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对你唠叨这些事呢？母亲的一生十分坎坷，她只求汤姆不要重蹈她的覆辙，在内心深处她自觉罪孽深重，所以，越发给自己套上了仁义道德的枷锁。
汤姆临终之前也对我吐露了他的秘密，这可能跟你更有关系，但也许会令你对母亲的冷酷无情越发大惑不解。他坦白地告诉我，我们两人同母异父，他的生父并不是老汤姆，而到底是谁就不得而知了，他也想问个明白，但母亲对此守口如瓶。这个秘密母亲始终对谁都没说，就把那个名字最终带进了坟墓。要知道，母亲生我的时候才十六岁，而没过多久汤姆就出生了，他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
伊尼斯后来怎么样了？六十年代期间，我通过英国陆军部打听到了他的下落，一路找到伦敦道格斯岛上一家简易的客栈。那天傍晚我去找他，但他出门了，据说第二天才能回来。第二天上午我再去的时候，发现那里一片灰飞烟灭，已成为火灾后的废墟。可能他听说有人从斯莱戈来找他，误以为是宿敌找上门来，终于要执行多年前的暗杀指令，所以他在客栈放了把火以掩盖自己的行踪。也可能是我在查询的过程中，早被人盯了梢，我的探访竟然导致了他的毁灭。无论如何，我再也打听不到他的消息。他从此销声匿迹了。恐怕他已客死异乡，愿他安息。
大概距今二十年前，直到临终的时候，她才对我说出了自己出身的真相。你可能还没听说过，其实在斯莱戈早有风言风语，说她是私生女。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外婆生下我母亲不久就早早逝去，当时她家里根本不承认她的这段婚姻，所以即便家境殷实，外婆一死他们就把母亲过继出去了。外婆是长老会信徒，名叫丽梓·费恩。我的外公是一个军官，费恩家把母亲过继给了外公的勤务兵，一个天主教徒，他把我的母亲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成人。整个故事错综复杂，但是母亲去世多年以后，我在基督教教堂里亲眼看到了外公外婆的结婚证。如果母亲生前得知自己的父母确实结了婚，不知她是否会感到莫大的安慰。不过在天堂里，这种事也许不过是繁文缛节。
这就是我想说的了，也许我的话对你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如果不说出口，我实在良心难安。萝珊，汤姆是真心爱你的，但他爱得很失败。其实我们都爱你。如果可能的话，宽恕我们吧。永别了。
不知你会不会说，一报还一报，也许吧。你可能没错。我还想就我的母亲说上几句，你至少应当同意，她算是造成当年这些深重苦难的始作俑者。我想告诉你一些关于母亲的事，有些话只有人之将死的时候才能倾诉，而且，还不能面对面说，只能通过一纸书信。但愿，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究竟是为了什么，她对你的——我几乎写下“遭遇”，但你明白我的意思——表现出如此不近人情的铁石心肠。
遥致真诚的爱
我此时躺在斯旺西的医院里，不幸罹患肠癌。我写信给你，因为我打听过，得到了我希望是十分可靠的消息，那就是你还健在。我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被宣判了死刑，这也是神的意愿，我将不久于人世。可以说，我一直活得津津有味，就像人们说的，在人世好好走了一遭，如今，我阳数已尽，大限将至。不知你是否听说，我后来当兵打仗了，在印度靠近开伯尔山口，跟廓尔喀雇佣兵步枪队一起服役，虽然也没看见什么德国人或者日本人，我依然为此感到自豪。不过，幸好蚊子没有支持德国人，否则，我们那场大战就输定了。人之将死，很多往事会涌上心头，所以我才给你写信。比如说，我妻子梅，她多年酗酒，死在五十三岁的年纪上。虽然我们之间只有短暂的欢乐，我也从没后悔跟她成亲，并对她的爱始终如一。当然，我也知道，她在有些人面前，表现得盛气凌人，尖酸刻薄，尤其是对你。而这也是我写信的原因之一。我沉浸在多年前的辛酸往事之中始终欲罢不能，一直想写信告诉你。你无须原谅我，对此我也不抱任何希望，只想让你知道，我追悔莫及，而且，我总也无法参透我们的人生因此经历了何等的剧变。陈年旧事，历久弥新，当时一幕幕的情景经常浮现在我的心头，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应该告诉你，汤姆又结婚了，还生了孩子，但是，你可能不想听这些事。他十年前因胃病去世了，就在罗斯康芒综合医院，他的第二任妻子已经先他而去。我们俩经常见面，虽然从未谈起关于你的话题，但你的一颦一笑还是萦绕在我们中间，是我们说不出口的千言万语。事实上，汤姆的生活跟过去截然不同，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再也不是从前我们眼里那个性情随和，自由散漫的老好人了。
杰克
亲爱的萝珊：
*
我惊奇地发现这封信来自杰克·麦科纳提。根据邮戳的日期判断，他写信的时候已经是一位老人了。信里蜘蛛游走般的字迹也与这一点吻合。他当时的地址是斯旺西的詹姆斯国王医院。这封信就在眼前，我索性在此抄录，以为备份。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都称得上是一封出乎意料的来信。信里有些内容我无法完全理解。忽然，我只是全心祈望是她屋里的湿气令信封重新粘上了，而她曾经读过这封信。之后她当然要把它保存起来，除非是她根本没有拆开，把信夹在书里就忘了。但这可能是她收到的唯一一封信啊。天哪。飞机在盖特威克机场降落时，我心潮起伏。
