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尔逊夫妇面面相觑。
“再会，我要走了，事情很忙。”那印第安人说完这话，就不慌不忙，很仔细地跨过地板上的一摊血迹，开开门，走出去了。
“他一定会认为是我们干的，”汉斯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肯定以为是我干的。”
“早上好，尼古克，”她说，声音有点勉强，“不好，很不好。出大乱子了。”
伊迪茨一时间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很简洁，很老练地说：“他怎么想先不去管，那是以后的事。现在我们先去挖两个坑。不过，先得把邓宁捆起来，别让他跑掉。”
汉斯手里还抓着那杆枪，他觉得这个印第安人一定以为这里的死人都是他打死的。他求救似的望着妻子。
汉斯此刻连碰一碰邓宁都不乐意，伊迪茨就一个人把邓宁的手脚捆起来了。完了，她同汉斯走到门外的雪地里。地冻得梆梆硬的，锄头根本砍不进去。他们弄来许多木柴，扫开积雪，在冻结的地面上燃起一堆火。烧了一个钟头之后，才有几英寸的泥土被烧化了。他们挖出这些泥土，又生火。他们就按着这个速度一个钟头挖两三英寸深。
“风真大呀，”印第安人说，算是问候，“都好吗？都很好吗？”
这真是一件既困难又辛苦的工作。暴风雪刮得火堆总是烧不旺，风又吹透了他们的衣服，冻得他们浑身冰冷。他们很少说话，大风也吹得他们张不开口。除了偶尔说说邓宁为什么这么干的话，他们多半时候都是默默无言，他们的心头紧紧压着这场悲剧带给他们的恐怖。到了下午一点钟了，汉斯看着木屋子，说他肚子饿了。
她还是摇了摇头，于是他又准备把枪交给她。正在这时候，门开了，一个印第安人径自开门走进来。一阵猛烈的风雪随着他吹了进来。他们转过身子，面对着他，汉斯手里仍旧握着那杆枪。这个不速之客看到这情景，一点不惊奇，他已经看清楚这儿有死者，也有伤者。他平静得很，哈尔基就躺在他的脚边，他一点不理会。仿佛这具尸体根本就不存在。
“不，汉斯，现在不成，”伊迪茨说，“屋子里弄成那个样子，我可不能回去一个人做饭。”
“最好是让我打死他！”他在恳求她。
两点钟的时候，汉斯说要陪她回去做饭；可是她坚持让他干下去；直到四点钟，两个坟坑才算挖好。坑都很浅，也就两英尺深，就这也够了。到了晚上，汉斯拉出雪橇，在暴风雪中，拖上两个死人走向那个又冻上了的坟墓。这一点不像出丧。雪橇深深地陷在雪堆里，拖起来非常吃力。他们夫妇从昨晚起就没有吃过一点东西，他们又饿又累，身体很虚弱了。风刮过来，他们没有了抵抗力，有时甚至会被刮倒。还有几次，连雪橇都翻了，他们只好再把这可怕的东西装上去。走到离坟坑一百英尺的地方，他们需要爬上一个陡坡，两个人不得不趴下来，像拖雪橇的狗一样，手和胳膊都插到了雪里。就是这样，有两次他们被沉重的雪橇拖倒了，从坡上滑下来，活人死人绳子雪橇都可怕地缠在了一起。
她摇了摇头，伸手要邓宁手里的枪。他刚准备交枪，又缩回了手。
“明天，我再来插上两块牌子，写上他们的名字。”他们终于把坟做好了，末了，汉斯说。
“好吧，”他说，“就按你说的办。说不定哪天，明天或后天，他就会把我们都杀死的。”
伊迪茨抽抽噎噎地哭着。她尽自己的所能，断断续续地祷告了几句，葬礼就算完成了。现在，她的丈夫扶着她回到小木屋里。
她和他争论了好半天，这不过是单方面的陈词，因为他太固执，翻来覆去总是那句话：“他杀死了达基和哈尔基。”她呢，又摆脱不了她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和传统的观念。那种传统的守法观念，对她来说，就等于是行为正确与否的准则。她看不出还有什么更正确的东西。她认为汉斯这种把执法权揽在自己手里的行为，并不比邓宁的所为来得正当。以牙还牙是不对的，现在要惩罚邓宁，只有一个办法，应当按照社会上通常的做法，依法处理。最后，汉斯还被她说服了。
邓宁已经醒过来了。他在地板上滚来滚去，徒劳地想挣脱捆绑他的皮带。他用亮闪闪的眼睛瞅着汉斯和伊迪茨，可是不打算说话。汉斯仍旧不肯碰一碰这个凶手，他不情愿地看着伊迪茨把邓宁从地板上拖到男人们的卧室里。可是，她再没有力气把他从地板上弄到他的床上。
他冷笑了一声，他不相信在这种地方法律会有什么用，他只是固执地、毫无感情地重复着一句话：“他杀死了达基和哈尔基。”
“你还是让我给他一枪，省得以后麻烦。”汉斯最后一次请求伊迪茨。
“这样做是不对的，”她反对道，“还有法律。”
伊迪茨还是摇摇头，又弯下腰去搬邓宁。这一次她很轻易地就把他搬起来了，这让她奇怪。原来汉斯帮了她，她知道汉斯的心已经软了。然后，他们就打扫厨房。可是地板上的血渍怎么也清理不掉，汉斯只好刨掉那一层，把刨花扔到火里烧掉了。
“他杀死了达基和哈尔基！”她的丈夫回答说，“我要打死他！”
