围的一切都悬浮起来、那只在射精瞬间感觉的永恒为何物；但那又是多么强烈、深刻，以至于能打动你的心弦，抵达你灵魂的每个缝隙，使之躁动起来。如果他二十岁时不去非洲，而是留在利物浦为埃尔代尔·登波斯特航运公司工作，也许到死也是个处男。他在女人面前的那种腼腆与扁平足的亚历克斯·斯塔西一样，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想起了姨表兄妹们，尤其是格特鲁德，亲爱的格，为了逗他脸红而跟他开玩笑，只要一谈起女人，譬如：“你知道多萝西是怎样看你吗？”“你没有发现玛丽娜在游泳池里总是想方设法地坐在你身旁吗？”“你也喜欢她吗？”这种玩笑总让他感到不自在，说不出话来，开始结结巴巴、嘟嘟囔囔地净说傻话，把格及其朋友逗得笑得要死，于是安慰他道：“别这样，开个玩笑嘛。”

他又叹了一口气，显得很苦恼。

尽管如此，从年轻时起，他就有一种审美观，善于欣赏人体美和面孔美，赏心悦目地欣赏一个匀称的侧影、生动而调皮的眼睛、纤细的蛮腰、像肉食动物不经意展现出的强壮的肌肉。但能够使他激动、掺有不安和警觉、留下反常印象的美，并不是女孩，而是男孩。他是什么时候发觉这一点的？是在非洲。踏上非洲大陆之前，他那清教徒式的教育、父系和母系亲戚严格的传统和保守的习惯已经把他那点激动的苗头在萌芽中压制了下去。在那种气氛中，只要对同性间的性吸引有一点点怀疑，就被认为是可憎的心理失常，要作为罪行和恶习受到法律和宗教的谴责，而且不容辩解、不容调和。在马格赫林登普勒老家，在安特莱姆，在叔祖父约翰家，在利物浦姨父母和姨表兄妹的家里，他只能在借口看照片时用眼睛和意念享受着男性那匀称美丽的身体，感受着他们的吸引力，自欺欺人地说那是美学上的吸引力。

“不幸得很，很有可能是真的，凯斯门特先生。”神父低声道，“我们这儿离普图马约太远了，至少有一千二百公里。这里是城市，有行政机关、行政长官、法官、军队和警察，尽管如此，都会出事。何况在那里？那里只有公司职员，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非洲，那残酷却极端美丽的非洲，大苦大难的非洲，也是自由的非洲，那里的人遭受着不公平的虐待，同时却可以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热情、幻想、欲望、本能和梦想。不像在英国，偏见窒息了欢娱。罗杰想起在博马的一个下午，太阳灰蒙蒙的，闷热得令人窒息。那时的博马连村子都称不上，不过是个小小的定居点。那天他热得喘不过气来，觉得浑身都在冒火，于是到外面一条小溪里去洗澡。当时刚果河的水还没有满，只是在岩石间形成了一面小湖，溪水潺潺流过，周围都是高大的芒果树、可可树、猴面包树和巨大的蕨类植物。两个巴刚果族青年跟他一样脱得光光的，也在洗澡，他们不会讲英语，只是以微笑回答他的问候。二人好像在玩耍，但片刻之后，罗杰发现他们正在用赤裸的手抓鱼，滑溜溜的鱼总是从手指间滑掉，很难抓牢，把得他们激动得哈哈大笑。其中一个小伙子很漂亮，高高的、黑得发蓝的身体很匀称，深深的眼睛闪着活泼的光芒，在水中犹如一条鱼，其动作时隐时现，双臂、脊背和大腿皮肤上的水珠闪闪发亮，黝黑的、文着几何图案的脸上闪着炯炯有神的目光，露着白白的牙齿，最后终于喧闹着抓到了一条鱼。另一个男孩从水中走了出来，上了岸，罗杰看到他好像在开始切鱼、洗鱼，并准备点燃一堆火。仍在水中的那个盯着罗杰，对他微笑。罗杰感到发热，便微笑着向他游去，但是到了他的身旁又不知怎样才好了。他感到不好意思，很不自在，同时感到一种无边的幸福。

神父叹了一口气。

“可惜你听不懂我的话，”他低声说道，“我真想给你照张相，跟你谈谈，交个朋友。”

“我知道您从未去过阿拉纳先生的橡胶公司，但您无疑了解那里发生的事。我可以请您谈谈看法吗？萨尔达尼亚·罗卡和沃尔特·哈登堡的控告有可能是真的吗？”

这时他感到那小伙子划动起手脚，缩短与他的距离。此时二人离近了，身体几乎贴在了一起。罗杰感到他的手在探索自己的肚子，摆弄自己那早已挺起的生殖器。在黑暗的牢房里，他喘起气来，充满了欲望和苦恼。他闭上眼睛，竭力回想着多年前的那个场面：惊愕、无可名状、不能减轻疑惧的激动。他用身体贴着那男孩的身子，感到后者正用那玩意摩擦他的大腿和肚皮。

罗杰·凯斯门特请他讲西班牙语，自己听得懂。但乌鲁蒂亚神父曾在巴西塞阿拉州奥古斯丁派教徒中生活过十年，所以宁愿讲葡萄牙语。他来到秘鲁的亚马孙地区还不到一年。

那是他第一次做爱，如果只是激动并在水中把精液射在男孩身上就是做爱的话。其实那男孩只是为他手淫，他也只是在男孩的身上射精而已，尽管他自己并未发觉。从水中出来，穿好衣服，那两个巴刚果人请他吃几口在小溪深水岸旁点起的火堆上烤好的鱼。

“不下雨的时候，出来观赏星星，呼吸新鲜空气，只要把耳朵捂起来不去听那地狱般的噪声，倒是很惬意的。”长老用葡萄牙语说道，“有人给您讲解了这铁房子的事吧？那是一个半疯的橡胶商在欧洲买下的，正在那个角落里组装。好像在1889年的巴黎博览会上展示过。据说在这里将成为社交俱乐部。您想想，在伊基托斯这种气候下，一座金属建的房子岂不成了火炉？目前还只是一个蝙蝠穴，上百只蝙蝠吊着一条腿在那里睡觉。”

事后，他感到羞耻难堪。整整一天他都昏昏沉沉，深深陷入混杂着幸福火花的悔恨之中，同时意识到，他已冲出樊笼的限制，获得了梦寐以求但又不敢追求的自由。他很后悔。打算改正吗？是的，是的，有此打算。他答应自己，以自己的名誉起誓，以对母亲的怀念起誓，以自己的宗教信仰起誓，以后永远不会再犯。但他也清楚地知道那是骗人的，既然尝到了禁果，感到整个人都变成了不能自制的一团火，就很难不重蹈覆辙。那是他唯一的一次，或者是，不管怎么说，极少几次中的一次，不花钱的享乐。为他那些临时情人的几分钟、几小时的服务付钱这一事实就能把他从艳遇之后追悔莫及的良心谴责中解脱出来吗？也许这就像商业交易：你给我嘴唇、鸡巴，我给你舌头、屁股，再加上几块英镑。在公园，在黑暗的街角，在公共浴室，在车站，在肮脏的小客栈，甚至像狗一样地在大街上，遇到一个不懂英语、只能以手势和表情进行沟通、脱下道德外衣的男人，就进行那赤裸裸的交易，平常得像买一支冰棒、一包香烟。那是欢娱，不是爱情。他学到的是享乐，不是爱，也不是对爱的回应。在非洲，在巴西，在伊基托斯，在伦敦，在贝尔法斯特，或者在都柏林，有时在一次火热的相会之后，除了风流，他又有了某种感觉，对自己说：“我真的爱上了。”但那是假的，他从来没有爱过。那种感觉并没有持续下去，就连对艾文德·艾德勒尔·克里斯滕森也是如此。他对此人生出了感情，但并不是情人间的感情，也许是兄弟间的感情、父子间的感情。不幸的人啊，在这方面，他一败涂地。他有过许多临时情人（几十个，也许几百个），但没有一个是真正的爱人，纯粹是性关系，匆匆忙忙的、动物间的性关系。

从秘鲁亚马孙公司出来，罗杰把同事们送到他们的住处，自己并没回英国领事的住宅，而是漫无目的地在伊基托斯溜达了一会儿。他一贯喜欢走路。单独也好，和朋友一起也好；早晨也好，黄昏也好。他可以走上数小时。但是在伊基托斯没铺沥青、坎坷不平、到处有蛤蟆在里面鼓噪的水洼的大街上，他总是走得磕磕绊绊。街上的噪声很大。酒吧、饭馆、妓院、舞厅和秘密赌场里挤满了喝酒、吃饭、跳舞、吵架的人。所有的门前都有一堆堆半裸儿童在向里面偷看。他见晚霞已经消失在地平线下，余下的路只能在街上酒吧间的微光照射下几乎摸着黑地走。后来他察觉已经来到中心广场（名字倒很响亮）的方形地块，便在周围转了一圈。忽然听见有人坐在一条长凳上用葡萄牙语向他问候：“晚安，凯斯门特先生。”原来是里卡多·乌鲁蒂亚神父，伊基托斯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长老。他们是在行政长官举行的晚宴上认识的。于是罗杰在长凳上长老的旁边坐了下来。

因此，给自己的性生活和感情生活作总结的时候，罗杰总说它们是晚来的、禁欲式的。有，却零星，总是匆匆忙忙地风流一下，一闪即逝，也无后果，就像那次在刚果河下游一处叫博马——当时只是营地——的附近小溪水流深处发生的事。

委员们用了将近一个小时向这位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总经理提问，他的回答拖得很长，有时连翻译都摸不着头脑，让他一字一句地再说一遍。罗杰没有参与提问，他很多时候都在走神。很明显，苏马埃塔嘴里没有实话，什么都否认，不断重复着阿拉纳公司在伦敦回答记者批评时给的理由——诸如也许偶尔有个别心胸狭窄的员工做得过分了，但酷刑、奴役不是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政策，更不用说杀害土著人；法律也是禁止的嘛。普图马约的短工本来就很少，还要吓他们，这种事只有疯子才干得出；等等。罗杰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刚果的时空：同样的恐怖行为，同样地蔑视真相。所不同的是，苏马埃塔讲的是西班牙语，比利时官员们讲的是法语，而睁眼说瞎话这一点则是同样地无所顾忌，因为二者都认为收割橡胶赚钱是基督徒的理想，对那些异教徒干坏事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嗜食人肉，杀害亲生子女。

偷偷摸摸的艳遇总是伴随着深深的忧伤，一般说来总像第一次那样，经常在露天发生，同成年人、年轻人，而且总是同外国人，不知其姓氏，问过即忘掉。那暂短的欢娱根本无法跟稳定的长期关系相比。稳定的长期关系在长年累月中除了欢娱，还有理解、共事、友谊、交流和互助。他很羡慕赫伯特·沃德和萨莉塔·沃德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他在生活中感到的另一种极大空虚与思念。

“我说得太多了，现在该诸位说说了，”他带有歉意地说道，“有什么问题尽管提，我一定坦率回答。我们没什么可隐瞒的。”

似乎在牢房的门缝中，他注意到，出现了一缕光线。

罗杰·凯斯门特想，巴勃罗·苏马埃塔简直快要落泪了。但他错了，那位总经理友好地笑了。

12

“对他们好，让他们满意，也不容易啊，”他降低了嗓音说道，“都是些原始人，这意味着什么，诸位知道吗？有些部落是食人族，我们当然不允许吃人，不对吗？这不仁慈，也不人道，我们加以禁止，他们有时就生气了，就干出野蛮人干的事。我们能让他们把初生的、譬如兔唇的畸形儿溺死吗？当然不，溺婴是不仁慈的，不是吗？总之，诸位会亲眼看到，到时候诸位就会理解英国这样对待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这样对待一家为改变这个国家而作出巨大牺牲的公司是不公平的。”

“我要把这副骨头丢在这倒霉的旅行中了。”罗杰想道。当时的英国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对他说，由于来自秘鲁的消息破绽百出，英国政府若想了解那里发生的事，唯一的办法就是由凯斯门特本人回到伊基托斯，去看看秘鲁政府有没有为结束普图马约的暴行而有所作为，还是因不愿或不能对付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而采取了拖延战术。

他挨个儿看了看每一位委员。前一刻还怒气冲冲，这一刻又发起愁来，作欲哭无泪状：

罗杰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从伊基托斯回来后，岁末在巴黎与沃德共度了几日，关节炎发作了，疟疾也来折磨他。痔疮虽没像以前那样出血，但仍然让他难以忍受。1911年年初，他一回到伦敦就去看医生。他去咨询的两位医生都说他的情况是在亚马孙地区过于劳累、精神过于紧张的结果，需要休息，需要一段安静的假期。

“您以为阿拉纳、我，还有秘鲁亚马孙公司的管理人员都是杀害土著人的杀人犯？您难道不知道我们橡胶商的头号大问题就是缺乏收割工人吗？对我们来说，每个工人都是宝贵的。如果这种杀害是真的，那么普图马约就连一个印第安人都不剩了，全跑光了，不是吗？谁也不愿意生活在任人鞭打、任人割去手脚、任人杀害的地方。这种控诉只有极端白痴的人才干得出，凯斯门特先生。要是土著人都跑了，我们就会破产，橡胶工业就会垮掉。这一点，连在那儿工作的职员都清楚，因此他们尽力让那些野蛮人满意。”

但是他还不能休假，他要写出英国政府急着要的报告，出席外交部的各种会议，报告在亚马孙地区的所见所闻，拜访反奴隶制协会……这一切都占用了他不少时间。此外，他还要会见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英国领导层和秘鲁领导层。这些高层在第一次会议上用将近两个小时听取他关于普图马约的印象，之后都像石头般呆住了，拉长着脸，半张着嘴，露出又惊又疑的目光，仿佛脚下的地板开裂，屋顶塌落，不知说什么好，一个问题也没提就告辞了。

“我们会去调查此事。”罗杰·凯斯门特提醒道，“认认真真地调查，请不要怀疑。”

第二次秘鲁亚马孙公司高层会议，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参加了。罗杰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本人。以前他多次听说过他，各种人谈论他，有的像对待宗教圣人或政治领袖（从不是对企业家）那样神化他，有的则把残暴行径和可怕的（无所顾忌的虐待、贪婪、吝啬、不诚实、讹诈及无与伦比的欺诈）的罪行归于他。罗杰盯着他观察，像昆虫学家观察一个尚未被列入物种目录的神秘小虫子。

“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也感到震惊。”巴勃罗·苏马埃塔愤怒地抗议道，“但此时让我震惊的是，诸位这样有教养、聪明绝顶的人没有事先调查，竟相信这样的谎言。”

据说他懂英语，但由于胆怯或虚荣，从来不说。他身边有个翻译，在他耳边以极低的声音把听到的一切翻给他听。此人个头不高，皮肤黝黑，有着梅斯蒂索人的特征，斜视的眼睛有些亚洲人的味道，前额很宽，梳得服服帖帖的直发中分，胡子也是刚刚梳理过的，散发着花露水的香味。关于他有洁癖、穿着讲究的传说大概是真的，他的穿戴无可挑剔，细呢西装大概是在萨维尔街的裁缝店手工定制的。其他高层讲话的时候，他没有开口。对，此时他们讲话了，他们向罗杰·凯斯门特提了许许多多问题，毫无疑问，都是阿拉纳的律师替他们准备的，想陷他于矛盾之中并暗示他搞错、夸大、多心及多疑——一个文明的欧洲市民到了原始世界都会这样不冷静。

“成百上千的人被肢解，被杀掉，被鞭笞，”罗杰·凯斯门特一字一句地说道，“对此种暴行的控诉已经震惊了文明世界。”

回答他们的时候，罗杰引用的证词和精确的细节加重了第一次会议上发言的分量。他说话时一直用眼睛扫着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后者像偶像那样安详，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一副让人摸不透的表情，但是从他那冷漠的神色中流露出僵硬的意味。这让罗杰想起普图马约橡胶公司收购站站长们那种灵魂空虚的神色，那种失去了（如果有时还有的话）辨别是与非、好与坏、善与恶、人道与非人道能力的神色。

“我们的职员没有一个逃掉，”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总经理发怒道，“为什么要逃？难道只因为两个敲诈者的污蔑就要逃跑？那两个人是由于从我们这儿拿不到钱才编造出无耻谎言。”

这样说来，这个衣冠楚楚、微微发胖的小个子是相当于一个欧洲体量的帝国的主人、几万人生命和财产的主人，被仇恨也被吹捧，在亚马孙地区穷苦人的世界里聚敛了可与欧洲列强相匹敌的大量财富。一开始，他是出生在秘鲁森林深处一个大概叫做里奥哈的村子里的穷孩子，挨户叫卖自家编的草帽，只上了几年小学，但是超人的工作能力、做生意的天资和绝对的寡廉少耻补偿了学历的不足，他慢慢地向社会金字塔的顶端爬去，从走街串巷在广袤的亚马孙地区叫卖草帽到在森林中独自冒着生命危险成为有能力向橡胶商们提供各种物品的人。他提供砍刀、卡宾枪、渔网、小刀、盛橡胶液的铁罐、食物罐头、木薯粉、家用器具，来换取橡胶商们得来的部分橡胶，然后在伊基托斯和马瑙斯卖给出口公司。他用赚来的钱，最终从物品提供者和中介人熬成了生产者和出口商。起初，他同哥伦比亚橡胶商合伙经营，但这些人不如他聪明、勤快，也不如他无耻，最后把自己的土地、库房、土著人小工都廉价卖给了他，还得为他工作。他任人唯亲，把自己的兄弟、内兄弟摆在企业的关键位置上，因此企业尽管规模很大，而且从1908年就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注册，但实际上仍然是家族企业。他的财富到底有多少？传说无疑夸大了实际数字，不过他在伦敦市中心拥有一栋昂贵的秘鲁亚马孙公司大楼；在肯辛顿大街拥有一处宅邸，比起周围的王子和银行家的宫殿毫不逊色；在日内瓦的住宅和比亚里兹的避暑山庄是由时髦的设计师布置的，到处是名画和贵重的摆设。但是据说他本人的生活很节俭，不酗酒，不赌博，没有情人，把业余时间都花在自己老婆身上。他从小就爱上了她——她也是里奥哈人——但很多年以后，埃利奥诺拉·苏马埃塔才答应他的求婚，那时他已经有钱有势，而她则是出生的小村子里的学校老师。

“我们在普图马约能见到萨尔达尼亚·罗卡和哈登堡工程师控诉的那几位站长吗？他们是不是逃掉了？”

第二次秘鲁亚马孙公司高层会议之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通过翻译作出保证，普图马约的各站点上的缺点、管理上的不足之处都要立即加以纠正，因为在大不列颠帝国的法律范围内与利他道德规范内活动一直是其企业的政策。阿拉纳向领事告别时只点了点头，没有伸手。