当然，我也带上了萝珊的那本《医生的宗教》，以备万一。这里我必须忏悔，实在对不起爸爸的在天之灵，在飞机上，我翻开那本书，斗胆拿出了里面那封信，打开来看了，主要是考虑信的内容可能对我这一行有所帮助。我不知道这么想有没有任何根据。可能我不过是掩耳盗铃，真实的动机就是好奇心切，多管闲事。
贝克斯希尔离盖特威克不过五十英里左右，那一带的英国是彻头彻尾的英式，以至于几乎发生了某种质变，其风格变得难以言传。沿途的很多地名勾起了我一连串关于棉花糖和古老战役的遐思。布莱顿、哈斯丁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里的海岸线承载着不计其数童年假期的回忆，虽然，多年以前的孤儿们对此却未必苟同。我在网上查找飞往贝克斯希尔的航班时，碰巧进入了一个由当年孤儿院的幸存者们建立的论坛网站。里面的回忆真是字字血，声声泪。五十年代，两个女孩落了水，其他女孩在海里手挽手试图将她们救出来，匪夷所思的是那些修女，竟坐视不救，只在岸上祈祷。简直是一幅从狼心狗肺博物馆里流失的画卷。我不禁在心里揣摩麦科纳提夫人的女儿，但愿她并非那种见死不救的修女之一。如果萝珊的孩子在四十年代落入了那些人手里……这就是我坐在从维多利亚火车站出发的列车上杂乱无章的思绪。
除了护照，我随身携带着关于萝珊的全部文件以及履历资料，还有斯莱戈那位修女写的一封介绍信。我很清楚，这些古老的机构是出了名的，或者说，恶名昭著的讳莫如深，我们医院与其相比也不相上下，焦虑混杂着无助，还包含各种隐忧。事实通常并非人之所想，其发生发展往往千丝万缕、环环相扣，而真相并不一定意味着解决和了断，反而可能会造成进退维谷、停滞不前，人们据此开始疑神疑鬼、捕风捉影，终于陷入剑拔弩张、自相残杀。所以，虽然有那位修女的好心介绍（即使她没有给贝克斯希尔打电话更没再从中插手），另外还有珀西的鼎力相助，我还是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此行可能是以卵击石，败兴而归。
看来，我命里注定要见证各种机构令人叹为观止的萧条败落。这似乎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一发不可收拾的潮流。贝克斯希尔的拿撒勒院也未能幸免。这些机构的历史似乎已经写进了它们所在建筑物的红砖灰泥。洗都洗不掉了，我心想。此时的寂静无声似乎暗示着历史长河里所有的默默无语。我敲响前门，顿时觉得人地生疏，形单影只，仿佛自己是个刚刚被送到这里来的孤儿。很快，一位妇女把门开了，不是修女，我告知来意后，被让进门内，进入一条长廊，那里的油毡地面暗光闪闪，红木家具坚实可靠，高高在上的是一尊意大利的圣若瑟塑像。我知道那是圣若瑟，因为基座上刻着他的名字。那位妇女停在一扇门前，对我微笑示意，我也回以微笑，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机票最便宜的航班是从都柏林飞往伦敦的盖特威克机场。所以，我得先向东开五个小时的车。这年头，连斯莱戈都有机场了，萝珊知道了肯定会很惊讶，我是在网上看到的，就在浅滩岭。遗憾的是，那里只有小型飞机，目的地是曼彻斯特。
里面布置得好像是个小餐厅，至少是待客之处，桌上已经为一个人独自用餐摆好了餐具，还准备了三明治和蛋糕，以及茶盏。我不知该如何是好，就先坐了下来，思忖自己是不是来对了地方，同时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应该来这里的人。很快，一位身材高挑，笑容可掬的修女飘然而至，她用一个瓷壶给我倒了茶。我注意到，壶上是贝克斯希尔海滨的画面。
*
我说：“谢谢，姊姊。”实在想不出别的什么可说。
我自己也有点糊涂，反正管不了那么多，我得上路了。
她说：“经过长途旅行，我猜想，你一定饿坏了。”
希望他明白我的意思。我有意用了爱国志士这个字眼，免得让他感到不自在。当然也不排除我的推测谬以千里，他看着我的便条，以为我是痴人说梦。
我说：“的确如此，多谢了。”
亲爱的约翰（我写道），我注意到你对我们这里一位患者的善举，那就是萝珊·克莱尔，曾用名麦科纳提夫人。我猜测，约翰，你的父亲就是爱国志士约翰·拉维奥，对吗？我就要去英国了，希望在那里可以进一步打听到萝珊·克莱尔孩子的下落，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想问你几个问题。也许，我们俩还可以相互对证？此致，等等。
“你先吃饭吧，吃完了米里亚姆姊姊会跟你见面。”
很快我就准备出发了，临走之前，我给约翰·凯恩留了一个便条，希望书面文字更容易理解。
于是，我带着几分诧异一顿狼吞虎咽——修女好像都有第六感，知道我饥肠辘辘所以准备了大量食物，常人恐怕不会有这么好的胃口。吃完之后，我被带入修道院的更深处，最后进了一个小屋。
*
屋里都是普通的档案柜。但我立刻感觉到无所不在的机密与历史。档案柜里有些资料恐怕需要律师申请才能开启，即便如此，能否面世也还很难说。这里执事的是一位衣着整齐，面如粉团的修女。
我总的想法是，对她听之任之。
我说：“米里亚姆姊姊。”
我庆幸自己没有依据冈特神父的供词来盘问她，刨根问底或者旁敲侧击，而是按照自己的直觉行事。可以想象，冈特神父的版本将会对她的个人记忆造成多么无情的打击。事实上，连她的自述也不应当作为进一步调查的工具。