日子还得照常过，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寂静和黑暗里度过的，只有暴风雪和波涛打在冰冻的海岸上的隆隆声能够打破这种沉寂。汉斯很听话，伊迪茨说什么他做什么。他的那种进取精神现在完全没有了。她坚持用她的方法对付邓宁，所以他就把这件事完全交给她了。
“汉斯，汉斯！冷静点吧！”她喊道，“别发疯！”
凶手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他们。不论何时，他都可能挣脱皮带，因此他们必须白天黑夜地看管着他。汉斯和伊迪茨，总得坐在他旁边，拿着那支上了子弹的猎枪。最初，伊迪茨定八小时一班，可是这种不间断的监视太紧张了，她和汉斯就每隔四小时换一次班。这么一轮，除去睡觉，他们几乎连做饭和砍柴的工夫都没有。
他打算从她手里夺下枪来，可是她靠得更近了，她已经抱住了他。
自从尼古克那一次巧遇之后，当地的印第安人就不肯再到这间木屋来了。伊迪茨叫汉斯到了他们的木屋一趟，请他们用独木船把邓宁送到海边的白人村落或者贸易站上，可是没有结果。不得已，伊迪茨只好亲自去找尼古克。他是这个村子的村长，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只三言两语就说清了他的观点。
“别管我！”他厉声喝道。
“这是白人的麻烦事，”他说，“不是西瓦希人的麻烦事。我们的人要是帮助了你们，这件事就变成西瓦希人的麻烦事了。等到白人的麻烦事和西瓦希人的麻烦事搅在一起，那就变成了一个扯不清的大麻烦事，没完没了。这可没有任何好处。我们的人什么也没有做错。他们为什么要帮助你们，给自己添麻烦呢？”
汉斯没有回答，可是她看见他正在把猎枪举向肩头，她连忙抓住枪口，用力向上推。
没办法，伊迪茨只好回到那间可怕的小木屋里，去过那没有希望的、四小时值一班的日子。有时，轮到她值班的时候，她坐在囚犯旁边，腿上搁着猎枪，会瞌睡起来。往往又会突然惊醒，抓起枪，盯着邓宁，无疑这是神经过度紧张的结果。这对她很不好。她很怕邓宁，甚至在她清醒的时候，如果他在被子里动一动，她也要吓一跳，急忙去抓枪。
“你想干什么？她一面喊着，一面迅速地挺直了正在弯着的腰。”
她很清楚，时间长了，她的神经非出毛病不可。已经有了征兆了，眼睛一直跳。每逢这时，她就要闭上眼睛，让眼珠安定下来。过一会儿，眼睛又会跳起来，是神经质地抽搐，这次则怎么也控制不了。可最让她痛苦的是，那场悲剧无论如何她都忘不了。她在那场意外中所遇到的恐怖，始终在折磨着她。每当她给那个凶犯喂饭吃的时候，她都不得不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壮起胆子。
她突然惊慌起来，瞧了他一眼。他已经抓起邓宁的猎枪，正在把子弹塞进去。
汉斯所受到的影响和她不一样。他就有一个念头，要打死邓宁，他认为这是他的责任；每逢他去服侍这个被捆住的人时，或者轮到他监视他，伊迪茨都提心吊胆，怕汉斯会在这面木屋里又给死亡簿上添一笔。他总是恶狠狠地咒骂邓宁，粗暴地对待他。汉斯泯灭不了杀死凶手的念头，有时还会心存侥幸地对他的妻子说：“再过些日子，你会同意我杀死他的，可是到了那个时候，我又不愿意杀他了，我不想弄脏了我的手。”有好几次，在他值班的时候，她悄悄走到那间屋子里，发现这两个男人像一对野兽，怒眼相望。汉斯的脸上杀气腾腾，邓宁的脸色像被逼到绝境的老鼠野蛮凶残。每逢这时，她会大喝一声：“汉斯，你醒一醒！”他就会镇静下来，有一丝诧异，但绝不懊悔。
“你走开！”汉斯非常粗暴地命令她，声调怪怪的。
从这以后，汉斯也成了伊迪茨·纳尔逊要对付的一个难题。开始，只是一个如何用正当的方式处置邓宁的问题。所谓正当方式，在她看来，就是把他看管起来，然后交给正式的法庭受审。可是现在，又多了一个汉斯的问题，他是否清醒，灵魂能否得到拯救，都是问题。不久，她发现自己也出了问题。由于神经过分紧张，她的气力和耐心都有了问题，她觉得她的身体要垮了。她的左胳膊常常不由自主地抖动和抽搐。她用勺子的时候，常常会把汤汁洒出来，她的左手已经不听使唤了。她觉得自己生了舞蹈风，她害怕病情会越来越严重。如果她真的垮了，会是什么样子呢？她一想到有一天这个木屋子里只剩下邓宁和汉斯的时候，心里马上又有了一层恐怖。
伊迪茨正低头查看邓宁。
三天之后，邓宁说话了。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打算怎么处置我？”在这之后，这同一个问题他天天问，一天问好几遍。伊迪茨总是说，一定要根据法律来处理他。同时，她也天天问他：“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对这个问题，他缄口不言。后来，再听到这个问题，他就暴跳如雷，拼命挣脱捆他的皮带；还威胁她说等到他挣脱了，他就收拾她，他迟早会挣脱掉。每逢这时候，她都扣上扳机，一旦他挣脱掉，她就会立刻打死他。可是由于紧张震怒，她都会浑身发抖，心跳头昏。
“真丢人，我居然没有把他揍死。”他这么回答她。