他说得又多又卖力，显然有些累了，便坐下来，用业已潮湿的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

他花了一个半月写出《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在外事办的一个房间里开始写，有打字员帮助他。后来他宁愿在伯爵区爱滩公园附近的寓所里工作。寓所在美丽的圣库斯伯特和圣马提亚教堂旁边，他有时钻进去听美妙的管风琴演奏。整个伦敦流传着《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就像他关于刚果的报告那样，颇具有毁灭性，给各种小报和八卦场合提供了种种推测、闲言碎语的口实，因此政治家、慈善机构、反奴隶制组织和人道主义组织的成员，还有一些报人都来打断他的工作。于是他要求外事办同意他去爱尔兰。他住在都柏林莫勒斯沃思大街的布思威尔斯旅馆里。这一年，他于三月初完成了工作。接着，上司和同事的祝贺立即像雪片般地飞来，爱德华·格雷爵士亲自在办公室里召见他，赞扬他的报告，并建议他作些小小的修改。报告文本马上送到了美国政府，以便伦敦和华盛顿一起向奥古斯托·贝纳迪诺·莱吉亚总统的秘鲁政府施压，要求他以文明社会的名义结束奴隶制度，废弃酷刑，禁止拐骗妇女儿童，禁止灭绝土著人社会，并把被告人送交法庭。

“最重要的是，我们千方百计，尽了最大的努力，避免在公司里发生不法行为。如果发生，那也是例外情况，是不遵守我们对待土著人政策的不轨员工所为。”

然而罗杰还不能按医嘱去休假，工作太需要他了。他还要跟政府、议会和反奴隶制协会的各个委员会开会，研究公众和私人机构如何更有实效地行动起来，改善亚马孙地区土著人的状况。在他的建议下，首先在普图马约资助成立一间传教所——这是阿拉纳的公司一直阻止的，现在他答应提供方便。

他简要地念着规定，不断地重复，旨在拖延到最后念出“要避免针对土著人的不法行为”。中间还停下来解释“职员们也是人”，有时会违反规定；发生不法行为时，公司应予以制裁。

他终于去爱尔兰休假了。他一到达爱尔兰，就接到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一封私人信件，外长通知他，由于外长本人的推荐，乔治五世陛下决定赐予他贵族称号，以表彰他在刚果和亚马孙地区为联合王国作出的贡献。

“严禁对土著人及其妻子儿女亲属进行体罚，不准对上述人等进行口头或行动上的侮辱；对经证实犯有错误者可予以斥责和警告；根据错误之严重程度可处以不同的罚款；对特别严重者可予以辞退；对具有犯罪性质者可移送最近之有关当局处理。”

亲朋好友蜂拥而至，为他祝贺。他第一次听到人们称他罗杰爵士时，满腹犹豫地差点儿哈哈大笑起来。如何接受一个他从心底里认为是敌对的、把他的祖国变为殖民地的政权授予的爵位呢？话又说回来，他本人不是正作为外交人员在为这位国王和这个政权服务吗？他从来不曾像那几天那样感到自己几年来一直生活在隐蔽的双面做派之中：一方面遵守纪律，高效率地为大英帝国服务；另一方面投身于爱尔兰解放事业，但并不与约翰·雷蒙德领导的温和派一起去为爱尔兰争取自治，而是跟激进派如由汤姆·克拉克秘密领导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联系上了，目标则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独立。罗杰犹豫了很久，心神不宁，最后决定给爱德华·格雷爵士写信，对授予自己的荣誉恳切地表示感谢。消息在报刊传开了，他的威望也提高了。

苏马埃塔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提高了嗓音并做出各种表情。他一面把有名字、印章和签字的文件展示给大家，一面用广场演说般的声调和姿态一项项地念着：

英美两国政府要求秘鲁政府把报告中提到的主犯——菲德尔·贝拉尔德、阿尔弗雷德·蒙特、奥古斯特·希门尼斯、阿曼多·诺尔曼德、何塞·伊诺森特·丰塞卡、阿维拉多·阿圭罗、埃里亚斯·马丁内基和奥雷略·罗德里格斯——加以逮捕和审判。起初，这一交涉似乎有了成果。联合王国驻利马代办卢西恩·杰洛米先生电告外事办说秘鲁亚马孙公司的那些雇员已经被辞退。利马派来的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一到伊基托斯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去普图马约的各个站点进行调查，但他没能与委员会同行，因为突然病倒了，必须立即去美国动手术。委员会由一位坚强有力、备受尊敬的人，《东方日报》社长罗慕洛·帕雷德斯带领，他带着由一位医生、两名翻译及九名士兵组成的卫队到了普图马约。委员会考察了秘鲁亚马孙公司所有的橡胶收购站，刚刚回到伊基托斯，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就已经康复，回到了伊基托斯。秘鲁政府早先就答应了杰洛米先生，说一接到帕雷德斯和巴尔卡塞尔的报告就立即采取行动。

“关于诸位所关心的事，我提前准备了这些文件，”他解释道，“都是关于收购站管理人员——站长、副站长和工头们——应如何对待当地人的规定。”

然而，不久，杰洛米又报告说，莱吉亚的政府不安地通知他说通缉犯中的大部分已逃到巴西，另外几个也许躲藏在森林里，要么潜入了哥伦比亚境内。美英两国曾要求巴西政府把逃犯引渡给秘鲁政府交付审判，但是巴西外长里奥·布兰科男爵回答说秘鲁和巴西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因此那些犯人不能被引渡，否则会在国际上引起微妙的司法纠纷。

巴勃罗·苏马埃塔通过翻译通知大家，公司最好的轮船自由号已经准备好，只等他们登船。还为他们配备了在亚马孙各支流航行最有经验的船长和最好的船员。尽管如此，这次航行到普图马约可得作出点儿牺牲：根据天气情况，要花八到十天。没等委员中有人提问，他赶忙递给罗杰·凯斯门特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一大堆文件。

几天后，英国代办又报告说，在与秘鲁外长的一次私人会晤中，该外长以非官方的方式向他承认，莱吉亚总统的处境很尴尬。尽管哥伦比亚早已在边境增加了驻军，但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及其安保队在普图马约的存在仍构成了对哥伦比亚唯一的屏障，阻止了它对该地区的侵略，因而英美两国的要求有些不着调：关闭并追查秘鲁亚马孙公司等于把哥伦比亚觊觎的一大片秘鲁领土拱手让出，不管是莱吉亚还是任何一位秘鲁省长都不会干这种事，否则就是自杀。秘鲁缺乏资源，不可能在普图马约这一边远地区装备一支足以保卫国家主权的驻军。卢西恩·杰洛米还说，因此，不要期待秘鲁政府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它只能做一些毫无实质行动的声明与姿态。

几个光着脚、穿白袍的印第安人端着盛有饮料的盘子走动的时候，凯斯门特趁机观察秘鲁亚马孙公司这位主人那严肃的黝黑四方脸和炯炯有神的目光。阿拉纳头上戴着法式贝雷帽，服装好像是巴黎最好的裁缝制作的，也许是在伦敦塞维勒路上的裁缝店里制作的。据说这位全能的橡胶国王在日内瓦的比亚里兹区有宫殿式的别墅，在伦敦的肯辛顿街有花园洋房，可他起初是在其出生地，亚马孙原始森林中一个偏远的村子里奥哈以卖草帽为生。这一切都真假难辨，他的目光中流露着精明和自满。

为此，外事办决定，在陛下政府公开发表《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并要求国际社会对秘鲁进行制裁之前，派罗杰·凯斯门特再次去亚马孙地区亲眼证实对方是否进行了某些改革、是否启动了司法程序、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是否真的采取了法律行动。尽管罗杰在此后数月中多次说出了心中曾经暗自说的话：“我要把这副骨头丢在这次倒霉的旅行中了。”爱德华·格雷爵士还是坚持己见，于是罗杰不得不接受了任务。

秘鲁亚马孙公司位于离中心广场不远的秘鲁大街，是伊基托斯最高大、最结实的建筑物，两层楼，水泥和金属板构成，外墙涂成浅蓝色。巴勃罗·苏马埃塔在其办公室隔壁的小客厅里接待了他们。客厅天花板上吊着叶片宽大的电扇，但没开，等着来电。尽管天气极热，年近五十岁的苏马埃塔却仍穿着黑色外衣和花里胡哨的背心，系着蝴蝶领结，蹬着亮晶晶的短统靴。他郑重其事地向每个人伸出手，向所有人都问一声是否都安排好了、伊基托斯招待得是否妥当、是否还需要什么，他对所有人不断地说，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亲自从伦敦发电报来，命令他给大家提供一切方便，以使任务圆满完成。他的西班牙语有着明显的歌唱般的亚马孙口音，罗杰·凯斯门特已经能听懂了。每当提到阿拉纳的名字，这位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总经理都要向挂在一面墙上的巨大画像鞠个躬。

罗杰正准备出发的时候，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到达了伦敦。在巴巴多斯，他们在史密斯神父的保护下度过了五个月。其间，神父给他们上英语课，教他们读写，教会他们习惯穿西式服装。然而罗杰看到，尽管有吃有穿，不受虐待，但西方的文明使得这两个孩子愁容满面、郁郁寡欢。看样子他们总是害怕围观者上下打量他们，触摸他们，好像他们很脏，给他们擦擦皮肤，向他们提些听不懂、答不出的问题，没完没了地审视着他们，从而加害他们。罗杰带他们游动物园，去海德公园吃冰激凌，去看望自己的姐姐妮娜、姨妹格特鲁德，去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家，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一起参加晚会。大家对他们都很亲热，但总是好奇地盯着他们，尤其当他们脱下衬衣，把背部和臀部的疤痕给大家看的时候，大家都显得惊慌失措。有时，罗杰发现他们总是眼含泪水。罗杰打算送他们去爱尔兰受教育，他的熟人帕特里克·皮尔斯在都柏林郊外办了一所圣恩达双语学校，于是他为此写了一封信，并告知这两个孩子来自何处。罗杰曾在圣恩达做过一次关于非洲的演说，以资助的方式支持帕特里克·皮尔斯的盖尔同盟及其出版物，支持这所双语学校普及古老的爱尔兰语。皮尔斯是诗人、作家、天主教徒、教育家及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表示接收这两个孩子，并减免注册费和住宿费。然而当接到答复时，罗杰却决定同意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的请求——他们每天都请求他把他们送回亚马孙地区。这两个孩子在英国感到很不幸，觉得自己变成了怪人，成了让人觉得惊奇、开心、感动及用来吓唬一些以正常人对待他们的人的展览品。总之，他们永远是异国情调的外来人。

大家向行政长官告别时，雨已经停下来。大街上，各家的房顶滴着水，到处都是水洼，蛤蟆在其中啪啪地跳着，空中飞满了大麻蝇和长脚蚊，刺得大家浑身是泡。大家一言不发，低着头来到秘鲁亚马孙公司。那是一处宽大的宅院，瓦片铺的房顶，花砖砌的门面。就在这处宅院里，总经理巴勃罗·苏马埃塔正等着见他们。这是他们当天的最后一场会面。还有几分钟，大家在空荡荡的中心广场溜达了一会儿，好奇地观赏了古斯塔夫·埃菲尔工程师的铁房子。架构已经拆开，展示在露天下，像史前动物的骨骼。周围的酒吧和饭馆已经开门，音乐声和嘈杂声震得伊基托斯的黄昏如此昏昏沉沉。

在返回伊基托斯的旅途中，对现实给他的这个教训，罗杰·凯斯门特想得很多：人的灵魂深处是如此矛盾百出、不可捉摸。两个孩子曾想逃出虐待他们、逼他们像牲口一样干活而不让他们吃饱的地狱般的亚马孙地区；他也作出了努力，用自己那少得可怜的存款中的大部分为他们购买了去欧洲的船票，抚养了他们七个月，期待能让他们得救，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然而，在这里，不管什么原因，他们远未能感到幸福，或者至少像在普图马约那样过上可以忍受的生活。尽管没人打他们，甚至对他们很亲热，但他们总感到孤独、格格不入，心里明白自己永远不会融入这个世界。

大家在行政长官办公室里逗留了很久，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他都回答了，有时躲躲闪闪，有时则直截了当。罗杰最后没能对此人作出清晰的判断。他有时像在演戏的无耻之徒，有时又像重任在肩、想尽力经受得住考验的好人。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知道存在着暴行。尽管他并不喜欢，但他的工作是尽可能地弱化它。

罗杰出发去亚马孙之前，外事办接受他的建议，重新任命了一位驻普图马约领事：乔治·马歇尔。这是一个很好的人选，罗杰在刚果时就认识了他，他在揭露利奥波尔多二世政权罪行的运动中极为热情地工作，在对待殖民主义的态度上与凯斯门特的立场一致，届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对付阿拉纳的公司。罗杰跟他有过两次长谈，计划着要紧密合作。

“我有一位妻子和四个孩子，我很爱他们，”他苦笑道，“我有一年没看见他们了。能不能见到他们，只有上帝知道。但是，当莱吉亚总统要求我到这远离世界的角落来为国家服务时，我没有犹豫。我来到此地不是为了保护罪犯，先生们，恰恰相反，我只求诸位理解，在亚马孙腹地工作、搞商业、建工厂跟在英国不同。如果有那么一天，这片原始森林的生活水平能赶上西欧的水平，都要归功于胡利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这样的人。”

1911年8月16日，罗杰、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乘马格达莱纳号从南安普顿港出发，目的地是巴巴多斯。十二天后到达该岛。自从轮船驶入加勒比海的银蓝色水域，罗杰感到最近几个月因病痛、担心和体力、脑力劳动而沉睡了的性欲苏醒了，脑子里全是幻想和欲望。在日记里，他把自己的情绪简要地用五个字写出：“我又燃烧了。”

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光线暗下来。雨点落在锌板屋顶上，发出沉重的噼啪声，屋顶仿佛将要塌下来，水柱将落在大家身上。雷伊·拉马做出忧郁的样子：

一下船，罗杰就去感谢史密斯神父对那两个小孩的照顾。看到在伦敦不善表达感情的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与神父又是拥抱又是拍打的亲热劲儿，罗杰甚为感动。史密斯神父带他们去访问乌尔苏拉会修道院，安静的走廊里种着角豆树和开着紫色花朵的叶子花，街上的噪声传不到这里，时间似乎停止。罗杰离开了其他人，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观察着一队正在运送树叶的蚂蚁仿佛巴西宗教游行中抬着圣母架的脚夫。此时他想起来：今天是他的生日。四十七岁了！不能说老，许多男人和女人此时在体力和心理方面风华正茂、精力充沛，充满着希望和理想。但他觉得自己老了，有一种走到生命尽头的倒霉感。在非洲，他偶尔和赫伯特·沃德一道想象最后的岁月。雕塑家想在晚年时在地中海的普罗旺斯或托斯卡纳找一处农舍住下，有一间宽大的工作室，养养鸡鸭猫狗，星期天自己做几样法式炖鱼之类香喷喷的菜肴请亲戚们来品尝。罗杰却跳起来以肯定的语气说：“我不会老，肯定不会老。”他有过这种预感。他清楚地记得自己有过这种预感。此时他又感觉：我确实不会老。

“那么他们应该受到惩罚，”行政长官肯定地说，“普图马约当时要是有法官、警察和行政机关，他们早就受到惩罚了。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野蛮和残暴。我并不为任何人辩护，也不为任何人开脱。诸位还是去吧，去亲眼看看，自己作出判断。我们的政府本可以禁止诸位入境，因为我们是主权国家。大不列颠没有权利干涉我们的事务，但还是干涉了。相反，我得到指示，要给诸位提供一切方便。先生们，莱吉亚总统很敬重英国，他希望秘鲁有一天也会成为跟诸位的国家一样伟大的国家，因此诸位来到了这里，可以自由地随便到什么地方去，随便调查什么。”

史密斯神父同意他们在布里奇敦停留的八天里为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提供住宿。第二天，罗杰去了以前路过该岛时常去的公共浴室。正如预期的那样，他看到了年轻健壮的男人。跟巴西一样，这里没有人会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这里的男男女女都很注重自己的身材，并且毫不在乎地展示出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年轻小伙子让他感到心慌意乱。与一切黑白混血儿一样，那小伙子面色苍白，皮肤平滑、发亮，大大的碧眼流露出大胆的眼神，贴身游泳裤下露出富于弹性的无毛大腿，使得罗杰一看就觉得眩晕。如果一个小伙子懂得他需要什么，而且打算满足他或者起码可以谈谈条件，那么经验会给他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很快能看出别人不易察觉的苗头——一丝微笑、一闪的眼神、招引人的手势或身体语言。怀着内心的痛苦，他感到那漂亮年轻人用眼神传递给自己的瞬间信息完全不同。尽管如此，他还是上前跟他谈了一会儿。那青年是巴巴多斯一位牧师的儿子，希望成为一名会计师，正在一所商业学校学习，不久将趁假期陪同父亲去牙买加。罗杰请他吃冰激凌，他拒绝了。

“鞭打，肢解，强奸，杀人……”亨利·费尔加尔低声地说道，“您把这些称作把现代化带给普图马约吗，行政长官先生？提出证词的不仅是哈登堡，还有您的同胞萨尔达尼亚·罗卡。我们今晨询问过的三个巴巴多斯工头也都证实了那些残暴行径，他们也承认干过这种坏事。”

罗杰回到旅馆，激动异常，用写自己的隐私时才使用的粗俗、电报式的笔调在日记里写道：“公共浴室，牧师之子，漂亮，家伙粗长，很柔软，在我手中勃起。我用嘴吸吮，两分钟的幸福。”接着又自慰了一次才去洗澡。他一面细心地擦着肥皂，一面力图驱除在这种情况下经常袭来的悲伤和孤独。

雷伊·拉马说累了，喘了口气，喝了口啤酒，挨个看了大家一眼，眼光中似乎在说：“我赢了一分，对吧？”

第二天中午，他在布里奇敦港口一家饭馆的露天茶座吃饭时，看到安德列斯·奥当纳尔从身旁走过。他叫了他一声。阿拉纳的前工头、恩特雷·里奥斯站站长立刻认出了他，接着用疑惧、害怕的目光看了他几秒钟，最后还是跟他握了握手，接受邀请坐下来。二人便谈了起来。喝了一口白兰地，要了一杯咖啡。他承认罗杰在普图马约的出现对橡胶商来说就像乌伊托托巫师的诅咒——他刚走，就流传警察和法官很快会带着逮捕令到来，所有橡胶收购站的站长、工头和管家都会吃官司；说由于阿拉纳的公司是英国公司，他们将被押解到英国受审。因此许多人像奥当纳尔一样，宁愿逃到巴西、哥伦比亚或厄瓜多尔。他之所以来巴西，是因为有人答应在甘蔗种植园给他一份工作，但直到今日他都没有得到，所以打算到美国去，在美国有机会在铁路上工作。奥当纳尔穿的不是长筒靴，没了手枪，没了皮鞭，套着旧工装裤，上身穿破衬衣，坐在茶座里，简直就是一个为前途发愁的倒霉鬼。