她说：“我就是。你一定是格林医生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最痛不欲生的时刻，她走过来，抚摩我的肩膀，一个轻描淡写的动作，对于我却是恩重如山。她走过来，像一位医生，试图为我疗伤止痛。我没有妙手回春的本领，但至少，我可以做一个合格的证人，见证一个普通灵魂平凡中的奇迹。
我说：“没错。”
读过她的自述之后，我决定无论如何必须得去趟英国。她的身世几乎是讲给我听的，至少有时候好像是针对着我，把我当作一位知心朋友，所以，我这么做不仅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而且我心甘情愿为她出把力，把已经开始的调查进行到底，看看谜底到底如何揭晓。我不指望能改变结局，温大夫认为她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他称之为一个“非常悲伤的消息”，还问我是否需要联系她的家属。我认为没有必要。除了那个神秘丢失的孩子，世上再没有一个人配得上这个名头。这也进一步坚定了我去英国的决心，世上如果还有一个人，在她去世时应该得到通知，那么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一定要找到这个人，即使萝珊在别人眼里微不足道，她在我心中已经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她不仅是我的一位朋友，而且她的存在赋予了我在这里工作的意义，同时也肯定了我对这份职业的选择。
“据我所知，你是专程来查找资料的？”
然后，就好像要证明这一点，我重温了冈特神父的供词，我以前在这里做过摘要，但并非原封不动的抄录，一个惊人的发现令我羞愧难当，他对塔楼事件的记叙里根本没有提到萝珊的父亲嘴里被塞满了羽毛，只说到他被人用锤子暴打。难道，在阅读他的供词和做摘要之间的时间里，我的头脑竟然盗用了萝珊提供的细节？可是，当时我还没有读过她的自述啊。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发现自己坠入了苏格兰精神病专家莱恩笔下的狂野丛林。如果我自以为可能靠直觉凭空想象出这个细节，然后下意识地穿插进了我的摘要，对即将阅读的故事早有先见之明，那就太令人作呕了。我可不认同六十年代那套时间轮回，前后倒置的谬论。线性的叙事与真实的记忆已经雾锁烟迷。无论如何，我得出的结论是，萝珊和冈特神父都尽其所能做到了确凿不移，然而人类记忆本身却经常是心血来潮，诡计多端。萝珊作为自己人生的历史学家，她的“罪孽”在于“疏漏”。她的父亲在塔楼给她演示重力的性质，几年之后，她的父亲在塔楼遭遇未遂的谋杀，她目睹了两个事件，但却选择忽视第二件。我首先倾向于认为，她的记忆在创伤后受损，各种细节一团乱麻，甚至张冠李戴，连年纪都记错了，但这个想法不但不太可能，而且显得过分简单。另外，我还有一个难与人言的细节碎片——天哪，天哪。当然，当然，完全有可能，实际上，在多年多年以前，她曾给我讲了锤子和羽毛的掌故，但是我早就忘了。而阅读冈特神父的供词又令这件逸事在我的潜意识里浮现。于是，在我写小记的时候，我用自己模糊的记忆进行了“添油加醋”。简直乱套了！但是，忐忑之余，这个结论还是比较可取的。我可以在神面前指证，我相信他们二人都没有篡改历史，两个版本也并不矛盾，他们各尽所能据实以陈，两个文本相得益彰，综合之后，便可以从中品味出超越所谓“事实”的真理。我开始思索，也许历历可考的史实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我又仿佛听到贝特在我耳边低语：“真的如此吗，威廉？”
“是的，我带来了一些文件，可能对找资料有些帮助……”
写到这里，我马上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比如，我用到了“错误”这个字眼。既然自己完全信以为真，那么她根本不打算披露的“自述”何错之有？我怀疑，整个历史举目皆是偏颇的慷慨陈词。她的自述里面有一段讲到父亲试图用锤子和羽毛给她演示自由落体定律。她当时好像是十二岁（我又看了一下她的手稿，否则，我也在改写她的历史）。是的，大概十二岁。然后是墓地里惊心动魄的一系列事件，接下来是捕鼠，终于在她大概十五岁的时候（糟糕，又得查一下），父亲去世。但是，冈特神父说他是被叛军杀害的，先是在萝珊心爱的圆塔，他的嘴里塞满了羽毛，被人用榔头还是锤子一顿暴打，按照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理论解释，事实可能确实如此，然而萝珊为了求生图存把整个事件改头换面，甚至把时间提前到了自己更纯真的少年时代。总体看来，从我的个人经验出发，如此大幅度的情节转移是很少见的。还有，那个冈特神父建议萝珊嫁给裘·布莱迪，那是她父亲在坟场的接班人，按照萝珊的说法，他是个未遂的强奸犯，那一段读起来多少有些“耸人听闻”。不仅如此，冈特神父也顺便提到了这个名字，就是那些枪支埋藏在其下的墓碑上的名字，按理说，他应当明知道墓碑上是什么名字。然后我想，冈特神父虽然不择手段地想把她关进精神病院，但他的记忆也难免模糊不清，可能当时这个名字恰巧出现在他脑海里，于是他错误地用它给墓碑命了名。阅读这类即兴的历史叙述时，过分要求其分毫不差就相当于犯了分析判断过程中的致命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追求严丝合缝的准确性等于做无用功。
“斯莱戈那边来了一个电话，所以我在你来之前已经开始着手了。”