不过，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邓宁变得踏实一点了。在她看来，邓宁似乎过烦了这种整天躺着动不了的日子。他开始请求她放了他，他起了好多毒誓。他说他绝不会害他们，他会独自沿着海岸走，去向法庭自首。他还愿意把自己的那份金子送给他们。他要一直走到荒野的深处，永不在文明社会露面。只要她放了他，他会自己结束生命。每次，他请求到最后，就会不自觉地说起呓语来，甚至她觉得他快要疯了。但是，无论他如何哀求，她总是摇头，从没有想到要放了他。
伊迪茨听见她丈夫的嘴里在嘟哝着什么，就问他：“你说什么？”
后来的几个星期，他变得更顺从了。可他的精神在这段时间里越来越委顿。他常常像一个性格乖张的小孩子那样，脑袋在枕头上翻来滚去，嘴里喃喃着：“我真的过厌了，真的讨厌了。”不久，他又常常激动地请求他们尽快把他处死，一会儿求伊迪茨杀了他，一会儿求汉斯解除他的痛苦，让他安静地长眠。
他走过去，低头瞧了瞧那个凶手。
这种不能让人忍受的场面困扰着他们。伊迪茨的神经越来越紧张，她知道自己随时有垮掉的可能。她不能踏踏实实地休息一会儿，她总担心汉斯在她睡觉的时候发起狂来，杀死邓宁。这时，虽然到了正月，但是要看见做生意的双桅船到达这里，还要几个月时间。他们本来并没有打算在这所木房子里过冬，现在粮食也一天天地少下去；由于看管犯人，汉斯很久不能出去打猎了，他们眼睁睁地被困在这所房子里了。
“他没有死。”她对汉斯说。
伊迪茨心里也清楚，该想个办法了。她强迫自己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但她无论如何摆脱不了她那个民族的传统观念，还有她的那种与生俱来的，说它是得自于血统也好，或者说得自教育也好，她的那种守法精神是不能被摒弃的。她知道，无论怎么做，她都得照法律做。有时候，当猎枪放在膝盖上，不安的凶手躺在她身旁，暴风雪在外面肆虐，她要一连盯上几个钟头的时候，她就尽力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来想想这，想想那，给自己造出一套法律演变的理论。她觉得，法律不过是一群人的判断和意志。至于这群人的多与少，倒没有什么关系。按照她的想法，这个人群可以小到如瑞士，也可以大到如美国的人群。由此推断，人群大小关系不大。也许，一个国家只有一万人，可是这个集体的判断和意志，仍然会成为那个国家的法律。如果是这样，一千人是一个群体，一百个何尝不是呢？五十个不是也可以吗？那么五个呢，一个两个呢？
于是汉斯走到桌子旁边，一下子吹灭了蜡烛。接着，他们就一块儿来检查房间里的情况。哈尔基和达基已经死了——很可怕，射程太近了。汉斯不愿意靠近邓宁，伊迪茨只好一个人去检查这部分情形。
这个结论先让她自己吃了一惊，她对汉斯谈了这个问题。起初，汉斯不懂，后来他弄明白了，就举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他说起了淘金人的会议。每到开会的时候，淘金人都要聚在一起，制定法律，执行法律。他说，总共也就十到十五个人，可是对于这十个或十五个人来说，多数人的意见就是法律，谁违反了多数人的意见，谁就要受到惩罚。
“可是你不知道该刨几个坑，”她拼命地反对，看他犹豫了，又说，“我要跟你一起去，能帮个忙。”
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伊迪茨才对自己的困惑想出了一点眉目。那就是邓宁必须受到绞刑，汉斯也赞成。在他们这一群里，他们两个占多数。根据集体的意志，邓宁必须接受绞刑。为了执行这个决定，伊迪茨非常认真，坚持要按照习惯上的形式办理。可是这个人群太小了，只有汉斯和她，所以他们两个要充当证人、陪审人、法官等一系列的角色，最后还要充当执刑人。她正式起诉麦克尔·邓宁犯了谋杀罪，谋杀达基和哈尔基。那个躺在床上的罪犯，先听了汉斯的证词，又听了伊迪茨的证词。他什么也不说，既不认罪，也不说没犯罪，伊迪茨问他有什么要为自己辩护的话，他也一声不吭。于是，她和汉斯还是坐在自己原先的席位上，宣布陪审人认为犯人有罪。然后，伊迪茨作为法官，当庭宣判。她的声音颤抖，眼皮跳动，左臂抽搐，但她坚持着读完了宣判书。
“迟早要刨。”他说。
“麦克尔·邓宁，三天之后就要对你执行绞刑。”
“汉斯，别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儿，跟这些——”她向整个房间扫了一眼，“跟这些在一起。”
听完判决，那个罪犯舒了一口气，他哈哈笑了起来，然后说：“这么说，这张该死的床不会再折磨我了，它让我背上疼极了，那倒让我安心了。”
他的手已经抓住了门把手。他扭转半个头，回答说：“去刨几个坟坑。”
宣判之后，三个人都感到了轻松。尤其是邓宁，从他的脸上一眼就能看出。他的那种阴沉凶蛮的神气一点也没有了，他跟看管他的人随意聊着天，甚至还像以前那样，说些散发着才气的俏皮话。伊迪茨为他读《圣经》，他很满意。她读的是《新约》，读到浪子和十字架上的贼时，他似乎还有点津津有味。