“有几位检察官为了一位主教的死去了那里，此外就没有什么人了。”雷伊·拉马说道，“那个地区很远，几年前还是一片没开发的森林地带，只有野蛮人的部落。政府还能派什么重要人物去呢？去干什么？去让食人族吃掉吗？如果说那里现在有了商业活动和工作机会，并开始了现代化，那要归功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和他的兄弟。要承认这一点，他们是第一批为了秘鲁而征服这片土地的人。如果没有公司，普图马约早就被哥伦比亚占领了。他们一直想攫取这个地区，这一点不容忽视。普图马约不是英格兰，那是一个遥远的、与世隔绝的、生了双胞胎或畸形儿就被淹死在河里的异教徒居住的世界。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是先驱者，他带去了船只、医药、天主教、衣服，还有西班牙语。当然，暴行应该受到制裁，但是请不要忘记那是一片激发贪婪的土地。在哈登堡先生的指控中，所有的秘鲁橡胶商都是魔鬼，而哥伦比亚人是同情土著人的天使，诸位不觉得奇怪吗？我读了《真理》上的文章。执意攫取那片土地的哥伦比亚人找到了哈登堡先生这样的保护人，而这位保护人只在秘鲁人身上看到了暴力和不法行为，在哥伦比亚人身上却没看到，诸位不觉得奇怪吗？这是偶然的吗？请诸位记住，这个人在来秘鲁前曾在哥伦比亚考卡省的铁路上工作过，会不会是间谍呢？”

“您还不知道吧？但是我救了您一条命，凯斯门特先生。”告别时，他对罗杰说道，“当然，您是不会相信的。”

“在那个地区还有什么当权人物要我们去拜访吗？”罗杰问道。

“不管怎样，您总得跟我讲讲。”

委员们喝着水或啤酒，感到茫然，无话可说。“有几个委员正在为回欧洲寻找借口呢？”罗杰想道。他无疑没有预料到这一点，也许只有路易斯·巴恩斯是例外，因为他在非洲生活过，而其他人根本想象不到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并不都像在英国那样行事。

“阿曼多·诺尔曼德确信，如果您活着离开那里，收购站所有的站长都得进监狱，最好把您淹死在河里或被豹子、鳄鱼吃掉，您知道，就像那位法国探险家尤金·罗比雄，因为那个法国人提的问题叫人精神紧张，就让他失踪了。”

“这话可不是我说的。”雷伊·拉马抬起手，挺直身子说道，“阿拉纳先生的公司以贷款的方式向公务员提前支付薪水，原则上这笔钱是要还的，但利息很低。不是白送，也不是贿赂，是与政府之间达成的诚信的协议。不过，尽管如此，既然法官们靠这笔贷款生活，在对待阿拉纳先生公司的问题上自然就不能大公无私了。诸位懂了，对吗？因此，政府从利马派法官来，就是为了进行一次完全独立的调查。这不就是坚持弄清真相的最好证明吗？”

“为什么没把我干掉？你们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不是很容易吗？”

“靠秘鲁亚马孙公司慷慨施舍？”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问。

“是我让他们考虑可能招致的后果，”安德列斯·奥当纳尔有些自得地说道，“维克多·马塞多也支持我。您是英国人，堂胡里奥的公司是英国公司。根据英国法律，杀了您，我们将在英国受审，被处以绞刑。”

“这里不是文明昌盛的英国，先生们。”行政长官一口喝光手中杯里的水，难过地低声道，“如果说一个人从利马到这里要花几个月的时间，那么法官、当局者、军人、公务员就要花更长的时间，或许根本来不了。在等待发薪水的时候，这些人靠什么维持生活？”

“我不是英国人，我是爱尔兰人，”罗杰纠正道，“事情也许不像您想的那样。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谢谢您。对了，您还是尽快走掉，别告诉我您去哪儿。我必须把我见到您一事向上级报告。英国政府很快会下令逮捕您。”

“您是不是说：在伊基托斯，没有一位法官敢跟阿拉纳先生的公司对抗？”罗杰·凯斯门特轻声问道。

当天午后，他又去了公共浴室。这回比上次运气好，一个他曾在健身房看到在练习举重的皮肤黝黑、面带笑容的年轻人朝他微微一笑，搀起他的胳膊，带他去了一家冰激凌店。二人喝着菠萝汁和香蕉汁，他告诉罗杰自己叫斯坦利·威克斯。他们靠得很近，他的腿蹭着罗杰的腿。随后，他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挽起罗杰走进了一间密室，并立即插上了门销，互相吻了起来，互相咬着耳朵和脖颈，同时脱下裤子。斯坦利那黑黑的东西红红的龟头已经湿润，在罗杰的盯视下粗大起来。罗杰透不过气来了。“两英镑，你先给我吸吮，”罗杰听见他说，“然后我从后面给你插进去。”罗杰同意并跪了下来。事后，罗杰回到旅馆房间里，在日记本上写道：“公共浴室，斯坦利·威克斯，年轻力壮，二十七岁，又大又硬，至少九英寸长。接吻，啃咬，插入时还叫喊。两英镑。”

“明白人不用细说。”他添上了一句。

9月5日，罗杰、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乘博尼费斯号从巴巴多斯出发向帕拉驶去。这艘船很不舒适，又小又挤，但是在去帕拉的一路上，罗杰受益匪浅，因为和赫伯特·斯宾塞·迪克医生在一起。那是一位美国人，曾在阿拉纳公司的埃尔恩坎托收购站工作过，除了进一步证实罗杰所了解到的暴行，他还就自己在普图马约的经历讲了许多故事，有的很残忍，有的则很滑稽。看起来此人很具冒险精神，走遍了半个世界，易动感情，知识丰富。在甲板上，坐在他身旁吸着烟，无节制地喝着威士忌，一面欣赏夜幕降临，一面听他充满智慧的讲话，确实很惬意。迪克医生很赞成英美两国为解决亚马孙地区的残暴行为而进行的奔走交涉，但他又是宿命论者，对此抱怀疑态度：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事情都不会有所改变。

“我们的政府从利马派法官来进行调查，正是证明其诚意，”行政长官解释，“找一名教学法官去调查是很容易的事，可是……”他极不自在地停了下来。

“人性本恶，我的朋友，”医生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道，“不易摆脱，只不过在欧洲各国和我的国家掩饰得很好而已，只有在发生战争、革命、骚乱的时候，才露骨地表现出来。需要有个借口，它才能公开地以集体的名义表现出来。但是在亚马孙地区正相反，它无需以爱国主义或宗教的借口即施以最残酷的暴行，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来，只需贪婪和强力。毒害我们的恶，只要有人就无处不在，在我们的内心深处生根发芽。”

大家都点头同意，只有行政长官犹豫了一会儿回答：

发完这番阴郁的议论，他又开了一个玩笑，讲了一个貌似否定上述议论的故事。

“此次谈话是保密的，对吧，先生们？”罗杰最后问道。

罗杰很喜欢跟迪克医生谈话，只是有时感到有些丧气。博尼费斯号于9月10日中午抵达帕拉。他在此地任领事期间曾一直感到失望与憋闷，但在到达这个港口前的那几天，回想起宫殿广场，他又渴望回到那里。那时他经常在晚上去那里撩拨一个寻找客人、在树下穿着紧身裤、只露出屁股和睾丸寻欢作乐的年轻人。

罗杰·凯斯门特看到雷伊·拉马以慈祥的眼光扫了巴恩斯一眼，只有看待不懂事的孩子或成年白痴时才用这种眼光。

罗杰住的是商务旅馆，漫步宫殿广场时，他感到火热的感觉复苏（也许是他臆想出来的）了。他回想着艳遇中的几个名字，一般说来，最后会去附近的一家简陋的小旅店或在广场某个黑暗角落的草地上交欢。回想起那些匆忙而慌乱的交欢，他感到心快跳出来了。但是今晚运气不好，马科、奥林比斯、婴孩（他是这样叫的吗？）都没有出现，又差点儿遭两个衣衫褴褛、孩子样流氓的抢劫，其中一个向他打听地址，另一个企图把手伸进他的口袋去摸钱夹。他用手一推，把一个推倒在地，躲开了。二人见他态度强硬，就撒腿跑了。他怒气冲冲地回到旅馆，平静之后，在日记中写道：“宫殿广场，又粗又硬，喘不过气来，短裤上有血迹，快感的疼痛。”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从利马派法官来？”路易斯·巴恩斯插嘴道，“伊基托斯难道没有法官？昨天为我们设的晚宴上，您不是给我们介绍了几位法官吗？”

第二天早晨，他拜访了英国领事和他以前在帕拉认识的几个欧洲人及巴西人。调查很有成效，至少发现了普图马约的两个逃犯。英国领事和当地警察对他说，何塞·伊诺森特·丰塞卡和阿尔弗雷德·蒙特曾在雅瓦里河边的种植园度过一段时间，现在到了马瑙斯，阿拉纳公司在港口给他们找了份海关检查员的工作。罗杰马上发电报给外事办，让他们要求巴西当局下令逮捕那两个罪犯。三天后，巴西外长回复说，彼得罗波利斯同意该请求，马上派马瑙斯警察逮捕蒙特和丰塞卡，但不会引渡他们，而是在巴西审讯。

“司法行动正在展开，凯斯门特先生，”行政长官急忙答道，“我们的政府没等陛下要求就进行了调查。为此我们任命了一位特别法官，此人正在来伊基托斯的路上。那是一位杰出的法官，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您是知道的，利马离伊基托斯太远了。”

第二天和第三天晚上都比第一天有收获。第二天，天黑下来的时候，罗杰问一个卖花的光脚男孩手中的花多少钱一束，欲加试探，男孩暗示愿意。他们来到了一块空地上，在暗影中，罗杰听到了一对对的喘气声。这种街头艳遇总是充满了危险，让他产生一种矛盾感：激动又厌恶。卖花人有一股腋臭，但是他浓重的气息、身体的热度和有力的拥抱把他燃烧了，很快达到了高潮。回到旅馆时，裤子上都是泥土，接待员不解地看着他。“我被抢劫了。”他解释道。

“英国政府曾要求莱吉亚总统的政府调查关于在普图马约发生的被揭露事件，但竟无下文，英国政府对此表示遗憾。”

下一个晚上，在宫殿广场又有一次艳遇，这次是一个年轻的乞丐。罗杰请他一起散步，在街角小店里喝了杯朗姆酒。约翰把他带进贫民区一间内铺地席、铁皮搭的房间。他们脱下衣服，摸着黑，一面听着犬吠声一面在地上的棕榈席上做爱。罗杰确信自己脑袋上随时可能挨一刀或一棒，所以他早有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从不带很多的钱，也不拿出手表和银质圆珠笔，只准备一点点钞票和硬币让强盗抢去了事。但这次并没有出事，约翰陪他走到旅馆附近，大笑一声，咬了他的嘴唇就告辞走掉了。第二天，罗杰发现约翰或卖花人把阴虱传染给了自己，于是他到药店去买甘汞。这也算是一件不愉快的事：药剂师——要是女性就更糟了——直盯着他看，搞得他很不好意思；有时朝他意味深长地一笑，搞得他不知所措，甚至很生气。

“我的英语很糟，”雷伊·拉马讨好地打断道，“还得请诸位多多包涵。”

在帕拉逗留的十二天里，最惬意也最糟心的事，是去拜访达·马塔夫妇。

“您的英语讲得真好，我们可以不用翻译了，行政长官先生。”

那是他在帕拉任职期间结交的最好朋友，胡里奥是道路工程师，他的太太伊雷内是水彩画家。夫妇俩都很年轻漂亮、直爽随和、性格快活，散发着对生活的热爱。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孩，叫玛丽娅，生着一双总带着笑意的眼睛。罗杰是在社交场合，也许是在官方活动中认识他们的，因为胡里奥在当地政府的公共工程局工作。他与这对夫妇经常见面，一起在河边散步，去看电影、看戏。这次，夫妇俩张开双臂欢迎老朋友到来，请他去饭店吃辣味十足的巴伊亚式菜肴。五岁的小玛丽娅又唱又跳，对他做鬼脸。

“总统让我向诸位致以衷心的问候。”

那晚，躺在商务旅馆的床上，罗杰又陷入了沮丧的情绪，这种情绪纠缠了他一生，特别是有街头艳遇或某次尽欢之后。他很清楚自己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像达·马塔夫妇那样的家，自己的生活将随着日益衰老而愈发孤独。念及此，他不觉伤感起来。他为这种买来的片刻欢娱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到死也品尝不到热烈的亲密无间，不会有一位妻子同他一起谈论日常生活并计划未来如旅行、度假、谈论梦想；更不会生儿育女延续他的姓氏并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后想念他；到了老年，如果能活到老，他将成为丧家犬，穷困潦倒，因为自从当了外交官，尽管薪酬可观，却因大量捐助为反对奴隶制、争取人民生存权及拥有原始文化的权利而斗争的人道主义组织而未能有所积蓄，现在还要资助那些保卫盖尔语和爱尔兰传统的组织。

行政长官在办公室里接见了委员会成员，上了啤酒、果汁和咖啡，命人搬来几把椅子，分发了蒲扇，让大家凉快凉快。他仍然穿着那天傍晚穿的马裤和靴子，但没穿绣花背心，而是一件白色亚麻外衣，里面的衬衣像俄罗斯大衬衣般扣着领扣，雪白的鬓角和优雅的动作显得他的气质很高贵。他向大家说，他是职业外交官，曾在欧洲供职数年。他指着墙上身穿燕尾服、头戴高筒礼帽、胸前斜挂绶带、个头不高但很潇洒的人的照片说，他是应这位共和国总统奥古斯托·贝纳尔迪诺·莱吉亚的要求就任现职的。

然而，更有甚者，他想到自己到死也不曾有过像胡尼奥与伊雷内之间那样真正的爱情。他们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是那样地默契；温柔地手牵手，看着小玛丽娅调皮的样子相视而笑。这时他就备感痛苦。同往常遭遇心理危机时一样，他几个小时地睡不着觉，最后有了困意时，又预感在黑暗的房间里会出现出母亲那愁苦的身影。

罗杰没睡午觉，他坐在卧室里作为床头柜的桌前，凭记忆把与依波奈姆·托马斯·坎贝尔的谈话写在了笔记本上，并且把委员们与另外两个巴巴多斯人谈话后得出的证词做了摘要。接着又在另外一张纸上记下了当天下午将向行政长官雷伊·拉马和公司经理总巴勃罗·苏马埃塔提出的问题。斯泰尔斯先生曾批露，巴勃罗·苏马埃塔是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姐夫。

9月22日，罗杰、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三个人乘布斯航运公司的希尔达号汽艇从帕拉出发朝着马瑙斯驶去。汽艇很破旧，简直糟糕透顶。船舱狭小，到处都很脏，饭食极坏，蚊子从下午到第二天早晨一直叮咬着。对罗杰而言，那七天的航程简直是酷刑。

“没那么严重，先生们，”斯泰尔斯先生吃得高兴，给大家鼓劲道，“睡一个洛雷托式的午觉就好了。跟秘鲁亚马孙公司当局和头头们谈话会比跟黑人谈话顺利些，真的。”

在马瑙斯一登岸，罗杰就去捉拿普图马约的逃犯。他在英国领事的陪同下前去拜访省长多斯·雷耶斯，后者证实彼得罗波利斯当局确实下令逮捕蒙特和丰塞卡，但警察为什么还没有逮捕他们？省长说等他到了之后再说。他觉得这个解释很愚蠢，也许仅仅是借口。现在不可以立刻动手？否则两只鸟儿要飞掉了。今天就去办。

“但是伤口还没有愈合。”罗杰意味深长地说道。

领事和凯斯门特手持彼得罗波利斯当局的逮捕令，不得不在省政府和警察局之间往返两次。最后，警察局长才派了两名警察去港口海关捉拿蒙特和丰塞卡。

“这次旅行肯定是一次下地狱，”刚刚加入谈话的塞莫·贝尔转身对罗杰·凯斯门特说道，“您都经历过，幸存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英国领事愁眉苦脸地通知罗杰，试图逮捕的结果非常可笑，简直就是一场闹剧。这是警察局长刚刚告诉他的，并且连连道歉说要加以改正。派去捉拿蒙特和丰塞卡的两名警察认识这两个人，把他们押往警察局之前先一道去喝啤酒，结果喝得酩酊大醉，罪犯利用这当儿逃跑了。由于不能排除两名警察收受了贿赂，放跑了犯人，当事人已经被关起来。如他们的贪腐被证实，将会严惩。“我很抱歉，罗杰爵士，”领事对他说，“但是我没对您说，其实我早有预感。您在巴西当过外交官，很清楚发生这种事是正常的。”

领事打断大家的谈话，说午饭准备好了。领事的胃口很好，吃了一盘玉米饼裹着的鲱鱼和蛇片沙拉。除了他，委员们几乎一口没吃。大家一直在沉默，沉浸在对刚才会面的回忆之中。

罗杰感到很不舒服，恼怒又加剧了体力的消耗。等待有船去伊基托斯期间，他发烧、肌肉酸痛，很长时间卧床不起。一天午后，在挣扎于困扰着他的阳痿感觉中，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幻想：“一晚三个情人，其中两个水手，干了六次。回旅馆时得像临产的妇女那样两腿分开走。”在情绪极坏的情况下，他写下的那些荒唐文字把自己逗得放声大笑。他很有教养，在人们面前一向用词讲究，但是在私下里写日记时，总感到有一种使用脏字的欲求。不知为什么，使用秽亵的言辞时，他感到身体好些。

“他们很可能变得谨慎，”植物学家说道，“会向我们展示一种粉饰了的现实。”

10月3日，希尔达号继续航行。一路上，事故层出不穷，又是瓢泼大雨，又是不断碰到水中漂浮着的木头，于10月6日清晨抵达伊基托斯。斯泰尔斯先生手拿草帽在港口等他，说继任者乔治·米歇尔及其妻子很快就到，领事正在为他们找房子。这次罗杰不住他的寓所，而是住在中心广场附近的亚马孙饭店。斯泰尔斯先生则暂时把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带去住。两个孩子决定不回普图马约，而是留在这个城市当用人，斯泰尔斯先生答应为他们找一个愿意雇用他们、待遇好的人家。

“这次开胃酒之后，不知我们在普图马约还能碰到什么事。”路易斯·巴恩斯说道。

由于在巴西出了那件事，罗杰担心这里也不会有什么令人鼓舞的消息。罗慕洛·帕雷德斯考察普图马约之后写了一份报告，法官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接到后，下令拘留了阿拉纳公司那份长长的头目名单中的二百三十七名嫌疑人。其中有多少已被逮捕，斯泰尔斯先生不知道，又不能调查，因为整个伊基托斯都笼罩在一种奇怪的沉默之中，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也不知所踪，此人早在几个星期前就不见了。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总经理巴勃罗·苏马埃塔也在那份名单上，但表面上也躲藏了起来。斯泰尔斯先生敢说他的躲藏实为一场闹剧，因为阿拉纳的这位内弟和太太彼得罗妮拉大大方方地出现在当地的饭店和晚会上，没人敢去打扰他们。