在约翰·拉维奥的问题上，除非我曲解了她的意思，我相信她的确蒙受了不白之冤。理由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不难想象，一定是极度的死板拘泥，她被人看到跟拉维奥在一起，仅仅人言可畏的怀疑已经足够让她罪不可赦。人类的道德领域内战连绵，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点，令不同的人饱受折磨。她一旦怀了孕，这辈子就毁了。作为一个既“已婚”又“未婚”的女人，这个污点她是怎么都洗不清了。
“啊，她到底打了电话，我还以为她说……”
但到底谁抱走了萝珊的婴儿，这个谜团始终没能解开，而且，关于她父亲的职业，各种证据都跟她的版本相矛盾。如果她在这一点上所言不实，那么，其他内容就也可能是“错误”的。至少，不能简单地望文生义，而对待冈特神父的供词也是一样，虽然他的头脑如此清醒，几乎让人觉得过于理智，反而有几分不可取。
她说：“这份档案有两个索引。”她打开一份薄薄的卷宗，“你要找的那个孩子没在我们这里住多久。”
萝珊的自述与冈特神父的供词大相径庭，尤其是关于她父亲的经历那一部分。虽然她在世上举目无亲，又在医院这样的地方度过了六十多年，她的文字却到处洋溢着生命的欢欣和对人类的热爱。很多疑点依然存在。然而，由于我也尽了一己之力，所以能够解读其中的一些人和事，并为此深感快慰。珀西·奎恩记录里的那位肖恩·凯安无疑就是约翰·拉维奥的儿子。他似乎受过某种程度的脑损伤。我知道可以向谁打听这件事，我怀疑肖恩·凯安就是我们的约翰·凯恩。这是一个忠诚与守护的传奇。他父亲让他照顾萝珊，于是他倾其今生，鞠躬尽瘁。
我几乎要脱口而出，感谢上天，但及时收住了嘴，只在心里默念而已。
我的第一感觉是自己三生有幸。多么神奇，她在暗地里偷偷地写这份自述，像一位藏经阁里的修士，与此同时，我则在殚精竭虑地要对她做出评估，结果到处碰壁。一种强烈的直觉告诉我：我可能就是她倾诉的对象。
“虽然档案牵涉到的是久远的往事，但据我所知，那位母亲还在世，当然，还有孩子本人……”
我阅读了萝珊的自述，像一位研究她的生命史的专家，在头脑里给史实和事件确立了坐标。
“那么说，曾经有个孩子，确实有个孩子？”
*
她说：“是啊，毋庸置疑，证据确凿。”然后她眉开眼笑。虽说我对确认爱尔兰口音没什么把握，还是不禁大胆猜测，她可能是凯里郡人，至少来自爱尔兰西部。至于她文绉绉的措辞，那应当是经年累月跟文件记录打交道的结果。而且，她机智过人，既彬彬有礼，又妙趣横生。
很快我就看出，这应该是萝珊写的自述。多么不可思议。我不禁舒了口气，那天幸好我没有乘胜追击，对她孩子的事刨根问底。在这里，她把整件事从头至尾交代得清清楚楚，根本不需要我用专业培训出来的手段和花招把她逼到“违心”坦白的地步。我知道自己要在当晚（都是昨天的事）回家之后才有时间仔细阅读，但据我的粗略判断，她的自述给人以开诚布公的感觉，跟她平时言谈中转弯抹角的风格截然不同。但是，这都是哪儿来的？又是谁把它放到了我的桌上，肯定不会是她自己吧？自然而然，我怀疑是约翰·凯恩，他经常进出她的房间。但也说不定是哪个护士。当然了，今天她屋里肯定乱成一团，所以是谁都有可能。我去护士那边问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情况。一个相当能干而且性情随和的护士，名叫窦冉，告诉我说她回头替我问问。我问她，约翰·凯恩在哪里？窦冉说，他回家了，他的家就是医院后面旧马圈里的那间小屋（不久之后也要被推倒了）。她说，约翰·凯恩今天身体不适，上午干完活就请假了，说需要回家卧床休息。温大夫马上批准了。当然，原该如此，约翰·凯恩自己也是病人。
她说：“我们继续？”
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我无所事事，闲得发慌，觉得还不如回去办公。于是我又回来了，开始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在各种表格和信函下面有一个大信封，那是我几天前打开过的，然后扔进了废纸篓。不知谁又把它淘了出来，重新装进了一叠纸。上面是工整的蓝色圆珠笔的字迹，一般出于虚荣心我是很少戴老花镜的，但此刻我不得不戴上它，才能看清那些娟秀的蝇头小字。
“哦，好，好。”
我像往常一样停好车，走进医院。白班的护士向我汇报了当天的情况，其中包括萝珊的状态，她的呼吸越发困难了，徘徊在生死边缘，他们一开始都不敢挪动她，最后还是在温大夫的指导下成功地把她抬到了楼下的病房，给她戴上了氧气面罩。肺功能需要达到98%才能正常地给血液供氧，而她只能达到74%，所以上不来气。虽然她“不过”是一位病人而已，但我不知为什么登时心急如焚，马上冲到她的病房，生怕她已经过世了，看到她虽然昏迷不醒，呼吸还很沉重，但毕竟还活着，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才算落了地。
她说：“这里有出生证。还有孩子养父养母的记录。他们二位可能没看过前一项文件，即使看了，也只是过过目而已。他们可能仅限于知道孩子是爱尔兰人，身体健康，是天主教徒。”