“你要到哪儿去？”伊迪茨担心地问他。
执行绞刑的前一天，伊迪茨又提出了那个老问题：“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邓宁回答说：“这很简单，我想……”
汉斯没有吱声，眼睛带着恐怖神色看着她。他慢慢地瞧了瞧屋里的情景，仔细地瞧着。接着，戴上帽子，朝门口走去。
可是伊迪茨马上拦住了他的话，叫他等一会儿再讲。她急匆匆地走到汉斯的床边。这时汉斯正在睡觉，他从梦中醒来，揉着眼睛，说了几句抱怨的话。
“我的上帝呀，汉斯！”这是伊迪茨说出的第一句话。
“你出去一趟，”她说，“把尼古克找来，另外再找一个印第安人一起来。麦克尔要招供了。你一定要让他们来。把枪带上，万一他们不来，你用枪口逼着他们也要来。”
突然，一声尖锐的金属声打破了这里的一片沉寂。她尖叫了一声，立刻调转眼光瞧着那张桌子。那个盆倒了。汉斯叹息了一声，好像才从睡梦中醒来，盆子的声音让他们想到了今后他们将要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里。而这所木房子就是今后他们要生活行动的新世界了。原来的木房子里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眼前的生活是全新的，生疏的。这个意外的变故给事情的表面施了一层魔法，让它们的价值、憧憬全部改变了，把现实中的和想象中的全都交织了一起，让人无所适从。
半个钟头之后，尼古克和他的叔叔哈狄克万被领进了这间出过人命的屋子。他们不是情愿来的，是汉斯拿枪押来的。
她回头看了邓宁一眼，双眼又回到了那个翘起的盆上。这真是太不可思议啦！她突然有了一种想笑一下的神经质的冲动。随后她注意到了房间里的沉寂，于是有了一种期待，希望发生点什么，她把那个盆忘了。从桌子上滴下的咖啡声那么单调，更加强了屋里沉寂的气氛。为什么汉斯那么安静呢？他为什么不讲话？她看着他，想说点什么，这才发现自己的舌头根本不听使唤。她的嗓子有特别疼的感觉，嘴也又干又苦。她只能看着汉斯，汉斯也在瞧着她。
“尼古克，”伊迪茨说，“这件事不会给你添什么麻烦。我们也没有别的要求，只是请你坐在这儿听一听，知道一点情况。”
汉斯什么也不看，可是伊迪茨的眼睛却不停地在房间里扫来扫去，再次注视着刚才发生的情景。邓宁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在狂转之中撞翻的那把椅子就在他的身旁。那支猎枪有一半压在他的身子下面，后膛开着，那两颗没有装上去的子弹滚出了他的右手，想必是他本来捏得很紧，直到失去知觉才松开手。哈尔基脸朝下，扑倒在他摔倒的地方；达基向前伏在桌子上，乱蓬蓬的黄头发浸在他那盆玉米粥里。那个盆子仍旧翘起一边，跟桌面形成一个四十五度的角。这个翘起来的盆让她好奇，为什么它没有倒呢？真是不近情理，人都死了，盛粥的盆子居然翘着，没有道理。
于是，麦克尔·邓宁在被宣判被判处死刑之后，终于开口招认了他的罪行。他一面说，伊迪茨一面记录他的口供，那两个印第安人在一旁听着。汉斯怕证人跑掉，守在屋门口。
他们站起身来，汉斯摇摇晃晃地回到墙边，靠在那儿，脸上的肌肉抽搐着，嗓子里继续发出深深的嘶吼，可是声音渐渐小下去了，几秒钟之后就停住了。现在，他反应过来了。伊迪茨站在房子中间，双手拧在一起，气喘吁吁，浑身猛烈地抖着。
邓宁说，他已经十五年没有回老家了，他一直打算将来能够带着很多的钱回去，让他的老母亲舒舒服服地度过晚年。
伊迪茨一点一点地朝后推着汉斯。她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种样子，甚至她觉得他的神情比邓宁和她搏斗得最激烈时还要可怕。她简直不能够相信这只狂怒的野兽竟是她的丈夫汉斯；她战栗了一下，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怕他会过来咬她的手。汉斯呢，他不想伤害妻子，可他不肯罢休，他有几次要扑过去接着打，所以有好几秒钟，他忽而向后退，忽而向前冲。伊迪茨坚决地挡住了他，直到他恢复了理智，平静下来。
“可是只有一千六百块能够干什么呢？”他说，“我想把所有的金子，把那八千块全弄到手。这样，我就很体面地回家了。因此，我打算先杀死你们，然后到史盖奎镇去报案，说是你们印第安人杀死的他们，然后我就一路逃到爱尔兰去。于是，我就动手了。不过，正像哈尔基原来常常说的那样，我的野心太大了，等到我要全部吞下去的时候，我自己先摔倒了。这就是我的口供。我既然干了这种蠢事，现在，只要上帝愿意，我愿意向上帝赎罪。”
没办法，她只好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丈夫和那个已经不会抵抗的凶手之间。她这么做，并不是出于理智，更不是怜悯，甚至不是为了服从宗教的戒律。这可以说是出于一种守法的精神，这是她从小就养成的道德观念。汉斯终于发现他在打自己的妻子，就停住了手。他乖乖地让伊迪茨推开了他，好像一条凶猛而忠实的狗被主人赶开了一样，但嘴里仍旧发出野兽般的余怒未息的狺狺声。有好几次，他都要重新朝他的俘虏扑过去，伊迪茨都用身体挡住了他。