“编造的，倒不是，”沃尔特·福尔克反驳道，“却是夸大的。”

后来，罗杰回忆，在伊基托斯的那八天就像一次海上遇险，不知不觉地慢慢沉没在阴谋、谣言、若明若暗的谎言、各种矛盾说法的汪洋大海之中。那是一个没有人说真话的世界，因为说真话就会树敌、会出问题、会麻烦不断，因为人们都生活在一种真与假不分、实在与骗局不分的制度里。在刚果的那几年，罗杰已经熟悉了这种深陷流沙与沼泽地时逐渐被吞没的绝望情绪，越用力就陷得越深，最终被吞噬。啊，应该尽早离开此地！

“诸位都看到了外事办搜集的文件，”罗杰·凯斯门特提醒大家，“你们认为萨尔达尼亚·罗卡和哈登堡二人的指控是编造的吗？”

抵达的第二天，他去拜访伊基托斯的行政长官。又是一位新任命的，名叫阿道夫·加马拉，胡须硬直，大腹便便，极端自负，一双汗渍渍的手流露出神经质。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罗杰，又是拥抱又是祝贺：“多亏您，”他像演戏一样张开臂膀拍打着罗杰，“才能在亚马孙的心脏地带发现一桩骇人听闻的社会不公事件。秘鲁政府和人民感谢您，凯斯门特先生。”

“辛巴达刚才的话，我简直听不下去，”亨利·费尔加尔承认，“所以不得不出去呕吐。”

他紧接着说，为了满足英国政府的要求，秘鲁政府委托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所写的调查报告是“出色的”“具有摧毁性的”，将近三千页，证实了英国向奥古斯托·贝纳迪诺·莱吉亚总统转达的一切指控。

“鞭打，截肢，杀害……他们对此毫不在意，”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不停地说道，看样子他并不怀疑贪婪会引发恶行，“他们觉得这种残暴行径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

但是，当罗杰问他能否得到报告的副本时，行政长官回答说，这是国家文件，批准给外国人看不是他的管辖范围，领事先生可以通过外交部向利马向最高政府提出申请，无疑会得到允许。罗杰问他怎样才能与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见一面，此时行政长官板起了面孔，背书般地答道：“我也不知道巴尔卡塞尔法官的行程。他已完成使命，我想他已经出国了。”

委员会的两位成员刚刚接见了巴巴多斯人戴顿·克兰敦和辛巴达·道格拉斯。罗杰发觉委员们被他们的证词搞得都很累。那两个前工头讲的话依然是赤裸裸的，跟依波奈姆对罗杰·凯斯门特讲的话一样。看样子不管是戴顿·克兰敦还是辛巴达·道格拉斯，都特别热衷于否认曾把那五十个乌伊托托人卖给哥伦比亚橡胶商。

罗杰困惑不解地离开行政长官府邸。到底出了什么事？那家伙怎么满嘴谎言？当天下午，他去了《东方日报》报社，去找社长罗慕洛·帕雷德斯谈话，在报社碰到了那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皮肤黢黑，满头大汗，只穿着衬衫，已有几绺白发，犹犹豫豫，一副害怕的样子。罗杰刚开口，他就做了个断然的手势让他别说话，好像在告诉他“小心，隔墙有耳”。接着抓起他的胳膊，把他带进街角一家名叫“小鱿鱼”的小酒吧，让他在角落里一张桌子旁坐下。

男孩犹如湖神从水中显露出来，身体淋漓着湖水，每走一步，肌肉就弹动一下，脸上挂着傲慢的笑意，使得他在梦中颤抖起来，呻吟起来。醒来时，他恶心地看到自己射精了。他洗了洗，换了短裤和长裤。他感到羞耻，毫无安全感。

“请您原谅，领事先生，”他带着疑惧的神色向四周观察了一阵才开口，“我不能也不该对您说什么。我现在的处境很危险，若被人看见我跟您在一起，我就更加危险了。”

梦中，在盖尔的一面湖边，他看见了母亲。高大的橡树枝叶间洒下了淡淡的阳光。他又激动地颤抖着看见今早在伊基托斯堤岸上为之拍照的那强壮的男孩。他在盖尔湖畔做什么？也许那是位于厄尔斯特的爱尔兰湖泊。安妮·杰弗逊挺拔的倩影消失了。他的忧虑并不是因为人们在普图马约受到奴役所引发的悲哀与同情，而是因为安妮·杰弗逊（其实他并没有看见她）在四周树丛中对他的窥视。尽管如此，恐惧并没有减弱他见到伊基托斯那个男孩时感到的激动。

他脸色发白，声音发抖，开始咬起自己的手指甲。他要了一小杯烧酒，一口喝了下去，静静地听罗杰叙述与行政长官谈话的经过。

罗杰答应他，政府会负责把他和两个同伴送回国，他们毕竟是英国公民。罗杰刚把依波奈姆·托马斯·坎贝尔送走，就累得马上倒在了床上，不停地出汗，全身疼痛，不是这儿不舒服就是那儿不舒服，从头到脚，一个器官接着一个器官，一点点地折磨着他。先是刚果，现在是亚马孙，人类的苦难难道没有尽头？世界上充满了野蛮行径的飞地到底还有多少？几百、几千、几百万？现在又在普图马约等着他。能不能打败这条七头蛇？在一个地方砍掉它的头，在另一个地方又生出来，更加嗜血，更加可怖。他慢慢地睡着了。

“那是一个既霸道又善于伪装的人，”喝酒壮胆后，他说道，“加马拉手里就有我交的一份报告，报告证实了巴尔卡塞尔法官的所有指控。我是在七月份交给他的，三个多月过去了，他还没寄给利马。您知道他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吗？众所周知，因为行政长官阿道夫·加马拉跟半个伊基托斯一样，是阿拉纳的雇员。”

公司拒绝为他们返回巴巴多斯支付船票钱，还控告他们随便离岗。伊基托斯的法官当然认为阿拉纳公司有理。

至于巴尔卡塞尔法官，加马拉说他出国了，但不知身在何处。当然，如果还在伊基托斯，可能早就变成了一具僵尸。说罢，他站起身来，突然说道：

他长时间沉浸在模糊不清的自言自语中，对前雇主很不满。雇主们指控他与把五十个乌伊托托人卖给哥伦比亚伊里亚特先生家的橡胶园有牵连，而阿拉纳先生的公司一直与伊里亚特先生争夺劳动力。那不是真的，乌伊托托人消失于乌尔蒂莫·列蒂洛站后，据说又出现了，并为哥伦比亚人工作。他一次又一次地发誓说他与此事毫无关系。实际上，出卖乌伊托托人的正是乌尔蒂莫·列蒂洛站的负责人阿尔弗雷德·蒙特本人，此人既贪婪又吝啬，为了掩盖自己的过错，就说是依波奈姆、戴顿·克兰敦及辛巴达·道格拉斯三个人所为。完全是污蔑，公司却相信了他，而这三个工头则不得不出逃。历经可怕的苦难来到了伊基托斯。普图马约的头头们曾下令，要“理性人”只要一遇到这三个人就把他们干掉。现在，依波奈姆和另外两个同伴只能靠乞讨和当临时工谋生。

“我也随时有可能变成一具尸体，领事先生。”他一边说一边擦汗。罗杰心想，他快要哭出声来了。“然而，不幸的是，我走不掉。我有老婆孩子。我唯一的活路就是这份报纸了。”

“我从来没计算过，”依波奈姆立即答道，“我干必须干的事，总想着：干过了，这一页就翻过去了。我完成得很好，因此我认为公司对我太刻薄了。”

他没说声再见就走了。罗杰怒气冲天地又去找行政长官。阿道夫·加马拉先生向他承认，说帕雷德斯社长写的报告的确没能寄给利马，那是由于“后勤出了问题，幸好已经解决了”。无论如何，这个星期一定发出去。“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是我亲自寄出的，莱吉亚总统本人要得很急。”

“您能告诉我您杀死过多少人吗？”

事情就是这样。罗杰感到被旋涡卷来卷去，在同一个地方绕来绕去，令人昏昏欲睡，而这又都是由一只居心叵测但看不见的手操纵着。所有的交涉、承诺、资料都已变质、化为乌有、言不符实。所作所言都被搁置在一边，言词否认了事实，事实又揭穿了言词中的谎话。一切都在普遍存在的骗局中运转，所有人都在言行不一的状态下活动。

“这也是工头和‘小伙子’工作的一部分，”他耸了耸肩承认，“这些人被称作‘理性人’。普图马约真是血流成河，人们也习以为常了。在那里，生活本身就是杀戮和死亡。”

在这一个星期里，罗杰多方调查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的下落，就像当年调查那位令人尊敬、热爱、敬佩的好心肠萨尔达尼亚·罗卡。所有人都答应帮助他，向他提供情况，给他传信，去找人，支使他去这儿去那儿，但没有一个人正经地向他说明法官的情况。来到伊基托斯七天之后，多亏了英国人F.J.哈丁先生，他才终于走出了那令人发疯的蛛网。哈丁先生是约翰·莉莉公司常驻伊基托斯的经理，高大笔挺，单身，头发几乎脱光，是伊基托斯少数几个不随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节拍跳舞的商人之一。

罗杰看见了这个巴巴多斯人躲躲闪闪的眼光。

“没有人会也永远不会有人告诉您发生在巴尔卡塞尔法官身上的事，因为人们都怕卷进这纠纷中去，罗杰爵士。”在位于防波堤附近哈丁先生那栋墙上挂有苏格兰城堡版画的不大的房子里，二人喝着可可汁谈了起来。

“您执行任务时杀死过印第安人吗，托马斯先生？”

“阿拉纳运用其在利马的影响，达到了把巴尔卡塞尔免职的目的，理由是玩忽职守及其他欲加之罪。那可怜人如果还活着，应该会后悔自己犯了一生中最糟糕的错误，不该接受这个任务，代价就是把自己送进了狼口。看样子他在利马很受尊敬，现在却遭到肮脏的中伤。谁也不知道他在何处，但愿他已经走掉。在伊基托斯，谈论他是一种禁忌。”

他停了一会儿，又解释道，看到诺尔曼德先生的怪癖，他很紧张。这种怪人什么事都干得出，甚至有一天，他异想天开，想把左轮里的子弹打光，就朝离他最近的人开了枪。依波奈姆因此要求换一个站，于是调到了乌尔蒂莫·列蒂洛站，这才睡上了安稳觉。这个站的负责人叫做阿尔弗雷德·蒙特。

果然，这位来到伊基托斯调查“普图马约惊人事件”、正直却鲁莽的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的故事是非常悲惨的。罗杰在几个星期就像玩七巧板一样重新拼凑起他的故事。当法官壮起胆子下令拘捕那二百三十七名犯罪嫌疑人时，几乎所有人都与秘鲁亚马孙公司有关联，于是整个亚马孙地区像发了寒热，颤抖起来；不仅在秘鲁，也在哥伦比亚和巴西的亚马孙地区。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帝国的机器立即察觉出这次打击，开始了反击。二百三十七名罪犯中，警察只找到了九个人，在这九个人中，只有普图马约的一个部门头头奥雷略·罗德里格斯才算是真正重要的人，此人有着一长串拐骗、强奸、肢解、劫持和谋杀的犯罪记录。但是这九个人，包括罗德里格斯，都在辩护时向伊基托斯最高法院提出了人身保护权。结果法院同意在研究此案期间先行予以假释。

“诺尔曼德先生有个怪癖，”依波奈姆躲开了罗杰的目光，低声道，“譬如，如果有人表现不好，也就是说，不如他的意，他就把这个人的孩子扔进河里淹死，而且是他亲自动手。”

“不幸得很，”行政长官作苦恼状，眼睛不眨一下地说道，“这些卑劣的公民利用假释期逃跑了。您不是不知道，等最高法院批准了逮捕令，在这广袤的亚马孙地区就很难找到他们了。”

依波奈姆在板凳上很不自在地扭了扭身子，黑眼珠在眼白里跳动了一下。

可法院根本不着急。罗杰·凯斯门特去问法官们何时能看到案卷，他们解释说“要经过严格的程序”才能看到。“在您感兴趣的卷宗前面，有着厚厚一沓在排队等着呢。”法院的一名实习生以嘲讽的口吻接着说道，“在这儿，司法是有保证的，但很慢，办这些手续需要好几年，领事先生。”

“无偿的暴行？”罗杰打断他道，“请举个例子。”

巴勃罗·苏马埃塔从假模假式的躲藏之地组织了针对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的司法反击：假借他人名义控告法官玩忽职守、挪用公款、造假等多种罪名。一天早晨，一名波拉妇女及其年纪不大的女儿在翻译的陪同下来到伊基托斯警察局，控告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强暴未成年女孩”。巴尔卡塞尔法官不得不花费大部分时间对其编造的诬蔑进行反驳、发表声明、四处奔波、书写公文，没有时间到森林地带去调查了。整个世界都倒塌了。他住宿的尤林马瓜斯小旅馆把他赶了出来，城里没有一家客栈敢留宿他。他不得不在郊外纳奈区租了一个小房间，那个区里到处是垃圾、臭水坑。到了晚上，吊床下的老鼠跑来跑去，一走路能踩到几个蟑螂。

就是到村落里去猎取印第安人，让他们到公司的领地来收割橡胶。不管是乌伊托托人、奥凯玛人、穆伊南人、诺努亚人、列希加洛人还是波拉人都行，只要该地区里有。那是因为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无一例外地拒绝去割取橡胶，所以必须强迫他们。“打猎”要进行长途远征，有时一无所获，你到了，可村子里空了，村民都逃光了。有时幸好还有人，就开枪吓唬吓唬他们，叫他们别反抗，但他们还是用吹箭筒和木棒进行反抗，于是就动手打了起来。最后把他们的脖子捆起来，把还能走路的男男女女像赶牲口一样赶回来。为了不耽搁行程，就把老人和婴儿丢在那里不管。依波奈姆没为阿曼多·诺尔曼德干过无偿的暴行，尽管在此人的领导下，他在马坦萨斯站干了两年之久。诺尔曼德先生是马坦萨斯站的负责人。

所有这一切，罗杰·凯斯门特是一点一点地知悉的，有些细节是这里听到几句私语、那里听到几句嘀咕而获知的。与此同时，他越发敬仰那位法官，恨不得紧握他的手，祝贺他的正直和勇气。但他到底怎样了？他唯一能确切地（在伊基托斯这块土地上，“确切”二字根本没有结实的根基）知晓的就是，在利马把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的解职令送到的时候，他早已消失了。从此，在伊基托斯没人知道他的去向。他是不是被杀害了？记者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的故事重演了。他遭到的敌视如此巨大，以至于没有别的办法，只得逃跑。与斯泰尔斯先生第二次在其住所见面时，《东方日报》社社长罗慕洛·帕雷德斯对罗杰说：

“请解释一下，什么是‘打猎’？”凯斯门特问道。

“罗杰爵士，我本人曾劝过巴尔卡塞尔法官赶快走，否则会被害。有许多迹象，我曾提醒过他多次。”

二人坐在凯斯门特卧室对面的小阳台上。长凳对面的小桌上摆着一罐木瓜汁和两只杯子。依波奈姆·托马斯·坎贝尔六年前在巴巴多斯首都布里奇敦同另外十八个巴巴多斯人一起被堂胡里奥·阿拉纳的兄弟利萨尔多·阿拉纳雇去，在普图马约一个收购站当工头。去了之后他就知道被骗了，雇他的时候并没告诉他要花大部分时间去“打猎”。

什么样的迹象？

罗杰用简单的英语向他保证，他的证词是保密的，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被自己说的话牵连。罗杰只听，不记录，仅仅要求他所说的发生在普图马约的事是真实的。

挑衅：当巴尔卡塞尔法官走进一家饭馆或酒吧吃东西、喝啤酒，突然，一个醉汉上前侮辱他，挥舞着刀子向他挑战干一架。如果法官向警察局或行政长官官邸告状，他们就会让他填写没完没了的表格，详细叙述事情的细节，之后才保证说会去“调查他的诉讼”。

那巴巴多斯人名叫依波奈姆·托马斯·坎贝尔，他自己也不确定有多大岁数，自认为不超过三十五岁，是黑人，拳曲的头发比较长，已经有些白发。穿着衬衣，敞着怀，肚脐眼都露了出来。一条粗布长裤不到脚踝处，用一段绳子系在腰间。没穿鞋，一双大脚满是石头般的硬皮，指甲很长。他那口语化的英语有时掺杂几个葡萄牙语单词和西班牙语单词，罗杰听起来很吃力。

罗杰立刻体会到，巴尔卡塞尔法官从伊基托斯逃跑或被阿拉纳雇的杀人犯干掉之前是什么样的感受：走到哪儿都会被骗，成了由秘鲁亚马孙公司提线操纵的傀儡社会中的一个笑料，而整个伊基托斯只能奴颜婢膝地听命于这家公司。

罗杰和塞莫·贝尔一组。正像所预料的那样，与第一个巴巴多斯人的会见刚开始不久，塞莫·贝尔就以极度口渴、感到不舒服为托词走掉了，留下罗杰一个人，单独跟那位阿拉纳公司的前工头谈话。

如果说在城里，阿拉纳的公司得以不受制裁也不实行其所宣布的改革，那么显然，在普图马约的橡胶种植点，一切也都原样未动。至于土著人的状况，可能比以前更糟。尽管如此，他还是打算再到普图马约走一趟。罗慕洛·帕雷德斯、斯泰尔斯先生，还有行政长官阿道夫·加马拉都劝他赶快放弃这次旅行。

看到委员会的朋友们正坐在桌旁同领事一起用早餐，他也加入，解释说他每天开始工作之前都要好好地散步。吃煎木薯、喝甜得要命的水一样的咖啡时，斯泰尔斯先生向大家说明那几个巴巴多斯黑人都是些什么人。他要事先告诉大家，那三个人都在普图马约工作过，但是跟阿拉纳的公司闹了别扭，觉得秘鲁亚马孙公司欺骗了他们，因此他们的证词中充满了怨气。领事建议不要让三个巴巴多斯人同时出现在全体委员面前，因为那样他们会感到害怕，不敢开口。于是把委员分成二人或三人一组。

“您不会活着出来。您将死得很不值得，”《东方日报》社社长肯定地对他说道，“凯斯门特先生，我很抱歉对您说这话，可您确实是普图马约最憎恨的人，连萨尔达尼亚·罗卡、美国佬哈登堡和巴尔卡塞尔都不像您这样遭人恨。我能活着离开普图马约是个奇迹，但如果您去那里让人钉上十字架，这个奇迹不会再次出现。此外，最荒唐的是，他们会用波拉人和乌伊托托人涂了毒药的箭头射杀您，而您是要保护这些人的。还是不要去吧，明智些，不要去自杀吧。”