同时，我边开车边想，去英国肯定是没时间了。我扪心自问，威廉，以神的名义，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心里明明知道，仅仅由于她的高龄，你就根本不可能建议让她重返社会。她必须得转到什么地方去（综上所述，她不应该去斯莱戈拿撒勒院，也绝对不能去斯莱戈精神病院）。那么我为什么还这么锲而不舍？不可否认，其实我从中获得了某种心灵的慰藉。还有，这其中好像有什么神差鬼使，什么挡不住的诱惑。我把自己的冲动全部定义为某种形式的伤感。对贝特的哀思，对生命的悲戚，以及对人性的痛惜。不管怎么说，去英国就太扯了，虽然我真想把萝珊孩子的命运，或者说萝珊到底有没有孩子的事实，弄个水落石出，尤其是，谜底已经触手可及了。但是，我目前的工作量很大（我在此记录自己开车时的纷繁思绪，所以很缺乏条理），也许人生最重大、最关键的情节往往像一只睡狮，人们最好听之任之。都是陈年往事了，旧话重提还有什么意义？然后，忽然之间，我幡然醒悟。我审视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完全错了。如果这个孩子多少有些留下来的记录，即使后来杳无音信，萝珊知道了的话，难道不是莫大的安慰——在“归西”之前，得知自己千辛万苦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新生命终于安然无恙？但这个消息会不会反而导致精神混乱，甚至造成新的创伤？她会不会希望跟这个孩子取得联系，而人家愿不愿意又很难说——啊，俗语说得好，潘多拉的魔盒一旦开启，结局就不可收拾了。反正，我是没时间管这事儿了。但在这最后关头收手，我可真是很不情愿。
我说：“听起来很有道理。”我觉得自己这话说得傻头傻脑的。主要是我对这位女士佩服得五体投地，被她的干练英姿给镇住了。
我在一种奇异的精神状态下开车返回，内心感慨万千。人们在生命旅途总会留下蛛丝马迹，然而，即使后人发现些许扑朔迷离的线索，多数人生也终将成为不解之谜。毋庸置疑，就像我一直担心的，萝珊的一生历尽苦难。尤其是，她还失去了孩子，又被那个下贱畜生盯上，成了他泄欲的对象。我怀疑，跟她的孩子硬生生分开（或者说，把孩子丢了，更有甚者，如果冈特神父的供词属实，她把孩子杀了），那她一定会就此失去理智。如此沉重的打击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突发性精神病。兼之她“秉绝世之容”，大概很快就成了全体工作人员的出气筒。愿神明保佑她吧。我不禁想到如今端坐在罗斯康芒的形容枯槁的老妪。即便是作为专业医疗人员，我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为她痛感惋惜。但回头看来，我也不由得暗自忖度。如果是我处于当时同样的情况下，会不会像理查森那样做出同样的选择。
“由于这个孩子和迪克兰姊姊之间特殊的关系，愿神明保佑她安息，这里的所有人都非常希望为他找个好人家。我对迪克兰姊姊印象很深，那时我还年轻。她来自爱尔兰西部，一个非常可爱的人，是她母亲的骄傲，也是我们院的荣耀。她是那个年代贝克斯希尔最出色的修女，有杰出的成就。而且，孩子们全都喜欢她。爱她。”
*
在这里，她给出了温和而明确的强调。
那位瘦小的修女说道：“那不用说你也知道，我们都是些怪人。”
米里亚姆姊姊说：“外面有她的一方小墓。你回头要不要去看看？”
我说：“我是天主教徒，是的。”
“哦，那太荣幸了……”
“啊，还有。她自己也想做修女，但是当时她丈夫还健在，当然不行，她丈夫一直活到九十六岁，后来还有那些儿子。当然他们也不支持她。你不介意我问一句，格林医生，你是天主教徒吗？”
“在贝克斯希尔我们也都意识到了今非昔比。但我们谁都无法回到从前亲身体验四十年代，所以也无法充分理解此一时彼一时的含义。就连‘神秘博士’对此也会感到无能为力。”她又笑逐颜开了。
我说：“听起来真是好人。”
我说：“言之有理。”随之马上觉察到，自己怎么用了这么冠冕堂皇的口气，“至少在精神健康的领域里。愿神明保佑。但与此同时，一个人必须……”
“是啊。麦科纳提夫人是托钵修会的一位施主。她去世的时候还有些遗产，她全都留给我们了。真是个善人，我到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一个小老太太，你肯定没见过那么善良的一张脸，总是对每个人都那么好。”
“尽心竭力？”
“麦科纳提夫人的女儿在英国做了修女？”
“对。”
“不行，不行，这种事情当然不能在电话里谈起。”
“拾缺补过，昭雪沉冤？”
“能麻烦你给那边打个电话问问吗？”
她的话令我十分惊异。
“根据记录索引，这是滨海贝克斯希尔院里一位姊妹的特殊案例，当然，迪克兰姊妹其实是这里的本地人。如今她已经去世了，愿她安息。当然，格林医生，她是麦科纳提家的人。你知道吗，老麦科纳提夫人老了的时候也住在我们这里？当然。她九十岁上才去世的。她的记录就在我面前，愿神明保佑她安息，愿神明保佑她们二位。”
我说：“是的。”她出人意料的坦率令我不知所措。
“但是，那个孩子还活着吗？到底有没有个孩子被送到这里来？”
她说：“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然后，像一个牌桌上的老手，她把两个文件摊开，放在我的面前。“这是出生证。这是收养证。”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反正你到了英国准会找到答案。”
我俯身向前，拿出花镜，定睛一看。忽然，我觉得我的心不跳了，血液也停流了。就在那一瞬间，那千条血液的河流和小溪同时静止了。然后，它们一齐飞流直下，狂野的波澜奔腾激荡。
“为什么资料都跑到那儿去了？”
孩子的名字叫威廉·克莱尔，母亲是萝珊·克莱尔，女招待，父亲是伊尼斯·麦科纳提，军人。孩子于1945年由康瓦尔郡帕德斯托的格林先生和格林太太收养。