“尼古克，哈狄克万，你们都听见了这个白人说的话，”伊迪茨对那两个印第安人说，“他的口供都写在这张纸上了，现在你们在上面签个字。这样，等到以后再有别的白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看到你们的旁听证明了。”
汉斯猛扑到那个倒地的男人身上，拳头像雨点狠狠地砸向他，每一拳都像打铁的锤子，他发狂般地擂着。后来伊迪茨感觉到邓宁身上已经没劲儿了，就松开手，翻身滚到了边上，一面喘气，一面盯着他们。重锤一样的拳头一直不停地挥舞着。邓宁好像并不在乎，躺在那儿一动不动。这时候，她忽然意识到，他已经昏过去了。她连忙大声叫喊，吩咐汉斯停手，可是任凭她怎么喊，他就是不理。她抱住了他的胳膊，他还是不理会她，只不过他的胳膊挥起来不那么灵便了。
两个西瓦希人在他们的名字后面画了两个“十”字，伊迪茨给了他们一张传票，要他们明天带着他们部落里的所有人再来做一次旁证，然后就让他们回去了。
汉斯·纳尔逊的头脑和神经显然比他的妻子反应要慢。尤其在这种意外情况下，他的感觉更显迟钝，不过虽然慢了半拍，他也拿定了主意，开始行动了。伊迪茨已经扑到了邓宁面前，掐住了他的脖子，汉斯才跳起来。可是他没有她那么冷静，他气疯了，像喝醉了酒的武士那样怒冠冲天。他从椅子上一跳起来，嘴里就发出一半像狮吼，一半像牛叫的声音。伊迪茨同邓宁的身体已经旋转起来了，他还在那儿咆哮怒吼，接着，他就在房间里到处追赶这股旋风，直到他们摔在地板上，他也刚好追到。
他们把邓宁的手松了一下，让他在文件上签了个字。接着，屋子里就安静下来了，一点声音都没有。汉斯露出了不安的神色，伊迪茨也觉得很不舒服。邓宁仰面躺着，直愣愣地盯着屋顶上长了苔藓的裂缝。
正当他把子弹装上膛的时候，伊迪茨·纳尔逊清醒过来了。他下一步就是要打死汉斯和她。眼前发生的事太可怕了，太叫人不能理解，因此，她神志迷糊了大约三秒钟。接着她站起身和他搏斗起来。她就是和他搏斗起来了，她像一只猫蹿到了杀人凶手面前，用两只手揪住了他的衣领。她这一动作撞得他踉踉跄跄，倒退了几步。他想把她甩开，可是又抓住枪不放。这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此刻她结实的身体和猫一样。她掐住他的脖子，用尽全身的力量把他向旁边一拉，几乎就把他摔在地板上了。他立刻站直身体，迅速地转起身来。她因此抓得更紧，身体随着他转，脚离开了地板。转了一会儿，她悬空的身体撞在了一把椅子上，于是这一男一女就在拼命的挣扎之中，摔在了地板上，占了半个房间。
“现在我要向上帝赎罪了，”他喃喃地说，接着他调转头，瞧着伊迪茨，“为我读一段《圣经》吧，”他说，然后又像是开玩笑似的加了一句，“也许这样会让我忘了这张床有多硬。”
这可是太意外的事了。汉斯和伊迪茨都吓呆了。他们全身紧张地坐在桌子旁，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杀人凶手。他们从火药的烟雾里，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他。这时安静极了，能听见达基的那杯翻倒的咖啡滴在地上的声音。邓宁扳开猎枪的后膛，拿出子弹壳，他一手端着枪，另一只手伸到口袋里去掏子弹。
该执行绞刑了，那天天气很晴朗，很寒冷。温度表上指着零下二十五度，寒风吹透了人的衣服，甚至皮肉和骨头。几个星期过去，邓宁头一次站起来。他的肌肉因为一直不活动，已经不能像往常那样保持直立的姿势了，他简直站不住了。他前前后后地摇晃着，走起路来一栽一跌的，他只好伸出捆着的双手抓住伊迪茨，免得摔倒。
达基的一套胡言乱语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笑声还没有停，门就开了，邓宁进来了，大家都回头看他。他手里拿着一支猎枪。就在大家还在扭头看他的时候，他把枪举到肩上，开了两枪。第一颗子弹刚打出去，达基就倒在了桌子上，撞翻了他面前的咖啡，他那乱蓬蓬的黄头发就浸在他的那盆玉米粥里了。他的前额压在盆边上，盆翘了起来，跟桌面形成了一个四十五度的角。哈尔基跳了起来，身子还在半空中，第二枪就响了；他脸朝下，栽倒在地板上。他那句“我的天”仅仅在嗓子里嘟哝了一声，就再也没有声音了。
“我真的头昏眼花了。”他无力地笑着。