在两个新朋友的笑声和玩笑中，罗杰让男孩摘下纸帽，抬起胳膊，露出肌肉，摆出古希腊掷铁饼者的姿势，给他拍了几张照片。为了摆姿势，他触到了男孩的胳膊。他情绪紧张，天又太热，他感到自己的手湿润了。他发现一群衣衫褴褛的小孩像看怪物一样围着他，便停了下来，不再拍。他把钱给了男孩，赶忙回到了领事住所。

行政长官阿道夫·加马拉得知他要去普图马约，惊恐万状地到亚马孙旅馆去找他，把他带到一家演奏巴西音乐的酒吧喝咖啡。这是罗杰唯一一次感到这位官员在跟他坦率地讲话。

他又用蹩脚的西班牙语说了两遍。男孩笑了，跟另外一个叽咕了几句，罗杰猜不出他们说的是什么。最后男孩转向他，打着响指问道：“给多少？”罗杰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一把硬币。男孩看了看，数起来。

“我恳求您放弃这发疯的行动，凯斯门特先生，”他盯着罗杰的眼睛说道，“我没法保护您的安全。我很抱歉跟您说这话，但这是实情。我不愿在我的工作记录上写有您的尸首，那我的官运就结束了。我是把心捧在手上跟您说这番话的。您到不了普图马约，在这里，我会尽力不让任何人碰您一下，我是能够做到的。并不容易啊，我发誓。我可以央求甚至威胁那些有权势的人，但我的权力一旦出了这个城市就没用了。不要去普图马约，为了您，也为了我。不管怎样，我求您不要毁掉我的前程。我是作为朋友跟您谈话的，真的。”

男孩看了他一眼，没听懂。

不过最后使他放弃这次旅行的，还是一次不期而至的深夜突然来访。他已经躺下，正要睡着，亚马孙旅馆的接待员来敲门，说一位先生有紧急的事情来找他。罗杰穿衣下楼，见到了胡安·蒂松。上次在普图马约见到他之后就没有了他的消息，那次，这位秘鲁亚马孙公司的高级雇员诚心诚意地同委员会合作过。罗杰印象里那个很有自信心的人的影子没有了。他老了，疲惫不堪，情绪低落。

“我能给您照一张相吗？”他用葡萄牙语问道，“我可以付钱。”

二人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谈谈，但找不到，伊基托斯的夜晚充满了噪声，到处是醉汉、赌场和性交易。不得已去了一家兼做跳舞厅的酒吧，把缠着他们跳舞的两个巴西混血女郎赶走，坐下来，要了两杯啤酒。

男孩不像是印第安人，更像是乔洛。其中一个大概不到二十岁，身材很匀称，每捶一下，肌肉就突出一下。犹豫了片刻，罗杰走近他，取出了照相机：

罗杰记得胡安·蒂松有着绅士风度，举止优雅，跟他讲话时一直是绝对坦诚的。

熠熠闪光的堤岸到了尽头就消失在一片茂盛的树林和栽满树木的斜坡中。斜坡下面是一座码头。他看见几个光脚穿短裤的男孩在钉木桩，他们都戴上了防晒的纸帽子。

“莱吉亚总统提出要求之后，公司一条承诺也没兑现，尽管我们在高层会议上提醒过。我也提出了报告。所有人，包括巴勃罗·苏马埃塔、阿拉纳的兄弟和内兄弟都跟我一致，都同意要在各个站点进行根本的改善，既出于道德和宗教上的理由，也可避免产生法律上的问题。都是空话，什么都没做，什么都不想做。”

罗杰睡得很少，但天一亮就醒了，没感到有什么不舒服。洗漱，穿戴完毕，戴上巴拿马草帽，拿起照相机，既没见领事也没见仆人，走出了领事的住所。天空一望无云，阳光照射在街上，开始热起来。到了中午，伊基托斯就会变成一座火炉。街上已经有了行人，绘着红蓝双色的喧闹小电车也在行驶。有点儿像东方人、皮肤呈黄色、脸上臂上涂着几何图案的印第安人流动商贩不时地向他兜售水果、饮料、活的小动物（小猴子、金刚鹦鹉、小蜥蜴等）、箭镞、木槌、吹箭筒等。许多酒吧和饭馆仍在营业，但顾客很少。几个醉汉叉开双腿躺在铺棕榈叶的屋檐下睡觉，几条野狗扒着垃圾。罗杰想道：“这个城市简直是一块邪恶、发臭的空地。”他在尘土飞扬的大街上散步了很长时间，穿过中心广场，认出了行政长官的官邸，来到了有着石栏杆的堤岸。堤岸的路很漂亮，走在上面可以看见宽阔的河流，河面上的小岛好像在漂浮着。远处，对岸高大的树木沐浴着阳光。

他还说，公司指示普图马约的雇员采取慎重措施，抹掉以前所干暴行的痕迹——譬如毁掉尸体。此外，为伦敦提交给秘鲁政府的报告上所列的主犯提供方便，让他们逃掉。强迫土著人割取橡胶的制度仍和以前一样。

等着他的明天将是紧张的一天。领事找到了三个英国籍的巴巴多斯黑人，他们在阿拉纳橡胶公司工作了好几年，这次接受了委员会的询问，条件是事后把他们送回英国。

“我一回到伊基托斯就感觉什么都没变，”罗杰说道，“您说呢，堂胡安？”

尽管两地相距甚远，但罗杰不止一次地觉得，一条脐带把刚果和亚马孙地区连接在了一起：对财富的贪婪、人类天生的原罪都在秘密地制造着邪恶，因而在两地同样发生着骇人听闻的事件，只是有些小小的不同。但这还不够吗？魔鬼在这永恒的争斗中是不是取得了胜利？

“我下星期就回利马，我想不会再回来了。我在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处境是难以维持了，与其被他们辞退，不如我主动辞职，否则他们会以极低的价格买走我的股份。在利马，我可以干别的事。尽管我为阿拉纳公司工作浪费了人生的十年，但我并不感到遗憾。虽然要从零开始，但我感觉很好。看到普图马约发生的那一切之后还在公司里工作，我感到自己很肮脏，是罪人。我跟妻子商量好了，她支持我。”

萨尔达尼亚·罗卡历数对土著人施加的各种刑罚：鞭刑、枷刑、椅刑、割耳、割鼻、割手、割腿，直至杀掉。还有绞刑、睡翘板、火刑，直至淹死在河里。他肯定地写道，马坦萨斯站的土著人尸骨比任何其他站都多。没法估计，但尸骨恐怕与几百也许几千名受害者相符。马坦萨斯站的负责人叫阿曼多·诺尔曼德，是玻利维亚人与英国人的混血儿，也就二十二三岁。他自称曾在伦敦学习过。他的残忍在乌伊托托人中已经成了“地狱般的神话”，因为他杀死了大批的乌伊托托人。阿比西尼亚站则对阿维拉多·阿圭罗站长及其助手奥古斯托·希门尼斯进行了罚款，因为二人把印第安人当靶子射击，而且明知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会浪费对公司有用的劳动力。

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胡安·蒂松坚持认为不管出于什么理由，罗杰都不该再回普图马约：除了被杀害，什么也不会得到。或许对方会以极端残酷的方式残忍地拿他泄愤，他上次巡视各个站点时已经看到了。

据萨尔达尼亚·罗卡说，管理人员干这种事，一方面是作为惩戒，另一方面是娱乐，高兴高兴。折磨别人、比赛谁更残忍，这是长期实施鞭笞、打人等刑罚而染上的一种嗜好。他们常常喝得醉醺醺的，就找个借口进行这种血的赌博。据萨尔达尼亚·罗卡揭露，公司的管理人给一名叫做米格尔·弗洛雷斯的站长写了一封信，告诫他，在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不要把杀掉印第安人作为一种体育运动，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能采取过激的手段。而米格尔·弗洛雷斯的回答比这一告诫更坏：“我不同意。最近两个月，我的站里才死了四十几个印第安人。”

罗杰决定给外事办再写一份报告，说明这里并没有进行任何改革，也没有对秘鲁亚马孙公司的罪犯加以制裁，更不要期待在将来会做些什么。这一切固然应归罪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但整个国家的公共管理也难辞其咎。在伊基托斯，秘鲁政府不过是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代理人。阿拉纳权势之大，足以让该地的政权、警察和司法机构积极地为他工作，允许他不担风险地继续剥削土著人，因为所有官员都从他那里拿钱，都害怕他进行报复。

他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了那片广袤的地区。该地区分为若干个收购站，主要有乔雷拉站和埃尔恩坎托站，每个站都有一名站长。“确切地说，一个怪物。”只有他们算是人，有名有姓，譬如维克多·马塞多和米格尔·洛艾萨，这两个人于1903年年中立下“不朽的大功”：近八百名奥凯玛人来到乔雷拉站，交纳了数筐在森林里收割的橡胶球。过了秤、归了仓之后，乔雷拉站的副站长菲德尔·贝拉尔德为他的上司维克多·马塞多（当时埃尔恩坎托站的米格尔·洛艾萨也在那里）指着从八百名奥凯玛人中区分出的二十五个人说，这些人没带来规定的最低限额的橡胶或橡胶浆。马塞多和洛艾萨便决定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些野蛮人：先指示工头（都是些巴巴多斯黑人）用毛瑟枪控制住其余的奥凯玛人，然后命令“小伙子”把那二十五个人装进浸了石油的麻袋里点上火。这些人号叫着变成了人肉火把；有的在地上翻滚着扑灭了火焰，却被烧成了骇人的焦炭；有的像火球般投了河，淹死了。马塞多、洛艾萨和贝拉尔德又朝伤者补了一枪。每当想起这一场景，罗杰就感到眩晕。

像是为了给他一个理由，在那几天里，伊基托斯最高法院重新考虑那九个被捕人的要求之后，突然作出了判决。那判决简直是典型的无耻之作：在巴尔卡塞尔法官开出的名单中的二百三十七人未能全部被捕以前中止一切司法行为；在这一小撮被捕人身上进行调查将是不完整、非法的。这就是法官们念的宣判词。如此说来，那九个人就永远获释了，而这个被中止的案件，只有当警察把那二百三十七个嫌疑人全部交付法院时才能重新开审，而这是永远办不到的。

他是不是去过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经营的普图马约地区？那不是把自己送进了虎口吗？他的文章里并没有明说，但文中的姓名、地名、日期都很具体，这说明萨尔达尼亚·罗卡亲眼见到了他所叙述的一切。罗杰曾多次阅读萨尔达尼亚·罗卡和沃尔特·哈登堡的证词，有时觉得他们本人就在他的眼前。

不久，在伊基托斯又发生了一件更奇怪的事，罗杰·凯斯门特承受惊愕的能力又一次受到了考验。一天，他从旅馆去斯泰尔斯先生家的路上，看到许多人围着两处像是国家机构的地方，因为门面上都挂着秘鲁的国徽和国旗。出什么事了？

他很苦恼，从床上起来，走到阳台上坐下。天很黑，星辰消失，城市方向没有了灯光，但噪声依旧。如果萨尔达尼亚·罗卡的指控是真的，那么，正如领事所言，这位记者很可能被捆着手脚、流着血、扔进河里去满足食人鱼的胃口了。斯泰尔斯先生那宿命般的、满不在乎的口吻让他很恼火，仿佛这一切之所以发生不是由于存在着残暴者，而是某种类似星球运转、海水涨潮般的恶兆所决定的。有人曾把他称作“狂热分子”，是对正义事业的狂热吗？对，当然是。他是一个冒失鬼，也是一个平凡人，一个没有钱财、没有社会影响力的平凡人，一个亚马孙地区的莫列尔。也许是一个信仰者？是的，因为他相信这个世界、社会和生活不可能一直蒙受这种耻辱。罗杰想起了自己的青年时代，那时在非洲看到的邪恶与苦难淹没了他的战斗精神和为改善世界的状况而想要有所作为的干劲。他对萨尔达尼亚·罗卡有一种兄弟般的亲切感。他真想握住他的手，做他的朋友，对他说：“您干了一生中最美好、最崇高的事业。”

“城市在搞选举，”斯泰尔斯先生解释道，声音中流露出无精打采、毫不动容的意味，“这种选举很特别，因为根据秘鲁选举法，只有拥有财产、能读会写者才有选举权。这一规定就把选民人数限制在很少的几百人之内了。而实际上，这种选举是在阿拉纳公司的办公室里内定的，当选者的名单和所得的选票数都是由他们决定的。”

他的第一反应是不可置信。尽管有事实作为依据，但那位记者是不是把暴行夸大得让人觉得文章并不现实，甚至是一种虐待狂的想象？不过罗杰立即想到，许多英国人、欧洲人和美国人看到他和莫列尔发表的关于刚果独立王国的不公正行径时，不是也做出了同样的反应——不可置信——吗？人们排斥那些在贪婪与劣根性的驱使下、在无法无天的世界里干出的不堪描述的残暴行为时，不都是这样吗？这种残暴行径既然能在刚果发生，为什么不能在亚马孙地区发生？

事情就是这样。当天晚上，在中央广场举行了一场小型庆祝会，有乐队演奏，还分发了烧酒。这一切，罗杰都从远处看到了。巴勃罗·苏马埃塔当选为伊基托斯市的新市长！被英国与哥伦比亚合谋诬蔑的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内弟，现在由伊基托斯人民给予补偿——这是他在感谢辞里说的话——从“躲藏之处”走出来，决心为了反对秘鲁的敌人，为了亚马孙的进步而继续不屈不挠地战斗下去。分发烈性饮料之后，还召开了群众集会，放了焰火，吉他声、鼓声不断，一直闹到第二天清晨。罗杰则躲在旅馆里，以防被处以私刑。

与领事的看法不同，他认为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的所作所为对亚马孙、对自己的国家、对整个人类大有好处。与爱德华爵士谈话后，后者给他四天的时间考虑是否决定同那个委员会走一趟。他首先在商业、政治和文学小报《制裁》上看到了关于普图马约橡胶生意的事。紧接着，外事办给了他一捆文件，其中有两个曾经到过亚马孙地区的人提供的一手证词：美国工程师沃尔特·哈登堡在伦敦的周报《真理》上发表的文章和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写的几篇文章，其中一部分已由慈善机构反奴役及保护土著协会翻译成英文。

1911年10月30日，乔治·米歇尔及其妻子终于乘由马瑙斯开来的轮船到达了伊基托斯，而罗杰正整装出发。在这位新任领事到来之前，斯泰尔斯先生和凯斯门特本人拼命地多方奔走，为那对夫妇找房子。“英国在这里遇到了难题，这都要怪您，罗杰爵士，”卸任的领事对他说道，“尽管我出了最高的价钱，但没有人愿意租房子给米歇尔夫妇，大家都怕惹恼阿拉纳，都拒绝出租。”罗杰去找罗慕洛·帕雷德斯帮忙，这位《东方日报》社社长帮他解决了难题：由他本人租下一处房子，然后转租给领事。

二人道过晚安，回到了各自的房间。罗杰久不能寐。该不该接受这个任务？几个月前，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爵士把他叫到办公室，对他说：“在普图马约犯下的罪行所引发的丑闻已经闹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公众舆论要求政府必须有所作为，没人比您更合适走一趟了。由独立人士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也要去，那是秘鲁亚马孙公司自身决定派遣的。虽然您与他们同行，但是我希望您为政府出一份个人报告。您由于在刚果的业绩，有着很高的威望。调查暴行，您可谓专家了。您可不要拒绝。”他的第一反应是想找个借口推辞，但是经过思考，他认为，正是由于在刚果工作过，所以在道义上有义务接受这一任务。不该接受吗？他觉得斯泰尔斯先生的怀疑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然而爱德华·格雷爵士的那句“调查暴行，您可谓专家了”不断地在他脑子里回响着。

那是一所又旧又脏的住宅，为了迎接新主人，必须快速重新装修，再随便摆几件家具。米歇尔太太是个很随意的娇小女人，总是笑眯眯的，罗杰只在他们到达的那天在港口的轮船舷梯上见过她一面。对新居的状况，甚至对第一次踏上的这个地方，她并未感到不快，看样子她难得感到沮丧。还没打开行李，她就马上快活地奋力打扫起来。

“愿上帝并不这样认为。”领事大声说道，“在美国和欧洲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确实是萨尔达尼亚·罗卡那份揭发所引发的，接着是沃尔特·哈登堡。我刚才说的是蠢话，我希望您的到来能有些用处，把情况改变过来，凯斯门特先生。在亚马孙地区生活得太久了，对进步思想有点儿怀疑了。在伊基托斯，一个人最终对什么进步不进步都不相信了，甚至某一天，连对正义将会击退非正义这一点都不相信了。到那时，我也许会回到英国，用英国式的乐观主义洗刷自己。我发觉您在巴西为王室工作的这些年并没有把您变成悲观主义者。您真是与众不同，我真羡慕您。”

罗杰在斯泰尔斯先生的客厅里跟老朋友兼同事乔治·米歇尔进行了一次长谈，把情况详详细细地向他作了说明，对他在新的职位上即将面临的困难毫不隐瞒。米歇尔四十多岁，胖胖的，充满了活力，从手势和动作上看，跟他的太太一样精力充沛。他边听边在本子上记，有时停下来要求再讲清楚。之后，他并没有表现出灰心丧气的样子或对于在伊基托斯等着他的前景有所不满，只是大笑一声说道：“我都明白了。我已经准备好了去战斗。”

“我倒是认为他的牺牲并非毫无意义。”凯斯门特轻声纠正，“要不是他，我们不会来到这儿。除非您认为我们的到来也毫无意义。”

在伊基托斯的最后几个星期里，罗杰不可抗拒地又被性这个魔鬼缠住了。上次来到伊基托斯时，他还很慎重，而现在，尽管知道许多与橡胶生意有关系的人对他充满了敌意，会给他设陷阱，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在晚上到河边的堤岸上去，那里总会有寻找顾客的女人和男人。就这样，他认识了阿西维亚德斯·鲁伊斯，如果说这是个男人的话。他把此人带到了亚马孙旅馆，给夜间看门人递上了小费，后者才让那人进去。阿西维亚德斯同意为罗杰摆出他要求的与古典雕像同样的各种姿势，几经讨价还价，他才开始脱衣。阿西维亚德斯是个乔洛，即白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罗杰在日记中写道，种族混血的男性有一种人体美，甚至比巴西移民还要美，这种男性具有一种异国情调，既有印第安人的温顺与甜美，也有西班牙后裔那种男性的粗野。他与阿西维亚德斯接吻、抚摸，但并未做爱。不光是那天，第二天他再到亚马孙旅馆来时，也未做爱，那是在早晨，所以罗杰得以给他拍了几张不同姿势的裸体照。他离开后，罗杰在日记中写道：“阿西维亚德斯·鲁伊斯，乔洛，舞者的动作，小，但长，勃起时呈弯状，似弯弓。插进时好像戴手套的手。”在这几天里，《东方日报》社社长罗慕洛·帕雷德斯在街上遇袭。他从报社的印刷厂出来时，三个醉醺醺的凶相汉子攻击了他。事情发生后，他马上来到亚马孙旅馆看望罗杰，对罗杰说，要不是自己带着手枪，朝天开了一枪，吓跑了那三个侵犯者，他早就被揍死了。他还随身带着一只箱子。堂罗慕洛因此事而心情很不平静，所以没同意罗杰的建议：到街上去喝点儿什么。他对秘鲁亚马孙公司的怨恨与恼怒已达到极限。