她说：“是啊。”她的乡村口音很难定位，我想可能是莫纳亨，甚至更往北，“这里虽然有索引，但是所有跟这些名字有关的资料都存放在滨海贝克斯希尔的拿撒勒院里。”
*
我说：“英国？”
我怔怔地坐在米里亚姆姊姊面前。
她说：“但是你得去英国才能弄清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她非常委婉地问道：“原来你根本不知道？”
我被让进去的那部分拿撒勒院是新修的，但已经感染了某种机构性的冷若冰霜，虽然总体气氛还比刚才那座老医院强。我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曾经认为病人和疯人住的地方应该格外亮丽光鲜，以人性的欢天喜地来对抗人世的水深火热。但也许这类地方很难脱胎换骨，就像老虎和豹子无法摇身改变它们的条纹和斑点。拿撒勒院的资料员是个修女，年纪比我还大，不算老年也算是中年的晚期，穿着一身轻松的现代服饰。我还以为她们得穿长袍戴头巾呢。她说，老好人珀西刚才打来了电话，提供了姓名、年代等等，所以她已经为我找好了相关信息。她称之为“新闻”。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是为公事来的——想要为我管理之下的一位老人出把力。”
*
“我们以为你可能知道了。我们无法确定你到底知不知道。”
我们热情地握手告别，但又似乎不是全心全意的热情。我们两人都有些犹豫不决。确实，这就是生活。
“我一无所知。”
“谢谢你，珀西。”
“还有其他资料，迪克兰姊姊在七十年代跟一位肖恩·凯安打过交道，这里有笔记。这事你知道吗？”
他说：“没说的。这样好不好，我这就给拿撒勒院打个电话，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告诉他们你即将前往。对，就这么办！”
“更不知道了。”
“感谢你热情相助。我真的很感动，珀西。”
“凯安先生十分迫切地想要找到你，迪克兰姊姊就提供了信息，让他能够如愿以偿。他后来找到你了吗？”
他说：“你今天能来我真的很高兴。我们以后应当经常聚聚。”
“我不知道。没有。不对，找到了。”
我说：“可不是，这就是生活。”
“可想而知，你一定心乱如麻，这完全可以理解。心里像翻江倒海一般，是吧？好像有海啸席卷而过。把人和事都冲得面目全非。”
“这就是生活。”
“姊姊，不好意思，我胃里有点不舒服。可能是蛋糕吃多了……”
“我开车来的一路上就在想这个同样的问题。”
她说：“哦，不要紧。盥洗室就在那边。”
他说：“真正奇哉怪也的是我们两家医院离得这么近，我们却这么久没有来往。”
*
“奇怪，我一点都不知道。”
恢复过来之后，我去看了“姑母”的坟墓，简直不可思议。然后，踏上了归程。
“她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我多么希望，向往，贝特还活着，思之若渴，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多么渴望向她倾诉。
“这事我可不知道。”
但是接下来的每个想法，都令我摇头叹息。不，不对，那是不可能的。同行的旅客肯定以为我得了帕金森综合征。所有的信息都在我的脑子里打转，不得其门而入。
“她的母亲是在这里去世的。你知道吗？1941年。”
那个老太太，那个我多年都没有注意到但最近却在我的想象里占据了巨大的空间的老太太，精灵古怪，背景模糊，历史颇有争议，我的知心朋友，却原来是我的亲生母亲。
我们两人坐在那里，都若有所思，也许觉得虽然时代变迁，有些事竟依然如故。
*
“可想而知，肖恩·凯安不久之后也销声匿迹了，说不定也像萝珊一样被转走了。理查森之流无疑选择了某种意义上的息事宁人。”
我急急忙忙地往回赶，可以说，火烧火燎。路上的钟点并没有理清我的思路。我紧赶慢赶，归心似箭，就怕她没等我回来就咽了气。我无法解释这种心急如焚。这是一种纯粹的焦急，心无旁骛。没有思维，只有感情。赶紧，赶紧，快马加鞭。我像疯子一样开车，横穿爱尔兰。到了医院我胡乱停了车，对手下的医务人员视而不见，大步流星走向病房，心里希望、祈祷，她还活着。屋里没人，她床位四周却拉着帘子。我知道，命运使然，结局如是，她已然离我而去了。我撩开帘子，她竟然好好的，不但活着，而且醒着，头向我的方向转了几度，满腹狐疑地望着我。
我说：“明白。”
她说：“格林医生，你上哪儿去了？你看，我起死回生了。”
珀西说：“可不是嘛。总是船到中流偏遇风暴，所以谁都不敢摇撼得太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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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一旦发生，都是难题。”
我恨不得马上就告诉她。但是，我不知该怎么说。还是需要事先准备一下措辞。
“不幸的是他居然在这里一直待到退休，我看到，他的工作记录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末。这种事经常处理不当。”
我在帘子的开口处踯躅流连，她似乎心有所感。我们的直觉比我们的意识更善于审时度势（虽然这个论点在医学上恐怕站不住脚）。
“那个被指控性侵的人呢？”
她说：“那么，医生，你评完了？”
“总之，大概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她被转到罗斯康芒，以便让这件事尘埃落定。”
“什么？”
我没说什么。只是颔首以示鼓励。