“他那么做，是表示对纳尔逊太太的礼貌，”达基立刻反驳说，“啊，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这太糟了。他为什么不在这儿呢？他是出去了，出去干什么呢？出去是因为要开胃。怎么才能开胃呢？他得光着脚在雪里走。哎呀，我终于明白了。有钱人遇到胃口不开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办法来开胃的。麦克尔有一千六百块钱，他是个有钱人了。他没有胃口了，所以呀，他正在想办法开胃呢。你们只要把门打开，准能看见他光着脚在雪地里走路呢。不过，可没有办法看到他的胃口。这就是他自己的麻烦了，等他找到了胃口，他就会提着它回来吃早饭啦。”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这样也很让人高兴，毕竟一切都过去了。我知道，那张该死的床也会把我折磨死的。”
“谁说他不喜欢啦？吃起来，他连耳朵都浸到盆里去了。”哈尔基说。
等到伊迪茨把他的皮帽子戴在他的头上，要替他放下护耳的时候，他哈哈地笑了，说：“你干嘛还要放下它们呢？”
“他不会再饿了，”达基悲悲切切地说，“他的胃口没有啦，他不喜欢这种伙食了。”
“外面的天气很冷。”她说。
“麦克尔到底出了什么事？”哈尔基问。
“再过十分钟，可怜的麦克尔·邓宁就是冻掉了一两只耳朵，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说。
“麦克尔可怜哪。”他惨兮兮地说。
本来她打起了精神，准备应付这场最后的考验，可是他的话打击了她的自信心。直到现在，一切都好像是梦中的幻影，可是他刚才说的话，其中蕴含的残酷的真理让她清醒了，让她睁大了眼睛，看见了正在发生的事实。这个爱尔兰人看出了她心里不好受。
“什么？”他们异口同声地问。
“对不起，我不该说这种蠢话让你难过，”他懊悔地说，“我不是故意的。对我麦克尔·邓宁来说，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我很快活，像只云雀。”
“这可真是一件大不幸的事！”自然是达基开头。
他立刻吹起了口哨，可是只一会儿的工夫，调子就变得阴郁了，随后不响了。
一个伙伴没有来，却给他们制造了开玩笑的机会。
“我多希望这儿能有一名牧师，”他若有所思地说，然后又很快说，“像我麦克尔·邓宁这样的老兵，出征前没有这样的享受也不会难过的。”
“太糟糕了！”达基悲伤地说。
他的身体很衰弱，再加上很长时间没有走路，门一开，他刚刚跨出去，就几乎被风吹倒了。伊迪茨和汉斯只好一边一个架着他走，他就对他们说笑话，让他们高兴。后来等到他告诉他们，怎样把他那份金子寄到爱尔兰他母亲那里的时候，才停止了说笑。
“这我就不懂了，”汉斯说，“他的胃口一向大得像一匹马。”
他们爬上一座小山，到了树林里一处空旷的地方。这儿，雪里竖立着一个圆桶，四周站着一群人，他们很严肃。其中有尼古克、哈狄克万以及当地所有的西瓦希人，他们的孩子和狗都来了，他们要看看白人是怎么执行他们的法律的。附近有汉斯烧化了的一堆冻土，那里掘好了一个坟坑。
“他吃饭从来没有迟到过。”她说。
邓宁很老练地瞧着这些准备好了的东西。他看到了那个坟坑，那个圆桶，那根绳子和吊着绳子的大树枝，还很仔细地看了看绳子和树枝的粗细。
达基脸上露出了淘气的笑。他装作知道邓宁为什么没有来，故意摆出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意图让大家都来向他打听。伊迪茨走到男人们的屋里看了一下，回到桌子边上。汉斯看着她，她摇了摇头。
“说真的，汉斯，就是让我来准备这些东西，我都不会比这更周到。”
“他比我们起得还早呢，到外面去了。”哈尔基说。
他说了这句玩笑话，开心地笑起来。可是汉斯阴沉沉的脸似乎只有世界末日的号角才能化解得开。汉斯克制着自己，他很不好受。他现在才明白，处死自己的同胞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伊迪茨倒是比他早就想到了，不过想到得早并没有让她好受一点。现在她已经没有了信心，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到底。眼下，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她想尖叫，想狂喊，想一头扑到雪里，想蒙住眼睛，调转身，不论哪儿，跑到哪儿算哪儿。她现在所以能挺着胸膛走在前面，还在做她必须做的事情，完全是靠她心灵上的那一股崇高的力量。她反倒觉得，她能坚持到现在，倒是邓宁支持了她，她要感谢他帮她渡过了这一难关。
“麦克尔到哪儿去啦？”伊迪茨问。
“扶我一把。”邓宁对汉斯说。然后他借着汉斯的力量，勉力地登上了那个木桶。
汉斯·纳尔逊瞧了瞧那个空凳子，慢慢地摇摇头，他打算卖弄一下他那不高明的幽默，他说：“平常，他都是第一个到。今天可太奇怪了，没准儿他生病了吧？”
他弯下腰，让伊迪茨能够把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接着，他就直起身来，这时，汉斯拉紧了他头顶上套在树枝上的绳子。