“可怜的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胆子这么大，有什么用？”领事耸了耸肩，思考道，“毫无用处。家人遭到不幸，没准丧失了生命。我们也失去了两份小报——《斥责》和《制裁》。每星期读一读报里的小道消息倒是很有意思。”

“我曾经很尽心地跟阿拉纳的公司合作，满足他们的一切意愿。”社长抱怨道。二人在床角边上坐下来，油灯几乎照不到房间的角落，只得在暗中谈话。“那时我还是个法官，办了那份《东方日报》。我从没拒绝过他们的请求，虽然那些请求令我良心不安，但我是个讲究现实的人，领事先生，我明白什么样的战斗是赢不了的。所以，这个任务，即巴尔卡塞尔法官委托我去普图马约的任务，我一直不愿接受。从一开始我就知道那会把我卷进一场纠纷。但是他们强迫我去，巴勃罗·苏马埃塔也亲自要求我去。我去，仅仅是为了执行他的命令。我的报告在交给行政长官前先给苏马埃塔看了，他未加评论即退给了我，也许那就是表示同意了？我这才交给了行政长官。结果他们反倒向我开战，想干掉我。这次的袭击实际上是一次警告，逼我离开伊基托斯。我能到哪儿去呢？我有老婆，有五个孩子、两个女仆，凯斯门特先生。您见过这么忘恩负义的人吗？我也劝您尽快离开这里，您有生命危险，罗杰爵士。到现在为止，您还没出事，那是因为杀害一个英国人，而且是一个外交官，会引起国际纠纷。不过，您也别大意，他们很可能大醉一场就不管不顾了。听我的，快走吧，我的朋友。”

到了领事的住所，斯泰尔斯先生打开了前厅的灯，给凯斯门特倒了一杯波尔多葡萄酒，靠近阳台坐下来，点燃香烟。月亮躲进了云端，但天上还能看见星星。大街远处的噪声又加入了昆虫的嗡嗡声，还有河水撞击岸边树枝和舢板时发出的啪啪声。

“我不是英国人，我是爱尔兰人。”罗杰轻声地纠正道。

“他应该早就料到了。”斯泰尔斯先生不动声色地说道，“他在莫罗纳大街上的印刷厂被烧毁了，您可能还看得见，都成了一片焦土；还有人朝他的家开黑枪，普洛斯佩罗大街上还能看到弹痕。他不得不把儿子从奥古斯丁派神父办的学校里接出来，因为同学们都欺侮他。他还不得不把家人送到一个秘密的地方，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他的性命简直是岌岌可危。他也不得不关闭那两份小报，因为没有人愿意再去登广告，伊基托斯也没有印刷厂敢印他的小报。作为警告，他在街上遭到两次枪击，两次都奇迹般地逃脱了。其中一次，他小腿中了一枪，结果成了瘸子。最后见到他是在1909年，在堤岸上，有人正在把他向河里推去，一帮人把他打得脸都肿了，逼他爬上一膄小船，向尤里马瓜斯驶去。从此再没人知道他的去向，也许逃到了利马。但愿如此。也有人说，他被绑住手和脚、伤口流着血就被推到河里喂食人鱼去了。果真如此，他的尸骨可能漂到了大西洋，吃人鱼是不吃人骨的。我想，我说的您没有不知道的。在刚果，您可能看到过同样的事，或更坏的事。”

罗慕洛·帕雷德斯把带来的箱子交给他说道：“这里是我在普图马约搜集的所有文件，也是我工作的基础。幸亏我当时没交给行政长官阿道夫·加马拉，否则会遭到跟我的报告同样的命运：放在行政长官官邸生虫子。您把它带走吧，会对您有用的。对不起，又给您加重了负担。”

“什么后果？”

四天后，向奥马里诺和阿雷道米告别后，罗杰出发了。斯泰尔斯先生把这两个孩子安排进了纳奈的一间木匠铺，除了为主人干家务活，也在铺里当学徒。在斯泰尔斯和米歇尔为他送行的港口，罗杰得知最近两个月的橡胶出口量超过了去年的纪录。这就是情况毫无改变且普图马约的乌伊托托人、波拉人、安道克人仍在遭受无情压榨的最好证明。

“我希望您别在意我刚才的话。”英国领事突然对自己刚刚讲过的话感到后悔，道歉道，“萨尔达尼亚·罗卡先生进行揭发，当然是很勇敢的，但也太冒失了。他控告阿拉纳公司在普图马约橡胶园里搞严刑拷打、劫持人质、鞭打土著人等罪行，这几乎等于自杀。他又不是天真的孩子，会有什么后果，他应该很清楚。”

到达马瑙斯前的五天里，他几乎没走出自己的船舱。情绪低落，病痛难忍，对自己感到恶心，不吃不喝，只有在狭窄的船舱里酷热难忍的时候才到甲板上来。亚马孙河往下行，河面渐渐宽阔起来，看不见河岸了，此时他心想，再也不到这森林地带来了。但心情又很矛盾——在非洲刚果河航行时，他也多次这样想过——红嘴草鹭和尖叫着的鹦鹉时而从船的上方掠过，小鱼跳跃着，翻滚着尾随船体留下的涟漪，似乎在招引旅客的注意。这雄伟的景象又驱散了他在普图马约认识的那些贪婪嗜血者在森林深处给他造成的眩晕的、痛苦的经历。回想起在伦敦那次秘鲁亚马孙公司高层会议上阿拉纳那不动声色的脸，他又发誓要竭尽全力战斗到让那些精于打扮、衣冠楚楚的小人受到某种惩罚，因为他们的主要诉求就是使压榨人的机器不担风险地运转，以满足他们对财富的渴望。现在谁还敢说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对普图马约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导演了一出戏欺骗全世界，主要是欺骗秘鲁政府和英国政府，以期从森林里继续割取橡胶，这些森林同居住在其中的土著人一样受虐待。

罗杰没有说话，心里正在塑造着那个记者的形象：个子矮小，有残疾，但内心和意志与埃德蒙·D.莫列尔很像。对，他是一位殉道者、一位英雄。他想象着记者亲手在钢板上刷墨印刷两份周报：《斥责》与《制裁》。他很可能是在一间手工作坊式的小印刷厂里进行编辑的，而这间小印刷厂无疑就是他家的一个角落，这个朴素的住所很可能也是那两份小报的编辑部兼管理部。

十二月中旬，到达马瑙斯时，罗杰才感觉好一些。在等待开往帕拉和巴巴多斯的轮船期间，他一直把自己关在旅馆房间里工作，为报告补充评论和细节。一天午后，他同英国领事在一起，后者告诉他，尽管多次呼吁，但巴西当局并没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对蒙特、阿圭罗及其他逃犯加以逮捕。到处都在流传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在普图马约的几个前站长正在马代拉—马莫雷的铁路工程上工作。

“我们谈过两三次，”斯泰尔斯先生说道，“他个头矮，有些驼背，这里的人都叫他乔洛，或乔利托，即混血儿。一般说来，乔洛的性格都很温顺、很有礼貌，但是萨尔达尼亚·罗卡不是这样的人。他性格粗暴，自信心很强，总是像狂热的宗教信徒那样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人看。说真的，我总是被他看得精神很紧张，很不合我的秉性。我素来对殉道者不那么敬仰，凯斯门特先生。对英雄也是如此。这些为真理或正义献身的人所造成的损害，比他们想要制止的损害还要大。”

在马瑙斯逗留的那一周，罗杰过的是一种禁欲的生活，晚上并不出去寻乐，只是去河岸和街上散步。不工作的时候就读几个小时的书，那是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推荐给他关于爱尔兰古代史的书。热衷于自己国家的事情，就会把普图马约的形象与他在伊基托斯看到的普遍存在的贪腐政治中的各种阴谋、谎言和暴行从脑子里赶走。但是集中考虑爱尔兰的事也不那么容易，因为每时每刻他都得记住自己还有未完成的任务，必须一到伦敦就了结。

领事圆顶秃头，脑壳亮晶晶，就像洒满了水滴。他用手杖探查着泥泞的地面，走得很慢，也许是怕踩到一条蛇或蛤蟆。

12月17日，轮船起锚开往帕拉，他终于在帕拉看到了外事办的通知：外交部收到了他发自伊基托斯的电报，已得知秘鲁政府不顾所作诺言，并未采取任何实际措施纠正在普图马约发生的不法行为，而是允许被告们逃走。

“您认识他吗？”

圣诞节前夕，他登上丹尼斯号前往巴巴多斯。轮船很舒适，旅客很少，一路安静地到达了布里奇敦。外事办在那里给他订了SS特伦斯号开往纽约的船票。英国当局决定对普图马约事件中负有责任的英国公司采取有力措施，并希望美国予以配合，共同抗议秘鲁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呼吁采取消极态度。

罗杰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当他看到一提及记者的名字就激起如此激烈的言辞，就怀疑记者已经消失了。

在巴巴多斯首都等待轮船期间，罗杰同在马瑙斯一样过着纯洁的生活，既没去公共浴室，也没夜出寻欢，又一次进入了禁欲期。这禁欲期有时会持续好几个月，其间，占据他脑海的都是宗教问题。在布里奇敦，他每天去拜访史密斯神父，和神父就《新约》做了几次长谈。他在各次旅行中都随身带着《新约》，不时地读一读，与爱尔兰诗歌尤其是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诗歌轮换着读——这位诗人的诗作，有几首他都能背下来。他还去乌尔苏拉会修道院做弥撒，像以前一样，他感到了想领受圣餐的愿望。他把这感受对史密斯神父说了，史密斯神父微笑着对他说，他并不是天主教徒，而是英国圣公会成员。如果罗杰想皈依天主教，他愿意帮他走出第一步。罗杰曾想过走这第一步，但一想到必须向史密斯神父这位好朋友忏悔自己的弱点和罪孽，就后悔了。

“您别浪费时间了。您是找不到他的。”斯泰尔斯先生说道，“最有可能的是，萨尔达尼亚·罗卡已经死了。”

12月31日，开往纽约的SS特伦斯号出发了。到了纽约，他马上乘火车去了华盛顿，连去看看摩天大楼的时间都没有。英国大使詹姆斯·布莱斯通知他，美国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要接见他，这让他感到很意外。总统及其顾问想从罗杰的口中直接了解橡胶种植情况以及在美国和英国各家教会、人道主义组织和报刊上所反对的剥削奴隶的活动是否确有其事，还是像各橡胶企业与秘鲁政府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夸大其词、蛊惑人心的宣传，因为罗杰亲身经历过在普图马约发生的事件，而且是英国政府信任的人。

双方告别，罗杰和领事沿原路走回了领事的家。一路上，喧闹声、纵酒作乐声、歌声、跳舞声，干杯声、吵架声甚嚣尘上。罗杰感到很惊奇：这么多衣衫褴褛、半裸、光脚的小孩站在酒吧和妓院门口，调皮地朝里面偷看。还有许多狗在扒食垃圾。

罗杰在布莱斯大使的寓所里被殷勤地招待，到处都听见人们称他罗杰爵士。凯斯门特去理发馆理发、修面，还修了指甲，在华盛顿一家高级服装店里换了新行头。在这几天中，他多次想起了自己生活中的矛盾现象。两个星期前，他还是一个住简陋旅店、受死亡威胁的可怜虫，而现在的他，一个梦想爱尔兰独立的爱尔兰人却成为英国王室的特派官员，来说服美国总统与英国一致要求秘鲁政府采取措施，了结发生在亚马孙地区的不光彩事件。这种生活不是有点儿荒唐吗？一场演出突然变成一场闹剧。

“很遗憾我们不能跟他谈，”凯斯门特说道，“我真想认识他。”

在华盛顿度过的三天繁忙得令人眩晕，他每天都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召开工作会议，还与美国国务卿有一次个人长谈。第三天，塔夫脱总统在几名顾问和国务卿的陪同下在白宫接见了他。就普图马约事件作阐述前，有那么一会儿工夫，他产生了一个幻觉：坐在那里的不是英国王室的外交代表，而是刚刚建国的爱尔兰共和国的特派代表，被自己国家的临时政府派到美国，为大多数爱尔兰人要求举行公投、与大不列颠断绝关系、宣布独立而进行辩护；新的爱尔兰共和国愿意与美国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因为两国都拥护民主政治，美国又有着众多的爱尔兰裔移民。

晚餐结束，向行政长官告辞出来后，罗杰跟委员会的朋友们交谈了一会儿。塞莫·贝尔认为突然触及记者萨尔达尼亚·罗卡的问题有些鲁莽了，使得伊基托斯的头面人物很恼火。路易斯·巴恩斯却向罗杰表示庆祝，说这样一来大家就有可能研究一下这些人在记者问题上为什么有如此怒气冲冲的反应。

罗杰·凯斯门特完美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接见大概进行了半个小时，之后又接见了三次。塔夫脱总统本人极为专注地听取了关于普图马约土著人境遇的报告，然后仔细地询问，并就如何更有效地迫使秘鲁政府了结橡胶公司的罪行征求了他的意见。罗杰建议美国在伊基托斯开设领事馆，同英国领事馆共同工作，揭发暴行。总统接受了这一建议。美国将于一个星期后派职业外交官斯图亚特·J.富勒出任驻伊基托斯领事。

“在这方面，看来是什么也了解不到了。”罗杰·凯斯门特评论道。大家的谈话又变成了一对对的私人谈话。晚餐仍在进行，此时上了一盘亚马孙烤鱼，其中有一种叫做加米塔纳的鱼，凯斯门特觉得肉质细嫩，味道很好，但调料辣得他口中起火。

不光是语言上的承诺，塔夫脱总统及其同僚听取讲述时表现出来的惊愕与愤怒也让罗杰确信，美国从现在起将坚定地与英国合作，一同应对亚马孙地区土著人遭遇的困境。

“我们拒绝了，他就把关于普图马约的胡说八道发表了，”巴勃罗·苏马埃塔肯定道，“他曾因诽谤、诬蔑与勒索而被起诉，等待他的是监狱，所以他逃跑了。”

回到伦敦，由于劳累，加上老毛病发作，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但他仍决定全身心地完成呈交给外事办的新报告，说明秘鲁当局并未进行所承诺的改革，秘鲁亚马孙公司一直在抵制一切倡议，让卡洛斯·A.巴尔卡塞尔法官无法待下去，还把堂罗慕洛·帕雷德斯的报告截留在行政长官官邸，并因他公正地写出了四个月（3月15日至7月15日）里在阿拉纳公司各站点的亲眼所见而差点加害他。接下来，罗杰又把《东方日报》社社长在伊基托斯交给他的各种证词、谈话记录与文件精选出一部分翻译成英文，这些材料大大地丰富了他的报告。

“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的敲诈行为没有得逞。没人告诉你们吗？萨尔达尼亚·罗卡发表诬蔑之词以前，曾企图从阿拉纳先生的公司敲到一笔钱。”

他都是在晚间做这些事，因为白天忙着参加外事办的各种会议，从外长到众多委员会都请他去作报告，就英国政府该如何行动而提出的各种想法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一家英国公司在亚马孙地区干下了残暴行径，成了反奴隶制协会和《真理》周报发起的有力抗议活动的目标。此时，自由派报刊和许多宗教组织及人道主义组织也都起来表示支持。

“伊基托斯是爱国者的土地，”巴勃罗·苏马埃塔叫道，“那家伙编造卑鄙的谎言诋毁秘鲁，推翻为亚马孙带来进步的企业，没人会原谅他。”

罗杰主张立即发表《关于普图马约的报告》，对英国政府试图对莱吉亚总统保持沉默的外交方式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尽管一些行政部门还是坚持，但爱德华·格雷爵士终于接受了他的建议，内阁也通过了，报告名为《蓝皮书》。罗杰花了一个个不眠之夜，不停地吸烟，不知喝了多少杯咖啡，逐字逐句地为这份报告作最后的修改。

“他要是没逃掉，我们伊基托斯人早就把他处以私刑了。”一个老头子愤怒地挥舞着拳头说道。

最终的文本终于送去印刷的那天，他感到身体很不舒服，担心单独一个人会出事，便躲到了朋友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的家里。“您简直变成了一副骷髅。”女历史学家抓住他的胳膊，带他走进客厅。罗杰拖着脚步，茫然地觉得自己随时会失去知觉。他感到腰酸背痛，于是爱丽丝加了几个枕头让他在沙发上躺下。他马上睡着了，或许是昏了过去。当他再次张开眼睛，看到姐姐妮娜和爱丽丝微笑着坐在他身边。

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与会者都显得很不自在，最后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长老说话了：“没人知道他在何处，凯斯门特先生。”乌鲁蒂亚神父说道，他的西班牙语很纯正，与洛雷托人讲的不一样，罗杰更难听懂，“他从伊基托斯消失有些日子了，据说在利马。”

“我们还以为您醒不过来了呢。”他听见其中一人说道。

“是的，先生，”罗杰·凯斯门特点头道，“萨尔达尼亚·罗卡先生与沃尔特·哈登堡工程师对普图马约橡胶业的揭发在伦敦引起了轩然大波。还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萨尔达尼亚·罗卡先生到底在不在伊基托斯？”

他睡了二十四个小时。爱丽丝唤来了家庭医生，医生的诊断是罗杰太疲乏了，要好好睡一觉。他记不起来是否做了梦。他试图站立起来，但双腿发软，又跌倒在沙发上。“刚果没害死我，亚马孙却要害死我了。”罗杰心想。

“哎呀，怎么了！”行政长官终于喊了起来，演戏般地故作惊讶道，“那个敲诈者的名字连伦敦都知道了？”

罗杰吃了些点心之后，能站起来了。一辆车把他送回了位于爱滩公园的寓所。他美美地洗了个澡，头脑清醒了些，但仍感到虚弱，便又躺了下来。

他这一问引起了炸弹般的效果。与会者面面相觑，既吃惊又恼火，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像是没有人敢于接过这一棘手的话题。

外事办给了他十天的假，强迫他休息，但他拒绝在《蓝皮书》出版前离开伦敦。不过最终他还是离开了。妮娜向教书的学校请了假，陪他到康沃尔郡休息了一个星期。他太疲乏了，连看书都集中不起精神，放荡时的形象总是分散他的注意力。由于生活平静、饮食健康，他的体力逐渐恢复，可以在田野里长时间地散步，享受温暖的气候。康沃尔温馨、文明的景色与亚马孙地区完全不一样。然而尽管在这里可以看着农夫们按部就班地放牧安详的牛群，听着马厩里那些不受野兽、毒蛇和蚊虫威胁的马匹的嘶叫声，但有一天，他思忖：居住着人类、受人类教化、经历了几个世纪惠及人类农事劳作的大自然，比起那动荡不安、难以驯服、未被驯化的亚马孙地带，已经失掉了自然世界的本色，也就是泛神论者所称的灵魂。在那片蛮荒的大地上，一切似乎仍在出生与死亡。那是一个不安定的世界，险象迭生，动荡不已。那里的人感到从现代被拽出来，扔进了遥远的过去，去和祖先打交道，回到人类诞生的曙光时代。他发觉自己竟然在怀念那个时代而不顾其中包藏着恐怖，不觉大吃一惊。