“你对我做出了评估？”
“就是关于你的这位病人。这里以前有个打杂的叫肖恩·凯安，说句不好听的，他脑子有点毛病，他投诉了另一个打杂的。这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能是五十年代后期，做记录的书记员叫理查森，我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被投诉的那个人叫布莱迪，肖恩·凯安说他长期威胁你的病人，其实恐怕就是猥亵。不介意我说一句，你这位病人被形容为‘秉绝世之容’。威廉，我跟你说，从书记员潦草的字迹，我看得出，他非常不情愿记录这件事。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现今对待这种事的态度也依然如此。”
“哦，那事，评完了。”
我小心翼翼地问道：“哦，是什么事？”
“结论是什么？”
他说：“另外，从开诚布公的角度出发，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很遗憾这个记录是机密文件，所以我不能拿给你看。是个内部调查报告，你知道的，家丑不可外扬，这种事哪里都一样。”
“你是无辜的。”
然后，他沉吟了半晌。用贝特的话说，他“若有所思”。
“无辜？世上哪有称得上无辜的人。”
“可以，这个方案应当可行。以前，他们在这种事情上对外守口如瓶，除非你知道怎么撬开他们的嘴。如今，虽然他们的出发点还是高度保密，但是，像很多其他这类机构一样，他们最近这些年也经受了各种各样的冲击。拿撒勒院有很多分支，其中有些受到严厉指控，都是早年发生过残酷虐待的案例。所以，现在他们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开放得多。我跟本地的拿撒勒院很熟，经常有公务往来。她们对我帮助很大。当然了，那里都是些修女。托钵修会其实具有很崇高的理念。”
“你是无辜的。你被错误地送进了精神病院。我向你致歉。我代表我的专业领域向你致歉。也以我个人的名义致歉，因为我没有及早着手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最后还亏得医院要拆迁。我知道，我的歉意完全于事无补，甚至不堪入耳。”
“你说，我能不能这就去趟拿撒勒院，问问他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她虽然身体虚弱，还是忍俊不禁。
“如果冈特神父明明知道萝珊没有弑婴，却为她加下了这项重罪，那么，他的所作所为不仅是不公，而且是不法。我绞尽脑汁试图对他的指控做出合理的解释。我得出的唯一的结论是，他指的是精神意义上的弑婴。当然在那个年月，人们认为私生子沿袭着母亲的罪孽。我们这位精明的神职人员可能就是利用了这层含义。回顾往事，我们只能尽量宽大为怀，尽量既往不咎。当然，这些假设都建立在她确实没有弑婴的前提之上。”
她说：“这是哪里的话。他们给我看了新医院的简介。能让我在那儿住一阵子吗？”
“啊，原来如此，我可恍然大悟了。”
“完全看你自己的意愿。你自由了。”
“听起来确实如此，但是，我想，我知道她的意思。斯莱戈以前有个孤儿院叫拿撒勒院。现在那里已经没有孤儿了，成为了老年人的收容所，我就经常往那边介绍病人，尽量避免让他们……都窝在这里……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这一辈子不是一直都有自由的。感谢你给我自由。”
“冈特神父写到萝珊弑婴，而弑婴无疑是她在这里入院的主要原因，所以我特别问到，她的孩子怎么样了，她说，孩子在拿撒勒，但怎么可能呢，完全是无稽之谈。”
我说：“宣布你的自由是我莫大的荣幸。”我的语气煞有介事，但她宽宏大量地接受了。
“是吗？这倒很有意思。她是怎么说的？”
她说：“你能到我床边来吗？”
“倒不是关注。她本人对此矢口否认，所以我希望能找出事实真相。”
我走过去。不知她想做什么。她只是拉起我的手，轻轻握住。
“确实不常见。我重读了一遍那位冈特神父经典的供词，然后又查了一下我们这里还有没有其他与此相关的资料。你尤其关注萝珊弑婴这件事，是吧？”
“那你能不能允许我原谅你？”
“应该是的，这个姓不常见。”
我说：“神啊，当然。”
珀西说：“我想，应该是同一个人吧。”
接下来是一阵短暂的沉默，在这个瞬间里，我百感交集。
不得不承认，这个发现令我大失所望。也许我在内心深处希望萝珊的否认能够得到证实。但事与愿违。
她说：“我原谅你。”
他爽快地说：“我就不用了。第一条信息你肯定感兴趣。皇家爱尔兰警队的记录还真的保存下来了。就存放在市政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你给我的那个名字是约瑟夫·克莱尔，对吧？确有其人，这个名字有记录在案，我记得大约是1910年或者1920年。”
*
我说：“不用，我没问题。我不用喝茶。你要喝吗？”
第二天早晨，我绕到后面的旧马圈。我想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再向约翰·凯恩打听几处细节，现在我有更充分的理由问他。我知道，他可能无法或不愿回答我的问题。但至少我要对他奇异的壮举表示深切的感激。
他说：“我为你打探了一番。还真找到了几条线索。说实在的，我也被吸引住了。大概每个人的一辈子都有若干不解之谜。不过首先，要不要我给麦姬打个电话，让她给送点茶水？”