接下来就发生了意外的事情。那天，他们坐下来准备吃早餐。此时，已经八点钟了（不淘金之后，早餐自然而然地推迟了），但是还需要点着那支插在瓶子里的蜡烛。伊迪茨和汉斯面对面坐在桌子的两端。哈尔基和达基背朝着们，坐在桌子的一端。他们对面空着一个位子，邓宁还没有到。
“麦克尔·邓宁，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伊迪茨的声音很利落，但是听得出仍然在颤抖。
在这个小木屋里，还没有发生过抱怨、争吵和撕扯，大家的运气似乎都不错，经常听到彼此互相祝贺的声音。汉斯·纳尔逊的头脑不是那么灵活，他早就佩服伊迪茨接人待物的本事。哈尔基是个又高又瘦的得克萨斯州人，他不太爱说话，性情有些孤僻，可是待人和气，只要你不反对他的那个金子能够成长的论点，他就会和大家相处得很好。这伙人里的第四号人物是麦克尔·邓宁，他给这个木屋增添了不少带爱尔兰味儿的欢乐。他身材高大，很有力气，但是容易上火发脾气；可是真遇到了重大事件，气氛紧张时刻，他又很和气。第五位人物，也是最后一位，叫达基，他天生是一个为大家充当小丑的人，只要能让人快乐，他甚至不惜拿自己开玩笑。他生来好像就是为人发笑而来的。这伙人之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纠纷。他们只干了短短的一个夏天，每人就能得到一千六百美元，这所木屋里面，当然要充满了欢乐满足的气氛了。
邓宁在桶上动了动脚，他不安地看了看下面，像第一次演讲，清了清嗓子。“我很高兴，一切都过去了。”他说，“你们始终把我当作一个基督徒来看待。
木房子里的一切都很好。他们已经把金沙称过了，差不多值八千块钱，没有谁不满意。几个男人都给自己做了雪鞋，他们出去打一次猎，就能够带回不少新鲜的肉，贮藏起来；在漫漫长夜里，他们乐此不疲地玩着纸牌，一会儿玩惠斯特，一会儿玩五点。现在，采矿的活儿没有了，伊迪茨·纳尔逊就让男人们生火洗盘子，她则为他们补袜子，缝补衣服。
“我从内心里感谢你们对我的好意。”
晚秋的暖和天气像梦境一样一个接着一个，突然间，在尖厉的狂风怒号中冬天来了。一夜之间，天气就变了，这几个淘金者一觉醒来，外面已经是大雪弥漫，千里冰封了。暴风雪一场接着一场，没有风雪的时候，四周静悄悄的，只有荒凉的海岸上一阵接一阵的海涛声打破了这里的沉寂，厚厚的霜似的盐像是给海边镶上了一道白边。
“上帝会收下你这个悔过的罪人的。”她说。
他们先砍了许多枞树，搭起了三间连体的木屋。伊迪茨·纳尔逊的责任是操持家务。男人们的分工是寻找金矿，而且是必须找到矿，这些他们都办到了。这个不算是什么惊人的发现，因为那不过是一个贮藏量极少的冲击矿床，每个人都要很辛苦地干上好多个小时才能够淘到十五到二十块金沙。这一年，阿拉斯加短暂的夏天比往年要长出许多，他们把回史盖奎镇的时间不断地延迟。等到他们决定离开的时候已经晚了。本来他们和当地的几十个印第安人约好了，趁他们秋天到沿海一带做生意的机会，跟他们一块儿走。那些西瓦希人还真的在等他们，直到不能再等了，他们才动身走了。现在，这伙人除了等待偶然的机会搭船以外，已经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挖空了金矿，又砍了很多的木头贮存起来准备过冬了。
“是呀，”他说，他那深沉的嗓音好像正好对应她的尖细的嗓音，“上帝会收下我这个悔过的罪人的。”
他一天到晚都觉得自己停留在黄金国边儿上，似乎这一冬天，他总是好像听到整个阿拉斯加在召唤他。其中，属拉图亚湾的呼唤声最高。终于，在1898年的夏天，他和妻子就乘着七十英尺长的西瓦希木船，顺着曲曲弯弯的海岸线摸索着前进了。跟他们同路的还有不少印第安人和三个白人。那些印第安人把他们和他们的给养运到距离拉图亚湾差不多一百英里远的一个荒僻的小地方，登岸之后，就回到史盖奎镇去了。那三个白人留下来了，因为他们是纳尔逊夫妇的合伙人。费用大家均摊，有朝一日赚了钱也是大家平均分。在这段时间里，伊迪茨·纳尔逊负责给大家做饭，将来也可以和大家分摊好处。
“永别了，麦克尔。”她喊道，声音里带着一种绝望的调子。
当时，找金矿的浪潮正在向北涌向阿拉斯加，汉斯·纳尔逊和他的妻子身不由己地被卷进了这股潮流，涌向了克朗代克。1897年秋天，他们到了迪亚，因为没有钱，不能够带着行李穿过契尔库特山隘，再从水路到道森。因此这一年的冬天，汉斯·纳尔逊就干起了他的老本行，帮着大家一起建设这个应运而生、供应行李用品的史盖奎镇。
她用全身的力量去推那个木桶，可是推不倒它。
伊迪茨·纳尔逊这一路上遇到的意外太多了，也锻炼出了她的眼光。凡事她不但能看到湖光水色中明亮的一面，也能看到当中隐蔽的阴暗面。她活了那么大，没有下过厨房，可是眼下，她居然学会了不用胡不花、酵母就可以做出面包，还可以在火上用普通的锅烘烤面包。遇到连最后一块腌猪肉都吃完的时候，她能够果断地用鹿皮鞋或者行李里任何一块硝得比较软的皮子做成代食品，让她至少可以保全性命，继续勉强前进。她学会了套马，套得和男人一样好——这种事会让每个城里人干起来都要灰心的，她知道什么行李用什么样的方法捆扎。她甚至能够在瓢泼大雨中，用湿木头耐心地生起火来。反正，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她都能够应付。可是眼前，最大的意外还没有到来，她也就还没有受到大的考验。