“顺便问一下，先生们，诸位是否知道记者本哈民·萨尔达尼亚·罗卡先生——我希望我的发音还算准确——在不在伊基托斯？我能否跟他谈谈？”

关于普图马约的《蓝皮书》于当年七月问世。发布首日就引发震撼，以伦敦为中心，以同心圆的涟漪形式扩展到整个欧洲、美国及世界许多其他地方，尤其是哥伦比亚、巴西和秘鲁。《泰晤士报》用数版的篇幅登载此事，还发表了社论，对罗杰·凯斯门特大加赞扬，说他再一次表现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无与伦比的才干，同时呼吁对那家利用奴隶劳动、施用酷刑、靠灭绝土著居民而发家致富的英国公司及其股东立即采取措施。

这时，一阵无名的冲动使他决定试探一下东道主。他相信东道主的反应会对他自己以及委员会各成员产生教育效果，于是他以讨论网球或雨天般的自然口吻问道：

然而最让罗杰感动的赞扬却是他的朋友、反对比利时皇帝利奥波尔多二世运动时的同盟者埃德蒙·D.莫列尔在《每日新闻》上发表的文章。他在对《蓝皮书》的评论中，谈到罗杰时说“他从未见过像罗杰那样具有强烈吸引力的人”。不习惯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罗杰对这次新的声望的浪潮根本不感兴趣，反之，他感到很不自在，尽量躲避，然而很难避开。《蓝皮书》揭露的丑闻促使英国乃至欧洲和美国的几十家报刊都想来采访他。他接受学术机构、政治性俱乐部、宗教组织和慈善机构的邀请去做报告。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就此题目举办了一次特别圣事，赫伯特·亨森牧师做了训诫演说，严厉抨击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股东们利用奴隶劳动，以杀害、肢解等手段攫取巨额财富。

“非常感谢，先生。”罗杰·凯斯门特点了点头。

英国驻秘鲁代办德斯·格雷斯报告说，《蓝皮书》在利马引发混乱。秘鲁政府担心西方国家对其进行经济禁运，便宣布立即实行改革，并向普图马约派去军队和警察。

“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公司做好了合作的准备，”巴勃罗·苏马埃塔先生几乎喊了起来，“我们没有什么要隐瞒的。去普图马约的船是我们企业最好的船，拥有各种方便设施，诸位可以乘此船去亲眼证实一下，那是无耻的诽谤。”

但德斯·格雷斯又说，这一宣布也很有可能毫无成效，因为政府里有些部门提出，《蓝皮书》指出的事实是英帝国的一个阴谋，以利于哥伦比亚染指普图马约。

罗杰·凯斯门特开口讲话时，庭院里一片死寂，街上的噪声也仿佛降低了。很奇怪，大家连动也不动了，刚才还在饮酒、吃东西、谈话、动作频繁、做着各种手势的先生们一下子患了瘫痪症。罗杰的两眼仍然盯着他，一种疑惧、责备的气氛代替了原先热诚的气氛。

《蓝皮书》在公众舆论中引发的同情和支持亚马孙地区土著人的氛围使得在普图马约建立一间传教所的计划得到多方面的经济支持。英国圣公会起初有所保留：在一个天主教已经生根的国家里建立新教传教所会引起猜疑，秘鲁亚马孙公司会加以诋毁，把新教传教所诬蔑为英国王室殖民企图的一把尖刀。但罗杰在无数次的会谈、约见、通信、对话中用道理说服了他们。罗杰在爱尔兰和英国跟耶稣会和方济各会都开过会，他对这两个教团一贯有好感。自从到了刚果，他通过阅读得知，耶稣会曾在巴拉圭和巴西组织土著人，向他们传授教义，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保持集体劳动的传统，并练习基督教基本仪式，在上述各方面都作出了努力。就这样，土著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也摆脱了被剥削、被灭绝的境遇。因此，葡萄牙捣毁了耶稣会所有的传教所，并阴谋策划让西班牙和梵蒂冈相信那些耶稣会已经变成了国中之国，对罗马教皇的权威和西班牙帝国的主权构成了危险。这一次，耶稣会于对在亚马孙地区建立传教所一事反应冷淡，相反，方济各会则热忱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您无疑是知道的，在英国，在欧洲，流行着对当地土著犯下残暴罪行的揭发，”他镇静地解释道，“有些指控是很严重的：酷刑折磨、草菅人命等。本地区的主要橡胶公司，即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的秘鲁亚马孙公司，是在伦敦上市的英国公司，我想这是众所周知的。在大不列颠，不管是政府还是公众舆论，都不会容忍一家英国公司违反尊重人道的神圣法律。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调查那些指控有几分是真实的。委员会是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的公司选派的。我本人则是陛下政府派遣的。”

就这样，罗杰·凯斯门特了解到都柏林贫民区方济各会的神父是如何工作的：他们去工厂和车间劳动，与工人同甘共苦。罗杰同他们谈话，看到他们在完成使命时是多么虔诚，看到他们怎样地同那些出卖劳动力者同甘苦、共命运。罗杰心想，没有人比这些宗教人士更适于去应对在乔雷拉与埃尔恩坎托建立传教所这项挑战。

罗杰几乎完全听懂了雷伊·拉马的话，但他仍然耐心地等着翻译把自己听懂的话翻成英语。

罗杰兴带着兴奋的心情告诉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首批的四位爱尔兰方济各会的会员将去秘鲁的亚马孙地区。爱丽丝预言：“您敢肯定您还是圣公会的成员吗，罗杰？也许您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踏上皈依罗马天主教的不归路了。”

“尊敬的领事先生，请允许我提个问题：您此行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委员会又是为何来此？您来这儿要调查什么？请不要以为我傲慢无礼，恰恰相反，我的愿望、所有当局人物的愿望是帮助你们。但是我们必须了解英国王室派你们来干什么。当然这对亚马孙是个很大的荣幸，为此我们愿意表现得配得上这个荣幸。”

参加爱丽丝在格罗夫纳路的家中那间藏书丰富的图书室里举办的茶会的常客中有众多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其中有圣公会教徒、长老会教徒，也有天主教徒。罗杰从未发现他们之间有过摩擦，也没有过争论。经爱丽丝提醒，那几天里他常问自己：接近天主教是精神和宗教上的需求还是政治上的安排？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对选择民族主义的承诺，因为大多数主张爱尔兰独立的人都是天主教徒。

他落座后立即与罗杰谈了起来，声音之大，好像要让别人的谈话停下来，让众多客人一起加入他的谈话。

为了逃避因写出《蓝皮书》而受到的纠缠，他向部里又请了几天假，去德国度假。柏林使他产生了一种非凡的印象，在他看来，德国皇帝治下的德国社会是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秩序井然、高效率的典范。这次访问虽然短暂，却使得一段时间以来萦绕在他脑子里的模糊的想法具体化了，从此成为他政治活动的最高理想：为了争取自由，爱尔兰不能依靠英帝国的理解，更不能依靠英帝国的仁慈。就在这几天里，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证实：英国议会可能重新讨论给予爱尔兰自治的法案。尽管罗杰及其朋友都认为这其实只是一种很不彻底的、形式上的让步，却在英国遭到从保守党到自由派、进步人士乃至工会和手工业者同业公会激烈、狭隘爱国主义情绪的反对。而在爱尔兰，享有行政自治、拥有自己的议会的前景把厄尔斯特统一派动员起来，热情高涨，又是开大会，又是组织志愿军，又是募捐买武器。几万人签署了盟约的北爱尔兰宣布：如果《爱尔兰自治法案》得以通过，他们将不予尊重，并用武器和生命捍卫爱尔兰留在帝国之内。在这种情况下，罗杰觉得爱尔兰独立派应该寻求德国的支持，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德国明显是英国的对手，两国如果发生战争，大不列颠在军事上的失败就会成为爱尔兰获得解放的唯一机遇。一句民族主义的谚语说：“英国的不幸就是爱尔兰的欢乐。”在那几天里，这句话被罗杰重复了好几遍。

在一个以油灯照明的大院子里准备了晚餐。无数的土著仆人光着脚、系着围裙上着小吃，端着盘子送上食物。那晚气候温和，天空中点缀着几颗星辰。罗杰很奇怪自己怎么竟能听懂洛雷托人讲的话？这种西班牙语总是吃掉音节，富于音乐性，让人想起巴西口音。他松了一口气：尽管带有翻译，但自己总算能听懂许多将在未来旅行中听到的话，这对于调查方便了许多。刚刚上了一道油腻的龟肉汤，他不无困难地吞了下去。在他周围的桌子上同时进行着几组谈话，有用英语的，有用西班牙语的，也有用葡萄牙语的。一经翻译，谈话就会中断一会儿。行政长官坐在罗杰的对面，因葡萄酒和啤酒的作用，两眼冒火。突然，他拍了拍手，大家都静了下来，原来他要为新到的客人干杯，祝他们在伊基托斯过得愉快，圆满完成任务，尽情享受亚马孙式的慷慨好客。他又强调了一句：“是洛雷托，尤其是伊基托斯的慷慨好客。”

然而，当他把得出的这个政治结论告诉在去爱尔兰的途中或在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家中结识的民族主义者朋友时，英国却正为他所做的一切表达敬佩与亲切。一念及此，他就感到很不自在。

官邸占据了几乎半个街区，是一座退了色、只有一层的大宅院，毫无特色。每个房间都很大，窗上装着铁栏杆。大宅院分为两翼，一翼为办公区，另一翼为长官住所。雷伊·拉马先生个头很高，白发，大胡子，胡尖上还打了蜡。他脚穿长筒靴，身穿马裤，衬衣一直系到领口，外罩一件不宽松的奇特绣花外衣。他能讲一点儿英语，以过分的热情、浮夸的言辞向罗杰·凯斯门特表示了欢迎。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也已经到了，还都出着汗穿着晚礼服呢。行政长官向罗杰一一介绍了其他客人：最高法院的法官、卫戍司令阿尔纳艾斯上校，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长老乌鲁蒂亚神父，秘鲁亚马孙公司总经理巴勃罗·苏马埃塔先生。其他还有四五位如商人、海关署长、《东方日报》社的社长等。客人中没有一位是女性。响起了香槟酒的开瓶声，送上来冒着白色泡沫的酒杯。酒有些温热，但的确是好酒，是法国酒，没错。

在此期间，秘鲁亚马孙公司仍在负隅顽抗，但很显然，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这家企业已处于危险境地。《先导晨报》的记者贺拉斯·索罗古德去伦敦商业区的办公室采访公司董事时，其中一位叫阿维尔·拉尔科的先生，也是胡利奥·塞萨尔·阿拉纳的亲戚，递给他一只信封。记者问他这是什么意思，拉尔科回答说，公司对待朋友一贯慷慨。记者大怒，退还了这笔企图贿赂他的钱款并在报上揭发。秘鲁亚马孙公司不得不公开道歉，说什么这是误解，将把企图进行贿赂的责任人开除。这件丑闻之后，公司的名声一落千丈。

伊基托斯的行政长官官邸位于中心广场一块没有花草树木的场地上，领事指给他看一个仿佛玩到一半的组合玩具的奇怪铁制结构，原来正在组装一栋埃菲尔铁塔式的房子（对，正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那是一个发了财的橡胶商从欧洲买下的，把它拆解后带回了伊基托斯，正在重新组装成该市一家最好的社交俱乐部。

胡利奥·塞萨尔·阿拉纳企业的股票在伦敦证券市场开始下跌。一部分固然是由于英国的亚洲殖民地——新加坡、马来西亚、爪哇、苏门答腊和锡兰——新兴橡胶与亚马孙橡胶展开的竞争（英国科学家兼冒险家亨利·亚历山大·维克汉姆毫无顾忌地把亚马孙地区的橡胶树苗走私到上述地方种起来），但《蓝皮书》发表之后，秘鲁亚马孙公司在公众舆论及金融界的负面形象才是它垮台的关键。英国劳合社切断了对它的信贷，欧洲和美国的许多银行也跟从。反奴隶制协会和其他各种组织发起的抵制秘鲁亚马孙公司橡胶的运动夺去了公司的众多客户及合伙人。

“您和委员会的各位先生得非常谨慎。”领事又说道，此时已降低了声音，还有点儿犹豫，“不是在伊基托斯，而是在普图马约那边。那是很远的地方，什么事都能发生。那是个野蛮的世界，无法无天，也无治安。我想，跟刚果差不多。”

给予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帝国致命一击的，是1912年3月12日由众议院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秘鲁亚马孙公司在普图马约残暴事件上的责任。委员会由十五名委员构成，主席是一位有威望的议员查理·罗伯茨。足足开了十五个月的会。在第三十六次的会议上，公开问询了二十七个证人，旁听席挤满了记者、政治家、宗教及非宗教协会的会员，其中就有反奴隶制协会主席约翰·哈里斯。报纸杂志详细报道了历次会议的情况，登载了众多文章、漫画、小道消息和笑话加以评论。

“看样子，情况要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罗杰评论道。

令人翘首以待、最吸引眼球的证人就是罗杰·凯斯门特爵士。他于11月13日和12月11日两次与会作证，把在各个站点的亲眼所见准确而简明地描述了出来：颈手枷、空地上的各种刑具、土著人背部的鞭痕、各收购站的工头和负责维持秩序并在“打猎”时负责攻打部落及维护奴役规章的“小伙子”或“理性人”随身携带的皮鞭、温切斯特步枪，还有土著人遭受的过度剥削和饥饿。接着，他总结说，巴巴多斯人证词的真实性是有保障的，因为他们本人都承认自己施行过酷刑并杀人。在委员们的要求下，罗杰还解释了那普遍实行的狡猾制度：各站长不领取薪水，而是根据收到的橡胶数量收取佣金，这就促使他们要求割胶工人割取更多的橡胶，以获得更大的好处。

“更确切地说，会制造各种障碍，凯斯门特先生。伊基托斯市的当局也得依赖阿拉纳先生啊。几个月来，行政长官、法官和军人都没能从政府那里领到薪水。没有阿拉纳先生，他们都得饿死。您要知道，由于没有交通工具，利马离伊基托斯比离纽约和伦敦还要远，最好的情况下，行程也要两个月。”

他第二次与会时，上演了一幕戏：在出席者惊奇的目光下，罗杰从两个办事员带来的大袋子里一件件地掏出从秘鲁亚马孙公司开设在普图马约的商店里搞来的物件，用这些物件向大家证明印第安工人受着怎样的宰割。公司为了让这些印第安人永远负债，以高出伦敦数倍的价格赊给他们物品，如劳动用品、日常生活用品、装饰用的小玩意。他展示了一支单筒猎枪，在乔雷拉站的价格是四十五先令。为了能支付这个价钱，一个乌伊托托人或波拉人就得干两年的活，也就是说，让他们付出伊基托斯一名清洁工的全年收入。接着他又拿出了粗布衬衣、粗斜纹布长裤、彩色玻璃珠串、小火药盒、龙舌兰编的腰带、陀螺、油灯、粗制草帽、治虫咬的软膏，同时高声报出这些在伦敦都能买到的东西在普图马约商店里的价钱。议员们睁大了眼睛，既愤怒又吃惊。还有更坏的，那就是罗杰爵士把他在埃尔恩坎托站、乔雷拉站和普图马约其他收购站所拍摄的数十张照片也在查理·罗伯茨主席和委员会其他成员面前展示出来，其中有背部和臀部已结痂的“阿拉纳记”字样的烙印、草丛中被兽咬鹰啄腐烂了的尸体、骨瘦如柴的男男女女、头顶盛有固体橡胶篓子的瘦弱儿童、因感染寄生虫而肚皮鼓胀得奄奄一息的初生婴儿等。这些照片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那些吃不饱、遭受贪心人虐待的土著人的生活状况，而那些贪心人唯一的目标就是攫取更多的橡胶，为此让整个种族灭亡也在所不惜。会上，一个感人的场面是秘鲁亚马孙公司的英国董事的质问，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南多尼戈尔的资深议员、既好斗又精明的爱尔兰人斯威夫特·麦克尼尔。这位议员毫不含糊地证明，生意场中的杰出人物如亨利·M.里德、约翰·罗素·久宾斯以及伦敦的明星人物、贵族及金融专家如约翰·李斯特尔·凯和索萨·迪罗男爵等对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公司里发生的事毫不知情，他们只是开开董事会、签签文件、领取巨额红利。当《真理》周报开始发表本哈尼·萨尔达尼亚·罗卡和沃尔特·哈登堡的揭发文章时，他们甚至对调查一下那些指控是否确有其事都不关心。他们仅仅满足于阿维尔·拉尔科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本人的辩解——他们辩解说揭发者企图以威胁手段从公司得到一笔钱，因未得逞而进行讹诈。没有一个人愿意负责核查一下这家因他们的名字而获得声望的企业是不是犯下了那些罪行。更有甚者，没有一个人愿意负责检查一下文件、账目、报告和往来信件，而一家公司的卑劣行为肯定会在此类档案中留下蛛丝马迹。说来令人不可置信，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阿维尔·拉尔科和其他高层直到丑闻爆发仍表现得很自信，说在各种文件账目中从未掩盖过暴行，如不给土著工人发工资，用巨额金钱购买皮鞭、手枪和步枪等。

“我们能指望当局提供些帮助吗？”

戏剧性的一刻突然出现：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在委员会面前亮相了。他的第一次出席延过期，因为他的妻子埃利奥诺拉在日内瓦患了神经病，原因是已经登上社会顶峰地位的家庭现在却急转直下地垮下来，在这样的家庭里，她感到极为焦躁不安。阿拉纳走进众议院，穿戴依然讲究，面色苍白得仿佛患了亚马孙疟疾。他在众多助手和顾问的簇拥之下而来，但议会只允许他带律师。起初他还显得很镇静、潇洒，但随着查理·罗伯茨和斯威夫特·麦克尼尔等人的追问围剿，他陷入了矛盾的境地，讲起话来磕磕巴巴。他的翻译尽量为之掩饰，但无济于事。委员会主席问他：“普图马约的各收购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温切斯特步枪？是不是为了‘打猎’？也就是说，为了冲入部落把土著人劫持到橡胶种植地去？”他答道：“不，先生，是为了防范该地区众多的老虎。”这一回答引起了听众的哈哈大笑。他什么都想否认，但是突然承认说，对，他确实听说过一位土著妇女被活活烧死，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果说干过什么不法行为，那也是以前的事了。

“坦率地说，是怀有敌意的。”领事赶忙答道，“我想您也有所耳闻，半个伊基托斯都靠阿拉纳先生过活呢。更确切地说，都靠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的企业过活。人们怀疑委员会意图反对给他们饭吃的那个人。”