但是，哪里都找不到他的人影。他的住处是个单人房间，橱柜上放着一个老式的留声机（牧歌牌，来自布里斯托尔），要打开右侧的小门才能放出声音，因为小门里藏着简陋的木制放大器。制造商提供的架子上放着一整套78张唱片。里面包括班尼·古德曼、巴博·麦利、杰利·罗尔·莫顿、弗莱彻·亨德森，还有比利·梅耶。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整洁的小铁床，床单上绣着朴素的花朵。我马上想到萝珊笔下麦科纳提夫人的手工。不难想象，为了达到目的，或者达到他以为对萝珊来说的最佳方案，他不惜充分利用麦科纳提家里见不得人的秘密来给他们施加压力。汤姆·麦科纳提有个在法律上并不存在的前妻，而他的第二个家庭可能对此一无所知。疯了的妻子可能不算妻子，但她还是个有血有肉的人。麦科纳提夫人和她好心肠的女儿肯定对约翰·凯恩做到了仁至义尽，包括向他提供了我被收养前的全部信息，以及被收养后的新名字。不知他那时找我有什么打算，只能猜测，当他发现我奇迹般地学习了精神医学，便顺水推舟地对原计划进行了一番调整，重新谋划了一个将计就计的上策，毕竟，从他的角度来看，无法预知的是，如果他贸然让我们母子重逢，要是我根本就不打算跟萝珊见面呢？另外，即使同意见她，我难道一定不会拒绝认亲？她已经被世人厌弃，我又何以见得就会特立独行？
“是啊，由于种种原因，我需要对萝珊·克莱尔，就是我信里提到的那个病人，做个评估，但是要让她实话实说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我也来个拐弯抹角，绕道而行。”
这些当然都是我的逻辑推理。它们并非历史。而历史的本质已经开始令我疑窦丛生。所谓的历史不就是用煞有介事的句子表达出来的回忆吗？既然如此，那些回忆真实可靠吗？依我看，并不尽然。以此类推，多数诉诸语言的历史其实乱象丛生虚实难辨。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继续生活下去，要保持清醒与理智，要直面伪善与危险，要在满纸荒唐言的历史上重建我们无限热爱的家园。也许这才是人性的真谛，是我们作为一种生命最光辉灿烂的品质——在废墟上重新树立坚定的信念。
他说：“那么，你这项调查工作还在进行之中？”
值得一提的还有约翰·凯恩床头的一盒古巴雪茄烟，我打开来一看，只剩半盒。既是半缺，也是半盈。
“没有，没有。应该是没有。都是后来的事。”
除此之外就是那封不同寻常而又事关重大的短信，他把它放在了留声机上。
“我还没见过你太太吧？”
亲爱的格林医生：
我说：“哦，没关系，你的心意我领了，不用挂怀。”然后就无话可说了，“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我不是什么天使，我把孩子从岛上抱走了。我抱着孩子快跑快跑找大夫。我想跟你好好说但是我得走了。你想问我为啥跟萝珊这么多年，因为我是我爸。我爸被刽子手杀了。我求辛医生给你写信，奇迹啊，他写了你也来了。真高兴你来了。总有一天我全告诉你，这一天到了。现在你肯定都知道了我求你别扔下你妈。人无完人你看我。到了天堂门口心里不全是爱圣彼得不让进门。到时候了说，再见了医生，原谅我吧，愿宽恕我。
珀西说：“听说你太太过世，我真为你惋惜。本想赶去参加葬礼，但是那天怎么也脱不了身。”
忠诚的爱
说起来，我跟珀西·奎恩一度十分要好，奇怪的是虽然工作地点近在咫尺，我们却没有保持联系。有些友谊，即使深厚丰富，也只能转瞬即逝，无法地久天长。不管怎么说，我在塔楼上的一间办公室里找到珀西的时候，他还是表现得十分热情殷勤，我注意到，他的发线也倒退了，身材也发了福。我不太清楚他的学术立场，不知他是观点激进，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明哲保身，像我一样，心里明知自己担着袖手旁观的罪名，仍听任事态发展。当然，这种事，除了在这里说上一句半句，我不会对谁轻易忏悔，但我知道圣彼得肯定已经给我记了一过。
肖恩·凯安·拉维奥（约翰·凯恩）
终于，在沸沸扬扬的搬迁进程中，我抽空去了一趟斯莱戈。其实距离很近，但这么多年我很少去那儿。春光明媚。然而，就算天气再好，斯莱戈精神病院看上去依旧死气沉沉，主要是那两座塔楼，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事实上，它们倒是算得上宏伟的建筑。这里俗称利特里姆大饭店，萝珊跟我解释过，据说利特里姆郡半数的人都住在这里。但那无疑是带有地方色彩的偏见。
又及，是多兰袭击了利特里姆，后者后来平安回家了。
格林医生的俗事小记
护士和服务人员都不知他在哪儿。他没有打包行李，也没有爬进附近的树林里悄然死去。他只是倏忽间不知了去向。我们报了警，警察也眼观六路四处寻人，结果发现他似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影无踪。他提到的那个马克斯·多兰是这里一个杂工，年纪轻轻，相貌堂堂，还有个女朋友，他私下里向我承认了对那位利特里姆女患者的所作所为，自觉悔愧难当，每天坐卧不安。他先是供认不讳，继而又翻供，出尔反尔。律师准备好了之后，他就会出庭受审，估计那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医院里大家的情绪倒没有受到负面影响，病人和工作人员都在疏散之中。不过我们或许也有小小的收获。那就是从此以后病人的人身安全有了保障，只能是但愿如此吧，我还不至于那么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