“汉斯，快！帮我一下！”她无力地喊。
“我要辛辛苦苦地干上一阵子，要攒一点钱，然后就到科罗拉多去一趟。”新婚的第二天，他和伊迪茨说。一年之后，他们果然到了科罗拉多。汉斯·纳尔逊第一次采矿，就染上了采矿的癖好。他到处寻找金矿银矿，走遍了南北达科他、爱达荷和俄勒冈州的东部，然后又到了英属哥伦比亚的崇山里。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宿营，伊迪茨都和他在一起同甘共苦，共同操劳。她做家庭主妇时养成习惯走小步，现在已变成了登山越岭的大步流星。她学会了在危险面前用冷静的眼光和清醒的头脑从容面对，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在意外面前不知所措。凡是恐惧，都是因为无知，这是城市人的通病，它让人变得和笨驴一样愚蠢，一受惊就僵在那里手足无措，想不到去搏斗；要不就吓得到处乱窜，挤成一团，连路也能堵住。
她觉得她最后的一点力气也快用完了，可木桶就是不动。汉斯连忙跑过来，一下子把木桶从邓宁脚下推开了。
住在芝加哥的时候，她的女主人看中了那里的社交生活，伊迪茨·惠特尔塞看中的是另一个方面；她向女主人辞掉了差事，变成了伊迪茨·纳尔逊太太，之后显露了一下她的才能，也许只是稍微的一点点，她能够从容地应付意外，而且应付自如。汉斯·纳尔逊是个瑞典裔移民，木匠出身，在他身上充分展示了条顿人锲而不舍的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精神，这个民族才不停地在进行着伟大的冒险事业。他身强力壮，头脑迟钝，却有无穷的上进心，他所具有的忠诚和爱情，和他的体魄一样坚强。
她立刻转过身，把手指塞到耳朵里。接着她凄厉地笑起来，声音像金属。汉斯被吓了一跳，他也经历了这场悲剧，可是从来没有受到如此的惊吓。伊迪茨终于垮了，即使她现在神志不清，她也知道自己垮了。有一点使她高兴，她总算在这意外的环境里撑过来了，而且做完了一切。她摇摇晃晃地走到汉斯面前。
伊迪茨·惠特尔塞生活的环境就是这样的，平平淡淡，一点事都没有。二十五岁那年，她陪着女主人到美国旅行了一趟，这也不算什么。一切都是那么顺当，按部就班，只不过方向不同而已。这条横跨大西洋的路非常平稳，所以，虽说是海船，不如说是一座宏大的、有很多宽走廊的旅馆，在海里平稳迅速地移动，它用它那沉重的躯体压住了汹涌的波涛，让海洋变成了单调平静的磨坊水池。到达彼岸之后，这条路在陆地上继续向前——这条路很体面，每一个角落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每一个该落脚的地方都安排有旅馆，旅馆与旅馆之间，还安排了许多装了轮子的旅馆。
“扶我到屋里去，汉斯。”她勉强地说出了这几个字。
文明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迫使环境服从人类的规矩，直到它驯顺得像机器一样听话。麻烦的事不会有，意外也在意料之中。人能够淋雨不觉得湿，冻着不觉得冷，就是死神，也没有那么可怕和突兀地潜伏在你的四周；这一切早已成了一出事先编排好的戏，一幕一幕地顺利地演到进入家族墓地的那一场，一人一场，代代如此，那墓门上的铰链都不会生锈，连空气里的灰尘都来不及停落。
“让我休息休息，”她又说，“就让我休息休息吧。”
不过，适于生存的人也不少，这些人迷了路，或者由于一些原因被迫离开了自己所熟悉的安定环境，正走在一条陌生的道路上，他们能使自己很快适应新的生活。伊迪茨·惠特尔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在英国的一个小乡村里长大，那儿的生活一向平静，人们循规蹈矩，一旦有人做了不规矩的事，人们不单单感到意外，而且觉得离经叛道。她工作得很早，那是那儿的传统，还是少女的时候，她就给一个贵妇人做侍女。
于是汉斯搂着她的腰，架着她，一步一步地引导着她无力的脚步，穿过雪地走了回去。可是那些印第安人没有走，他们依然站在那儿，严肃地看着白人的法律如何让一个人在半空中荡来荡去。
眼前的东西很容易看到，意料中的事情做起来很顺手。没有哪个人不愿意过安定的生活，正是一动不如一静。人类越文明，生活也就越安定，在文明的社会里，事情都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很少有意外。可是，一旦有了意外，情况再严重些，那些弱一些的人就遭殃了。他们预料不到那些事情后面的事情，对付不了意外，更不能改变些许原来的习惯，来适应新的、陌生的生活方式。反正，到他们所习惯的生活再也过不下去的时候，就只有等死一条路了。