阿拉纳还想诋毁沃尔特·哈登堡，指控这个美国人在马瑙斯伪造了一张汇票。斯威夫特·麦克尼尔插嘴问他是否敢于传唤伪造者本人哈登堡。他可能以为哈登堡当时住在加拿大，便回答：“是的。”“那就传他吧。”麦克尼尔说道。哈登堡一出现在席上就引起了极大震撼，也让这位橡胶商甚为惊慌失措。在律师的劝说下，阿拉纳收回了对哈登堡的指控，说他刚才讲的不是哈登堡，而是在马瑙斯银行汇票上改动了一个字母的“某个人”，其结果等于造假。哈登堡证明那一切都是阿拉纳的公司为了诋毁他而利用一个有前科、叫做胡里奥·穆列达斯的家伙所设的圈套，此人目前因涉嫌诈骗已在帕拉被捕。

“这个城市对委员会是什么态度？”罗杰凯斯门特问道。

从这一刻起，阿拉纳垮了下来，回答问题时犹豫不决、含含混混，流露出情绪上的不安，尤其暴露了他话里明显的虚假成分。

二人要在飞扬的尘土中走过几个街区。罗杰不得不眯着眼睛，在满是骨头、石子和垃圾且半明半暗的大街上磕磕绊绊地走着。噪声大了起来，每走过一间酒吧的门前就能听到音乐声、干杯声、吵架声与醉汉的喊声。斯泰尔斯先生上了年纪，鳏居，无子女，在伊基托斯已工作六年，仿佛一个没有幻想、厌倦了生活的人。

委员会正在议会中全力工作的时候，一场灾难落在了那位企业家的头上。最高法庭的法官斯温芬·艾迪在一群股东的要求下，下令立即停止秘鲁亚马孙公司的商业活动。法官宣布阿拉纳的公司为了获利“以超乎想象的最残暴的手段收取橡胶”，“如果阿拉纳先生确不知情，那么他的责任就更加严重，因为他比任何人都绝对有义务知晓在他管辖的范围内所发生的一切”。

蚊虫把他咬醒了，把他从午睡的享受里拉了出来，送入了亚马孙的黄昏之中。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彩虹，他感到好些了：眼睛不太疼了，关节痛也减轻了。在斯泰尔斯先生家里洗澡是件复杂的事：罗杰一面打肥皂擦洗，一面要仆人用水桶把水倒进喷头盛器里。洗澡水较热，使他想起了刚果。浴后下楼，领事已在门口等他，准备陪他去雷伊·拉马的官邸。

议会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跟一纸墓志铭差不了多少，结论如下：“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先生同其合伙人一样，对于在普图马约的代理人和雇员所犯下的残暴行径完全知情，因此必须负主要责任。”

在梦中，他总是记起在1906年去桑托斯赴任前写了一首叙事长诗《凯尔特人之梦》，写的是爱尔兰神话中的过去。还同爱丽丝·斯托弗德·格林和布尔梅尔·霍布森合写了一本政治性的小册子《爱尔兰人与英国军队》，反对英国军队在爱尔兰人中征兵。

委员会公布这个结论之后，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的名声一落千丈，将里奥哈一名卑微的居民变成当代权贵的企业帝国也随之加速了破产。此时，罗杰·凯斯门特早已把亚马孙和普图马约抛在脑后了，爱尔兰再次成了他的主要心事。短暂的休假之后，外事办建议他重返巴西，去做驻里约热内卢的总领事。他原则上同意了，但总是推迟行期。借口是各式各样的，有应付部里的，也有给自己找的。实际上，他在内心已经决定不再作为外交官、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去为英国王室服务。他要找回失去的时间，倾尽智慧与精力，从现在起，为自己生命中唯一的目标——爱尔兰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也许正因为重启外交生涯的热情不高，所以在巴西的四年（1906—1910年），他有一种失落感。尽管巴西景色优美，他在桑托斯、帕拉和里约热内卢交了不少好朋友，他仍对这个国土辽阔的国家不习惯。最让他感到沮丧的是，在这里跟在刚果不一样：在刚果尽管困难重重，但他总有一种打破领事工作的框框干大事的感觉；而在桑托斯，他的主要活动却是跟净闯祸的、醉醺醺的英国水手打交道，还得为他们交罚金，把他们从监狱中保出来，送他们回国。在帕拉，他第一次听说橡胶产区的暴力行径，但外交部命令他只能督察港口和贸易活动，他的工作只是为船只登记，为到那里做生意的英国人提供办手续的方便。1909年，在里约热内卢的日子是最糟的：气候加重了他身体的不适，又添了因过敏而失眠的毛病。因而他决定去离首都八十公里的彼得罗波利斯居住，那里地势较高，不太湿热，晚上也凉快。但是每天乘火车上下班是一场噩梦。

因此，他只是无动于衷地从远处观察秘鲁亚马孙公司及其拥有者的最终命运。据总经理亨利·莱克斯·吉尔古德本人的供词，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根本没有普图马约的土地开发证，他开发该地区仅仅凭借“占领权”。在委员会的历次会议上，这一情况也被摸清楚了。于是各家银行和债权人对阿拉纳的公司更加不信任，立即向公司施加压力，要求支付各种款项，履行悬而未决的承诺（光是亏欠伦敦商业界各机构的债务就高达二十五万英镑）。查封其财产、拍卖其产业的威胁如雪片般飞来。阿拉纳宣布，为了挽救自己的声誉，他将付出最后一分钱。为此，在伦敦，阿拉纳卖掉了位于肯辛顿大街的宅邸、比亚里兹的别墅与日内瓦的住宅。但是变卖房产所得根本不足以平息债权人的怒火，于是债权人请求法院冻结他在英国的存款和银行账户。随着个人财产的消失，他的生意也江河日下。在亚洲橡胶的竞争压力下，亚马孙橡胶的价格一落千丈。与此同时，欧洲和美国的许多进口商决定：在独立的国际委员会证实奴隶劳动确已停止、酷刑和打劫部落的行为确已被禁止、各收购站确已为收割橡胶的土著工人发放工资并遵守英国和美国的现行劳动法之前，不再购买秘鲁橡胶。

除了在爱丽丝的指导下阅读很多关于爱尔兰过去的书籍，罗杰还想重新学习盖尔语。他请了一位女老师，但进步不大。1906年，外交部的新任部长，自由党的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出派他去巴西，做驻桑托斯的领事。虽说不是很愉快，但他还是接受了，因为有助于爱尔兰的捐赠已经用光了他那不多的积蓄。他在靠借债度日，因此需要工作挣钱。

没等这些不可能完成的要求付诸实施，普图马约的各主要工头和收购站站长因害怕被监禁，早就逃之夭夭，结果整个地区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许多土著人，甚至整个村社都趁此机会逃掉了，橡胶的割取量锐减，很快就完全停产。逃跑者临走时掠劫了仓库和办公室，抢走了值钱的东西，主要是武器与粮食。后来有消息说，是阿拉纳的公司为逃亡的杀人犯提供了大笔钱财，封住他们的嘴，让他们逃跑。然而当公司得知这些逃犯在未来可能的审讯中将变成指控公司的证人时，不禁大吃一惊。

从那时起，他就拿出自己的一部分积蓄和薪俸捐给各种联合会、皮尔斯兄弟创办的教授盖尔语的学校以及他以笔名为之写稿的民族主义杂志。1904年，当亚瑟·格里菲斯创办《新芬报》时，罗杰就跟他联系上了，提出要与之合作，并订阅了他所有的出版物。这份报纸的思想与罗杰所交的朋友布尔梅尔·霍布森的思想是一致的，必须在与各种殖民地性质的机构平行的环境下创办爱尔兰自己的基础设施（如学校、企业、银行以及工业等），逐渐取代被英国强加的基础设施。这样，爱尔兰人才会逐渐觉悟到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必须抵制英国的产品，必须拒绝交税，必须以民族的体育运动取代板球、足球等英国的体育运动，文学、戏剧也应照此办理。就这样，以和平的方式，爱尔兰会逐渐摆脱殖民主义的桎梏。

罗杰·凯斯门特通过与老朋友、英国领事乔治·米歇尔的通信，注视着伊基托斯的衰落。后者向他讲述旅馆、饭店及过去出售从巴黎、纽约进口的物品的商店都关门了，过去毫不在乎地打开的香槟、威士忌、白兰地、波尔多葡萄酒像变戏法一样地消失了。酒馆、妓院里喝的都是辣嗓子的烧酒，有些饮料来源可疑，所谓的春药往往不仅不能增加性欲，不小心的人喝了还会引起胃部的剧烈疼痛。

在那几个月里，他步行走遍了多尼格尔郡和戈尔韦郡，为自己被俘的祖国地缘把脉，像恋人那样观察着祖国那人烟稀少而简单朴素的农村和陡峭的海岸，同那里的渔民、同相信命运而坚忍不拔的永恒的人民、同少言寡语的俭朴农民谈话。他结识了许多“那边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有些是新教徒，他们与民族自由协会盖尔同盟的创始人道格拉斯·海德一样，都在积极推动爱尔兰的文化复兴，恢复原来的地名和村名，唤醒爱尔兰古老的歌舞，复原花呢和亚麻的纺纱法和绣花法。任命他为驻里斯本领事的通知下达后，他借口健康原因，尽量推迟赴任日期，为的是参加在安特莱姆召开的、将近三千人参加的第一届峡谷联欢会。那几天，罗杰听到风笛手演奏、合唱团唱出的欢快旋律时，听到说书人用盖尔语讲述的、只在中世纪夜晚才能听到的浪漫故事和传奇故事时，尽管听不懂，但已感到眼睛潮湿了。他甚至还参加了有百年历史的爱尔兰式棒球赛。在比赛中，罗杰认识了贺拉斯·普伦基特爵士、布尔梅尔·霍布森、斯蒂芬·奎恩等民族主义政治家和作家。也同那些共同为爱尔兰文化而战斗的女性朋友如艾达·麦克尼尔、玛格丽特·多布斯、爱丽丝·米利甘、艾格尼丝·奥法雷勒以及罗莎·莫德·扬又聚会了一次。

和马瑙斯当年的情况一样，阿拉纳的公司及橡胶产业在伊基托斯的垮台触发了普遍危机，速度之快，跟三十年前迅速繁荣起来时一样。首批离开该城的都是些外国人——商人、开发商、各种商贩、酒馆老板、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妓女、无赖和拉皮条的——他们要么回国，要么去寻找比这个已陷入毁灭与孤立的城市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

一种安宁的感觉浸透了全身，这是一个半月的旅途中未曾有过的——在爱尔兰度过的1904至1905年那一年半里，在英国政府准备发表《关于刚果的报告》的时候，在一阵使得他成为备受自由派报刊与慈善机构夸奖的英雄兼遭受利奥波尔多二世御用文人谩骂的小人的热闹中，在那激动兴奋、忙忙碌碌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在做梦——只有到了巴西，在桑托斯、帕拉和里约热内卢做了四年的领事工作，他才不做梦。外事办认为在“报告事件”之后，比利时帝国最恨的人不可能回到刚果了。在新的任命到来之前，罗杰·凯斯门特前往爱尔兰，寻求淡泊无名的生活。这并不是隐居，但起码从伦敦那没有私生活、被好奇的人包围中脱身。在爱尔兰的那几个月，他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爱尔兰，完全沉浸在只有通过谈话、想象和阅读才能了解的爱尔兰之中，与儿时跟父母生活在一起时、与少年时跟叔祖父和其他父系亲戚生活在一起时所了解的爱尔兰都不同。爱尔兰并不是英帝国的尾巴和影子，她正在为恢复自己的语言、传统和习俗而斗争。“亲爱的罗杰，你已经成为一名爱尔兰的爱国者了。”他的表妹格开玩笑地对他说道。“我正在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他答道。

卖淫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代理人。巴西妓女黯然失色，改称“法国女郎”；波兰籍、弗兰德籍、土耳其籍、意大利籍女人被乔洛女人与印第安女人取而代之。而乔洛女人和印第安女人大多还是少女，她们原本是做女佣的，后来主人去别处发财或因经济危机无法养活她们，就失掉了工作。英国领事在一封信中对那些如小丑般浓妆艳抹、在伊基托斯堤岸上漫步勾引客人、瘦弱的十五六岁印第安女孩有过令人伤心的描写。各种报刊停刊，甚至连预告船只进出时间的小报也不见了，因为原本繁忙的水上运输已经大大减少，以致停运。伊基托斯十五年前曾与广阔的世界繁荣地贸易，又因布斯航运公司逐渐减少货运和客运而与这个广阔世界断绝了来往，从而变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岛。航运完全停止，伊基托斯联系世界的脐带被割断。洛雷托的省城日复一日地衰落了。几年后，变成了被遗忘在亚马孙莽原深处的小村子。

中午刚过，罗杰说他不想吃中饭了，只想睡一会儿，便回到了房间。房间陈设很简单，几块画有几何图案的土布挂在墙上，站在一个小小的阳台上可以看到一部分河流。这里，街上的噪声小了些。罗杰没脱上衣也没脱皮鞋就躺了下来，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一天，在都柏林，罗杰·凯斯门特因关节痛去看医生。穿过圣斯蒂芬公共绿地的湿润草坪时，看到一位方济各会的修道士在向他打招呼，原来是那四位前去普图马约建立传教所的工人神父中的一员。二人在靠近有鸭子和天鹅遨游的池塘边的一条长凳上坐下谈起来。那四位宗教人士的经历非常艰苦。由于有奥古斯丁会神父的帮助，听命于阿拉纳公司的伊基托斯当局的敌视态度并没吓倒他们；刚到普图马约时，考验他们牺牲精神的疟疾病与蚊叮虫咬也没吓倒他们。他们不顾艰难险阻，终于在埃尔恩坎托站周围盖起类似乌伊托托人在空地上建的茅草屋，立住了脚。与当地土著人的关系从起初的不易接近、疑惧到后来变得和睦甚至热情起来。四位方济各会神父开始学习乌伊托托语和波拉语，建了一间简陋的露天教堂，只在讲经台上方用棕榈叶遮盖一下。后来，突然发生了大逃亡，各种人如站长、雇员、手工业者、看守、印第安用人和工人等，像遭到某种魔法或瘟疫的驱赶，惊恐万状地四处逃散，只剩下这四位方济各会的神父。他们的生活日益艰难，其中一位叫麦克·凯的还患了脚气病。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他们决定离开那个仿佛遭天谴的地方。

那里的诱惑实在太多了。一座如此之小又不怎么吸引人的城市拥有一片宽阔的市区，其中既有泥木结构、棕榈叶铺顶的农村小屋和以贵重木材与铁皮屋顶建造的房子，也有门面辉煌、有着葡萄牙进口的瓷砖墙面的宽敞大宅院。说来不可思议，就在这个区，酒吧、小酒馆、妓院和赌场与日俱增，各个种族与肤色的妓女从早到晚毫不知耻地在人行道上展览着自己。伊基托斯位于亚马孙河支流纳奈河的岸边，景象宏伟：植物茂盛，大树参天，树声沙沙，河水随着太阳的移动而改变着颜色。但是大街上很少有人行道或沥青路，而是流淌着满是粪便和垃圾的水沟，满街臭味，到了晚上更加浓烈，能把人熏得呕吐。酒吧、妓院和娱乐场所播放的音乐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到码头去接委员会成员的英国驻当地领事斯泰尔斯先生让罗杰住在他家。公司为其他委员准备了住所。当晚，伊基托斯的行政长官雷伊·拉马为他们举行了晚宴。

这四位方济各会神父的返国行程颇具荷马史诗般的特点，是耶稣殉难般的路程。橡胶出口锐减，收购站已无一人，混乱无章，因此离开普图马约唯一的交通工具，即秘鲁亚马孙公司所属的船只，尤其是自由号，一夜之间停运了，事先也不通知一声。四位传教士等于被搁浅在荒无人烟之地，与世隔绝，还带着一名病情严重的病人。最后，麦克·凯神父去世了，同伴们把他葬在一座小山冈上，在其墓前立了一块碑，碑文用四种语言写成：盖尔语、英语、乌伊托托语和西班牙语。余下的三位只得听天由命。有几个土著人用独木舟帮助他们沿普图马约河下行，直到雅瓦里河。在那漫长的行程中，独木舟曾两次遇险，大家只得泅水上岸，随身带着的东西也都丧失殆尽。到了雅瓦里河，又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有一艘船同意把他们带到马瑙斯，条件是不给他们舱位，只能睡在甲板上，下雨天也得如此。三位传教士中年纪最大的奥内蒂神父患了肺炎。两个星期后，终于在马瑙斯找到了一间方济各会的修道院。修道院接待了他们。但是，尽管有同伴们照顾，奥内蒂神父还是去世了。人们把他葬在修道院的墓地里。余下的两个幸存者在这灾难性的曲折历程之后休养了一阵子，被送回爱尔兰，现在重新在都柏林的产业工人中进行工作。

罗杰·凯斯门特与委员会各成员于1910年从英国到秘鲁亚马孙腹地经历了六个多星期的累人旅行之后，到达了伊基托斯，此时他的眼睛发炎得更加严重了，关节炎反复发作，整个健康状况糟透了。但是他忠于自己的坚忍性格（赫伯特·沃德称之为塞内加主义者），在行程中对自己的病痛从不声张。相反，他总是努力鼓舞着同行者，帮助他们抵御那令人痛苦的苦难。R.H.巴特勒上校被痢疾折磨得在马德拉停泊时返回了英国。最有耐力的是路易斯·巴恩斯，此人因在莫桑比克生活过，对非洲的农业很了解。植物学家沃尔特·福尔克，橡胶专家，患有神经痛，总是抱怨天太热。塞莫·贝尔害怕脱水，总是手拿水瓶，不时地喝上一小口。亨利·费尔加尔一年前曾受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公司派遣，到过亚马孙地区，他告诉大家如何防蚊、如何抵御伊基托斯那“邪恶的诱惑”。

罗杰在圣斯蒂芬草坪的茂密大树下坐了很久，竭力想象当收购站消失，当地土著人和胡里奥·塞萨尔·阿拉纳公司的雇员、看守及杀人犯都跑掉之后，普图马约那广大的地区是什么样子。他闭上眼睛想象肥沃的大自然会长满了矮树、藤蔓、灌木丛和杂草，遮盖了所有场地和空地。森林复苏，各种动物又回来筑巢。整个地区又听到各类鸟儿的歌唱及鹦鹉、猴子、蟒蛇、水豚、鹑鸡、美洲豹的嘶鸣、尖叫和咕噜声。雨水接连不断，悬崖峭壁塌陷，没几年工夫，就把那见证了人类的贪婪与残暴，制造了无数苦难、肢解与死亡的空地掩盖得不留痕迹。建筑用的木料因雨水的冲蚀而逐渐腐烂，房屋因木料遭白蚁啃噬而倒塌。瓦砾之下，各式各样的小虫子挖洞筑巢。在不远的将来，人类活动的痕迹在这片森林地带将被完全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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